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前北京同仁堂药铺的经营模式:有关同仁堂的口述历史

定宜庄

一、有关同仁堂研究的空白和误区

同仁堂中药铺是北京久负盛名的老药铺。在如今的北京街道,“同仁堂”的招牌触目皆是,它所宣传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制药法规,也已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同仁堂在京城的老药铺中并非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与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鹤年堂就开业于明代,延续时间比它更为长久,买卖也颇为兴隆。而同仁堂之所以能在京城当时的百余家中药铺中一枝独秀、脱颖而出,一般都认为与它自清雍正元年起就供奉御药房用药、成为承办官药的“皇差”直接相关,同仁堂自己显然也非常乐于强调和宣扬这点。但事实上,自清入民国再到1949年以前,同仁堂经历过数度起落,所有权也一度转入他人之手,[1]所谓“供奉御药”尽管是一块金字招牌,但对这个药铺日后的发展究竟起到几分作用,乃是一个令人怀疑的问题。

与此类似的空白和误区,在有关同仁堂的研究中远不止此,我们还可以再举几例:

其一,将同仁堂视为一个传统的中药铺,忽略了民国以来百余年、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个“老字号”致力于学习和借鉴西方企业管理经验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民国时期新与旧、西与中相互碰撞、交击同时也并存、交融的特殊时代的缩影。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这种转型不仅仅发生在上海、天津等城市,同时也发生在被人们视为“土气”“守旧”典型的北平,同仁堂的发展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其二,同仁堂固然是一个由乐家创立的家族式企业,但同仁堂的历史,却不等同于乐家的家族史,这是目前有关同仁堂的研究和宣传中最大的误区。事实上,如同任何一个企业、商铺一样,同仁堂是一个由资本家、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构成的整体,其中的药工尤其不可忽视。正是由于拥有这样一批既有敬业精神又有各自独门绝活的、生产经验丰富的药工,以及他们对同仁堂的认同,才使同仁堂能够在北京百余家中药铺中脱颖而出,这是同仁堂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其三,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据《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共同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边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据载,老大房一支开设药铺的时间是民国十年(1921年),乐家诸房这种独特的经营模式的形成即自此始。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字当不止此。[2]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有很强的实力。

1954年公私合营以后,北京的同仁堂仅余本店一座(天津达仁堂仍然保留),其他各房开设的药铺均被以各种名目改归其他名号而基本消失。即使唯一保留的同仁堂本店,被关注的也仅仅是乐松生和他所在的房支。这种只知其一不计其他、只关注中心的一点而不及全面的做法,是无助于了解乐家和他们创立的这个同仁堂药铺的。

其四,同仁堂是北京市最早公私合营的企业,乐松生因此而成为“红色资本家”的代表,同仁堂何以能够成为资本家中的“楷模”,资本家的对立方即工人一方对此持何种看法,也是很少有人涉足到的空白。

种种空白和误解的出现,固然都事出有因,但仅仅依据档案和官私方文献的记载,对这些问题难以进行具体深入的探究。为此,我们尝试采用不同的途径,其中尤其借助了口述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在百年来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同仁堂的发展过程和经验,以及劳资双方各自的命运。

目前出版的介绍同仁堂的作品已经不少,其中当然亦不乏佳作,而我们这部口述史,不同于其他著作的特点有二:

首先,我们特别地将访谈重点,放在老药工这一群体上。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能否吸引这样一批人才,是同仁堂也是其他任何企业能否成功的关键。二是在所有有关同仁堂的出版物和影视媒体中,他们一直是隐而不见的、沉默的一群,而口述史的最大意义,正是能够赋予这些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们,以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性,并从而使他们那些极其丰富的治药经验、对同仁堂管理的体会和评价等,有了进入这个企业历史的机会。

其次,虽然我们的采访对象以同仁堂药工为主,但也尽其可能地照顾到各个相关方面,尤其是同仁堂乐家的后人(本书将其称之为“资方”,因为迄今为止药工们仍然习惯称他们为“资本家”)。也就是说,本书是由老药工、资方两部分构成的,每一部分都以口述为主,同时参之以文字记录,因此,将口述与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互证互补,便构成了本书的第二个特色。

还要说明的是,本书涉及的时间,基本上是20世纪以后,至于同仁堂在清朝时的发展与兴衰史,恕不赘叙。

二、本书资料来源介绍

下面将本书的口述与文献来源作一简要介绍:

