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
1902年春，鲁迅由江南陆师学堂俞明震带领，去日本留学；1904年春，鲁迅从弘文学院速成班毕业，秋季，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1906年，又是春天，鲁迅放弃了医学，离开仙台，回到东京，开始了他的终生不渝的文学之旅。这就是“弃医从文”事件。然而，在鲁迅生平事迹中，“弃医从文”事件的起因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成为鲁迅生平的一个公案。
争议的起因
其实，从鲁迅本人的记述来看，本来并不复杂。按他说，他当时身在异国，本来刺激多端，恰巧在课堂上放映的影片中看到他久违的中国同胞，却是使他极度难堪的一幕：同胞们被作为俄国奸细杀害，另一批同胞却充当神情麻木的看客。在课堂里一起看画片的其他所有人———都是日本人，一片欢呼声，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在羞辱中，他猛醒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实现强国强种的第一要着在于唤起民众，改变他们的精神，民族才有希望。而善于改变人的精神的，首先要推文艺。于是，他决定，放弃自己的医学事业，投身于文学活动，以期唤起民众，来堂堂正正地做中国人，不再充当这屈辱的角色。这也就是引起鲁迅“弃医从文”的所谓“幻灯事件”。
然而，有一些日本学者提出问题来了。他们说：当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该校还没有电影放映设施，他不大可能在课堂里看到电影。当时该校只有幻灯片，而该校现存的日俄战争幻灯片中，并没有鲁迅所说的那样的镜头。就连鲁迅说的关于藤野先生与“讲义风波”，也都与事实不符，因此，所谓“幻灯事件”，可能是一种想象，一种因经常看到类似图片而引起的幻觉，或记忆错位，因此，鲁迅那些相关的记述是“诗”，而非真实。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外景
对此，人们既难以进一步证实，也难以否定。因而，至今难下定论。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鲁迅究竟是否看到过那个影片中的镜头？是否鲁迅自己“心造的幻影”？他究竟为什么要“弃医从文”？根据我所掌握的最新材料，我想可以对此作一梳理，并重新来反观这一争议。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回到鲁迅那里。鲁迅对这事有一段经典的记述：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呐喊〉自序》）
鲁迅（左一）与仙台医专年级干部合影，摄于1906年3月
在课堂里一起看画片的其他所有人———都是日本人，一片欢呼声，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在课堂上还有他一个中国人。鲁迅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度的伤害，从而决定“弃医从文”。
但在另一篇文章———写于1926年的《藤野先生》中，鲁迅再次写到这件事，记述却又有些细微差别：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在写于1925年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又这样记载：
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
在1930年写的《鲁迅自传》中，再次提到此事：
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
在这几处谈到此事的文字中，有几处记述后来成为争议的焦点：
①鲁迅看的究竟是“电影”还是“画片”？
②当时课堂上教的究竟是“微生物”还是“霉菌学”？
③鲁迅究竟看到了什么———他所说的画面究竟是否存在？
④画面中杀人的手段究竟是“砍头”（被斩）还是“枪毙”？
⑤整个事件究竟是虚构的故事或“诗”还是真实的历史？
⑥鲁迅“弃医从文”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为了弄清事情原委，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鲁迅在课堂上看的究竟是什么？
