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根越角书香门第
“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西晋文学家张翰因思乡而作的一曲《秋风歌》开创了吴江千百年来延绵不绝的骚雅流风。此后，历代文人雅士咏叹吴江的诗词之作不辍，尤以北宋词人张先的七言律诗《吴江》为代表。诗文“春后银鱼霜下鲈，远人曾到合思吴。欲图江色不上笔，静觅鸟声深在芦。落日未昏闻市散，青天都净见山孤。桥南水涨虹垂影，清夜澄光合太湖”，更是将充满诗情画意、民殷物阜的江南水乡栩栩如生地呈现于读者眼前，令人心向神往。
吴江位于太湖流域腹部，江苏省东南端，毗邻浙江省嘉善县，因吴淞江“在县东门外，即长桥下分太湖之流而东出”故此得名，古称松陵、笠泽。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吴越王钱镠划吴县南地、嘉兴北境，始置吴江县。1992年吴江撤县设市，2012年吴江撤市设区，成为苏州市辖区。
在吴江东南“吴根越角”之处，有一湖泊，因春秋时期此湖为吴越分界，北属吴国，南属越国，故名分湖（今汾湖）。湖畔景色迤逦，湖中风光无限，有诗赞曰：
十里分湖水不波，往来舟楫捷如梭。
枫林红映斜阳晚，槲叶黄堆两岸多。
丛菊开时蟹簖密，芦苇深处鸟声和。
篷窗闲盹饶佳趣，恍诵灵芬欸乃歌。
汾湖地区不但风景秀丽，更以英才辈出、人文荟萃而青史留名。明清时期，临湖北厍地区更是涌现出了叶家埭叶氏、西濛港徐氏、大胜柳氏和葫芦兜张氏四大名门望族。
葫芦兜系汾湖一支流小漾，因河港中段较窄，两头浑圆，颇像一个大葫芦，据说是八仙中的铁拐李将随身宝葫芦抛落在此，故得此名。葫芦兜一带河岸弯曲，村民傍水而居，屋舍粉墙黛瓦，风光如景如画。夏日傍晚，泛舟湖上，更是消暑佳处，惬意无比。有诗为证：
葫芦兜里景清幽，水面风来暑尽收。
一叶扁舟随意泛，绿阴深处好勾留。
张氏旧宅西墙门
葫芦兜东面为张氏一族祖居之处，宅院就依葫芦兜而建，沿兜砌了花岗石驳岸，筑了石柱瓦顶的跨街廊棚。为方便家人出行，另建有一座双落水河桥。上岸后便来到西墙门，向北经过厢房，穿过天井，就是鼎鼎有名的“清承堂”大厅。大厅东面，是一排三间连在一起的住房，当中一间挂有题着“绣闼”两字的匾额，彰显着家族的富甲一方。住房正北面另有名为“竹松书屋”的书厅，其旁还建有一座可以登高远眺汾湖烟波的书楼。可惜年代久远，这些建筑早已湮没无存。旧址现存一幢三开间一厢屋的平房，为民国时期所建，坐北朝南，硬山顶，五路头，砖木结构，属于典型的江南民居。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葫芦兜，张氏家族耕读传家，诗书继世，虽不显达尊贵，仍不失书香门第风范。
葫芦兜张氏，并非土著，而是移民。其始祖可追溯到北宋时期的理学大家、关学创始人——张载。张载（1020-1077），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故世称横渠先生，与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合称“北宋五子”。他自幼天资聪明，遍读儒、释、道之书，经过多年钻研，悟出了儒、佛、道互补的道理，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新儒学体系。嘉祐二年（1057），张载中进士，先后担任祁州司法参军、丹州云岩县令、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崇文院校书、同知太常礼院等职，有《正蒙》、《横渠易说》等著述留世，明人曾汇编为《张子全书》。他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作“横渠四句”，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志向，历久传颂不衰。
明朝末年，张载后裔张惟善自安徽桐城迁居吴江北厍葫芦兜，为始迁祖。其后，历经承泉、晋卿、永嘉、永康、大椿四代子孙经营，家境逐渐殷实。六世祖张孝嗣（1768-1804），字绳祖，由于他仰慕汾湖前贤张翰思鲈之情，遂号忆鲈；又因其善绘蝴蝶，故又号蝶憨。孝嗣后以太学生考授候选州同知。其人聪慧好学，嗜吟爱客，一时知名之士竞相造访；为人“性慷慨，好赡给，邻族寒士有乞贷者，无不应”。歙县友人鲍征君在临终前，更是口授遗书将孙儿托付照顾。家多藏书，豪于饮，嗜金石，辑有《清承堂印赏》两集八卷，所集多为前辈名家篆刻印作，共存印约800多方，另撰有《清承堂投赠尺牍》三卷、《竹松书屋诗存》八卷存世。终年仅36岁。
