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借方与贷方——一份临时账目
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
午夜刚过，普京走进他位于莫斯科的办公室。我们约好了在2011年12月的这个晚上进行第一次长时间采访。弗拉基米尔·普京一如既往地迟到了—这一次到得尤其迟。团队中有位年轻女士在过去几个小时里每隔几分钟就拿手机打一通电话，问问弗拉基米尔·普京大概什么时候能到—她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安抚她自己，工作人员也一再询问，能不能来一杯咖啡、茶或者干脆来一杯酒。
他礼节性地说，采访会比预计的时间长，在被问到北约在边境设立的导弹防御系统是否不像其声称的那样仅仅针对伊朗时，他笑了。随后，他给出了一个较长的答案：“这些导弹防御系统覆盖了我们直到乌拉尔山脉的领土。它们使我们的一部分陆基核武器失效，而那些武器构成了我们国防力量的基础。所有专业人士都很清楚这一点。然而他们跑过来对我们说：别担心，伙计们，虽然我们搞了这些，但我们不会拿来对付你们，我们是好人，看看我们真诚的眼睛。”
对于弗拉基米尔·普京来说，导弹防御系统只是一个例子，说明西方并不认可俄罗斯在尽可能地使用和平手段应对苏联崩溃方面的成就。他老早就接受了历史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所下的判决。他不能接受的只是，这场破产由领导者如此不专业地进行清偿。经过1991年12月的短短两周时间，苏联就不存在了，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总统在明斯克附近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中的一座别墅里宣告了它的终结。几天后，克里姆林宫收起了镰刀斧头旗，代之以沙皇时代的双头鹰。
拥有近1.45亿人口的俄罗斯一夜之间成为曾经的庞大帝国的继任者。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加起来的总人口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它们在习惯了几十年的依赖后突然要学着用自己的双腿站立。同样在一夜之间，超过2000万俄罗斯人突然发现自己身处异国，他们现在也要学着做一个外国人。这一争论直到今天仍未结束。这些情况就是为什么普京会在几年前说起“一场20世纪地缘政治大灾难”的原因。
他在圣彼得堡负责经济的时候很快就认识到，在全球化的时代，只有在投资者感觉良好的地方，才会有资本的流入。最好的条件就是，税率和工资都很低，而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保持平静。他那时在资本主义速成课中意识到，亿万富翁在自己的国家交税、尊重政府是多么重要。
不仅是被欺骗的感觉在烦扰普京。俄罗斯国家利益不被尊重，即使这个国家已经式微，也同样伤害到了他。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不停歇地、几乎不换气地一边吃着俄罗斯饺子、喝着茶，一边详细讲述了欧洲的军事布局怎样不顾俄罗斯的感受发生了变化。由于苏联的军事同盟华沙条约组织随着苏联的解体而解散，北约迅速扩张。1999年，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2004年，波罗的海各国连同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加入。2008年，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加入。“尽管在德国统一时我们曾经得到承诺，北约不会东扩。”
围绕这个承诺，多年以来都存在着激烈的争吵。它是新的东西方冲突的关键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纸书面协议存在。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为此曾有过详细的讨论。在德国外交部的记录中，有一段德国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与其苏联同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1990年2月10日的对话：“BM［联邦德国部长］：我们清楚，一个统一德国的北约成员国身份会带来复杂的问题，但我们可以肯定，北约不会向东扩张。”
无可争议的还有，美国人也曾认同这一观点，至少在当时如此。1990年2月9日，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曾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说，北约不会将它的势力范围“向东扩张哪怕一英寸”。
“什么都说过了。没有在国际协议中正式记录下来，应该算到当时苏联领导人的账上。”弗拉基米尔·普京说道，他让自己国家的政治家为这个后果严重的错误负责。“他们糊弄过去了，而现在有了句名言：不能把对话当成文件。”在这个晚上，在普京看来同样清楚的是，即便没有签名文件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西方从一开始就对承诺的合作伙伴关系没多大兴趣。“后来发生了什么，您都可以读到。”俄罗斯总统在翌日凌晨跟我告别时建议，“读一读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吧。”
偶然抑或战略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28年出生于华沙，曾为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吉米·卡特提供咨询，后来还为比尔·克林顿和贝拉克·奥巴马服务。跟他共和党的对手亨利·基辛格一样，他是民主党最有影响力的地缘政治家之一。作为一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中经加拿大来到美国的波兰外交官之子，他早在1997年就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北约的扩张计划—即便他自己当时可能也还不相信，这个剧本能够一步一步得到实现。布热津斯基写道：“在实践中，很难想象一个不与美国缔结共同安全条约的真正统一的欧洲。因此，想要或者被邀请与欧盟开展加入谈判的各国，在将来应自动居于北约的保护之下。”
