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1 起源｜西藏，我的灵感之地

通往冈仁波齐的路张杨著

大昭寺门口磕头的人们

我和西藏的缘分

一九九一年的时候，我还在中戏读书。那一年的暑假刚好和毕业实习连在一起，这让我有了三个月左右的空闲时间。我决定来一次背包旅行。

父母也非常支持这个计划，给了我三千元钱。我内心深处对于广袤、粗犷的边远地区有一种天然的向往，于是随身带了一个随身听、十几盘磁带和两本书就出发了。从甘肃到青海，再到新疆，最后从新疆进西藏，足足在外流浪了三个月。

那是一次非常随性的旅行。交通方式是坐长途客车、搭乘顺风车或者徒步。住的地方也都是最便宜的大车店，或者在小旅馆的多人间凑合一个床位。所去的地方同样是兴之所至，事先并无规划：可以在青海湖边随便找一个小旅馆住下；也可以在途经塔里木湖时，心血来潮地跳下长途客车，径直走进一家牧民的帐篷里，跟他们同吃同住；更可以在天池边任性地搭个帐篷，等待第二天的日出。

旅途中当然也遇到过凶险。在敦煌月牙泉后边的鸣沙山上，就曾见到一具半风干的女尸，至今这场景都还时常在我脑海中萦绕，勾起我对很多故事的联想。在伊犁街头闲逛时，曾跟两个醉汉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一架，我的鼻梁骨都断了，当时也没在意，直到三天后，才在喀什的人民医院被医生用一根铁签子正了回来，疼得我浑身冒汗。

但一路上我收获更多的却是欣喜和感动，既饱览了很多壮观的美景，见识了不同的风土人情，也结识了很多与人为善的陌生人：有无私相助的货车司机、热情好客的牧民、萍水相逢的旅伴，还有在西宁火车站，当我和一个叫安宾的兄弟身无分文，连张回北京的火车票钱都掏不起时，善意收留我们的列车长。

有些事更像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我在喀什的时候结识了一个香港女孩，她给了我一本香港人写的关于新疆旅游攻略的书。那是作者在新疆七进七出，几乎把新疆所有地方都跑遍之后写出来的，里面都是非常翔实而实用的内容。当时国内几乎没有这类书籍，我自然是如获至宝。

后来从喀什往南疆走，经若羌时，晚上住在一个矿区的大车店里，竟然就在那里遇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说自己刚去了可可西里的腹地——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除了美国的一支科考队和中国科学院科考队以外，他算是第三拨儿进到腹地的“外人”。因为里头还有几个村子，所以时不时会有卡车进去送粮食和收羊毛。巧合的是，大车店里刚好有一位姓朱的货车司机就是做这个的，第二天就要开车进去。

翌日清晨，我和几个维吾尔族小伙子，坐在卡车的后车斗里，裹着司机的军大衣，吃着馕和哈密瓜，一路上披星戴月，备尝艰难。在完全没有路的河床里走了三天后，终于到了海拔四千六百多米的保护区腹地，我也是在那儿第一次有了高原反应。

我在途中见到了许多非常壮美的高原湖泊、沼泽、草原，也多次遇到成群的藏羚羊、藏野驴和藏牦牛。司机还随身携带着一把猎枪，他说路上有时候会碰到熊和豹子，虽然会有危险，但是国家立了法保护，这些动物都是不能打的。只有在见到野兔子的时候，才可以放上几枪。

从可可西里出来后，顾不上二十多天没洗澡，我赶忙日夜兼程奔向拉萨。因为之前已经和北京的哥们儿安宾约好了，九月十五日要在拉萨会和。那时通信不便，如不能及时赶到，两人可能就失联了。见到安宾时，我俩都已经囊中羞涩，住不起宾馆。那时候导演牟森的工作关系已经分到了西藏话剧团，但他常年在北京工作，所以单位分的宿舍一直空着。我们就四处打探，找到了他的房子，然后破窗而入，堂而皇之地住了下来。

再后来，我们又换到八角街一位叫德钦卓嘎的老太太家里住。老人七十多岁，性格温和，非常慈祥，做的藏餐也极其美味。她常常给我们讲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德钦卓嘎原来是贵族家的小姐，家庭成分本就不好，而到了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她丈夫又跑去了印度，这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她这一生可谓多舛，国内的政治运动全赶上了。

