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参商为哪般
鲁迅夫人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曾经说过：“许多读者来信问我：‘鲁迅为什么被八道湾“赶走”？’‘鲁迅为什么和周作人决裂？’这都是一般人所不易了解的。”但这又是“千千万万研究鲁迅的人们所关心的事情”。在事情发生时鲁迅曾要求周作人予以澄清，周作人未应，鲁迅逝世后有人问起，周作人又持“不辩解说”，至今成为一个谜。因而就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起来。尤其是一些喜欢关注“脐下三寸”的人，就来妄作猜测，认为“可能涉及鲁迅人性方面的弱点”，或者故作神秘，或者曲为之解。迄今事情已过去了几十年，而真相仍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令人感慨系之。谁都希望真相能够早日揭开，也有很多人试图让事情有个合理的解释，然而不幸没能如愿，至今还有很多人在不解地追问：“究竟是为了什么？”尤其是，此后两人既绝口不谈此事，而且老死不相往来，怨恨之深，可见一斑。而切肤之痛，难以忘怀。更难让人理解的是，他们曾经是出名的“兄弟怡怡”，他们兄弟以往的情意之深，是刻骨铭心，也是名闻遐迩的。
兄弟本怡怡
周家自从遭受了祖父的科场案后，从小康坠入了困顿，父亲37岁就去世，使作为长兄的鲁迅过早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家庭里担当了“长兄为父”的角色。他对两个兄弟的关切，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少年时期，因鲁迅与周作人年龄差距四岁，与周建人则差七岁，相互还较少共同语言。在鲁迅前往南京求学后，别离之情点燃了兄弟的思念之情。他们开始频繁通信，作人学大哥的样，也开始记日记。鲁迅在1900年和1901年分别作有《别诸弟三首》诗，倾诉离情别绪。其中有云：“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尤其是，其跋语更是凄绝：
周作人（中）与羽太信子（坐者）、羽太重久（右）
仲弟次予去春留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感情之深可见一斑。
不久作人也去了南京的水师学堂，两人更是形影不离。后来鲁迅去日本，在他引导下作人也去了日本，甚至鲁迅之所以放弃医学而弄文学，与作人的到日本也有点关系呢！那时两人共同筹办杂志，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共同遭受失败的苦闷。作人在日本娶妻生子，鲁迅宁可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回国就业以赡养全家。鲁迅到北京教育部发展，不久就托了蔡元培的大面子，把作人引荐到北京大学，这才成就了后来作人的大名声。1917年，作人生病，鲁迅跑前跑后，无微不至；1921年，作人在西山养病，鲁迅代为收发信件，代理各种琐事……
一直到事件发生前夕，两人都是共同翻译，共同编书，共同指导青年文学社团，共同参加中外友人聚餐，共同接受采访……在当时北京有所谓“三沈二马二周”，“二周”即周树人、周作人两人。他们共同聚居在八道湾的大宅院里；鲁迅的全部收入，都交给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掌管，连羽太信子的妹妹也成了周建人的妻子，甚至作人的妻舅羽太重久也由周家养活，信子的小妹妹福子的学费也由鲁迅提供……兄弟两人早年的著述，有大量都是互署对方的名字，或一人所作而署两人之名，或两人所作而署一人名字，连信件也莫不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或者说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中外历史上，这种例子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少见的。因此，他们的“兄弟怡怡”绝非轻言。
风暴突来
1923年7月上旬，八道湾周家的一切生活还在正常中。
3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写真三枚……”当时，兄弟二人经常在一起商量学问和编译出版事宜，六月间他们两人联名对北京的日文刊物《北京周报》发表了题为《“面子”与“门钱”》的谈话；两人共同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刚刚出版；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由周作人编辑，马上就要在新潮社出版。
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风暴即将来临。
但在随后的几天里仍然平静如常，到7月19日，风暴终于爆发了：这天上午，周作人拿了一封信，从他住的后院来到鲁迅住的南屋，见了鲁迅，二话没说，把信一塞给鲁迅，就走了。鲁迅被他弄得莫名其妙。把信拆开一看，信上写着：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看到这样的信，鲁迅十分困惑了。想问问清楚，作人早已走了。想到后面院子去追问，可是作人信上已叫他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去。只好让佣工齐坤带话给作人，让他来说清楚。但作人不理睬。当天，鲁迅在日记里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兄弟二人的冲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展现，短促、平静、内敛，却尖锐、沉重、强烈，富于暗示性。
对此，局外人更看不明白。连他们的母亲鲁瑞也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对借住在八道湾北屋的同乡学生许羡苏说：“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现在大先生决定找房子搬出去。”她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爱摆家长架子的长者，对于儿子不想说的事，她决不追问。
到26日，鲁迅就由同乡学生许钦文、许羡苏介绍，前往砖塔胡同看屋。这里是许羡苏的同学俞芬家借住的地方，正好有空屋。看过后，鲁迅就决定搬到这里来住。下午就开始整理东西，到8月2日，鲁迅就搬去砖塔胡同居住了。朱安也随同前往。不久母亲鲁瑞也搬到大儿子那里去住了。从此，二人从“兄弟怡怡”变成永不见面的“参”“商”二星。次年6月，鲁迅买下了西三条胡同21号屋，又从砖塔胡同搬到了西三条，有了安定的住所，故于24日前往八道湾取回自己的书籍，却遭到周作人、羽太信子的殴打和叫骂。当天鲁迅在日记里写道：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一位与他们两家都极熟的同乡后辈章廷谦（川岛）在鲁迅迁出八道湾后住进了鲁迅的房子，他目击了事件的发生，并忠实地记下了当时的情形：