他为未来的地缘战略所预言的时间表，也与实际几乎完全一致。比尔·克林顿领导下的民主党政府在1990年代着手开创的事业，由其共和党的继任者乔治·W. 布什继续推进，再其后的贝拉克·奥巴马也是如此。布热津斯基说：“在此期间，欧盟将与波罗的海三国展开加入谈判，北约也将推进解决这些国家以及罗马尼亚的成员国问题，它们的加入大概会在2005年完成。在这一阶段的某个时候，其他巴尔干国家可能也会满足候选国的条件。（……）2005年至201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乌克兰应当会准备好与欧盟和北约开展认真的谈判，尤其是如果该国在此期间在内政改革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更明显地展示出自己中欧国家的身份。”
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从自身经验中了解到，为何此时到了东西方之间新的对决时刻。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在21世纪初先是出任施罗德政府的总理府部长，后在2005年至2009年的社民党—基民盟大联合时代任外交部长，此时危机开始升级。他对乌克兰冲突事件过程的不适是显而易见的，像他这样的外交官喜欢用提问的形式公开表达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基民盟—自由民主党的黑黄联盟执政结束之后，施泰因迈尔在2013年底再次就任外交部长，但他在这次就职演说中提出的问题，早就得到了回答。“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是否低估了这个国家［指乌克兰］是多么分裂和脆弱；我们是否没有看到，让这个国家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二选一，并非其力所能及；我们是否低估了俄罗斯的决心，俄罗斯跟乌克兰在经济上，更在历史感情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施泰因迈尔的前任基多·威斯特威勒的时代，是近些年的德国历史上外交部几乎无所作为的时代。早在威斯特威勒上任之时，美国驻德国前大使菲利普·墨菲在写给他国务院同事的信中就称，新的德国外交部长是个“未知数”，并且“显然与美国的关系很矛盾”。因此，在一些重要情况下，美国国务院宁愿直接找德国总理府。默克尔的外交政策顾问克里斯托弗·霍伊斯根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影子外长”，《明镜周刊》如此写道。
当美国决定乌克兰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时，德国总理府自然全盘同意—后面还将看到这一点。再加上布鲁塞尔的官僚主义，尤其是前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以其非此即彼的政策给乌克兰施加了大量压力，该国被迫在东西方之间做出选择。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2014年攻击欧盟说，欧盟委员们“过多地干涉了世界政治，尽管大多数委员其实什么都不懂”，正如在“吞并乌克兰的尝试中”所能看到的那样。冲突让他想起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局势。两者之间“越来越相似”。他不想让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语成谶。“但像在1914年8月那样，局势逐渐恶化的风险与日俱增。”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离婚判决书是欧盟于2014年5月底公布的官方文件，厚逾千页。这份文件由1篇序言、7个章、486项条款、43份附录以及各种协议组成，以荒唐的迂腐气规定了基辅与新的合作伙伴欧盟之间的关系。为此，大批官员和政治家多年来穿梭往返于基辅与布鲁塞尔之间，起草公开声明，提出要求，发出威胁，或者用承诺蛊惑人心。
每个细节都被精确地列出来。它们涉及金融业和强制性工业标准。比如，什么东西的进口附加税是多少，未来要缴纳多长时间。除此之外，有几百页都在一丝不苟地对“活体动物与动物制品”做出规定。“至少已生产过一次、体重在160千克及以上的母猪”出口到欧洲时要缴纳8%的附加税，但活鸡则可以免税出口至布鲁塞尔。“去毛、去内脏、去头但保留脖子、心脏和肝脏”的话则更贵。那要支付15%的关税。
这份协议的正式名称是《欧盟及其成员国与乌克兰联合协议》，它详细规定了哪些种类的鱼在出口到西方时需要缴纳附加税，而哪些不需要；贻贝和各种墨鱼适用哪些条款；每吨乌克兰小麦应缴纳168欧元附加税，以保护欧盟农民应对来自乌克兰的竞争。
涉及人类的条款则没有这么详尽。乌克兰人总有一天可以无须签证就进入欧盟的美丽新世界。前提则是，要满足特定的法律、组织和政治条件。这个时间点尚未敲定。示威者的许多期望在这份协议的一项条款中得到了体现：“鉴于认识到在适当时候引入乌克兰公民免签证旅行的规定非常重要，只要管理完善、安全灵活的条件得到满足”，这个问题将在接下来的几年内“通过缔约双方高级官员与专家的定期会晤”仔细协商。
乌克兰与曾经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分手过程中的公开结算在2015年12月变成了一场灾难：9000多人在暴力中丧生。这个国家破产了，分裂了，这种状态还将持续多年。自2014年2月的基辅政变之后，欧洲再一次进入冰期。冷战显然只有一个短暂的停顿。对于欧盟来说，这种形式的东欧伙伴是极其昂贵的。专家估计战争的后续成本将达到几千亿欧元，还不算在该国东部造成的大范围破坏。即便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也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正在抬头。俄罗斯的经济自从2008年以来就陷于最深的危机中。不仅是由于制裁，还因为油价下跌。不过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在国内的支持率前所未有地高。