到“文革”的时候，德钦卓嘎被下放到某个农场劳改。她骑着马去报到，却阴差阳错走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的干部竟然莫名其妙地接收了她。她自己当然搞不清楚状况，就在那个地方稀里糊涂地住了下来，直到平反才知道弄错了。

她的这些真实经历，本身就充满了传奇和荒诞的色彩。我当时就想，如果要拍关于“文革”的电影，就应该从这种角度出发，虽然看起来荒诞，但是挺写实的。

很多人以为这里山高皇帝远，运动的风暴不太会波及过来，但事实上，这里的形势比内地更加严峻。因为有宗教信仰的关系，所以很多行为常常会被扣上迷信的帽子。很多寺庙都在“文革”中被捣毁殆尽，其中就有非常著名的甘丹寺。我们还专门跑过去参观。

那时候对拉萨的深刻印象有两个：一个是要饭的特别多。饭店门口经常围着四五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嘴里“咕叽咕叽”地向你伸出手来。你不给钱还好，要是一出手就完蛋了——给了一个人，就会围上来更多的人，一直寸步不离地黏着你要钱。

另外一个印象就是野狗特别多，到处流窜，满大街都是狗粪。藏族人信佛，首先是不能打狗，再加上心怀善念，家家户户都会放些食物在门口。所以这些野狗就过上了“养尊处优”的生活。白天转悠到熟悉的人家门口找食物，吃饱了就窝在墙角晒太阳。

到了夜里，外边会传来若远若近的狗叫声。一开始还算平静，但常常在你快要入睡时，突然间几百只野狗像炸了锅似的，一起声嘶力竭地狂吠起来。紧接着又成群结队地在街上狂奔，地动山摇，声势震天。那个时候，仿佛它们才是城市的统治者，我们这些人只能战战兢兢地躲在屋里，猜测外边出了什么大事。而实际上，无非就是野狗们为了各自的地盘在示威和争战罢了。

后来经过几次打狗运动，城镇的野狗就慢慢绝迹了，我入藏的时候再也没见过那么多野狗。直到这次拍片选景的时候，去过一个叫桑桑的小镇，镇子不大，但野狗四处流窜，像极了一九九一年的拉萨。

在拉萨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去了周边一些地方。在萨迦寺时，我曾住在寺庙旁边的一个藏式小旅馆里，和来自英国、瑞士、南斯拉夫、泰国和日本的五个背包客住一间房。我们六个人，五男一女，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晚上睡在卡垫上，大家一起聊天，他们见我随身带的磁带正是他们也都很喜欢的摇滚乐，自然就找到了共同的话题。我英语不好，这个时候只能逼着自己绞尽脑汁地边说边练。其实日本人的英语比我更差，不过大家都能明白对方想表达的意思，倒是相谈甚欢。

早上起床，透过窗子，可以看到晨光中的萨迦寺，庄严肃穆。英国人还用自带的野外炉具煮了咖啡，又做了特别美味的布丁给大家当早餐。当时我就特别羡慕人家的随身装备，就算在旅途中，也能把生活细节照顾得很好。

后来瑞士人和南斯拉夫人要去珠穆朗玛峰，我跟他们同去。到了定日县过检查站时，我因为没经验，不知道要提前办边防证，所以哨兵就不让过。苦苦哀求了一个多小时也没用，只好和旅伴们道别。他们答应会给我寄他们在珠峰的照片。虽然心里有点失落，但也只能这样了。

我一个人悻悻而归，却在回来的路上遇到几个过沐浴节的藏族姑娘，她们正在河里洗澡，我也高兴地下到河里，加入了她们。

一九九一年的这趟旅行对我非常重要，像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不仅见到了许多无比壮美的自然景观，而且遇到了跟我之前生活中所见完全不一样的一些人。这些都让我非常震撼和迷恋。所以从拉萨回来，我买了十几本关于西藏人文习俗和信仰方面的书，厚厚的一大堆，背回北京研究。

那三个月的旅行十分孤独，但恰恰是这种孤独，让我感到自由、清醒、无拘无束。同时，这孤独会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好好和自己对话。在那些颠簸的长途车上，我经常听着Led Zeppelin的音乐，心里就和自己聊了起来。我的理想是什么，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这些看似很大的问题，在和自己的对话中，逐渐清晰了起来。这种孤独和自由的感觉，是一个人旅行最重要的收获，它让我成长了很多。而这次旅行，也成了改变我一生的一次经历。因为它让我变野了，在城市中再也待不住了，心里总是向往着那些充满神奇的土地。

