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完善制度和德行，切实主持社会公正
主持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延安革命队伍在物质生活资料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在社会生活中实行一律平等的同志关系，在政治生活中对于领导干部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要求，努力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处于长期战争环境下，革命队伍里的个人自由是有限的，但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平等、待遇公正是最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
公正，就是公平正义。在公共事业面前，每个人都有平等奉献的机会，每个人所获得的利益将依据其对于公共事业的贡献有所差异。所以，公平不是绝对平均主义，是建立在公道基础上的相对平均主义。它维护一个集体生活中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激励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本分，给予不同需求者以同等发展的机会。
大生产运动后，延安群众敲锣打鼓，给边区政府送来匾额
一 供给制，物资短缺环境下的民生保障
延安革命队伍里实行物质生活供给制。
供给制是一种战时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所有生活资料都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组织系统发放，在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确保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供应，维持革命队伍集体生活的温暖。这种供给制是在革命斗争生活中逐渐形成、发展并完善的，其前提是公正，秉公为政。在为天下人谋天下利的过程中，满足个人基本生活条件，实现人生价值理想。
平等比自由更能感染人
1936年8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陕北保安深入到甘肃、宁夏红军前线，广泛接触正在那里进行训练和战斗的红军将士们，实地了解革命队伍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革命队伍与当地群众的关系。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新闻记者的专业素养和敏锐眼光，让斯诺有了自己的发现和判断。
红军跟我过去见到过的任何别的军事组织大不一样：军官廉洁，官兵生活待遇平等，十分注重政治训练，军队在每个村庄组织穷人参加革命委员会。简而言之，共产党人尽量要让每一个男人、书14（70）妇女和儿童都积极参加一个组织。
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得革命队伍脱离了传统中国宗法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按照一定的政治伦理和组织原则集合起来，形成一个崭新的革命集体。“权利平等如男女平等已初步实现。妇女也可以分享一份土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普遍实行免费教育。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薪给，同红军官兵一样，每月5元，另由政府供给伙食、衣着、住房及其他补助。”这里的政府机关不是发财致富之所，人们在机关工作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服务社会。“他们实行或提倡的改革绝非是田园俱乐部式的政治自由的理想。他们确实满足了人们对食、住的基本要求和对某种民主平等的要求。”②这种战时供给制政策是临时性的手段，不是最终目的。斯诺逐渐认识到，这种政策实施所能满足的都是当时的亚洲人民最迫切的需求。
当时，和斯诺一起到陕北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深深地为这支特殊的革命队伍所感动，为自己取了一个带有西北特色的中文名字叫马海德，自愿留在了革命队伍里。从前线回保安的路上，马海德看到朱德和贺龙两位将军都把战马让给伤员骑，自己还背着东西行军。“在军官与士兵之间有一种简单的民主平等，谁也没有戴标明军衔的肩章。他们吃同样的伙食，住同样的粗陋的营房。在作战前，他们讨论、争论战术，战后又一起检查讨论战役的得失，没有什么顾虑。只是在打仗开始后军官才是上级，那时士兵是无条件服从的。”这些刚刚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士兵，很多人都病病歪歪、精疲力竭、衣衫褴褛，但是他们毫不怀疑最终会解放全中国。
