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同仁堂乐家后人口述
一、乐曙青访谈录
第一次 时间:2002年12月11日
地点:北京安贞里小区某居民楼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郭松义、金玲
第二次 时间:2005年4月4日
地点:同上
访谈者:定宜庄、郭松义
[访谈者按]乐曙青先生是乐家四大房中老大房即乐孟繁一支下的后人,乐孟繁的长子名乐小庭,乐小庭又生四子,乐曙青的父亲乐益卿,就是这四子中最小的一个,详见序言中的族谱。
乐曙青,1938年出生,是乐益卿的长子,北京某中学会计。在我们这部口述史中,是年纪最轻、对同仁堂诸项事务亦未直接参与的一位,而我们之所以将这篇口述作为本书开篇,是因为这篇口述,是我们对乐家这个老药铺采访的开始,也是使我们对同仁堂这个老字号的经营管理、生活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产生浓厚兴趣的开端。正是由于我们当时对一切都不熟悉,所以乐曙青先生对这个家族、这个店铺的介绍,就相对具体全面,作为本书入门也比较合适。尽管如此,由于所涉关系、头绪仍然相对复杂,也还是需要读者的细心与耐心。再者,本书上篇口述的顺序,依照的是乐家的族谱,即老大房在先,二房在后,本来我们还希望继续采访乐家三房、四房的后人,可惜限于种种条件未能如愿,洵为憾事。
20世纪70年代的乐曙青夫妇(乐曙青提供)
乐先生这两次口述的内容丰富而生动,其中最令我感兴趣之处有二。第一,是同仁堂作为各房子孙供奉的大公中、各房自行开设的铺子为小公中的经营方式,这对北京工商业史的研究当有一定价值。第二,是他们各房子孙的生活方式,其中最有兴味的,就是大房与四房的“洋派”。乐先生具体形象地描述了京城中这种富商巨贾的洋派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作为一个售卖中药的著名商家,生病却去看西医、吃西药,并与当时国内外一流的西医医生多有过往的事实。而乐家本身的几大房也有洋派与守旧派之分,旧中有新、新中有旧,正是京城百年变迁的真实写照。
乐家老铺虽然位于前门之外,但大房这支自乐曙青的祖母一辈就已在东城的什锦花园购置房屋并定居于此,并与内城的豪门富商建立起各种错综密切的关系,也是很令人感兴趣的内容。
按:金玲是乐曙青之妻,我与乐曙青的几次访谈她都在场,她是清朝肃亲王的后人,但对家里的事已经一无所知了。[1]
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您是同仁堂的后人,同时也是一个老北京人,我想了解的,是您的生活经历,是从您的角度反映出的当时的北京。我不是想向您了解民俗,每个人眼里看的民俗都不一样。也不是像您所说的,是让您讲资本家的发家史,或者资本家怎么跟随共产党的历史,像你们家乐松生那样的。
乐曙青(以下简称乐):我跟您说句实话,我生活的面很窄,那阵儿上下学啊,家里有洋车,由车夫给送去,再接回来,后来是自己骑自行车。街上卖小吃什么的,我从来没吃过。
定:从来不知道街上卖什么小吃,这也是一种生活啊。
金玲(对乐):这回我明白了,就是让你讲你的生活圈子,你接触的那些东西,你的感受,能说多少你就说多少,不一定非得说同仁堂。
定:对。
乐:很可惜的就是老人都在的时候我没问过,老人跟饭桌上也很少说这些事。你说人家都是痛说革命家史,我们家这算什么?
1.影影绰绰记得的事
定:您最早的祖先是从什么地方到北京来的?
乐:影影绰绰好像是,听我二爸爸,就是我二大爷说,我们老根儿好像是浙江镇海,是个郎中啊,也是摆药摊,走街串巷呀,怎么到这儿卖药啊,怎么让人看上了,怎么逐渐地发达起来,怎么最后起的家呀,反正就跟东来顺差不多。——这个说不了。
定:您的老祖当时就已经做药了是吗?
乐:过来他就是卖药。他挨街卖药的时候是小买卖。同仁堂原来那个老宅,打磨厂新开路,就是现在同仁堂制药厂,那个地方我们姓乐的叫作老宅。老宅的祖先堂里头供着两个,一个叫作姑妞妞,就从姑妞妞下来没有男的,就这么一个女的了最后,后来她怎么发起来,特意供她一个牌位,最后公私合营以后这祖先堂就没拿出来。
定:您说这姑妞妞是你们的祖上了?
乐:对。是哪一代说不出来了。只有这么一个女的,没男的,当时。后来怎么接上的就不知道了。我父亲管她叫姑妞妞。关于她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
定:您老祖的时候还没发起来?
乐:最早时候他没发起来,后来发起来了又背了债了,又完了。最后就剩下那女的,后来中间又怎么起来了,到什么时候又不行了,又不行了又借债。
郭松义:同仁堂后来改姓了,好像卖出去了。
乐: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同仁堂解放以后还打过一次官司。跟同仁堂一个职工,张炳鑫,他说我们祖上,当时开支不了,借过他们家的钱,说我们没还,所以同仁堂应该有他多少多少,最后他打输了。同仁堂借债很多,最后都还完了,就由乐达仁,把同仁堂借债的借据,他也不知怎么弄的,都裱上,横幅,前边还来一段话,就是卧薪尝胆吧,意思是你别看现在,想当年咱们这么困难。给了四大房一房一份。我们这房的那份后来让乐东屏要去了,可能给了同仁堂了。我本来想拿回来给郭老(指郭松义)看看,可是他再也没还。
定:现在您再问他要呢?
乐:现在他死了。
定:……这个老宅子什么时候建的您也不知道?
乐:什么时候建的这个老宅,这我不知道,最后它套得很大呀,一块一块一块套进来,挺大的一个院子。那都不是一下子买的了。那阵儿叫新开路19号,它是坐西朝东,进门儿以后这儿有一个中式楼,两层的,再往里走那边是个花厅儿,我大爷住在花厅儿。花厅儿再往里走就是我父亲的房子、我五大爷的房子。西厢房就是二爷的房,二爷房里的窗帘盒弄一个大金龙,擦得锃亮。然后是乐佑申的那间房子,一进门这边有点假山石。还有哥儿四个掏钱弄的洋客厅,那阵儿有洋客厅有中式客厅,洋客厅就是有沙发啦乱七八糟这套,中式客厅就是硬木桌椅这些东西。
金玲:一共几层院子?
乐:不知道,那院子大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逛全过。小时候去过,那阵儿他们在那儿办公啊,那阵儿不叫经理室、厂长室,叫公事房,我们上那儿玩去,那边的房就是祖先堂,老祖宗的牌位都在那边,这边的是账房。新开路现在唯一留下来的一个是北楼,其他的都拆了。这楼好在哪儿呢,是中式的面儿,西式的里儿,里边有卫生间。窗户都是双层的,盖得相当好。结果1954年同仁堂公私合营的时候,住在老宅里边的人叽哩咕噜全滚蛋了,全出来了。那房也充公了。变成药厂以后,嘁哩哗啦一拆……
定:你们家后来怎么发起来的?
金玲:不就是给宫里送药么,就发起来了。就是给我们家送药。[2]
乐:这宫里什么时候瞅上同仁堂的药了,这我也不知道,没问过。慈禧只是赏过一个“小白龙”,是个名字。就是同仁堂有个水会,叫作普善水会,宫里什么地方着火了,普善水会去了,救火。那个水车是德国的那种,唧筒(旧时为天棚降温用——鄂复明)似的,用人压,玩命一压呢,打得也远,也比较卖劲,这样就封了一个“小白龙”。[3]
定:那跟这卖药没关系。
乐:没关系,就是同仁堂做了点所谓的善事吧。南城那儿有个普利小学,打磨厂里头,后来叫新开路小学还是什么,那也是他们办的。舍药,舍药很多,点路灯,关街的话两边是沟,不好走,晚上大栅栏点那个路灯,晚清的事。
郭松义:舍药、点灯当时是有钱人都要做的。我小的时候一到冬天,晚上黑得早,天灯,用竿子挂在那儿,过路人可以把灯取下来,拿回家,然后第二天你再拿回来。夏天就是舍药,那种药水,药铺里头,杭州什么堂啊都搞这个东西。都是这样。
乐:到了清朝以后比较晚一点,我的老祖好像就捐了个官儿。在老宅一进门儿,那是坐西朝东的,门上有一块匾,“文魁”两个字,这是拿钱买的官,给了一块匾。这我怎么知道呢,大爷说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到六铺炕这儿去看大爷,他说的,我就觉得跟他接触得太晚了,要是早一点的话,知道的东西可能更多。
定:同仁堂制药厂那地方我倒去过。
乐:您走的是打磨厂路北那门吧?路北的门原来不开,原来开的是路西的门,新开路。路北这门为什么不开呢,有一年,大年三十还是二十九,晚上有什么拱门,打开一看呢,是个猪,所以叫肥猪拱门,把这个猪弄过来以后就不许宰了,一直养到老死,那个门就不再开了。吉利呀。反正有这么回事儿。
定:你说分四房是父亲那辈还是爷爷那辈?
乐:我父亲的爷爷那辈。我父亲的四个爷爷上边,就是我那个老祖乐印川,好像还应该有一个叫乐槐亭,又叫乐平泉。我就不知道这乐槐亭和乐印川、乐平泉是不是一个人。[4]那是同仁堂公私合营以后,原来在里边住的人往外搬,就把一批东西送到我们家去了,比如说影像,那会儿没照片呀,画的影像,还有一大把扇子,现在要看起来,那扇子起码是清朝的。反正扇子上有一个“槐亭”。槐亭底下就是衍亭了。槐亭和衍亭是差一辈还是差两辈呀,这中间有一个印川,是名字叫印川、号叫槐亭呢,还是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
乐印川就一位夫人,生了八个孩子,四个儿子四个女儿。这四个儿子呢,就分成四大房,就是说我爷爷的父亲他们是哥儿四个,名字中间的四个字是孟仲叔季,底下的字儿都一样,孟繁、仲繁、叔繁、季繁,这是四大房。到我这儿是第五代了,五服的第二房。
同仁堂的祖训,你要是开买卖,就不许不开药店。不许开饭馆,不许当官刮地皮,不许养丫头,不许开当铺。但是后边这两条没执行得了。
定:他们这几支哪支是继承祖业开药店的?
乐:都是股东。
2.老大房:乐仁堂、宏仁堂
定:那您就从四大房讲起好吗?
乐:我们这房是大房,老大房。我爷爷的父亲是老大房的头一个,叫乐孟繁,也叫乐衍亭。乐衍亭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乐小庭,是我的亲爷爷,一个是我叔爷爷,乐均士。老大房是长子,长房,认为应该是得势的,实际上不是那样。我爷爷的父亲神经有点毛病,到我爷爷乐小庭就有点遗传,所以不受祖奶奶的宠爱。有点像清朝那样,不重长子,不是说长子就当皇太子。(乐衍亭)八国联军的时候逃难——英法联军还是八国联军我忘了,逃难到山西,回来的时候就死到那儿了。乐小庭底下有四个儿子,头一个是乐佑申,也叫乐禔,还叫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二儿子叫乐西园,实际上他应该叫乐云樵,第三个是乐同的父亲叫乐笃周,也叫乐衍孙,乐衍亭的孙子。乐松生的爸爸叫乐达义,又叫乐印孙,是乐印川的孙子。还有小二爷,是我叔叔了,他是乐朴斋的孙子,乐朴荪。
金玲:都把名字带出来。
乐:对。再一个就是我父亲,老小,名叫乐国俊,又叫乐益卿。我亲爷爷死的时候五十多岁,我没见着。他的弟弟乐均士呢,是个念书人儿,考取个什么进士没有我不知道了,他所有的孩子,全部都送到法国去了,甭管学成学不成,都送出去,只有他本人没有,还在这儿。他娶了四个还是三个媳妇。第一位夫人生了两个孩子,第二个夫人是史可法的后人,住史家胡同,生了三个,这都死了。后来又娶了一个,最后娶的这个姓廖,广西人,达仁堂的两个资代——资方代理人,就是他们家的,一个叫廖东生,一个叫什么我给忘了,我叫廖七叔、廖十叔。这两个资代要按辈来讲,应该比我父亲他们大一辈儿。廖七叔好像在辅仁大学教书,教国文吧。
老大房的企业有乐仁堂、宏仁堂。开的第一个药店,就是乐仁堂。开始叫乐寿堂,后来换成乐仁堂。这个乐仁堂是我爷爷的钱和我叔爷爷的钱两家合着的。老大房里也分大公中、小公中,大公中是乐仁堂。乐仁堂由谁管呢?乐均士的孩子没有在国内的,都在国外呢,所以由乐佑申,我的亲大爷,管这个。乐仁堂的总号在天津,分号在西单。乐仁堂不错啊,分号可不少,什么石家庄、保定,都有。乐仁堂后来是老大房的,老大房的最后就变成了乐佑申的,算是他一个人的。但是公私合营以后给股息,别的房多少他得给点。(乐小庭)这边的哥儿四个,(乐均士)那边的哥儿几个,他都得给点,但是他是大股东。我这个大爷呀,我们姓乐的来讲,是长房长子长孙,他岁数大,所以他知道的事多。大伙儿对他都嫉妒在哪儿呢,因为老祖最喜欢他,来客人的话他可以上桌吃饭,其他的孩子都不能与客人一桌。但他跟弟兄之间的关系都不好。
小公中是宏仁堂,拿的是奶奶的钱。奶奶是乐小庭的夫人,奶奶没了,就属于这哥儿四个。这哥儿四个呢,就是乐笃周管上海和南京的同仁堂,北京坐镇的是乐朴斋,所以我父亲没事。然后又拿奶奶的钱买了什锦花园,25号、26号这两个院儿。
定:奶奶怎么那么有钱?奶奶是干吗的?
乐:奶奶什么事儿也不做,家庭妇女。奶奶管家呀,长房长子长孙呀,奶奶管钱。
定:奶奶是什么地方的人?
乐: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不是安徽人就是扬州人,都是那边的。——反正是,剪子巷您知道吧,南剪子巷,这一拐口往东,这一串全是,中间就夹了个煤铺。周围都是我们家,几个院套过来。
定:什锦花园的房什么时候买下来的?
乐:这我不知道了。是乐笃周买下来的,他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呢? 25号正院正房有块匾,叫笃行堂,一瞅见这个,就买下来了。
定:你们这一支后来主要是住在什锦花园吧?
乐:对。他们在新开胡同那儿都有房,直到公私合营以后说你得搬了,这才嘁里胡噜把东西都搬到什锦花园来。可是乐佑申不住那里头,为什么不住呢,他跟那哥儿仨弄不到一块儿,他特别能搂。到了1958年,东城区成立,东单和东四合并,东城区政协需要地方办公,找我那二伯父乐西园,他当时是政协委员,就搬出来了,一搬出来完了,“文革产”了。
金玲:什锦花园的房到现在还没给我们呢,30多年了,不给。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不理你。
定:谁占着呢?
金玲:三个单位呢,同仁堂集团,还有一个服装公司,东华服装公司,还有东城区的什么……
乐:那个涛贝勒(即载涛),涛七爷他们家,在旁边住,由什锦花园往北,路西的那个胡同。
我父亲他们亲哥儿们四个,我父亲最小,最受奶奶疼,最干什么都不行,公子哥儿,现在话叫秧子,什么都不会,也不怎么念书。然后就在家当老爷呀,无所事事,什么也不管。创业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乐笃周,我的五大爷,我父亲这辈的老三,值得写的,就是这一个人。[5]乐笃周这人哪,是很有魄力的一个人,后来在南京开了个同仁堂。同仁堂原来在北京,北京是满清政府的首府,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府,所以他说南京也应该开一个。南京同仁堂是姓乐的开的,你不承认不成,正牌的东西呀,工人都是由北京调过去的。最后配药的药材同仁堂不给,从北京宏仁堂给。上海政协还是江苏政协写过他的东西。但是其他房对他都有反感,管他叫鸡爪子什么的,那是胡说八道。他们这反对那反对,最后南京同仁堂的股息来了他们谁没要?那个人(指乐笃周)从来不认为人家是坏的,跟他不对付的人,要是到上海去,到南京去,也全部是他招待,住到他家里,连生孩子他都管。
今天的什锦花园43号(宏仁堂旧址)(定宜庄摄)
金玲:爱买东西。我去过他那儿,那几间房子,哎哟就跟百货大楼似的。车一大溜,连拐杖都是……
乐:他买那么多东西干吗?送人。您要来了,说哎这支笔不错,马上就送您一支笔。他也好点古玩,也好交际,就这么个人。他在欧洲美洲的转了一个弯儿,回来以后就开了眼界了,他自己上祁州药市采购去,他认为要弄中药,就应该把中药弄成托拉斯,可是他这一个愿望始终没实现。南京您去过么?
定:南京我去过。南京同仁堂没进去过。
乐:南京同仁堂里边的设备全是洋派的。电器一律都是西门子的。
定:您说的是过去还是现在?
乐:过去呀。日本时期之前啊,日本占领之后一把火整个儿烧了。现在还在那地方盖了一个,都是洋味儿的。
我们老大房是洋派的。我们家和外国人交往还是挺多的。为什么我们老大房的孩子留法,四房乐达仁的孩子留德呢?八国联军来了以后,除了意大利人不错的话,还有法国人不错。那阵儿电灯公司不叫电灯公司,叫电灯房,天津有法国电灯房,我们天津的房子就在法国电灯房旁边。我叔爷爷乐均士的大儿子,叫乐夔,他是学药的,那阵儿好像是博士,所以回来自己在天津开个药房,他娶的是法国老婆。他媳妇在天津法国医院做大夫。那阵儿的大夫分工不像现在这么细,我就是她接生的,我们家好几个孩子都是她接生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乐均士的大女儿,嫁给彭志云。彭志云是原来国民党的葫芦岛督办还是什么,他是留法的,从政了。
八国联军(来过)以后北京的外国人多,外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学校,我们叫法国学校,以法国人为主,在东单三条,路北,里边有个教堂,后来是纺织局,协和医院的后身。乐同(乐笃周之子)小时候就在那儿上学,所以他们的外语都非常好,从小学就跟外国孩子摸爬滚打出来的,要问他这外文为什么这么说,不知道,到这儿我就知道应该这么说。我父亲那代呀还有家馆,私塾,有个吴老师,之乎者也的。这是我哥哥他们那辈儿。反正从上一辈来讲,是全部都送出去,我父亲这辈,乐笃周和乐佑申都留过洋,正好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回来了,没留成,转个弯儿。我们这辈是有机会能出去就出去,我的堂兄堂姐的,洋派的多,燕京(大学)毕业的多,出国的多,原来的话叫崇洋媚外。就我父亲这支,我们哥儿几个一个没出去。可是我们都上的洋学堂。我们这辈女孩子上贝满[6],男孩子上育英。乐松生上的是不是汇文就不知道了,他没念完。乐侠,我的堂兄,二房的,他们都是育英的,解放的时候乐侠好像是上高中,没念完,南下了。他们那房革命的不只是他,乐达鹏在清华念,解放了,没毕业,南下了。
定:你们一个资本家,怎么还那么多人革命去呀?
乐:那阵儿家庭管得不是很严。我们家也有国民党的,一半一半。
定:您父亲后来就一直在家待着?
乐:解放前在家待着,什么也不干。抽大烟,国民党来了以后不许抽大烟,就下决心戒了。解放以后说你这么待着不行啊,正好同仁堂没人,就我父亲没事,得了,把我父亲弄去了,跟乐松生(四房的,详见下文)俩人,当经理,实际他外行,还得仗着人家那先生。他也就是挂名拿钱吧,为什么公私合营以后留下乐松生和乐益卿两个姓乐的资方代表?就因为乐松生和乐益卿没有事情。同仁堂不是1956年公私合营的,是1954年公私合营的,试点。[7]国药业是同仁堂,饮食业是全聚德,绸缎铺是瑞蚨祥。
我前头那个母亲没生养,我是我父亲续弦以后才生的我。我父亲四十几岁得的我这头一个孩子。我就算老大。然后我弟弟正好是日本投降时候生的,1945年生人,属鸡的,我跟我弟弟差7岁。我1938年5月份出生,正好是“七七事变”第二年,花园口决口,把天津淹了,我就从天津搬到北京来了。从那儿到现在就没有再回到天津住了。我跟我爷爷奶奶没见过面。我自记事基本上就是解放以后了。
所谓的大宅门不就是同仁堂,那阵儿王府也叫大宅门儿。大宅门儿之间,又是老北京,经常互相走动。你像张寿崇的弟弟,他媳妇就是岳小鹏的大闺女,岳维桢,我叫大姐么。北京啊我知道的,和我们家有关系的,一个是当铺刘,一个是梳头刘,给慈禧太后、给王府他们梳头的。还有算盘刘,等于跟皇上的账房一样,就跟我们家没关系了。乐笃周的第一个夫人,娶的是当铺刘的闺女,就是您访问过的刘汝舟的四姐,娶过来一百天死的,死在新开路老宅。得什么病死的不知道,说是受不了洋派儿,憋闷死的,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就不知道了。反正他们那阵儿都是洋礼,结婚也是洋式的。当铺刘的闺女嫁给乐笃周,梳头刘的闺女就嫁给我二大爷乐西园。我这二大爷和梳头刘的闺女什么时候结的婚呢?正好是光绪和慈禧前后天儿逝世,那叫国孝,三年不能结婚啊,知道这个信儿以后那天的晚上就雇青布小轿搭过来,就结了婚了,这是抢亲。我这二大妈,就是梳头刘这闺女,同仁堂乐二奶奶,京里提起来没有不知道的,最出名了。长得漂亮,能骑马能玩儿。她养了三个孩子,大哥乐序,二哥宝格,这两个都是留法的。一个死在法国,一个跟国民党跑台湾去了。还一女儿,叫华生,嫁给曹汝霖[8]的儿子,曹君实,是曹汝霖的儿媳妇。曹汝霖从北京走的时候上我们家,从我们家吃最后一顿饭,关厨子给做的,所以我跟曹汝霖同桌吃过饭。那阵儿北京就快解放了,隆隆的炮声响了。
3.二房:永仁堂、沛仁堂和怀仁堂
乐:二房是谁呢?《地下金库》这电影您看过么?
定:……
乐:永仁堂您知道么?
定:……
乐:永仁堂的老板,那是二房的。新开路胡同的同仁堂老宅分东院和西院,西院就是同仁堂制药厂,还有一个东院,就是后来的北京象牙雕刻厂。东院原来是二老爷住的,最厉害的就是这二老爷,既叫乐仲繁又叫乐朴斋,我为什么记这么清楚呢,他们老一辈开玩笑,管他叫乐卟嚓。
定:他们家人特能起外号。
金玲:老开玩笑,一吃饭把我们乐得吃不下去都。
乐:他一瞪眼:“这是我的”,老宅这东院他占了。同仁堂公私合营,这东院让他卖了,然后他就买了房,在大阮府胡同,百货大楼后头,搬那儿住。再后来“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同仁堂没鹿,我一说要得罪人,同仁堂原来有鹿,怎么没鹿了呢,就是二老爷:“这是我的”,全都是他的,所以永仁堂有鹿。
二房的三支,按他们老一辈排,是乐十一、乐十五、乐十七,二房的话就是这么三股。
十一老爷的孩子叫乐朴荪,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拉胡琴的,我们管他叫“胡琴儿”,胡琴拉得好,给梅兰芳拉过胡琴,还到日本。他原来有个药铺,叫沛仁堂。二老爷搬走以后,乐朴荪没动窝儿,还住在老宅子里头,住的是西楼。后来日本刚一投降,公私合营之前他就不在新开路胡同那儿住了,就搬到东总布胡同。现在仿膳饭庄那个小院儿,过去是他租的房。他会做饭,他是中西餐都做得好。他要是到丰泽园吃饭的话,他下厨房炒菜,不让那厨子炒,人家还得跟他学。
定:你们家祖训不是不许开饭馆么?