大学毕业后，我拍了两年关于自然和人文的纪录片。当时就主动选择去拍云南的怒江、甘南的藏族、青海的长江和黄河源头，以及缅甸的瓦邦。后面的日子里，等自己有了车，就找机会开着车再去这些地方。这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生活习惯，在城市里待上几个月就要找机会往外跑。而现在，则干脆把家都搬到了云南的大理。在这些边远的土地上，我的内心总能找到一种平静，感觉有了归属。我也知道终有一天，我肯定会拍摄和这些土地有关的电影。

《洗澡》时的历险

后来有机会做了导演，我在一九九八年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二部电影——《洗澡》。这部电影最开始的概念是拍四个跟洗澡有关的故事，分别发生在北京、西藏、云南和陕北。但这种结构方式在《爱情麻辣烫》里已经用过了，我不想再重复自己，所以后来电影就集中发生在北京一个即将消失的破旧澡堂子里。而陕北和西藏的故事，对于电影的主题有另外一种复调升华的作用，所以还是决定用一种简略的方式呈现在电影里。

北京和陕北的部分都拍完后，已经到了十一月的中旬，我们匆忙赶到拉萨，筹备西藏部分的拍摄。由于时间很紧，经费也不足，所以去西藏拍摄的是一个特别小的分队：我和一个制片人，摄影师和录音组各两个人，又在拉萨找了个当地的制片人。

不幸的是，我一到拉萨就感冒了。在高原上感冒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就休息了三天，感觉像是好了，就赶紧往拍摄地纳木错湖进发。到了纳木错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第一天定好演员，第二天就要去海拔五千一百九十米的那根拉垭口拍摄。十一月的西藏已经非常寒冷，气温在零下十几度。垭口的穿堂风更是凶猛，吹得人站立不稳，就算是本地人都不会在那里多待，但我们足足工作了一天。

中间有一次，我和摄影师想要上到一个六七米高的玛尼堆上，看能否换个机位。刚往上走了两三步，突然就眼冒金星，一阵眩晕，两人一下子都瘫倒在了坡上。躺地上缓了十几分钟，才稍微好了些。所以挪机位的事只能作罢，一身轻松都上不去，更遑论把机器搬上去了，就老老实实在下边拍吧。

晚上的时候，大家住在海拔四千八百米的村公所里。村公所是那种破旧的民房，平时不住人的，所以就会比一般的民居更冷。我们把那些板子并在一起，晚上就挤在上面睡大通铺。

夜里实在冻得不行，只好起床烧牛粪饼取暖，但一烧起来氧气就更少了，又不能开窗通风，那样会更冷，就只好在两难中痛苦地挨着。我半夜里头疼得不行，像要爆炸了一样，不得不靠吸氧缓解。我也清楚一旦吸了氧气就会产生依赖性，但这时候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吸完之后还是睡不着，就这么睁着眼睛撑到了天亮。

早上起床后，自己感觉清醒了一些。旁边的工作人员还开玩笑说我胖了，因为我的头部比平时足足大了有三分之一。

从房间里出来，车子就在十几米外。刚走了五六步，眼前突然一片漆黑，头也嗡嗡地叫，我赶忙找个人扶着。缓了一会儿之后，慢慢能看到东西了，就再往前走，可几步之后又是失明。重复了几次之后，大家赶快把我扶进房间，我这时已经手脚发麻、浑身哆嗦。有大概一刻钟的时间，我都已经有了濒临死亡的体验。心想完蛋了，这次可能真的要为艺术献身了。

旁边的人赶紧给我吸氧，我就抓住头脑还算清醒的片刻安排“后事”，当时真的就是给摄影师和制片人留遗嘱的感觉：告诉他们还有两天的东西要拍，哪些镜头是非常关键的，要仔细拍；哪些镜头虽然不重要，但为了剪辑的流畅，是一定要拍到的；机位大概怎么架，光线要追求什么效果，演员的调度如何如何……