其时，我正住在八道湾宅的外院（前后共有三个院子）鲁迅先生曾经住过的房子里。就在那一日的午后我快要上班的当儿，看见鲁迅先生来了，走进我家小院的厨房，拿起一个洋铁水杓，从水缸中舀起凉水来喝，我要他进来喝茶，他就说：“惹祸，管自己！”喝了水就独自到里院去了。过了一会儿，从里院传出一声周作人的骂声来，我便走到里院西厢房去。屋内西北墙角的三角架上，原放着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周作人正拿起来要砸去，我把它抢下了，劝周作人回到后院的住房后，我也回到外院自己的住所来，听得信子正在打电话，是打给张、徐二位的。是求援呢还是要他们来评理，我就说不清了。
（川岛：《弟与兄》，《鲁迅回忆录》二集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其中，“张”即张凤举，“徐”即徐祖正（耀辰），都是两家共同的熟人。据鲁迅终生的挚友许寿裳说，西三条屋的书房弄停当后，鲁迅“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的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捡书。一忽而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广平也说，朋友告诉她，“周作人当时曾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这才不致打中”（《鲁迅回忆录》）。
最后鲁迅实际只取到部分书籍，他以十余年之勤收集拢来的古砖及拓本，都没取出。他在《〈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痛心疾首地说：“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就我本人所见，当年鲁迅在日记中记载的部分藏书后来却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周作人藏书中出现了。
这次冲突也是兄弟二人生平最后一次见面。
关于决裂原因的几种说法
事情发生后，对于二人决裂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最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
经济矛盾说
当时周家在八道湾可说聚族而居，当家的是羽太信子。鲁迅的母亲当时就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贷，是不好的。”（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2页）鲁老太太又对人说：“你们大先生和二先生不和，完全是老二的过错，你们大先生没有亏待他们。”（同上，第102页）
当时鲁迅和周作人共同的朋友郁达夫说：“据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不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郁达夫：《回忆鲁迅》，上海《宇宙风乙刊》1939年3月到8月连载）
北京新街口北大街公用库胡同内八道湾胡同11号鲁迅故居内前院。从照壁处看南屋鲁迅住房
从八道湾11号内院看南屋
章廷谦（川岛）后来说，矛盾焦点“主要是经济问题。她挥霍得不痛快”（据章1975年与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转引自陈漱渝《披沙简金》第58—59页）。
周建人说：“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照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所有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块钱化掉了。”（《鲁迅和周作人》，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
不敬说
除了上述郁达夫提到，据当时在场的张凤举他们说，羽太信子说鲁迅对她有不敬之处，所谓“不敬”，当然并非说“不尊敬”，而是说“不正经”。章廷谦也提到这一说法。他说：“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据章廷谦1975年的谈话记录）且事实上还有一道土沟。
至于张凤举和徐祖正，都没有发表文章谈此事。1977年我曾经到北大宿舍“蔚秀园”拜访过徐，他当时因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还有些心有余悸，对此讳莫如深，不愿多说，只说不清楚。其实，他的意思也是有此一说的，但许寿裳曾提到“张凤举他们”（意思是包括徐祖正）表示，这“完全是两人的误解”。
此外，有些研究者推测是鲁迅窥视了弟妇的沐浴。总之，无论哪种说法，基本意思都是信子指责鲁迅对她有不规矩的行为。
拆信说
据当时曾经参与编辑《莽原》的荆有麟说：“据先生讲，他与周作人翻脸，是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两个人，有好些共同的朋友。即某人是鲁迅的朋友，也是周作人的朋友，所以有时候朋友写信来，虽然信是写给两个人的，但封面收信人却只写一个，鲁迅，或者周作人，因为他们弟兄，本来居住在一块，随便哪一个收信，两人都会看到的。有一次，一个日本朋友写信来，而且是快信，封面写的是周作人，鲁迅自然知道是谁写来的。恰恰送信来时，已是晚上，周作人已经睡了。鲁迅先生看是他们共同的朋友写的快信，怕有什么要事，便将信拆看了，不料里面却是写的周作人一个，并没有与鲁迅有关的事情，于是第二天早上，鲁迅将信交与周作人……不料周作人突然板起面孔，说：‘你怎么好干涉我的通讯自由呢。’于是两人便大吵起来，鲁迅终于还搬了家。”
广告说
据当时在北京的日本人清水安三说，事情则因一则广告而起。他早在1922年就认识鲁迅和周作人，同年，他在日本的《读卖新闻》上发表连载长文《中国当代新人物》，其中有一章专门介绍鲁迅兄弟，题为《周三人》。1976年，他在日本的《日本经济新闻》上发表《我怀念鲁迅》一文，其中说：“由于山本贤孝（应为忠孝）先生的误诊，致使周作人的儿子（实为女儿———锡荣按）死亡，周作人以显著地位在《顺天时报》上刊登广告。《顺天时报》是日本在北京发行的日文报纸。山本博士倒并没有发表什么辩护文什么的，然而被广告激怒了的，其实是鲁迅。关于周氏兄弟的失和，有种种说法，但是我以为这个误诊事件，也就是这个新闻广告事件，至少是成为开始失和的一个原因。”（关于广告引起兄弟失和的种种说法详见后文分析。）
惧内说
除了经济原因，周建人、俞芳等还指出一个重要原因，是周作人惧内，其妻羽太信子专横跋扈，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有蓄意赶走鲁迅和周建人，达到独霸八道湾的目的。而周作人因惧怕她的歇斯底里症发作，不敢讲半句不是，只得逆来顺受，这就更加助长了羽太信子的霸道。当时三弟周建人在八道湾居住，一面在北京大学旁听。她先是用当面羞辱、指桑骂槐等方法逼周建人离开北京出外谋生。待建人去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然后又设计逼走鲁迅。信子还曾多次提出要把她的日本父母接来北京同住，被鲁迅顶住了，因此恨之入骨，常教唆孩子：“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日本人增田涉曾记载鲁迅对他讲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鲁迅的印象·鲁迅跟月亮和小孩》）实际上，羽太信子早已处心积虑要把鲁迅撵出八道湾，所以在周作人面前挑唆。许寿裳说：“周作人的妻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亡友鲁迅印象记·西三条胡同住屋》）而一当鲁迅逝世，周作人马上把八道湾的住房产权人改作了“周作人”。因此，所谓“惧内说”，实际上也可说是“独霸说”。
