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宝》的叙事分层与叙述矛盾
黎铎
【摘要】肖勤小说《金宝》的叙述分层有四个故事，构成了作品内涵的多层次性，而层次与层次间的相互包容和递进，扩张了作品的意义空间。在叙述过程中，写作主体和叙述主体不同的聚焦点，产生了不同的叙述视觉及叙事的矛盾，这种矛盾与作者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反映现实与表达理想之间的焦灼感密切相连，隐含了作者的现实思考。
【关键词】肖勤；金宝；叙事分层；叙述矛盾
肖勤的小说《金宝》[1]无疑是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它叙述了郑老四超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金宝，为此，郑老四“打脱”了工作，但郑老四觉得“值”，因为金宝不仅是儿子，还长得眉清目秀，深得街坊邻居的喜爱，也成为郑老四最大的希望。后来金宝因未考上大学被上了大学的女同学抛弃，精神受挫，而后又暗恋上信用社的何小芍，变成花痴。何小芍的被杀，使金宝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并被带到派出所讯问，由此变成了痴呆。这也造成了郑老四心理的失衡，他要上访，要将失衡的心理找一个存放处，于是，不断的上访最后成为缠访，而作品中涉及此事的三个主要人物也在这连绵不断的缠访中沦入悲剧性命运：派出所所长李春被撤职贬到边远地区；金宝再度变傻；郑老四倾家荡产并彻底绝望。
小说写了一个上访的故事，金宝不过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引子。从表面上看，《金宝》似乎不是肖勤最好的作品，与《暖》《返魂香》等作品相比，它并未引起读者和批评者较多的关注。但就作品反映的内容看，上访无疑是当今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作为基层政府领导的肖勤怎样看待，又怎样来叙述这一问题呢？如果我们将《金宝》仅仅视为一篇反映现实、描写上访事件的小说，显然未能真正把握这一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为此，笔者从叙述学视角仔细地阅读该作品，发现其中交错着不同的叙述者视角，呈现出不同的意蕴。
一、《金宝》叙述分层
（一）金宝的故事
清俊明秀的金宝在恋爱失败的刺激下变得痴傻，转而暗恋上信用社新来的姑娘何小芍，“金宝的眼神直勾勾的，嘴角笑得有点痴”。“今天取一百元，明天又存一百元，何小芍的柜台前人再多，他也排着队等何小芍给他办业务，趴在柜台上，眼睛盯着何小芍就不放，把何小芍看得头扭到一边，白净的脖子窘得通红。”
这种情况，“镇上人陆续看出了不对劲”，知道金宝患“花痴”了。人们渐渐习惯了这样的金宝，在何小芍值班的夜晚，“他坐在街口，头发梳得顺顺的，像英俊的王子，坐在他的小芍公主窗下，咿咿地唱歌”。在一个夜晚，何小芍值班时被杀了。面对躺在血泊中的何小芍，金宝的爹郑老四不由得想到自己的儿子，“眼前突然出现金宝一刀刀砍向何小芍的画面，吓得面色青白，回身就往家里奔”。紧接着派出所所长李春也来到金宝家，把金宝带到派出所协助调查，“半夜时分，李春开着派出所的车把金宝送回来了。灯下，郑老四发现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子以前只有提到何小芍或看到何小芍时眼神才发直，但现在儿子从下车一开始眼神就是直的，不拐弯，那眼神穿过郑老四的身体，像一枚子弹，直直地打透过去”。金宝疯了。之后便是家人的痛苦，在心理上寻找补偿、治病等，这个故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有意味的是故事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由金宝的故事转为郑老四的故事。
（二）郑老四的故事