在上述几段文字中，鲁迅每次谈到当时教学用的手段，都说是“电影”，无一例外。本来，过去从没有人对此发生怀疑，当然也就不去证实它。上世纪70年代中，日本仙台医专的后身———现东北大学的阿部兼也先生等一批师生，对此展开了调查。他们经过内查外调，查明了许多事实，包括查到了鲁迅在校期间，该校于1905年制作的一套反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内容大体上正如鲁迅所说是“时事”片，而且也确是反映日军战胜俄军的情形。然而，在这套幻灯片中，却怎么也找不到鲁迅所说的那张“一个中国人被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的画面。
况且，这根本不是“电影”呀！
那么，当时是否还有类似的电影片呢？电影发明于1895年，到1906年，已经十年有余，因此，在日本使用也不会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是，据记载，当时仙台医专却还没有使用这种设备。毕竟，那时电影放映设备还是十分昂贵的。
据记载，仙台医专教鲁迅这一班细菌学的是中川爱，他是北海道人，曾留学美国，又曾游学欧洲。他从德国带回来一架幻灯机，用幻灯作为细菌学教学的辅助手段。中川在助手的帮助下，亲自对画面加以说明。当时日俄战争已将结束，并从1904年起，在日本因战争而引起了观看战争幻灯的“幻灯热”。例如，在1904年的《东北新闻》上，就有关于看幻灯的记载：“日俄战争教育幻灯会 黑川郡大衡村字驹场（在仙台市北面），由立志学会会长濑户发起，于十三、十四两日，举办日俄战争国民后援教育幻灯会，由吉冈高桥政助、大山源太郎两氏担任说明。来观者三百余名，颇为盛大，军人遗族甚至挥泪感奋云。”可见当时盛况。
在这样的情势下，思想前卫的中川教授在细菌课上，使用幻灯是很自然的。《东北医学会会报》第33号上《理化学教室落成》一文中曾报道鲁迅这一班上细菌学课用的六号教室安装幻灯情况：“特别是在教室后景上装设的幻灯器，如接通电力进行放映，提供各种‘公开演示’，可以说于我等裨益不少。”
现已查明，中川用的幻灯片，有一套二十枚一组的以日俄战争为内容的至今还保存着。虽然已不全。我在后面将专门谈这套幻灯片。
仙台医专的做法还受到了文部省的奖励。在1905年文部省发给该校的《战时地方教育的经营》一书中，有“战时通俗讲话会及幻灯会等”项，其中说：
由学校教员、教育会或其他志愿团体发起组织，利用历来经常举行的父兄恳谈会等形式，或新办战时通俗讲话会、幻灯会，召集公众，就列国大势、开战的理由、战争的经过、战争的状况、忠勇的美谈、国民的觉悟等给以最通俗的讲述与说明，用以鼓励忠君爱国之志操，奖励勤俭博爱之美德，或授予有关战时之知识……
根据日本《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记载，1905年5月，日本文部大臣还专门视察了仙台医专。他在山形仲艺校长陪同下，来到片平校区时，首先观看了中川教授细菌幻灯，然后再看别处。事实上，细菌学幻灯授课被列为这次视察的特别对象。显然因为利用幻灯授课在当时是一种新式的授课方法，已经引起了政府的注目。另外，中川教授从德国买来的珍奇、精巧的幻灯机，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从这些记载，已经可以看出：当时该校放的确是幻灯，而非电影。
还有两个细节，也有助于说明此点。
第一，当时该校买一台幻灯机已很觉重负了。中川这台幻灯机从德国买来，价值四百元，在当时是很贵的。1904年的仙台《河北新报》就刊有“幻灯器械”广告，“瓦斯照射幻灯价格五十元，附二重连转价格三十五元”。要买电影放映机，显然不是该校所能承受的。
疑为鲁迅所说“砍头”幻灯片
第二，在上述《河北新报》上有“日俄战争幻灯映画”的产品介绍。其中有：“旅顺陷落、辽阳占领之翌日制出映画十二枚二元……”，“映画”翻译成中文就是“电影”。可见，“幻灯映画”是一回事。因此，可以认为，鲁迅说了多次的“电影”实为幻灯。
至于问题二：当时课堂上教的究竟是“微生物”还是“霉菌学”？这不是大问题。鲁迅在不同的文章中说的名称不同。但这极容易查明。根据仙台医专当时的课程表，鲁迅所在班第二学年第二学期课程有解剖学实习、局部解剖学、组织学实习、细菌学理论、生理学、病理学理论、病理解剖学、诊断学、外科总论、药物学、德意志学，共十一门。这就很清楚地说明，鲁迅上的是细菌学。至于他说的“微生物”和“霉菌学”，与“细菌学”只不过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达而已。