乐:就是因为不让他开啊,他要开饭馆呢,可以展现一下他的手艺,不至于穷得叮当大响。刚开始那收音机还比较稀罕,他那儿就有各种收音机,而且有自动换片的唱机。我记得很清楚,他那唱机有多大呢,就得有这半拉柜子这么大,六个盘,那个就搁硬币呀,您想听几个唱盘就塞几个,从那儿塞进去,有个轴,那个机头啪啦掉下来,这块转过来,这儿唱,唱完了以后,这机头一抬,这咔咔咔一掉,可以转六个。
他还买了一个“土豆”,日本车,尼桑,我们管它叫土豆,一个缸。就跟那吉普车似的,一开起来突突突突,连蹿带蹦,他就好这个。
这主儿的特点呢,就是超前,今儿得花明儿的钱,是挣一个子儿花六个,反正从来都是他该人家钱。但这人非常好,用二爷的话来讲,二房忠厚的主儿就是这个。他有俩媳妇,大媳妇是死了是跑了我忘了,他大儿子、二儿子和大闺女都是大媳妇生的,大儿子叫大庆,大闺女叫梅宝,这两人都跑台湾去了,二儿子留到这儿了。
第二个乐十五,乐咏西,我们称十五爷爷,官称十五老爷。他有俩媳妇,不是续弦,十五姨太太,晚点娶的。他开的是永仁堂。老先生好听戏,因为那时候电影少啊,他爱照相,最早照相呢他就有了,他照彩的那种毛玻璃板,在永仁堂的柜堂上边摆一圈儿,四大名旦,他照了不少,最可惜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给砸了,那留到现在都是文物。乐元可和乐孝先,小名叫大横儿、二横儿,解放以后又在东四那儿开了个恒仁堂。
第三个是乐十七,乐东屏。他辈儿大,岁数小,死了没几年,八十多岁吧。我父亲他们都管他叫老叔。现在同仁堂制药厂里唯一留下的那个楼,就是乐东屏的楼,北楼。西四那地方有个怀仁堂,是他开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是同仁堂的顾问。二房的大买卖就这么仨。
4.三房:宏济堂、乐舜记和继仁堂
乐:二房和三房比较守旧一些,尤其三房就更守旧。
三房是乐靖宇,也叫乐铎,四老爷。乐靖宇使了两个丫环,一个叫同儿,一个叫平儿。到解放以后了,丫头岁数都不小了,人家家里来人问了,您是怎么着,您要不收房,要不收房我们该出嫁了,这么样他收了一个同儿,平儿后来嫁到平谷那边去了。
我的三老祖对乐靖宇不感冒,不喜欢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后确实就跟那(电视剧)《大宅门》写的似的,把他挤对得待不了了,一个人就从新开路那儿出去,就到了山东了,到了山东举目无亲,身上衣裳肚子干粮,怎么办,在那儿碰见一个好事儿,就是他后来这个四太太,我叫四奶奶,但是,不是他原配。
定:电视剧里说是妓女。
乐:不是妓女,但是她有势力,她不是官府的势力,咱们叫黑白两道,黑道上她有势力。她那鼻梁是折的,是打架打的还是怎么回事,我父亲他们就给她起一个名,叫折鼻梁子,也叫瘪子。她还一外号呢,叫铛铛车,就是北京原来的有轨电车,她山东人,有山东口音,说话慢条斯理。她什么都慢。同儿呢,说话快,外号叫吉普车。这折鼻梁子个儿不太高,但长得很漂亮。她特别喜欢我这爷爷,她说我在这儿帮你开个药铺,所以在那儿开了个宏济堂。驴皮膏知道吧,就是阿胶,补血的。山东东阿县,都得使黑驴的驴皮,而且东阿县哪一个村的井水,反正都有说辞。宏济堂的驴皮膏是最好的,他就以卖驴皮膏出的名。宏济堂是他独资呀,挣的钱全是他的。而且从我们姓乐的来讲,乐靖宇是一个会看病的人,他会中医,也许是在山东那几年挤兑出来的。而且他也好读古书,他家里古书挺多的。这人挺好,大高个儿,特点是长得鼻子特大……折鼻梁子就成了他的太太,但是回来以后三老太太不承认。
定:这个儿子,他们家不是不要么?
乐:后来有出息了,叫衣锦还乡啦。三老太太又在这儿给他娶呀,那个瘪子也一直跟他,到了儿他不能跟她结婚,但也不能把她甩了,因为他要把她甩了,就没他的今日。他念她的恩哪。
定:那这个瘪子什么时候死的?
乐:“文化大革命”以后。差不多八十多了。我见过。她没生养。乐靖宇那个原配夫人有生养,有俩儿子,一个叫乐绍虞,一个叫乐铁庵。后来又娶了一个媳妇,也有生养。
乐靖宇还有一个弟弟九老爷,我叫九爷爷[9],死得早。他喜欢一个妓女,叫女仙姑还是什么,迷得不得了,她那旗袍从这儿到底下三十多个纽子,全部都是钻石的,他就捧人家,最后人家跑了,他傻眼了,最后就死了。他死了没后人,就由四老爷乐靖宇把大儿子的孩子乐守勋,过继给他,长子不能过继,宏济堂就继承了继仁堂和乐舜记的财产,灯市口东口路东的就是继仁堂。可是他继承完了就也病了,那钱也没落下。所以三房是一个宏济堂,北京的是乐舜记和继仁堂,这么两个。
乐靖宇在哪儿住呢,在兴隆街。打磨厂是北边这条胡同,打磨厂南边这条胡同叫兴隆街,再往西走叫鲜鱼口,中间这段从打磨厂到兴隆街中间有一条胡同叫新开路,这是老宅。路西的,斜对过儿路东就是水关儿,我不是说普善水会么,普善水会那水车就搁到这儿,我们叫作东院,那房子特好。再往新开路南口走,出了南口往东一拐路北的房子,是乐靖宇自己买的,那房子盖得也大,我去给他做生日,我就觉得高,大,人进去就跟在三大殿差不多,就那比例。
5.四房:达仁堂
乐:四大房里边呢,我们老大房,还有一个四房,这两房的人比较洋派,就是接受洋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大部分人在国外留学。乐达仁听说过吧?达仁堂。四房就一个达仁堂。为什么同仁堂后来比较稀松?第一个开分号的,就是达仁堂,开完以后其他各房一看,噢你能开,我也开一个吧,因为谁开挣的钱就是谁的。
郭松义:达仁堂的材料都让邓拓拿走了,有一部分落到我们这儿(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资料》发过一批达仁堂的史料。
乐:当官的都出在四房,其他没有当官的。我可以给你讲一讲。第一个当官的是乐达仁,清朝时做过中国的外交官,好像在德国大使馆,那时叫公使馆。他在国外待过,回来以后就买了恭王府的,不是马号,是一个屯兵的地方,就是现在郭沫若故居。他住在北边的四合院儿,然后在西边按照德国人的样儿盖了一个三层的小白楼,石头的。后来郭沫若住这儿,把这块一截,截出去就给了王稼祥,就是王稼祥住的那个小白楼。楼盖得好在哪儿呢,一个是楼前边有一个月台,很大,夏天的时候大家伙儿把藤椅往上一摆,这边是客厅,那么大一块大玻璃,那时候这么大的玻璃比较少,坐在客厅里就可以看到院里,院里有两个土山,种的好多的果木树,他们的杏最好吃,杏和李子。一到秋天收获的时候,那时候乐达仁都没了,只有十六奶奶[10]——我们管她叫十六奶奶,就派人送。然后小白楼往南路西,是达仁堂的鹿圈儿,鹿茸应该是药铺里边的比较好的细料。那鹿圈后来干吗了我就不知道了。
十六奶奶养了仨闺女,九姑、十姑、十一姑,仨闺女都是辅仁毕业的。十姑、十一姑留学没回来,九姑留到这儿了。十一姑长得不好看,但是马骑得挺棒,在什刹海那儿自己养的马、请的教练。十姑长得挺好的。姓乐的有几个长得好看的,一个是十姑,一个是七姐,效翚的亲妹妹,还一个是乐世元,乐增平的女儿。
现在西直门蒋养房胡同里头的同仁堂制药厂,是原来达仁堂制药厂。达仁堂还有一块地儿,是在西直门广宁库,现在是汽车公司。那地方相当大,那里边是又有鹿,又有园子,种中草药的园子,因为要卖点鲜草药。
乐达仁死了是乐肇基[11],住在天津河北路,我们管他叫河北大爷。落实政策时候中央文件里边提到过他。乐松生是乐达仁的亲侄子,他外家多了,媳妇大概就七八个,花花公子。
郭松义:解放以后他是政协委员吧?民族资本家里边,他等于是乐家的代表。
乐:选的时候他年轻,让他出头。乐松生是北京市副市长,当然是挂名,但那也是官。
定:他1952年就是副市长了。
乐:“统战”么。抗美援朝的时候同仁堂还捐了一架飞机,和常香玉是同时的。
定:北京城的老百姓传着好多你们家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就是讲乐松生在“文革”的时候特惨。
乐:死了三口。头天把他妈打死了,第二天把他大老婆梁金娥打死了。然后乐松生看同仁堂的大字报,说明天要把他交给群众处理,他害怕了,回家就把门关上了,不让陶惠敏进去,说我要写东西别打扰我,后来陶惠敏进去一看,死了。叫人送到协和(医院),人家一看这人已经死了,救不了了。乐松生没骨灰。
定:陶惠敏是谁?
乐:他小老婆啊。他原来住史家胡同,快到东口的路南,那房子相当不错,相当大。谁要的他那房啊?黄敬。江青的头一个丈夫,天津市市长。黄敬看上他那房了,说我得要你这个房,就在南池子的南湾子,在这儿给他找了一所房。一边叫南湾子,一边叫金沟胡同。为什么给他这所房呢?一个是从南河沿可以进,一个是从南池子也可以进,他有两个老婆啊。他母亲还在,他母亲就住在正院的四合院,南院还是西院我忘了,盖了一个洋式的楼座,还没有楼。后边院中间有一墙,墙那儿有一门,这门的钥匙乐松生拿着,是一三五在(大老婆)这边,二四六在(小老婆)那边。他们三口死也就死在这儿,现在是工商联的还是什么。
定:够惨的。
乐:当官的结果啊。我们家的人就都活着呢,我父亲比我都强,没挨过打,我在厂子陪资本家挨斗,他在街道扫扫地。
金玲:那地都是我们替他扫。
乐:乐松生要是不死,也没事,他资本家能有什么事?就因为他的名气太大了。
乐松生的弟弟乐春生,就是乐琪。乐松生还有一个儿子,就这么一个儿子,叫乐世
,他们去留学,没回来。乐松生死的时候处理财产,他回来一趟。乐松生的头一个太太没生孩子,就抱了一个女儿,叫乐世红,“文革”时候改成陶世红,现在究竟叫什么就不知道了。没什么来往了。
6.大公中与小公中
定:北京城里的药房都是你们乐家的吧?
乐:没有呀。药房多啦。
金玲:是不是你们药房都带仁字?
乐:其他药铺也有仁字呀,北庆仁堂,南庆仁堂,东西南北四个庆仁堂。
定:你们这些宏仁堂、达仁堂什么的,都是属于同仁堂的分号?
乐:不,各房是自己的,谁开的归谁,我们叫小公中。各房也没关系。
定:那同仁堂归谁家?
乐:大公中。就是姓乐的都有份。各房出人一块儿执政去,开始的话,清朝的时候轮流执过政,今年是大房,明年是二房,后来说这不行,干脆咱们就大家伙儿,每房出几个人到这儿,细料铺是一房有一把钥匙,凑不齐你开不了锁。姓乐的反对开通号,这不成那不成。同仁堂有块匾,写着“乐家老铺”这四个字,闹义和团的时候把这块匾烧了,八国联军烧老德西药房——那阵儿中药叫药铺,西药叫药房,中国点心叫饽饽铺,西点的点心叫面包房,咱们现在都叫饼屋。烧老德西药房的时候就连带着把同仁堂给烧了。后来请人又写,请寿子悌写的,一般人还认不得这仨字,好像是个翰林。是“乐家老铺”,不是“乐家老药铺”。“文革”时候砸啦。后来又补了一块匾,一个是舒同写的,一个是启功写的。这是二爷说的。
同仁堂有规矩,“乐家老铺”这块匾,是乐字号买卖都可以用。但是“同仁堂”这仨字不能用。所以各乐字号的买卖都有“乐家老铺”这块匾。最后到解放,公私合营那时候(同仁堂)基本上没人管,各自都忙各自的,后来让乐松生去了,他没事,就把他安排了。
最后一听同仁堂名气太大,什么都是同仁堂的。
定:为什么总的反而大家都不管?
乐:我要开了买卖挣的是我的,同仁堂你再卖力挣的钱得给大伙儿呀。
定:您讲了这么多药房,哪个药房经营得最好?
乐:这三个就都不错啊,达仁堂不错,乐仁堂不错,宏仁堂也不错。达仁堂在上海有分号,南京有没有我不知道。宏仁堂是上海、青岛、天津都有。
定:你们这么多堂开一个就成功一个?
乐:反正我知道的都是成功了的,有谁倒闭了我就不知道了。
定:你们进药是不是也有一些独特的渠道?
乐:就是祁州药市。安国那阵儿叫祁州,它有几个收药的先生,同仁堂不去不开市。得同仁堂到了以后先挑,挑完了再卖。后来都是药行给送了,您要需要的话一个电话它就给您送。或者去人给送个信,第二天就给你弄来了。跟现在似的,都是关系户。同仁堂的我不知道,宏仁堂你这药行把药拿来了,他得先挑。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绝对不要。那阵儿有天成药行、杜盛兴等,有卖麝香的,都是老药行了,它要给您送药啊,次的它也不给你送,它知道你也不要。到过年过节的,药行的都来了,打牌,整宿地打。我现在最反对的一个打牌一个喝酒,打牌一打起来能打三天三宿,什么事也不管了,喝醉了以后能钻床底下,耳朵都豁了,躺地下了,然后就吐,往穿衣镜里头走,就干这个。
定:你们每一个堂都有自己的鹿圈?
乐:不是都有,有的有,有的没有。乐字号养鹿的,我知道的,就这么几家:达仁堂有,宏仁堂有,永仁堂有,怀仁堂有没有我不知道。鹿最多的,是宏仁堂,解放的时候可能有三百只左右。宏仁堂的鹿在哪儿呢?在窑台儿,就是现在的陶然亭,陶然亭北门不是对着黑窑厂么,黑窑厂一出去,这是一条马路,这边就是宏仁堂跟乐仁堂的鹿圈,长方的,它那门儿是从西南朝东北开,斜门。南边的院是乐仁堂,北边是宏仁堂。同仁堂以前有鹿没鹿我不知道,我记事起同仁堂没鹿。
定:就自己养鹿?
乐:自己养鹿。鹿茸啊一年可以锯两次,分两叉、二杠和三叉。您没在药房待过,不知道。第一个叫锯角,是刚刚长出来的时候,鹿茸长在这两叉儿,再分出来以后差不多了,就由这儿锯,然后再过俩月又长出来了,再锯一次。锯下来以后那叫锯角,这最便宜,配药时候把它耪了以后压面儿。讲究一点叫二壮,二壮呢也是两叉儿,但是得粗壮、厚实,第三叉还没出来呢,这时候就得宰鹿,然后给鹿戴那脑绷箍,这就贵一些了,一般是香港、广东,南方人吃的多。还有一个叫三叉,是这样长出来以后这地方再分叉,上边是俩叉,底下这边是一叉,但是不能长太大,长太大把那皮,鹿角出来了,就不值钱了,这就更贵了,这就都得宰鹿,也得戴脑箍。鹿还要分什么鹿,驯鹿或是马鹿。最好的是黄毛鹿茸,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梅花鹿的,买的时候您看,它那毛是层霜。青毛不值钱,青毛是马鹿,或者是其他的鹿种,不是梅花鹿。我们家养的是梅花鹿。
锯茸也挺好玩儿,这阵儿您也看不见了,它那鹿圈很大,大圈里边砌一个双层的小院,两层三层,院套院。说哪个鹿该锯了,看好了,头天先把这鹿轰出来,饿着它,它想吃呀,拿食引诱它,让它进那个院,给它关到那儿。第二天早上来人了都穿上那水龙布的衣裳,特别厚,因为鹿那蹄子要蹬你一下受不了,裤褂都穿上,脑袋上戴上水龙布的帽子,人都在墙上站着,一人拿一个竹竿子轰那鹿,在里边那大院子里头拴个绳套,有使网的有拴绳套的,这边有个小窗户,绳头在这小窗户站着,从那个门给它放进来,进来以后一只后腿就正好踩进这个套里头,绳头说一声“好”,后边人就这么一拽,这院不是四面墙么,有四个门,每个门都站一人,套住之后门一开,抱头那个先进,进去就把脑袋护住,为什么呢,要是把鹿头撞坏了,这鹿茸就没了,那您就白费劲了。然后几个人进去,嘁哧咔嚓把鹿给按到那儿,锯茸的拿着锯过来,嚓嚓嚓……
金玲:就生锯啊?多疼啊。
乐:就生锯,锯完了以后,没有麻药,捂上点刀伤药呀。一捂,抱头的那个还得按着那头,后边慢慢撒,得送出门去才能放手。要不一撞撞到门框上撞死了那不行,挺有意思的。锯茸分几个人,几个人挣钱不一样,抱头的挣的最多。
定:那要给弄死了鹿肉谁吃呢?
乐:我们都吃过。主要是职工吃。鹿肉很好吃,比牛肉稍微粗一点儿,干一点儿。没有什么肥肉。鹿血也好。
锯完了以后还有烫这一道工序。有一个架子,把鹿茸拿钉子钉到上头,拿绳绑好以后,坐一锅开水,到多少度我就不懂了,这很要火候,太热的水就秃噜皮了,完了,不值钱了。烫完了以后倒过来控,把血控出来,是不是怕里边血太多了就臭了坏了,这我不懂。最后切片的话那叫血片,血要控不出来,切完了是红的。有烫茸的师傅。这烫茸的不是厂子的职工,是到烫茸的季节请他,把茸锯回来到厂子,他做。宏仁堂有一个烫茸师傅,张纪昌,他老先生参加了一个什么会,解放以后算反动会道门儿。《人民日报》登了一版的人名,其中就有他。
定:不是一贯道?
乐:不是一贯道。后来逮住了,判刑,后来就不知道了。后来就让张德华,给二奶奶蹬三轮的那个,让他学烫茸。
定:家养的和森林里的还不一样吧,野的更好吧?
乐:野的您就锯不了角了。您要打算弄的话一弄就打死了。
定:鹿茸治什么呀?
乐:补品吧。可是像我们家卖药,我父亲和我那三位大爷,没吃过补药,也没有特意吃什么人参鹿茸,没有这个。姓乐的开药铺但很少吃补药。
定:你们乐家除了鹿是自己这么养这么锯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是自己弄?
乐:还有犀角、羚羊这些东西,整的,入药您不能整着吃呀,有专门干这个的,耪羚羊,哪个药铺都请他,我们就管他叫羚羊锅。要做这药啊事先跟他打招呼,定好日子他来。
定:耪是什么?
乐:就是耪地的耪,前边这儿是一杆儿,这地方全是刀片,这个刀片最长,跟一个刨子似的,底下有一床子,前边有一窟窿,这地方出来一块儿,把这块儿捅到那铁圈里头,您就来回推吧,它不会跑。头天就得把羚羊角啊犀牛角啊拿水泡上,泡软了,就跟您修脚一样,修脚您得泡软了才能修那脚呢。羚羊的犄角里边还有一个木塞儿呢,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先得把木塞儿给刨出来,然后还得有一夹子,就跟台钳似的,夹住了,这样呢,“哧——”。
金玲:还带声啊?(众笑)
乐:“哧——,哧——”旁边搁一笸箩,飞薄的片,一片一片地耪,耪完了以后怎么给钱?就是您今天干了多少活,耪完了以后一约(音yāo,指用秤称),是多少,一两是多少钱。
定:然后你们还种别的中草药?
乐:配药的时候用鲜货。芦根,有农民单给你送过去。
定:北京有专门种草药的药农吗?还是雇人采草药?
乐:雇人雇不了,雇的人他不懂行。凡是这些东西,农民他就懂,我要点鲜芦根,苇塘里有的是芦苇呀,刨点儿芦根不就完了么,到时候他就给送过去。我们自己也养点鲜的药材。
药铺啊分几个部门,第一个是药房,就是揉药丸。第二个是斗房,就是外配,比如您要做牛黄清心,刨去细料以外,糙料就由斗房来给您配。还有碾子房,轧成面的,变成细末。还有筛子房。还有刀房,不是讲究饮片么,这饮片就要切,您得讲刀功,那切得真是好。有些药就是草根树皮么,这东西必须得泡几天,用铁锅泡,泡完捞出来,控了水,码齐了,刀房您可能没看见过,这儿一个铁的什么东西,刀是圆的,这边有一个钮,跟那床子拧上,手工切,这么切,后头还有一竹板儿,这么宽的竹板,前边铁齿挠子,能把这东西码齐了,为什么用竹板呢,你要咔咔咔切,它就往前颤,这样就切一点推一点、切一点推一点。
定:买药有固定的主顾吗?
乐:也有,你比如说有些王府呀什么认准了,到时候就上同仁堂买去。另外百姓也觉得药吃得不错,要抓那饮片,汤药呀,都上您这儿来抓,为什么哪,您这儿一个是全,一个是您的质量。方子全是同仁堂的方子,都由那儿出来。您要开药铺,那您的配方从哪儿出来?不就从那儿抄么。除了宏济堂的驴皮膏不是同仁堂的,因为同仁堂它没有。
定:北京不是还有其他药店吗,他们不敢用同仁堂的方子吧?
乐:不是不敢用,他不知道。
定:药丸子上不是都写着有什么什么的吗?
乐:主料有,但它还不尽是这个呢,还有配的。
定:你们家药房开得挺成功的,有什么诀窍没有?
乐:诀窍就一个,诚信呀。您甭管是药房也好,饭馆也好,布铺也好,洋货铺也好,您干什么也得有诚信,您这东西确实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您才立得住。人家薄利多销。那阵儿您要做衣服,没有说您自己到布铺去看料子的,您给瑞蚨祥一个电话,待一会儿就给您送来,他知道您这宅门要什么,啪啪一拿拿十几匹,到您这儿给您挑。都这么干。一个电话,裁缝到家来了,给您量,量完了东西拿走了。几天,做得了,给您试样子,试完样子,好了,两三天做完。鞋也是定做,一个电话,过来。没有说您自己去跑去的,没有。
定:那你们的药也是给送过去?
乐:药没有送的,药有送的吗!就跟那棺材铺似的。您要买药您到药铺去。我是从小在宏仁堂制药厂长大的,我们家吃药都记账,到年下分红时得扣钱的。资本家吃药不是白吃,职工吃药才白吃。
姓乐的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不上坟,一个是很少去辞岁,除非长辈生日、过年过节,晚辈要去磕头拜寿,别的没有。所以我们家的坟地我不知道,因为没去过。就是董四墓村那个坟地迁坟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去,由那儿迁到福田公墓。姓乐的几个买的坟地大部分都是原来明朝的或者清朝的遗老遗少,他们没钱了就卖那坟地。董四墓村那个坟地是明朝什么人的,前边就跟那漪澜堂似的,两层的中式小楼,还有俩大狮子,买过来也就搁着没动,券都挖好了但是没用。后来军事科学院要那块地,券底下就当油库了。[12]
我们家还一祖训,坟地不许种树,所以我们家坟地没树。同仁堂那个,给皇宫里抓错了一味药,结果被砍了的那个,就在董四墓村祖坟的边上。地头上单有孤零零一座坟,那就是他,因为他不是正常死亡,不能入祖茔。就在地头边上。
定:真事?