鲁迅和周作人怎么说？
别人众说纷纭，那么事情发生后当事人又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分别来看。
鲁迅的说法和做法
事实上，鲁迅开始并没有对人说什么，以致连鲁瑞都不清楚他们究竟为了什么。但鲁迅的愤懑是显而易见的：他气到无话可说，因而病倒，他的肺病第一次大发作，一个多月后才慢慢好起来。但他不愿意多说，直到去世前一个多月才告诉母亲当年是什么病。对于这场纷争，他也一直没有对母亲说。后来，他曾经私下对几个最接近的人发过一些感慨。
一是对许广平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他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他认为，“周作人这样做，是经过考虑的，他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他曾对许广平表示：“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来了，生活才能够有点预算，比较不那么发愁了。”（《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当时鲁迅薪水为330元，还有其他收入，而从现在保存的鲁迅家用账目来看，鲁迅与朱安、母亲三个人的月开支只要40到60来元。而在八道湾时经济却是捉襟见肘。
二是后来曾对增田涉表示对于羽太信子的不满。增田写道：“有过鲁迅跟弟弟周作人不和的传闻，但是，我一次也没有从鲁迅的口里听过非难周作人的话。仅仅记得他好像对周作人夫人的态度感到不快，带有非难的口气。我想，恐怕不是鲁迅跟周作人不和，而是跟周作人的家里（即周作人夫人）不很融洽吧。”（《鲁迅印象记·鲁迅跟周作人不和的主要原因》）
三是写了小说《伤逝》，周作人从中读出了“乃是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知堂回想录》，第427页）。周建人认为这小说“是向周作人伸出热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鲁迅和周作人》）。
四是同年11月，鲁迅又写了小说《弟兄》。许寿裳指出：“写张沛君为了兄弟患病，四处寻医，种种忧虑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自身经历的事实。”（《我所认识的鲁迅·关于〈弟兄〉》）周作人也认为，这小说“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知堂回想录》第426页）。
五是开始用笔名“宴之敖者”。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这笔名的含义：“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欣慰的纪念·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1924年1月写《奇怪的日历》时署名“敖者”，同年9月写《〈俟堂专文杂集〉题记》署名“宴之敖者”，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描写了一个智慧勇敢的黑衣人，名字就叫“宴之敖者”。
六是，此后仍然在经济上支持羽太家。1925年10月羽太重久曾写信向鲁迅道谢：“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激。”
七是，此后终其一生，始终关切着乃弟的社会声誉和安全。1927年在北京北新书局被封、《语丝》被查禁后对于周作人的处境颇为关切，转达了“不如南来之安全”的建议。1933年对于周作人保护李大钊后人的举动，鲁迅表示赞赏；在1934年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招来广泛批评时，鲁迅却表达了最为公允的见解。1935年对周作人发表的《岳飞与秦桧》和《关于英雄崇拜》两文，也各撷取其积极成分加以肯定。同年，平津文化界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书》周作人没有署名，鲁迅深为之忧虑，曾让三弟周建人转达“遇到抗日救国这类重大事件，切不可过于退后”的意见。
周作人的说法和做法
一是，删除了自己日记中关于两人失和的记载。现存《周作人日记》1923年7月17日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7月《小说月报》收到。得钱玄同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不是这样的。其中被他后来“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涉及他与鲁迅冲突的内容，“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
二是，以“不辩解说”来作解说。他当时没有“公开的说”，但他后来却借元末倪云林故事表白自己。倪被人窘辱而绝口不言，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辩解，他说，一说便俗。周作人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密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他曲曲弯弯地说：鲁迅写了《伤逝》和《弟兄》，是“痛惜”兄弟情谊的断绝，而他却认为“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够不俗……”（《知堂回想录》第423、427页）
三是，在六月十一日冲突之后，于十八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破脚骨”》一文，影射鲁迅的索回书籍和生活器具是无赖子、流氓、“劫掠者”、“盗贼”。
四是，此后多次借机讥刺、嘲笑、非议鲁迅。1936年7月31日写了《老人的胡闹》一文，在评论日本议员反对称我国为“中华”而主张称“支那”的文章中，离题去议论“我国的老人”，说“老人的胡闹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鲁迅去世后，周作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论及鲁迅说：“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初可以说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并说鲁迅“多疑”，“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
