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一生一世一双人

学者谢泳有一个论断，他说“左翼”作家的婚姻好的不多，而新月作家的婚姻相对好一些。就个体研究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方向。对“左翼”作家和新月作家的婚姻状况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无法否认谢泳所说的客观性。“左翼”人物中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萧军皆在婚姻上颇多不谐，而新月派的闻一多、梁实秋、陈梦家、林徽因皆能与另一半融洽相处。作家的婚姻，往往对其人生与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在梁实秋身上尤为明显。作为新月派的大将，梁实秋曾与鲁迅发生多次论战，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公案之一。研究梁实秋的情事，我们会发现一些有趣的旁证。

尤爱他那书生模样

梁实秋十九岁时，父母打算为他订一门婚事，女方是安徽绩溪人，长他两岁，名叫程季淑。为了让弟弟放心，梁实秋的大姐亲自去了解，她回来对梁说：“我看她人挺好，蛮斯文的，双眼皮、大眼睛，身材不高，腰身很细，还一头乌发，挽成一个发髻堆在脑后。”当时梁实秋正在清华大学念书，他私下写了一封信给程氏，想亲自谈一谈，但信投出去却杳无音讯。

正当梁实秋感到忐忑时，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让他不要灰心，并告诉他程季淑工作的单位和电话。原来，这封信正是他的“红娘”——程季淑的闺蜜黄淑贞写的。梁实秋与程季淑之所以能够在一起，也与这位黄小姐有关。黄淑贞的父亲与梁实秋的父亲系旧交，她想给闺蜜程季淑找一个称心的夫婿，因此便请母亲把程季淑的八字写在红纸上，去梁家提亲。这才是事情的原委。

梁实秋看了信后，立刻打电话过去。程季淑虽籍贯是绩溪，却是在北平出生和长大的，口音完全北方化，珠圆玉润，温婉极了，一下子打动了梁。他问她为何不回信，程氏羞怯不语，梁氏请求见一面，对方答应了。就这样，他们“约会”成功了。见面那天，程季淑穿着一身浅蓝上衣，长及膝盖的黑色裙子，素面朝天，显得朴素大方。梁实秋则穿着一袭蓝呢长衫，胸前饰着清华校徽，流溢着书卷气。多年以后程季淑还记得“未婚夫”当时的着装，尤其爱他那书生模样。

二人见面只谈了半个钟头，但彼此都很满意，并约定下次在中央公园的“四宜轩”见面，从而拉开了恋爱的序幕。这虽然是“包办”的婚姻，却有一个自由恋爱的过程，不能不说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有关。

程季淑出身名门，但是到她这一代家里已经败落了。他的父亲程佩铭在她九岁时身故，她与寡母依靠大家族里的叔伯们接济度日，受尽了寄人篱下的辛酸。不过，程季淑读书十分用功，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后逐渐得到叔伯们的看重。

当时的北平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是民风依旧十分保守，逛八大胡同的窑子人们习以为常，自由恋爱却惊世骇俗。程家虽然已经败落，但是大家族的声望和脸面还在，所以程季淑对恋爱十分顾忌。她首先把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很理解女儿，一方面支持女儿的勇敢；一方面又叫她谨慎一些，避免被叔伯们知道，引起非议。不过，旧礼教束缚不住青年男女的心，一到周末，她还是应梁实秋之邀去看电影或逛公园，谈天说地，畅想未来。

梁实秋的三妹梁亚紫在北平女师念书，知道哥哥与程季淑恋爱了，不但予以支持，还负责保密，不过此事还是被梁父知道了。有一次，梁实秋请程季淑、黄淑贞在公园的茶座饮茶，发现父亲也在不远处的茶座上，正和一帮朋友聊天。梁父也看见了他们，起身过来打招呼，梁实秋只得向父亲介绍程、黄二人。程季淑落落大方，言辞十分得体，尽显名门闺秀的风度，梁父十分满意，还替他们付了茶钱。此后，父亲给梁实秋的零用钱就比以前多了些，这位开明的父亲支持儿子恋爱。

谢泳认为，左联思潮的主体是青年，尤其是流浪青年。流浪青年更容易接受革命本身所具有的激情与浪漫。但是由于流浪的特质，必然导致情感与婚姻的不稳定。婚姻的态度，本质上是性的态度。谢泳还提出一点，即“东西方左翼思潮中，对性的态度惊人地一致”，即“左翼”作家对性所持有的随意性。相比较而言，新月派作家则大多出身社会上层，或者书香门第，或者文化世家，良好的家庭状态为性格养成提供了基础，使他们更加倾向于稳定的婚姻生活。虽然新月派作家也有婚姻状况不佳的，但整体而言，要优于左联作家，梁实秋就是其中最好的例证。