孝嗣非但自己成名成家，教子更是有方。他共育有与龄、修龄、益龄、聃龄、泰龄五子，五兄弟在诗、书、画、印、琴方面各擅一技，自成一家，被后人誉为“前葫芦兜五子”，堪称吴江文坛一大盛况。长子与龄（1796-1825），字芳遐，号杏初，又号涵虚子，以太学生资格例赠承德郎。他承家学，性灵敏，10岁便能作诗，故时人朱容照有“堪夸小凤亦能诗”之誉，将与龄比作稚凤清吟。18岁时，其父病重，对他说：“汝素弱，不能胜场屋事，勿急急。”故而，他放弃科举，“志于写生，凡见名人花鸟、虫鱼，靡不临仿，而心所向慕，尤在恽瓯香。……大小诸帧，点染闲逸，一洗工气。兼习分隶及篆刻”，藏古人印甚多。与弟益龄选刻《克复要言》以劝世，并著有《十二碧琅轩诗钞》《涵虚阁诗存》留世。有一次母亲染病，他曾在梓潼神像前祈祷，愿减自己的寿数以延长母亲的寿命。他持家有矩薙，诸弟皆敬重之。后患呕血病，医治亦无效，与龄乃谢绝外事，闭户焚香，每晨起诵读《金刚经》一卷。然而对于作画，他终不肯废弃，尝曰：“吾心游于古人妙迹，胜服参苓也。”四年后竟不起，终年仅29岁。
与龄子文璿（1827——？），字伯衡，号元之，又作元梓，性情冲淡，不善言谈，熟读经史，行文高简浑厚，学者争相倾重。在寡母的督促教导下，17岁中秀才，同治六年（1867）考取举人，翌年中戊辰科进士二甲106名，曾自镌一枚印章名“丁戊联捷”，以志喜庆。不久，他被任命为兵部武选司主事，因学非所用而弃官还乡，先后到震泽頔塘书院、芦墟切问书院执教。他埋头于学问，寒暑不辍，受教于他的学生大多学有所成，远近时人谈到作诗、为文、育人诸道，必首推元梓先生。
期间，张氏家族多人与大胜柳家的柳树芳、柳清源、柳以蕃等人均有密切交往，两家可谓世交。至十世时，张农与张绳祖等五位堂兄弟并称“后葫芦兜五子”，诚为文坛又一段佳话。
父亲张农
母亲金定生
张农（1877-1927），原名肇甲，字都金，又作多金，号鼎斋、汾水老农，清末秀才。他自幼喜好吟咏，“弱冠之后，科举废，新学盛。既不能舍旧谋新，与当世士相角逐，乃稍稍致力于古今体诗”，故有《葫芦吟草》诗集存世，是位典型的博学乡儒。张农妻子金定生，是一位慈祥贤淑的传统农村妇女，持家颇有方。
此时张家家道日渐中落，祖先留下的数十亩薄田，由于地势较低，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常常收成不佳。然而张农为人正直，深知民众艰辛，每遇旱涝灾害，必给佃户减租。时人称道他“咸能周知民困，且多隐德，抗豪宗，庇农佃，盖其习性然也”，因而颇受村民敬重。正如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所说：“父亲的德行，是给予孩子最好的遗产”，可见包括张应春在内的任何革命英雄都不是“横空出世”的。在这清贫的岁月里，张农自我解嘲道：“家无长物依然乐，座有蒙童足解愁”“地僻苦无风雅客，家贫剩有圣贤书”，一派怡然自得的景象。
童年岁月风云激荡
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素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张农也不例外。当中国历史的帷幕在20世纪徐徐拉开之时，中华民族正经历着一场痛彻心扉的剧变。1901年7月25日，在八国联军的铁蹄之下，腐败的清政府被迫与西方11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勉强维持住了一个王朝的体面，而中国却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重压下，普通民众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朝不保夕。
在这样一个“国事飘摇，战争未息，强邻逼处，岌岌可危”的“乱离时代”，张农真能“世事沧桑多不问，一窗书味自优游”吗？就在这一年农历十月初一，张农夫妇婚后不久就产下一女，因农谚有“十月芙蓉应小春”的说法，女孩就此取名为蓉城，字应春。
