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钢百生平与学术
杜钢百（1903-1983），原名杜文炼，字钢百，以字行，四川广安人。出身富庶之家，少时多习诗词古文，有志于学，先后就读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还曾拜入经学大师廖平门下，得其亲传。杜钢百一生以教学为主业，曾在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上海暨南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等多校任职，讲授经学、史学课程，长于先秦经学研究。同时，他多年来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参与爱国民主运动，为共产党的统战工作贡献良多。
一 杜钢百之生平
1903年3月，杜钢百出身于四川省广安县石笋河场一户富裕人家。杜家在当地为大族，颇具声望。祖父杜太翁是一位饶有田产的地主，又经营米粮生意，家境殷实。杜太翁夫妇持家有道，为了壮大家族，维持长远发展，让诸子分别择业，或务农，或经商，或读书入仕，兄弟之间相互补给、帮衬，奉行均衡培养人才的发家策略。杜钢百的父亲杜人品选择的是经商之路，他这一房不仅资财优渥，且人丁兴旺，有九名子女，杜钢百为其次子。富足的家庭使杜钢百拥有较为优越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安心于读书求学提供了经济基础。
（一）求学之路
杜钢百四岁即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童蒙识字教材，有了文字基础后，又习“四书”、“五经”、《昭明文选》等，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旧学根底。同时，他还时常跟随家中姑姊在从德女中学习，读新式的商务教科书。大约在1917年，杜钢百十四岁的时候，他正式进入县立高小学习。1919年，考入了县立广安中学。广安的新式学校最先是由维新派人士蒲殿俊、胡骏等人倡办的，杜家又与蒲殿俊素有往来，故而杜钢百少时便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了解到四川经学大家廖平是维新思想的先导，正是他的著作启发了康有为，他便对廖平及其经学研究萌生了兴趣，心生向往。
1920年，还在上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杜钢百便参加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招生考试并被录取。这次考试对杜钢百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他之后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参加这次考试本身也一波三折，富有一定的戏剧性。原本他在萌发越级参加考试的想法时，家中长辈便极为反对，而他竟以送兄长赴省城为名，偷偷向账房支取了盘缠，跟随兄长一并到了成都，参加考试并一举得中。放榜之后，他却被同乡名落孙山的人检举，原因是他中学未毕业，冒用别人的毕业证书参加考试。后经成都高师学监王右木调查，发现他各科成绩都很好，便召他前来问询。他对自己冒用别人毕业证之事直认不讳，坦言他在得知有中学毕业文凭比同等学力的人考分要求低时，怕自己考不上，才如此行事。王右木见他态度诚恳，且所考成绩已达到了同等学力考生的考分要求，就决定破例将他录取。由这次特殊的考试，可以看出杜钢百果敢坚决、不拘于俗的行事风格。
当年9月，杜钢百正式进入成都高师学习。在这里，遇到了两位对他人生影响至大的人，一位即高师学监王右木，一位是经学大师廖平。这里先讲他与廖平之关系。在入校后不久，经高师教员谭烱介绍，杜钢百得以谒见钦慕已久的廖平，并被收为入室弟子，一偿夙愿。当时廖平名义上是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校长，又兼成都高师教授，但因病长期修养在城南的家中。杜钢百除了在高师读书外，长时间在廖平家中承教，得他口传面授，先后长达三年之久。廖平先是向他口授了著作《孔经哲学发微》，后又选讲了《今古学考》、《知圣篇》、《辟刘篇》等代表作，从而使杜钢百逐渐了解廖平经学思想的精要，步入了廖平庞大的学说体系中。在这三年中，他在廖平的指教下，遍读了廖氏所著之书如《四益馆丛书》、《六译馆丛书》等，又阅读了不少清人解经之作，学业日益精进，不仅积累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并掌握了经学研究的门径，确立了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旨趣，奠定了治学根基。廖平学术研究中遍通群经、博学善思的特点也为杜钢百所继承。且廖平晚年笃好中医，致力于医学典籍整理与研究，这也开启了杜钢百对中医的兴趣。这段时期，杜钢百在读书积累中还不断思考探索，开始选题著述并有所得，写成了《名原考异》与《中庸伪书考》两篇长文。