始知结衣裳，不如结心肠

恋爱培养诗人，第一首诗必然是情诗。

梁实秋恋爱后，内心激荡的感情使他提起了笔，写了不少情诗和小说，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基本上都有程季淑的影子。这是他投入一生的爱情，一开始便如烈火。梁实秋后来回忆：“青春初恋期间谁都会神魂颠倒，睡时，醒时，行时，坐时，无时不有一个倩影盘踞在心头，无时不感觉热血在沸腾，坐卧不宁，寝馈难安，如何能沉下心来读书？”

梁实秋经常跑到北京女子职业学校找程季淑，每次来都引得一帮女学生争相窥看。学校方面怕引起非议，不得不将程氏解聘。梁实秋从清华毕业时，请程季淑去观看毕业典礼，他在毕业庆典的节目中扮演旦角，反串一个女角色。事后，梁实秋问观感，程季淑摇摇头不语。原来她看着情郎在台上表演，心里欢喜，只瞅了一眼便再也不敢看了，她怕别人注意到自己。

1923年，梁实秋赴美留学，程家不知二人相恋，准备把程季淑嫁给一个小职员。程季淑不得不委托好友黄淑贞出面，叫梁家正式提亲，并向思想开明的八叔程缵丞坦白了恋情，程缵丞没有表示反对。中间虽然有一点小波折，但二人的关系得到了两家的承认。临赴美前，梁、程二人在玉楼春餐馆话别，约定三年后结婚。梁送给恋人一块手表做信物，程季淑则送给梁实秋一幅自己绣的《平湖秋月图》。同在科罗拉多大学念书的清华校友闻一多对程季淑的刺绣评价很高，鼓动梁实秋装裱在镜框里挂起来，引得一帮洋同学也纷纷称赞。

早在清华读书时，梁实秋和闻一多就关系密切，到美国后更是成为莫逆之交。二人不但志同道合，而且都有一根线牵在“闺阁”中。原来闻一多也是包办婚姻，而且还是娃娃亲，起初他对这门亲事十分反对，后来他的“未婚妻”念了书，两人的关系大转弯，先结婚后恋爱，好得如同蜜里调油一般。作为新月派作家，梁实秋、闻一多、胡适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诗情之中偏向于理性，他们不但是诗人，也还是学者。

梁实秋到美国后，先在科罗拉多大学读英国文学，后来赴哈佛大学读硕士，因为思念恋人，连毕业式也没参加就回国了。梁实秋留美期间，程季淑考入了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她的画作和书法十分大气，没有女子的纤柔之风，很得梁实秋的喜欢。1927年2月11日，梁实秋与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由于戒指太松，梁实秋居然把婚戒搞丢了，这令他颇为懊恼，程季淑却反过来安慰他说：“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个。”

婚后十余天，梁实秋携妻到上海，主编《青光》杂志。每天晚上发稿后，他下班就急匆匆地往家里跑，上楼时恨不得一步就跨上去，到家后妻子问：“你上楼的时候，是不是一步跨上两级楼梯？”梁实秋答道：“是的，你怎么知道？”妻子笑着说：“我听着你‘咚咚’的脚步声，我数着那响声的次数，和楼梯的节数不相符。”梁一听，感动极了。新婚燕尔，心心相印，情感健全的人大多一样。但是，这样的激情能保持一生却罕见。汉代诗歌中说：“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嬿婉及良时。”最朴素却又最浪漫的情感，大抵如此吧。

程季淑性格宽和、善解人意，在家庭生活上给予梁实秋很多帮助。他们到上海后，梁实秋的父亲曾前去探望，程季淑不但准备了妥当的生活用具，甚至连老爷子爱喝的盖碗茶都备好了。老爷子喝茶有个习惯，水要开，泡茶的时间不能过长，也不能太短，程季淑就守着茶碗，估计时间差不多就端过去。梁父曾说，除了妻子泡的茶，就是程季淑泡的茶可以喝。

梁母到上海后，程季淑打算给老人做点好吃的，结果忙中生乱，煮饭时放的水太多成了稀饭，着急地哭了。梁母被她的无邪逗笑了，便指点她做饭，结果有“出于蓝而胜于蓝”之进境。