(一)资方资料来源

我们将资方访谈放在第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对于同仁堂的情况,包括乐家四大房的族谱脉络、各房支集体构筑的整个药业网络、同仁堂作为企业的经营特点,以及乐家子孙的生活方式、选择的不同政治道路等等,都有着比较概括的叙述,有助于读者找到进入这个题目的门径,也为后面老药工口述的内容,作一个必要的铺垫。

1.乐笃周手稿:《我所知道的同仁堂》

这部手稿是乐笃周在30余年前亦即1977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泉水先生之约所撰的文章,迄今为止未曾公开发表过,见过的人也不多。我是在2009年采访贾怀增先生时,从他手里得到的。据作者自称,这篇文稿中凡1926年以前的历史,得自前辈故老的讲述, 1926年后,全系个人经历。态度是颇为谨慎认真的。该文涉及的内容包括:

(1)帝国主义、同业资本家和同仁堂的关系;

(2)同仁堂家店不分和职工分零钱简述;

(3)学习改造后的思想情况。

据乐笃周在文中称:

因为手头既无《同仁堂药目》《乐氏家谱》等材料,也无其他参考资料。加之年老,记忆力衰退,执笔更困难,只能就想到的,口述由别人帮助记录、整理、抄写。因为是根据个人的亲闻和亲历回忆而写出来的,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只能说是“我所知道的同仁堂”。

写于那个尚未摆脱“文革”影响、仍然心存余悸的特定年代,不断批判自己,摆脱不了那些套路和套话在所难免,尤其是第三节,但这份文献仍不失为一份非常宝贵的资料。它的意义在于,这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份曾直接参与同仁堂管理,并从这个角度较为系统地总结同仁堂经验的文件。

乐笃周(1894—1979年)字叶潜,乐小庭第三子。同仁堂的中兴人物为乐平泉(号印川),乐平泉生有四子,即后来的四大房,其中长子名乐孟繁,乐孟繁有两子,即乐小庭和乐均士。乐小庭也有四子,即乐佑申、乐西园、乐笃周和乐益卿。

乐笃周早年留学法国,民国八年(1919年)回国。民国二十年(1931年)在北京创办宏仁堂国药号,后又在上海、青岛、天津等地开设分号。新中国成立后曾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委员,南京市第三、四、五届人大代表。

在乐家四大房的诸多子孙中,乐笃周受到的争议最多。但据他的侄子乐曙青口述,他是同仁堂众子弟中最值得一写的人物:“他在欧洲美洲的转了一个弯儿,回来以后就开了眼界了,他自己上祁州药市采购去,他认为要弄中药,就应该把中药弄成托拉斯,可是他这一个愿望始终没实现。”乐笃周最受该家族子弟诟病的一件事,就是在南京开设同仁堂,据乐松生称:“民国十七八年(1928—1929年)政治中心南移,乐佑申就要他的亲弟弟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是违反族规的,于是群起而攻之。”[3]

但是无论如何争议,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

2.乐侠口述

乐侠是二房乐仲繁的第四代曾孙,其父为乐元可。乐仲繁生三子,次子乐咏西有四个儿子,乐元可是长子。据说这房中最活跃的,就是乐咏西这两个儿子,即乐元可和乐孝先。乐元可曾与三代内务府大臣增崇的侄子,以及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等等,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所谓八大少,无非经常在一起谈艺论画,说古道今而已。20世纪40年代,乐元可的家曾是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地点,据称他夫妻为地下党保存经费。在物价一日三涨之期,他们常易款为药材或黄金以免党的经费过分贬值。故而这对贤伉俪被地下党誉为“金库主任”。20世纪50年代这段故事曾被拍成电影《地下金库》。1949年以前,二房中参加共产党的似较其他各房更多。不过在乐侠的口述中,还是讲述了很多他的父亲参与同仁堂制药和管理的经历和经验。

3.乐曙青口述

乐曙青是老大房乐孟繁的第四代。父亲乐益卿,20世纪50年代曾与乐松生一道作为资方管理同仁堂,任同仁堂药店副经理。乐曙青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并未直接参与任何同仁堂的事务,但对四大房各房支的情况还是颇为熟悉。他讲述的内容主要有二:一是同仁堂作为各房子孙供奉的“大公中”,各房自行开设的药铺为“小公中”的经营方式;一是各房子孙的生活方式。尤以后者为更有趣。