当时，封建思想经过2000多年的浸润已经根深蒂固，民众普遍持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很快，金氏初为人母的喜悦便被周围鄙夷的眼光、嘲讽的言语所侵蚀。为了能给张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她又接连生了三胎，可偏偏都是女孩。张农是家中的长子，弟辈多生男孩，惟独他家接连生了四个女儿，因而，亲友邻居都讥讽张农，金氏更是倍受鄙视。她也因此变得更加自卑起来，终年抬不起头来。为此，她求神问卜，烧香拜佛，祈求上苍能赐给她一个儿子。也许是老天都看不过去了，终于在第五胎时，金氏产下了一个男孩。张氏一家都对这个小男孩寄予了深深的期许，盼望他能光宗耀祖、兴旺门楣，故而取名祖望。这些亲身的经历，尤其是父母所受的苦痛深深刺激了应春幼小的心灵。稍稍懂事后，她便萌发了不满社会现状、要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思想。
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瓜分豆剖的国事，张农“杞忧曷极，而当局者依然梦梦”，内心深处忧国忧民的热血激情终于沸腾起来。我们可以从其所作的《时事有感》中真切地感受到他的赤子情怀，诗文曰：
美雨欧风动地来，神州莽莽半摧颓。
何人挺作中流柱，力撼狂澜一旦回。
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则是投笔从戎，加入了反清的革命队伍，秋瑾与徐锡麟即是其中的代表。1907年，他俩相约同时在浙江、安徽起义，不幸事泄被捕，慷慨赴义。在20世纪初期的10年，秋瑾被杀一案是震撼全国的事件。“秋瑾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后，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极大地激发起民众的民主革命情绪。”当时的《申报》《民报》等报刊杂志对此都做过大量的报道，爱国文人还将其写成戏剧和小说广为传布。“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前，以秋瑾被杀或相关题材为内容的戏曲、剧本就有十来种，小说长长短短的有四种。”这其中不乏南社诗人、作家的身影。像陈去病的《镜湖女侠秋瑾传》、柳亚子的《镜湖女侠秋君墓碑》、苏曼殊的《秋瑾诗词叙》、冯自由的《镜湖女侠秋瑾》等等，他们哀悼和纪念秋瑾的作品，可谓体裁多样、数量可观，《南社丛刊》更是出过关于秋瑾牺牲方面的专刊。作为南社发源地的吴江当然也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秋瑾“鉴湖女侠”的英雄形象更是在张应春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后来，在柳亚子的帮助下，张应春将自己的字改为秋石，就足见其影响之深。
柳亚子
转眼间，小应春已经虚龄8岁，如果是个男孩子早就应该考虑进私塾了，以期能出人头地、光耀门楣。但对于女孩子就不是这般命运了，因为古训有云，“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守旧人士眼中，小应春们只要练好女红，将来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找个好夫家才是正道。而且，葫芦兜交通不便，风气闭塞，新学肇始，男生就学，尚且谓之读洋书，女生就更无机会入塾求学了。幸运的是，父亲张农有见识、思想开明，认为女孩子也应该上学，这样才能知书识理。300多年前，同为北厍四大望族的午梦堂叶家，叶绍袁膝下的四个女儿不都是个个风雅绝代的汾湖才女吗？在父亲的支持下，是年初秋，小应春便成为於张合祠里十馀斋私塾中唯一的一名女学生。在私塾里，小应春从《三字经》与描红开始，开启了她的启蒙教育。由于她悟性好，人又勤奋，所以进步很快，时常受到夫子的夸奖，张农更是喜上眉梢。
而平静的书窗外，革命的浪潮却是风云激荡。在革命党人屡仆屡起、前赴后继的冲击下，清廷危如累卵，只差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了。1911年，武昌城的枪炮声更是吹响了反清革命的集结号，一时南北各省志士纷纷响应，各地掀起了光复河山的巨澜，清王朝顷刻间就土崩瓦解。此时，身处乡间的张农兴奋异常，同时也为自己未能身与其中、披甲执戈而羞愧不已。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捷报传来，张农尤为欢欣鼓舞，积郁胸中多年的烦闷也一扫而光。在这旧邦新造的历史时刻，他写下《光复喜赋》，欢呼民族复兴的曙光。诗云：
莽莽中原地，风云起武昌。
