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次把我窘得哑口无言，就是当一个人问我，“你是谁？”的时候。
——纪伯伦（Kahlil Gibran）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与人口占少数的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少数民族文学是指除汉族以外的其余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20世纪50年代，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与关怀下，少数民族文学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重视。迄今为止，少数民族文学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涌现了老舍、沈从文、李准、张承志、叶广芩、霍达、阿来等著名少数民族作家，诞生了《正红旗下》《边城》《采桑子》《心灵史》《尘埃落定》等具有全国性乃至全世界性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世人面前展现出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魅力。然而，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而言，什么是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是什么，依然是急需厘清的学理问题。
什么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孙中山先生主持制定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辛亥革命后，满洲宰制政策既已摧残无余，则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所要求者即在于此。然不幸而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踞，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杌陧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疑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故今后国民党为求民族主义之贯彻，当得国内诸民族之谅解，时时晓示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共同利益。”
这是“少数民族”概念首次出现在正式文件中。其后所写的《三民主义》，也使用了“少数民族”概念。“少数民族”的概念至此基本确定下来，此后，“少数民族”一词频繁出现在相关的正式文件之中。“少数民族”的概念基本厘清，但“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直到1949年才出现在茅盾为《人民文学》创刊所写的《发刊词》之中。这篇《发刊词》说道：“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任务。”接下来叙述刊物的六项任务，其中第四项任务是：“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发展”。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提出“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并且是由当时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文协主席、文化部部长茅盾正式提出。至此，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新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正式的承认和确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逐渐走向了繁荣昌盛的新局面。
虽然“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都已提出并最终得到了确认，但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划分标准，却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划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何其芳、毛星等都曾提出过少数民族文学的划分标准。分别从作家的民族身份、作品的写作内容和作品使用的语言这三个方面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界定，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1）身份决定论：作家的少数民族身份决定其文学作品的属性。
（2）题材决定论：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文学作品才称得上少数民族文学。
（3）语言决定论：用本民族母语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才是少数民族文学。
在这三种标准下，有的学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比较宽松，只要符合其中一种就可以；有的则比较严格，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必须符合以上两种或三种标准，才属于真正的少数民族文学。目前学术界研究者大多认同身份决定论，认为无论作家创作的作品内容是什么，也不管他是否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写作，只要他的民族身份是少数民族，那么他创作的文学作品就属于少数民族文学。本书也倾向于这一划分标准。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民族认同之旅
1976年秋，“四人帮”覆灭，我国结束了“文革”灾难，进入全面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特别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思想政治上的全面拨乱反正、真理标准大讨论与思想解放运动、国家文艺政策的调整或新的文艺政策的实施，迎来了文艺发展的春天。特别是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否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可以说是20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高涨、探索积极、所取得实绩极为可观的一段时间。