鲁迅究竟看到了什么？———幻灯片的真实性问题
按照鲁迅说的，他“弃医从文”最主要的诱因在于，他看了那部杀头“画片”。因此，这“画片”的真实性，就成为问题的焦点。而认定鲁迅的回忆究竟是“诗”还是真实，这画片也是极重要的证据。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东北大学发现了鲁迅在校期间，该校1905年制作的一套反映日俄战争情况的幻灯片。情况与鲁迅所说的已经十分接近了。
然而，在这套幻灯片中，却找不到鲁迅所说的那张中国人被当作俄军侦探杀头（或枪毙）的画片。
东北大学所藏的这套幻灯片的底版，是由该校医学部细菌学教授石田名香雄博士在细菌学教室发现的。全部应为20张，但现存15张，收藏在一只桐木盒子里。底版是玻璃的，高82毫米，宽103毫米，画面部分高50毫米，宽70毫米，色彩相当鲜艳。底版上有“鹤渊幻灯踑”字样。这15张幻灯片的内容是：
①踏查地理的决死队；
③犬竹骑兵一等兵奋战龙王庙；
⑥胜彦市与敌人拼刺刀；
⑦破坏金州城门的决死工兵；
⑧吉田小队长、石田一等兵生擒敌兵十三人；
⑨血染的命令书；
⑩决死的裸体工兵；
瑏瑡两士兵挺身保护联队长；
瑏瑣高桥海门舰长与舰共存亡；
瑏瑤吉井少尉奋战摩天岭；
瑏瑥某炮兵少尉负伤忍痛发号令；
瑏瑧吉川骑兵上等兵被敌捕获，得到奖金；
瑏瑨桥本步兵一等兵背负长官尸体战斗；
瑏瑩山冈看护兵光荣地战死；
瑐瑠伏见若宫殿下奋勇作战。
看这套幻灯的内容，都是取材自日俄战争前期的场面。其内容大都是1905年5月至7月期间的事。当时制作底版是很快的，一事发生，第二天就能制作出幻灯片。而且，这15张之间内容也是不连贯的，看不出所缺的五张可能是什么内容。但可以确定的是：类似的反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绝不止一套。上面已经提到的在报上登广告的就有好几套。除了上述“旅顺、辽阳占领”一套12张，还有“得利寺大激战中乌港舰队的野蛮行为七枚一元二角，占领金州城时南山南关岭的激战十枚一元六角”。鲁迅当时的同学铃木逸太这样回忆：
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在上映的幻灯中，好像有喊万岁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
说过这件事。日俄战争的幻灯原版可能是中川教授自己买的。枪上是上着刺刀。这种幻灯，四、五回是看过的。
这里，他显然是在向调查者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①幻灯片原版是谁的？幻灯由谁解说？
②有没有中国人被日军杀死的场面？
③看幻灯时，画片上或看的人中有没有人喊“万岁”？
④日军杀中国人时用怎样的方式？用枪还是用枪上的刺刀？
⑤一共看过几次？
⑥当时他们是否知道这事造成周树人退学？
他们曾看过四五次幻灯，所看的内容肯定是不同的。那么也就应该有四五套以上。照他所说，鲁迅的说法有的被证实了：他们在课堂上确实看幻灯。这一基本事实成立了，但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出现了与鲁迅不同的说法：鲁迅说是看的人喊“万岁”，而铃木说是幻灯中人喊的，学生只是静静地看。他们也没有听说过这事给周树人很大刺激，以致造成他下决心退学。这话给人的印象是：幻灯片虽然有类似的内容，但现场既没有人喊万岁，这事本身在当时的后果也并不像鲁迅后来说的那么严重。更不用说，现存的幻灯片中并没有鲁迅说的那张画面。
于是，人们开始怀疑鲁迅文中记述的真实性。
整个事件究竟是虚构的故事或“诗”，还是真实的历史？
但是，幻灯片是无声的，片中人怎么喊法呢？而且现存的幻灯片中也看不出有喊万岁的场面。照鲁迅的说法是因为有日军战胜俄军的场面，所以要喊万岁。现在既然没有看到这样的场面，就不能排除鲁迅说的情况。至于当时鲁迅没有表示出他的情绪，那也绝对正常：周围全是日本人，他的忿懑，能向谁诉说？当时在整个仙台只有两个中国人，也许只有那个在第二高等学校读书的中国人施霖能够了解他的想法。
尤其是，就我所知，除了日本以外，在韩国也发现了类似的幻灯片。1987年前后，我曾在一本由法国人出版的韩文画册中，发现了同样的幻灯片。不同的是，它现存17张，比东北大学所存多两张，而且其中恰恰就有鲁迅说的那一张有杀头场面的幻灯！其中情形与鲁迅说的完全相同。（锡荣按：可惜那本韩文画册的书名已记不得，当时我曾请上海外国语学院一位老师把相关说明翻译出来。当时因关于鲁迅X线片与鲁迅死因探讨引起的风波刚刚平息，不便发表，就压下了。后来经几次搬家，这张图片竟不知被我塞到哪里去了，至今没找到，极为遗憾。但我相信，在韩国的图书馆里一定可以找到这本书。）