乐:药是徒弟配错的,所以从那儿开始,同仁堂不收徒弟。您看同仁堂有徒弟没有?没有。电视剧说皇上杀的不是姓乐的,是姓张的,其实杀的就是姓乐的。如果要是姓张的话,我们姓乐的要感激他,也不能搁我们姓乐的坟边上,应该给他买一块地,厚葬。现在不是谁主张谁举证么?我主张是姓乐的,举证在哪儿?举证就在这坟地上。我就去过一次坟地,那是军事科学院要那块地,我们去迁坟,把我爷爷、奶奶、大妈都迁到福田公墓去了,这都是在墙里头。达仁堂的坟地也在董四墓村,但是离着一块儿,原来是公主坟什么,它那还是前后墓室,中间还一过街楼似的那底下。解放以后把那坟也迁了,刨出不少东西呢,还把刨出的东西搁到北海小街那儿展览。
定:你们乐家在西山这一带怎么有那么多园子?
乐:那都是坟地,坟地买了不愿叫坟地,就叫园子,园子实际就是坟地的代称,各房有各房的。您像乐家花园,现在的八一学校那儿就是乐靖宇买的。
定:你们家最鼎盛的时期是什么时候?
乐:那我没赶上,总之解放之前都可以,都不错。
现在尽是拿同仁堂赚钱的,有的是,什么《风雨同仁堂》啊,《大宅门》啊。一个我都没看,我觉得都不真实。
7.中医和西医
乐:我为什么说大房是土洋的混合物呢?八国联军围北京,北京留守的是鬼子六[13],当时在永定门外还是齐化门外,外国人把城外头围住了,出来人跟鬼子六谈,人家拿着酒,没人敢喝,其中就有我祖上,叫乐什么不知道,第一个拿起杯子喝了,这外国人见了,你这个(竖拇指),这么样就跟德国人搞得比较好。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后,德国兵有时候上同仁堂,下马就说“sibu”,德文,我也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他们都会。来往比较密切。
定:那就是说你们家跟八国联军是一伙的?
乐:也不完全是吧,那不成汉奸了吗?反正关系不错,所以同仁堂也没怎么遭八国联军祸害。
定:那义和团没跟你们闹一场?
乐:义和团不是烧大栅栏,同仁堂不是挨燎了么。
定:那不是故意的,顺手。你们家信不信洋教?
乐:后来有了,后来我二大爷信天主教。挂一个耶稣像,吃饭之后,睡觉之前,天天儿跪到那儿。[14]
外国兵不是都住在江米巷[15]这块么,其中有两个大夫,这一下在北京出名了。一个是意大利的,茹拉大夫,随军医生啊,他既会外科,也懂得点内科,所以王府也好,大宅门也好,少爷、小姐、少奶奶,有病了,中医没治好,就让他们来。还有一个是德国的贝大夫,这俩洋人在北京没少挣钱。
茹拉大夫跟我父亲不错,等他回国的时候,把他那厨子就留给我父亲。这人是满人,姓关,关文明,六指儿,他没儿子,只有俩闺女。原来是那儿的使唤小子,偷学做西餐,最后做的西餐比当时的六国饭店,不差。我父亲为什么爱吃西餐呢,就是这厨子过来了,好多人都到他这儿来借厨子。那确实有两下子。比如说今天您过生日了,有百十来人到家里吃饭,头几天告诉他,这人独,他做什么不用任何人打下手,就一个人弄,那阵也方便,需要牛奶、黄油呀,面包,给祥来益一个电话,你什么时候给我送来,然后买鸡买什么的自己去了,小鸡都自己宰。西餐吃烤小鸡,没有说烤一鸡腿的,最小是半只呀,切完了以后烤,一做五六十人的饭,从小吃的冰激凌,全是他(做)的,烤蛋糕做得好极了。我最后一次吃关厨子的饭是跟曹汝霖,曹汝霖由天津过来,个儿不高,小胖子,他留的是寸头。南方人,说话口音挺重的,但是挺精明,最后那顿饭就四个人么,我父亲,我二大爷,我,他。关厨子给做的,我那时候也就是五六岁,吃的菠菜泥汤么,我最爱吃菠菜泥汤了。
定:你们养几个厨子啊?
乐:有中式厨子,西式——那阵叫洋饭厨子,不叫西餐。起码是两个。我们家不管中的西的,厨子都能做。随时来客人,随时的话,您吃什么,您吃中的您吃西的,您说,说完了给您开饭就能吃这个。说丰泽园的什么好,好,单有中式厨子,给你钱,你去吃去,不能白吃,回来你得给我照着做。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个特点,街上卖东西这(些)个,没吃过,不允许吃。
从我们这房来讲,从大房来讲,虽然是开中药铺出身,但有病都找西医瞧,很少找中医看病。不单我父亲很少找,他们哥儿几个也很少找。我有一个姑父是西医,朱广相,他爱人是我的二姑,就是我六爷爷、也就是我亲叔爷爷乐均士的二女儿。朱广相也是留法的,和何鲁丽的父亲何思源他们都是一伙的。谁给弄去的呢?李石曾[16],李石曾的女儿就是朱广相的弟妹。李石曾的房子是在月牙儿胡同,后来是中国科学院宿舍吧,北边开一个门。
你像我母亲生我那大弟弟,1945年,生完以后就长奶疮。那时候正好是关颂涛[17]回来,协和的外科大夫,那时候就请他,两三天来一次到家给她换药。后来开刀的时候在南池子的东华医院,就是后来北京急救站路西的那个。关颂涛,协和比较好的外科大夫,是中国第一个学脑外科的,那时候说能开脑子,不简单了。请大夫都是这些大夫。再找就是德国医院,现在北京医院的前身。二奶奶生孩子,在中央医院,是现在人民医院的前身,那阵儿谁在那儿呢?林巧稚。法国医院是哪儿呢?东交民巷的把口,整形医院的前身。
定:那同仁医院的前身呢?
乐:同仁医院就是同仁医院。
定:这俩人和你们家关系都挺好的?
乐:不是很好,起码是很熟。
定:他们也知道你们家开中药铺的,那他们对中药有什么看法?
乐: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没见过。后来几个大夫我提提你看知不知道:我们配眼镜,都找毕华德,毕大夫,在演乐胡同。瞧牙,张辅臣,东总布胡同,一进口,路北。
定:你们家妇女生孩子,是上西医的医院还是由中医管?
乐:由西医。您(看)像我,我在天津生的,谁给接生的呢,是我九婶。九叔是我六爷爷的大儿子,乐夔,他是留法的,娶了一个法国媳妇,是天津的法国医院的医生,所以我是她给接的生。
定:她是妇科医生?
乐:那阵儿不分科,都是全科。叫提溜包儿医生,就是提溜着包儿串胡同,朱广相也是那么个医生。他后来是万桑医院[18]的院长,西什库那儿的。我底下的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就全是朱广相给接的生。
定:在哪儿接生?
乐:家里,没有上医院的。那时候我们家所有的人有病,都请朱二姑父来瞧,所以我就不怎么上医院看病,再有就是我们要是有病了,打电话大夫可以上家来,我们小儿科的话,大部分是朱二姑父看,小部分找诸福棠[19]。我上初中以后才知道有病要上医院看病去,那已经是解放以后了。
定:我觉得特有意思,你们家开中药铺,可是看病都看西医。
乐:看西医。纯姓乐的,没有学中医的。我们老大房,还出了两个有名的西医大夫。
定:可是你们还开中药铺。又开药铺又不学中医,那你们到底信中医还是信西医呀?
乐:中药铺是祖宗开的,信不信也得开呀。
定:那你们家孩子生病找西医,也不吃你们家自己的中药么?
乐:也吃中药呀。我不是说不吃中药。孩子生下来以后,要吃化毒丹,生下来以后第几天就给吃,一直吃一百天,所以我们小时候很少长青春痘,就是粉刺。再譬如说那牛黄清心,我们小时候就不短吃,所以很少有人闹病。现在这牛黄清心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有加料的,有普通的,我们小时候吃一般都吃加料牛黄,我们就叫清心。拿回来一吃,我们也不觉得它苦,嚼着跟吃糖似的,睡觉之前来一丸。我觉得最难吃的一个是妙灵丹。这是小孩经常不断吃的,因为它是由猪苦胆做的,不但臭它还苦。再一个至宝锭有点苦,至宝元我们小时候吃就跟吃糖似的。我们吃中药倒是不费劲。感冒就吃银翘解毒、羚翘解毒,我们老说羚解、银解。可是大病比如要是发烧了,就找洋大夫去了。找中医大夫来看病的,少,不能说没有。
定:那几支也这样吗?
乐:那几支不知道。
定:你们互相来往也不密切是吧?
乐:很少。只有长辈在的时候,我父亲处于晚辈地位的时候去拜拜年,拜拜寿。后来老一辈逐渐都谢世了。公私合营以后,一解放“三反”“五反”以后,这就互相都不来往了。
年轻时代的乐曙青(左二)(乐曙青提供)
二、沈芳畦访谈录
时间:2005年5月20日
地点: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鄂复明
[访谈者按]沈奶奶的丈夫乐西园,是乐家老大房乐小庭的二儿子、乐曙青的二伯父(北京话叫二大爷)。把她的讲述与她侄子乐曙青的参照来看,对乐家老大房的“洋派”生活可以有更多的了解,因为乐西园比这家的其他人走得更远:他皈依了基督教。
沈奶奶对她年幼时被拐卖到京最后嫁入乐家做姨太太之事并不隐讳,对于“文革”抄家挨斗乃至如今在京无家可归的遭遇反而却绝口不提,而且似乎并不是因“往事不堪回首”的痛苦,也不是因唯恐招祸而心有余悸。她仿佛就是一切云淡风轻。我找不到这种平和心态的出处,这让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沈奶奶解释她的名字由来是“九月是一畦菊花开”,用“人淡如菊”一词来形容她,倒是很贴切的。
我相信为我引荐沈奶奶的老鄂也同样不解,这在他写的《关于同仁堂乐家我所知道的见闻和逸事》(见本篇附录)一文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老鄂即鄂复明,北京满族。鄂是满族最常见的姓之一,读 ào(傲)而非è,但当下毕竟汉人多旗人少,所以大家都称他为老è,我也只好从众。他是我的知青“哥们儿”,在朋友圈中向来以善良热心著称,我只是没想到他有如此的好文采。
老鄂的姑姑,当然也是旗人,她为沈奶奶的儿子当奶妈的时候老鄂尚未出生,足见两家过从之深之久。因沈奶奶来京只能借住于别人家中,所以我们的会面,是在王府井的一家咖啡厅,人声嘈杂,沈奶奶的谈话也漫无系统,拉拉杂杂。好在有老鄂的文字作为补充。
多说一句,沈芳畦因为嫁与乐西园,而成为老鄂的奶奶辈。我也称她为奶奶,那是随老鄂喊的。
定:咱们从您到这个家来的时候讲起好吗?
沈芳畦(以下简称沈):你还把我做进去呀?
定:就是因为想把您做进去我才来的。
鄂复明(以下简称鄂):乐家就属您岁数大了。您今年88岁,说起来就是70多年前的事了。
沈:我,老牌啦。
1.到乐家以前的事
沈:这些事乐家都不知道,到“文化大革命”老头子才知道我的历史。
定:您老头是……
鄂:乐西园,就是二大爷。
沈:我家在上海,在上海也不是亲的,一小儿我是走丢的。
鄂:让人拍走的。
定:噢,就跟《红楼梦》里头的香菱似的。
沈:拐走了就让人家买走了。买走了就由上海到了北京。到北京呢,就送到妓院里了。到了妓院也得考啊,得上捐啊,我不够岁数,还没上上。就说我是属马的,我那会儿北京话也不会说,说属马的,这马字好念哪。这么样,就说我15岁就到北京了。
鄂:其实多大岁数自个儿都不是特别清楚。
定:到北京住到哪儿您还记得吗?
沈:南城。那个妓院叫满春院。他们叫小房子小房子的。就是那种大杂院似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地儿。
定:人多么?
沈:我也不理会啊,我就自顾自,有吃有喝的。糊里糊涂。我那时候小,就叫青官[20]吧,跟她们就不大一样,没跟人家同住。妓院里就说可以挑一个好的,嫁一个有钱的人,就是为这个。说“哎,你别看这孩子,你下回来你就看不见她了”,就是说有人把你赎出去了,就这意思。人家那会儿是拿我当摇钱树啊,知道吗?有一个给买我的那个人梳头的,她管我。
定:这梳头的是什么意思?
沈:好比说你买了我了,你就算是我妈吧,我妈有一个阿姨,给我妈梳头的,是这个梳头的,她管我。在那里头,找拉胡琴的来教你唱歌儿,我是学什么也不灵,梅兰芳的戏也学,青衣,唱不好,程砚秋不是嗓子低点儿么,也不行。后来什么都不行,就会一个《四季歌》,南方人么。
定:就是周璇唱的那个?
沈:不是周璇,是《啼笑因缘》[21]里头唱的。有一次在丰泽园嘛,客人把自己的太太都请来吃饭,每个先生都叫一个条子,叫条子就唱。[22]有好些个姑娘,都一个一个唱,我那师傅没有去,轮到我那儿呢,我说我感冒了,不行,唱不了。“要你干吗使啊?你是干吗的!”我就唱唱唱唱就哭了。人家一看哪,赶紧给那拉胡琴的两块钱,让拉胡琴的走了。这丰泽园的头头就说我跟陶惠敏不一样,陶惠敏人家多机灵啊,人家会说话呀,我他妈笨哪。陶惠敏也是那里出来的。
定:谁叫陶惠敏?
沈:乐松生的小老婆,也是有名的。——我待了没有几个月,也就四个月,16岁,就到乐家了。那会儿老头子(即乐西园,乐曙青的二大爷,参见上篇乐曙青口述)没有媳妇了,就找,让乐笃周去逛窑子去,一看,乐笃周看上我了,说这小孩不错,说你别挑了,挺老实,就这个吧。
定:您那时候长得是不是特别好看?
沈:好看什么呀!(笑)我姐姐一看我进了乐家呢,她不愿意离开我,她就追五老头子,就是乐笃周。她就嫁五老头子了,就是姐儿俩嫁哥儿俩。就这么一个关系。
定:您怎么还有姐姐啊?
沈:一块堆买了俩,一个我一个她。我们俩同岁,一样。我是走私的(指被拐卖),她是爸爸妈妈死了吧,没有钱买棺材,把她押了20块钱,就没赎。我们出来的时候,卖她的钱都给了那个梳头的阿姨了。我这个呢,梳头的留一部分,把那一部分给上海的好婆。好婆就是把我买了的那个人,买的那个人把我送给这个好婆了(这话的意思是:沈被拐了以后就被人买走,买她的那个人又把她送给了好婆——访谈者注)。买我的这个人也是干这个的,在天津国民饭店,不挂牌,就跟茶花女似的,暗娼吧。她怎么出来的呢?她嫁的那个老头不是死了么,死了之后她就养婆婆,还养她爹,没钱,就出来干这个,挣了钱就两边给。她就把我给好婆了。
那好婆人还不错。那时候她就嘱咐我,说是抽大烟的不嫁,有太太的不嫁,岁数大的没关系,能对你好就得,要是那个梳头的阿姨不同意的话你就给我来电报。后来她就说,就是这个对不起我,不是正太太。可我老头头里没有(指没有正妻)啊,他没媳妇才要的我呀。可是五老头子还瞒着他那大太太哪。乐家买我的那年,梳头的阿姨也嫁人了,嫁的是个大汉奸吧,王什么,挺有名的。
定:乐家怎么都从那儿娶太太啊?
沈:年轻啊。那里头好看的不好看的不是人多嘛,那阵儿没结婚的都上那里头选去,解放了取消了。
定:他们知不知道您的身世?
沈:不知道。他们就上那有名的地方,他们上那儿玩去啊,吃饭,花花公子么。就叫条子似的,有会唱的有会什么,这儿叫那儿叫,看哪,这儿一处房那儿一处房的,不是一个地儿,看好些个。
定:他们那时候多大岁数?
沈:他比我大30岁呢,我17岁进的门吧就说。我是到乐家起的名儿,是个有名的人给起的,我生日是九月,九月是一畦菊花开。
定:姓也是乐家给的?
沈:啊。
定:原来不姓沈?
沈:我也不知道。大概原来就姓沈吧?我不管,不懂得。到了乐家就不让我念书,不让我认字,为什么,怕我看见报呀,怕我认(亲生父母),这也是听人家说的。
鄂:解放后上扫盲班才认几个字儿,她现在写字写不好,认是能认。可她英文是初中毕业。
定:您生身父母的事您就一点都不知道?
沈:就听说我父亲是个革命的,革什么命我也不知道(笑),特务由后头给他一枪,就那么死的。这也是那个姐姐告诉我的。有好些朋友都说你丢了,丢了可以找回来呀。我也不找他们。一听说是乐家的,要是给你瞎认一个(意思是怕有人听说乐家有钱,就假称是沈的父母——访谈者注),有冒牌的呢?所以我也不认,我也不找。
2.在乐家的日子
定:说说您结婚以后的事。
沈:一起头我们出来的时候没进家,就住六国饭店,就跟家似的,也不知道住了几个月。
定:为什么住到饭店里呢?是因为不愿意进他们的门?
沈:不是,住饭店里头不用人侍候啊。什锦花园那儿那不是老家么,老没人住,我不愿意闻那股子潮气味儿。后来就租的房子,我们姐儿俩住在一块儿。
定:你们后来结婚的?
沈:后来才(结婚),我们是在教堂。后来我进家了,本来她(其姐)在外头,后来她怀孕了,也就进家了。乐笃周那大太太屋,我们叫五奶奶,五奶奶就跟她老头子老打架,老头子就说,五奶奶厉害,他就不让她(其姐)进家,她非要进家,她说她不怕,说只要每天能看见你就行了,这么样她进的家。那天我这姐姐还说呢:啊,我得谢谢乐家这俩老头子。我说:你谢他?你应该谢我。我不进门你能进门吗?你说是不是?你说这关系应该谢谁啊?
我结婚以后,乐家规矩大呀,五奶奶不是厉害么,我们拿她当婆婆似的。刚一进门,管我们不叫奶奶,叫姨奶奶,管我叫二姨奶奶,我都不懂得,说怎么管我叫奶奶呀?我就不懂得这姨奶奶还不如姨太太,还低一辈儿(笑)。穿衣裳不能跟我们穿一样。我不是南方人么,不会说“您”,“不会说没关系,老不会说就不行”。我那个姐姐受五奶奶的气,我们俩合起来也给五奶奶气受。五奶奶就怕我,怎么会就怕我呢,她说我说话三青子[23],不论辈儿什么,来了客人给她下不来台。我是最浑的一个,儿子给我起个外号叫浑球。老乐家生日什么都讲磕头,我不给他们磕,我知道什么穷三鬼四的?要是磕错了呢。我就来个三鞠躬。我们老头就跟六奶奶说:“哎呀,弄这么一个孩子,你说怎么办?”六奶奶就说:“别着急,慢慢儿的,慢慢儿就好了。”我岁数最小,六奶奶比我大几岁,她比我先进的门儿。
定:六奶奶是指的?
沈:乐曙青的妈。乐曙青他爸爸他们是哥儿四个,大爷、二爷、五爷、六爷。四个老头都妨媳妇,就我们这小辈儿的他们妨不了。
鄂:老头(指乐西园)人好,特别和气,跟她这脾气差不多。爱开玩笑。说话口无遮拦。他也爱考人。和人聊天,非得把对方聊秃噜[24]了。
沈:我还不到20岁哪,老头子管我就叫老太太。
定:您嫁给他的时候他干什么工作?
沈:他不干工作啊,宏仁堂也待过。
定:那您呢?在家做什么?
沈:我什么也不做啊。就吃啊玩儿啊。老头不管我,我爱怎么怎么,自由派。乐家都有厨子,有大厨,有西餐,关厨子。那个关厨子做菜比外头的好吃,真材实料,都是纯的。现在的西餐都是中餐味儿的。我那会儿瘦着呢,80多斤,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
鄂:她老头跟言菊朋把兄弟。
沈:他们都是戏迷。我不懂戏,言慧珠唱戏那会儿,叫我们捧场去听,我就生气,我就说呀,好好儿的书不念,唱戏去,那和妓女有什么分别。那会儿不是看不起唱戏的么。我们老头就说:“那不一样!妓女卖身,唱戏的不卖身。”他们也认识杜近芳,请她来家吃饭,杜近芳唱《白蛇传》,要给我票,我说我不懂,杜近芳非要给我,我说我不爱听戏。杜近芳还说,慢慢就懂了慢慢就懂了。杜近芳走了,我们老头骂我一顿,说哪儿有你那么说话的!
定:我听乐曙青说你们家特别的洋派,孩子们从小都上的法国学校、德国学校是吧?
沈:那是乐笃周的孩子。我们家都是上的协和医院大夫开的幼儿园。
定:您老头呢?他小时候上的哪儿?
沈:那我哪儿知道?从来也没问过。
鄂:乐家就他们这一支信基督教,就是这二爷信。
沈:因为我那姑娘有病,姑奶奶就说了,现在只有求主吧。他许的愿,说要是好了呀,我们全家都信教,那么信的。我生了五个呢,死了三个,那会儿没有药。
定:你们家开药店的怎么会没有药?
沈:老头不信中药。
定:够邪门儿的。(众笑)
鄂:有病都找西医看去。
沈:他上的是南开大学,跟周总理他们是一班儿的么。学的是卫生,无菌消毒。什么都讲究拿开水浇。
1926年北京巨绅乐西园女公子(袁熙提供)
鄂:对,老头特讲究。
沈:他就是说要是发烧什么的还得西药。中药就治治上火什么的。我知道的就是他们老家儿(指乐西园的父母)就那么样,老头老太太一向做好事,贵的药就卖给有钱的人,便宜的药呢也能治那个病,就卖给穷人,这么分类。穷人有困难,死了买不了棺材,就舍棺材。没的吃了,他们就搭帐篷舍粥,这个老头都给我讲过。我就跟听故事似的,我不是小么,他老给我讲故事,《三国演义》啦,谁谁他妈喂了老虎啦[25],拿我当小孩似的。
3.到台湾的那个姐姐
沈:我那个姐姐她现在比我好,人家没被抄家呀。
鄂:她去台湾了。
沈:五奶奶把她带走的。哪儿能把她留这儿?那他们敢情美啦,夫唱妇随啦。带走了还能拿她当阿姨,做饭啦做活啦,这么样。
鄂:五奶奶到台湾去找谁呀?
沈:她有姑娘嫁给国民党什么的。我们那会儿是要走没走,为什么?国民党那伙人住在什锦花园,老头就跟他们念叨,说我们要走,还要带着奶妈带着孩子,一张票是五两金子。结果呢第二天蒋介石投降了,账房先生告诉说投降啦,别走啦,这么样没走。可是呢,金子也没回来,给国民党黑啦。
鄂:同仁堂解放这么多年就台湾的这支富。
沈:她现在享福,台湾的房子九层楼,钱都花不了。
定:她哪儿来那么多钱啊?
沈:有买卖啊。遗产哪。台湾那边的药还是麝香是麝香,犀角是犀角,牛黄是真正的牛黄,不像这儿似的,是人造的牛黄。人家还有话:“咱们的是真材料,你们的都是假的。啊,外边的人可是还认北京的。”(笑)你看现在同仁堂多棒啊,都发了。
我和我这姐姐说不到一块儿,她一来就问:“咱们这个还在吗,咱们那个还在吗?”我说我不知道,你问他们去。她有时候来了吧,也给我点儿钱,她知道我没有钱哪,给了我我就给乐曙青的弟弟一点儿。反正我有富余钱了,我就给点儿。他三个弟弟,大胖子、二胖子、三胖子,都是亲哥们儿。乐曙青过得好。大胖子窝囊。三胖子能说,混到处长。
我是“解放牌”的,我是没心眼儿。我台湾那个姐姐就不介(不是)啦,“咱们过去的事情不能跟人家提,丢脸”。
4.乐笃周和乐松生
鄂:乐笃周是最能干的那个,他出过国。
沈:他最能搂钱。
定:乐家人都能搂钱吧?