从十年“文革”动乱中走出来的作家们，终于获得了自由言说的权利，他们拿起搁置已久的笔，投入到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开始恢复和继续发扬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从揭露“文革”“伤痕”的“伤痕小说”，到反思造成这些“伤痕”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反思小说”，进而再到为根治这些历史的“伤痕”，建设一个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而呼唤改革的“改革小说”，人的尊严和价值在作品中逐渐觉醒和恢复，使得新时期小说完成了逐步转向现实主义的重大转移之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及小说创作本身艺术革新的趋势和要求，在保持中国文化固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的基础上，中外文化进行了激烈的相互冲突与碰撞，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逐渐在中国蔓延开来。“拟现代派”“寻根”“新写实”小说构成了80年代中期以后三股主要的创作潮流，中国作家在文学作品的主题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和开拓。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家的政治环境逐渐走向宽松的和谐局面，各项政策也逐渐解冻，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满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政治对文艺的干预和压制也逐渐转变为对文艺的引导和扶持，国家文艺工作带着令人欣喜的步伐步入了一个变革、创新、发展的新时期，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主题和政治书写的模式框架，逐步走向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开始驶入一个正常的发展轨道：小说不再是政治的传声筒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作家主体意识开始逐渐苏醒，开始了对民族身份的回归和确认，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由高、大、全的单一形象转变为丰富、复杂的真实人物，并进而探寻民族文化精神的根源所在。
开放、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为汉族作家带来了新的生机，也为少数民族女作家文学的发展营造了历史上最好的时代环境。少数民族文学排除了十年动乱中“左”的干扰，从“四人帮”专制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民族文学委员会的成立，更是鼓舞和激励了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热情，少数民族文学最终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组织和领导部门。其后，《民族文学》刊物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授意下正式成立，少数民族文学获得了专门刊登其文学作品的指定刊物，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时期不仅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这一政府机构，创办了《民族文学》刊物，还举办了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少数民族作家班，特别是1976—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活动，“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证明，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促进了创作的繁荣，而且促进了广大民族作家主体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全面觉醒，强化了他们民族身份的认同，使得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获得了欣欣向荣的蓬勃发展。李纳、景宜、霍达、梦晖、叶广芩、庞天舒等少数民族女作家，纷纷响应时代的号召，为自己的民族和自己民族的人们，书写下一篇篇绚烂的篇章。
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在中国横行了几千年，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制度漠视女性合理、正当的做人权利，严重阻碍了女性身心健康的自由发展。女性，特别是少数民族女性，她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被禁锢在家庭生活的方寸之地中，处于族别与性别的双重边缘。千百年来封建文化思想的毒害，使少数民族女性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强大的男权文化压制下，她们无力反抗不公的命运，只得甘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经济的发展和女性解放运动的开展，少数民族女性终于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她们的民族意识和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冲破了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桎梏，获得了认识自我和探索世界的机会。虽然少数民族女性的地位和身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直至当下，少数民族女性的民族身份和女性身份仍使得她们处于双重边缘的境地，以至于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她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追求。坚强、独立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双重边缘身份的制约之下，异军突起，其笔下的文学作品获得了令人惊喜的成就。或许正如有的论者所断言，“在某种意义上，边缘性的视角与边缘生存，是女性文学有利的写作方式。