吸了一会儿氧气之后，身上的症状倒是缓解了一些，也恢复了一点儿力气。我想自己可能是得了肺水肿，高原上最危险的就是肺水肿和脑水肿，这两种病在三四个小时内如果得不到急救，基本上就死定了。（有很多大车司机在路上困了睡个觉，不知不觉中感冒了，由此引发肺水肿，可能来不及将车开到山下，人就死掉了。）我们一个录音师，第一天到这里时就不行了，头晕得没法工作。所以就决定留下他们五个人工作，让司机开越野车送我和录音师回拉萨。

越野车上只有一罐氧气，所以大家非常担心氧气不够，我和录音师两个人就轮流着吸。冬天的河床里结满了冰，车开过去的时候十分危险。就在快到那根拉垭口时，我们的车子陷到了冰河里，用尽各种办法都出不来，车子越陷越深。那里的海拔是四千九百多米，我们的高原反应都还很厉害。司机说完蛋了，真可能要死这了，因为在冬天，这个垭口可能一星期也过不了一辆车，我们的氧气最多撑到晚上，没车经过的话肯定就是个死。

大家回也回不去，往前走就更不可能了，那时候手机也没信号，根本联系不上任何救援人员。其实就算能联系上救援队，等到救援队赶到的时候估计也只能替我们收尸了。我们就只能在原地等着，听天由命。

万幸的是，大概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看到一辆东风车从那根拉垭口远远地开了下来。当时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知道这是上天眷顾，送了一根救命稻草过来。

在这种极端的环境里，人们会自发地团结起来对抗艰难，遇到危险都会互相帮助。东风车司机很爽快地答应把我们的越野车拉出来，我们自然对他千恩万谢。告别东风车司机之后，大家就一方面倍加小心，一方面又加快速度往拉萨赶。

等车开到海拔三千多米的时候，我和录音师才慢慢缓了过来，身体状况逐渐平稳，大家总算都没出事，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后来每次在银幕上看到《洗澡》的这个片段，我就会想到拍摄时候的“出生入死”，那些场景仍历历在目。

其实高原反应的根本原因就是高度问题，但每个人的反应却不一样。一九九一年去拉萨的时候，我一个大学同学的姐姐在拉萨大学支教，所以那个姐姐还安排我在学校宿舍里住过几天。我到那儿的第一天下午，就跟一帮同学打篮球去了，累得气喘吁吁也没事，没有高原反应。毕业后拍纪录片时，也从没出过什么大碍，以至于我一度觉得自己在高原上是没有问题的，心里有些大意，这次却是教训深刻，几乎是用生命挑战了高原生存的极限。

后来又遇到过几次类似的险情。二〇〇七年的时候我们一行人沿青藏线进藏。在翻越海拔五千二百三十一米的唐古拉山垭口时，同行的刘芸就发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手脚像鸡爪子一样僵硬、发麻，整个人快要昏厥了。我赶忙给她吸上氧气。大家本来计划在那曲住一晚，但看到这种情况，我果断决定继续往前开。在连续开了二十二个小时之后，终于在深夜赶到了拉萨，刘芸才慢慢恢复正常。

二〇一五年三月份，我要去芒康补录声音。之前刚在西藏待完一年，一直都很谨慎，没出过什么大事，这次就两三天的工作，心里就没有太在意。头一天没睡好就直接上了高原，在连续两天高强度的工作之后，最后在一个小山坡上补录时，我上下跑了两趟，忽然就感觉不行了：头晕，不停地干咳，肺部不断有气泡声冒出来。我判断应该是肺水肿，按道理说非常危险，必须马上走，但工作没完，我只能在车上忍受着痛苦坐镇指挥，具体工作交给录音师们去完成。

两小时后终于录完了，我跑去县城医院拍片子，果然就是肺水肿。医生看完片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还待在这干吗？还不赶紧往下跑！因为县医院里没有高压氧舱，对这种病也无能为力。所以我也只能一路吸着氧气连夜往下赶。一直降到海拔两千多米的时候，人才算没事了。

高原病就是这样，不会因为你得过一次就不会再得。而得病的高度，上次是五千米，这次可能就是四千米。也可能待一年都没事，但多待一天就有反应了。没什么固定的规律，防不胜防。

但是，换个角度说，一九九八年的亲身历险，就好像让我有了一把测量高原反应的量尺。一方面，我会更加谨慎、小心地预防可能出现的危险；另一方面，如果以后再来这片土地拍摄电影，自己或者剧组成员中有人得了高原病，我也能准确、迅速地做出判断，在第一时间把可能出现的危险降到最低。