梁实秋的朋友很多，尤其是新月社的同人经常来蹭饭，程季淑便亲自烹调，口味得到一致赞赏。胡适是新月社的大佬，因为梁实秋的夫人和他是同乡，他逢人便说：“这是梁实秋，我们绩溪的女婿，半个徽州人。”源于胡的关照，梁实秋在圈子里声名鹊起。然而，这种“声名”也给他惹来了麻烦，鲁迅似乎对新月派的人物素无好感，胡适也好，徐志摩也好，都被他奚落过。梁实秋也未能幸免，被冠以“乏走狗”之名，令梁氏半生抱憾。

1930年夏天，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向梁实秋发出聘书，请他担任该校的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他的好友闻一多也被请到该校担任中文系主任，两个好朋友又能在一起了，这让他非常高兴。当时，他的女儿梁文茜已经四岁，程季淑的寡母也和他们一起生活，一家三代人其乐融融。

在青岛，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值得珍视的时光。他有一篇文章专门写青岛，回忆那里的美食和风光。夏天的时候，他和朋友们在海滩上举行烧烤party，孩子们则在浅水里嬉闹和扑腾。参加烧烤会的教授有杨振声、赵太侔、陈命凡、黄际遇、刘康甫、方令孺，个个都有好酒量，传说三十斤一坛的花雕他们能喝个底儿朝天，因而被称为“饮中八仙”。

患难执手，相濡以沫

当时闹学潮的风气很盛，但并非所有的学潮都有正面的进步意义。梁实秋和闻一多到该校后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措施，严格按照规章管理学校。他们发现有一批学生的学历是假的，不具备报考大学的学力和资格，因此决定将这些学生除名。此举却遭到反对，反对者认为，时局不宁，国家需要人才，这些学生的学历虽然是假的，但是有真知识，他们渴望接受高等教育，不应该开除。但梁、闻二人坚持按制度办事，结果和学生形成对立，学生立刻组织起来抗议，闹得满校风雨。

梁实秋做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对图书配置做了相应调查，发现有些藏书系清末的低级色情小说，这类书籍文学性不强，影响却十分恶劣，便将这些书注销清理掉了。但有人误传，说他把鲁迅的作品也清理掉了，此说使本就有隙的二人，结怨更深了一层。

“九·一八”事变爆发，学生纷纷南下到南京请愿，青岛大学的学生也参与其中。教育部给各大学发电报，令各校职掌校务者阻止学生南下，梁实秋、闻一多代表学校做学生的工作，结果惹恼了学生，再度引起了学潮。学生包围校长办公室，迫使杨振声辞职。实际上，稍具理性头脑的知识分子都明白，闹风潮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容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动辄就驱逐校长、驱逐教授，只会令教育界更加混乱。

对于有权、有枪的当权者来说，学生闹事，受到最大伤害的最终还是学生，所以蔡元培、胡适等人都反对学生上街闹风潮，包括支持过“北京女师风潮”的鲁迅，同样是不赞成学生上街的。回头来看五四运动之后的“街头革命”，必须承认学生们的罢课抗议推动了社会的改革与进步，但大多数抗议与罢课，实际上是消极的，有些纯粹是为罢课而罢课。

1932年，梁实秋和闻一多决定施行“学分淘汰制”，把那些平时几乎不上课、学分不够的学生都除名，结果又引起学生抗议。梁实秋、闻一多不为所动，来了个“杀鸡儆猴”，把领头罢课的学生开除掉了。这一下惹恼了学生们，发起了驱逐梁实秋、闻一多的风潮，二人只得辞职。据说，罢课学生在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乌龟，旁边还用粉笔写了一行附注：闻一多和梁实秋。二人看了唯有苦笑。闻一多问梁实秋：“哪一个是我？”梁实秋还不忘幽默，含笑道：“你任选一个。”

梁实秋在青岛大学执教期间，胡适曾去调研，他请校长杨振声领衔组织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为此还成立了一个编译委员会，委员有闻一多、粱实秋、陈源、叶公超、徐志摩等人，但由于种种原因，莎翁著作的翻译只有梁实秋一个人坚持了下来。从1931年开始，他用了30年时间翻译这部巨著，1967年终于在台湾全部完成。

他翻译此书，每译完一种就将稿件交给妻子，程季淑便用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上扎个洞，用绳子装订起来。她的手很巧，装出来的稿子颇像线装书的。梁实秋后来回忆说：“我翻译莎氏，没有什么报酬可言，穷年累月，其间也很少得到鼓励，漫漫长途中陪伴我、体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