这张画片的出现，证明了鲁迅所说不假。鲁迅确实看到了他所说的画面，至少，这画面是存在于幻灯片中的。
据日本现存的史料，当时有很多中国人为俄军当“俄探”，而且常有因此被杀的。这类记载不少。如日本《实记》1905年1月3日第47期有《新年一题（俄探嫌疑者的幸运）》有这样的记载：
捕获了一个中国人，他是犯有冲破旅顺包围圈，为敌人秘密运送粮食、弹药的俄探。
这是个相貌颇为不凡的华人，目光炯炯，一见就足以知道不是平常人物。
这个华人两度试图逃跑都失败了，在即将行刑的时刻，出乎意料地，鸠湾附近村落的村民，全部出来“请命”了。
该刊第83期（7月23日）有：“为耶稣教会英、法教士使役的中国人，因传教士等蒙有××（系指“俄探”二字———锡荣按）嫌疑，也被日军绑去，已经处刑。越向北进，俄国卵翼下的中国人越多。”第99期（10月23日）有《取缔俄探》一文，说：“中国人通晓彼我军略，从事间谍工作者甚多。因此，我军往往蒙受不测之危害”，因此严厉处置。
在仙台最主要的报纸《河北新报》上，也有类似的报道。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7月28日有署名“风云儿”的《俄探四名被斩首》一文，详细记载了中国人充当“俄探”被杀的场面：
听说今天（十七日）下午三点，有俄探被斩首，我恰好走在从兵站部回来的路上，就也跑去看。地点在铁岭街市南面约有五丁（约合一华里多）的坟地里……看热闹的还是那些华人（“中国佬”），男女老少大约五千多人，挤得风雨不透。蒜臭扑鼻而来。令人非常难受，无法可想。不
久时刻到了，被定为俄探的四名中国人，看来都是四十左右，被我宪兵牵着绑绳，像屠宰场的羊似地走来了。宪兵又在看热闹的人的眼前，拉着转了几遭让人看；这时那四个人脸色变青，没有一点血色。看热闹的人一声不响地凝视着，不消说，罪人更是没有咳嗽一声，一直悄然地向下耷拉着头。一打听他们所犯的罪状，原来五六天之前的夜间，曾到距当地大约七里（一日里等于三千九百米———译者）左右的兵站司令部的粮秣仓库和弹药仓库去放火……据他们自白，俄国人让他们把第师团（东北）根据地附近的兵站部仓库烧掉，先领百元的动手钱，成功之后再从某人手里领取约定好的款项。其心地实属可憎，更令人吃惊的是，听说这些俄探直到事发前一天，还领取七角钱的按日工资，受雇给那个兵站部干活。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被牵回看热闹的人正面，驻兵站部某宪兵拔出宛如秋水的刀，从一侧开始，利落地斩掉了他们的脑袋。可憎的四个家伙，终于像新战场的露珠似地消逝了。
（见《鲁迅在仙台的记录》）
这里的描写，与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描写，简直如出一辙。只不过这里载体是报纸而非幻灯。而且类似的报道在当时日本报刊上是很常见的。又由此，有人认为，由于当时鲁迅经常看到写有或画有这种场面的资料，所以有可能是他把在别处看过的场面资料所留下的印象，在回忆时张冠李戴，说成是在幻灯中看到的了。
但是，鲁迅是在至少四个地方反复谈到这件事，而说法大体相同，这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由于当时制作幻灯片很容易，所以，鲁迅当时在幻灯片中看到这样的画面是极有可能的，不需要搞混后才有此记忆。鲁迅自己记载说，“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不是偶然一次。这就不可能是把别处看来的印象错记成是幻灯中看到。像上面所引的这种描写，让日本人看了觉得解气、痛快，因而大喊“万岁”，也正是当时日本很多人的自然反应。“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呜呼，无法可想！”作为一个血气方刚、怀有救国救民远大理想的青年人，因这刺激而改变自己的人生选择，也正是十分自然的。在此之前鲁迅由学海军转而学路矿，到日本又想学军事，后又改为学医，这证明鲁迅为了祖国民族的强大，是不惜断然改变自己的学业的。因此，由于受到幻灯事件的刺激而改变自己学医的志向，应当是真实而非“诗”。
鲁迅在仙台学医时的解剖学笔记，显示他记录清晰，绘图精细，上面有藤野的批改