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会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拍摄一部真正和这里有关的电影，而那时候所缺的，就是剧本了。

等剧本来敲门

《洗澡》完结之后，我接下来想拍的是贾宏声和他父亲的故事，请他们父子两人真实出演。当时想过很多种方式，其中有一个设想是拍成一部公路片。其主线是父亲带着他从北京去拉萨，一路上帮着他戒毒。副线是一组朝圣的人，从青海出发，磕着长头去拉萨。在路上某一个时段他们相遇了，然后互相之间发生了一些故事。

这样的设计当然和我自己每次进藏时，看到、听到的许多朝圣的故事有关系。我心里一直就有拍朝圣题材电影的念头。只是当时还不知道该怎么拍，生硬地融合效果反而不好，所以在做剧本的过程中放弃了这个想法，最后还是决定从他们父子本身的经历和生活切入，就是后来大家所看到的《昨天》。

直到《落叶归根》上映之后，我还一直跟旁边的人念叨，说想拍关于西藏的电影。当时一个朋友拿给我一个纪录片看，讲的是一帮青海的藏族人，在羊年去梅里雪山转山的故事。他们的朝圣方式是先坐车到雪山脚下，然后再转山。我看完之后说，我以后会拍一个真正的磕着长头朝圣的电影。

后来在香格里拉，认识了一个藏族朋友二毛，他本身就是一个编剧和作家，也开客栈。他跟扎西达娃很熟，跟我说如果你特别喜欢西藏，可以看看扎西达娃的小说。回到北京我就买了扎西达娃的书看，一下子就觉得对路子了，特别喜欢，其中有几篇特别适合做电影。

二〇〇六年，我让二毛帮我联系上扎西达娃，我们在成都的小酒馆见了面。当时我还瘸着腿，拄个拐杖，我们聊到小说里的一些东西，其中一篇叫作《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讲的是一位作家去寻找他小说里人物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很适合拍电影，但是内容不够。另一篇叫《去拉萨的路上》，内容很好，讲兄弟俩复仇的故事。我提议把两部小说融合成一个故事。扎西达娃也很感兴趣，觉得是个不错的尝试。我们聊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后，他就着手写剧本去了。

几个月后，扎西达娃写完了第一稿，到丽江和我会合，那时我正在丽江排演音乐剧《鲁班鲁饶》。我们拿着剧本讨论，虽然两部小说提供了很好的故事基础，但这稿剧本在场景转换时都处理成了回忆的方式。我不喜欢这种，回忆这方法太老套了。我很清楚我想要一个什么感觉的东西，就是把几条线索在平行的时空同时展开。观众一开始都不知道，随着故事往后走，才发现原来是不同时空交织发生的，抽丝剥茧，一层层展开，到最后才解扣整个事情。所以这一次我和扎西达娃把电影的结构和时空观念聊清楚了，他又回去写。

二〇〇七年八月份，写到第三稿的时候，故事已经基本成形，但还有一些细节和情节上的矛盾点没解决好，需要修枝剪叶，精益求精。

我计划这年的九月一日从北京出发，开车把整个西藏走一圈，一方面，可以在实际的环境里寻找剧本里的一些灵感。另一方面，也是想完成一九九一年的一个夙愿，因为那一次在西藏走的地方其实并不够多，我觉得很不过瘾。当时就幻想以后自己有车了，一定要开车自驾，再把这里好好走一遍。

周围的很多朋友知道了我的计划，纷纷表示想要一起去，但我知道大多数是不靠谱的，日常生活里的琐事和牵绊太多，一下子从这个网里跳出来，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直到临行前，才有杜家毅、刘芸和周美军最终确定下来。

到拉萨后，二毛和扎西达娃请我们吃饭。同席的有一位巴德活佛和他的徒弟。巴德活佛年纪比我还小，据说原来是当地的一个四处流浪的平民。忽然有一天，他被确认为某位活佛的转世，巴德活佛说，他当时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完全不信。

过了一两年，他的上师说要带他去他的“本寺”，那是地处青海和四川交界的一个小地方。他就半信半疑地跟着去了。到了那里，发现所谓的“本寺”已经在“文革”中毁坏殆尽，只剩一片废墟。寺庙虽然被毁，但人们心里的信仰依然虔诚。周围的牧民们听到海螺号的召唤，从四面八方麇集过来，席地而坐听上师讲经。巴德活佛说，就在那一瞬，他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特别笃定地相信这里是和他有关系的，放浪的心好像一下有了归属。