梁实秋从青岛大学辞职后，其父希望儿子回北平工作，胡适也邀请他到北大来教书。梁实秋与妻子商量，妻子很支持他，不久二人就返京了。梁家是一个大家族，人多嘴杂，琐事也多，梁实秋经常为此苦恼。程季淑就主动分担家务，让他心无旁骛，专注于《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每到下午，程季淑就把泡好的茶和亲手做的糕点送到丈夫的书房，梁实秋停下手中的工作拉她坐一坐，她总是温柔地说：“别闹，别闹，喝完茶赶快继续工作。”然后便转身走出书房。

晚上，梁实秋会告诉妻子，今天工作顺利，又翻译了3000字。程季淑总是默默地朝丈夫竖起大拇指。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后来回忆说：“我的母亲是他翻译工作的幕后支持者，她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地为父亲安排一个舒适安恬的家，让父亲可以致力于他的工作。”

程季淑为人贤惠、心灵手巧，有徽州女性的那股子泼辣劲，梁实秋的薪水不高，但梁家的生活总被她安排得极妥当。孩子们衣装整洁得体，梁实秋的长衫、千层底布鞋、袜子均出自她之手。当时从外国留学回来的教授，脱下西装革履穿长衫的，以梁实秋、胡适最具代表性，那一股子名士派头一生未改。

梁实秋在北大教书时拜访者众多，访客中鱼龙混杂，程季淑隔着窗子看到了客人，有一次问丈夫：“那个獐头鼠目的是谁？那个垂首蛇行的又是谁？他们找你做什么？”梁实秋便告诉她来客的身份。程季淑认为尔辈皆非善类，她愿意省吃俭用度日，也不愿丈夫钻营。梁实秋认同妻子的看法，倾心于学术，而少于交结。

1937年日军侵华，华北危急，梁实秋决定携家撤离北平，但因岳母年老体衰，不堪奔波，无法一同出走。梁家的老老小小也需要人照顾，夫妻二人便商议，由梁实秋先走，等局势有所改观，她再带着家人来会合。没想到这一别竟是六年。

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程母病故后，操持完杂务已是1944年夏天，程季淑这才登上北平南下的火车去找大后方的丈夫。她带着三个孩子和一大堆行李从徐州转道陇海路到河南的商丘，再从商丘坐车到安徽的亳州。亳州是抗战的前线和后方的分界，日军和国军曾数度在此作战。从这里往后方的路虽略好一些，但是交通并不便捷。她一路搭乘火车、汽车、独轮车，终于到达了重庆。当她带着两女一子和完好无损的行李站在梁实秋面前时，夫妇二人相对流泪，长久无言。小女儿梁文蔷后来回忆，父亲紧紧盯着他们三个，用手指着他们激动地说：“这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

抗战时期的夫妻分离，使梁实秋颇为愧疚，他曾对程季淑说过，在丧乱之时，如果情况许可，夫妻、儿女要守在一起，千万不可分离。但世事无常，抗战虽然胜利了，内战又爆发了，他们回到北平后的生活又很快陷于离乱中。1948年平津大战在即，梁实秋先阖家迁往广州，1949年又逃往台湾，他和妻子带着小女儿梁文蔷到了台湾，长女梁文茜和儿子梁文麒却留在了大陆，由此造成了骨肉分离20多年。程季淑直到去世前也未能见到留在大陆的儿女。

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台湾大学执教的梁实秋退休了，当时他的小女儿梁文蔷已移民美国，家里只有他和发妻程季淑二人。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初恋的年纪，经常一起出门远足，最常去地方的是阳明山。他们找一家合适的旅馆住下来，上午休息，下午散步。这对老夫妻像小孩一般，在林间闲谈、嬉闹，那样子太亲密了，旅店的老板琢磨了好几日也没搞懂，人老了还能这样。

程季淑有一天问梁实秋：“青草湖好不好？”梁答：“管它好不好！去！”结果到那里一看，只有一座颓败的庙宇、一潭浑浊的水。景致虽然不佳，但他们爱那一片荒烟蔓草的野趣，仍然玩得很开心。

