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幸福属于哪一边？
在赫尔曼·黑塞《流浪者之歌》一个优美的篇章中，悉达多王子（他很快顿悟，成为佛祖）静静地坐在河边。他突然悟到，如果不再丈量时间，那么过去和未来便是永恒的——就像奔腾的河流，不只存在于他所看到的那一段，它也存在于它的发源之地和汇入海洋的尽头。还未流到此处的河流便是明天，它已存在于上游；已经流过的河流便是昨天，但它仍旧存在于别处，存在于下游。
沐浴着金色平静的落日余晖，我高坐在琅勃拉邦的普西山上。山下狭窄奔涌的南康河和宽阔雄伟的湄公河交汇，浪花四起，令人心潮澎湃。我不禁想到了佛祖的顿悟。裹挟着泥沙的河水汇合、交融，如生活一般（包括我的）由众多支流交汇而成。过去、现在、将来似乎已不分彼此：它们同时存在于昼夜不舍的流动中。五十五年转瞬即逝，如同这壮阔的大河向前奔流，汇入中国南海。我在这个星球上剩下的时间已在喜马拉雅山坡上涌出，跟随我一起上路，进入同一条轨道，直到最后一刻钟都已被设计好。如果我能坐在比那座山更高的地方，就能够见到河流上下游更多景致。这是否意味着我能窥见更多的过去和未来？
我孑然一身。当一个人远离人群，被大自然包围时，思绪便突破逻辑的界限，想象漫无边际。荒诞的念头在理性的边缘蠢蠢欲动。是的：也许我们所说的未来早已发生，只是我们鼠目寸光，尚未发现。因此，有人可以“解读”未来，就像我们眼中的星辰的光芒，早已在太空中旅行了几个世纪。也许神秘主义的秘密就在于脱离时间的维度——不再以我们观念中的年、时、秒来论时间。
老挝是令我的思绪停止漫游的理想国度，因此将我抛掷在时间之外。多年来，这个国家本身就处在时间之外。老挝没有海域，层峦叠嶂的高山是它与中国和越南的天然屏障，湄公河把它和泰国隔绝。没有来自邻国的侵略、战争和压迫，老挝一直沉浸在古老隐匿的生活节奏中。即使日历已经翻到了二十一世纪，老挝人的思维还停留在他们自己的时代，无意离开。
近年来，泰国建造了通往湄公河河岸的高速公路，并无数次建议老挝人在湄公河上建造大桥，联通泰国的公路系统，直接通到曼谷，这样游客就能带着资金前往老挝。但是老挝人一直持怀疑态度。“不用了，谢谢。我们不需要大桥。”每一次，他们都这样回复，“我们要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遗憾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已逐渐衰落。并不是老挝人突然转变了思维，而是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处在了几乎没有选择余地的十字路口：追随带有破坏性的现代化，或者坚持自我价值，继续遗世独立。别人早就替他们做好了选择。商人、银行家、国际组织的专家、联合国官员以及世界上半数的政府都热衷于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发展”。他们不约而同地信奉一种使命，跟不久前来到越南的美国军官无异，将越共占据的村庄夷为平地，然后骄傲地说：“要救他们，就必须先摧毁他们。”
同样的事也在老挝发生：为了将他们从落后中解救，新一代物质主义和经济至上的传教士正在摧毁老挝。其中最狂热的是澳大利亚人。带着美好的愿望，澳洲政府在湄公河上建造了一座雄伟的大桥。老挝人没有为此付出一分钱——但是付出了他们最后的贞操。出于对新事物和现代化天生的质疑精神，他们称这座大桥为“艾滋大桥”。
老挝的内心属于过去，只是不凑巧地处在中南半岛的中心，不得不活在现代世界的暴力中，并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了支援越南南部的共产游击战，越南共产党开辟了老挝森林，就是后来著名的“胡志明小道”；为了封锁这条路线，1964年至1973年间，美国人秘密地向老挝投放炸弹，总数超过了二战期间在德国和欧洲被占区的投掷量：两百万吨。