五是，1964年再次谈到此事。当时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一书，其中有《鲁迅与周作人》一节，其中说：“许寿裳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周作人读后写信给鲍耀明时说：“昨日收到《五四文坛点滴》，谢谢。现已读了十之八九，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后又说：“《五四文坛点滴》据我所知道的来说，大抵去事实不远。著者似尚年轻，惟下笔也还慎重，是很难得的。”后又再次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转引自陈漱渝《东有启明 西有长庚》，《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5期）其实赵的提法很中性，怎么理解都可以，周作人认可其提法，实际是有伏笔的：回避了“不愿”的原因。
六是，在《知堂回想录》中，对许寿裳关于此事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许寿裳说，当时“外宾”来后，鲁迅从容辞却，周作人却说张、徐不是什么“外宾”。他说：“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这里不但已经辩解，而且有些强辩了。显然许寿裳说的“外宾”本来就指家族以外的人，如果说“外宾”指外国人，则当时除徐、张外，还有一个真正的“外宾”：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因此“外宾”只不过是“外人”的婉转提法而已，周作人却说人家是“造作谣言”，未免神经过敏。
究竟为什么？
在列举了上述的情况以后，我们再加以梳理，再来问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上述各种说法中，清水安三的“广告说”，看来是肯定记错了。首先，他所说的因周作人的儿子死去而引起，是没有的事。周作人的儿子没有夭折，夭折的是女儿周若子，而时间是1929年，这时鲁迅早已离开北京三年。周作人有一子二女：长男周丰一（1912—1997）后为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长女周静子（1914—1984），次女周若子（1915—1929）。1929年11月16日，14岁的若子因吃海棠果过多，引起胃痛，周作人就请以前常给周家看病的山本医院院长山本忠孝博士来家里诊治。鲁迅1920年和1926年的日记上，也不止一次记着请他来给母亲治病。山本来了两天，看看不行，就介绍若子住进德国医院，该院诊断为盲肠炎，当天下午作切除手术，19日晚，若子出现高烧，进而昏厥，心脏逐渐衰弱，至次日凌晨病逝。26日，周作人写了《若子的死》，后又写《再记》，记述了此事的经过。12月28日，又在《世界日报》发表《就山本医院误诊杀人致北平市卫生局呈文》，这就是清水安三先生说的“广告”。当然，这时兄弟绝交已经六年，是不可能再由此事而酿成冲突的。老人写作此文时已年届八十五岁，可能一时记错了。
其次，荆有麟的“拆信说”，也不甚合理。当时，兄弟两人信件联署合收，是司空见惯的，甚至代笔回信、代处理来信，都是常有的事。当然，那可能有授权，即口头关照过、认可过。但是，他们俩平时连著作权都不计较，除非鲁迅拆的那封信中涉及周作人更加重大的个人隐私，否则周作人是不大可能出现那种强烈到要绝交的反应的。但从已有资料来看，似乎并无这种条件出现。即使拆了信，也与周作人给鲁迅信中的“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之类的话没有关系。何况，那样就与羽太信子也没有关系了。但荆有麟愣说是鲁迅告诉他的，这就难以确认了。荆有麟与鲁迅的关系，是否达到能够让鲁迅敞开谈论这件事的程度呢？荆有麟毕竟是后辈，如果在某种不适当的时候去问这种问题，恐怕也只能得到不得要领的回答。
除了上述两说，其余三种说法：经济说、不敬说和惧内说，可就都与羽太信子有关了。
鲁迅持“经济说”。鲁瑞也有同感。要知道，鲁迅在羽太信子出现以来的十五年（1908—1923）中，一直是这个家最主要的经济承担者。在前十年，作人、信子等人的生活简直就靠大伯支撑，但1917年作人进了北大，名气日升，而1920年以后鲁迅则因教育部连年欠薪，再加生病，收入减少，使经济捉襟见肘。或许，这位大伯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可缺少，而且又要管头管脚，开始令人讨厌了。因此，管家齐坤在家务管理中营私舞弊，甚至把食物从墙头送出去，让鲁迅看见了，向信子指出，信子却只骂齐坤何以让鲁迅看见；小孩玩火，鲁迅向作人夫妇提出，信子却骂小孩说：“为什么给他看见！”而鲁迅买糖果给小孩吃，信子也不许小孩吃。
同时，鲁迅对信子的作派，也早已看不下去了。在经济宽裕的时候，也还罢了，一到经济拮据，矛盾就十分突出了，而压力最大的当然是鲁迅。他不得不经常举债度日！我们从鲁迅当时的日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窘境。在1923年7月前后，鲁迅拿到的工资往往只有2元、4元，“一成七”之类，而同期向人借钱却是一借就是200元。8月13日甚至有这样的记载：“母亲来视，交来三太太笺，假十元，如数给之，其五元从母亲转借。”母亲从八道湾来看鲁迅，带来了三太太即周建人妻羽太芳子的信，要向鲁迅借10元钱，鲁迅自己只有5元，却还向母亲转借了5元来借给芳子。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对信子的摆阔是如何的气愤，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却持“不敬说”。
从周作人给鲁迅的那封信来看，他虽然没有明说，但那种吞吞吐吐的口气，已告诉人们，他想说的是涉及鲁迅人格的问题。他说：“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意思是说他看到了人的本性的暴露。又说“愿你安心、自重”，意思是鲁迅不自重，因而得不到良心的安宁。在次年6月的取书冲突中，鲁迅自己也记着：信子的谩骂中“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信子对章廷谦等人说是鲁迅调戏她。另一种说法是“听窗”，还有一种说法是“窥视信子沐浴”。但无论版本如何不同，基本意思都是对信子有“不敬”之处。至于别人的转述，都暂且不论，也已可知道此说的存在及其来源。
显然，鲁迅也知道作人与信子持“不敬说”。而且，很多后人虽然没有明说，显然也倾向于相信无论是否事实，至少“有此一说”。在1929年8月8日的南京《中央日报》副刊《青白》上，就有卢冀野的《茶座琐语》一文，其中就说：“有一位北方小姐说，鲁迅与乃弟作人尝阋于墙，不相见者已数年，此中原因大约是‘为太太之故’。”据马蹄疾先生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或《北平新报》上有一篇文章叫《鲁迅和羽太信子》，说，鲁迅曾趁羽太信子沐浴时，在信子房门口窥视，被羽太信子告发于周作人，使周作人与鲁迅反目。这说法后来在一部分人中隐隐约约流传（马蹄疾：《鲁迅生活中的女性》，第96页）。以至于在最近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也不讳言，并且坦言：