沈:我老头可不搂钱,他就能给你出主意:你在哪儿开一家。然后他反过身来给你跑。发药吧,他这儿的药值一百块钱,他供给你,算十块钱。他姑娘后来就说,爸爸您怎么就不替我们想想,不替我们搂点儿?您看五叔。他说我是白大褂,一身白大褂,清白呀,不搂钱呀。你想同仁堂那出来都是钩心斗角的,谁搂得多就开一个(店),谁搂得多就开一个。达仁堂搂得最多,乐松生他们。
定:是不是跟他解放后的地位有关系?
沈:没关系。地位那是别人一解放了都害怕,都知道好不了,都不愿意担(指承担责任——访谈者注),得了把乐松生给推出来了,“你当吧”。他年轻。
定:把乐松生推出来是你们老头子出的主意?
沈:啊。不那么做也不行。私营的买卖,别人合了你不合,谁买你的呀。
定:结果乐松生就倒了霉了。
沈:他也享受啦,那会儿他做副市长。“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不是黑帮么,彭真手下呀。……乐松生的妈也是打死的,他那大老婆也是打死的。那些人(批斗的人)一进家的时候,小老婆(指陶惠敏)什么都往大老婆身上一推。同仁堂那儿斗呀,好些人哪,让他陪斗,不是斗他。你想乐松生什么心气儿呀。回家乐松生喊他小老婆:“小陶,茶沏得了。”那会儿她跟他划清界限哪,嘴那么一撇,一瞪眼儿,到那屋去了,乐松生一看他小老婆对他也这样,就吃药自杀了。那么死的。这人(指陶惠敏)够厉害的,等到乐松生一死了,往协和一送,交了20块钱哪还是什么,就不管啦。后来不是给他开了一个追悼会么,就在八宝山。一个空的骨灰匣,问他平常喜欢什么,说喜欢花,就往骨灰匣里搁一朵花。
定:那他小老婆后来呢?
沈:后来也没得好啊,有点痴呆什么的。这个曙青没说?这(是)真事。
定:你们别的家没碰上这么多事吧?
沈:别的家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家就是五老头子,乐笃周。给他提的意见,就是大字报,都贴满了。打是没有挨打。
定:乐笃周娶过当铺刘家的闺女,后来自杀了,这事您知道吗?
沈:那不是自杀的,那是她有这毛病,睡睡能过去(指憋死)。
鄂:憋死了,说不清楚,嫁过来一百天。
沈:我听台湾那个姐姐说,他(乐笃周)没在家,她犯起病来要是有人推推她就醒了,没人推,那么死的。他跟那个感情算是最好,没打过架,那个也是包办婚姻,老家儿(即父母)给做的,是这么回事儿。老头子前妻有个姑娘,这姑娘也厉害。
定:这姑娘后来呢?
沈:死啦,去美国死了。
5.什锦花园的房子
沈:老乐家是住打磨厂里边,新开路。我听说原来是李莲英的住房么。姓乐的都在那儿住,还有一个老祖宗的牌位,到时候去烧香去磕头,大伙儿吃一顿。大奶奶原来也在那儿住过,后来自己买了房了。我听说房契就这么一麻袋,没人管。我们那房子呀……
鄂:就是那什锦花园,以后你有机会让她带你看看去,棒着哪。就那客厅,那地板。
沈:我们一直就在什锦花园,是“文化大革命”后出来的。我听曙青他们说,我们住家那儿没拆。(现在)都找不着门儿了。我们老头积极过火,自个儿借人家了。
定:您老头解放后做什么?
沈:就管理宏仁堂啊。还是东城区的政协常委,比委员高一点儿。
定:他干吗那么积极啊?因为害怕还是因为他真相信啊?
沈:不知道。人家“反右”的时候让“交西瓜”,我们老头子就一样一样交了好些个反动的话,最后来一句:那都是我编的(大笑),你们让我说我没有,我就编一大通,交啦。我们家属开会吧,有人说了些反动的话,就来了个右派(就被定为右派)。我说:哎,我老头子也说啦,我们怎么没有右派啊?说:不一样(笑)。
定:您老头是哪年去世的?
沈:“文化大革命”啊,1966年8月24号。七十三(岁)。
定:他什么病啊?
沈:老啦,大夫说,机器老啦,动脉硬化。协和医院不给治,让我预备后事,不给药吃。他认识一个朋友,毕华德,眼科大夫,钓鱼的,他们都是渔友,给过一瓶药,是扩张血管的,他吃了三天,缓过来了,协和主任说能治,这才给他治病。我跟协和那儿住了半年,就侍候老头这病,三班倒。后来就好了,好了就“文化大革命”,医院就轰出院,我们赖到那儿不走,后来没法子,就回家了。要没有“文化大革命”还能多活一年。
鄂:等一“文化大革命”他们家不就抄家么,他们家家底儿一点都没有了。全交了。我姑姑现在住的那地儿,原来就是他们家的房子。我姑姑叫鄂静贤,是她儿子的奶妈。她儿子一出生就上他们乐家去了。
沈:比我大一岁。她心眼儿挺好的。后来解放了呀,她说没有钱哪,她出去当保姆去,挣了钱归我们。老头那么一听,就拿她当自己人似的,就不拿她当用人,慢慢慢慢就全归她管。等于她给我管家。
鄂:我姑姑比她厉害,管家呀,她要买衣服得我姑姑批她钱,要说不让花,不给就不给了。
沈:解放了,她说:“念书去!”我就这么上了夜校。念书去人家就让填表,什么籍贯,我也不懂得什么籍贯,就写个“无”。回家她说,籍贯你都不知道?由石槽里蹦出来的啊?(大笑)
定:你姑姑怎么那么厉害?
沈:她能干啊,什么都能干。中餐西餐都会。“文化大革命”,她姑姑给我办学习班。后来就出来了。离开他们家以后就给那外国的小孩做饭。姬鹏飞[26]家里也做过。
定:那您解放后参加工作了吗?
沈:解放后我一直工作啊,街道副主任啊,我也积极啊。
定:那您过日子就全靠工资?
沈:头次是张德给。张德原来是给我蹬三轮的,后来解放了,就归给药厂的人了。同仁堂要烫茸,老头就告诉他,让他偷着学学,后来他就在同仁堂烫茸啦。我没见过割鹿茸。割鹿茸啊都得把血嘬(用口吸)净了,你想他嘬嘬嘬最后都嘬到他身体里了,所以他身体挺棒的。后来他搞技术革新,发明一种棒,能把血吸出来,不用嘴嘬了。“文化大革命”啊,工人阶级给首长上课,他还给他们上课呢。我儿子去美国是张德给办的,张德的侄子在美国,我儿子探亲那么着过去的,过去就在那儿结婚了,娶了个台湾的。
张德后来死了,他妈(鄂复明的母亲)每月给我十块钱。我说你别给了,我且死不了哪,我还有钱呢,这么样就不给了。
鄂:您那个手术是哪年做的?
沈:51岁的时候得的乳腺癌,30多年了。
鄂:张德家跟我们家都困难,我们家六个孩子呢。要是不困难都想把奶奶接去住。
沈:后来(“文革”结束以后)我就找他们去,我说我老头那么样进步,我们家属有困难你们不管哪?“啊我们管,管,我们研究研究”,隔了半个月也不是一个月,给我送来150块钱。给了三个月吧,后来就说这钱哪你就老拿着,就是给到死的意思。我说我呀,争取活到一百岁,我就拿你们的钱拿到一百岁。那人坐到那儿看看我,那意思是说:活得到活不到啊!(大笑)
鄂:后来她那房子拆迁。她跟呼家楼那儿住了30多年。
沈:我在呼家楼那儿是合居,那两口子是老师。他们对我挺好的,就像家里人一样,我要有个病啊,那女的就给她老头(指丈夫)打电话,“大妈病了,你回来吧”。
定:那以后是不是还得给您房子啊?
沈:不回迁,就给补贴,你自个儿买去。
鄂:给了二十几万。她现在在广州的女儿家住。
沈:广州这儿是姑爷家呀,也讲究,我看不惯,地板上有点东西就捡起来,我说噢,对着地板磕头。姑娘那儿我也不待了,我回来了。回来了住哪儿?我好些朋友,都有地方住。
鄂:她就是心里宽。
[附录] 鄂复明:关于同仁堂乐家我所知道的见闻和逸事
我熟悉的乐家长房二爷乐西园先生的遗孀沈芳畦老太太,我称呼她二奶奶,是乐家仍健在的辈分最长的两位老人之一(另一位是五爷的遗孀,早年举家前往台湾),她的年纪应在八十七岁以上,但不过九十(此中原委我在后面会谈到)。
二奶奶生有一女一子,女名伊莉,嫁话剧演员章杰,现居广州。子名镁,后改伯逊,现居美国。老人的祖宅在什锦花园,20世纪60年代初经“动员”由市医药公司“借用”,移居黑芝麻胡同(前圆恩寺胡同以西),与五爷合居。“文革”初期,抄家后二爷病故,随后没收房产,被迁往东郊呼家楼西里4号楼与人合居,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蜗居近四十年。去年夏季市政拆迁,付给二十万元搬迁费,只身赴广州去投奔现已六十九岁的女儿。
1.什锦花园祖产至今未归还
乐家可算是京城拥有房地产的大户,据二奶奶日前回忆,乐家的房地契抄家时装了一麻袋,只给了一纸收据,后来却认可仅有六十余间,并且不与归还原产。除了大爷在遂安伯胡同(即今金宝路)的房产,其后人同意用几套单元楼房置换,什锦花园祖产的处理方案后人拒绝接受,被拖欠至今。所谓“落实政策”可见一斑。
耐人寻味的是,被列为文物级的郭沫若故居,也曾是乐家的房产。
2.药业富豪的遗孀为药厂糊了八年纸盒
家破人亡后,二奶奶为糊口计,进入了开设在什锦花园祖宅的制药厂糊制药盒。是时年届五十,为中国女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不想几年后罹患乳腺癌绝症,手术后虽捡回一条命,却损坏了左臂的神经,造成残疾。药厂借口将她辞退。经请求药厂同意她将原料拿回家糊制,计价收费。
70年代末,我插队十余年后“困退回京”,见年已六旬的二奶奶垂着一条残臂,在她的小屋内灵巧地糊制纸盒,然后提着虽不沉重但体积庞大的纸盒,挤上公共汽车,去药厂取送活计。
其时市政协为体现统战政策,已按月发放给她一份略高于最低生活费的补助金,儿女也时有接济,温饱应无虑。我劝她纸盒生意不做也罢,她淡淡一笑,照糊不辍。潜意识里,我甚至怀疑她心有余忿,以此举在给政府难堪。日前重提那些岁月,才知是我错了,她一脸的敬业精神,声称如有人欲操此业,她可做专业指导。
在“封建皇朝”和“反动政府”时期尚能以精湛药业广济苍生的同仁堂后人,如今后继无人。只能给人做做包装来聊以自慰。
3.“文革”挨斗,高风亮“节”
“文革”劫难中,有关乐家故人,几十年来耳闻风传,除进入政界的乐松生不堪屈辱而自戕外,各家财产损失在所难免,尚未听到其他惨烈遭际。倒有一些邻里,赞叹其平日的诸多善举,以致挟隙报复者几无。毕竟往事不堪回首,某日二奶奶主动谈起,我才敢多问了几句。谁知她不经意地讲了一件令我惊诧不已的事。
乐家某门被抄家时,全家集中在院内低头侍立,“革命者”来去匆匆搬取财物。谁也没注意到一枚钻戒滚落在地。钻戒滚至乐家某位姑奶奶脚下,她下意识地(“文革”中有术语曰:私字一闪念,却不适用于此类“牛鬼蛇神”)踩入脚旁的煤灰中。恰被某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看到,激起小将们义愤,引来一阵毒打。二奶奶叙说此事,并未有怪及小将或背后指挥的老将之意,反倒为家门出此不肖而倍感羞愧。
我听后诧然。少时胡乱读书,见《世说新语》有同窗(席)之友读书时向窗外看了一眼热闹,竟至割席分坐;两田舍郎未发迹时,锄地锄出一金块,一位视而不见,另一位拾看后愤然扔掉,据此竟能辨出日后的忠奸。如此高风,我原以为不过是古人的迂腐和矫情,甚或就是清谈,谁承想竟应在千年之后的一位老妪身上。几代因袭的贵族气质,不是一个“忍”字能替代的。
三、乐侠访谈录
第一次 时间:2011年11月6日
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北里小区某居民楼
访谈者:定宜庄、邢新欣
在场者:周女士(乐侠的夫人)
第二次 时间:2011年11月13日
地点与访谈者、在场者均同上
[访谈者按]乐侠是乐家二房即乐仲繁的曾孙。乐仲繁生三子,长子为乐懿芝,次子乐咏西,三子乐东屏。乐咏西的长子名乐元可,就是乐侠的父亲。
在序言中我们已经提到,在20世纪40年代,乐元可的家曾是中共北京地下党的活动地点,他们夫妻因为地下党保存经费而被誉为“金库主任”。乐家二房中参加共产党的也较其他各房更多。乐侠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于1928年生于北京,1948年参加民主青年联盟,1952年入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北京五中的团委书记,1960年之后因其资本家出身而在政治上屡受挫折,此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直到1993年离休。
我们走访乐侠夫妇两次。尽管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乐家二房后人所曾走过的不同于其他各房的道路,以及他们对这些的记忆与思考,但有关这方面的叙述,在访谈之后交由乐侠先生审阅时,却被他将大半删去,留下的内容已经相当简单,也再无现场时的生动。好在他对同仁堂诸多事务,比乐曙青了解更多,可以作为乐曙青口述的补充参照。
乐侠夫妇近照
1.乐家的四大房
定:我对你们二房的事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访过乐曙青,还访过乐西园的太太,所以对老大房的事好像知道得稍微多一点;三房呢,因为有《大宅门》这个电视剧,人们心目中的同仁堂好像就是电视剧里说的那个样子;四房呢,因为乐松生,当然就成了同仁堂的代表。只有二房,我们知道得最少。实际上二房应该是最有名的,因为《地下金库》这个电影(众笑),是吧?其实你们才是跟共产党走得最亲的一支,结果倒反而默默无闻。所以我想跟您聊聊这些事。
乐侠(以下简称乐):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四位祖爷爷,形成四大房嘛,所以我一共有十七个爷爷。
定:就是四位祖爷爷生了十七个儿子。
乐:对,十七个儿子,十六个女儿,就是我有十六个姑奶奶,十七个爷爷。但是我只经历过五位爷爷。其他的都早去世了。五位中最大的一个是四爷爷。
定:哦,最大的是这乐靖宇。
乐:对。整个乐家最大的就是四爷爷,然后是六爷爷,六爷爷是大房的。我六爷爷的孩子都去了法国留学……
定:就是乐均士?
乐: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1)大房
乐:大房中,我的大伯父乐佑申住在老宅西院的“南厅”,他主要负责经营乐仁堂。他的儿子乐效翚和我同岁,是宣武医院副院长,脑外科专家,拿国务院津贴的。外文相当好,接待外宾的时候,都是他给翻译。退休后,不幸患痴呆症了,要不然真可以和他谈谈,非常可惜。[27]
大房还有我二伯父乐西园和六伯父乐益卿。他们住在什锦花园。乐西园主要负责经营宏仁堂。宏仁堂属于大房共有的。他的大儿子是我们这个辈分中最年长的。
定:他叫什么?
乐:我不记得了。他是留法的,回国后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据说50年代是台湾国民党驻法国的武官。我六伯父乐益卿主要是负责同仁堂的日常工作,因为他是副经理,每天都到西院老宅上班。
定:你跟他家还有联系吗?
乐:有。我所经历的大房还有我的六爷爷,六爷爷的儿子和女儿都是留法的。六爷爷单独在一个宅院住,距我们老宅东西院很近。那时候六爷爷把东西院的孩子们集中到一块儿,给我们讲课。我们这些孩子都到他那里听讲。
定:讲什么呢?
乐:讲天文,讲太阳系等等,挺好的,讲了很多次。
(2)二房
乐:我们二房一共有我三个爷爷,一个是十一爷爷(乐懿芝),一个是十五爷爷,一个是十七爷爷乐东屏。我十一爷爷呢比较早就去世了,他的孩子叫乐朴荪。
我们老宅一个西院,一个东院。我爷爷乐咏西和我们这一家子都住在老宅东院,胡同内的对面是西院。我十七爷爷住在老宅西院的北楼,乐朴荪住在西院的西楼。北京电视台做的《红色地图》[28]中,关于同仁堂的那期节目拍的就是北楼和西楼,现在西院就剩这两个楼没拆了,其他的都改建了。
现在的同仁堂当然都改造了。老同仁堂那个房子,是低于地面的。前面有一个石头台阶,比较高,这样挡住雨水,不至于流进去。后来我就问,我说为什么这个同仁堂非得要这样啊,何必不让它高一点啊?他们说,传统下来就是这样,这是老工人跟我说的。因为,它是卧龙坑!就是说,过去风水先生认为这个地方是卧龙坑,所以就不能改。一改了以后,你……就不赚钱了。(众笑)
定:在什么地方?
乐:还在打磨厂新开路,就是同仁堂那个老店。我们东院现在都没有了,解放以后就变成象牙雕刻厂了。
乐朴荪的特点是胡琴拉得好……
定:对,听说他胡琴拉得特别好,给好多名角都拉过。
乐:对,包括马连良什么的,他都非常的熟。
定:还会照相?
乐:会照相的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乐元可。我爷爷好玩儿,爱养鸽子,会照相。我父亲也喜欢照相,另外还喜欢唱戏。我们家里头,还搞了一个照相的屋子,自己洗相片,我父亲跟我爷爷一块儿弄这个。我父亲照相,有一些是关于戏曲的系列照片。比如给四小名旦李世芳拍的照片,就是从怎么化装一直到上台表演,系统地照。
定:那是多珍贵的资料啊!
乐:因为我父亲是票友,唱青衣,师从王瑶卿[29]。梅兰芳也是王瑶卿的徒弟,所以还有这么个关系。我们这个二房,当时合在一块儿搞了一个颐龄堂。
定:哦,颐龄堂是二房合起来搞的。
乐:合起来搞的。这个颐龄堂搞了一些年以后,由于经营得不好,所以就收了,就不存在了。这个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不存在以后,这三个爷爷就单独搞了。我的爷爷乐咏西创建了永仁堂。就在王府井,也就是现在的百草中药店。我十七爷爷建的是怀仁堂。怀仁堂在西四。还有一个就是乐朴荪,因为我十一爷爷早就去世了,就是乐朴荪在那儿支撑着他们那一摊儿,他建了沛仁堂。沛仁堂在花市那边儿。
定:你们这三房(指大房、二房、四房)之间关系是不是挺好的?
乐:关系比较好,都是一起管理同仁堂,一个星期中总有一天一起在祖先堂办公,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跟四房为什么比较好呢?我十爷爷是同仁堂的总头儿。
定:乐达义?
乐:是总头儿。他去世以后,大家才选的乐松生。
(3)三房
乐:四大房中,大房和法国的关系比较多,四房和美国的关系比较多,三房比较守旧。我四爷爷的一个孙子叫乐守玉……
定:哦,四爷爷就是乐靖宇?
乐:他是属于十二代的。他在济南创建了宏济堂,东阿阿胶就是他搞的。我四爷爷的一个孙子,叫乐守玉,他的父亲就是我的十大爷,海淀区的乐家花园就是他买的。据乐守玉说,由于他父亲各方面表现不错,又将花园献给了国家,所以被选为济南市的副市长,是在任中因病去世的。
乐守玉挺有名,为什么呢?“文化大革命”当中同仁医院做脚的断肢再植,他是主刀。《北京日报》登了一整版,可是没有乐守玉的名字。为什么呢?就因为出身的原因。
定:就是说,他是个外科医生。
乐:是骨科。以后乐守玉就从同仁医院调到积水潭医院。积水潭医院的骨癌科就是乐守玉主持建立的,很不错。他现在已经退休将近十年了。
(4)四房
乐:我十爷爷乐达义是属于四房的,他住在史家胡同。那时候四房在北京已经没有多少人了,不少人都在天津。达仁堂的总管理在天津。
定:史家胡同是他们自己买的房?
乐:对。
定:他们怎么不留在新开路呢?
乐:新开路东西院老宅住不下了,所以自己在那儿买的房。1946年我十爷爷过生日的时候,我父亲带着我去过。当时我有一个叔叔叫春生,春生叔是从美国回来探亲的,还请了他的朋友,就是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美方代表吉伦中将[30],参加了十爷爷的祝寿活动。活动中请了一些曲艺演员,比较有名的叫快手刘,是变魔术的,还给吉伦表演,从吉伦耳朵旁,拿扇子那么一碰,就出来一块银元。(众笑)
定:您还记得这个!他们的宅子在史家胡同的路北还是路南?
乐:路南。在史家胡同接近东口,宅里有两层四合院子。
邢新欣(以下简称邢):您那个从美国回来的,您叫他春叔的,他叫乐什么?
乐:四房的,乐春生。
周女士:乐松生那房的。
乐:对,他一直在美国。从美国回来到上海,在上海结了婚。他们来北京就等于是探亲。乐家通过乐春生,认识了毛神父,毛神父就把一批人带到美国去了。
定:毛神父是什么人?
乐:是美国籍华人。天主教的。
定:哦,就是把你们乐家的一批人带走了?
乐:不光是乐家的,还有别的,包括上海的,有不少人。毛神父带走了我们乐家的五个人,一个是天津我十一大爷的两个孩子,一个叫兰博,一个叫艾琳。还有乐松生的一个儿子叫仕湘,当时上初中。再有我十六奶奶的两个孩子,就是我的两个姑姑。
定:毛神父带走他们是哪年?
乐:1948年。这批人到美国后就上天主教的学校。
定:他为什么带?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共产党就要来了?
乐:嗯……有这种可能。
定:还是有钱,要不然到了那儿(美国)怎么生活。
乐松生这个儿子是不是后来回来过?
乐:回来过,而且是IBM驻中国的代表。现在退休了,回美国了。
四房还有一处(房产),在广平库,就是现在官园的一部分,是个小花园,里面种了不少桃树。四房的亲戚,我称为廖七大爷和廖十叔住在那里。廖十叔负责协助管理达仁堂。我父亲在我们二房里头算是最大的,我又是长孙,所以我父亲带我去过那里,还吃了鲜桃。
2.对乐家制药的印象
定:您现在怎么看待您的这个家族,看待你们的同仁堂?
乐:对同仁堂来讲,我没有意见。同仁堂,确实因为我们乐家在做药上,那是没得说!
定:怎么叫没得说?
乐:真材实料!同仁堂买的怀山药……
定:四大怀药[31]之一。
乐:怀山药,就要上头三层。因为都是整箱来的,底下的都是不好的,或者细;上面是最好的,就要这上面三层。另外,我父亲,还有我的六大爷乐益卿,对最贵重的药,能够鉴别得最好。如羚羊、犀角、麝香,这些都是凉药。这些药都有假的,假羚羊、假犀角,假的药性是相反的,全是热药[32]。都得靠他们鉴别,所以真材实料,那是绝对没有假的。
定:他们真的不是完全为了赚钱,而是真正要做药,不光是一个宣传。
乐:对!必须这么做。
定:您的意思是说,像乐益卿他们也不仅仅只会在家享受,不仅仅是当少爷?
乐:不!这些药都要经过他们仔细的审察,买了以后,才能做药。现在的同仁堂,还是继承了我们家的这一套传统。
定:据说现在同仁堂的职工还只吃他们自己的药,因为他们对外边的药也不放心?
乐:对。
定:那这里边,辨别药的技术,最好的是谁?
乐:最好的就是我父亲和乐益卿。在药的方面,他们是有本事的。
定:那其他人呢?
乐:其他人也都可以,但是他们两个人最精。
定:他们是跟着祖上学的,还是……?
乐:药工里有很多懂药的,我父亲从小就跟他们一块儿学。所以,他对药非常懂。
定:那乐益卿是怎么学的,您知道吗?
乐:那就不太清楚了。
定:我想乐靖宇应该也很懂药吧?