应该说，郑老四的故事是整个小说叙述的核心。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郑老四还为此丢掉了工作，但他并不后悔，相反，郑老四心中充满的是骄傲，这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儿子呀，是郑家代代相传的根。所以，金宝没考上大学，他并不生气，但金宝一句“你真要和我分手，我就去死”，对郑老四却惊吓不小，“整个人便齐头齐脑地摔倒在地”。好在金宝没死，而是恋上了镇上信用社新来的何小芍，但随即郑老四发现了儿子的不对劲，“看见儿子依旧痴痴地站在那里，看着何小芍，一动不动。心头有根针，带着细长的线穿过郑老四的神经，郑老四想起了这些日子以来儿子许多特别的举止，他在家里对着镜子照来照去时无声的笑容和偶尔独坐时妩媚迷茫的眼神，一时间，全浮现在郑老四忽略的记忆褶皱里”，以致何小芍被杀，郑老四自己都怀疑与儿子有关。当确认儿子不是杀人凶手后，郑老四心中如释重负。在这部分，讲郑老四的故事也就是在讲金宝的故事，两个故事是缠绕在一块的。但随着情节的发展，故事的主角就完全由郑老四承担了。
自金宝被叫到派出所询问回来后，郑老四发现金宝的痴呆更严重了，长期以来积压在心底的失落、不安、担忧、恐惧和无奈，使他本能地想找一个“替罪羊”发泄，“你们把我儿子怎么了？”一直逃避现实的郑老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儿子的病是由于派出所抓押而致的，要由派出所负责。这在心理学上，本来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下的“环境借口”，是可以理解的。但李春的生硬态度引发了郑老四更大的不舒服：“你儿子本来就不对头。”这不仅当众伤害了郑老四的“自尊”，而且将郑老四的心理防御机制砸得粉碎。于是，他的心理发生裂变，自尊迅速转化为虚荣，还要转嫁自我的痛苦—— 讹派出所。于是，他开始了漫长的上访、缠访。于是，小说增加了李春的故事。
（三）李春的故事
李春的故事实际上代表了政府处理民间事端的态度。作为派出所所长的李春，因为何小芍被杀一案到郑家带走嫌疑人金宝询问，并在案情弄清后“开着派出所的车把金宝送回来了”。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公民有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的义务，但他忽略了他带走的本身是一个病人，而在面对家属询问时又大大咧咧，以执行公务的“正义性”忽视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你别胡搅蛮缠啊！我们又没打他吓他，你自己问去！金宝昨晚上跑到何小芍那里去晃悠过，镇上人谁不知道？我们把他带回去配合调查，是合法的，公民都有配合公安调查案件的责任和义务。案子那边的事情还多得很，你不要妨碍公务。说完，推开郑老四，开车走了。”紧接着破案了，“李春心踏实了。局里下半年要提一个副局长，论资排辈正该是李春的份儿”。但李春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生硬态度引发了郑老四的纠缠，“郑老四牵着金宝进来了，扫了众人一眼，青寒着脸说，李所长，你要给我个交代，我丢了工作砸了饭碗才换得个儿子。现在人傻了，你们不把他医好，我和你们没完”，由此带来了郑老四的上访。从本质上说，李春并不是一个“坏人”，甚至连“官僚”主义都说不上。但是，长期的基层工作，琐碎而又复杂的事务，造成了他对公民的心灵缺乏关怀，缺乏悲悯情怀，因此显得冷漠而坚硬，对前来纠缠的郑老四，他只是觉得“有病”，“你儿子有病你也有病？你当派出所什么地方了，你给我回来！”将工作部门的正义性当成了自身的正义性，结果带来的是郑老四无止无休的缠访和李春提副局长希望的破灭。
（四）赵德的故事