对于这段历史，某些鲁迅研究者的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沐浴，才导致兄弟失和的。但是据当时居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至于情况究竟如何，我这个小辈当然是没有发言权的。
不过，我以20世纪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一谈。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
……
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所原是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我不为长者讳。但我倒认为据此可弄清他们兄弟之间“失和”的真实缘由。
他的坦率和面对真实的勇气确实令人折服，也使我们直接面对这一尖锐问题。但是这里却出现了悖论：既然日本人对于沐浴的观念是如此，那么即使鲁迅看到了羽太信子沐浴，她不也是日本人吗，怎么会对此大惊小怪呢？要说她是故作姿态，则周作人总不至于连这点都分不清，又怎么会跟着大光其火以至于提出绝交呢？仔细一想就知道不对了。
除了“沐浴说”，还有“听窗说”。其实上引章廷谦所说的窗下因有花卉而无法靠近，是针对信子声称鲁迅在作人、信子房间窗外“听窗”而言的。但既然“窗外有土沟、花卉”，人无法靠近，则“听窗”之说便不能成立。倘说，硬要钻进去听时也可能，则鲁迅个子较矮，在土沟、花卉之间，再伸长脖子，也未必能“窥视”到室内详情，而况那样未免太狼狈了。所以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最后还有“调戏说”。除了章廷谦以外，没有人用过这个表述。别人用的都是“不敬”二字。但“不敬”太含糊了，“沐浴说”和“听窗说”都是“不敬”。但“调戏”具体指什么，也并没有更明确的说法。而章在紧接着“调戏”说法的后面，说的还是“听窗”。所以，也有可能他说的“调戏”，即指“听窗”。
总之，虽然这几种说法都很难成立，但周作人夫妇却肯定是坚持“不敬说”的。无论从信子当时的表现还是周作人当时和后来的表现，都告诉人们，他们两人的意思是，鲁迅有严重的对不起他们的地方。因此，从表象来看，他们兄弟失和的直接矛盾，在于周作人夫妇指责鲁迅对弟妇羽太信子有“不敬”的行为。
深因所在
但是，这种指责是否成立呢？无论事实如何，我们都不能不直面它。
现在首先要看：面对被指为行为不端，鲁迅如何反应。
第一，他表现出愤懑和气恼。1923年7月14日的日记说“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表明争执已经发生了。当时，八道湾房屋共三进九间，鲁迅独自住在院内第一进南屋中间，第二进坐北朝南的三间是鲁瑞、饭厅和朱安，周作人和信子住在第三进北屋，本来鲁迅是与母亲、朱安等在第二进中间正房吃饭的，作人、建人两家一起在第三进吃饭。后来因许钦文的妹妹许羡苏寄居八道湾，改为许羡苏和鲁老太太、朱安一同吃饭，鲁迅则改到与周作人及羽太信子、芳子一起吃了。现在突然改为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当天也没有对作人说什么。
那么，鲁迅为什么不主动向作人去说明而要生闷气呢？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因行为有亏而自觉心虚，难以启齿；另一种是，因为对方无理至极，而气愤到不想说。但若是第一种，他没有理由在日记中记上这一笔，即使作为永不示人的日记，一般也不会来记下自己的丑行。更何况，他日记的口气是愤怒的，也正因为日记不示人，所以更真实。我们看到的是“记录在案”和“立此存照”的记录。
第二，他表现出迷惘和困惑。七月十九日周作人持信来，之后鲁迅通过工役“邀欲问之”。如果自己做了亏心事，何必明知故问？而鲁迅之所以要“邀欲问之”，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还是可以当面讲清楚的。但作人却不理他，这使他很困惑，也极为伤心。所以决定放弃对“兄弟怡怡”“永不分离”的追求，搬出八道湾。
第三，表现出悲哀和绝望。他想与作人对话，作人拒绝了，这显然使他感到失望，所以很快决定搬家。这表明他感到他们的兄弟情谊已经彻底破裂，无可挽回了。
北京八道湾11号住房分配图
第四，表现出轻蔑。次年他去取书时，对方竟大打出手，还满口秽语。而鲁迅的反应是冷峻地对前来劝解的人们说：这是家里的事，不必外人费心。对于对方的“秽语”及“捏造未圆处”的“救正”，都不予理睬，并且照样“取书、器出”，表现出不打算澄清事实的态度。其心理基础有四：①认为不可能讲清楚———绝望；②认定没有与对方讲道理的必要和价值———轻蔑；③不必在外人面前论自家人的是非，不欲外人参与家事———无聊；④自知理亏，讲起来必输———心虚。但第四点可能性较小：两个人之间的事，本来就难分是非，是可以强辩的，即使心虚，也可以反唇相讥。所以，不辩应是轻蔑。
再看周作人夫妇的表现。
一是，信子居然一反常态憋了三天。信子性格狂暴，如果因鲁迅对她“不敬”而造成冲突，则根据信子的性格，她怎么可能等到三天后才告诉作人呢？这件事她必定是憋了三天，或在行止上表现出来，才让周作人知道的。所以才会有周作人十八日的“我昨天才知道”。
二是，周作人知道后，态度既绝情又懦弱。他不采用当面指责的方式，而用写信的方式。而信中既非痛斥，又无诚意；既像指责，又像自责；既像怜悯，又像唾弃，表现出不自信的恼怒。
三是，拒绝解释和澄清。其心理基础可能是：①他认为没有必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一说就俗”；②认为事实已经清楚，澄清是多余的；③不屑于对话。
显然，他认为事涉鲁迅的人格，言之脸面无光。但其依据其实是很薄弱的：唯一的证言是信子的话，而人们始终无法了解到信子的指责究竟有没有事实、有什么证据。而周作人夫妇的说法，也缺乏有力的证明。周作人当时的说法只是含沙射影，暗示鲁迅做了什么亏心事；后来则一直到死，都对外宣称“不辩解”，其实始终还是用了暗示的手法大作辩解，但只故作神秘而无一处拿出证据来。尤其是，故意剪掉了日记中的有关记载，却还特地告诉人们一声。既然剪掉，就是不想让人知道，又何必告诉人？剪掉以后再告诉人，使人既无法证实，却又无法否定，得到的效果便是无形中坐实自己的结论。这当然是一种十分高明的辩解手法。但实在说，不够光明磊落。
从双方的反应来看，破解这个谜的关键在于羽太信子。
首先，令人不解的是：信子为什么要憋了三天才说呢？我们不妨来作一点假设。
第一种假设
假设她是因遭到鲁迅“不敬”而羞于启齿。可是为什么后来又说了，而且毫无怕羞的形迹？从她后来那样破口大骂的泼辣，以及所有人对她性格的描述来看，她像是那样怕羞的人吗？决不是。如果鲁迅“窥视”她沐浴，她会不会那么愤怒还未必；如果鲁迅“听窗”，则她如果发觉，周作人应该同时发觉，而周作人四天后才说“昨天才知道”；如果说“调戏”，为什么当天不与周作人说呢？同时，她也并没有沉默，她与鲁迅起过冲突，结果是鲁迅改在自室吃饭———她胜了。既然胜了，为什么却又沉默呢？
第二种假设
假设她自知在与鲁迅的冲突中有理亏之处，所以不说。而一当周作人知道后，为她找到了某种逻辑上、心理上的支持，她就变得强硬起来，所以就出现了破口大骂。而正因为这种逻辑是周作人为她找到的，信子还没有完全掌握，于是在使用这种逻辑大骂时，露出了破绽。也正因此，周作人会赶紧出来“救正之”。如果他们的冲突是由“不敬”而起，她不会有什么理亏之处，当然也就不需要寻找这种逻辑。以此观之，他们的冲突必不是由于“不敬”，而是别有深因。
第三种假设