边缘化的写作状态使女性的情感特质、话语方式、审美风格、语言色彩在文本中得以个性化的呈现，从而将自己从被淹没的历史当中彰显。边缘的位置更容易使女作家们感受不同特质文化间的对话与互动，从而在更深层的认同中与自己的民族、与故土保持着生命内在的联系。游离于中心之外的边缘化写作，或是出于中心与边缘的交界处的女性写作，这种特殊的立脚点使她们的创作拥有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更清楚地体悟到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双重边缘的生存状态对少数民族女作家而言，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制约她们的同时，也为她们带来了观照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历史、男性与女性的特殊视角，使得她们在进行文学创作之时，能够另辟蹊径，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思考本民族女性的生存境遇和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之路。
在80年代的文化语境下，终于获得自我言说权利的少数民族女作家从内到外都在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与追求，不断思考着如何构建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实现自我的民族认同。80年代中期，主流文学兴起了寻根文学的浪潮，在经历了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的浪潮之后，不断思索、前进着的中国作家们把目光转向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希望借助对民族文化的寻找，理清自己的民族之根和获得其文学创作的不竭动力。在此寻根浪潮的感召之下，少数民族女作家也开始了对本民族之“根”的寻找。自此，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民族意识开始独立，逐渐显示出自身独特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进行具体文学创作之时，少数民族女作家有着天然的优势。首先，少数民族的身份，使得其从出生之日起就生活在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环境之中，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作为女性，她们拥有着比男性更为细腻的情感，因此对本民族传统有着更为难以割舍的民族情结，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追寻和守望也就更加强烈和热切，对本民族文化拥有比男性作家更为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由于各民族特殊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文化氛围等，再加上女作家自身的性格原因，少数民族女作家笔下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但是，透过她们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读者依然可以看出存在于她们文学世界之中的共通之处，那就是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和找寻。她们基于自身的少数民族身份，在进行文学创作之时，怀着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无比热爱之情，致力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将民族身份、民族历史与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融合在一起，自觉地将民族身份转换为叙述身份，将民族叙事与女性叙事相结合，实现了民族身份与女性身份的确认与重建。
一、民族意识的缺失和民族身份的回避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向前发展，各民族儿女共同创造了璀璨多姿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儿女们，也凭借其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产生了能够代表本民族先进文化的民族史诗、神话、传说、歌谣。新时期以来，在国家政策和文艺政策的鼓励之下，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文学创作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少数民族女作家们以其丰硕的创作实绩和强劲的文学写作姿态，在璀璨多姿的当代文坛之中获得了自我言说的一席之地。
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刚从封建男权的压制下解放出来的她们，带着对文学创作的憧憬和梦想，以战斗的姿态和男性作家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然而，在当代多重文化碰撞的融合之旅中，如何更真切地表达出对民族身份的热爱之情、如何对待本民族文化与他族文化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冲突矛盾、如何在文学创作中更好地彰显自己的民族身份等，成为80年代少数民族女作家面临的首要问题。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民族政策使得各少数民族的作家们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柯岩、李纳、边玲玲、景宜、叶广芩等少数民族女作家纷纷登场，用具有鲜明的本民族意识的文学作品高调地宣告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从此，少数民族女作家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把自己羞答答地隐藏在汉民族作家群体之中。回望女作家们的民族认同之路，大都经历了由朦胧到清晰、由遮蔽到表达的认同之旅。在新时期伊始，大部分少数民族女作家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还是讳莫如深，其中满族女作家的民族认同之旅最具代表性。