1924年，他于成都高师毕业后，与同乡一起赴京求学，凭上述两篇论文被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录取。次年，因得知新成立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延请了名师，便转而投考清华，成为了清华国学院首届学生，导师为梁启超。在这里，他得到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学贯中西的大师的言传身教，学习了“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古金文字”、“中国通史”、“方言学”、“普通语言学”等课程，在廖平学说之外又接受了新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对以考据、实证为主的史学研究方法，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按照国学研究院的规定，学生须选一专门课题为研究对象，在导师指导下，写成论文，考核合格后方能毕业。杜钢百入学时所选题目为“佛家经录之研究”，或许是基于对经学研究的兴趣和学术根基，他最终以“先秦经学微故”为题撰写论文，通过了毕业审查。除了课程学习，国学院还时常举行讲座，师生之间进行讨论切磋，并一起创办学术杂志。杜钢百与同学刘盼遂、吴其昌等组建了学术团体“实学社”，以“实事求是整理国故”为宗旨，并发行了《实学》杂志，响应其时正盛的整理国故运动。杜钢百所作的《名原考异》、《中庸伪书考》两篇文章也被部分节录刊载于《实学》杂志（《名原考异》发表时改名为《名原复音广证》）。不仅在学业上取得进步，初有所成，杜钢百还参与了研究院及学校的事务性工作，担任研究生会主席，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在1926年初发生的关于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存废及宗旨的论争中，研究院学生认为时任主任的吴宓不能为学生争取利益，杜钢百和吴其昌作为学生代表，向吴宓递交了要求其辞职的“哀的美敦书”，并致信校长要求辞退吴宓的主任职务，直接导致了吴宓从研究院辞职。他还带着参与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研究院的前途感到深切的忧虑，对研究院未来发展作了深入的思考，撰写了一篇文章即《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发展计划书》，在《清华周刊十五周年纪念增刊》上发表。经过在京的两年学习和历练，杜钢百在学术研究与经世处事上都有提升，渐趋成熟，开始步入了独当一面的事业之途。
（二）教学生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时局的纷乱和时势的动荡，知识分子大多难以安守一域，拥有长期、稳定的职位。自1926年离京回川至1941年落脚重庆，这十五六年间，杜钢百饱经流离，辗转多地，于多所大学中任职。从清华研究院毕业之后，他选择回乡工作，但并未径直赴川，而是绕道上海，去拜访他素来仰慕的康有为。但此时康有为已前往庐山避暑，他又赶赴庐山，在那里谒见了康有为。两人就经学问题讨论良久，相谈甚欢。9月，他回到成都，在廖平的推荐下，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教学生涯中，特别是早期的谋职过程中，廖平的威望和人脉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助益。1927年，“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杜钢百由于参与了革命运动，无法在成都立足，逃亡浙江，隐居在西湖边上的广化寺。通过廖平的介绍信，他结识了在杭的国学大师熊十力、马一浮，并深得熊十力赏识。又经由熊十力推荐给了蔡元培。蔡元培时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将杜钢百聘为大学委员会委员。