假设由于平时因经济问题、持家方式等方面积怨已深，本已处于一触即发状态，这天因某种机缘，出现一种既关乎经济、又埋藏着“不敬”危险的冲突：例如吃饭。假设当鲁迅前往后边院子吃饭时———当时正好周作人不在———恰巧信子正在沐浴，鲁迅为寻找本该一起吃饭的人而无意中看到了信子沐浴，或在吃饭过程中因信子没好气而产生某种争执，甚或发生身体碰撞，这就成为信子撒泼的理由。而鲁迅觉得既无聊又无奈，只好让她去胡说了。而当周作人知道后，又加上自己的猜疑，使信子益发觉得自己骂得有理，这就成为夫妻二人指责鲁迅的依据。
这样，事情又回到“经济说”来了。
从这种种现象来看，最终“不敬说”也仅仅只是周作人夫妇对鲁迅的一种指责，从目前人们所掌握的一切材料来看，他们夫妇既没有留下可靠证据证明其说法，鲁迅的任何表现也都不足以支持这种说法。当时虽然他们夫妇当着徐祖正、张凤举的面指责鲁迅对信子“不敬”，还在章廷谦、许寿裳等人面前批挞鲁迅，但似乎并未引起别人的认真注意，鲁迅并不认为他们击中了自己的要害，旁人也只当她说疯话。他对徐、张二人也只说这是家里的事，不必外人费心之类的话。倘若他心虚，或觉得严重损害自己的人格，则一定会主动澄清，尤其是当有外人在场时。鲁迅所表现的“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的轻蔑，都表明，他认为这种诬赖不可能成立，不会造成人们对自己的误解或成见。而且，许寿裳和章廷谦都显然认为，这纯系信子的信口罗织，所以许说周作人“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而章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从信子对鲁迅的指责中，我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说法不一致。“不敬”是别人的归纳。而具体的说法，却有几种：听窗、窥视沐浴、调戏……别人可能正是因为这些说法的不一致，所以才归纳为“不敬”。然而这种种说法为什么前后不一致呢？没有别的解释，正说明了信子很有可能是“信口说说”的。只有这样解释，才能说明为什么她当时没有向周作人“揭发”，为什么在不同的人面前说法不一致，为什么鲁迅说她“捏造未圆时，则启孟救正之……”了。
从上述情况来分析，整个事件的真正原因，可能是，由于羽太信子希望在八道湾只住周作人这一房，她总看不惯鲁迅这个大伯和周建人这个小叔，在经济上出现窘状时更是如此。因此，当周建人去上海谋职，而鲁迅的经济来源发生困难时，信子不免故意找茬出气，而当鲁迅在某种巧合中冒犯了她的“天威”时，她就小题大做，称鲁迅对她“不敬”了。
有人曾借分析鲁迅的“性压抑”来暗示这事并非不可能。因为鲁迅事实上过着独身生活，为了压抑性欲，他特意穿薄裤，盖薄被，远女色；而从人性的要求说，他有理由要求性的满足。但是，这种分析在这件事上也是不足为凭的。鲁迅认为，没有爱情的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是比嫖妓更高明的不道德，所以鲁迅不碰朱安。按照当时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一个男子拥有三妻四妾都是合法的，鲁迅既然养着朱安这个名分上的妻子，完全有权利满足自己的性要求，然后再找自己喜欢的人共同生活（这种例子在当时俯拾皆是），又何必舍近求远，自找没趣？
又有一种说法，说鲁迅早在当年留学日本期间，与周作人一起认识信子后，就喜欢信子，只是因其年龄、情趣与周作人更接近而让位于乃弟，甚至暗示鲁迅先与信子好了又让给作人，但却始终不能忘怀，也即暗示两人藕断丝连。作人一家到北京同住八道湾后，又有了这种机会，遂意图非礼，或许信子不从，故起冲突。但这也未免太离谱。事实上，鲁迅是非常注意自己作为大伯与作为弟媳的信子的伦理关系的。信子从绍兴的来信，有24封是单独署名的，而鲁迅给她的回信绝大多数是附于给作人信中的，单独给她的回信只有三封，都是事务性的内容。鲁迅也从来不与她单独相处。
又有一种说法———来自日本的南云智先生———更加奇妙，竟说鲁迅把自己的日记重新抄写了，删除了有关与信子关系的内容。这是既无可能，也极可笑的。不值得加以辩驳了。
鲁迅哪里知道，信子这一时的发泄，会使后人当作话柄，以至于到六十年后，还有人在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发表文章（《鲁迅、世界文化与性》，1984年4月），说这事“可能涉及鲁迅人性方面的弱点”，据说有人甚至由此发展到要写“鲁迅与100个女人”这样的文章。那就纯粹是商业文化了。
一个阴谋———驱逐鲁迅、周建人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这一事件比较实际的结论是：表面争执于“不敬”问题而实际发端于经济矛盾。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原因。这就要谈到上面说到的“惧内说”。
事件的进程告诉我们，周作人的思路是围绕着信子展开的。信子一告，作人就一跳。在信子没有“告发”以前，周作人颟顸糊涂；信子一告，周作人立刻写了绝交信，既源于信子，又甚于信子。到鲁迅前去取书时，信子骂詈，作人动手（鲁迅记载是“骂詈殴打”，章廷谦目击了作人砸香炉），是助信子之威，而猛于信子之法：他总是跟着信子而比信子做得更过分，似乎要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
实际上，周作人的惧内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信子早在嫁到周家后，住在绍兴时，因为一点小事，往往就会歇斯底里大发作，倒地大哭，弄得周家人手足无措，于是赶紧答应她的要求。有一次他的弟弟羽太重久看见了，说是没有关系，由她去，一会儿自己会爬起来的，果然一会儿自己起来了，这才知道原来是病态。周作人在家里是横草不拿的人，他整日捧着书本，连孩子在一旁大哭他都可以照样看书；管家齐坤舞弊被发现，家人去请示他是否辞退，他却说：“辞退他，对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没人能代替得了，还是留着吧。”作人为求得日子太平，就对信子百依百顺，免得发病。他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这样，就造成了惧内的脾性。而且，作人性格本来懦弱，经不起吓，一看到信子脸色不对，就会赶紧讨好迎合她，以换取太平。在这件事上，可说仍是这种格局的又一次演示。只不过这一次事关重大。
种种迹象表明，羽太信子在绍兴养成的霸道作风，已逐渐使她萌生了要在这个家族中称王称霸的想法。随着举家迁居北京，她得到了在经济上主持家政的权利，由此她又进一步产生了要独霸八道湾的野心。于是她首先把眼光盯住周建人，处处排挤、打击他。这首先是因为周建人当时无业在家，没有收入，成为信子讨厌的人。信子就常常羞辱他，责骂他，或指桑骂槐，或当面抢白，意指周建人在家吃白食，没出息，常令建人不堪忍受。周海婴曾记述，周建人去北大听课，信子就说：“这么大年纪还要去上课，多丢人。”有一次，周作人夫妇和芳子带了孩子要去郊游，周建人要同行，刚要上车，芳子竟乜斜着眼说：“你也想去吗？钱呢？”周作人目睹这一切，却默不作声。建人气极，此后就设法找工作。为此鲁迅多次写信给蔡元培，请他代为设法。后来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准备带芳子去上海，信子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芳子去上海。芳子在信子的坚持下，也就决定不去上海，使建人无奈只得单身赴沪，最终造成了这对夫妻的劳燕分飞。建人临走，鲁迅嘱咐他，你这次出去，不要想家，不要想那么容易再进这个家门，你在外谋生，自己存些钱，不必寄钱回来。之后，信子不但不让芳子去上海，周建人生了肺病，也不让他回北京养病，看来确是一心要把他排除出去。建人实际上被驱逐出这个家庭了，而芳子则成为信子的仆人。