20世纪70年代，梁实秋和发妻程季淑迁居美国，和小女儿梁文蔷一起生活。女儿经常看到他们手牵着手，就连坐在汽车后座时也是如此，俨然热恋中的情侣。程季淑腿脚不灵便，上楼十分费劲，梁实秋便在后面推着妻子爬楼梯。有一次妻子穿着一件黑色的毛衣，梁实秋戏谑地说：“黑熊，爬上去！”妻子回头模仿熊的吼声，做出扑咬人的样子。到了室内，程季淑便倒在丈夫怀中，梁实秋能听见她的心脏在怦怦地跳。尽管已经华发丛生，但妻子还是像初恋时那个不敢仰视他演戏的少女。

1974年，梁实秋和妻子去附近的市场购物，结果市场门前的一架梯子滑落，砸中了程季淑。梁实秋赶紧将老妻送到医院，然而手术没有成功。程季淑最后的一句话是：“治华（梁实秋本名），你不要着急！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到了最后，她心里想的还是那个最爱的人。据说，生前她曾和梁实秋讨论过“死”的问题，程季淑对梁实秋说，最好咱们一起死，嘴里喊着一、二、三，然后同时死去。他们还谈到了来生，程季淑说：“下辈子咱们还在一起，但是你当女人，我来当男人。”梁很开心地答应了。

老妻故去后，梁实秋说：“我像一棵树，突然一声霹雳，电火殛毁了半劈的树干，还剩下半株，有枝有叶，还活着，但是生意尽矣。两个人手拉着手地走下山，一个突然倒下去，另一个只好踉踉跄跄地独自继续他的旅程！”梁实秋后来写的《槐园梦忆》是一本悼亡之作，他借汉时人诗句说：

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琼瑶。

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

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

这是秦嘉写给妻子的《赠妇诗》中最后六句。史载，秦嘉与妻子十分恩爱，形影不离。秦嘉到洛阳任职，妻子徐淑因生病未能一起去。后来，秦嘉在他乡病逝，徐淑兄逼她改嫁。她“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梁实秋精于典籍，对这篇汉代典故了然于心，秦嘉的妻子名叫徐淑，与梁妻名同一字。老妻亡故，他于典籍中看到这篇作品，心同此理，便引来了。由此可见，他每凡读书，对于老妻也是心中念念的。深情之人大抵如此，母亲也好，妻子也好，凡是看到那个与亲人名字相同的字眼，总觉得亲近。

弗兰茨·贝克勒在《向死而生》中说：“我们只有以死为代价，才能发现人、热爱人”。梁实秋的悼亡之作，不能不说是一本自我发现的过程，他是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人在关于爱的问题上最有价值的品格。

20世纪80年代，小女儿梁文蔷到北京，特别到中山公园父母约会的“四宜轩”拍照，寄给美国的父亲。但梁实秋不满意，叫她拍一张带匾额的照片来。可惜，“四宜轩”的匾额早已拆掉，岂止物是人非，实则是“人非物亦非”了。后来，长女梁文茜又拍了很多中山公园的照片，托人带给父亲。梁拿到照片只看了一眼，就潸然泪下。

梁实秋在七十岁的时候，认识了小他28岁的影星韩菁清，一见钟情，开始了他的第二春。当时，他的学生和朋友们几乎无一人赞同，皆认为韩菁清会“吃”了他，他在情书中对韩说：“不要说悬崖，就是火山口，我们也只好拥抱着跳下去。”梁与韩菁清结婚后，再次点燃了他的学术热情，他重新执笔，完成了《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对于晚年的爱情，梁实秋曾说：“我只是一个凡人——我有的是感情，除了感情以外我一无所有。我不想成佛！我不想成圣贤！我只想能永久永久和我的小娃（对韩菁清的昵称——笔者注）相爱。人在爱中即是成仙成佛成圣贤！”

无论是程季淑，还是韩菁清，都与梁实秋相偕成趣，琴瑟和鸣。一方面源于这两位女性对他的爱，另一方面也源于梁实秋的用情至真。我们回头来看本文开始时谈及的话题，新月派作家的婚恋对作家的创作有独特意义，这在梁实秋身上十分明显。新月派作家后来大多成为学养深厚的学者，不论是赴台者还是留在大陆者，都把学术作为生命的主攻方向，文学性创作不再是“主流”，如孙大雨、陈梦家，包括以文学著称的沈从文。而左翼作家则继续沿着政治需求的路线创作，最后淹没在一片政治漩涡中。

在梁实秋的一生中，女性的影响是如此明显。我们以新月派的另一个人物徐志摩来对比，同样发现一种影响。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梁氏的用情专一和徐氏的用情不专在生命的轨迹和成就上都造成不同的结果。不过，学者的感情和诗人的感情，别之于霄壤，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