回来后他就开始跟着上师学佛法，一直学了六年。第七年的时候，他决定用磕长头的方式进一步修行。这时候他自己也有了徒弟，于是就带着徒弟，用七个月时间从青海一路磕过来，正好和我们同天抵达拉萨。师徒俩额头上全是大包。徒弟的故事就像巴德活佛的翻版：原来也是个小混混，妈妈管不了他，就跟他说，你跟着巴德活佛磕头去吧，他就这样踏上了修行的道路。

那徒弟的长相简直就跟耶稣一样，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都惊呆了。浑身散发着的也是柔和、敦厚的气息，让人完全想象不出半年之前的痞子样。

巴德活佛汉语很好，能把很多深奥的道理用非常朴实的话讲出来。杜家毅和周美军听了半小时后，感觉心里很诚服，哭得一塌糊涂，跪在地上就磕头。我特别能理解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虔诚。

杜家毅觉得自己口孽太重，巴德活佛就跟他说要“禁语”。杜家毅果真就十五天没讲一句话。对于一个整天闭不上嘴巴的人来说，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但我相信这对他一定是好事，嘴上安静了，眼睛就会更透亮，内心也会更沉静，可以有时间和自己认真对话了。

我们先在拉萨待了七天，主要是跟扎西达娃调整细节、完善剧本。当然这次进藏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勘景和采风。《西藏人文地理》杂志的主编加措和我们一起喝酒时，建议我们除了玛旁雍错和冈仁波齐，还可以去看看札达土林和古格王国。七天后，我们就开车离开拉萨，四处转悠。

在路上，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骑行的人和各种形态磕长头的队伍。只要碰上了我都会停下来，和他们打个招呼、聊聊天，也会拿DV和相机拍点视频、照片。临别就送他们一点东西：一瓶矿泉水、一袋饼干或者一百块钱……

后来到了阿里地区。那时候还没有柏油路，基本上就是沿着坑洼不平的河床走，经常会有五六条大车轧出来的土路，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不知道具体该选哪条路，只知道一路向西狂奔。七天的颠簸之后，终于看到了圣湖玛旁雍错和神山冈仁波齐。圣湖四周，有很多藏族的信徒在转湖。旁边的楚古寺外的平台上，很多印度来的香客在诵经打坐。我们下车后，用圣湖的水洗了把脸，身上的浊气好像一下都没了。

当时冈仁波齐旁边是一条正在修缮的破旧公路，我们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往前开。到了札达境内，上到一个观景台，倏然看到了札达土林的全貌，我整个人立马惊呆了。因为剧本里有一个叫“掌纹地”的地方，是整个故事最关键的场景，我们之前一直不知道“掌纹地”在哪儿，该是什么样，脑子里完全没有概念。本来都以为要用电脑特效来做，但一看到札达土林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了，这里就是“掌纹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场景解决了，这电影就可以拍了。当时非常兴奋，在土林里转了好久，把所有的地形都摸透了，拍了很多非常漂亮的照片。

几天后回到拉萨，这时候杜家毅经过活佛的再次点拨，知道“禁语”并不是要一句话都不说，所以才开口说话，也可以和我们聊剧本了。扎西达娃和我们三个人又聊了几天剧本，我对这部电影是越来越有底气了。

然后我们继续上路，走三一八国道到芒康，再转滇藏线到丽江，在丽江参加完雪山音乐节之后，绕回川藏线，开回北京。通过这一趟，我把大部分藏区都走了，对剧本里的很多场景和细节，似乎心里都有了数，所以我觉得《皮绳上的魂》可以实施了。十月中旬回到北京，我便开始谈投资，计划着二〇〇八年就拍这部。

二〇〇七年底的时候，剧本送到统战部，藏学专家给了很好的评价。次年二月份的时候，审查意见下来：通过了！

正当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向前推进的时候，突然之间西藏出事了：“三·一四”暴乱。这事一出来我就知道完蛋了，现在肯定不适合去西藏拍电影，我只能很痛苦地做出决定：搁浅这个项目。

也许和这次旅行有很大关系，几年之后，杜家毅在西藏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转山》。而我在之后的几年里，不得不考虑别的项目了。但我知道，当条件许可的时候，我还是会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完成《皮绳上的魂》这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