4.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

包括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第四房乐季繁次子乐达义曾因三房乐达成侵吞公产一事呈报北平市警察局请求保护的档案、北京市档案馆藏《财政部北平国税稽征局函国药公会改制药酒先行登记》案卷、《北京市成药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等等。对于了解同仁堂在民国时期家族内部矛盾等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同仁堂老药工口述

1.贾荫生口述

贾荫生,河北辛集人,出生于1914年,1932年到同仁堂。他是我们目前寻访到的唯一一个20世纪30年代就进入同仁堂并从此终生工作于此的见证人。贾荫生和他父亲、儿子以及侄子贾怀增全家都在同仁堂工作,他接受采访时已经98岁,仍然身体康健,声若洪钟,思维清晰,能够寻访到他,十分难能可贵。

贾荫生是1949年以后同仁堂职工中最早加入共产党的三个人之一,并作为工会代表,直接参与了公私合营中与资方谈判的全过程。接管之后于1954年到1974年任同仁堂药店主任。

2.贾怀增口述

贾怀增,贾荫生的表侄,1946年1月经贾荫生介绍到同仁堂, 1999年退休,在同仁堂工作时间长达53年。曾任同仁堂药店主任、经理,高级工程师。退休后其职由李建勋接替。

3.李建勋口述

李建勋,河南沁阳人,出生于1934年。1948年到北京同和堂学徒,1953年到同仁堂工作,1978年任同仁堂副经理,后任经理。1997年办退休手续后又被返聘,任药品咨询委员会专家。

4.李荣福口述

李荣福,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人,出生于1934年。13岁到北京德寿堂药店学徒,后到鹤鸣堂工作,1952年年底到同仁堂。曾任同仁堂制药厂质量技术科科长,副总工程师。

四位老药工的共同特点:都在同仁堂工作过50年以上,后来都在同仁堂担任过重要的技术和管理职务。其中两人即李荣福和李建勋是在其他药铺学徒后再到同仁堂工作的,对同仁堂的经营管理,尤有深刻体会。

李荣福退休前给同仁堂厂长提出建议,他说同仁堂需要搞四个东西:第一是同仁堂的作业法;第二是同仁堂药品的标本;第三是整理同仁堂药品的配方;第四是写同仁堂历史。结果是同仁堂有关领导采纳了他的建议,搞了其中两种,但他认为都不够理想:一是整理配方没有按照历史原貌;再一个,就是把同仁堂的厂史写成了乐家的家史。我认为他指出的这两个问题都非常到位,尤其是关于同仁堂历史的书写确实很成问题,基本上成了乐家的家史,迄今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这表明了李荣福先生的见识,也是我力图通过老药工的口述了解同仁堂的重要原因。

这些人的口述与手稿内容都非常丰富,涉及同仁堂历史、传说,家庭生活、家族矛盾、个人经历,同仁堂的生产、经营、销售方式、与其他药业同行的关系,以及大量有关中医药的专业知识等方方面面,难以一一尽述,这里只能选取几个方面,做一个大概的阐释。

有关同仁堂在买卖背后的生活,由于很少见诸于记载而难以探究,采取对同仁堂乐家后裔及老药工进行访谈的方式,可以多少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所以我们对同仁堂历史的讨论,就是从口述访谈入手,再与相关文献资料互证互补来进行的。

三、同仁堂背景简介

由于本书并不打算从头详述同仁堂的源起,所以一些必要的背景,有必要在全文开始时作一简要交代。

(一)四大房的经营模式与家族矛盾

同仁堂乐家老铺虽然早在清前期就已建立,但经历过多次起起落落,直到第十代传人乐平泉时才得“中兴”。乐平泉号印川,他有四个儿子,这便是同仁堂“四大房”的由来。为方便起见,这里先将乐家自乐平泉之子起的家庭关系简要罗列如下:

长房

二房

三房

四房

乐平泉死后,同仁堂药铺由其四子共同管理,号称四大房。四大房不仅在药铺的经营上,而且在生活方式上都各自为政。由于1949年以后第四房的乐达义之子乐松生在公私合营运动中表现积极,并因此得以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因此凡有关乐平泉之后四大房的各种经历,往往都是以四房即乐松生一支的立场叙述的,包括Sherman Cochran 于2006年出版的China Medicine Men: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一书。该书中有一节专门谈及同仁堂的历史(Inventing Imperial Traditions and Building Old Shops)[4],对于乐平泉经营药铺的方法,包括同仁堂与清朝皇家的交往及获取的特权,清亡之后乐家在接受西洋影响与坚持旧传统之间的选择取向等发展过程,都有详细的描述。