小说中郑老四无休无止的缠访与赵德密切相关。小说在前边几个故事之外又加入了赵德的故事。如果说郑老四的上访最初是源于希望的破灭和对自尊心的维护，甚至于郑老四被欲望扭曲，“得给儿子留点啥”，都是在写人性中善恶的交替和发酵，而赵德的介入使问题简单化了。一个专门教人上访的专业户，“帮人上访，访成了，我三你七，访不成，分文不收。我给你个号，你想通了，找我”。在郑老四拿到政府给金宝治疗的两万元费用后，赵德并不急于收郑老四的欠款，而是将两万元中的一万四千八百元作为“帮忙”的各种费用收走。致使郑老四在金宝的病治好后，“觉得有点亏”，为上访借赵德五万元的事心中打怵，赵德也借此将郑老四操纵于手中。以致“没人能劝得回郑老四，能劝回郑老四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县里镇里发放给郑老四的‘困难救助金’、‘误工费’或‘下岗职工生活补助’”。这些费用，除了“得给儿子留点啥”外，更重要的是还五万元的“借款”。“我再去一次就回来，就这一次！”面对亲人的阻拦，郑老四仍然固执上访。也正是他的固执，捅破了他心中那张没破的纸，儿子再次病了，郑老四的精神防线彻底垮了—— 这一切与赵德的促访密不可分。在此，作者力图解释郑老四缠访的原因，安排一个赵德出现，减轻郑老四缠访的不合理性，从而想表明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善，只是坏人的出现才让他们的善消隐了。这样的结局，不仅掩饰了人性的裂变，消减了作品的悲剧效果，也减轻了作品的社会批判力度。
从小说的分层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故事套故事的叙述中，使故事围绕着金宝，但又不仅仅是金宝的事件得以继续发展。如果说郑老四的上访是源于对金宝希望的破灭，他的缠访则是由于各种原因激发了人性中的丑恶；如果说最初的吼闹还在于维护面子和希望侥幸获得补赏，李春被冤屈后没有更多的解释，造成了沟通不畅，更坚定了郑老四上访的决心。而稳定压倒一切的工作思路和社会环境，使基层政府不得不在上级压力下对一次次的缠访无原则地妥协，这也激发了郑老四等缠访者的欲望和信心。于是，一个事件紧接着另一个事件，从而构成了作品内涵的多层次性，而层次与层次间的相互包容和递进，又扩张了作品的意义空间。
二、《金宝》叙述视角
肖勤在《金宝》的叙事中采用的是全聚焦视角，但又出自几个不同的聚焦主体，聚焦对象各不相同，但又互相关联。第一个聚焦点是叙述主体的聚焦点，它关注的是金宝，从感知方向上看，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在写一个超生子女成长的故事，在讲述故事时，该作者是冷静、客观、忠于现实的。作者有条不紊地讲述人见人爱的金宝怎样变成了痴呆，其中也有一些营造气氛的描写，如对金宝外貌的刻意渲染，但整体上作者并未流露明显的思想感情。另一个聚焦点是郑老四，一个对儿子充满爱和希望的父亲，在儿子疯狂后，由于爱、痛、无奈、自尊纠集而扭曲。作者在叙述这一人物及相关故事时，作为女性，观察的细致和情感的细腻丰富，使她流露出天然的悲悯情怀。但随着情节的深入，作品中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开始强调郑老四的固执、无聊，加之赵德这样的上访专业户怂恿，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情感色彩。实际上，作品中隐含了作为乡镇干部在处理这类事件中的无奈、烦躁和厌恶。这种厌恶与本性中对善与美的固守又有矛盾，于是，内隐的叙述者就逸出全聚焦视角，表达自己对“上访”的态度，这就形成了第三个聚焦点：基层干部对“上访”的处理方式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变异。由此实现对现实的思考：缠访形成的原因是什么？缠访中人性发生了怎样的变异？三个视点形成了三个相互依赖又有区分的三种角色，共同建构文本，让读者看到叙述者渴求交流的强烈愿望。
（一）写作主体的视角