即使是现今和平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老挝人也难以过上他们渴望的生活。他们被迫追逐“现代化”，充当中国和泰国之间的纽带。
然而，一踏上老挝的土壤，你就能感受到某种特殊的诗意。日子缓慢悠长，居民洋溢着安静甜美的气息，你在中南半岛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这种感觉。法国人对他们统治的民族了如指掌，如他们所说：“越南人种植水稻，高棉人站着观望，老挝人聆听水稻生长。”
1972年春天，我第一次踏上老挝的土地。万象星座酒店狭小的阳台上，一位金发嬉皮女郎正在吸食大麻，浓烈的气味传到了楼梯上。见我向她走去，她轻声对我说话，仿佛在透露一个理解万事万物的秘密规律：“记住，老挝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一种心理状态。”
我一直记着那句话。二十年后，我想在老挝变成“一个地方”（和其他地方一样，霓虹闪烁，钢筋水泥充斥）之前再看看它。我抓住了两个新闻由头：“胡志明小道”的旅游开发启动仪式；新加坡至北京的高速公路建造。湄公河大桥竣工后，要在老挝境内打通去往老皇城琅勃拉邦的路径。这是亚洲最平静、最浪漫的都城，是古老的东方魅力最后的庇护所。
琅勃拉邦依旧和我印象中一样迷人，坐落在湿润翠绿的山谷中，被水墨画般的山峰包围。普西山上的众庙宇错落有致，在湄公河和南康河流域闪烁着永恒的光辉。
破晓时分，几百个僧人从寺院走上街头，接受跪拜在石子路两边的群众提供的食物，场面蔚为壮观。是的，就是那条街，注定要成为亚洲超级公路的一部分。幸运的是，有些当地居民终于鼓起勇气反对这项计划，老挝政府也声称会另择路径。那么，琅勃拉邦也能获救吗？希望渺茫。另一项计划无人反对，它将把现有的飞机起落跑道改建成大机场，迎接满载游客的大型喷气式客机。
旅游业的出现是多么丑陋啊！它是所有产业中最不幸的一种！它把整个世界退化成了一个巨大的操场、没有边界的迪士尼乐园。很快，成千上万的新时代侵略者、消费主义的战士将会踏上这片土地，用他们贪得无厌的相机、摄影机掠走最后的自然奇迹。
在亚洲某些地区，老人如果看到相机对着自己，会转过头，遮住脸。他们觉得相机会带走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并永远无法追回。或许他们是对的？难道不是因为成千上万的游客毫无节制地拍照，我们的教堂才丧失了神圣，我们的丰碑才失去了伟大的神光吗？
伟大的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曾在一个感人的段落中写道，以古代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逝去为背景，颂扬了营造美好氛围的荫翳及由此产生的传统和式建筑的灵魂。布达拉宫昏暗的内部也有同样的作用：你必须深入这座宏伟宫殿明暗交界的幽秘之处，在酥油灯摇曳的光亮中窥见妖魔的怪相和佛和蔼的微笑。
本世纪初，散文家皮埃尔·洛蒂带着朝圣者的惶恐来到吴哥窟，乘坐一辆牛拉的车，热情地拜访寺庙里的出家人。二十年后，库克旅行社忙着组织旅行团和废墟中的夜间舞蹈秀，并把几百年前的石头当作纪念品卖给游客。
1860年，为人类（也为游客）“发现”吴哥窟的那位仁兄因此付出了生命。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坟墓还在这里，在琅勃拉邦的东面。我计划前去悼念，向这位充满冒险精神的科学家表达我的敬意，我为他的故事着迷。他叫亨利·穆奥，是一名法国博物学家。中南半岛沦为殖民地后，他便在这里开始了一场旅行。他计划沿着湄公河一路北上，到达中国。出发前夕，他读到一个和尚十多年前写的文章，里面讲到他在暹粒市不远处的森林里看到了奇怪的废墟。