另一位从北平燕京大学赶到陕北担任斯诺翻译的王汝梅，放弃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也自愿留在革命队伍里，更名为黄华。“为斯诺做翻译，使我有机会接触所有他采访过的领导干部和战士，了解他们苦难的身世，艰险的战斗经历……由于红军使用近战、夜战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们经常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危为安。红军指战员都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对战胜蒋介石反动集团充满信心；他们胸襟广阔，不只关心当前的斗争，还关心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如西班牙共和派反对佛朗哥的战争和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反对意大利侵略的斗争等；他们有勇有谋，无难不克，他们对中国会打败日本充满信心；他们把人民视同亲人，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从而得到人民的热爱拥护。真是军民鱼水情啊！在苏区人民中、在红军战士身上，我的确发现了另一个中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力量！”所以，他向斯诺提出，请他在报道中不要提及自己的姓名，也不要使用自己的照片。
跟随革命队伍和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进驻延安后，黄华先后在中央党校、中央组织部、西北青年救国会、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单位学习或工作，对于延安革命队伍供给制条件下的生活情况有了更加深入的体会和认识。
“延安所有的机关学校过着军队式的生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学员们每天早晨6时随军号声起床，跑步。早饭后，上午工作或学习。午饭后有午睡时间，下午工作或学习。晚饭后自由活动，然后有晚自习或工作。晚上10时，熄灯号后，大家休息。星期天放假，学员们或访友，或逛街，到书店买书。“在延安，人们都穿着制服。”早期延安生活供给条件艰苦，冬天发一套棉衣裤和棉鞋帽，夏天发一套单衣，被褥也由公家发给。“伙食很简单，小米饭和七八个人共吃的一小盆水煮萝卜，偶尔有一两片土豆。学员每人每月发1元边区纸币为津贴，干部多2块钱。当时毛主席等几位首长每月领5块钱边币。一块边币可以买两条肥皂，或一条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陕北土地气候适宜小米生长，“有些女同志吃了小米，长得胖胖的，脸色红润”，②个别人肠胃接受不了小米，则变得很消瘦。在物质条件比较艰苦的环境里，延安的文化生活却很丰富多彩。每个人都被安排在一定的组织里，每个组织机构都有相对固定的民主生活会制度，同志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由西北青年救国会主办的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自1937年10月至1940年4月，连续举办14期。学习期间，学员和教员一样，可以领到每月1元的津贴。干部和学员同吃一锅饭，同受统一纪律的约束，在清晨列队出操的队伍中，在开荒种地的劳动中，在帮助当地群众抢收粮食中……大家为着抗日救国这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打成一片。这种人与人之间生活上的平等待遇，给曾经到访的李公朴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青训班里只有工作职务的不同，没有生活的不同，上至主任、处长，他们在私生活上都不用勤务，虽说也有几个勤务员，但他们是用来传达命令、找人和送公事的，绝对不是为他们个人倒茶取烟折被……的。在生活上大家都是一样的吃，一样的穿，一样的住，没有丝毫的不同。他们上下都没有薪俸，只有一块钱的津贴，由主任到勤务员都是一样的。唯一优待的，只有炊事员，因为他们的工作苦，所以每月有两块钱的津贴。他们无论对什么人都叫“同志”，就是主任与勤务员，学生与主任，也是一样。
李公朴到延安访问属于过路客人。那些直接进入延安革命队伍的青年学生，他们从沦陷区或国民党统治区奔赴延安，感受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从广西历经千辛万苦寻找新世界的陈寒梅（陆地），1938年10月初来到延安，住在“抗大”招待所。洗漱就在延河里，吃饭是免费的。“开饭时，管理员吹着哨子。各人自己拿口盅当碗，拿西餐的匙羹当筷条，一个跟一个排长队装好饭，然后凑够五人一伙，派个人去窗口领来一大脸盆马铃薯煮大白菜，五个人就地蹲着围成一圈，不管怎样，都吃得挺饱。”在等待分配学校或工作的日子里，这些新来的爱国青年们可以自由地在延安的大街上闲逛。大街上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到处都见到像我们一样新到的人和已经入学入伍、穿上了铁灰色布料军装的男男女女。熟人相见，都是握手言欢，‘同志，同志’相互招呼，耳目为之一新，真正是投到崭新的世界来了！”半个多世纪过后，陆地回忆这段青春岁月，仍然坚信，陕北延安，这里是“我和伙伴们心中渴望的新社会人间天堂”。
华君武回忆自己从上海经香港、成都、西安，历时百余天来到延安，先是住在城里的招待所，第二天就有两位同志代表中央组织部来看望。“他们一身灰布制服，清清爽爽，干净利落，和蔼可亲，温暖周到，让我一下子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怎样清明公平的新世界，真是叫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留在这一代人心灵深处抹不掉的记忆都是，“延安确是新天地，官兵平等，生活虽然艰苦，精神上却是极为满足和快乐的”。