有关四大房之间的关系,乐笃周有一段话总结得颇有道理,他说:

曾祖乐印川去世之后,祖父辈共分四房,但未分家,仍由曾祖母管理,矛盾还不突出。曾祖母去世之后,由四大房议定每房每年提取一万两,即所谓四大房共管,根本没有分家析产。当时也许认为这样可以保存同仁堂的实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职工的劳动使营业逐年增加,这个封建性的管理方式已经完全不适应形势。由于原来奉行的一套办法都是为了防止别人侵占乐氏利益的,从来没有考虑乐氏之间会有矛盾,当然不会有严密的会计制度相互监督,也没有人负责每年的结算,实际上每年的盈余远远超过每年提取的四万两,多余的并不按四房四份分掉,所谓“肉烂在锅里”,即此谓也。经管人愿意保持没有严格的制度,这样的状况,可以随便支取,甚至有的人就到制药部门拿货,当时在职工看来都是东家,谁也不敢阻止,“肉”的确烂在锅里,至于那烂在锅里的肉,谁吃得多?谁吃得少?就很难说了。

当时的情况,也许比乐笃周在这里的记述还要严重,这从官方保留的档案中可以一窥究竟。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第四房乐季繁次子乐达义曾因三房乐达成侵吞公产一事呈报北平市警察局请求保护。文中称:

达义有祖遗同仁堂药铺一座。达义之祖故后,由达义伯父暨达义之父兄弟四人管理,伯父兄弟相继弃世,即由伯母王氏管理。上年旧历三月间业经交出。讵达义之兄达成即三伯母之子出为把持一切,款项均入私囊。两月之久吞没巨万,族公愤,咸抱不平。乃议定公推一人管理。旋经公举达义之兄乐铎经管。乐铎系三伯母长子。一面族另筹管理办法以图永久。讵达成突于旧历正月十六日至铺中,将当日所得卖款提出一部分强行持走,益声言嗣后永远照此办理。是夜又函知族人,欲将家中铺中历年所存之货物款项照前项方法分配云云。伏思同仁堂铺中各事,现正由族人等竭力整顿之际,乃达成忽有此扰乱之行为,实属破坏公益,不顾大局。惟达成顽梗性成,不可理喻,不得已由达义之侄乐禔分呈外右一外左一警察署,请求饬警到场保护……[5]

可知矛盾已经公开化并白热化。

这个呈子中提到的乐达义,是Sherman Cochran在书中用大量篇幅提到的乐达仁的弟弟,亦即1949年之后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的乐松生的叔叔。乐禔也名乐佑申,是老大房乐孟繁长孙。乐铎又名乐靖宇,是三房乐叔繁之子。至于这份呈子中的主要人物乐达成,在以后同仁堂后人所编家谱与口述中均未提到,这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故意隐讳,还有一个是他另有其他名字。据二房乐仲繁之孙乐崇熙拟的家谱,称三房乐叔繁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上面提到的乐靖宇即乐铎,还有一个是乐舜慕,不知是否就是乐达成的又一个名字。[6]

这份呈子提到的这场家族纠纷,很可能是乐家四大房各自子孙开设分号的开始,据《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共同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边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因为此书记载老大房即乐孟繁一支开设药铺的时间是民国十年(1921年),正是发生家产纠纷的第二年,乐家诸房这种独特的经营模式的形成即自此始。

据乐崇熙称,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40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字当不止此。

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有很强的实力。仅以北京的几处为例,我曾从北京市档案馆拣得一份北京几大药铺申请制作药酒的登记表,时间为北京解放前夕的1948年:

本表根据北京市档案馆藏《财政部北平国税稽征局函国药公会改制药酒先行登记》案卷第一册(档案号J133-28)制作。

孙岳颁题写的同仁堂老匾

药酒制作的多少当然不能完全说明药铺的经济实力,但从表中登记的资本总额,还是可以一窥乐家这些药铺的规模。我们从北京商会档案中还拣得一份1945年的《北京市成药业同业公会函北京市商会》的名册,登记的43个药铺的资本金,最少的50元、80元不等,最多的2160元,大多数都在数百元左右,与几个大药铺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的资本,相差十分悬殊。[7]而表中提到的几个经理人,首先是当时掌管大栅栏同仁堂的乐靖宇。从中可见同仁堂总店的资本总额比起其他各店铺还是雄厚得多。