乐:也应该懂……西院专门有一个院子,是同仁堂的制药厂。东院、西院都有同仁堂的仓库,包括我们东院本身也有仓库。有些东西是从祁州[33]买来的,买来了存在这儿。
定:那是不是也分细料库、草药库什么的?
乐:那都有。真正细料那是单独存的,都是羚羊、犀角、麝香、冰片、珍珠这些贵重的药,在祖先堂那儿专门有个地方,存在这儿,那是四把锁。
定:四把锁是什么意思?
乐:四把锁是每一房一把锁。
定:哦,按房。
乐:配料的时候,四房都有人在,因为每个星期都有一次会议。
定:每个星期都有一次会议?
乐:对!日常的管理,是由这个四大房选出来,然后就包括那时候我十爷爷,后来是乐松生在那儿,再一个就是乐益卿,他是副经理。他们每天都来,主持日常工作。
定:原来是乐达义。
乐:对。然后呢,四大房,有统一的时间,到齐了以后把四把锁打开,才能把细料拿出来,根据要求进行配料。
定:这么严格?
乐:对。每种丸药都要先将草药碾碎,一直碾成末儿。根据这个药的需要,将细料放进去。然后将好的蜂蜜熬开了以后,倒进这个里头和,和完了以后,都有那木头的模子,放进那模子里一按,再用人工把它揉成一个一个的丸儿。揉成丸儿以后,要放到蜡皮儿里头。
定:就专门有吊蜡皮儿[34]的。
乐:对,专门吊蜡皮儿的。
定:然后上头再用戳子给戳上同仁堂的字。
乐:是这样的,这蜡皮儿啊,都是有那么一个锅,锅底下是水,上面是蜡,给它煮化了。煮化了以后,用一个铁支子,支子是用铁丝做的,一根铁丝这边弄一个圈,你手能拿住,前头弄个尖儿,扎在有一个有窟窿的木头球的那个窟窿里,去蜡锅里头去蘸蜡,拿出来呢,整个那个蜡就裹在木头球上了。裹在木头球上以后,搁在冷水里面,蜡皮就凝固了,然后拿出来,把木头球外的蜡皮用刀子这么一拉,一拉就给它拉开了,但不能让它完全断开,这个木头球就拿出来了。接着将药丸搁在里头,再给它合上。合上以后,还用那个支子扎上,再蘸蜡,出来以后搁在冷水里头,拿出来的时候整个蜡皮儿就合上了。合上以后,这蜡皮上不是有个眼儿嘛,用蜡烛,点着了一烤,它就封上了。然后用戳子蘸上印泥,往封的这地方打一个印,这就告诉你这是什么药。那个字都比较小,牛黄解毒就俩字:“牛解”。药铺里面的老先生都知道。你说买药,要买“牛解”,他马上知道是什么。“羚解”,就是羚翘解毒;“银解”,就是银翘解毒。有的药还包金,非常薄的。
吊蜡皮
定:哦,拿那金箔[35]。
乐:对,包金都是由家里人做。
定:家里是指你们乐家的家里?
乐:对!我奶奶、我母亲、我婶儿,她们来负责。金叶子是用9公分非常薄的纸包着。拿来以后,把这个药搁在这个金叶子上一包,然后再送去。
定:那就是说您奶奶她们整天还得干这个?
乐:那个不是天天儿的。是需要的时候。
定:需要的时候她们就得做,不让外人做?
乐:对,不让外人做。因为这是金叶子,金的。
定:太贵了。都是什么药用金叶子?
乐:这我也不记得了。
定:都是特别名贵的药。
乐:然后,我们乐家各药店都养鹿。
定:各药店都养鹿?不是说你们那个同仁堂没鹿,就是怀仁堂有鹿?
乐:不……都有。同仁堂的鹿圈在二闸[36]。我们东院本身就有鹿圈。本身我们家里头就养鹿,有二十几只。什刹海那儿也有鹿,那是达仁堂的鹿。养鹿主要是要鹿茸[37]。鹿茸长到两叉的时候,就把这个鹿轰到一个小屋里,底下是网子。有四根绳,一看它站得合适了,就说一声“拉”,一拉就把这鹿给兜起来了。然后几个工人就进去,把这鹿想办法给摁倒,用锯把这个鹿茸给锯下来。接着上药,主要是为了防止感染。药上完了以后,慢慢到天冷的时候,它就变成硬的了。冬天就脱落了。脱落以后第二年,就又长新的鹿茸。
鹿茸锯下来以后,就得有一个木头架子,将鹿茸绑在那个木头架子上,烧开水,蘸鹿茸。反复蘸,把里面的血慢慢都给控出来。控出来以后,鹿茸就变成干的了。干了以后,再切片,然后,在药店里头就卖了。药丸里需要有鹿茸的,就把鹿茸碾碎,这就变成那细料了,然后蘸在里头。
3.同仁堂的红利
定:除了懂药以外,你们乐家子孙也很会管理,这个您了解吗?
乐:也很会管理。乐家这个传统,工资是两部分,一个是工资,一个是零钱。工资呢,就是给你定的多少;零钱呢,是按照你的销售、你的业绩,然后再定你的零钱。所以这样,等于是启发工人的积极性。譬如说,售药,每个店员售药的数量不一样,有的人就卖得多,有的人就卖得少,因此,零钱也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工人伙食,一般的都比外边要强。
定:听说是好得多!
乐:都比外边强。所以,工人他都觉得……一跟别人说,我是同仁堂的、我是乐字号的,别人都很羡慕。再有同仁堂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几代人都在这儿。包括现在同仁堂都有这现象。现在同仁堂招人的时候,不一定都是从外边招,不少都是自己的子弟。
定:还是这样!嗯,有意思。您能不能再讲讲同仁堂的管理?同仁堂的管理是不是确实受到一些西方的影响?
乐:没什么影响。
定:我访问了好多人,他们都特别强调,说你们家的有些管理,是特别的前卫。譬如说,那个叫什么“一角活”,您听说过吗?我访问过一个老药工,他后来是专家了,他认药特别有经验啊,尤其是犀角什么的那些贵重中药,他都编成口诀,那是一绝了。他说他原来是在鹤鸣堂[38]学徒。后来50年代,同仁堂招过一批人,我找的那些老药工几乎都是那次去的,他就到了你们的同仁堂。他说同仁堂不收徒弟,不是吗?
乐:对。
定:所以,他们都是在别的地方学徒之后去的。他说同仁堂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是一角活。好比说您负责吊蜡皮,就吊蜡皮,一辈子就吊蜡皮。不像他当年在鹤鸣堂的时候,什么都得会,可是什么都不精。这个就是说同仁堂的分工很细、很专,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就问的是,你们家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怎么会是这么做的?
乐:这个具体的,我也说不太清楚。……总的来说,除了同仁堂以外,其他的乐家老铺都收徒弟。
定:那你们颐龄堂收徒弟吗?
乐:那个颐龄堂在20年代末期就不存在了。然后就建了三个,一个是永仁堂,这个是我爷爷这方面的;一个是我十一爷爷,也就是乐朴荪他们建的沛仁堂;再一个就是乐东屏,我的十七爷爷……
定:乐崇熙他爸。
乐:对,就是建的怀仁堂。这些堂都收徒弟。像我们永仁堂收徒弟,都叫仁什么……
定:哦,就是行字辈。
乐:对,仁字辈。进来以后,就改名了。不叫你王什么、李什么,就都是仁什么,如仁辰、仁良。
定:那你们其他的这些堂,不包括同仁堂本店啊,是不是也沿袭了同仁堂的做法,也是一角活,不像鹤鸣堂那样,大家都需要什么都会?
乐:对。但是呢,虽然专门吊蜡皮儿,但是其他的也都懂,因为先生们都要教这些徒弟的。
定: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说的,同仁堂的细料都得四把锁,那你们自己的呢?你们的细料呢?
乐:我们的细料就是专门在我们家里。
定:跟同仁堂细料就没有关系?
乐:没关系。
定:那你们家的细料,是不是也要几个孩子一人一把锁啊?
乐:不是,就是我父亲跟我叔叔。
定:他们俩人一人一把锁?
乐:不,他们俩人就合在一块儿来管理。就在我们东院,我叔叔跟我父亲是共同来主持永仁堂。然后,我另外两个叔叔都比我小,我们都是孩子,所以就两个大人来管理。我父亲是经理,我叔叔是副经理,就这样的。
邢:咱们回到说配药的时候,刚才您讲到,那个比较关键的细料是由您父亲和您叔叔共同掌管的,我很想知道,您那配药的秘方,是同仁堂统一都有的,都是从同仁堂里抄出来的呢,还是那药的秘方……
乐:是统一的。
邢:也就是说各房开的药铺,用的药方都是……
乐:都是由同仁堂统一的,都一样。只是不用同仁堂的名字,都用乐家老铺:永仁堂乐家老铺,宏仁堂乐家老铺。
邢:然后,拿了统一的秘方在自己的药店做?
乐:对。
邢:那这药方在谁那儿保存着?
乐:都是由乐家各自留。
邢:您见过吗?
乐:我没见过,因为那时候挺小的,都在上学,所以也不太关心这个。
定:那你们比同仁堂总店的效益怎么样?既然大家的心思都在自己家的店里了,那是你们更挣钱,还是同仁堂更挣钱?
乐:同仁堂就是有了红利以后,是四大房,把钱分四份,四大房每房分一份。我父亲是四十八分之一。
定:四十八分之一?这怎么算的?
乐:四大房分成四份,到我们二房是再分成三份,因为我十五爷爷、我十一爷爷、我十七爷爷这三个爷爷的,分成三份。
定:哎,咱们慢点儿,我还要问您,您说的这红利,那是按照四大房先分四份,完了四份底下,哪家有几个儿子,再分几份。还是说大排行,一共十九个,就分十九份?
乐:不不……各房管各房的。
定:反正是分四份。
乐:对。
定:哦……那您父亲就……
乐:变成四十八分之一。因为什么呢?因为到我们这二房,再分成三份。因为我三个爷爷嘛。
定:那比如说,您仨爷爷,所以就分三份。四房是五个儿子,那就分五份。
乐:对。
定:那他们每人相对就更少?
乐:对。
定:那明白了。要是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一份。
乐:对。像我的十一爷爷,他就一个儿子乐朴荪,我十一爷爷去世早,所以乐朴荪就直接拿,不用分了。我的祖父乐咏西,1941年就去世了。我父亲是哥儿四个,所以呢,拿四十八分之一。
定:哥儿四个就平均分四份,那钱能有多少。
乐:那就很少了。还有永仁堂啊。主要的是靠永仁堂。
定:不是靠这个红利。
乐:对。
定:同仁堂乐家所有的子孙都不能靠它(红利)来生活?
乐:都靠不了它。四房本身有达仁堂,而且达仁堂搞得比较火,达仁堂开了十几个。
定:十几个分堂?
乐:对。包括在上海、西安的几个大城市,武汉、南京都有。永仁堂只有三个,在烟台有一个,在包头有一个,然后北京有一个。沛仁堂只有两个,怀仁堂才有一个。
定:大房比较差一点?
乐:大房不啊!大房有乐仁堂,天津都有人,还有宏仁堂。
定:也就是说,你们四房每一房都靠着自己开的店来过日子?那你们每个店的效益是不是都很好?
乐:有好的,有差的。像沛仁堂就稍微差一点。
定:沛仁堂是谁的?
乐:乐朴荪的,一个在兴隆街,再一个在东花市,这两个地区,都比较穷一点。
定:南城永远是比较穷一点。
乐:不像永仁堂在王府井,同仁堂和达仁堂都在大栅栏。
定:唉,这挺有意思的。说起来都是同仁堂……
乐:主要是同仁堂年头多啊,名气大……现在已经340多年了。同仁堂过去又给皇家做药,所以呢它名气比较大。再加上过去有水等等这些……
定:这些福利设施都是同仁堂开,那你们堂还开吗?
乐:我们堂主要是在每年阴历四月二十八药王生日的时候,搞一贴膏。
定:一贴膏?
乐:平常时候卖得就比较贵,但那一天就是一分钱一贴,买的人很多。
定:别的堂有吗,这样的事?
乐:别的堂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
定:那你们永仁堂好像还不错,那生意,要不然您父亲也不可能给解放区送不少物资。
乐:因为永仁堂在王府井啊!王府井解放前也是最繁华的地方,最红火的地方。
乐松生一直希望中药西制,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吃大药丸子。但是,没有那么多钱。同仁堂公私合营的时候,清产核资是八十万。
定:才那么少!
乐:对!为什么那么少?因为它制药基本上都是手工,没有什么机器,就是需要厂房,所以公私合营的时候,北京市的第一个大企业是仁立地毯厂[39],有五百台机器,每一台给做了一万块钱,共五百万。
定:第一个不是你们同仁堂啊?
乐:实行公私合营的第一个是同仁堂,清产核资同仁堂是八十万,仁立是五百万。因为它做地毯,有五百台机器。同仁堂就是靠人工,靠有厂房,所以它没有多少钱。中药要西制,你必须得有机器,所以没有那么多钱买机器。乐松生愿意公私合营的原因就在这儿,国家能够投资。
定:那乐松生的理想,就是他想中药西制的这个理想,最后实现了没有?
乐:那时候已经开始了……乐家的药店都有管事的,也就是资方代理人,我们叫查柜的。
定:查柜的。查柜的不就是在店面上管事的吗?
乐:对呀。像我们永仁堂就是在药店有查柜的,这等于是资方代理人。在药厂,有专门的头儿。
定:叫什么?
乐:那个头儿没有具体的名称,他姓什么,就是王先生,或者是李先生。他呢,在药厂总负责。
4.同仁堂的善事
乐:我想再说点事儿,一个就是同仁堂还搞了木材厂,叫普善木材厂。
定:普善,不是水会的名字吗?
乐:还有一个普善印刷厂。
定:哦,普善木材厂、普善印刷厂、普善水会。
乐:待会儿我再说那个水会。这个印刷厂厂址也在打磨厂,离新开路很近,主要是为同仁堂和其他地方需要的药的包装。
定:普善印刷厂规模怎么样?
乐:不是很大。
定:为什么要单独建一个印刷厂呢?
乐:就是因为需要包装,乐家各个店都有需要包装的药。
定:那它是仅仅供给大栅栏那个同仁堂总店,还是说像达仁堂啊、宏仁堂啊他们都管?不都是叫乐家老铺吗?
乐:不。它等于是自己独立核算,等于自己经营。就是说,它也对外。
定:哦,明白了。
乐:这个木材厂,是我们乐家舍棺材的,当然也对外营业。在我们东院门房,有个老工人叫老马,他负责舍棺材的事。旧社会有的穷苦人家里死了人,买不起棺材,只好用席一卷就走了。来要求要棺材的人就穿个白衣服(孝服)给这老马磕头。老马问清情况,在一个印好的小本子上用毛笔写一下、盖上两个戳子。接着将其中一半撕下来给他,他就再向老马磕头,致谢。拿着这个证明,就可以到普善木材厂去领棺材。以上情况为我亲身所见。棺材是由很薄的木板做的,但就这样,作为当时旧社会,对贫困市民来说就算不错了。
定:那是善事啊!多好的事啊!那舍得过来吗?
乐:不是很多。一年也就是近百人。给的都是薄棺材板,比较有点钱的,或者能够买得起,他就不愿意要这种比较次的棺材。
定:都是实在没辙的人……
乐:对,实在没辙。
定:哦,同仁堂做这事的影响,比现在做广告还好。
乐:另一个,清末和民国初年那时候,有的道路挖了一些沟,到夜间同仁堂都是设灯笼照明,灯笼上都有“同仁堂”三个字,这个本身呢,既做了好事,客观上也宣传了同仁堂。
定:南方有个胡庆余堂也做这个。
乐:对。这是“南胡庆余,北同仁堂”,都是这样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东院除了门房,还有一个房子,放着两个救火车,这就是普善水会用的车。那个车呢不大,就这么宽(一米左右),它是德国制造的。一边进水,一边出水。用人工四个人上下压,水就冲(chòng)了,水柱又高又远。但是从我出生以后就没再用过。因为已经有消防队了。
定:那不是还得有四个人在那儿压么,这四个是不是也是你们同仁堂的人?
乐:对。就是。
定:我再问您,就是刚才还没说完,那个木材厂,就是那做棺材的,后来什么时候没有的?还是说它就一直存在?
乐:解放以后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我再说一下普励小学。普励小学呢,就是由同仁堂出资兴建的,就在我们这个老宅子南边,它那地方叫贾家花园。
定:贾家花园?
乐:对,贾家花园,也就是我们这个西院南门的外边。我们家里这几个孩子,有时候星期六、星期日就到那里去打篮球。
定:可是你们都不在那儿上学,你们都去上那外国办的育英啊什么教会学校。这个就是给平民子弟、给家里这些佣人的孩子(上的),是吗?
乐:对。
定:那老师什么的都是你们乐家请的?
乐:那个具体怎么办的,我也不太清楚。
周女士(问乐):那你们上学在哪儿上的?
乐:我们?育英[40],育英小学。
周女士:育英还有小学啊!(众笑)
乐:我没有参加过那个小升初、初升高的考试,因为都直接升上啊。
定:直接就上了,那是不是很贵很贵?教会学校我记得都很贵。
乐:比较贵。我们那个育英,是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整个一个学校。一共四个院:一院,是初中部;二院,是小学部;三院,是宿舍和体育场;四院,是高中部。
定:条件特别好。
乐:对。另外,也有很多有名的教师,都是比较不错的。而且是比较全面发展的了。
定(对邢):现在在北京,你都看不到那种旧的那种……可能师大附中还有一点样子,潞河中学还有点样子,别的……您(周女士)知道吗?还有什么地方有旧学校的样子?
周女士:那些个旧的都变了……
5.对乐家各房的印象
乐:四房在北京的人,还有我十六奶奶,他们一家住在什刹海,我十六爷爷较早去世了。
定:就是现在的郭沫若故居那儿吧。
乐:郭沫若故居旁边那个,还有一个……
定:是后来给王稼祥的那个房子。
乐:对,那两个是一回事儿。我们去呢,主要是去后来给王稼祥的这个地方。北边那个大四合院,原来是我十三爷爷的,他去世早,那大四合院一直空着,我们去那儿参观过。为什么去住在什刹海的这家呢?当时我有三个姑姑,九姑、十姑、十一姑。我那个十一姑跟我同岁,我是育英的,她是贝满的,所以我常上那儿去玩。我这十六奶奶特别喜欢这些年轻人,所以一帮子年轻人……
定:老在她那儿。
乐:我的九姑原来是辅仁的,辅仁大学离他家非常近……
定:那确实是太近了。
乐:太近了,所以辅仁的好多同学都上那儿去。再一个就是乐同,也经常去。他是在上海的我五大爷乐笃周的孩子。
定:老听人说这个乐同。
乐:乐同在燕京上医预,解放以后,他是协和医院的骨科主任,退休后是全国政协委员。后来辞职去了美国,在美国去世了。他比我年岁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三房有我两个比较大的哥哥,一个叫大胜,一个叫大鹏。大鹏当时也是上大学,所以也上那儿(指什刹海)去,我们经常在那儿聚会。大胜呢,年岁比较大,后来就管我四爷爷乐靖宇开的那个店,就是济南宏济堂。我四爷爷搞得最有名的,就是东阿阿胶。
定:你们那个时候在一起都是干吗呢?
乐:就一块儿聊聊天啊,一块儿玩玩儿啊。另外老在那儿吃饭。我十六奶奶就特别喜欢让大家在这儿活动。她那个地方也比较大。
定:也都属于那个年代年轻人里比较时髦的,对不对?
乐:对,对。
乐:我的九姑乐倩文参加过国民党系统的抗日锄奸团,就是抗日战争时期。
定:对!那个抗日杀奸团。那杀奸团的成员全是北京城的富家子弟,有钱人的。
乐:对,都是教会学校的子弟们。
定:都是他们。
乐:后来她还被捕了。
定:对,后来被关到炮营。让你们家给赎出来了。
乐:对。
定:现在也不怎么提这个事了。
乐:是,因为那是国民党的组织,抗日锄奸团后来变成军统了。
定:她在抗日杀奸团待了多久啊?
乐:抗日胜利后,军统找了我九姑。乐倩文说,我是抗日,别的我不参加。我们聚会时我十姑、十一姑有时互相说话,我们听不懂,就是学的抗日锄奸团的暗语。暗语是什么呢?每一字,变成了两个字。上面那个字,是用ei;底下那个字,是用g来拼的。
定:没听懂。
乐:比如王三:王字,wéi、gāng,维冈(音)就是王。上面是用ei,底下是用g,这么来拼的。
定:噢,那就是说除了乐倩文以外,她的俩妹妹也是抗日杀奸团的?
乐:不是,但是也学了这样的暗语。
6.我的父母
定:你们二房跟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是吗?
乐:是。二房中的第14代、第15代及其配偶中,有不少于十位是共产党员,有三人拿国务院津贴。
我们二房里,有一个姑奶奶,是我爷爷的妹妹,她的儿子叫杨宁,是我的表叔。他原来名字叫杨德修,后来改名叫杨宁。他是1938年入党的。
定:他是在哪儿入的党?
乐:北京。他是师大的,然后就上了延安了。到延安以后,就从延安被派到上海搞特工,搜集日军的情报。
定:对啊,那个时候是抗战时期。
乐:后来他由上海调到天津,又由天津调到北京。住在哪儿呢?就住在乐朴荪那儿,就是老宅的西楼。但是他经常到我们东院来,和我们家里人接触多了,考察了我父母和我舅舅,知道他们是同情共产党的。
定:您母亲是哪儿的人?
乐:我外公是一个军阀的职员。具体哪个军阀我就不记得了。因为有这么个和军阀的关系,是由他给我爷爷介绍的(我母亲)。
定:您爷爷怎么就跟军阀认识呢?
乐:因为都是上层人物,也还都有点名。我母亲呢,家庭比较困难。我外公去世后,就由我父亲资助我的两个舅舅,一个是在药行里给找了个工作,另一个就住在我们家里,上中学。
定:也住你们家?
乐:住在家里的书房内。当时他上志成中学,就是现在西城的35中。当时我舅舅有个同学,叫贾循,生活也比较困难,后来就做我们的家庭教师,也住在书房里头。书房有里、外间,他们住里间。杨宁经常上我们这边来。然后呢,就对我舅舅,还有贾循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同时对我母亲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另外,我父亲在我们这个家里把自己比作是觉新,就是巴金的小说《家》《春》《秋》里的觉新。我和我妹妹上小学六年级都看了这小说,都是受这个的影响。
定:就受巴金这个小说的影响?那时候这本小说的影响是不是非常大?
乐:相当大,杨宁又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就觉得这个封建大家庭非常不好。我父亲从小的时候就在颐龄堂学徒,就一直在那儿学徒,而且跟普通工人是一样的。
定:那也有意思,您父亲,竟然你们这种家庭的人出来还学徒!
乐:……因为我祖父对我父亲不好。
定:哦,我明白了,就是因为……母亲不一样,是吧?
乐:嗯。我父亲五岁时丧母,所以……为什么我父亲有这么个变化?他是这么学徒出来的,他跟工人的感情……
定:怪不得呢。
乐:据我所知,北京市地下党的系统一共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华北局城工部,刘仁领导的。城工部以搞群众运动和发展党员为主,搞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再一个是华北局社会部,是搞情报的,由许建国领导。解放以后许建国做了天津市的副市长,后来调到上海,做上海市市长。再一个就是晋察冀军区的一个分部,也是在这里搞情报。杨宁搞了敌日的情报以后,就把好多材料保存在我母亲这儿。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半年,杨宁被捕了。我母亲跟我妹妹就把所有的这些材料全部都烧了。到了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了,杨宁就被放出来,但是因为国民党也很清楚他的情况,他在北京待不下去了,所以就撤到解放区张家口,走时把我妹妹带走了。我父亲、我母亲最喜欢的是我妹妹,因为我们四个孩子,三个都是男孩子,就这么一个女孩,非常喜欢。但是,他们就能舍得把她送到解放区了。他们到张家口的时候挺轰动的,那儿的同志都说,你杨宁可真够厉害的啊,怎么把一个阔小姐给拐来了!