“克里米亚土地上的一切都浸透着我们的历史、我们共同的骄傲。”普京在庆祝仪式上解释了将这座半岛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纳入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动机，他显然为这一刻和自己而动容。2014年3月18日，不仅俄罗斯的政治高层起立鼓掌、庆祝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格奥尔基耶夫大厅讲话的历史时刻，总喜欢在黑海度假的俄罗斯民众的神经也被触动了。
“克里米亚—那就是塞瓦斯托波尔，一个传奇的城市，一个有着伟大命运的城市，它是黑海舰队的故乡。”当然，他曾经以为，“乌克兰会是我们的好邻居”。“但是局势开始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而“俄罗斯人和乌克兰的其他公民遭受了长久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动摇了乌克兰”。
欧洲各国政府都感到困惑。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反应，并公开猜测为何会走到如此地步。普京说，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只是想要最好的。
“没有人能够预见到，我们快速陷入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危机之中。”德国外交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在2014年4月为他职业上的失败道歉。这成了政治家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能和政治发展的必然性留给后世史书的经典言论。德国总理也喜欢使用类似的老生常谈，以召唤政治必然性那不可避免的逻辑，可惜她拼尽全力也无法阻止这种必然性生效。“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其他选择。”每当安格拉·默克尔决定强行贯彻她的设想时，总是祭出如是金句。如此一来，仿佛冲突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仿佛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的根本任务不是对这种类型的冲突防患于未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年后的今天，“无能为力”的借口并没有变得更好。这个借口在当年就是错的。政治家们出于职权主动参与制造冲突。前德意志帝国总理莫里茨·奥古斯特·冯·贝特曼—霍尔韦格曾在大战前夜致电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如果发生大的冲突，必须给俄国打上侵略者的标记。”德意志帝国推动了哈布斯堡家族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它明知道接下来就会将俄国扯入战争。汉堡历史学家弗里茨·费歇尔1961年在他的作品《攫取世界霸权》中揭开了“德国在某种程度上毫无恶意地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普遍观点的神秘面纱，由此引发了联邦德国历史上最激烈的历史学家大争论之一。自那以后，政治家的标准借口不再适用了。总是试图将冲突升级嫁祸于他人的行为，是跟政客职业一样古老的。
当然，目前的危机与当年的有所不同。但近年来，德国从来都不是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无辜的中间人，反而总是参与到莫斯科与乌克兰的冲突之中。不顾莫斯科的许多抗议，努力将北约和欧盟的边界推进到克里米亚，这是安格拉·默克尔促进并最终批准的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么说并不是在对她的政策进行道德评价，而是关系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政治家为了贯彻自己的想法，能够接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跟乌克兰冲突到底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还是地缘政治的对抗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无关。
弗拉基米尔·普京可没少给出警告。无论是在2001年访问德国联邦议会时，还是在2007年出席慕尼黑的安全会议时—他的抱怨始终包含同样的中心思想：缺乏信任，不能在苏联解体后将俄罗斯作为平等对手来尊重并与之共同寻求和遵守游戏规则。
早在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在柏林的国会大厦中亮相于德国议员面前时，这位当时就任仅一年的新科总统谈到他面对新的西方伙伴以及他所开拓的北约合作伙伴关系问题，就很少打官腔。“如今，时常有决策不经与我们商议就做出了。然后又要求我们一定要确认它们。（……）甚至说什么，没有俄罗斯，这些决策就不可能实现。—我们倒是要问了，这是不是正常的，这是不是一种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仍生活在旧的价值体系之中。我们在谈论伙伴关系。事实上，我们还根本没有学会互相信任。”
十多年后，他的这些判断并没有什么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