穆奥在一封信中写道，一天，他走在丛林中，嘴里哼着《茶花女》为自己壮胆，突然间，透过参天的树丛和厚厚的树叶，他感觉自己看到了两只……四只……十只……一百只石头眼睛正朝着自己微笑。我经常试着想象他在那一刻的感受，那一刻，他的旅程和他的死亡都已经值了。在吴哥窟的废墟中独自逗留了片刻后，穆奥继续向北走去。他经过琅勃拉邦，沿着南康河前进，但是刚过南豪村（Naphao），他就突然病倒了。10月19日，穆奥写道：“我发烧了。”接下来几天，他的日记没有更新。直到29日，他颤抖着写下最后一行字：“上帝啊，请怜悯我吧。”穆奥于1861年11月10日去世，时年三十五岁。
悼念穆奥的路程倒不麻烦：从琅勃拉邦坐半小时车到达班囊（Ban Noun），沿着陡坡向下走十来分钟，再沿着一条藤蔓丛生的小道朝上走。到达墓地的时候，我有一种穆奥就是在那一刻去世的错觉。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变。河流依旧安静地呢喃，森林用千年不变的声音窃窃私语，远方，有一位孤单的女人背着柳条筐行走——她是这个时代的女人，也是一百三十多年前的女人，毫无差别。
穆奥就是在此地去世的，在南康河边的山脚下。他的同伴们将他安葬于此，仿佛就是为了不让现代社会把他带走。水泥砌成的坟墓后面，一棵高大的树像侍卫一样站立。左边，一丛高瘦活泼的绿竹像旗帜一样摇曳着。
意大利诗人乌戈·福斯科洛是正确的，他的诗歌颂扬了坟墓，给了我无限的启发。我常常对西方人周游世界时留下的简单、感人的生活踪迹心驰神往。我在死于异乡的旅人的坟墓前（澳门、清迈、长崎、横滨），试图感受他们的生活，追溯埋藏在简短碑文背后的故事，不知度过了多少时光。年轻的船长不到二十岁就被高烧击垮；年轻的母亲在生产时去世；同一艘船上的水手在几天内相继死去，很明显感染了突如其来的疫病。有时候是一位老人，墓志铭上是儿孙的悼词：他的一生堪为世人的榜样。还有冒险家、传教士、商人，都是些不知名的游人。
坟墓到底有怎样奇怪的魔力？除了骨头，它们是不是还掌握了更多秘密？或许，除了死者的记忆，这里还保存了他们曾经存在过的印记。或许，就连石头都渗透了他们的故事。穆奥的坟墓沉默、孤寂，被人遗忘在南康河边，它似乎想诉说什么。我的到来仿佛又带给它一丝生机。如果抛开时间的维度，过去的一切会不会一直存在于此，等待想被它感动、被它激励的过客？
我将老挝作为1992年的最后一站。如果我最终决定下一年不再飞行，那么我就可以很方便地从这里回到曼谷。来到老挝的第一刻，我就想到了许多新奇的点子。我试图研究这段旅程不同寻常的一面，继而发现了许多曾经不会注意的事情。突然间，所有事物仿佛都与另一个世界相连；我通常见到其社交面孔的人有了第二层本质，与我的兴趣相吻合。
在琅勃拉邦的最后一天，我乘坐小船沿着湄公河前往著名的坦丁洞，探访七千尊佛像。这些洞穴位于河岸陡峭的山坡上，战争时期，老挝共产党巴特寮占领了附近区域，并朝这些洞穴射击，那时候我没有成功到达进行报道。如今，大量雕塑被人偷走，卖给了曼谷的古董商，但我还是决定前去探访。我的未来不就像是湄公河一样一路奔流到了前方吗？我想一探究竟。
主洞穴里，一群老挝人正在一尊石佛前跪拜，询问自己的未来。我也跟着问了。过程很简单：双手慢慢地摇晃一盒小竹签，直到其中一根掉落到地面。每根竹签上都有个数字，对应一张写着小字的纸条。我的是第十一签，纸条上写着：
将你的箭射向巨人库潘（Ku Pan）。你一定能将他杀死。很快，你就没有敌人了，你的名字会传遍全世界。你的子民需要你，你必须接着帮助他们。如果你做生意，你会亏得一文不剩。你不会得疾病。旅行有益于你。
当时我没有多想。但是之后，当我在万象的法国大使馆参加圣诞晚宴，我又不小心从袋子里翻出这张小纸条时，突然间，它像一颗小火星一样点燃了熊熊烈火。这场正式的晚宴瞬间热闹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开始谈论起占卜师、预言、魔法。每个人都有故事，都有一段经历。或许因为我们正坐在洁白的大屋子里，被九重葛和兰花围绕，窗外的秘密花园里树立着几尊古老的雕像，餐桌上的烛光摇曳跳动——又或者是因为欧洲和它的现代逻辑当时离我们无比遥远。我的小纸条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大家开始坦白自己的经历。