定:他带她,就是一般的同志关系,还是说是他的……那个……
乐:我妹妹很小,当时才上高二,带她就是参加革命。
定:您妹妹叫什么名字?
乐:叫李俐。
定:啊,我知道,我听说过,很有名的一个人物。
乐:我妹妹是白求恩医学院的学生。解放以后到苏联学习,之后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拿国务院津贴。
定:现在怎么样?
乐:去世了。
定:很早啊。
乐:杨宁走了以后,就由领导杨宁的人,叫张友恒,他接替杨宁。这个人是十几岁的时候入的党,派到苏联,学习了特工,就跟我母亲接上关系了。接上关系以后,就把经费存到我母亲这里。我父亲管兑换,因为当时物价飞涨得厉害,所以要兑换成美元、黄金,还有银元,这样就不贬值了。
定:您父亲怎么有办法这样兑换呢?是因为同仁堂的缘故?
乐:我祖父创建的永仁堂在王府井,他1941年的时候就去世了,永仁堂就由我父亲和我叔叔乐孝先来管理。所以他们在王府井认识的人很多,总能够兑换。此外由于内战,大量的需要中西药,特别是伤员需要用的盘尼西林,还有很多东西都是由我父亲来负责购买,同时我父亲也支援了不少药品等。我母亲就是管钱,到时候联系交钱。解放以后,张友恒见到我们就说,你知道吗,贺龙同志用英国的烟斗都是你父亲给买的。不光买这个,还有买表,买美国军用手表。大量的。
定:买表是为给共产党的领导戴?
乐:因为当时跟国民党打仗,很多指战员需要。
定:对对对,那太重要了,要掌握时间嘛。
乐:那时候我母亲和张友恒见面一个是在太庙,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再一个就是东安市场里头的五芳斋。
我母亲跟他(张友恒)在这两个地方见面。我呢,也一同去过。1948年暑期,张友恒和我母亲见面拿了钱,又去东四准备和联络员见面的时候,让国民党特务发现了,就要抓他。他穿着风雨衣,那扣子没系着,国民党特务那么一拽,把那风雨衣拽下来了,他就跑了。敌人开枪打在他肚子上,他就趴在那儿了。这个时候,特务去叫汽车过来,他一捂肚子就跳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上,然后就跑了。
定:没逮着?
乐:没逮着。他就上咱们的一个大夫家里,然后给我母亲打电话,说这个买卖现在做不了了,我得到外地去出差一段,过些日子我哥哥再来找你,这是暗语。然后他休养了一个月就回到解放区去了。
《北京晚报》有关乐家帮助地下党保存经费的报道(2011年7月22日)
定:没打死。
乐:解放以后,他是天津市公安局的局长,后来是公安部一局的局长。“文化大革命”以后,做公安部驻广东特派员。
定:挺有意思啊,跟讲故事一样。
周女士:对张友恒的宣传最近报纸上也登了。(拿出一张报纸)这就是张友恒。
定:李才?
周女士:对,就是李才,(张友恒)是解放前用的名。同仁堂的这些事情我是不怎么清楚,有时候听他(乐侠)说,听完了我也记不住,反正这人(张友恒)我到他们家的时候见过。
乐:张友恒走了以后,北京围城的前一个月,来了一个同志,是赵明,解放以后在天津做外事处的处长,燕京毕业的。来了以后,就把剩下的钱都拿走了,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了。解放以后,社会部的几个领导都来了,来向我父亲、母亲致谢。再一个就是我舅舅,还有贾循等等,他们有一批人受到杨宁的影响,好多都参加革命了,好多人。在我父亲的资助之下,在抗日战争时期,就都去了解放区。
定:后来呢?
乐:那谁,杨宁,解放后是中央调查部的办公厅主任,“文革”中关在秦城了[41],因为什么呢?一个是被捕过,那就认为你是叛徒;再一个,你是刘少奇那条线儿上的,所以就关秦城,在秦城里去世了……79年平反了。
定:唉……死在秦城了!那够惨的。
乐:我舅舅后来在部队,大校,在南京,也去世了。
定:那贾循呢?
乐:解放以后,贾循是一机部汽车局的局长。也去世了。
定:你们同仁堂其他亲戚们知道不知道他在帮共产党?
乐:完全是秘密的,绝对的秘密。
定:哦,我真觉得挺好奇的,您这么一个家庭,后来走的是这样一条路。您父亲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他怎么会……后来共产党给了他什么报答、表彰没有?这问题问得很俗哈(笑)。
乐:他呢,解放以后很彷徨……作为资本家,他到底怎么办?张友恒说,你到天津去吧,去找一下许建国谈谈。找了许建国之后,许建国建议,他说现在共产党还是鼓励民族资本家开买卖,搞商业还得鼓励。所以,我父亲回来以后,就又开了一个恒仁堂,在沈阳。药还是在北京来做,送到沈阳去。因为当时东北没有乐家的药店。
定:那个永仁堂呢?
乐:永仁堂还照常。
定:还是他管着吗?
乐:他和我叔叔管,两个人管。同仁堂是属于家族的,所有乐家的人都可以自己开店,但是不许用“同仁堂”的名字,只能用“乐家老铺”,就是恒仁堂乐家老铺。到了1956年,就都公私合营了,后来我父亲就做宣武区药材公司的副经理,给了行政18级的工资。
定:才18级?
乐:对,就给18级,跟我一样,我那时候也是18级。就这么安排了。“文化大革命”呢,那当然受了罪了,1971年得了癌症,去世了……
定:“文化革命”给他戴的是什么帽子?
乐:甭管什么帽子,你是资本家啊!“文革”中乐松生不是自杀了嘛。
定:我知道啊,乐松生的事有好多个版本,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准确的。
乐:乐松生虽然做了副市长,但是这是彭真系统的啊,这是一个,在同仁堂本身就斗他。另外,他母亲,还有他的大太太都被红卫兵打死了。他这辈子哪儿受过这个?想不开,吃安眠药自杀了。
定:说是骨灰后来都没找到。
乐:对,“文化大革命”可不是都这样?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受了冲击。我因为是“黑五类”[42]呀……
那时候有个交通员,叫刘致祥,解放以后是21中的语文老师,他后来写了一个剧本,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就是《地下尖兵》,就是以张友恒的事迹编的。1979年,《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金库主任》,写的就是我母亲,把我母亲戏称为“金库主任”,这才把她的事迹掀出来。
定:哦?原来没有提到过吗?
乐:当然不能提了。
定:我是说,解放后那么多年也都没有提到?
乐:“左”啊!1979年落实政策,将10万元的定息给我母亲。1981年我母亲去世,留下遗嘱把这10万元捐献给国家。我们就搞了一个追悼会,把这钱捐给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为“李铮奖学金基金”。
定:哦,这事我听说了。为什么捐给北航呢?
乐:为什么捐献给航空航天大学?因为我弟弟是哈军工的,是学航空的。他的妻子是南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也是学航空的。我二女儿又是1977年“文革”后的北航第一批大学生,所以捐给北航了。当时北航开了隆重的大会,接受了捐献。
定:“文革”中你父母也都受罪了,为什么还将钱捐献了呢?
乐:父亲在单位挨斗,母亲在街道受管制,扫街。但是我母亲跟我们说,是党将自己的儿女都培养成人才的,所以感谢党。
定:我觉得您父母这两个人也够了不起的!
7.我后来走的路
定:讲讲您自己的事,好吗?
乐:1948年我在大学里头,由共产党员同学介绍,我参加了民联。
定:哦,1948年,正好赶上学运。
乐:对,当时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民青,民主青年同盟,一个是民联,民主青年联盟。民青是从西南联大那边过来的,民联是属于北京的。
定:就是清华、北大什么的这些。差那么一个字,我老弄不清楚这些东西。
乐:对对对。这都是党的外围组织,就等于是共青团的组织。参加民联以后,一解放,学校中党的负责人就找了我,让我上团市委,我就调到团市委了,在团市委由民联转为共青团员。团市委的干部全是大、中学生,都是从大、中学校调来的党、团员。我开始在宣传部工作,后来派到五中做团委书记,仍属于团市委的干部。
定:团市委在什么地方?
乐:东长安街8号。那时候电影院也都在那儿,美琪电影院、平安电影院都在那儿。现在都拆了,都变成东方广场了。五中就在北新桥细管胡同。我在那儿干了一年,(上级)就调来了一个副书记接替我,把我又调到团区委,所以一直在东城区。我是52年入党的,52年在团区委。
定:哦,您一直在东城做团的工作?
乐:做团的工作,完了以后……挨批。
定:为什么挨批?是因为你的家庭吗?
乐:对呀!好在不是在“反右”的时候,是“反右倾”……
定:1960年?
乐:就是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说我给资本家出谋划策。因为那时候不是有定息嘛,我跟我父母说,今后不要拿定息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吧。我母亲、父亲都觉得挺好。因此说我是在策划让他们抗拒改造。所以,就把我开除党籍了。
定:啊?!没什么证据就能这么开除党籍啊?
乐:对对对,我1952年入党的时候,是区委第一书记找我谈的话,因为我出身不好,所以就必须得高级领导来谈话,他认为我合格才能入党。开除党籍两年以后,又给我平反了,补交了两年党费……(笑)
为了和家庭划清界限,除了和父母、弟、妹有联系外,我们和乐家各房各家都断了联系。所以我对解放后各家、各店铺的情况都不了解了。包括张友恒,从50年代就和我父母不来往了,再没见过面,也是划清和资本家的界限。改革开放后我才有所变化……做团的工作,过了30岁,所以调到中学做班主任、年级组长,教政治课。“文革”中被抄家、挨整,去“五七干校”一年半,后又调回中学。从1980年初起,在党校担任教师工作,直到1993年离休。
四、乐笃周:我所知道的同仁堂
[本书编者按]如前所述,乐平泉长子乐孟繁生有两子,即乐小庭和乐均士。乐小庭有四子,即乐佑申、乐西园、乐笃周和乐益卿。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乐笃周,在乐家四大房的诸多子孙中,他是受到争议最多的人物。
乐笃周(1894—1979年),字叶潜,早年留学法国,民国八年(1919年)回国。民国二十年(1931年)在北京创办宏仁堂国药号,后又在上海、青岛、天津等地开设分号。新中国成立后曾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委员,南京市第三、四、五届人大代表。
本文所载的乐笃周手稿,是他在30余年前亦即1977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泉水先生之约所撰的文章,取名《我所知道的同仁堂》。我是在2009年采访贾怀增先生时,从他手里得到的。据乐笃周在文中称:“因为手头既无《同仁堂药目》《乐氏家谱》等材料,也无其他参考资料。加之年老,记忆力衰退,执笔更困难,只能就想到的,口述由别人帮助记录、整理、抄写。因为是根据个人的亲闻和亲历回忆而写出来的,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只能说是‘我所知道的同仁堂’。”在文章另一处又说,这篇文稿中凡1926年以前的历史,得自前辈故老的讲述,1926年后,全系个人经历。态度是颇为谨慎认真的。该文涉及的内容包括:
①帝国主义、同业资本家和同仁堂的关系;
②同仁堂家店不分和职工分零钱简述;
③学习改造后的思想情况。
事实上,这份手稿虽然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套路和套话,但内容要远较他自己的这个概括更为具体丰富,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资料。
15世纪初,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为了繁荣都城,动员江南很多士民随之北迁。我们这支乐氏家族原籍浙江镇海,即由南方迁往北京定居,至今将近六百年了。
先辈世代以医药为业,在康熙年间开设了“同仁堂”药店,一直由乐姓经营,直到1954年公私合营,初步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乐氏经营了二百八十五年。约在1831年,虽曾一度典给别姓,但“同仁堂”这个牌号,始终为乐氏专利。
几百年来,“同仁堂”享有一定的声誉,制成的几百种药品行销全国及南洋群岛以至远达美国。然而,在解放前这个企业无论在管理上、生产上一切墨守成规,历经没落清王室的勒索,北洋政府的敲诈,日寇的迫害,蒋政权的摧残,加之乐氏家族各房之间的明争暗斗,已日趋下坡。幸而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国人民,这个古老的封建性很浓的企业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枯木逢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纳入了社会主义经济,生产上进行了改革,成品也有极大的改进,更好地发挥了中医中药的作用,使中国医药学这个伟大的宝库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以往我认为“同仁堂”所以始终是“乐家老铺”,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乐氏经营有方;经过学习,我认识到几百年来“同仁堂”的广大职工才是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同仁堂”声誉的创造者。所谓“经营有方”,就是以各种方式攫取广大职工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各种方式使产品销售给广大消费者,以取得更多的利润。
回顾“同仁堂”历史的过程,也是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过程。关于1926年以前的历史得自前辈故老的讲述,1926年后,全系个人亲历。
由封建主义而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具体国家里,从封建制过渡到资本主义,往往要整个世纪,而我从“同仁堂”解放前后的发展就经历了三种制度,尤其是亲见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盛事也是幸事。
在旧社会我曾经计划国药科学化,设想把中药以化学方式提炼,可是在蒋政权的反动统治下,他们仰帝国主义鼻息,只想取消中药,在他们的统治下想取得一些成果,只会化为梦幻。解放以后,我亲眼见到许多中药提炼的片剂、针剂对救死扶伤起了极大的作用。我原来的向往实现了,使我由衷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1.腐朽没落的封建势力给同仁堂带来灾难
清初,祖先中的乐尊育曾任清王朝的太医院吏目,接近了官府。同仁堂创办于康熙年间,后来同仁堂承办供应御药房的部分药品,一个阶段内,对同仁堂的发展起了一些作用。因为承办御药房药品可以预领一些银款作为周转的资金,更主要的在于处在封建时代,够得上替王室承办御药房的药品,使同仁堂名誉更响,号召力更大。当然,清王朝所以要同仁堂供应御药房,是在同仁堂已经有了一定的声誉之后。然而,的确是“福兮祸所倚”,同仁堂取得承办这项差事的权利,所花的代价是巨大的,甚至是惨痛的。往后同仁堂受到王室压制,带来的祸害逐步显示出来,充分说明封建王朝对于民族工商业只会扼杀决不会支持。
承办御药房的药品,最初是预领银两,后来则是王室逐年拖欠同仁堂的药款。到了光绪、宣统年间,据同仁堂账本记载,共积欠同仁堂药款至少二十万两银子,冯玉祥把宣统从小朝廷赶走时,在宫内看到许多同仁堂的账单,数字比这还大。偌大一个王室难道真的少这么几十、廿万两银子吗?当然不可能。无非是变相地要你报效,经管的太监们以此勒索。同时,同仁堂还得承担进宫制药的劳役。那个祸国殃民的那拉氏(西太后)动辄说一声“要堂上的人来做药”(那拉氏把同仁堂的人叫作堂上的人)。她那懿旨一下,同仁堂的人就得即刻进宫,不管炎暑盛夏都得穿着官服毕恭毕敬地操作,那拉氏想吃些好药,拖延她的残生,时常亲自驾临观看做药。“老佛爷”的关心,对同仁堂的职工是个莫大灾难,随时还得跪在地下回禀老佛爷的问话。当然这些苦役都是职工们担任。劳资双方都深受封建王朝的压迫,尤其是亲身服役的职工,所以说同仁堂承办御药房药品花的代价是巨大的。为什么还说惨痛呢?这里有一段骇人听闻的故事。为了供应御药房的药品,我的一个祖先为此而掉了脑袋。事情发生在雍正年间,当时正是清王朝宫廷内部互相阴谋篡夺残杀最厉害的时候。王室中有个重要人物生了病,一定要到同仁堂来抓药,据说吃了同仁堂的药,其人就死了。于是乎硬说是同仁堂配错了药,结果我的祖先就有一个被枭首于北京菜市口,做了清王朝宫廷内部残杀事件的牺牲者。事情很明显,王室的重要人物患病都由御药房自行配药,忽而要到同仁堂来抓药,可能原来患的就是不治之症,或者根本就是一件宫廷谋杀案,使的是嫁祸于人的阴谋诡计。因为事关宫廷秘密,家谱里不敢记载这件事,只是在乐氏家族中世代口传。有两点可资旁证:其一,乾隆年间,王室的满族贵族下嫁给我的祖先乐毓秀。这在满清王朝是一件罕有的事,贵族决不会轻易嫁给汉族的一般士民,尤其更不会下嫁给曾有过枭首罪人家的子弟,由此说明所谓错药案的真相。其二,同仁堂本来收学徒的,后来例不收学徒。所以不收学徒,因为据说当时这药是学徒配的,因而闯了大祸,从此不收学徒。总之,封建王朝要姓乐的当了差,还要了姓乐的命,又逐年勒索了廿万两银子,这些就是封建王朝对于乐氏的“恩典”,也是封建统治者对于民族工商业的态度。
不仅为此,封建制度对同仁堂的毒害,长期反映在同仁堂的管理制度和乐氏家族的思想、生活享受上。由于落后的管理制度和落后的意识,使同仁堂这个企业长期停滞不前。
在封建思想意识支配下,同仁堂的封建性主要反映在没有严格的制度,墨守所谓“肉烂在锅里总是乐家的”这种家店不分的落后的管理方式。乐家在我曾祖乐印川以后,在我祖父时,弟兄四人,确立了四大房共管制。每房每年提取一万两,后来废两改元后,改为每房提取一万四千元。各房当然不会甘心于每年一万两的收入,因为这点剥削所得还不能满足于大家当时的挥霍,于是在管理的时候尽量想多捞一把。“肉烂在锅里”这种糊涂管理方式,正好给管理人以可乘之机。有的以货款收入中饱私囊;有的拿了大皮包把药品装走之后,个人以贱价卖给别的药铺,变为现钱;有的干脆支几万元钱灌入自己口袋。大家只想如何利己,至于由此而对同仁堂有什么损失,那就谁也顾不得了,更不会想到被剥削的职工。这就是清末民初,同仁堂的没落状况。乐氏家族大多数都抽鸦片,声色犬马,搞得乌烟瘴气。封建制使同仁堂濒临绝境,也把乐氏家族拖到深渊。我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从法国回来,参加同仁堂企业工作的。
2.乐印川的发家过程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民族资本的一个方面
据前辈故老们说,同仁堂创始的时间还远在康熙朝之前。历来之所以定康熙八年(1669年)作为同仁堂的创始年,具体根据是大栅栏同仁堂的一块旧匾上题的纪年。这个纪年是否就是最初开张的那一年,也很难肯定。因时隔久远,缺乏其他材料作为佐证,前辈故老所说也得之传闻,究竟创始于哪一年,无法确定,估且以康熙八年作为创始之年,因为考证它并无十分必要。值得提出研究并详细叙述的是乐印川时代同仁堂的情况。
乐印川是我的曾祖,他活动的时代,约当19世纪上中叶,因为他距我们还不远,前辈故老对于他的故实知之甚详,较为可信。更重要的在于乐印川定下的同仁堂经营上、技术上的一套办法以及“发财致富”“处世治家”“使用职工”的“格言”“秘诀”长期为同仁堂乐氏家族所袭用。研究分析乐印川的措施,对于了解同仁堂的历史有很重要的关系。由于其时正当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同仁堂的历史对于了解近百年的中国民族资本发展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乐印川幼年时,同仁堂已典给别姓经营,乐氏只保留了“同仁堂”这块牌号,所以经济并不宽裕,曾在北京懿文斋南纸店(相当于现在的笔墨文具店)当学徒。早年在商场上的历练,阅历很广,熟悉当时的世俗人情。他为人“精明”,是他采用了不少手法把同仁堂从外姓那里赎回来,又定下很多办法。对于后来乐氏经营同仁堂有很大影响。
经过乐印川的活动,逐步把同仁堂重新赎归乐家所有,又经过乐印川的整顿,更主要的是剥削广大职工的劳动,同仁堂开始兴盛起来。乐印川经营的要点,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一、标榜“养生济世”。以“济世”作为宣传,让“同仁堂”的名字深入人心,扩大影响。
所谓“济世”,就是行些“善事”,“救济”世人。乐印川以同仁堂的名义办了普善粥厂,每年施粥。又办长寿木厂,施棺材,办义学等所谓慈善事业。火警、水灾也带头拯救。在每年北京打磨厂挖阴沟时因没有路灯,坎坷中时常有人摔跤,甚至有摔死的。同仁堂在晚上就点起许多灯笼,照耀马路,方便行人。重要的是灯笼上写着同仁堂几个大字,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行善事的名义下做了广告。这方面乐印川是不惜工本的,为了救火,乐印川特地亲自到广州买了几个最好的救火唧筒。有一年,太和殿失火,腐败的清宫内救火设备,竟救不灭这熊熊火焰,只得破例准许民间人士进宫,替他救火。在官员的驱使下,许多人带着水筒、唧筒拥进王宫,其时火势极猛,已经蹿到殿顶,很多唧筒因为压力不够,水力不大,浇不着上腾的烈焰,压不下火苗。我父亲带了乐印川买的唧筒,赶到现场,自己把着唧筒嘴,因为唧筒压力大,喷射的巨大水柱,一下就浇灭了殿顶的火势,给王室立了功,于是那拉氏用光绪的名义给这个唧筒赐名“大白龙”。过去我父亲又使这个唧筒救灭过祈年殿一次大火,又办过一次赈济水灾,由于这些“功劳”,曾由清王朝赐给乐家花翎顶戴,其实都是职工劳动成果购买的,广大职工的劳动染红了顶子。过去我家一直引以为荣,城内有火警,都带头去救,在人们的思想中,留下同仁堂老乐家专行善事的印象。
二、专用道地药材,决不用次药,更不用假药。
同仁堂素来讲究用道地药材,制造丸散膏丹也按一定的方法,决不含糊。譬如犀角,一定用暹罗角,其次用云南角,决不用非洲角(即所谓广角),因为犀角取其凉性,广角虽然价廉,但是性热,作用完全相反,所以决不采用。炼制紫血丹,一定按古法,银锅放一百两赤金同煮。据研究化学的人说,赤金烧煮后,会起化学作用,其表面上产生的化合物是自然的高锰酸钾,所以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并不能说单纯照古人旧法。又如制造万应锭,也有一定的操作要领,其中牛胆汁一味药,绝不能让它煮滚,如煮滚,吃的人必然呕吐。煮滚北方叫开锅,所以煮牛胆汁严禁开锅。总之一切都以严格规程进行。有的药为了使其药效高,规定存放多年再行出售。该泡制的药也一定照规定泡够应该浸泡的时间。虎骨酒多放几年是为了使其去尽燥性,半夏泡制为了去其毒性,都有一定的道理。乐印川为什么这样重视道地药材呢?用他自己说的一段话,把他的目的表白得一清二楚。他说:“我们用药道地,看起来成本高,利润少,但是药效高,效力快,使用的人因为疗效好,就再来买,也介绍别人来买,卖得勤,卖得多,钱也赚得多,结果还是比那用次药的人家好许多。”在旧社会,标榜道地药材,其实质就是为了一个利字。所谓“薄利多销”,多销以后,许多薄利就积成了厚利。
三、固定工资少,以每天营业额提成作为职工的报酬,迫使职工花尽全付精力,为同仁堂资方争取收入。
同仁堂的职工多数非亲即故,一般都是三四代在同仁堂做事,劳资斗争并不十分突出。主要的是乐印川使用营业提成的办法控制迷惑职工。每天结账,根据每个售药员一天经手的营业额,提取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几作为报酬,而固定工资只占提成收入的廿分之一还不到。采取这个方法,迫使职工必须千方百计争取营业,否则菲薄的固定工资是不够的。同时,营业提成的办法使职工们有一个错觉,仿佛每一笔生意都和自己有关,自己也是同仁堂的主人,而不自觉地被剥削去更多的剩余价值装进乐家的腰包。
此外,因为北京盛行京剧,同仁堂每逢农历四月廿八日(药王生日),都请北京名角演戏,演员们为了想“药王保佑”,使自己身体健康,在药王生日时总是认真演戏。在北京上中下层人士都喜爱京剧,到时都来看,替同仁堂作了深入各阶层的宣传。
这些措施,符合于当时的社会风尚,适合当时人们的思想,所以收到很好的效果。而关于提成这一方式则是乐印川的独创。原来北方铺子旧例都是所谓“东六伙四”(资方分盈利的六成,职工共分四成)。乐印川这个办法较为突出,而其真正的目的是采用这个办法可以为自己取得更多的收入。
四、“事事由东”,不请“掌柜”,不准兼营影响“善”名、引起麻烦的行业。
乐印川规定“事事由东”,从店铺的管理,到采购、制造成药,乐氏家族都得亲自参加。嫁到乐家的媳妇也得参加丸药裹金、称人参等工作。也不用资方代理人,其目的是使乐家人亲自掌握,不致受骗上当。因为当时北方正有一种人,做掌柜(资方代理人)时专门搞“坑东灭伙”(坑害资方、陷害职工)的勾当。也不准兼营当铺、放高利贷、开饭馆。理由是当铺和高利贷都会影响“善”名,开饭馆要多杀“生”,也不是善事。其实乐印川是恐怕子弟不务药店这个本业,而且这三个行业都是会引起麻烦的行业。
五、和与同仁堂有联系的钱庄、药行保持了很好的协作关系,互相支持。
乐印川和一些钱庄建立了良好的借贷关系,借款还款注重信用,钱庄也乐于和同仁堂往来,使同仁堂资金周转宽裕。和一些有名的药行,如专营麝香的河南杜盛兴,也保持了密切的供销关系,保证了以道地药材供应同仁堂,使同仁堂垄断了好药。所以后来历来在祁州(安国县)药市,同仁堂采购的人不到不开盘,说明同仁堂和药市的关系。