1928年，经蔡元培推荐，他前往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同时兼任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教授，正式登上了大学讲坛。20世纪20年代武汉大学中文系名家云集，中西新旧人士各占一席之地，互相争鸣。杜钢百讲授的课程内容是传统的经学，但却试图求新求异，而开设了诸如“春秋国际公法”这类甚为新奇的课程。所谓“国际”，指春秋时期征战不休的各诸侯国，“公法”是指汇集商周典制的《尚书》，课程应旨在将一些现代观念、术语渗入经书解读，从而开辟经学研习的新路径。据他自己回忆，这门课还颇受学生欢迎。在武汉大学的课程，是他在经学教学上作出的尝试性探索，体现出年轻气盛、好发奇思的一面。杜钢百在武汉大学任教时间不长，一年之后，他便离校东游日本。在日本期间，他曾与一些日本学者谈经论史，同时搜求了不少文史书籍。翌年回国，先是在上海开了一家名为“草堂书舍”的书店，卖古旧线装书籍，之后受聘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赴广州任教。在中山大学期间，他亦以讲授经学为主，开设了群经概论、经学通史、《春秋》研究、《诗经》研究、《论语》研究等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他不断探索传统经学课程应该如何融入与适应现代大学教育，逐渐琢磨出一套成体系的教学思路，对于经学课程设置、经学概念诠释、经学史以及单部经典的研读原则与方法都提出了具体的见解，并发表了论经学教育的专文，如《论大学课程中之经学研究》。大约是在1934年，杜钢百又到上海，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兼图书馆馆长。他在暨南大学所授仍是经学课程，并编写了《经学通史》、《春秋研究》两部教材。任教暨南的五六年间，他在学界交游益广，更开阔了视野。1935年，他参加了章太炎在苏州创办了国学讲习会，对与廖平学术思想和路数大相径庭的章氏学说，他也多有接受，这在他的研究中皆有体现。1934年，他还曾给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美籍教授韩玉珊及夫人讲述了康有为与廖平在广州会晤论学始末，由韩玉珊翻译为英文，寄给美国约翰·杜威教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大学陆续迁往内地，杜钢百仍留沪上，坚守教育阵地。他领导上海大学教职工联合会组织起战时大学，继续为留在上海的学生授课，直到上海租界完全沦陷。之后，他去了香港，在港联合文艺界左翼人士，准备继续创办战时大学，由于他坚持要将学校冠以“抗日”之名，香港总督慑于日本政府压力而未批准。1940年，他由香港回到广安老家，之后便去往重庆，自此结束了经年的辗转漂泊，于渝定居。1940年至1949年，他一直担任四川省教育学院教授，并创办、经营了两所专科学校，即草堂国学专科学校和东方人文学院。草堂国学专科学校（简称“草堂国专”），起初由抗战南迁的东北大学教授丁山、高亨、孔德等创议建于四川三台。1944年秋招生甫毕，便由于地方豪绅争权导致学校内部矛盾，孔德在杜钢百支持下，带领部分学生前往重庆，在北碚另成立一所草堂国专，由杜钢百任校长。这所学校具有一定规模，有学生近百人，教师十余人，分文史、文教、文艺、文哲四个专业。除杜钢百主讲经史，主要邀请了当时在渝的大专院校、国立编辑馆、礼乐馆的教授、学者进行讲演。知名学者马衡、熊十力、顾实、汪东、卢前、傅振伦、殷孟伦、周谷城、陈子展、鲁实先等曾先后在该校讲学、授课。草堂国专曾三迁校址，1946年迁南泉，1947年再迁沙坪坝，至建国初方停办，共培养学生数百人。杜钢百不仅倾力于教授课程、管理校务，还以个人之力为学校提供资金，据悉他曾为了筹措经费而将朋友的地产抵押借款，足见其热衷于教育兴学，心诚志坚。东方人文学院，亦是以教习经史为主，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具体情况不详。同时，他也一直致力于图书馆的建设，1947年重庆图书馆协会成立，以探讨图书馆学学术、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宗旨，吸收了图书馆界80余人为会员，杜钢百任常务理事。