“有一位占卜师改变了我的人生。”坐在我对面的那位美丽优雅的女士对我说，她看起来四十岁左右，刚从巴黎来。大学时，她不小心怀孕，不久，孩子的父亲（她的同学）就在一次滑雪事故中丧生。他们共同的朋友对她照顾有加，他们之间因此萌生了爱意。有一天，这位朋友的母亲找到一位占卜师。占卜师说：“你的儿子将成为别人的孩子的父亲，他千万不能这么做。这会毁了他的一生。”母亲将占卜师的话告知了那位朋友，他震惊了，并取消了婚礼。“于是，”坐在大使夫人右边的男士接着说，“我成了孩子的父亲。”
听起来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母亲借占卜师之口说出了她无法对儿子说的话，通过神秘学的威慑力，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饭桌上的其他人都感到吃惊，那位优雅的女士自己也对占卜师的神力深信不疑。说到我的占卜师，所有人都同意我要听取他禁止飞行的警告的决定。
破晓时分，我踏上飞机，飞往石缸平原。平原位于老挝北部的山谷中，点缀着神秘巨大的石缸，有些高达两米多，上面雕刻了精美的花纹。是谁制作了这些石缸？用来装什么？人类学家说，它们可能是骨灰罐，由迁徙至此的古中国人建造，这些人现在已经绝迹。然而，老挝人更愿意相信自己的传说。“这是盛酒的罐子，”他们说，“由巨人建造。山顶有一张巨大的石桌，从古至今，巨人们都在那里举办宴会。”但是从来没有人看到过那张石桌。
我在这一带待了三天。成熟的罂粟花渐渐脱落红色、紫色、白色的花瓣，妇女们剪开果实，将里面珍贵的黑色黏稠液体接进碗里。大山里的芒族人正在庆祝他们的新年。年轻人热衷于最流行的运动：通过玩球来找配偶。每个村庄里，成排的姑娘穿着传统裙装站在一排男孩子对面，双方一边来回传递一个布球，一边唱着当地的小调：“如果你爱我，就把球扔得高一点；如果你想要我，就打扮得美丽一点。”
一名特殊的向导克劳德·文森特随我同行。他是法国人，五十岁左右，非常有教养，从少年时期就在老挝居住。他同一位老挝女士结婚后，就一直长居在此，即使1975年老挝共产党巴特寮掌握了政权，他也没有离开。战争时期，我们经常碰面，但是没有深入了解。对他来说，我就是众多刁钻的记者中普通的一员，像秃鹰一样，闻到了死亡的气息，便突然来到老挝。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克劳德想让我理解他是多么热爱这片土地古老而又美丽的灵魂。
经过一下午疲惫的探索，我们一起入住一家不通水电的小旅馆，我这才了解到克劳德的心意。他给我讲了几年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那是1985年的万象，一个星期天，克劳德和家人计划去湄公河边野餐。他的一个侄女对此欣喜不已，但是不巧，她突然发高烧了，家人决定将她留在家里。她很伤心，坚持“一定”“必须”去。家人不得不把她带上。
他们在河边找了一处地方，大人们围坐着吃东西，孩子们则在水边玩耍。直到要回家的时候，他们才发现那个女孩不见了。他们到处寻找，还是没有找到她。绝望中，他们只能求助当地著名的女通灵师。她陷入催眠状态后，告诉家人：“下星期五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去河流的弯道。你们会在那里的佛塔前找到她。她身上会有蓝色的标记：一个在手臂下方，另一个在胸口。”家人按时前往，就在三点四十五分，那个孩子浮上水面，身上带着那两个标记。
