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活成长的环境

“时势造英雄”，是说英雄豪杰是时代、形势造就的。其实不仅是英雄，任何一个天才，都可以说是时势造就的。因而要理解天才、研究天才，就必须首先理解产生与造就天才的“土壤”。郑燮(板桥)这位天才的艺术家，正是清初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新局面、新景观，以及扬州、兴化肥沃的“土壤”培育出来的文学艺术大家。

一、清初政治、经济新局面

郑燮出生于清朝康熙三十二年十月(1693年11月)，去世于乾隆三十年十二月(1766年1月)。他的“功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康、雍、乾正是清朝最兴旺的时期。

“我朝开国于今烈，文武成康四圣人”(郑燮：《将之范县拜辞紫琼崖主人》诗)，郑板桥将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比做周朝开国的四位贤君“文武成康”。清初四帝四朝在文治武烈方面也确是卓有建树。

明朝后期，君暗臣昏，社会风气淫靡奢逸，从皇帝、大臣到普通缙绅都以淫乐、长生为生活目的。对老百姓，特别是对农民严酷剥削，供自己“征歌选色”(郑词《念奴娇·弘光》)，可以说整个统治阶层都腐烂了。人民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官逼民反，盗贼蜂起。到崇祯时，李自成、张献忠的“造反”大军已成燎原之势，再加上邻邦清军，虎视眈眈，明王朝岌岌可危。崇祯虽不似昏朽，想振作有为，但大厦将倾，一木难支。“闯”字大旗一经指向京师，朱明王朝就雪崩般倒塌了。崇祯在煤山以一条绳索结束了一个朝代。清军趁乱而入，在吴三桂等汉奸帮助下，迅速打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取朱明而代之，开始了清朝对中国几百年的统治。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一日清军进占北京，定北京为清朝首都，强化他的文治武烈，统一全国并巩固统治。从这时到雍正、乾隆，采取了多项政策、举措，取得了显著效果。其中重大的有：

收买人心。清统治者知道明朝上层人士(包括军政大臣、各级地方官吏)是可以收买的，这些人害怕的不是清军，而是农民军(李张军队)，于是清统治者就扮演起明朝统治者的卫道士的角色。为崇祯帝发丧，并宣布替忠于明朝的臣民“报君父之仇”，追剿逼死崇祯的“流寇”。在追击农民军的同时又优抚明朝降臣、降将，重用他们，让他们担任各种军政要职。并号召“倡先投顺者”给以高官显爵，保证他们现有的身家性命和今后的荣华富贵。战争中俘获的明朝大员，都千方百计使之投降。一进北京站住脚跟，就宣布废除明朝的苛政，“三饷”加派一律取消。这样亡明的官僚以及在野的中小地主都有实惠可得，于是纷纷迎降清军。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同时，清朝统治者也要让明朝官民知道毕竟是“新主”来了，要按照“新主”的模式生活，必须要带上“新主”的“牌号”，于是就下了雉发令(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普天之下，男子都要“雉发”，将明朝男子满头长发剃去部分，留下的编个辫子垂在脑后，这是满族男子发型)。雉发，实际上是摧残汉族人民民族自尊心的举措，自然激起汉族人民极大反感，不少地方奋起反抗。有的降而复叛，遭到清军残酷镇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全国震骇。江阴以阎应元为首的“头可断，发不可雉”的誓言更为壮烈，在二十四万大军压城下，苦战八十一天，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反抗虽都被镇压下去，但都是压服而不是心服。(太平天国、义和拳乃至辛亥革命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正是以“反辫子”作为反清的一个重要标志。)

况且清廷为了犒赏将士，刺激战斗力，下令“圈地”，强将大量民田(包括中小地主的)分给有功将士和八旗头面人物，前后共占耕地达十六万七百九十四顷，未逃走的农民沦为圈者的“庄客”，备受欺凌、奴役、剥削，这也是激起人民奋起反抗的原因之一。