曾经在陕北公学学习的戴朋回忆，“当时同志之间是很友爱的。没有谁会想要比其他人多吃点。工作中也是一样，谁有一点钱就会拿出来买东西大家一起吃。那个时候发的津贴有时是1元，有时是5角，也有的时候就不发了。当时的一块钱能买很多东西，像桃子、李子等。当时女同志还会另外发5角钱的卫生费。一些男同志还开玩笑，要抢走这5角钱买东西吃。行军路上，冬天过河的时候，一些男同志就背着我们女同志过去”。
当年作为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的约翰·高林，直到晚年还记忆犹新的是，“延安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有些孩子的父母在前线打仗，还有些孩子则成了孤儿。人人感到自己有责任确保这些孩子有饭吃、有衣穿，并受到教育。领导人对儿童则特别关切，有的甚至收养几个孩子……儿童们还得到同等细心的照顾。在长辈的心目中，他们就是未来”。
在这个革命队伍大家庭里，勤务员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大多数还是少年，参加革命队伍后主要从事一些勤务工作，其中也有些多才多艺者，中央组织部勤务员郭聪就善于模仿当时中央首长讲话时的语调和神态。有一次，延安城北门外的中央党校礼堂演出京剧，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都来了。当周恩来走进礼堂时，有人故意把郭聪拽出来，要他当着周恩来的面模仿周恩来。周恩来停下脚步，饶有兴趣地问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郭聪笑嘻嘻地操起周恩来的腔调回答：“我叫郭聪啊！”
逗得在场的所有人都哈哈大笑。周恩来喜悦地拉着郭聪的手，提议：“送你去鲁艺学习演戏好不好？”
郭聪更拿腔拿调地模仿起周恩来的口气说：“那样，我的首长不就没有人照顾了吗？”
周恩来认真地说：“我们可以换其他同志接替你呀！”
郭聪继续操着周恩来的腔调说：“我不识字呀，记不住台词嘛！”
周恩来说：“不识字，慢慢地学呀！”
郭聪还是学着周恩来的腔调道：“好嘛！等学会了识字，日本鬼子早就被我们打跑了嘛！”
周恩来终于忍俊不禁：“哈，你这个机灵鬼……”
只有在一个和谐、宽松、亲善的环境里，这些从事日常生活服务工作的勤务员“小鬼”们，才敢于模仿领导人的腔调，展示并发掘出自己隐藏的才能。
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教育系的刘端棻，1937年底奔赴延安，被组织安排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报到，受到时任边区政府秘书长伍修权的热情接待。
“咱们是革命同志了！……”
一句话就打动了这位爱国青年的心，这里的政府官员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的长官。“到了延安就是到了‘家’。这里生机勃勃的战斗生活，亲如一家的人事关系，令人感到新鲜激奋，连那胡蹦乱跳的小毛驴、羊群，都引起我无限的兴趣。”这里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元旦会餐也只是食堂里多增加一两个带肉的菜，后勤处多供应一点烤火的木炭。但是，各单位各部门都将自己的办公室、房间和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窑洞贴上大红的对联，公告栏贴上新出的墙报，各个俱乐部都举办文艺晚会，干部群众自编自演，自娱自乐，大家尽情地唱呀跳呀。多年后，刘端棻回忆这段生活，还是念念不忘地说：“我过去从未参加过这样的晚会，真令人激动不已。人不仅需要物质，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精神，在一定的环境里，精神往往比物质显得更重要。”
刚到延安，刘端棻不习惯吃小米干饭，导致大便不畅，时常带血。同志们知道后，让食堂照顾他多吃一次白面馒头。偶尔有带肉的菜，同志们就悄悄地把自己碗里的肉片夹到他的碗里。“这些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当时却感人肺腑，使我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最使人感到心情舒畅和愉快的，是延安人与人之间平等、融洽的关系。这是国民党统治区无法比拟和望尘莫及的。大家平等相处，亲如一家。大家都认为，当官和当兵的，上级和下级，仅是革命的分工不同，毫无高低、贵贱之分。所以无论干什么工作，大家都心情愉快地去干。”边区教育厅机关里的女同志不多，平时工作都得到照顾。而这些女同志们也很开朗大方，经常主动帮助男同志缝补衣袜，拆洗被褥。单位里的勤务员都是长征过来的“红小鬼”，年龄小，资历老，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十分热闹。
有一位叫柯大勤的小鬼，当时只有十一二岁，是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延安的。在机关里一边做勤务，一边识字学文化。他看到刘端棻的名字，认不全，将错就错地读成“刘端茶”。别人给他纠正，他挤着眼睛扮鬼脸说：“你为啥叫刘端棻呢？还不就叫个刘端茶好。端茶既好听，又好记，又好写。你每天上班，我先给你端一杯茶，多美气！”
自此，窑洞里的其他同志都学着各种方言腔调传说着：刘端棻同志，请倒一杯茶，给咱端过来！
这种情同手足的同志平等关系，是延安革命队伍里一代人最美好的集体记忆，是建立在共同的社会理想信念，也是建立在物质生活供给制基础上的一段最纯真的历史记忆。
供给制不是平均主义
延安革命队伍里的供给制是从井冈山革命时期吃大锅饭，经江西中央苏区时期的反复探索，长征到陕北进入延安后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