总之,同仁堂是大公中,各房开设的药铺是小公中。但每一房里,也有大公中,分支之下又有小公中。例如老大房的乐仁堂相对于同仁堂总号,是小公中,但在老大房里,它又是大公中,所以它的股息,老大房的其他兄弟都可均沾。这样层层相扣的大公中、小公中,使乐家药铺构成一个庞大细密的体系。各房支开设的药铺都用乐家老铺之名,却又各不相干,各自独立。这样的经营方式,在当时乐家以外的其他药铺是很鲜见的。

1954年公私合营以后,乐家这种经营模式被完全打破。同仁堂在公私合营以后直至如今发展迅速,但乐家老铺的传统却在这一运动之后无形之中消失很多。无论对这些现实状况做如何评价,研究者如果仅仅把目光集中于同仁堂这一个老店而不着眼于全局,终将是片面的。

(二)同仁堂内部的管理机构与用人制度

同仁堂的药品质量之高世所公认,究其原因,所谓宫廷御药无非是宣传用的金字招牌,真正的原因,还是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先进管理经验的影响,才取得的成功。

1.同仁堂的管理机构

同仁堂的人员可分为职员和工人两部分,担任销售工作的为职员,制造药品的为工人。

第一部分是职员,掌管的都是同仁堂最重要也最核心的部门。

首先是账房。账房的职责是记账,每天计算分零钱,分配给每个职工。账房在同仁堂的管理制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同仁堂药店无论销售还是制造成药,都是靠发“零钱”(对此下面诸篇口述都有详述)来鼓励职工积极性的,而“零钱”的记录、核算乃至发放,都由账房操作。同仁堂账房由周家世代管理,从周胤堂,到他的儿子周嘉金、周嘉银,都极得乐家人信任。公私合营以后改为财务科,周嘉银还是科长。像这样以一个家族而不是以个人身份在同仁堂任职并且把持一个要害部门,是同仁堂用人的一个突出特点。

其次是库房,负责保管、记账、发药。

再次是门市售药,也就是前面柜台的营业。这里最重要的人物是“查柜”(查,读zhā)。职工们都称他们为老先生。查柜不同于一般职工,和北方旧例的“掌柜”也不一样,职权较掌柜略小。负责监看售药员售药,查问账房、人事考核,接洽大笔生意,到祁州买货等。据李建勋说,熟悉业务,有管理知识,还得被资本家看得起,这是当查柜的三个条件。

第二部分是由工人承担的部分。主要负责中药加工等。包括几种,即刀房、斗房、碾房、丸药房和打杂等。

刀房专门切药,是技工。

斗房负责炒制、挑拣饮片,以及外配,譬如制牛黄清心丸,除了细料以外,糙料就由斗房来配。

碾子房,负责把药轧成面,变成细末。

药房,就是揉药丸。

这些都是非常需要技术的工种,老药工谈及这些的口述,内容亦十分丰富,容在下面详述。

2.根据营业额提成的分配方式:“分零钱”

同仁堂职工的固定工资比较少,都是采取根据每日营业额提成的做法来刺激职工生产与经营的积极性,称为“分零钱”。对此本书的几乎每篇口述都有具体详细的讲述,唯所站立场、观察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说解。为使读者对这一制度有个基本了解,兹引安冠英《同仁堂传人乐松生》一文中对“分零钱”的说明如下,因为在笔者翻阅过的各种文件中,这篇文章的叙述是最清楚和详尽的:

低工资加提成零钱制是乐平泉重振祖业以后制订的分配制度,一直沿袭了下来,这是股东获取最佳利润的制度,也是股东控制职工的最好办法。这个制度规定了同仁堂收入总额的分配比例,大体上是货物成本约占30%,资方利润约占50%,工资加其他职工福利费约占20%。职工工资以月工资结合日工资形式发放。月工资由内账房每月发一次,一般工人每人每月1至2元银元,徒工、勤杂每人每月2角银元,月工资订得很低,所以叫低工资。日工资由每日售货总额提成多少而定,叫作“零钱”。每天以午炮为准,由查柜刹账,计算头天下午和当天上午售货总收入,按百分制计算,死分活值进行比例分配。每天乐家首先提出87.3%作为成本,剩下的12.7%作为提成零钱。这12.7%的分配就很复杂了,首先售货先生要提出2.7%,售货员也分几等,最高的拿10成,最低的为5成,最高的能拿到自己售货额的2.7%,最低的占1.35%。除去售货员这一份,其余当日收的10%叫作大份零钱,这大份零钱再分作二百几十份:乐氏四大房提出24份,宅里提去三十几份,供神佛香烛纸马钱4份,斗房1份,慈善费8份,账房提5份6厘,其余按每人订的分数来分配,10年以上工龄的职工拿1份,其他按工龄、业务能力再加上东家对其人的印象来订,勤杂工2厘分,生产工人按每天完成生产定额计算。同仁堂这种提零钱的日工资,远远高于月工资,由外账派专人计算,每日一发。[8]