满族世代定居在东北辽阔的白山黑水之间，是一个骁勇善战、勤劳勇敢的游牧民族。明朝末年，在领袖努尔哈赤的英明领导下，满族日益发展壮大，最终成功南下，推翻了腐败无能、摇摇欲坠的明王朝，从此，中国翻开了由满族这一少数民族统治的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在清朝统治时期，满族旗人享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他们是权利和尊贵的象征，满族人对自己的旗人身份充满着无比自豪之情。然而从民国初年起，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满族作家们的身份优越性逐渐丧失。出身满族的作家受到了历史风云变幻的冲击和牵连，这一时期从事文学创作的满族作家数量锐减，就算有满族作家从事文学创作，也会刻意隐瞒不敢轻易吐露自身族籍。政治上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满族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叶广芩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位。叶广芩，被称为“格格作家”，出身于一个没落的满族贵族大家庭，其祖姓为叶赫那拉氏，又称“叶赫纳兰氏”或“叶赫纳喇氏”，是清朝八大姓氏之一，隶属正黄旗下。辛亥革命以后，叶赫那拉改为叶姓。清朝历史上的叶赫那拉氏拥有着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个姓氏以地位尊贵的皇后和妃嫔而闻名于世，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清太祖孝慈高皇后、咸丰孝钦显皇后、光绪孝定景皇后、光绪隆裕皇后都是叶赫那拉氏昔日辉煌的女性代表。除了地位的无比尊贵，在文学领域中，叶赫那拉氏也是人才辈出，其中，才华横溢的清词人纳兰性德便是这个家族的骄傲。
叶广芩有着优越的出身，她的父亲是清朝贵胄的后裔，同时也是清王朝两朝太后的本家亲戚。如果出生在清王朝的鼎盛时期，那么叶广芩理所当然地就是身份尊贵的格格。然而，个人的命运总是随着历史的风云变化而左右飘零，优越的出身并没有给叶广芩带来幸福的童年生活。1948年10月，叶广芩出生在北京，此时的清王朝早已不复存在，昔日的辉煌早已烟消云散。1956年父亲的骤然离世，让这个仅能维持温饱的小家庭遭到了重创，全家的生计都落在了母亲的肩上，只能靠典当来勉强维持日常生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更是让这个曾经让别人羡慕、拥有清朝天皇贵胄姓氏的家庭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叶家人成了异类，成了集体排斥和鄙视的对象。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下，叶广芩开始“为祖先感到羞愧”，为自己的旗人身份感到不安。此时的旗人身份对叶广芩来说，是其想摆脱也摆脱不了的梦魇。到陕西工作后，叶广芩没有听从母亲临行前的告诫，继续进行文学创作，最终因为其创作的一首诗，被人告发进而判定其为“现行反革命”，下放到了陕西华阴农场劳动。这段让人不堪回首的往事，使得叶广芩终身不再进行诗歌创作，也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感到深深的羞耻。80年代初，叶广芩的“反革命”问题得到拨乱反正，但此时的叶广芩依然没有从昔日的阴影中走出来。正如她自己后来所说：“回避个人家族文化背景成为了我的无意识，那些痛苦的感受实在地让人感到可怕，我甚至不愿意回忆他们，我把他们看作是一场噩梦。在那噩梦中，被改变的太多，不变的只有人格。我将这些粗砾与苦涩泥封起来，不再触动，以尽享今日生活的轻松与自由。”此时的叶广芩，虽然已经登上文坛，但是创作的题材仅限于《在同一个单元里》《飘荡的烟》《五光十色的大街上》《藤萝架下》《远去的凉风垭》《洞阳人物录》等这些描写当下日常生活的作品上。作者此时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还是报以羞愧的心态，在写作过程中也是极力遮蔽和隐藏自己的民族身份。与叶广芩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赵玫、边玲玲等少数民族女作家。
赵玫也是出生贵族的满族作家，她的经历与叶广芩有着惊人的相似。旗人身份带来的痛苦和迫害也一直影响着她的文学创作。在80年代，赵玫主要以评论家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相继写了《荷戟独彷徨》《皮皮的小说世界》这两篇文学评论，还未从事对本民族的审视和文化观照的文学创作。另外一位满族作家边玲玲，1947年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一个干部家庭。大学期间就开始了其文学创作，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烦恼》，其后又相继发表了颇受争议的《爱，在人间》《生活的扉页》《一个可爱的女人》《天井》等作品。作者从日常生活中取材，描写知青生活和城市生活，以敏锐的现实感和生活认识，写出年轻一代人的回忆、思考、追求和爱。此时作家还没有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没有涉猎到本民族的题材创作中。这时期的作品，随处可见伤痕文学的影子。《生活的扉页》通过对干部子女罗小曼坎坷命运的描写，控诉了“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摧残和践踏；还有《一个可爱的女人》中卢明秀大夫聪明英俊的男友的惨死；《爱，在人间》中晶晶养父一家三口葬身水底的惨绝人寰……作者着意揭示的是荒诞的生活是怎样导致了人们灵魂的堕落、道德的沦丧，怎样腐蚀了人们美好的心灵，怎样扭曲了健康的人性，虐杀了美好的爱情。
从叶广芩、赵玫、边玲玲等几位少数民族女作家身上可以发现，在新时期初期，少数民族女作家虽然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但是关注的视角与笔触并没有转向对本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与精神品质的深层追寻，她们还尚未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政治书写的模式，民族主体意识还没有真正觉醒。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小说创作，跟随着主流文学的发展轨迹，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思潮，成为主流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复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身份的回归