肖勤的小说是她参与生活、认识社会、表达自我的重要载体。作为2000年后具有代表性的黔北年轻一代作家，她的创作始终交织着三重身份：从职业的角度讲，她是乡长，后来又走上副县长的岗位，这一角色使她必须以上级的指示和要求为行为准则，理性、灵活地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保持地方的稳定；但另一方面，作为女性，天生的敏感带来的感性思维方式，使她慨叹于社会生活中每天发生的悲喜剧，以纤细的女性情感感知着人情世态，在悲天悯人中融合着母性的温柔，叙说着她心中的喜怒哀乐和关怀，使她的小说具有了人性的温暖；同时肖勤还是仡佬族作家，仡佬民族在历史上所经历的苦难及其存在方式，在作家心中积淀为无意识，使她极力想发出民族的、自我的声音。三种身份，带来了她创作的三大资源：农村生活的经验，女人生活的经验，民族生活的经验。而长期的乡镇干部经历，使她对农村、乡土底层尤为关注：“乡土是五味杂陈的……我想给大家一个真实的农村，一个灵动的、鲜活的、与泥土一样富有多种生命元素的农村。然而，写作与理想之间总是有差距的—— 我也经常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把握乡土叙事中苦难与光亮之间的关系。”[2]作为写作主体的肖勤，真实地反映了生活于底层的百姓的生存状态，思考和关切人的存在与人性的变迁，是她一直的努力。因此，关注农村、关注底层是肖勤向来的视角，她不仅关注着小等等农村留守儿童，也剖析玛丽莲这样的堕落者，当然也见过不少郑老四式的人物。在叙述这些人物和故事时，作者的身份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显现于其中。《金宝》的叙述也同样交错着写作主体身份的暧昧与焦灼。
（二）叙述主体的视角
现实是复杂的，当写作主体将她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述世界时，必然会打上“我”的印记。卢伯克在《小说技巧》中说：“在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到观察点问题，也就是在其中叙述者相对于故事所站的位置的关系问题所制约。”[3]作为现场事件的见证者，肖勤冷静、客观地打量着她看到的金宝，超生的金宝、清秀英俊的金宝、恋爱的金宝、失恋的金宝、痴傻的金宝，以及金宝的邻里；她眼看着郑老四的欣喜、失落、绝望，无休无止的上访，在上访专业户赵德的怂恿下走上了缠访之路，人财两空；她见证了派出所所长李春的强硬与无奈，以及被贬他乡的无助与凄凉。作为这些杂乱无章的事件的见证人，她在叙述这一系列事件时，将描写的焦点放在郑老四上访过程中各方势力的交锋与博弈上，从三个视角来叙述故事。
第一个视角来自郑老四。他“从骰子筒里启出一个金宝来，把郑老四欢喜得满太和乱窜”，有了儿子，他的生命中便有了阳光。他关注儿子的一切举动。当儿子金宝高考失利，失恋叫着“我就去死”时，郑老四“整个人便齐头齐脑地摔倒在地”。他把全部的希望放在儿子身上，以致何小芍被杀，他马上联想到暗恋何小芍的儿子；派出所将儿子叫去询问后，他眼里仍是儿子；以至于后面固执地缠访，也不过是为金宝的下半辈子提供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保障。这一视角虽然游离于焦点之外，但对整个小说的进程而言，形成了一条贯穿小说的基本线索。
第二个视角关注的是事件的焦点。郑老四因儿子被李春带走询问回来后“眼神发直”，“像一枚子弹，直直地打透过去”，不得不面对现实，承认儿子“不对头”，但这与他对儿子抱以极大希望的心理有着巨大的落差，他要将这种心理落差转嫁于他人。“你不给个说法就别走。是不是你们打他吓他，把他吓傻了。”横蛮的背后是要将李春作为转移痛苦的对象。为此，郑老四与李春及他所代表的政府开始了漫长的较量，从转移痛苦的上访到为儿子提供生活保障的缠访，郑老四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春是这一变化的见证人，他为了工作提走金宝，但并没有对金宝采取任何过激行为，他怨怼郑老四的讹诈，恨郑老四不讲道理四处上访，愤恨郑老四多次上访造成了他前途受阻最后遭到贬谪。在目睹郑老四上访的全过程中，他承担了全部的委屈、无奈、焦急、愤怒、失落，最后在郑老四不可理喻的上访中被调离事件中心而归于平静。