3.“父传子家天下”的用人方式

同仁堂不收徒弟,这是同仁堂的突出特点。不收徒弟的原因,公认的说法就是当年为清廷供奉御药的时候,有个徒弟把药配错,导致掌柜遭杀头之祸。

除了账房以外,像查柜这样的重要岗位,也是由资本家最信得过的人担任的。李荣福和李建勋都提到,查柜有“八大如”,指八个名字中带有“如”字的大管事。药房则基本上由左家当家,甚至厨房都是邱家的。每个部门都由某个家族掌握着。李建勋将此称为“世袭”。作为资方的乐笃周对此的说法也基本一致,他说:“同仁堂的职工多数非亲即故,一般都是三四代在同仁堂做事,劳资斗争并不突出。”

此外,同仁堂对待职工也比较宽厚,不像有些资本家那么刻薄。曾在北京另一药铺鹤鸣堂干过活的李荣福说,鹤鸣堂掌柜的名叫孟金甫,他的儿子叫孟华田,当时在北京市药行流传一句顺口溜:“宁受十年苦,不帮孟金甫;宁愿十年闲,不帮孟华田”,就是形容孟家用人太狠,对职工又非常刻薄吝啬。而同仁堂不是这样。

职工对同仁堂形成相当强的向心力,结果便出现了李荣福所说的“多数管少数”的局面。直到公私合营以后,同仁堂的这套制度还是基本上保持了下来。

4.以批发为主的销售方式

同仁堂是一个既出售成药,又自制丸、散、膏、丹的中药铺。从乐家后人和药工的口述中可以得知,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主要是做外地买卖,类似于批发,在北京的零售只是附带而已。总之,同仁堂之所以能够赚钱,凭借的是他们在外埠的大宗买卖。李建勋说:“同仁堂赚钱,主要是靠对外埠的买卖,但并不搞批发,只是零售,叫邮寄,都是成药,饮片很少,药酒也是当成药往外卖。无论买多买少都是一个价。外地来买药的,每天最多达到二三十个人。”贾怀增也说:“那阵儿同仁堂的买卖主要靠外省,每天来的单子有几十种,都是邮寄,管邮寄的有六七个人。”

(三)同仁堂药品的质量

1.“货高价出头”的经营理念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事实上这两个“必不”之前还有一句,是“遵《肘后》、辨地产”,同仁堂老药工认为,这六个字,才是同仁堂制药的真谛。

这段文字来自同仁堂创始者乐显扬之子乐凤鸣《同仁堂药目》一书的序,该序全文为:

同仁堂名,先君之素志也。先君号尊育,为太医院吏目。秉性朴诚、居躬简约,喜阅方书。辨药味地道疑似,尝语人曰:古方无不效之理。因修合未工、品味不正,故不能应症耳。平日汲汲济世,兢兢小心。凡所用丸散无不依方炮制,取效有年。每庭训之余谓:可以养生、可以济人者,惟医药为最。又云:同仁二字可命堂名,吾爱其公而雅,须志之。予业举子碌碌三十余年,先君之训几忘之矣,壬午乡比后闲居无事,追忆昔年遗训,翻然、勃然鼓舞而为之,遂立同仁堂药室焉。“汲汲济世、兢兢小心”,虽不能承继先人万一,而至于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可以质鬼神,可以应病症,庶无忝先君之志也。谨将药名治证分门开列于右,取用诸君子庶便观览焉。[9]

这是老北京人都知道的同仁堂的祖训和招牌。无论资方还是药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有基本相同的共识,并将其提升到医德、药德的高度。