到了80年代中期，时代的进步，政治文化生活的宽松与和谐，为少数民族女作家民族意识的高涨提供了契机。民族环境及民族文化环境的宽松与宽容，鼓励了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文学创作热情，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自我书写，得益于80年代之前的长久压抑和80年代初期的蓄势，出现了犹如“井喷”的文学创作现象。少数民族女作家们不再为自己的民族身份感到羞愧与自卑，她们拿起手中的笔，用滚烫的情感和自审的目力，去接近和把握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社会题材。代表作家有叶广芩、霍达、黄雁、边玲玲、董秀英、央珍、益西卓玛等，这些少数民族女作家们都为本民族的自我题材书写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屈辱的民族身份重压之后，满族女作家叶广芩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已被逐渐唤醒，作家终于可以用平静的心态来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用冷静、睿智的笔锋来分析本民族辉煌历史陨落的必然。1986年，叶广芩与七哥叶广宏共同创作的历史小说《乾清门内》得以面世，这本小说由《慈禧与惇王奕誴》和《隆裕太后》这两部中篇小说组成。正如叶广芩自己所说，“那些尘封已久的人和事，个人的一些难忘的体验，常常不由自主地涌上笔端。”这种强烈的叙述欲望使得作家不由得把家族的陈年往事作为描写的对象，用历史小说的形式创作出来，让读者去了解和追寻那一段已经随风飘逝的家族过往。《乾清门内》的创作历程颇具传奇色彩，作者在前言中道明了成书的目的，“修整房子的时候，从抽屉的夹缝中翻出一本父亲在二十年代的笔记，零散地记载着宫里的一些逸闻趣事……读起来颇有趣味儿。于是，我们决定将这些不见经传，亦无法考证的散乱情节串联起来，使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想让更多的人读到它。”于是叶广芩和七哥借助父亲断断续续的笔记，充分发挥自己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真实的生活基础上，将发生在宫闱大墙之内的皇族之间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揭示出晚清末期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封建王朝没落的必然。
80年代中期以后，少数民族女作家主体自我意识逐渐高涨，此时少数民族女作家们已经彻底摆脱了政治对文学的控制和高压，最大限度地开始对本民族历史文化进行重新书写，呈现本民族自身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质。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寻根文学的兴起，为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契机。寻根文学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回归原始文化，建构文本中神话世界的方式，参与了当代世界文化的对话，寻找到了自身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寻根文学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回归和重视，极大鼓舞了少数民族女作家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之情，使得少数民族女作家重新认真审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事实上，对于少数民族女作家来说，寻根文学的巨大影响远非如此。主流文化界的寻根作家们，他们在创作小说之时，往往选择古老的民族神话传说来作为作品的文体表现方式，用象征和隐喻来构筑一个神秘的文本世界。在寻根文学的带动和观照之下，偏远、闭塞的原始山寨，本民族内部流传了千年的古老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神秘巫术等都成为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素材，加上愚昧无知的原始人类、流行于原始山寨中的奇观异俗，共同组建成了一个超现实的神秘世界。这种创作方法，不仅契合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特质，也让少数民族女作家们找到了自己民族表达方式。至此，少数民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神秘巫术、民俗风情等在小说描写中不再仅仅是作为陪衬而可有可无，而是逐渐走向前台成为小说不可或缺的主角。
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民族身份，通俗来说就是民族文化自身独特的、与其他民族和个人不同的身份特征。这种文化身份是在民族历史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构成了一个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在其民族内部形成一种强大的心理力量，能给生活在民族内部的个体生命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认同。这个时期的少数民族女作家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让她们的创作出现第一次自觉，并涌现出大量描写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优秀之作。其中，对本民族的自我审视是这时期少数民族女作家小说创作的首要题材选择。代表作品有李纳的《刺绣者的花》、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黄雁的《无量的大山》、央珍的《白经幡，在夕阳中》等一系列审视自我民族的优秀作品。
李纳《刺绣者的花》引起的轰动，以霍达为代表的“追随于现实境况的民族思索者”的《追日者》《红尘》《年轮》的相继面世，都标志着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已经以其强劲之势闯入了主流文坛。这不仅是少数民族女作家小说创作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回避的重大文学现象之一。满族女作家边玲玲更是写出了短篇小说《德布达理》《牧歌》《无歌的大江汊》等作品。作者通过追寻满族古老的民歌“德布达理”来追寻自己民族的英灵、追寻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精神，急切呼唤着本民族自尊自强的生活之火。小说《德布达理》，讲述了满族女大学生毕业后，仍满怀对本民族民歌“德布达理”无比热爱之情，不顾艰难险阻，先后两次只身深入满族聚居的偏远山区，采集著名的满族民间古歌“德布达理”的故事。新时代的满族青年对自己本民族传统文化着力寻找的精神感动了读者，尽管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德布达理”在当今社会已经失传，但执着的女大学生却终于从本民族的山石草木和水土风情中，从那里世代生息的满族儿女及其精神内蕴中，更从自己的心底，找到了那首不灭的歌，这首歌从远古传来，“向着文明奔去”，跃动着一个民族的“独特韵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