1950年，四川省教育学院与国立女子学院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杜钢百亦随之成为西南师范学院（简称“西师”）历史系教授，直至去世。建国前杜钢百一直以讲授经学课程为主，而进入西师后，历史形势和社会环境已不允许再从事经学教学和研究，他只能开设历史方面的普通课程，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教育史、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等。
（三）社会活动
杜钢百不是一位完全沉浸于书斋的学者，他既有经世之志，亦有济世之才，在从事教学、研究的同时，热衷于参加社会活动。
杜钢百少年在家乡时，听闻了同乡张百祥的事迹，对他颇为崇敬，而生效法之心，隐然有投身革命之念。加之身处在新旧思想激荡的社会，时代变革气氛对青年人的感召，冲破大家庭的束缚、对自由精神与生活的追求向往，以及川人天生的江湖气，都让青年的杜钢百身上涌动着纵身激流、搏击风浪的热血热情。进入成都高师后，又受到了学监王右木的直接影响。王右木是四川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向杜钢百介绍了马克思思想，不断提供《新青年》、《新潮》等杂志给他阅读，让杜钢百接触到了其时国内方兴的共产主义思潮。对于正渴求自由和新思想的杜钢百来说，王右木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非常符合时宜的，他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之后并他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参加了王右木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并以共青团员的身份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如去茶馆教工人习字等。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和接受，成为了杜钢百之后行为观念、立身处世的重要思想原则，而加入并追随共产党组织，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他的人生选择。
1925年，杜钢百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两年间，正值时局动乱、学运频发之际，杜钢百在学习同时亦大力投身学运中。1925年3月，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院发起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生运动，为首的郑德音、张平江、甫正声都是杜钢百的同乡，他与女高师学生配合，负责校外联络工作，争取校外同学支持女高师的学潮，让女高师发表的各种“宣言”能及时得到社会上的响应和支持。1926年，在赵世兰（赵世炎之妹）介绍下，杜钢百结识了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陈毅。应李大钊扩大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指示，他在京四处奔走联络，成立了两个进步团体。一个是“四川革命青年社”，由他和朱近之发起。另一个是在陈毅的鼓励下，由他和北大学生孙东壶发起成立了规模更大的“新军社”，意为新军崛起。并创办了社刊，名为《新军》，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拥护国民革命和北伐。“三·一八”惨案中，这个组织一些人牺牲了。之后杜钢百还参加了逼迫当局悼念“三·一八”烈士的斗争。
1926年，杜钢百于返川途中，在武汉与陈毅相遇于渡口。陈毅此时正欲前往万县作四川军阀杨森的动员工作，想要劝服他参加北伐战争。因杜钢百与杨森是同乡，又有参与组织动员的斗争经验，于是陈毅便邀他同行。在陈毅的劝说之下，杜钢百与他一起前往万县。到了万县，杜钢百先是单独前往杨森府邸拜访，跟他分析国内外形势，宣传革命思想，希望能鼓动他参加北伐。杨森对他的谈话表示出兴趣，但对是否参与北伐则未表明态度。之后他们与已在万县开展工作的朱德汇合，成立起工作小组，共同展开争取杨森的工作。适逢英国军舰在长江中浪沉了杨森运军饷的船只，他与朱德、陈毅商议决定利用此次事件激发杨森的革命意志，鼓动杨森对英军进行声讨。杨森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于是命部队扣押了英国在万县的两艘货轮，与英方交涉。同时，工作小组联络万县各界，开展声讨英军的动员大会。