克劳德说，那位女通灵师与河神进行了交流，请求用七只鸡和一头猪跟他交换孩子的遗体。但是这家人不知道怎么给河神送去许诺的牺牲品。克劳德不敢进行祭祀礼，免得带来麻烦。于是，他向一位官员寻求建议，得到的答案出乎意料。“你当然得做祭祀。你已经答应了河神，怎么能违背誓言呢！”他说，并提醒克劳德，战争时期，每一次巴特寮越过河流，最后一位战士都要回头向并不存在的同志呼喊。河神总是习惯性地带走最后过河的人，战士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骗过他。“现在，这个方法已经成了对所有过河战士的军事命令。”克劳德
最后总结道。
第二天，我们乘坐吉普车向北驶去。石缸平原附近是在越战中破坏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老城川圹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在B-52轰炸机的地毯式轰炸下毁于一旦。新区风索湾（Phongsovane）到现在为止只搭起了杂乱的木棚屋。
为了躲避轰炸，这里的居民长年住在洞穴里。现在，他们在重建村庄，能找到的什么材料都用。巨型集束炸弹曾在空中爆炸，散落几百片危险的小饵雷，他们用炸弹的外壳做成围栏或家畜的水槽，火炮壳则用来集水。
“您贵庚啊？”在风索湾集市上，我冒昧询问一位女士。她疑惑地看着我。“你什么时候出生的？”我继续问道。“战前。”她回答。哪场战争并不清楚。记忆中，老挝一直处在战争中。
离风索湾三十英里外有一条分岔路：一条向东到达越南和荣港；另一条继续往北通往游击战旧城桑怒和中国边境。第二条路六英里开外就是塔姆皮乌洞穴，要去那里只能沿着一条小溪步行。洞穴附近的草地荒无人烟，地下某处还埋着一颗未爆炸弹。
陡峭发白的悬崖石壁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半圆形黑色洞口。草地上鲜花盛开，散发出阵阵幽香，但是与我们一道的老挝人不再前行，他们闻到了死亡的气息。剩下的人继续往前走，挤过一条杂草丛生的小道，走进那个洞穴。洞壁被大火烧成了炭黑色，布满白磷和凹坑，那是在一次大型爆炸中被飞溅的碎石撞击留下的。进入洞穴，你将走在一片狼藉——烧焦的厨具碎片、一台缝纫机、逝者的衣物布条。
这是战争时期人们栖居过的众多洞穴中最著名的一个。在这里，大山的腹腔内，B-52扔下的炸弹不会穿石而过。但是，1968年，亲美政府武装部队的小型机T-28发现了这个洞穴，用白磷火箭进行了直接轰击。石墙内的爆炸惊天动地。四百多人全部遇难，无人幸存。
离洞口三十米左右，洞穴开始下沉，我们只能靠手电筒的光亮继续往前走。很快我就意识到，我正走在人骨上——有些很小，可能是孩子的。一片死寂中，我仿佛能听到死者的呜咽声，隐隐约约，似乎隔着一层纱。我想着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各方的不同心情：看到自己射中了靶心，飞行员大概紧张又兴奋；底下经历浩劫的人们，痛哭着爬向洞穴深处，再也没有出来。
一时间，我深受感触，我“感觉”到了那个瞬间。如此惨痛的灾难，如此巨大的哀伤，怎么会不在空气和泥土中留下痕迹呢？古人说“土地的圣灵”，不就是指在发生过特殊事件的地方，会有神灵或特别的物质长期停留吗？
下山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群孩子，他们正在砍一棵香蕉树的树桩，用作他们想象中的汽车车轮。“你们去过那个山洞吗？”我问他们。所有人一下子往后退，怔怔地盯着我，仿佛受到了惊吓。“没有！”他们喊了起来，“不能去那里！太可怕了，那里有‘非’！”“非”就是鬼魂。
在西方，这种洞穴被称作“烈士之墓”，人们会每年组织活动纪念殉难者。他们的故事会被编入教材，成为学生的榜样。然而老挝的历史不接受这样的故事发展。对他们来说，埋在那个洞穴里的不是他们的亲人，而是一些陌生的鬼魂，它们的哭泣、苦难、恐惧渗透了墙壁，老挝人避之不及。
