包拯
《铡美案》是京剧艺术中最获青睐的一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包拯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广为流传。包拯的脸谱黑白分明，很是扎眼，黑、白、红三种颜色的铺陈会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凭心而论那绝对是一副狰狞的面目。然而，这份狰狞却是中国人心中的一副正义的图腾，和钟馗一样，那份丑陋和威严被人民顶礼膜拜，千百年来被颂扬被敬仰，因为那是正义、公平、神圣的保护符。
历朝历代，包拯从来没有被官方宣传和歌颂过，因此，关于他的一切更多都是见于稗官野史，所有的传说都是人民的口头相传、脍炙加工，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这个人的故事正是人民积淀千百年的对于正义的期盼，这个人的名字也体现了人民对于政权官吏的崇高理想，在民间，人们更喜欢称他为“包青天”。
南宋开封建府开衙一百多年，也走马灯似地换了一百多个知府，包拯在任不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然而，如今在开封旧地的知府名录石碑上，唯有“包拯”那两个字已经没了任何印迹。去问工作人员，原来，每隔一些年都要把包拯的名字重新刻一次，可来这里的人都要去抚摸这个名字，天长日久，那“包拯”两个字又会被磨成平平光滑的一块，看不出任何痕迹。可以想象，每一个中国人伸出恭敬的手，轻轻抚摸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心中一定是激动不已、感慨万千的，那一刻，一定会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正义闪电划过心灵深处的苍茫天际。
历史上的包拯是个白面书生，并不是个长相丑陋的人。可为什么，人们心中的包拯是漆黑冷峻的面孔，慑人魂魄的眼神，眉心还有一道深深的弯月伤疤呢？
早在秦汉的时候，黑色代表着巍巍皇权中枢正统，传统的中国文化，这是一种代表着威严、凛然、深沉、不可侵犯的颜色。中国人相信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极丑的相貌反而寓意着贵不可言、天赐神授的力量，可以扶正驱邪、弘扬正气。而那眉心的一小块弯月，正是明月高悬、纯洁清明的象征。如此想来，不但是包拯的生平传说，即便他的相貌，也是中国人心中对于正义象征的荟萃。这种被民众理想化甚至神化，集正义、公平于一身的官僚人物，在中国的文化里，唯包拯一人而已。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期盼正义的权利和公平的宿命，然而，没有一个民族把他们心中的正义官吏称为“青天”，而且千年传颂。西方最有想象力的哲学家康德仰望苍穹，想到的也只是投身其中而非庇护。要知道，包拯这个人即使在有关他的一切传说里，也不过是秉公执法、不畏权势、伸张正义、为民做主而已，他不是一朝天子，也没有显赫军功、捍卫疆土，甚至也没有改革体制、造福苍生，听遍他所有的故事，归根结底，包拯不过是一个恪尽职守、明察秋毫、清廉为官的朝廷命官而已，那么，这样一个没有丰功伟绩的人，被人民当作青天来信仰、当作英雄来传颂，乃至奉若神明，就是一个值得思忖的现象了。
中华民族，这个数千年来繁衍生息在世界东方的民族，具备蓬勃的生命力和非凡的创造力，这个民族的强大和悠久在世界民族之林也是首屈一指。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我们这个民族也是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战乱频仍，屡经忧患。在天灾人祸的侵扰下，中华民族也历练出了一种达观骁勇、深沉内敛、处变不惊的独特气质。表现在她的人民身上，这就是一种知天命、守本分的忍耐和辛劳，他们的精神世界存在一种对于外部社会强烈的归依渴望，就是对于正义、对于公平、对于清明、对于安定的追求。在包拯这个精神偶像身上，就可以发现，他们的追求并非高不可攀，期盼改天换地，他们只是要一份安居乐业、各司其职的安全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是对于政治司法的最高期许，即便“死生有命”，但邪不压正、人间正道也就善莫大焉了。
于是包拯的传说成为这个民族生活中的图腾和信仰，那份执著和坚持，凸显的只是民众的善良而已。
《铡美案》的舞台效果精美绝伦，每次包拯的唱词高亢传来，那惊堂木的声音从舞台的纵深清脆响起，我都痴迷于包拯那黑白鲜明的脸谱，仿若置身五行外，那脸谱分明就是一张神秘的图像符号，内含一种森严的力量蠢蠢欲动。
与戏剧无关，舞台下面黑暗角落的我，常被一种悲悯和浩荡所感召。
如同在台湾的《快雪时晴帖》，在大陆的《中秋帖》、《伯远帖》一样，这不是一种孤悬与时空的悲凉，而是一种两情相悦、翘首相望的大思念，“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默契和千丝万缕，海峡茫茫都是望穿秋水水无声，望眼欲穿穿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