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南昌之一夜”

误读“南昌之一夜”

《海涛集》中有一篇文字《南昌之一夜》,记述了郭沫若在北伐期间经历的一件事:他应邓演达电邀,往庐山会面,后与邓演达在返回南昌时遭遇兵变。当时以为是“因为年关的薪饷没有发足,激起了哗变”,后来则怀疑此事为蒋介石故意安排,欲置邓演达于死地。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文中明确写着“那是一九二六年的除夕”,即除夕前一天,郭沫若应邓演达之邀上庐山,除夕清晨,见过蒋介石后,两人一同下山乘火车返回南昌。当晚,到牛行车站时,遭遇第三军部分士兵哗变,在总司令部过了一夜,次日才回到位于东湖的总政治部。这一时间概念将公历纪年与夏历纪年混在一起,那么“除夕”究竟是丙寅年除夕(1926年是丙寅年,除夕日则在1927年初),还是指1926年的12月31日呢?

《南昌之一夜》写于1948年6月,《海涛集》中几篇记述北伐和南昌起义后经历的文字都写于1948年。但在早两年的《纪念邓择生先生》(写于1946年11月24日,发表于上海《中华论坛》1946年12月第2卷第7、8期合刊)一文中,郭沫若已经写到过“南昌之一夜”的事情,他是这样写的:“一九二七年的一月初头,南昌和武昌实际呈出了分裂的局面。那年的元旦,择生和我从庐山回南昌,刚到南昌城遇着第三军的一部分军变,几乎在街头吃了铅弹。……”这个时间概念用“元旦”的表述很明确,按此一说,《南昌之一夜》中的“除夕”当为1926年12月31日。

所以,《郭沫若年谱》根据这两篇文章的叙述,将“南昌之一夜”前后几天发生的事情做了这样的记述:1926年12月30日,郭沫若前往庐山,31日下山返回南昌,1927年1月1日晨,他回到位于东湖的政治部。[1]

《郭沫若年谱》在作这几条谱文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注意《脱离蒋介石以后》一文。该文在记述这一史事的时候是这样写的:“那是阳历的二月一号,——就是阴历的除夕。”“我是一月三十号,应邓主任的电邀跑到九江的,在庐山上算是幽会了一次,于二月一号,又同下山来。”“我们到牛行车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钟的光景,看见南昌城起火,并听见些枪声。”“进城,城里的商店全部掩闭了,街上是死气沉沉的,只是街沿上处处都有散兵,我们还以为是放的步哨。及至走到省长公署的前面,前面开起枪来了。”“那天晚上好容易才走进总司令部,在总司令部住了一夜不敢出来。”

按《脱离蒋介石以后》所记,《南昌之一夜》中“一九二六年的除夕”“年关”这些特定的时间概念,实为丙寅年的除夕、年关。但《纪念邓择生先生》一文又明确写着是在1927年“元旦”,则其除夕当然是指1926年12月31日。那么“南昌之一夜”的史事,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呢?《脱离蒋介石以后》作于事情发生的当年[2],远早于《南昌之一夜》和《纪念邓择生先生》,是不是可以依郭沫若作文的迟早来确认所记史事的正误呢?这可以是一个考量的因素,但仍然是依据作者自己的文字去互证正误,也就很难疏理出史事的确凿信息,如同其生辰日期的问题一样。

所以“南昌之一夜”的史实,还需要从其他相关史料去予以印证。

郭沫若使用“除夕”一词,常常沿用他在留学日本时期所习惯的日本公历纪年的概念(保留有“除夕”“正月”“初×”等称谓),即指公历某年的岁末一日,所以《南昌之一夜》所写“一九二六年的除夕”,会被《郭沫若年谱》编撰者理解为1926年12月31日。但是据《蒋介石年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据毛思诚所作《蒋公介石年谱初稿》及《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编撰)[3]记载,蒋介石在1926年12月10日前后的几天是在庐山,但13日下山到达南昌后,直至月末一直留在南昌,而邓演达此时则一直是在武昌,30日上午,蒋介石还有一电,致:“武昌。总司令部邓主任勋鉴。”所以,《南昌之一夜》中说到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1926年岁末的几天,也就是说其“除夕”所指,应为夏历(阴历)丙寅年的岁末之日。

丙寅年除夕,是为1927年2月1日,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的林伯渠,在其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事情:“访郭沫若于东江楼。邓择生来访,与之相左。”(这时林伯渠是在南昌)而在2日的日记上又写有这样的文字:“闻南昌驻兵闹饷,本军派一团往牛行车站。”[4]这两则文字既证实了所谓南昌兵变的事情和发生的时间,也厘清了郭沫若于2月1日已经身在南昌总政治部驻地而非在返回南昌途中的史实。

也就是说,《南昌之一夜》《纪念邓择生先生》《脱离蒋介石以后》几篇文章关于“南昌之一夜”史事的记载,均有史误:或错记了日期,或错记了天数。综合这些文献资料,郭沫若上下庐山的行止实际上应为:1927年1月30日往庐山晤见邓演达;31日晨,见过蒋介石后与邓演达下山同返南昌,在牛行车站遭遇兵变,进城后夜宿总司令部;2月1日晨,回到东湖的政治部,当天接待了来访的林伯渠。

郭沫若自己说到过,在南昌起义发生后,他从九江赶往南昌的途中遭遇乱军,北伐期间的几本日记丢掉了。那么他在20年后的1946年、1948年来写北伐期间的经历,全凭记忆,把一件史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又恰好是与一个除夕日相关的时间概念,在阴历、阳历之间记混了,倒是不足为怪。写在当年的《脱离蒋介石以后》,也会把时间错记一天,看来郭沫若对时间的记忆,真是没有像对文献那样的“博闻强记”。


[1] 见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2] 《脱离蒋介石以后》自1927年5月7日起,连载发表于武汉《中央日报·中央副刊》。

[3] 《蒋介石年谱》,档案出版社,1992年12月。

[4] 《林伯渠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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