他们的世界观中的因果关系不同于我们。就在我们到访前不久，一组美国专家花了几周时间，在石缸平原附近寻找战争中的失踪人口——被射中坠落的飞行员。他们在森林中开挖土地、收集碎骨，晚上回风索湾休息。老挝人没有对他们表现出丝毫敌意，甚至没有人试着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孩子，至今，许多刚出生的孩子都因为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美军散播的化学物质而先天畸形。
来自风索湾的摄影师的妻子怀里就抱着这样一个孩子——三岁的小孩头颅巨大，小手粗短，五个手指都连在一起。“报应。”她将孩子的不幸归因为佛教中的因果轮回，认为这个孩子前世有罪。
从川圹去老挝南部的巴色还要搭乘飞机：常见的机型，配有驾驶员和副驾驶员各一名，共十七座，有一个行李隔间，包含机上唯一的洗手间。登上飞机，我发现机舱里堆着许多松松垮垮的蓝色塑料袋：过道上、座位上，甚至堆到行李隔间的天花板，堵住了紧急出口。我试着提起一个袋子：很重。袋子里塞满了肉类——猪肉和牛肉。万象的肉价是石缸平原的两倍，因此飞行员通过倒卖肉类来弥补微薄的工资。我记得，几周前，在一个北方的飞机场，俄罗斯人安东诺夫就经历了一场发动机故障。飞机无法起飞并燃起熊熊大火。所幸所有乘客都及时爬了出来，保住了性命。
松垮的货物堆堵住了每个救生通道，我不禁怀疑：谁能从这架飞机里走出去？我可不希望灾难来临的时候，我的肉体与这堆猪肉混在一起，再也没人分得清谁是谁。但是一想到美国人，我的担忧就消散了。我听说他们会把搜索到的疑似战斗失踪人员的残骸送往夏威夷的实验室，通过分析骨碎片来确认那是不是他们的战士。
天色渐黑，我们的飞机穿过厚重的云层和闪电，在陡峭的深绿色山峰间飞行。窗外的景致充满了原始的美感，但我无心欣赏。在一次次颠簸中，我对自己发誓，要是飞机在中转站沙湾拿吉成功降落，我一定要下飞机，然后坐船前行。终于，我如愿以偿。
湄公河平淡无奇，只有翻滚的泥浆时不时地打破水面的平静。我们在河流中间缓慢滑行，河岸两边恰好展示了某种对立状态：左边是老挝，村庄掩藏在影影绰绰的椰子树中，小船停泊在粗糙的竹梯下，油灯在静谧的夜晚扑闪着温柔的光亮；右边是泰国，充斥着霓虹灯、流行音乐和从远方传来的汽车马达声。一边代表过去，每个人都想打破身处其中的老挝人的平静；另一边代表未来，所有人都汲汲奔赴他们深信的前路。幸福到底属于哪一边？
12月3日，我身处三千英尺高的波罗芬高原的森林中，西边是湄公河，东边是安南山脉，南边是高棉平原。这是人类历史上受炸弹侵袭最严重的地区，因为所有物资补给都在此集合，它们经胡志明小道从河内运送至此，然后向柬埔寨或越南中心区转移。殖民时期的建筑、塔寺、村庄无一幸免，全部损毁。在美国人的炮弹无情的轰炸下，一切都被毁了。大自然也遭到破坏：森林变成灌木丛，至今你都很少听到鸟叫声。只有在少数几个红土肥沃的地方，日本和泰国公司开始恢复著名的咖啡种植业。
我在瀑布上方一间木屋中住下。瀑布的咆哮声震耳欲聋，我愉快地度过了除夕夜，彻夜未眠，心想神奇的1993年已经来了。红蚂蚁煎蛋卷恰如其分地标示了这个时刻。当我手表上的指针随意地摆过午夜，不坐飞机的决定立马变得坚定起来。随着我乘坐的小船沿湄公河缓慢下行，我的生活已经踏上了新的节奏。然而，我仿佛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荒唐违法的事。在我之前的人生中，我的决定都是理智的，不像现在，完全建立在非理性的考虑上。我对自己的限制和要求完全失去了作用。
1993年1月1日上午，为了给我的决定增添一种象征性的祝福，我做了新年第一件事：骑大象。前往巴色的途中，我经过一个山谷，那里很久以前是火山口。青草长得很高，绿油油的，闪着银色光芒的植物羽絮时不时地被风吹起，在青草丛中翻滚。
象背上的椅子摇摇晃晃，并不舒服，但是它高悬于地面，让我得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观察这个世界。
996年，克劳德在去琅勃拉邦途中被伏兵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