9月4日，万县各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9月5日，因谈判交涉失败，英军欲强行夺回被扣押的船只，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均损失惨重。且英国战舰炮轰长江两岸的民宅，战火波及无数民众，造成了数百平民惨死，史称“九五事件”或“九五惨案”。在开火之前，杜钢百被派往了重庆联络重庆党委书记杨闇公等人，制造舆论，呼吁声援万县。后陈毅也来到重庆，在他们共同努力下，重庆、成都等地声援万县的群众斗争风起云涌，反帝浪潮由全川波及全国。这是杜钢百参加革命运动中经历的一件大事，之后他也多次谈起，或诉诸文字，写一些回忆文章。杜钢百在万县虽然受到杨森的礼遇，但最终并没有成功说服杨森。他于9月离开重庆，在成都继续开展统战工作，公开身份是邓锡侯二十八军督办公署的顾问，秘密进行革命联络、组织、宣传活动。一度还出资创办了报纸《革命新闻》，以揭露时弊、声讨军阀恶行为宗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杜钢百的文章及其他一些文献中，都记载了陈毅、朱德曾一再劝说他放弃书斋，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然而他却一再推辞拒绝，一直奔走在社会工作与教书治学之间。当然，这两种身份有互补的一面，如他有文化人的笔头、口才之长，在宣传和统战工作中能有所发挥，他的学者身份、所办书店和学校也便于为开展地下工作提供掩护；而他的经世之志也为他探求经学在当下的适用性和发展前途提供了原动力。不过，在二者之间游走、徘徊，无法全情投入一项事业中，虽然丰富了人生阅历，却未能在领域内取得更突出的成就。他的内心应该更倾向于做个学者、教书先生，然而纷扰的时势和经世的志向却又让他不能不关怀现实。知识分子在遭逢变乱之际，往往表现出进退踟蹰的一面，这在杜钢百身上也有充分体现。
1927年，“三·三一”惨案发生后，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直到30年代初到了上海才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开始从事地下工作。他在上海以书店为掩护，负责一个情报组织。因他交际面广，结识了国民党元老谢持、杨沧白、柳亚子等人，并与陈立夫、陈果夫、曾扩情等国民党高级官员也有交往，能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搜集情报，并秘密传递出去。又与吕一峰一起接管了由黄埔军校成员所办的神州通讯社，担任负责人，后来还把社里工作的几个年轻共产党员介绍到了陈毅的部队中去。40年代，回到重庆后，他所创办的“草堂国专”和“东方人文学院”也常收纳进步青年，为开展地下工作提供场所。如《挺进报》编辑地下党员陈柏霖，就曾以“草堂国专”学生身份开展地下工作；“东方人文学院”也曾收留过华蓥山游击队的成员和家属。内战期间，随着国共斗争日益加剧，国民党在重庆加强了对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的清剿，杜钢百也一度被列为怀疑目标，成为军统特务重点监视对象。在1927年脱离党组织以后，虽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工作，但没有正式恢复党员身份。其间杜钢百曾请求恢复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得到周恩来指示，让他继续保持民主人士的身份，这样更利于搜集情报，开展统战工作。1949年建国以后，他又加入了民主党派。1952年，民革西师支部成立，他加入民革，任委员，1957年升为主任委员。1963年，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
建国后，杜钢百任教的西师是极“左”思潮尤为严重的地方，在政治高压下，教授们动辄得咎，只得少说少做，更不敢多写文章。这严重妨害了学术研究工作，当时西师历史系有不少知名学者如吴宓、李源澄、吴毓江等在建国后都没有突出的学术成果，远不如50年代选择从西师出走的高亨。同时，历次政治运动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杜钢百也深受其害。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被诬指为贪污犯。更因拒绝参加批斗大会，而被人倒拖进会场，对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带来极大的创伤。