这是一个内外交错的视角，作为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她理解郑老四，理解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心痛，理解一个固守着“养儿防老”“传宗接代”观念的中国人对儿子的期望。但是作为乡镇干部的肖勤，不知处理过多少次类似的事件，也许现实更为惨烈。作为一个乡长，她也不可能对维稳提出异议，但作为一个有思考的作家，她对维稳政策有着自我的思考，于是，叙事的矛盾产生了，这种矛盾与肖勤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反映现实与表达理想之间的焦灼感密切相连。
于是，作品中出现了另一视角，即公共伦理视角，这一视角是隐含作者的视角。太和镇的人都知道，金宝确实是“有问题的”，但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不捅破蒙在金宝父母心里的那层纸，这表现出太和镇人的老好、善良。其实，郑老四和他的妻子也清楚地知道这点，但在心理上他们不愿承认儿子有病，或者说他们希望儿子没病，并把这种希望当成了事实。当他们不得不面对时，就只有自私地想到怎样为儿子的今后做打算：“给金宝要上五万十万的精神赔偿费，金宝以后的日子就算安顿好了。”于是郑老四开始连续不断地上访，上访的目的是谋利，这也就注定了事件将走向一个无解的结局。无论有没有赵德的出现，我们都可以看到，郑老四被金钱撕裂的人性得不到公众伦理的认可。所以，当有糖尿病的李春在再次接回郑老四的途中满脑门虚汗地吃饼干时，内心的愧疚让郑老四心痛了。但“随着战线的拉长，郑老四发现自己的上访成本越来越高，不但达不到理想效果，窟窿反倒越来越大。这让郑老四陷入一种困惑、茫然、焦灼和急迫中，思维和理智仿佛已经陷入一个漩涡，完全失去了控制，让他根本无法脱身”。“他坚信，金宝不进派出所就绝对不会傻，可他一个人坚信不算，他得让全太和镇街道的人都坚信，是派出所不对！”丧失理性的郑老四一味虚荣，使他离公众道德越来越远，而生活在公众道德视野中的郑老四一家，又不能不受着这种公众道德的牵制。特别是郑老四的妻子，在经历了整个事件之后，为了儿子后半生的幸福保障，她纵容了郑老四的缠访；但从良心和理性出发，她清醒地意识到，上访并没有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自己男人忙了整整一年半，人都瘦成竹竿了，居然全是在给赵德赚钱—— 家里拿到手的钱倒是有八万，可一转手给赵德的就是六万多，而自己家欠赵德的五万块欠条还在赵德手里，一分没还。”她深知上访得不偿失，既让人笑话，又对不起李春。矛盾心态的交织，使她最后站出来坚决制止郑老四的缠访。在这里，叙述主体虚构了一个伦理的视角，让故事的主人公在道德的审判中溃败。
“作为叙事作品讲述者的叙述者，客观上都不可避免地与思想价值、意识形态等产生着某些内在的关联。”[4]《金宝》的叙述，传达了肖勤在生活中的个人经验和生命感觉。上访是一种社会生活中的客观存在，特别是自身如果曾亲历其中，其感觉与感情上的五味杂陈非一般人所能体会。叙述从同情、理解到反感郑老四，主体认识到这不应该是一个基层干部应有的态度，于是，安排了一个赵德作为郑老四的救赎，感知到的表象和实际的思考出现了裂痕，一个具有社会深度的故事就消解在“好—坏”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中了。
作者简介：
黎铎，男，贵州遵义人，遵义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贵州地方文化。
参考文献：
[1]肖勤．金宝[J]．民族文学，2010（8）．
[2]肖勤．扎根于泥土的写作[J]．民族文学，2010（3）．
[3]卢伯克．小说技巧[M]．方土人，罗婉华，译．小说美学经典三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4]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