建人走了，剩下鲁迅，也是讨厌的人。人们常常对鲁迅、周作人的反目觉得突然，并且指出他们在此之前不久还很融洽。事实上，兄弟两人固然融洽，但信子与鲁迅早已不那么融洽了。她让孩子们不要接近鲁迅和朱安，说是要“让他们冷清死”；由于鲁迅要周作人注意节约，信子便怀恨在心，就像许寿裳说的“外貌恭顺，内怀忮忌”；她嘱咐佣人，开支要瞒住鲁迅，鲁迅买的糖果，她也不许孩子们吃，以至鲁迅气愤地说：“好像穷人的糖果也是脏的”。周海婴认为，信子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学者马蹄疾认为，自从鲁迅成为信子将八道湾一统天下的绊脚石以后，逐出鲁迅已成为羽太信子的一块心病。根据当时周家的经济状况，鲁迅对作人夫妇的规劝，以信子的性格，她当然“不愿和这位大伯同住”了。所以，她希望与鲁迅分家，也是很自然的事。又由此，她见了鲁迅讨厌，口出怨言，一有点什么就发作，也正是情理当中的事。
无言的结局
鲁迅在愤懑中离开了八道湾，离开了这个他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父亲去世后在故乡以外重建了家族聚居氛围的地方。在鲁迅的一生中，曾经遭受过多次精神的重大打击，如早年的祖父科场案，日本时期的幻灯片事件，北京时期的“三·一八”惨案，广州时期的“四·一五”事变，上海时期的“左联五烈士”事件……但这些打击大部分来自外部，即家族以外的人，唯独与周作人的决裂，却是来自家族内部，而且给予他精神上的打击最重，因而大病一场，前后缠绵达一个半月。这是他肺病的第一次爆发。对于鲁迅的患病史有极大的影响，同时对于后来鲁迅性格的发展影响也极大。
———如果说，鲁迅思想中有很强烈的“复仇情结”的话，这次事件的刺激绝对是一个重要的诱因，此后鲁迅的文章中就经常出现“复仇”的主题和字眼了。1924年他写了以《复仇》为题的散文诗，后又写了以复仇为主题的小说《铸剑》等等。
———如果说鲁迅性格中有“受骗情结”或者说“多疑”的一面的话，那么这次事件也绝对是一个重要的诱因。1924年11月13日鲁迅写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就是一个多疑的例证。他还说了这样的反话：“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亦即所以慰之。”1925年在《颓败线的颤动》中描写了一个被利用殆尽后又被家人驱逐的老妇的“眷意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诅咒”交织于心的感情，也是一定程度的夫子自道。后来在上海还写过《我要骗人》这样的文章题目。
———如果说鲁迅杂文风格前后期的变化是由泼辣转为冷峻，那么这次事件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冲突发生整整三个月后，他写信给李秉中说：“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我也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现在仍然只好对于愿我得意的便拉几个钱来给他看，对于愿我灭亡的避开些，以免他再费机谋。”这些话，明显是说明自己为什么要离开八道湾了。
同样，周作人所执著的却是一种“幻灭感”。在他交给鲁迅绝交信后一个星期，他在《自己的园地·旧序》里重复了绝交信里“过去的蔷薇的梦都是虚幻”的话，并且以看破红尘的口气，表示要“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而此后，他也真的踱进了他的“苦茶庵”，逐渐与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脱离了，尽管他也写了《前门遇马队记》《“碰伤”》这样的杂文。但后来步步退入书斋，连大是大非也渐渐模糊起来，终至滑入泥潭。所以，许寿裳说：“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亡友鲁迅印象记·西三条胡同住屋》）尽管两人后来分道扬镳有其思想上的分歧，但不可否认，兄弟的失和，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续记
2003年，朱正先生在《周氏三兄弟》一书中，对此问题，表示：“从现有材料看，在事情的突然爆发之前，也就是鲁迅被‘逐出’之前，信子对鲁迅已经是颇有敌意了。……可以看出鲁迅和作人夫妇的关系是越来越恶化了，恶化到极点，终于爆发。至于引起爆发的原因，是无从查考也不必查考了。”（东方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第102—103页）后来出版的写周作人的书和文章，也未见新材料或新说法。虽然在互联网上关于此事的谈说还是不少，有一些不负责任的说法，不足与论了。
2012年10月，日本东京的明石书店出版了《鲁迅———海外中国人研究者讲述的人间》第二部《某中国人的信件和俳句———北京通信一九八九—一九九七年》一书，其中收有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给香港鲍耀明先生的100封信件，其中
1989年2月20日一封有这样的话：
周作人给鲁迅信的内容仅仅是通知长兄，对我而言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一）所谓的“我昨日才知道”。我们住在八道湾内宅的日式房间（只是一间。另外一间是砖地），在那一间我舅舅羽太重久亲眼看见“哥哥”与弟妹在榻榻米上拥抱在一起之事，相当惊讶。因此第二天他把那件事给“弟弟”如实说出来，就是指发生的“我昨日才知道”这件事。其实周氏兄弟二人留日之时，出生在穷人家庭的长女信子，正于兄弟二人租房的时候，作为雇佣女工来工作，虽然与各个有了关系，但鲁迅作为在老家已经结婚的哥哥，如今不能再婚，因此把信子推介给弟弟并让他们结婚。弟弟一直都被瞒着，因此不知道这件事。
（二）“过去的事”这句话是指留学时代哥哥与现在已经成为弟弟妻子的女人之间的关系。
（三）因此，“也不想责谁”的“谁”指当事人双方。
（四）我认为“大家”是包含自己在内的三个人。
（五）因为“安心”就是不再追求更多，“请安心吧”。“自重”是奉劝以后应该谨慎的意思，这句话是正如兄台所理解的那样子。
周作人的儿子出面来坦然讲述这件连旁人都难以启齿的事，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且如此露骨、直率，好像谈邻居街坊的事一样。当然，他写信的时候，未必有发表的意思，现在被人拿出来发表，是否符合他的意愿呢？这就不得而知了。但当然，作为自认为知情者的人，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是无可厚非的。
对此，日本学者中岛长文写了《羽太重久看见了什么？》一文，其中说：“我在二十年前，首次关注这个谣言，写有《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一文”（收入他的《鸱枭之声———鲁迅的时代》，原载《飙风》1991年12月第26号，由赵英、童斌译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9期）。他是早就亲耳从周丰一那里听到过这一说法的：