誓将胡虏逐，群祝革军强。
血染江流赤，旌标汉字黄。
百年奴隶辱，一旦庆重光。
在此风潮下，应朋友的邀请，张农来到南京，就职于南京造币厂。闲暇时，他便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事前往城内外的各处名胜古迹游览，秦淮河、雨花台、莫愁湖、明孝陵、清凉山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两年相处，他与同事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同时也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其间，张农也渴望革命军能挥师北上，彻底扫荡清廷，但听闻南北议和停战的消息时，不禁感慨道：“黄龙直抵快如何，争奈偷安欲议和。南宋已成千古恨，那堪覆辙误前途。”同时，他又发出“当世正逢多事日，问谁击楫渡中流”的期盼，呼唤能出现如祖逖般中流击楫的英雄豪杰。
然而目睹“二次革命”失败、南京失守的巨变后，张农有了倦鸟返巢之意。经过一番思考，他认为唯有从教育入手，改造国人思想，提升国民素质，才能在乱世中有所作为。于是，张农还乡后，即根据壬子癸丑学制，与堂弟张贡粟将村中的十馀斋私塾改办为葫芦兜初级国民小学，在地方上开启了新式教育的先河。
学校门前摆有三对石狮子，大门上方仍旧悬挂着“於张合祠”的匾额。穿过两边墙上嵌有石碑的通道，左边为教职工宿舍，右边为学生教室。再越过天井，最后一进就是祠堂大厅。大厅左边还摆放着一些於张两氏故去族人的棺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张农父女俩寒来暑往，乐此不疲。学校为单班复式，即一个班级内有一至四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一起上课。在来往祠堂的路上，人们时常看见小应春背着书包，携着弟妹们的手，一起上学、放学。
此时的应春虽然年少，但已然十分懂事。母亲的苦难，她看在眼里，印在心间。虽然，她还不明白这苦难的社会根源，也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来劝慰母亲。但是，她知道自己应该尽其所能多照顾家庭，少让父母操心。作为家中的大姐，“她对妈妈很体贴，对弟妹很爱护，每天早上帮妈妈做完了扫地、洗碗、抹桌等琐事后，才和弟妹一起上学”。另外，她还时常鼓励弟妹，要勤奋读书，不能荒废学业。乡邻们都很羡慕张家有这么个好女儿。
由于办学卓有成效，父亲张农还获得了县政府颁发的奖章。1916年2月，他接受吴江县第四区第一女子（国民高小）学校即黎里女子小学（以下简称黎里女校）校长王倪寿芝的邀请，担任高小部级老师。因此，张应春也就跟随父亲来到黎里就读。
黎里女校初露锋芒
据说黎里原为“蠡里”，因春秋时期扶助勾践复国的越国大夫范蠡曾居住于此，故名。清朝嘉庆年间编撰的《黎里志》云：黎里，一名黎川，旧传里南多梨花，故又名梨花里。因镇之西北有禊袴湖，故又名禊湖。而光绪年间修撰的《黎里续志》则称，黎里之名始于唐元和四年（809）。其时，“官河从平望驿至吴县界淤塞，舟不能行”，湖州刺史范传正派黎逢吉在此疏通河道，兴修水利，渐成村落，后人为表纪念，便称此地为黎里。元代时，黎里成为集市，到了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又进一步发展为江南大镇，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
黎里境内无山，以水称秀，古镇犹如一朵浮在碧波中的睡莲。镇内街巷，因河而成。一条丁字形的河道自东向西将古镇分为上下两岸、东西南北四栅，居民房舍大多面水而筑，老式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鳞次栉比。东栅一带尤为繁华，史载“乡人咸集，百货贸易……舟楫塞港，街道肩摩”。
黎里不仅是江南商业大镇，而且也是地方文化中心。由于该地“城远地偏，不当孔道，无兵燹之虞”，于是成为乡绅、士大夫聚居之所。古镇上岸一带“多士夫之家，崇尚学术，入夜诵读声不绝”。“自唐陆补阙龟蒙筑别业其间，厥后宋魏学士宪、赵侍郎磴老，元杨岚明尹宽辈，硕儒名辅，接踵而起。”明清两代更是科举鼎盛，人才辈出。明代曾中进士10人、举人17人，清代亦有进士5人、举人36人。其中佼佼者有官至直隶总督、工部尚书的周元理，与洪亮吉、袁枚等结为莫逆之交的徐达源，担任过《万国公报》主笔、上海中西书院总教习的沈毓桂等。