2.“一角活”的生产分工

几乎我们访问过的老药工都提到,同仁堂工人制药与当时北京大多数药店的一个明显不同,就是“一角活”。旧日一般药店并无明确分工,职工和伙计等从学徒时起就需样样活计都干,日后出师,需样样活计都拿得起来,但同仁堂的职工却每人仅需负责一项工作,这大大提高了职工对某个具体工种的熟练程度,是提高生产效率和保证产品质量的一项关键举措。曾经在其他药店学徒并当过伙计的李建勋与李荣福二位先生都特别提到过这点,他们将这种做法称为“一角活”:

李建勋:同和堂因为小,如饮片加工、丸药制作、前台卖药,方方面面都能接触到,不像同仁堂,我那时候就是做蜡丸,别的基本接触不着。

贾怀增:同仁堂和别的药店不大一样,比较专一,做蜡丸就专管做蜡丸,分工很细。

这当然是比一般中药铺更符合现代化企业生产的方式。

此外,老药工们在总结同仁堂经营成功的原因时都提到两点,一是同仁堂从祖上来说,本身就是郎中,有些药就是他们自己研究出来的:“乐家为什么那么出名啊?就因为他家多少代都是中医,就是给人看病,一般都知道,医德,就是深刻体会到药是治病的,赚钱倒在其次。当然也赚钱,不赚钱弄它干吗啊?但是首先你得治病,就是这。你说乐家三百多年维持靠什么呀?药得管事,那药不管事能站住脚吗?你要说这药不管事,甭说三百多年,十年也未必站得住。”

另一点,是同仁堂在药材的制作及其销售方面十分注重细节。老药工们提到,譬如负责切饮片的刀房,都是用手工,这是专门技术,要求也很高。但一般药店只有“北刀”,唯有同仁堂的刀房分“北刀”和“南刀”两种,像槟榔、元胡这类需要切得特别细的药材,就都使用“南刀”,切出来比较讲究,好看,更重要的是能够使药性更好地被煎出来。同仁堂对切饮片的要求,用歌诀表示就是:“陈皮一条线,枳壳赛纽襻,槟榔没有边,木通飞上天”,即以其中第三句的“槟榔没有边”为例,指的是每个一寸左右的槟榔要切出一百多片。为此,同仁堂专门请了两位南刀师傅,还为他们安排了一间屋子,因为他们是南方人,吃不惯北方饭菜,同仁堂便给他们钱,让他们自己开伙做饭。再如同仁堂有大宗向外省邮寄药品的业务,打包、裁纸都有专人负责,也都有专门要求,还特别请了两位先生,就负责在邮寄包裹上缮写地址,为的是寄出的包裹上字体漂亮。

同仁堂拥有一批身怀绝技的工人,其中便包括我们访问的这几位老药工。例如贾怀增先生入同仁堂当练习生时就在参茸部,该部负责的是对人参、鹿茸两种名贵药材的采购、保管和整理,他曾跟随师傅李栋臣到辽宁营口、天津等处采购人参,对各种人参以及人参各部位的药性都如数家珍;再如李荣福先生在对中药材的鉴别方面有独到之处,他还将细料药材的特点编成歌诀,仅仅犀牛角,就编了歌诀若干种,如犀牛角歌诀、云角歌诀、藏角歌诀、小犀角歌诀、广角歌诀,此外还有羚羊角歌诀等等。[10]当然像李荣福先生之成为专家,已经不能归功于乐家的同仁堂,而是公私合营以后的事了。也正因如此,李荣福先生认为同仁堂的历史不能仅仅写成是乐家一个家族的历史,而应该包括多少代职工的贡献,是非常有道理的。

3.小结

同仁堂的成功,在于一环扣一环的管理制度。同仁堂有18个“大卖药”,他们享受的待遇和分得的零钱在职工中都是最高的,这18人是同仁堂唯一面向市场的出口。而这些药能否卖得出去,能否卖得高价,关键并不在于这18人卖药的本事,而在于他们背后的那个团队,是由那个团队所做药品的质量决定的。这是“货高价出头”的必要前提。

要货高,就必须在制药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出问题,要保证这点,采取的是提零钱的方式,亦即提成。同仁堂的工资特别低,甚至低于当时同行业的其他药铺,但提成很高,这就使职工有一种自觉,因为药卖得好坏,关乎他们每一个人的利益,人人都知道,只要某个环节出错,就会影响到整体,“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是人人挂在嘴边的、众人皆知的道理,这样就形成了多数人管少数人的风气。资本家需要用心的,就是笼络人才,用高工资吸引各药行的人才,即使一时派不上用场,也不让他们离开。另外,就是“看好老本”。所谓老本,指的是《同仁堂配本》和《同仁堂药目》,最初于康熙丙戊年(1706年)由乐家第五代乐凤鸣制订,收载15门类,363种成药配方。此后又不断将老本更新,乾隆甲申年(1764年)乐家第七代乐以中修订该本,收载15门类, 449种成药配方;同治八年(1870年)前后第十世乐平泉又做第三次修订,收载16门类,495种成药配方,使之不断适应新的市场。