井冈山时期，受艰苦条件限制，红军没有薪饷，物资供应以满足基本生存为目的。“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所谓“雇佣军”，是指原来在旧军队中受雇佣的士兵，享受一定的雇佣金。在红军部队里，革命的性质改变了，当兵的目的和待遇也相应改变了。红军物质条件很艰苦，革命的理想信念很崇高。“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5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以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5000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5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在具体执行上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是军有军需处，团有辎重队，营连有经济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承担检查督促工作。“每个月军需处要公布一月收入支取情况，军需处长出席报告情况并答疑，士兵委员会发现问题就得处罚负责人。因此，四军的经济做到了彻底的公开，物质待遇官兵完全平等。”公正平等，无私则刚，敢于晒在阳光下的东西总是能给人温暖的。当时很多俘虏看到朱德军长跟伙夫差不多，都惊叹不已，一经动员，大部分都自愿参加红军。官兵平等，患难与共，是红军度过艰难的重要动员力量。
徐向前回忆，长征前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官和兵，不太分得出来。吃一样的饭，睡的都是民房，铺的都是稻草，不同的是给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多铺一个单子。原来，干部也没有马骑，1929年底部队扩大了，大队（团）以上干部才有马骑。我们骑马，见有病号走不动，都主动让骑。干部给战士背枪、背行李，很普遍”。情同手足，义比弟兄，就可以同甘共苦，出生入死，身外之物都可以轻若浮云，忽略不计。
中央苏区初期，革命队伍试行过薪饷制，但很快就取消了，实现干部与士兵享受平等待遇。到1931年9月，“薪饷制已完全废除，除从敌人俘虏来的医生等少数人有薪饷外，士兵与干部只有伙食费，每人每天一角左右，多少不定，视经济情形如何；经济充裕的时候，在伙食费外还有零用费。这一切费用都统一的由总司令部发给各军，在后方则由军事委员会管理”。红军给养完全是官兵平等，上下一致，“每人都只有伙食费，有时每天一角五分，有时一角，有时八分”，随物质资料占有情况而定。官兵一律取消薪饷，只有那些“最近从敌人俘虏过来的无线电员及医生等少数人有薪饷外”，即给予特殊人才特殊待遇。
由最初的“伙食尾子”转变成的“零用费”，就是每月“津贴费”的雏形。据长征前夕在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社工作的同志回忆，“当时级别是有的，但只有两件事分级别的：一个是开会；一个是看文件。除此之外，生活待遇等都是一样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之初，革命队伍里仍然延续着红军时期的供给制度。
延安初期曾担任中央军委警卫团团长的黄霖回忆，“党中央领导机关迁到延安后，在一个时期里，粮食供应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粮食短缺，原因是很多的。主要的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封锁，其次是陕北高原土地贫瘠，又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收成不好，再加上这里山高路险，交通极为不便，到外地买粮，运输也很困难。我们就靠从保安搬迁时带来的黑豆、高粱、荞麦为主食，而且定量一减再减，以应付长期战斗的需要”。这里所介绍的艰苦生活，是1937年7月全面抗战正式爆发之前的情况。在物质资源短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延安革命队伍沿袭中央苏区的物质供给办法。“物质环境太苦了，粮食不够，民众生活很不容易，在陕甘宁边区边境苏区里，仍然实行我们以往在江西的旧办法”，即实物供给制，供给的标准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9月，西北苏区改制为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华民国政府下属的一个特别行政区，10月，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延安接受国民政府拨付的八路军、新四军军饷，以及海内外各项捐赠后，物质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尤其是大量知识分子的到来，对于特殊人才给予特殊的物质供应政策。延安革命队伍里的供给制开始逐步发展完善起来。“所谓供给制的概念，说白了，就是伙食、被装等实行低标准的实物免费供给，另加发极少量的现金作零用钱。”1941年9月，任弼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成立中央办公厅，与李富春一起共同努力，使供给制正规健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