而黎里女校就坐落在夏家桥南堍，其前身是创立于1903年的求吾蒙塾。它由倪寿芝与胞弟倪迪民等人解囊集资建立，教室就设在其住宅内。办学初期，学堂由倪寿芝亲任学监。它虽称蒙塾，但“塾中功课，一概采用新学，设立国文、算术、自然等课”，故而被黎里老百姓称为“洋学堂”，堪称吴江新学之先声。1904年，学堂更名为民立小学校，因男女生兼收，故而常遭地方守旧人士的非议，但她不畏人言，坚持招收女生，向学生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由于办学有方，学校声誉日起，就学人数日增。1914年，该校与镇西“明懿女校”合并，遂迁校于夏家桥原镇公所旧址，成立“吴江县第四区第一女子学校”，她亲任校长。她考虑到学校屋舍破旧，乃奔走筹划，集资建造六楼六底新校舍一幢，大大改善了当时的办学环境。该校校歌唱道：
先觉仰天民，当年东渡挹文明，遄归祖国朝夕费经营。
规模粗创，黎花十里震先声。
命名实，取义精，囊金探索求我漫求人。
一帜高张禊潭滨，琐琐群钗负笈临，黑暗女界蓦地转阳春。
登高一呼四谷应，明懿踵起，东西相辉映，气求声应，同赴前程巾帼英。
树木十年深，匠心几费业初成，润分一滴贤哉长吏恩。
为崇母教，收作公家永保存。
旧舍隘，新基营，两校学子莘莘萃一庭。
溯者番萌芽培植，经多少汗血劳辛。
蕞尔乡村俨然女权尊，一样科学智识新。
道德宗旨兼训朴与勤，大家努力，莫让须眉独迈征。
我们不难从中体会到学校创建之初的艰难与创办者的殷殷期许和满怀豪情！
应春初到黎里女校时，班上有些同学认为她会“倚仗父势，做些不守规矩之事，或不能与同窗和睦相处，轻视他人”。然而，事实却大大出乎同学们的意料。“应春在校勤奋而好学，学业成绩良好，数学尤佳；为人爽直，诚以待人；秉性刚强，嫉恶如仇”。很快，她就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
黎里女校旧址
这时，应春与柳亚子的四妹柳均权成为同学。两人“上课同桌而坐，放学结伴返家，过从甚密”，成了亲密无间的好友。没过多久，就到了张应春的生日，按人之常情，这一天她会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庆贺一番。那天，放学的铃声响过后，同学们都回了家，唯有她还独自留在教室里，苦思冥想。均权等得不耐烦了，就跑进教室问其缘由。原来，当天数学老师布置的作业，她还有一道题没有解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窗外寒风习习，张应春却全不在意，完全沉浸在作业之中。直到独立解答完后，她才收拾书包与均权一起回家。这花季少女的生日，却被她抛在了脑后。
父亲张农在校负责教授修身、国语、历史三课，其授课“取材时事，讲解明晰，儿童亦颇饶兴趣”，因而深受学生欢迎，颇得家长赞扬。柳亚子闻之，也延请他在家中为三妹柳公权讲授国文。因此，张柳两家的交往也就日渐增多。
张留春与母亲、姐姐张秀春合影
这一年，母亲金氏又生下一位小妹妹。起初，家人准备将女婴送掉，以减轻家庭负担，但张应春坚决反对重男轻女，执意要留下小妹妹。于是父母就将女婴留了下来，因此取名“留春”。
这时期的张农与友人、同事时常唱和，对家乡的胜景、风俗多有吟咏。无论是《梨川八景》之“鸭栏帆影”“鹤渚渔歌”“中立晚眺”“揽桥残雪”“江村夕照”“罗汉晓钟”“褉湖秋月”“玛瑙春游”，还是《乡村销夏杂咏十首》之“骑牛”“钓鱼”“听歌”“观云”“饮酒”“敲棋”“赏荷”“食瓜”“泛舟”“吹箫”，无不明朗晓畅、清新可诵，堪称“鲈乡诗史”。
但闲适的乡居生活，并没有消磨掉张农忧国忧民的情怀，“祖国沉沦谁砥柱，茫茫今古使人愁”，他依然牵挂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面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种种逆行，他满腔激愤，以笔代矛，认为尽管蒲剑能驱赶尽世间的妖魔，但“难斩人间国贼头”，期盼能出现镇恶驱邪的当代钟馗，拯救民族于危亡之际。可见此时，张农已觉醒为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宣传者。所谓文载道，诗言志，我们从张农的这些诗文中不难看出：张应春能够投身革命，与其从小受父亲爱国思想的熏陶密切相关。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称帝，废除共和政体，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废除民国纪年，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袁氏的复辟闹剧也波及到了黎里女校。当时女校每个教室都有学校印制的《课堂日志》一册，每天由值日生负责记载当日课程、班级情况等，另外还须填写年、月、日等基本信息。迫于政治压力，校方规定从1916年元旦起学生记载《课堂日志》时，一律使用“洪宪”年号。