1980年代之初，我也在北京，虽然从周丰一那里也听说同样的事情，但还没有如此直露。从那时周丰一的口吻体察到，父亲，也就是周
作人可能确信羽太信子和鲁迅的关系，这是写成上文的动机之一。我惊讶于此事过了三十年之后又以这样的情形出现。
但据中岛考证：周丰一说的那个目击者羽太重久，即信子的弟弟，1922年7月25日离开北京，1923年12月31日才再次来到北京，1923年7月他根本就不在北京，他除非做白日梦，是不可能“从东京看见八道湾内宅的后院”的。这就从根本上击破了周丰一的说法。
中岛认为：“谣言这种东西，一开始并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但是经过口耳相传，就变成传达人所想看到的情景，结果会变成子虚乌有的东西。”
中岛考察了这种谣言的来源。他认为：周丰一自己肯定没看见，一定是听来的。他听来的途径，不可能是父母，只能是某个熟人。周丰一自己在上述信里还谈到自己曾经试图调查：
知道以上事情的人们之中有人袒护“哥哥”，故意采用歪曲事实的说法。与“实事求是”的本意相去甚远。女人不好啦，（兄弟吵架是因为女人挑拨啦）虽然大家众说纷纭，我相信根本原因是不正当男女关系产生的必然结果。当时赶到现场的三个朋友———徐祖正、张凤举、李某最了解事情的经过，徐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一九八七年八十二岁的他因胃癌过世了。（中略）另一位是张凤举先生，也是留日学生，一九八五年寄居美国之后我们才开始通信，我寄出两封信后，从其家人得到了张先生已经逝世的信，很是震惊。要说为何，因为我很想知道当时事件的详细情况。
周丰一信中还提到：“今年已经八十岁的我的女先生陶虞孙老师，现居于安徽蚌埠。……我想您直接给陶先生写信的话，也许会告诉您那件事吧。”似乎暗示，他是从陶虞孙那里听来这说法的。但是中岛很想不通的是：周丰一“对母亲信子的描写，就有像毫无关系的人写的那种感觉。这点我心里有点想不通……根据这样的说法，鲁迅与信子的关系，那就不是鲁迅对信子‘做了失礼的事’（信子的说法），而是成为双方自愿基础上发生的‘不伦’之事。也许这是这个流言的阿基流斯之踵”吧。
周丰一为什么谈自己母亲与大伯父的丑闻好像谈不相干的人似的呢？中岛认为原因是：
在他的信里比较真实地表现有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们备尝艰辛的心情。他们被鲁迅家人，特别是许广平批评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喽罗、奴隶，在表面上不能面对面地反驳的。虽然周作人本人的工作环境得到了保障，但是作为其家人，成为卖国贼的家人而受到严厉批判，结果理所当然是被社会所封杀，特别是在“文革”中遭受践踏之苦。现在置他们是否直接制造的流言而不顾，可以说将屈辱感、愤怒感、怨恨之心等都汇集在这个具有攻击性的流言里。实际上，这个流言是建立在完全否定鲁迅人格的基础之上的。
按照中岛长文的看法，这家人因为心情压抑到了极点，宁愿伤害自己家人，也要把这口气吐出来。
2003年9月11日，陈漱渝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再谈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一文，介绍并分析了中岛长文的观点。陈漱渝指出：所谓羽太重久“亲眼看到”鲁迅和羽太信子在榻榻米上拥抱在一起，“更是百分之百的扯淡！”他认为：
首先“如果他向姐夫举报姐姐的出轨行为，那位有歇斯底里症的姐姐日后岂能容他！”
可是实际上重久后来与姐姐的关系也一直很好。
其次，“羽太重久跟鲁迅的关系，同样可以戳穿以上流言的虚妄”，在此之后，重久跟鲁迅的关系也同样很好。从兄弟失和到1929年，重久在鲁迅日记里出现了43次，“如果他真是目击者和举报人，一定会站在姐姐和姐夫一边，严厉谴责‘哥哥’的不道德行为，而不可能继续跟‘哥哥’保持亲密关系。”陈漱渝举出一个实例：1925年10月7日羽太重久给鲁迅的信，至今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其中感谢鲁迅“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鲁迅不仅汇款资助他开铺子做买卖，还关心他的婚事。对于当时鲁迅被教育总长免职一事，表示“感到非常担心，究竟为什么要罢免兄长这样的人呢？我不能不为教育部感到惋惜。受到教育部的罢免，即使生活上不会有什么困难，但那些家伙实在叫人气愤。为了给那些混账东西一点颜色，望兄长今后更加努力奋斗”。于此可见，羽太重久不可
能是举报人。
可以补充的是：兄弟失和以后，从鲁迅日记上可以看到，羽太重久三天两头来找鲁迅，鲁迅多次借钱给他，还常托他办点买书等小事情，鲁迅给他很多帮助，他外出旅行时鲁迅还给他旅费，就像对自己的一个小弟弟。他也十分感激。一直到鲁迅到了上海，他还与鲁迅通过信。如果他是举报者，他还可能这样吗？假定按照周丰一说的，大家都被蒙在鼓里，那这个羽太重久也太卑鄙、太龌龊了吧？既然是如此卑鄙龌龊的小人，他的话可信度又大大地打折扣了！
陈漱渝又从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作了解剖。他指出：如果鲁迅与信子早年就有关系，现在又与信子旧情复燃，足以证明两人感情深厚而缠绵，那么“揆诸常理，婚外情败露之后，女方的感情必然是倾向于情人一方，而不会完全站在丈夫一边去伤害她的情人。”如果鲁迅跟她是情人关系，她怎么后来反倒跟周作人一起骂鲁迅呢？
陈漱渝特别指出：按照周丰一的说法，鲁迅与信子当时是“在榻榻米上拥抱在一起”，显得是两厢情愿，而不是后来说的单方面“不敬”，而信子后来却是在周作人面前描述鲁迅的“罪状”，还“多秽语”，而“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信子这种表现，怎么也不是情人能做出来的。
陈漱渝还从周作人夫妇的关系上分析，也认为完全可以击破那种流言。如果事情属实，周作人就是一个受害者，而信子就是理亏者，日后必然心虚气短，而事实却完全相反，是信子一直在对周作人疑神疑鬼，1934年周作人访问日本，信子就怀疑他与早年暗恋过的乾荣子幽会，以后经常冷嘲热骂，骂的话不堪入耳，一直怀疑到老。如果是她本人大节有亏，他在周作人面前还敢这样吗？
此外，在中岛长文和陈漱渝的文章中，都提到了周丰一所谓早年“哥哥”先与信子有了关系，因为已经结婚，不好重婚，转而“推介”给弟弟，并一直瞒着他的说法，但都未加进一步分析。中岛认为那是无法质证的事，“因为如果有人怀疑鲁迅的话，就是可以随便造出的”谣言，是没有办法检验证实的。
参考文献：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5月版。
川岛：《弟与兄》，收《鲁迅回忆录》（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版。
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11月版。
赵聪：《五四文坛点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1964年版。
马蹄疾：《鲁迅生活中的女性》，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重编本。
朱正：《周氏三兄弟》，东方出版社2003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