在“反右”斗争中，虽在右派分子的名单上逃过一劫，也被“拔了白旗”，受到批判。“文革”时期，自是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迫参加劳动改造，多次被批斗、关牛棚，甚至被殴打。所幸杜钢百性情豁达、坚韧，有传统儒者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怀，遭遇种种不幸尚能安之若素、处之泰然。在一些朋友、学生的文章中，我们能看到他在被派去修水库时，还领头与吴宓、邓子琴一起赋诗联句，将诗句当作号子广播开来给工人鼓劲；在“文革”之后碰到当年的难友，还能谈笑风生，将当年的苦难遭遇当作趣事侃侃而谈。
（四）多宝道人
杜钢百之为人，有特出的才华和性情，人送雅号“多宝道人”。吴宓曾对“多宝道人”的名号内涵有精当的概括：其一，既是经学家，又是史学家，对中医科学亦有不少独到的研究；其二，他精力旺盛，鼓动能力超人，且又常能急人所难；第三，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广交各界名流；其四，博闻强识，记忆超人。
杜钢百博学多才，经史研究是他治学本行，自不多言，他在中医方面虽未有行医的经历，但确有心得。前叙廖平因晚年多病，苦研中医之书，杜钢百受其影响，而对中医之术及医学典籍也十分感兴趣。他的交友之中就有不少名医，如有“神针”之誉的巴渝名医吴棹仙，就是他的至交。又如名医唐阳春，与他过从甚密，常一起谈论医理医道。有一次他听唐阳春谈及“火神派”名医补晓岚曾妙手治愈另一位下肢瘫痪的黄姓医生之事，极为叹绝，便几次前往黄家拜访，了解药方和剂量。他的藏书中有一部《四部总医录》，上面有他所写评注。
他的精力旺，鼓动力强，在同学吴其昌所作《小传》中即有体现，“君好国民党说，竭尽其忠，盖每劝余亦同入。一夕，至子夜，犹剌剌论不休。”在游说杨森的时候，杨森也被杜钢百的高谈阔论所吸引，而打破了所定谈话不超过二十分钟的限制，与他畅谈两小时。他有川人仗义拔刀的江湖气，常急人所难，在民国时，他从事地下工作中就经常暗中保护、接济身处困境的同志，如刘田夫在上海被捕入狱，就是杜钢百给他送饭。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常对身边之人施以援手。在刘达灿的文章就曾记载，西师一位并不相熟的同事被划为右派，停发工资，生活十分拮据，他便让学生悄悄送五十元钱，还因顾及对方是知识分子的体面，特意嘱咐学生必须说是“借”给他的。他曾在街上看到有位穷妇人因卖馊了的玉米，被众人为难，挺身而出，向众人说馊玉米可以入药，他全部买下，然后再走到街角，悄悄把玉米全部倒掉。足见他的急公好义，古道热肠。
杜钢百前半生一直辗转各地，阅历丰富，在学界得遇名校、名师，结识了许多知名学者；又因积极于革命活动，开展统战工作，与政界人士也多有交往。广阔的人脉，自是有利于开展工作，也能在危难之际给自身及亲友带来一些便利，如他曾因为认识邓小平而逃脱过“革命工作小组”的批判。交游之中，值得书写的也不在少数，这里我们仅略叙他与吴宓之交情。在清华当学生的时候，杜钢百曾作为代表要求辞退主任吴宓，但这丝毫未影响他们在西师共事的数十年中，成为彼此后半生互相帮扶的朋友。在《吴宓日记续编》中，常见有关于杜钢百的记载。他们一起讨论学术、商议工作；一起去成都开会，在街头漫步、游览、逛书店；以及吴宓帮杜钢百照顾小孩、联系学校等。1956年，杜钢百即将再赴北京之时，还与吴宓一起观昔日清华国学院旧照片，感慨万千。在杜钢百被“革命工作小组”批判羞辱之时，只有吴宓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与“工作小组”辩论，同时劝慰杜要委曲隐忍，不要作无谓的抗争。而在“大鸣大放”之时，杜钢百从市委领导任白戈处探得风声，叮嘱吴宓要保重自身，千万不要坚持“教授治校”的观点。后来他们皆因“同意”高校实行党委治校，而让原本已在计划内的两个右派分子从名单上除名。吴宓逝世后，杜钢百沉痛悲叹：“想想雨僧夫子，竟然遭时不造，迍邅无所用其才，神州之大，却不能容一书生展其才学，后代学子也不能传其学术造诣，而蹉跎岁月，磨难20余年，岂不哀哉？岂不痛哉？”
杜钢百天生聪颖，长于记忆，也善于记忆，他将所读之书皆默记于心。上课之时不用讲义，而将知识内容娓娓道来。与朋友、学生闲谈中，常将历史、地名典故信手拈来、脱口而出。还在教学中也特别强调记忆的重要性，为学生创造了“年代大事记忆法”、“连锁记忆法”、“歌诀记忆法”等。如讲到甲骨文四堂，可以用“连锁记忆法”，王国维与罗振玉是儿女亲家，并为两“堂”；还可以歌诀记忆法，“堂堂堂堂，郭董罗王，观堂沉渊雪堂化，彦堂人海鼎堂忙。”
二 学术研究