招抚明朝旧臣也好，优待将士也好，都是为了组成强大的统治集团，“以马上得天下”！正由于清朝统治者得力的举措，清廷有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武装。有自己的亲军，满洲精锐，有吴三桂等降将统领的能征惯战的铁骑，不断地、迅速地进攻阻碍清朝统一中国的明朝的残余势力和农民军的主力张献忠、李自成联军。对边疆其他少数民族也大举征讨，经过多年战伐，终于统治了全中国。

清朝统治者不仅在武力大定之后立即搞文治，来文武相济，就是在大肆使用武力时，也不忘文事，如前述的为崇祯发丧，宣称替汉明子民报君父之仇即是。就是在两军对垒之际，也不忘要“先礼后兵”，“不战而屈人之国”。多尔衮致史可法的信就是很好的例子。再如打下山东后，下令保护孔子故里等等，而一经局面太平时，就更加强文治，笼络知识分子。复科举，开博学鸿词，修明史，编各种大型类书、文化典籍。制订法律“大清律”(包括兴科场案、文字狱)，都应该说是属于“文治”，以这些文治来统一舆论，加强对清朝统治的向心力，来和武力相配合，统一、巩固和强化大清帝国，保证清朝疆域的空前扩大和长治久安。

在顺、康、雍、乾“四圣人”的努力下，清王朝屹立在世界，到乾隆时，清朝有幅员广阔的疆域，国势强大，是东方最大最强的帝国！

但是，由于历史、阶级、民族的局限，这个强大的头号王国——清王朝，又是矛盾重重、危机隐隐的。不仅人民的反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统治阶级本身，也常常争权夺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然，整个清帝国在当时是安定、强大的。在这样的安定强大国家里，社会经济随之发展。

战乱中，北方直隶极目荒凉，百姓逃亡，山东每户只存一二人，田十亩只种一二亩。南方苏、浙、湖、广“城无完堞、市遍蓬蒿”(《明清史料丙编》819、901页)，以四川言，明万历时有地十三万余顷，到清顺治时只剩一万多顷，荒芜十分之九。再加上清政府防止人民与郑成功联系，强迫山东、江浙、福建、广东等省沿海居住的人民内迁，又造成大量的民亡、地荒。

清廷也及时发现“民亡地荒”的情况，及时调整政策。康熙八年(1669年)，政府下诏停止圈地。二十四年(1685年)又正式规定“自后永不许圈”(光绪《畿辅通志》卷一《诏谕》)，并不断招抚流亡，奖励人口滋生，奖励开荒，“圣世滋丁，永不加赋”(《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雍正时改良明朝的“一条鞭法”，采取“地丁合一”、“摊丁入亩”，减轻农民负担。这样，全国人口、耕地面积良性上升。清廷又特派官员治淮、治黄，兴修水利。并推广经济作物，桑、茶、棉花、甘蔗、烟叶等普遍种植。

手工业、商业也随之发展，在全国各大小城市和市镇中，遍布磨坊、油坊、机坊、纸坊、酱坊、糖坊、弹棉花坊，木、铁、铜、漆等作坊，制造各种生活、生产用品、用具、食品、器皿、衣饰、书籍、犁锄，还出现了很多特产工艺品，北京的景泰蓝、象牙雕刻、绢花，南京的刻印，苏州的刺绣、木器，杭州的折扇、剪刀，广东的漆器，福建的茶，安徽的墨、纸，江西的瓷器，四川的锦锻，云南的大理石，新疆的玉石，贵阳的皮制品等等名闻全国，享誉世界，不少国家闻名而求。

手工业还出现了手工工场，工场内有各种分工，“流水作业”，苏州纸坊就有八百余人，有刷、托、洒、推、梅、插、拖、表等八道工序。又出现了“行会”，进行有组织的管理、发展、流动，这更推动了商业发展，盐商、行商、票商都随之产生并迅速发展，票商主要业务是代官府解钱粮，收赋税，代官商办理汇兑、捐纳(相当于近代银行)，工商业的繁荣，大力推动了社会经济；物质需求不断提高也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这一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