六、乐印川捐了官衔,便于应付官府,提高同仁堂的声势。
乐印川这一整套措施的实行,使同仁堂大有起色。
3.设想改进中药受到的重重阻挠和创办南京同仁堂的经过
我和大哥乐佑申以及九弟乐夔,我们是在1912年去法国的。我学商业,乐夔学的是药学,乐佑申去了一年左右就回国了,这是乐姓子弟赴欧念书、出洋留学的开始。在此之前,我的两个同族叔叔是作为清王朝使团的随员出国的。
我们当时认为西方国家强大,科学发达,在那里可以学到一点东西,抱着效法西方才能救国的思想出国留学的。在法国我接触了资本主义管理商业的一套方法以及当时欧洲的医药科学知识,以后我参加了李石曾办的第一批俭学会。在moutalgis侨居异乡,总想听到祖国的好消息,可是传来的尽是什么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等军阀官僚丢中国人脸的丑闻,使我们抬不起头来。他们嘲笑旧中国在军阀官僚统治下没有科学,讥讽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行。可是,暗地里他们对旧中国的丰富出产和廉价的原料十分感兴趣,对中药也认真地研究。当时在法国医药界就使用了当归、肉桂、紫河车等五六十种中草药,甚至对中国的传统古方也注意收集和研究。原来他们用羊脑作为催生药,后来知道中国早已使用兔脑制“兔脑丸”催生,其作用较之羊脑有过之而无不及,使他们更欣赏中药。这些情况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和乐夔合计,我们研究中药具备更好的条件,应该使中药科学化,于是抱着革新中药的精神回国了。
回国以后,眼见同仁堂混乱不堪,掌管同仁堂的是九叔,他喜欢抽鸦片,懒得管事,他私人用了一些专门替他办个人私事的人,他们觉得“浑水好摸鱼”,希望维持原状,对于我回国极不欢迎,尤其反对我过问同仁堂的事情。一些老职工都很支持我,因为我虚心向他们请教,同时他们也不满当时的混乱情况,他们替我出了不少好主意,要我“快刀斩乱麻”地处理事务。我为了熟悉业务,什么工作都愿意亲自做一做,记得有一年,正值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几乎没有人赴安国县药市,我照常动身到安国县去采购药材,别的药店知道同仁堂有人到了安国县,全国各省的采购药材的人才陆续赶到药市。当时,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劲头呢?因为我始终认为中药是值得发展的。我曾经多次向家中提出改进国药,使之科学化,首先建立化学研究室,聘请专门研究药剂的化学专门人才,将各种药材提精后再做分析试验,以便更好地利用。家里的长辈们墨守成规,反对我的意见。这种与人民健康有关的医药卫生,理所当然可以由国家来办,然而当时政权在反动派手里,他们只知道对民族工商业敲诈、摧残。北洋军阀时期以“中交票”和银元并用,实际上一元“中交票”只能折银元五角几分,每天都有涨落的行市,军阀们的混乱政治经济,给投机倒把者以可乘之机。九叔边上一些专门替他办个人私事的人,每天都拿“中交票”按一元折一元银元的比价到同仁堂去换银元,转手之间就使同仁堂损失一大笔钱。蒋政权时期,则再三叫嚷要取消中医中药,对中医中药都横加摧残,当然绝不会再来改进中药。得不到政府支持,又遭到家里长辈的反对,要想改进中药只能由我自己来办,可是办好中药的科学研究、化学分析,要用很大一笔资金和聘请化学专门人员,直到1928年还是筹措不到资金。为了达到这个愿望,我想只有先发展本来的药业,积累利润,作为基金,再来办自己向往的事业。正在计划之中,恰逢蒋介石把首都迁往南京,北京居民减少很多,北京同仁堂的业务逐日下降。我同大哥乐佑申商议,到当时首都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店。分店属于北京同仁堂的一部分,每年的盈利也是按四大房平均分配,并非归大哥乐佑申和我所有。为了想改进国药,我以革命的精神创办了南京同仁堂。
在创办南京同仁堂的过程中,受到旧势力的阻挠。在开张前几天,南京的所谓药业公会的程会长威胁我说,如果你们在南京办同仁堂,我们南京的一万三千名药业人员就拥到你那里来。我对他那一套不予理睬,结果他们也不敢怎样闹事。
南京同仁堂仍是袭用同仁堂的传统:不用假药、次药,与此同时还同以次充好的奸商斗争。记得有一次,一个顾客拿了一支参来办交涉,他说,同样一支参,你们为什么要卖廿多元一两,别的药铺只卖六元钱一两?我拿来一看,原来是红参,并非别直参。我当即向其解释,说明红参和别直参,它们的性能和效用大不相同,如果照你拿来的样子,我们是不卖的,如果你要,我们此地只卖二元钱一两,要多少有多少。经我讲清道理后,他反过来到卖给他红参的那家铺子去提意见。为了打击这些以次充好的奸商,抬高同仁堂的声誉,我特地把各种药品明码标价,陈列样品,详细介绍,让顾客区别,使他们不致上当。这些措施,使那些卖假药的狼狈不堪。当然我这样做法也是进一步宣传同仁堂药材道地,以广招徕。在职工工资报酬的分配上,我也是袭用提成的办法。我的七叔乐达仁曾到南京同仁堂来检查工作,他提了不少问题,看到我都已解决,才不说话了。我不采用“肉烂在锅里”的办法,反对家店不分的封建形式,代之以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
没有多久,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寇长驱直入,占领南京。在日寇占领期间同仁堂和全国人民一样遭到日寇的残酷的迫害。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看清了蒋政权的反动本质,认识到只有毛主席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我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掩护新四军。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参加了抗日工作。
党的教育、日寇的迫害促使我坚定地参加抗日工作。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同仁堂受日寇的迫害不可胜数,列举三件比较突出的事件。
在日寇刚进入南京时,烧杀奸淫无所不为。他们到了南京同仁堂住了一个时期,撤走时,点上火就烧,因为建筑结构比较好,未能引起大火,日寇兽性大发,泼上大量汽油再次放火,结果把同仁堂付之一炬,只存下屋架。
我的弟弟乐夔住在天津法租界。当时有很多因抗日在天津市内打了一仗而负伤的伤兵,蒋介石根本不理,缺医少药,躺在马路上呻吟,无人救护。乐夔叫人开了汽车去救伤兵,以后因为他做了很多抗日工作,被日寇侦知,先是派特务监视,后来硬要法方把乐夔交给日本宪兵司令部。乐夔不愿意受到侮辱,服毒自杀,为抗日事业献出了生命。
又有一次,因为南京有几个日本专使因食物中毒死去,日寇大动干戈,把所有药房药铺的负责人都抓去逼供,当时我不在南京,于是把同仁堂的一个职工抓去,严刑拷打得死去活来,实在问不出什么,总算放了回来。
此外,日寇又用什么限价政策,进行搜刮。硬把各项商品按某月某日的价格限定下来,不准调整。实际上原料飞涨,如按限价卖出,根本不够成本,也补不进来,为此各行各业除汉奸外都吃了大亏,同仁堂也不例外。在日寇统治下,每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都起来反抗,而蒋介石继续他那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我经过共产党员管易文和杨慎初的启发,以同仁堂为据点,掩护新四军,自己也担任几次传递信件的工作。我至今认为同仁堂在党的领导下能够为抗日、为新四军起一份作用,是值得庆幸的。
4.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在中药业和同仁堂的表现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所到之处烧毁、惨杀、抢劫、奸淫,无恶不作。以后,联军又把占领地瓜分为若干区,每区划归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美国兵曾成群拥到同仁堂,把药铺藏的药酒也要翻出来尝一尝,竟非常爱喝。于是以后每日分批来闹着要酒喝。同仁堂有一个职工张子明,为避免他们乱毁东西,就出来跟他们敷衍一下,在他们喝得烂醉如泥时,用一瓶药酒对四瓶冷水,给他们狂饮。
打磨厂新开路乐氏老家,东西两院均被德军占领。他们将家内、仓库内的存货大部毁掉,多年来所存,准备制药的绍兴酒,连罐摔到院子里,搞得满地成了酒池。同样把制药用的蜜,当作糖浆,胡乱吃掉。这些丑事都是发生在帝国主义的“文明”管理区之内,其“文明”可见一斑。
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掠夺原料、输出资本总是不遗余力的,对中药业也不放过,它们所需要的药,都挑选质量最好的,并竭力设法垄断,无论内地或边远地区都有侵略者的足迹,由此可见,它们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生产资源、经济情报网罗无遗。侵略者的触角伸向穷山僻壤,无孔不入。
当归是妇科要药,为世界所公认,各帝国主义国家早已进行研究,经试用有效后,就大量到中国搜购。当归以四川出产的最好,各帝国主义国家必定选购四川货。
麝香是极珍贵的药材,以四川打箭炉出产的麝香最好,药效最大,甘肃甘州的次之。各帝国主义国家买麝香时,指名必须是打箭炉的出产。
最好的大黄,那就全部给帝国主义垄断去了。它们勾结产地的土豪、奸商,最好的大黄在产地就早已给他们搜罗一空,在祁州(安国县)药市上所卖的大黄,仅是帝国主义挑剩下来的,药业行话叫作“鬼退”,意思是“洋鬼子”退下来的。把大黄取名“鬼退”,反映了人们的愤懑情绪。我们同仁堂是安国县药市的大主顾,向来最好的药材都是先由同仁堂挑选。对于大黄,则我们所能买到、最好的货色也只能是“鬼退”货(当时“鬼退”已较一般大黄高明)。帝国主义者采用釜底抽薪的花招,从产地就把好货垄断去了,使我们这个百年老店无法与之竞争,可见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特权,它们侵略魔爪所及之广,令人发指。“鬼退”之名由来已久,也反映帝国主义早已垄断了好大黄。
德国帝国主义也处心积虑想侵入中药业,垄断一些药材。记得约在1926年或者1927年,德国某大药厂专门给同仁堂来信和我们联系,要买巨量的麻黄(约几百吨),并且希望我们同仁堂做它的代理人,经我拒绝了。听说德国的拜耳药厂曾经要我七叔乐达仁和它合作,七叔也拒绝了。总之,由此说明德国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想要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成为它们的子公司。
吉林以珍贵的野山人参闻名于世。所谓野山参又名“大山参”,是指在长白山野生的。此外,吉林又盛产参农们用人工培植的人参,称为“移山参”,效用较野山参为差,价格也卖得低,参农们赖以为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之后,禁止参农再培植人参,把种着的参全部刨掉,使广大参农,无以为生,流离失所。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真是擢发难数!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货物的进口却限制得很严。在美国来苏里州有一家广东人开设的致和堂药店,专门销售中药、药酒等,深受华侨和美国人民的欢迎,尤其是同仁堂的虎骨药酒深入大众,每年销售量很大,致和堂每年都向同仁堂订购大量虎骨药酒。有一年,致和堂来信告诉我们同仁堂,美国政府借口禁酒,罚了他四万美元,他要我们以后只说明是药,不要写明酒,以免美方借一个“酒”字做文章。实际上虎骨药酒明明是药用而非食用。可见当时美国政府歧视、压榨华侨的手法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此外,法国对于研究中药是非常重视的,举两个例子,可见一斑。它究竟还有其他什么政治背景和目的我不得而知,只是说明它们对中国医药是认真研究的。
抗日战争前,有一年,法国巴黎举办国际博览会,各国都到那里展出产品,借此为以后达成一些贸易创造条件。蒋政权认为参加展出,展品的运输、会场的布置、人员的经费等等是要赔钱的,不愿由政府筹备参加。其时,李石曾接到法国巴黎方面来信,请李石曾设法务必要寄去各种中药的样品参加博览会展出,因为当时欧洲正在大力研究中药。李石曾找我,要我把各种药材标本收集好以后,作为捐献。每种药材标本分为三份:一份寄往巴黎参加国际博览会;一份留在国内上海李石曾办的文化协会;一份交给国内赵成谷(曾在法国学化学)化验,想知道每种药材的化学结构。我都照办了。
同仁堂时常收到国外的来信,印象比较深的是法国医学院和药学院来信询问“兔脑丸”的详细情况。他们要了解“兔脑丸”是谁发明的,何时开始以兔脑催生,兔脑丸的原料,制造过程,等等。我去信告诉他们,我们国家使用“兔脑”催生已有几世纪了,可惜发明人查不到。兔脑丸是选用野兔的脑子生用作为主要原料。取兔脑前,先驱赶野兔使之狂奔,然后剖开脑壳把兔脑生挖出来放入预先配制好的各种药料之内和成丸药。法国医学院、药学院接到我的信之后非常惊奇,他们发明以“羊脑”催生是在20世纪上叶,而我国早已用“兔脑”催生,相比之下已晚了几百年了。他们回信说:估计“兔脑”的效果可能比羊脑更好,因为中国是采用生脑入药。奇怪的是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怎么会知道用兔脑可以催生,而且懂得用活兔取生脑,它含有的成分基本和羊脑相同。他们不知道实践可以出真知。实践来的知识就是科学的基础。
5.同仁堂和药行的关系
同仁堂和药行的关系始终保持得比较好,和药农则素来没有直接打过交道。我们采购药材都是到祁州(安国县)药市上去买,药市有陈宋两家大经纪,我们通过陈宋两家经纪购买大部分,小部分买自其他各小经纪。每年春季照例不去安国县,而在冬季必去。麝香买自杜盛兴设在北京的天汇药行内(杜盛兴是在四川灌县向猎户收购的),人参买自营口的参市。我们和药行做交易,对药行和药农的关系不大了然。
安国县是全国药材的集散地,各地药材云集于此。一般药材随处都是。另外特设有八家“广货棚子”,所谓广货棚子以专买肉桂、犀角、羚羊、藏红花等贵重药品而得名,这些药品大都来自广东、南洋,因而药业行话把这些贵重药品叫作“广货”。其中一家棚子是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所设。在旧中国交通工具极端落后的情况下,这些药材运到安国县是要花费巨大劳动的,先是各地用借风力的帆船运到山东一个小港口,然后再换骡马大车载驮。冒风顶日,披星戴月,几天几晚才能到达安国县药市。因为多年以来全国药商都习惯于到安国县去购销,所以开市总是热闹异常。安国县交通不便,我曾经建议他们是否移往天津,他们商量后还是不愿意搬。抗日战争时期,因交通阻绝,安国县无法开市,一度移在天津,买卖较之在安国时大大增加,盛况更胜当年。安国县药市的陈宋两家大经纪人,对同仁堂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因为同仁堂的交易占他们相当的比例,又有二三百年的传统营业关系,要货量比较固定,是药市靠得住的主顾,所以他们乐于和同仁堂保持传统关系。记得有一年,安国县药市的大经纪得到一支大黄,有头有脚形状像一个坐着的人,他特地把这支人形大黄送给我,配了一个座子,就像一座坐着的老汉塑像。
采购人参须到辽宁营口,营口是东北人参的集散之地。那里有三家大栈房,专门卖人参、鹿茸、哈士蟆等,全国各地药商都到那里选购。当时卖参还采用开暗标的办法,卖参栈房把出售的好参陈列出来,但并不标明价钱,让各地去采购的药商把准备出的买价暗自写在一张条子上,交给他们,由出价最高的人买去。近乎拍卖又有不同。拍卖是公开叫价,争买者公开竞争,以一定的数字为基础,竞相加价,随时可以再增,出价最高者买进,有基数可参考。暗标虽同样由出高价者买进,但是并不公开叫价,买方要猜测其他买方的意图,较他人为少则买不到,太多则不合算。然而,在参市上也是同仁堂买到的好参居绝大多数。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封锁、限制到营口的参农,一些参农把人参放在竹筐子里,爬长城,越过日寇的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把参带到关内,在天津、北京等地出售。如被日寇发现,往往开枪射击,随时会被打死。在日寇统治下,中国人普遍受其荼毒。
日寇不仅对去营口的加以限制,当药市由安国移往天津时,对去天津药市者也设置重重阻碍,在此期间同仁堂很少去药市。
同仁堂关系比较密切的药行,据我所知有天汇、天成以及专卖麝香的杜盛兴。我们同仁堂和天汇营业来往较多,其次是天成。
6.同仁堂家店不分及职工“分零钱”简述
解放前,同仁堂家店不分反映在几个方面,所以为此,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家店不分首先表现在企业和家庭是一本账,没有明确的分界。账房每天把当天营业所得,按比例提去职工的报酬后,全部送交乐氏掌管人收管,以后如需进货、添置东西等,由经手人去领。也没有成本核算,也没有每年的盈亏总结,凭着牌子老,每天营业收入可观,谁也不管企业的整个规划,所以企业的盈余多少,乐氏家族花费多少,总搞不清楚。
其二,货物管理、药品制造也是家店不分的。制药部门除泡制、压粉、杀野兔制“兔脑丸”在同仁堂进行外,其他丸散膏丹都在家里制造。麝香、犀角、牛黄、羚羊角都存放在家里,人参、鹿茸因为经常要专人晒晾,所以在同仁堂设参柜,由专人负责管理,故存放在同仁堂。
这些办法都是曾祖乐印川规定的。每天盈余即刻归己,是怕被掌柜侵吞,所以决不假手于人。自管自制药品是为了所谓秘制丸散膏丹,秘方不肯传人。
曾祖乐印川去世之后,祖父辈共分四房,但未分家,仍由曾祖母管理,矛盾还不突出。曾祖母去世之后,由四大房议定每房每年提取一万两,即所谓四大房共管,根本没有分家析产。当时也许认为这样可以保存同仁堂的实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职工的劳动使营业逐年增加,这个封建性的管理方式已完全不适应形势。由于原来奉行的一套办法,都是为了防止别人侵占乐氏利益的,没有考虑乐氏之间会有矛盾,当然不会有严密的会计制度相互监督。也没有人负责每年的结算,实际上每年的盈余远远超过每年提取的四万两,多余的并不按四房四份分掉,所谓“肉烂在锅里”,即此谓也。经管人愿意保持没有严格的制度,这样的状况,可以随便支取,甚至有的人就到制药部门拿货,当时在职工看来都是东家,谁也不敢阻止。“肉”的确烂在锅里,至于那烂在锅里的肉,谁吃得多,谁吃得少?就很难说了。当然在当时想多吃肉者多,考虑企业的少。大家处心积虑所想的是如何多拿一点,根本不去考虑全盘计划,不去考虑肉的来源,总会有一天无肉可吃了。
同样,仓库与家庭不分,也给人以可乘之机。原来先曾祖时代所定的办法,是在人口简单,营业额还不太大的情况之下。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营业的扩大,人口增加,矛盾逐步复杂,越来越不合乎形势,阻碍了同仁堂的发展。
由于没有分过家,当然没有人会提议从公共的盈余内提出款子去买田地,所以同仁堂虽有条件买田,但是从未买过一亩田。
从我曾祖乐印川开始,采用以每天营业额提成作为同仁堂职工的劳动报酬,大家称之为“分零钱”(以后简称分零钱),一直为我们乐氏家族所袭用。解放以后,才和全国广大职工一样,改为固定工资。分零钱办法使用了一百多年,一般商业部门以及药业最初很少采用这个办法,所以有必要详述一下。
要说清楚同仁堂“分零钱”的办法,先把同仁堂机构的人事组织及其职责范围讲明白。同仁堂出售成药、药材又自制丸、散、膏、丹,既搞销售又制造成药,所以我们姑且按工种分职工为职员和工人两部分(为叙述方便而分的,在过去从未这样明确分界)。担任销售工作的为职员;搞制造药品的为工人。
职员有:账房,库房,售药员。账房的职责是记账,每天计算分零钱,分配给每个职工;库房分保管、记账、发药,职责自明;售药员的职责是门市售药。
工人有:西院,碾房,刀房,打杂。西院的职责是泡制药材,杀野兔等;碾房的职责是压粉制丸药;刀房的职责是切药;打杂包括工友和炊事员。
此外,还设几名所谓“查柜”,不同于一般职工,又和北方旧例的“掌柜”不一样。掌柜是旧式铺子的负责人,相当于经理。查柜的职权较掌柜略小,他们负责监看售药员售药,查问账房,人事考核,接洽大笔生意,到祁州买货等。因同仁堂不设“掌柜”(资方代理人),所以“查柜”实际上相当同仁堂的资方代理人,其身份和一般职工不同。
每个职工固定工资很少,每月至多三至四元,主要靠分零钱。当天结算,当天分配。
分零钱办法规定得很细密、复杂,担任当天分配的账房如果不熟悉的很难搞清楚。因为每样药品售出以后,提成的比例都各不相同,自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几,有十几档子区别;每个职工按几厘到四分的比例分配,也分十几档子区别。
分零钱有两类:售药员每人以其当天个人经手售出药品合计数,按各项药品不同比例分零钱;其他职工(除工友、炊事员外)则按同仁堂一天营业额的总数,提出一定钱数,由大家按各人应得的分配比例分配,如:有人按三厘分,有人按四分分等。因公外出的职工,即使当天不在单位,同样可以分配到,如个人因事请假,则不能参加分零钱。职工去世以后,按职工在世的工龄,按十年可让其遗属参加分一年零钱为标准,廿年参加分二年零钱,余类推。分了一年或二年零钱之后,再按情况逐年递减比例。
各种药品提成的比例由资方乐氏决定;每个职工的分配比例,根据在同仁堂的工龄,以及资方和查柜的意见决定。如刚到同仁堂一般可分四厘,逐步六厘到七厘,最高是四分。职工到了同仁堂之后,没有大错误,就能慢慢地增加分配比例。
职工之间收入悬殊,一般售药员收入最多,而其他职工付出劳动很大,收入较售药员少。打杂的除了固定工资外,根本不能参加分零钱,这是很不公平的。
每季、每天的收入也相差很大。冬季,参柜售人参、鹿茸较忙,因为冬天买补药的人多;夏天则暑药柜的售药员收入好,夏天须要暑药者众。参柜出售人参、鹿茸等贵重药品,价格高,售药员提成所得就相应增加。暑药柜到了夏天需要量大,尤其是团体来购买,所以收入也不错,在习惯上自然调节了这个差距。
长期以来,由于固定工资少,职工必须以“分零钱”作为重要收入,否则菲薄的固定工资是不够的,只能尽量争取营业。以后,乐氏家族各房都寄售药品,各房需要售药员帮他推销,规定的好处多,打破了原来的规定,使分零钱办法更复杂而混乱了。小小一个店堂内就展开了竞争。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度到同仁堂来抓汤药的就没有人理,也不提成,配汤药时间花费久,收入少(一般汤药只几角一帖)。这些都是分零钱办法所带来的问题。在私人企业,专以求利为目的,当然不可能也不愿意解决这些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药业这个关系人民健康的企业,才会真正建立在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上。
此外,乐氏还致送全体职工和查柜以数字不等的谢仪。谢仪在每年农历十二月廿六日(店内扫过房之后)致送。谢仪多少,是由乐氏的意见决定。一般说来替乐氏同仁堂出力多的,谢仪就送得多,如赴祁州药市和营口进过货的总送得多一些。
7.同仁堂和同行业资本主义的关系
1929年,在南京筹备同仁堂时,受到各种势力的排挤、留难、敲诈。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汉奸们勾结日寇企图侵夺同仁堂的产业,和这些人应付很费气力。
筹备药店先是在三山街买房子,后来盖大楼,在买房子时,首先就碰到那些房屋掮客想欺负我们北方来南京的人,人地生疏,千方百计刁难。刚应付好第一关,上海的同行药业“胡庆余堂”陈姓资方特地也赶到南京来和同仁堂竞争,在三山街同仁堂对面开了一个药店(叫什么名字记不起来了),大唱对台戏。后来因业务不好,他才迁到府东街去了,说明当时资本主义之间互相竞争的剧烈。抗战期间,南京同仁堂被日寇付之一炬,很多职工都流落在各地,于是,我在上海又办了“宏仁堂”,登报说明,凡有同仁堂职工流落在各地的,可到上海南京东路,宏仁堂报到。很多职工见报之后都集中到宏仁堂来。