自从学校公布此规定后，学生们便在私底下议论起来，也有许多同学不赞成这种做法，可是却从来没有人敢公开站出来反对。这一天，正好轮到张应春和柳均权在班级值日。此时关心国事的张应春早已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咬牙切齿，而柳均权受柳亚子的影响也思想进步。两人商量后，决定坚决反对校方的做法。最后，由张应春在《课堂日志》上填上了“民国五年”四字。不仅如此，两人还在大庭广众之下，大骂袁氏复辟卖国，黎里女校沸腾了。
对于女儿嫉恶如仇、敢说敢为的举动，张农心里暗自赞赏。然而，形势比人强，出于对女儿安全的考虑，他也曾一度劝说她们要服从校方的决定。但是，两人始终态度坚决，随着复辟闹剧的谢幕，学校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年少的应春，一方面秉承着父亲的赤子之心与家国情怀，另一方面却又彰显出新一代儿女的快意恩仇和责任担当。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柳亚子等人的影响下，黎里较早地凝聚起了一股新派力量，民主氛围浓厚，乡人甚受影响，张农便是其中一位。1917年，不惑之年的张农毅然参加了南社，与诸多志趣相投的社友一道以文字鼓吹革命，支持民主革命活动。在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熏陶下，张应春也逐渐意识到妇女受人轻视、没有地位的罪魁祸首是封建礼教，从此她开始仇恨吃人的封建礼教。
当时，学校规定学生都得着统一的校服上学，女校学生一般都是中式斜襟短褂配西式百褶裙。一天，柳均权穿了一件崭新的蓝底白花布马夹来上学，想让班上的同学夸赞羡慕一番。不料课后，张应春把她邀至操场，规劝道：“料汝以为已经毕业，可不穿校服。汝虽已毕业，仍在本校读书，仍为本校学生，仍要遵守校规，切勿违反规则。”应春顿了顿，又感叹道：“女子无才便是德，乃封建意识，我辈要勤奋学习，要争女权，要以天下为己任。汝为何名‘均权’？令兄亚子为何与汝姐妹三人取名‘平权’、‘公权’、‘均权’？汝该顾名思义。”应春的这番话让均权深感有愧，不禁连连称是。
由于张应春在校“好学不已，一丝不苟”，加之父亲的言传身教，其文学水平日益精进，连续在杂志上发表佳作。她先是在《学生》杂志的“学生文坛”发表了一首旧体诗，题为《蟹蝶》，兹录之于下：
《蟹蝶》
秋江紫蟹佐盘餐，巧把双螯制蝶看。
公子醉心寻梦易，将军碎骨恋花难。
须知钳齿留残壳，也集墙隅作锦团。
栩栩临风身欲活，儿童相见更相欢。
这首诗写得恬淡通俗，富有浓浓的水乡特色。不久，她又在上海《少年》杂志发表了一篇科普议论文《月之观察》，全文如下：
日，吾见其光芒万丈，普照全球也。星，吾见其点缀天空，灿烂而错落也。惟月不然，有时而缺，有时而全，有时团圆如光明之镜，有时妩媚如美人之眉。月亦天空一物耳，何其变化无定若是哉？惟其然也，而人之对于月，其观察亦各不相同。或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似月与水有密切之关系焉！或谓：月到中秋分外明，似月因秋而故放其精神焉！且也，关山之月，倍觉凄凉；月照深闺，愈增清朗。行乐者，飞羽觞而醉月；感时者，对皓月而怀人。同一月也，观察者往往因事因地所感各异。今者，科学日精，观察始确，于是知月为地球之卫星，每二十九日有奇，比绕地一周。月本无光，籍太阳之光以为光。故月与日对则为望，月为地掩则为晦。月与地球、太阳成一直线，而月蚀、日蚀乃由起。谓予不信，则试与之登天文台，则试与之照望远镜，则试与之测浑天仪。
这篇短文半文半白，清新流畅，在向人们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让人感受到中国文字的魅力。
两篇文章虽都不长，却均写得颇有风致，且出自一位少女之手，亦可以略见其诗学家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