[1].据载,同仁堂的官药承办人最初确是由乐家担任,但后来遭遇各种天灾人祸,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便将承办官药之事转交给乐姓的世交张世基,详见乾隆十八年(1753年)乐礼之妻乐张氏的呈文:“身夫乐礼,原承先业开设同仁堂药铺,承办官药有年,缘身夫在日所欠官项债负颇多,以致铺务难支,具呈告退官药,蒙皇恩准著都院出示招商,并无承办之人……上年四月间忽被天灾,铺中尽毁,长子继亡,将家产入官归偿资生库。一门孤寡(尚有幼子以中)坐守待毙。复蒙天恩垂怜,将所焚铺基并堆房残货,仍赏身养活孤孀,复令提督府出示招商接办……官药客账私债准着十年后带销。”(乐松生:《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再如《清史资料》(一)曾载《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据文中说明,这些资料是著名历史学家邓拓同志搜求的,包括了乾隆朝合同、议约等七件,嘉庆朝卖约、典字等五件,光绪朝售房字据一件,新中国成立后调查所得《万全堂国药店叙述资料》一件,共十四件。都很有价值,可供参考(《清史资料》158页)。万全堂为乐家祖上(第四世乐显扬的次子乐凤仪)开设的另一家中药铺,据乐松生的回忆:“在清初,我家开设同仁堂药铺的同时,或者更早些,还开设了万全堂药铺,这是现在崇文门外的万全堂药铺也称为乐家老铺的原因。创办同仁堂药铺的五世祖乐梧岗(名凤鸣)有兄弟四人,其中凤仪应当是开设万全堂药铺的人。因为在同仁堂文献中保存了一套在乾隆年间由凤仪之孙将万全堂出卖倒租与他姓的契约,在嘉庆年间又有凤仪的第四代析产分家卖绝的字据。”乐松生在这里提到的乐凤仪之孙,即指乐毓麟、乐毓秀和他们的侄子乐开基(《清史资料》159页)。这里特别提到此事的原因是说明,许多人和事的发展,都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从一条线简单地发展过来的,其间往往经过各种错综复杂的、多条支线交替变换的过程,有的时候,与开始时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

[2].关于乐家子孙在各处开设分号的情况,有关报道的说法与乐曙青先生所说基本一致:“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共同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边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民国十年(1921年),乐孟繁支开了乐家老铺‘宏仁堂’药店。随后,乐仲繁支开了乐家老铺‘宏济堂’药店,乐季繁支开了乐家老铺‘达仁堂’药店。”据统计:“前后总计,乐孟繁支开设了南京同仁堂一个,宏济堂三个,乐仁堂五个,宏仁堂四个;乐仲繁支开设了颐龄堂一个,永仁堂三个,怀仁堂一个,沛仁堂一个;乐叔繁支开设了济仁堂两个,乐舜记一个,宏德堂一个;乐季繁支开设了达仁堂十个,树仁堂一个。这三十多号‘乐家老铺’遍及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进一步扩大了北京大栅栏同仁堂在国内外的影响。”(见《北京同仁堂史》,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3]. 载《北京文史资料》第11辑,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

[4]. 感谢香港中文大学苏基朗教授提供给我有关此书的消息及复印件。

[5].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181-18-11804。

[6]. 乐崇熙是乐家后裔中接受采访和发表相关文章较多的一人。这里提到的他提供的家谱,见《乐家老铺的谱系与轶事》,载《中华医史杂志》1993年第23卷第2期,110—113页,并见《同仁堂:三百年沉浮成名店》,载《法制晚报》2005年2月12日A18版。

[7]. 北京市档案馆藏《北京市成药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档案号J37-1-51。

[8]. 该文载《北京文史资料》第55辑,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

[9]. 《同仁堂药目》,学苑出版社2011年标点本,伍悦、林霖、杨建宇点校。

[10]. 对李荣福的介绍和歌诀,可参见王凤岐主编《中华名医特技集成》,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3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