不久,我们又准备重回南京,而当时有几个汉奸勾结日本人准备占有我们南京同仁堂的旧址,扬言要办商场,经我们据理力争,我们公开申明同仁堂即将在原址复业,因南京同仁堂在南京广大人民中印象很深,而且我们在原址复业理由十分充分,汉奸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一百多年来,同仁堂的信用卓著,妇孺皆知,同仁堂的药好,闻名全国。同仁堂的药品销往全国各地,所以过去在北京邮政总局设有专柜专人办理同仁堂来往的邮件。全国各地人民都欢迎同仁堂的药品。曾有人到同仁堂的柜上,愿意把钱存在同仁堂,不要利息。经我们婉言拒绝了,说明我们是药业,不做银钱事业。从这两件事情,说明同仁堂的盛况。正因为如此,其他资本家就非常眼热,为了争利,全国各大小城镇,都有假冒的北京同仁堂药店,甚至在美国旧金山亦有假同仁堂。1926年前,我去美国时,曾亲自到旧金山假同仁堂去过。原来是一家广东药店,销售广东药,店员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不懂普通话。他们也承认不是北京同仁堂分店。1929年,我初到南京时,南京城内竟有五家假同仁堂,我特地托人去买他们出售的“活络丹”,经研究,确实不是我们同仁堂制造的,而是他们伪造的假药。我们南京同仁堂正式开张营业,他们只得一家家关闭,溜到别处去了。不但外省有假同仁堂,即使在北京同仁堂隔壁弄内,近在咫尺,就有几家专卖冒同仁堂牌的假药,他又翻了一个花样,不用同仁堂名义,譬如有一家叫“合为贵”,他们谎言药品是同仁堂的伙友(职工)从同仁堂偷出来的,所以卖价便宜。我记得在段祺瑞执政时,有一个高级军官带了四五人坐汽车来同仁堂要调换虎骨药酒,说他母亲本来总吃同仁堂虎骨药酒,前几天买的味不对了,而且也无效力。我们就请他到同仁堂后部院内,同仁堂拿出虎骨酒来一比,他的颜色淡得多,就向他解释:“我们同仁堂只有一种虎骨酒,你是哪里买的?”他说由他四弟。“你还认识卖药的人么?我可以把所有卖药人员全部叫来让你认。”他就无话可说了,我又继问他:“到底请你说明在何处买的。”他才说出是在隔壁一家买的。那个长官一听这话,当时就发怒,大骂那人,我就说:“既然是令弟就不要怪他,是他上当了。”他才说出:“不是亲弟弟,是我的把兄弟。”于是,重新再买同仁堂的真虎骨酒。同仁堂隔壁卖假药的有好几家,在清末民初抄过几次,并抄出全部伪同仁堂的木质方版。
解放以后,各地人民政府,禁止冒牌,禁止假药。徐州、蚌埠两处有规模比较大的假同仁堂,政府有关部门的人员,曾到他们那里去调查,问他们“牛黄清心丸”是哪里来的,是北京同仁堂还是南京同仁堂买的。他们答称是同仁堂买的,并拿出北京和南京同仁堂的发票,可是一查账,核对下来,买了同仁堂一百粒,何以却销掉六七百粒之多,追问之下,他们只得承认其余是冒牌伪造的。
这些事例说明那些图利的,无所不为,反映了解放前和解放初,药业之间那些奸商的行径。
8.我学习改造后的思想情况
我早年抱着效法西方,向西方学习的心情赴欧留学的。耽了多年以后,发现西方也并不是理想中那样先进,它有很多阴暗面,特别是对旧中国鄙视、歧视。记得有一件事对我印象很深,使我在青年时代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就极为不满。
1914年3月,在法国巴黎一次午餐时,和向我挑衅的德国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个印象,是我终生难忘的。
当时,正是德国军国主义在欧洲耀武扬威、猖狂不可一世之时,德国人在别国人面前都是傲慢得很,对待被八国联军打败的中国,更不在话下。有一天,在一个法国人办的家庭饭店内午餐,同座有廿多个男女外国人,我的右边坐着个德国人。开席不久,德国人就说:“中国人什么都不会,和他讲话,只会唯唯诺诺赔笑脸、点点头,这种人还不亡国吗?”他看到别人都静听着,越说越起劲。他看见我是中国人,立刻用鄙视的目光,轻蔑的口吻问我:“你是中国人,你说中国人是不是这样无能?”我怒火中烧,立刻怒目相对,昂然针锋相对地回答他:“中国人不是这样。你能干的事,我都能干,有我能干的事,你干不了。”德国人一愣,他绝没有想到中国人竟敢跟他顶嘴,就暴跳如雷,大吼起来,摆出要动武的架势。我为爱国心激发,不甘示弱,挺身而起,猛然推开椅子,脱掉上衣,操起一把西餐刀,站起来向这个德国人大喝一声:“好样的,站出来!”在座女宾都惊叫起来,同席的大都同情我的爱国热情,不满德国人的无理挑衅。大家都大嚷起来:“向乐先生道歉!”德国人看到我这个劲头,又觉得众怒难犯,只得狼狈地向我道歉。以后他看见我,总是脱帽握手很客气地招呼。这件事使我想到军阀官僚的腐败政治,使中国贫穷落后。没有强大的祖国,随时会受到侮辱。而这些帝国主义者也是色厉内荏,挺而斗争,他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回国以后我想使中药科学化,受到重重阻挠,这个设想总是得不到实现,家里的长辈们也不支持,乐姓家族之间也不团结,除在同仁堂这个企业内大家多争一点好处外,并且还开设了很多中药店相互竞争,也是和同仁堂竞争,因为经营的同样都是中药。由于乐氏家族之间的竞争,也给其他中药商以冒牌的机会,一些药商本来就觊觎同仁堂这个牌号的声誉,很多假同仁堂多年来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我鉴于以上情况,曾经向我七叔乐达仁建议,我说:乐氏之间的相互竞争应该结束,把各自开设的药铺全部归并由北京同仁堂统一管理,一律用同仁堂的牌号,杜绝别人冒牌,取消害人的伪药。我又说:按这样发展下去全国都有同仁堂,一年的盈余是很可观的。同时,这也是帮助乐姓的方法。这就是我想实行的“大同仁主义”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亮点毫无疑问是站在发生资本主义,搞资本主义经营的立场。说明我当时的思想状况。
日寇侵占东北之后又威胁北京、天津。日寇种种暴行,使人义愤填膺,而蒋介石又奉行不抵抗政策,大好河山沦于日寇,我觉得蒋政权是无望的了。当时觉得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那里还寄有希望。所以,当管易文同志和我联系之后,我就坚决照他们传达的党的指示办事。我想如果照蒋介石那样搞下去,中国必亡,我们都成了亡国奴,国家都没有了还要性命财产有什么用?我的九弟为抗日而捐躯,更激发我坚定抗日,并没有使我退缩。到上海宏仁堂来联系的都是化装的新四军。他们是很爽朗、热情、结实、机警的小伙子,分别时,总是有力地紧紧握手说:“打了胜仗再来看您。”他们必胜的信心,给我很大的鼓舞,使我更相信只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是真正抗日的。
我们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抗战胜利,可是蒋政权横征暴敛,破坏停战谈判,很快就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失去了威信。所以当蒋介石撕毁“双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中共代表团撤走时,我心情很焦急,我想共产党几时再能回来。当时,我送别管易文同志时,他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你放心好了。”
1948年,蒋介石滥发金圆券对人民敲骨吸髓,遭到广大人民的唾弃,我经营的同仁堂也同样遭到波及。但是我总是记着管易文同志的话,我坚信共产党一定会回来的。果然,不久就迎来了解放。管易文同志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共产党不使你失望,我们是回来了。”
解放之前,基于爱国心,基于对日寇的愤恨,基于共产党真正抗日,所以我坚定地参加了抗日统一战线,解放之后,经过学习改造,更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自己愿意接受改造,接受工人阶级的监督,所以1953年,“五反”时评为基本守法户。当时,虽然有的不法资本家想污蔑我,但是,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经过调查确实后,证明污蔑我的人犯有严重罪行,当场将他逮捕,现实教育我党的政策是伟大英明的。在1953年我们乐氏家族就开一个会,大家表示我们这个企业是有关人民健康的,应该贡献给政府,推乐松生去办理申请。后来批下来是公私合营。当时是1954年,在全国算是第一家公私合营的企业。紧接着,在南京的同仁堂分号也在1955年6月1日批准公私合营,在南京药业是第一家合营企业。在公方薛经理的帮助下,我知道不少道理,他每天给我讲社会发展史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久,我就参加到南京市药材公司工作,并安排为南京市政协委员,南京市人民代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公私合营以后,族弟乐松生担任同仁堂的经理,胞弟乐益卿担任副经理,初步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家族之内也不会因为互相之间的利益而竞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下一代都比我们青年时代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时幸福得多,他们都有广阔的前途,我们不必为后辈担心。社会主义幸福的大家庭,较之我们乐姓的“大同仁主义”不知要大多少。社会主义既大而公。他是为无产阶级、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懂得一点社会主义理论,再看自己过去津津乐道的“大同仁主义”又何其渺小。
1963年,我退休之后,正安度晚年。
我自从退休后回到上海,就参加里委会学习,经过里委会各位干部对我们的帮助、教育、改造,使我们的认识更加逐步提高。在今年请到《毛选》五卷之后,第一篇就读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忆起在数年前我就读过我们英明伟大领袖毛主席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再不受外国人的欺侮了。我听到这话就感动得落下泪来,我更忆起1914年在巴黎与那个德国人吵架的事。直到今日已经有63年了,我们中国真出了我所希望的伟大领袖,所以我对英明伟大领袖毛主席内心总是尊敬!感激!
我自己在党的教育帮助下,懂得了不少道理。回顾过去,青少年时代,想到西方去学习,想用西方一套来救国,回国以后,在三座大山统治下,自己改进中药的设想未能实现,抗日时,在党的教育下参加了抗战,逐步知道了社会主义,我的一些设想,在党的领导下,搞得更好。回顾自己的过程,得出最正确的结论,那就是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坚持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康庄大道。我虽已八十五岁,有生之年一定坚定地做一个爱国者。
[1]. 本篇口述曾被收入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本篇略有补充删节。
[2].金玲在这里是开玩笑,所谓“我们家”,指的清朝皇室。金玲是肃亲王后裔。肃王善耆是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豪格的第十代嫡孙,生于1866年(同治五年)。至于金玲与善耆是什么关系,她没有说,由于与本书无关,从略。
[3]. 有关水会,亦称水局、水龙公所等,为传统的民间救火组织,传统社会中商会往往承当最重要的角色。1943年夏日本有学者对北京水会做过实地调查。普善水局,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设在新开路(《顺天府志》),日本学者来新开路该水局调查时发现门口写有“普善公所”四字。光绪十八年(1892年)由乐仲繁等绅士经营,时由同仁堂乐家单独经营。有头目一人,兼工作人员,多少给些薪水。遇火招集新开路10余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天坛着火时扑救有功,奉旨嘉奖,匾额时挂在该公所。(房建昌整理:《旧京水会资料钞》,载《北京档案史料》,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288页)
[4]. 据《北京同仁堂史》(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记,乐平泉号印川,字清安。乐槐亭则无考。
[5].乐笃周(1894—1979年),字叶潜,生于清末光绪年间,卒于“文革”动乱,享年85岁。早年留学法国,民国八年(1919年)回国。民国二十年(1931年)在北京创办宏仁堂国药号,后又在上海、青岛、天津等地开设分号。新中国成立后曾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委员,南京市第三、四、五届人大代表。关于乐笃周在南京开设同仁堂一事,由乐松生署名的《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有如下记载:“民国十七、八年(1928—1929年)政治中心南移,乐佑申就要他的亲弟弟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是违反族规的,于是群起而攻之。” (载《北京文史资料》第11辑,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这篇文章据说实际的执笔人是浦熙修,所站的完全是乐松生亦即四房的立场,与乐曙青所述颇多不符。但如今记述乐家历史的文件则多沿袭此说,这与乐松生曾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当然不无关系。又,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记“反右”时第一个站起来批判章乃器的,就是乐松生,也提到乐松生在“文革”中的遭遇。乐松生死于1968年4月27日晚。据报道,十年后的1978年,北京市政府在八宝山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但骨灰盒中并无骨灰。(政协崇文区委:《三百年中药老店——北京同仁堂》,载《文史选刊》第12期,1997年版)
[6].美国教会在北京创办的教会中学共八所,分别由美国美以美会、公理会、长老会在19世纪60至70年代创建。分别是:汇文中学、慕贞女中、潞河中学、富育女中、育英中学、贝满女中、崇实中学、崇慈女中。
[7]. 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54年8月27日,具有285年历史的北京同仁堂国药店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市地方工业局投入25亿元(旧币)资金并派去干部。乐松生任经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71页)关于同仁堂公私合营的具体过程和协议内容,详见本书附录,本书中也有多处叙述。
[8]. 曹汝霖(1877—1966年),字润田,清末民初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曹汝霖之闻名,是因“五四运动”时被指为卖国贼,住宅遭游行示威学生烧毁。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
[9]. 乐靖宇的弟弟即乐十九,名乐达璋,亦名乐舜慕,其子名乐鉴秋。
[10]. 十六奶奶,即乐季繁第四子乐达德(乐十六)之妻。
[11]. 乐肇基是乐达仁的侄子,乐季繁第三子乐达明的儿子。
[12].马芷庠《北平旅行指南》:“董四墓在万寿山后青龙桥西北,红石山南麓。明内监董姓行四者,退老于此。善种桃,多茂盛。董殁亦就地葬之,村以是名。”(1935年初版,1997年北京燕山出版社重排本,247—248页)按乐家在北京西山有好几座私家园林,这里说的是乐家花园,位于董四墓村村北,与程砚秋的憩园隔路相望。面积很大,南有两进式五楹抱厦前厅,北有前廊后厦五楹正厅,东西各有一座两进三合别院,园中假山土阜、药圃鹿苑错落有致。
[13]. 这里的叙述有误,鬼子六即恭亲王奕
,道光帝第六子,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授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负责与英、法、俄谈判,并且签订了《北京条约》。但在1898年已经逝世。八国联军入北京是1900年,其时慈禧带光绪帝西逃,留京与联军谈和的,是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
[14]. 这里说的信天主教的二大爷就是乐西园,参见下篇沈芳畦口述。
[15]. 江米巷,即东交民巷。位于东城区,旧时为使馆区。
[16]. 李石曾(1881—1973年),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留法第一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为国民党的四元老之一。
[17]. 关颂涛,北京旗人,协和医院医生,为20世纪30年代我国实施神经外科手术最早的医生。据说他治病做手术时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一句中文不说,但在生活中说一口北京方言,而且饮食爱好、礼貌风格都是老北京旗人的派头。
[18]. 万桑医院,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仁爱修女会在西什库设立的施医局,后改为北京医学院附属平安医院。朱广相曾获法国医学博士,“文革”时曾遭残酷批斗,一位为他家当过门房的人仅仅因为他说了几句好话就被当场活活打死,是1966年“文革”时期北京城的著名事件。
[19]. 诸福棠(1899—1994年),江苏无锡人,儿科医学家,中国儿科学的奠基人。
[20]. 旧时妓女有“青官”“红官”之分。青官多为鸨儿从人贩子手里买的女孩子,有几分姿色,学些琴棋书画,一般是卖艺不卖身。沈芳畦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也可见她对此还是很懂行的。
[21].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的小说,曾多次被拍成电影,有1932、1945、1956、1963年等多部电影版。但《四季歌》确实是周璇唱的。
[22]. 明清时期,当官的和有钱的饮宴时要妓女陪酒、奏乐、演唱,叫作“叫条子”,在妓女一方,则叫“出条子”。
[23]. 三青子是北京俚语,北京人将耍无赖、浑不讲理的行为称为“三青子劲儿”。
[24]. 秃噜也是北京俚语,有多种含义,这里指说话走板。
[25]. 这里说的可能是佛经故事“舍身饲虎”,而不是谁谁他妈喂了老虎。按,“舍身饲虎”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也是佛教壁画中表现最多的题材之一。说的是古时大车国王有三个太子,最小的一个叫萨锤那,一日三个太子进山打猎,见到一只母虎因产后体弱,欲将刚出生的小虎吃下充饥,萨锤那救小虎心切,便跳下山崖,将自己喂了老虎。他的父母收拾他的尸骨,建造了一座舍利塔来供奉他。
[26].姬鹏飞(1910—2000年),曾任中国外交部部长。
[27].乐效翚,同仁堂大房乐佑申之子。1928年12月出生。1955年协和医学院本科毕业, 1985年晋升为主任医师,1988年被授予教授资格。曾任宣武医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会会员。1999年退休。在宣武医院任胸心血管教授时,主持了北京地区首例心脏移植手术。曾参与编写《胸部外科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学百科全书》《心脏杂音与心电图》等多部专著,主持科研课题多项,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
[28]. 北京电视台一档叫作《红色地图》的节目,其中一期名为《同仁堂“乐家老宅”》。乐侠先生所说的《红色地图》即指此。
[29]. 王瑶卿:京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在梨园界被尊奉为“通天教主”。他生于1881年,卒于1954年,原名瑞臻,字稚庭,号菊痴,晚号瑶青,斋名“古瑁轩”,祖籍江苏清江(今江苏淮安)。其父为晚清著名昆曲演员王绚云。
[30]. 军事调处执行部是在毛泽东、周恩来1945年赴重庆与蒋介石签订和平谈判的“双十协定”基础上,于1946年1月13日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是日,中共方面代表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代表郑介民、美国方面代表罗伯逊由重庆飞抵北平,宣告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美国代表任主席。军调部受军事三人委员会领导,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点进行调处。三方代表均有表决权,一切事宜均须三人一致通过,否则,提交三人小组(由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决定。军调部下设由三方人员组成的执行小组,负责执行调处工作。3月11日军事三人小组对扩大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权限及东北问题取得原则协议,并决定由执行部派出执行小组前往东北。同日,马歇尔离华返美述职。在其离华期间,暂由吉伦中将代理其职务。
[31]. 四大怀药是指古怀庆府(今河南省焦作市境内)所产的山药、牛膝、地黄、菊花四大中药。
[32]. 中医指具有热性或温性的药。
[33].今河北安国市,从明清开始成为北方乃至全国的药材集散中心,被称为“药都”。
[34]. 由于本书中有多处提到“吊蜡皮”,有必要在这里做一较详细的注释。按中药成药以丸药为主,丸药又以蜜丸为主。蜜丸中的蜡壳药丸具有中国特色,出现于清初陈李济老药铺(该药铺在广东,创立于明万历年间,是有300余年历史的老药铺,店名迄今未改),而后遍及全国。蜡壳药丸的生产工艺颇为独特,传统上是以石蜡与蜂蜡等的混合熔液,先用木球吊铸成蜡壳,割开取出木球,装丸再挂蜡封刀口。要求壳与丸分离而不粘连,壳内留有空隙,使丸能活动自如。蜡壳药丸的特点在于能防止吸湿并使芳香、药效不致散失,使药丸保持滋润,久贮而不易变质,减少霉烂虫蛀。蜡壳药丸的工艺要求是壳与丸分离而不粘连,这是因为蜡液从垂熔到成壳约收缩5%,而蜜丸成型后则膨胀大于收缩,且容易与蜡壳出现互溶作用,故有较严格的工艺要求。这一科技成果来之不易,是经过近千年的实践才获得的。(朱晟:《有关蜡壳药丸的一些史料》,载《药学通报》1986年第21卷第8期,491—492页)
[35]. 金箔:药性:辛、苦、平;功效:镇心、安神、解毒、平肝;用法用量:内服,入丸、散,一般多作丸药挂衣,外用,研末撒。
[36]. 二闸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初建时原名籍东闸,为上下两座木闸。至顺元年(1330年)易木为石,更名庆丰闸。明嘉靖七年(1528年),上下两闸合为一。此闸因位于东便门外第二道闸故又称二闸。明清两代在闸口均设官执掌,专司漕运。另编闸夫数名,专司天情水势,启闭闸门。因东便门外“地势较通州高四十尺”,故全靠沿途闸坝蓄泄河水,方能通航。除梯航漕运外,二闸历史上另有两项防汛设施:一是闸门,共有十三块启动闸板;一是泄洪桥,位于二闸口四百米处的北岸,为三座连成一体的石拱桥,向北形成漫坡,桥低于二闸村,高于河水面。当洪水来袭、未及打开闸门时,洪水即可绕过该村,从拱桥下向北再折向东泄至高碑店闸。石桥上原有一块“避蚊石”,据云夏夜在此石上乘凉,蚊虫不叮不咬。1956年拆除石桥,此石下落不明。
[37]. 雄鹿的嫩角没有长成硬骨时,带茸毛,含血液,叫作鹿茸。由于支叉多少及老嫩不同,又可分为鞍子、二杠、挂角、三叉、花砍茸、莲花等多种。
[38]. 1914年,孟金甫在北京骡马市大街开了一家药铺,名字叫鹤鸣堂。骡马市大街距离菜市口很近,菜市口有一家药铺叫鹤年堂。鹤鸣堂开业以后,两家紧邻的药铺开始了激烈的竞争。详情请参见《李荣福访谈录》。
[39]. 1949年4—5月间,北京市第一区、第三区,即现在东城区的一部分,分别选择祥立永地毯厂、宏仁堂中药店等私营工商业,作为实行国家对私营工商业扶持、限制的试点。1954年2月,东四区也先后选择艺华乐器厂、福康畜殖有限公司、逢源牛奶厂、仁立麻纺厂、宏仁堂制药厂等不同类型的工商企业,作为公私合营试点。乐侠先生说的仁立地毯厂,应为仁立麻纺厂。
[40]. 19世纪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的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除了宣传宗教外,还设立了教会学校。公理会设立了育英学校和贝满学校,在通县设立潞河中学和富育女中;长老会设立了崇实学校和崇慈学校;美以美设立了汇文学校和慕贞学校。
[41].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附近,是中国最著名的监狱。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新中国157项经济与国防建设的产物之一,由苏联专家设计,有四幢带审讯室的楼房,排号为甲、乙、丙、丁。楼房一律三层,砖结构,坡顶。每间监室有200平方米,内有单独的洗手间,还有坐式马桶和脚踏式冲水。重犯囚室内的墙壁是特制的,可严防囚犯撞墙自杀。曾关押过清末要员、国民党将军、“四人帮”、成克杰等高级别的囚犯。
[42]. 黑五类:就是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