杜钢百前半生虽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但教书为学是他的主业，他的内心也更倾向于作一名学者，最终还是选择了大学为安身立命之所。他的学术研究起步于师从廖平之时，研究领域集中在经学。他的经学研究成果是可观的，在二三十年代的教学过程中，先后撰写了《群经概论》、《经学通史》、《春秋研究》、《诗经研究》等讲义性质的著作，以及《孔氏撰春秋异于旧体文史考》、《公羊谷梁为卜商或孔商讹传异名考》等论文。时人对他的经学研究也是相当推崇的。1937年，《复兴月刊》举办“经学讲座”专栏，邀请他主笔，在介绍中写道：“杜君早年侍井研廖先生函丈，继从海宁王国维、新会梁任公诸先生，初析今古家法，寻探汉宋门径。近则由清儒之朴学，而求经学之科学解释，本先儒之经世，而究经学之政教的意义。其于经学的批判，既无出主入奴之积习，而筚路蓝缕，亦有建树学统之苦衷。”在建国后的文化环境中，经学研究无法继续，他的教学和研究都转向了史学，而各项运动的冲击又严重阻滞了学术研究，使得他后半生有才难施，成果较为薄弱，仅有《中国文史工具书使用辞典》，以及《刘知几的史学》、《张百祥革命事略》等文章。“文革”结束平反之后，他还打算重振经学研究，办经学班，编《经学大辞典》，可惜已力不从心，未能实现。
非常遗憾的是，杜钢百在民国时期的著作如《经学通史》、《群经概论》等都是石印或油印的，流传不广。《中国文史工具书使用辞典》据载曾在“文革”前由西师出版社油印，但现已不见存本。他自己的藏书与著作书稿，曾在1940年由港返川途中大量丢失，“文革”时期又将大部分书籍上缴，之后亦再未归还，就连最后所剩的书稿也因身后房屋无人看管，在拆迁之时未能及时搬出，全部遗失。以致现今能看到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只有二十来篇已发表的文章和一篇手稿，主要是民国时期发表的研究经学和论经学教育的文章，以及追忆革命人物和事迹的文章。不过，仍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在《论大学课程中之经学研究》一文中，有关于他的经学课程思路和著作的介绍，据此可以稍微了解其中内容。另一篇《从当代思潮引出经学之认识与其批判态度》，也引用了《经学通史》中的部分内容，可为分析他的经学研究提供参考。
（一）经学研究
《论大学课程中之经学研究》中共有“群经概论”、“经学通史”、“经学研究法”、“《诗经》研究”、“《论语》研究”、“《左传》研究”、“《春秋》研究”等七门课程介绍（其中“经学研究法”、“《论语》研究”、“《左传》研究”不确定是否有完整的讲义稿），由此可窥杜钢百经学研究之基本思路和观点。“群经概论”是从宏观角度论述经学与经书，包括经学之义界，经学在中国思想史之地位及世界学术上之价值，经书之本源及在历代之流变与发展，各部经书之核心问题如《诗》之“四始六义”、《公羊》之指称，以及经学的流派等，最后则聚焦于“以经学与近世各种科学提挈并论，申述经学之将来，而定理董之新方式”。探求传统经学在新的时代和学术风潮下的传承和发展，是杜钢百研究经学的落脚点。“经学通史”则以史通观，“论述经学二千年之衍变，而观其与学术文化交互影响之迹”。先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至西周的典籍中推求经学思想之渊源，次论孔子与六经之关系，再叙由汉至清各时期经学变迁史。强调捐弃成见、打破家法，“不入主出奴，不似是而非，纯然以客观态度、辩证逻辑条分而析述之。”“经学研究法”是专门的方法论，同样意在贯穿将中国传统经学研究与现代科学方法相结合、融通，提出二分其法。一为取古人已有之成法，即“通训诂”、“审文法”、“明体例”、“通家法”四项，以及参考经学目录、考辨真伪等。一为近世自然社会科学之方法，如观察、实证、分类、求原因、立定律，循此可为研究经学另辟蹊径、别立境界。“《诗经》研究”的提要中，他主要反驳了顾颉刚提出的读《诗》绕开传疏、直探文本以求诗旨的主张，认为研究《诗经》不能只追溯古初之史，而应于历代注解中探寻其衍生发展之义，即使是纯文学研究，也当备采众说。“《论语》研究”中，主张研读《论语》应首考成书年代、题号定名，捃辑佚文校论真伪，然后推校历代注疏得失，最后会通考论孔子之思想。“《左传》研究”则分三方面，以比较《公羊》、《谷梁》审明家法，及与《易》《书》《诗》通观比较，作经学研究；以书中所载各诸侯国行事、礼乐刑法、军赋食货、地理历数、种族姓氏等资料作史学研究；以文体、文法之学作文学研究。“《春秋》研究”，则先申明《春秋》非“断烂朝报”，为孔子微言大义寄寓理想之作。认为研究主要分两端，一为讨本寻源，明孔子正名之义；一为考析传注，评定真伪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