至此，问题四———画面中杀人的手段究竟是“砍头”还是“枪毙”———已经不成为问题了。鲁迅虽然自己曾用“枪毙”的提法（仅见于《藤野先生》，其他三次提到此事都用“砍头”或“被斩”），但幻灯片本身已确切无疑地告诉我们：确是砍头。而且当时所有的资料都表明：当时对人处极刑用的方式都是杀头。虽然日本军在战争中使用枪，但作为处决犯人的手段，却还是杀头。在中国，辛亥革命以前，也都是杀头，大约之后就改为枪毙了。可能鲁迅在写《藤野先生》时为通俗而使用了“枪毙”的字眼。
但是，这还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幻灯事件”只不过是整个事情的爆发点。真因远不止此。
另一真因：“漏题事件”
其实，在这以前半年多，有一件事已经严重地伤害了鲁迅的自尊心，种下了放弃医学的心因。这就是所谓“漏题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鲁迅碰上了一个好老师，这就是藤野严九郎先生。本来，鲁迅作为该校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在该校是受到大家的礼遇和多方照顾的。无论是老师、同学还是房东，待他都很客气。尤其是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他对其他学生可说是十分严厉，而对鲁迅，却用日本人所特有的认真和细致，呵护有加。他自己说，他看鲁迅学习似乎很是吃力，“因此，下了课，我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修改补充他听错、记错的地方”（《谨忆周树人君》），甚至“在同学交往、公寓生活之安排、学习方法、日本语之说法、笔记之记法诸方面”，“都曾尽量给予帮助”（藤野致小林茂雄的信）。
藤野为什么这样热心帮助鲁迅呢？他说：“我小的时候，曾跟福井藩校出身的野坂先生学过汉文，对中国的先贤总是很尊敬，同时也觉得应该高看那一国的人，或许这就是周君感到特别亲切和值得感谢的原因吧。”他认为日本传统道德观念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刺激和感化，他在一封书信里说：“故总该以中国为道德先进之国而敬重之。吾亲近周君，以为对其殷勤指导乃本人唯一可为之事，此非仅爱周君一人也。”至今在藤野先生故居里还保存着他练习汉字时抄写的《论语》。
但他对鲁迅也并不迁就或姑息。他对鲁迅的解剖图要求同样很高，对他的笔记错误也严加纠正。对他的考试，分数也给得很紧。虽然在两次学期考试中鲁迅都是刚好60分，而学年成绩则是58分，在鲁迅一学年结束后的总成绩中，解剖学是最差的（59．3分），也是他七门专业课中唯一仅差0．7分而不及格的课程。可见藤野的严格，对鲁迅毫不例外。
尽管这样，谣言还是暗暗地流传起来。那理由，就因为藤野先生对鲁迅关心备至，而仿佛友善的态度一定造成偏袒。同时也因为这门课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及格。因此一些人对鲁迅的考试成绩也竟怀疑起来。
关于追查的经过，1974年阿部兼也等先生在向鲁迅当年的同学、年级总代表铃木逸太了解此事真相时，铃木这样回忆：
调查者问：关于泄露试题的流言，这事的情况……
铃木答：有这事。我们已经说过了“哪有这种没有根由的事”，这样澄清过了。又对藤野先生说：“我当然不相信，可是已经发生了这样的谣传，先跟您打个招呼。”藤野先生说：“喔，是吗？谢谢你。可是没有这回事呀，同学。”在这种场合，我是大家的所谓汇总人吧，才参与了这件事。……是谣传哪，因为不管怎么说人家考了个中等成绩啊。任什么也不懂就不可能有中等成绩。“一定是藤野先生怎样怎样了”，就真有这么传说，也有这么说过的家伙嘛！所以我说：“哪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事”，反正出了这种事，这可太可怜了，所以，我对大家这么说了，对藤野先生也说了，说：这种事纯粹没有呀！把大家集合起来说过，这事我还记得。
调查者问：关于很厚的匿名信……
铃木答：这事可不知道啊。
调查者说：托尔斯泰做的那件关于日俄战争的事，在报纸等等上
面……
铃木答：有这么回事。
调查者：关于在黑板上写通知这件事……
铃木：哪天哪天要干什么，这事是有的。
调查者：说是在“漏”字那个地方加过圈……
铃木：这还是可能发生的呀。特别是在希望全部参加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在我们这些人之外，有些从上一班降下来的人，任意地干各式各样的，对所谓下级，因为是自己的后辈吧，还是有些对后辈干各种事情的家伙的。我想恐怕是这样的瞎胡闹、恶作剧吧！
（见《鲁迅在仙台的记录》）
铃木的证言，对于了解事件的真相很有帮助。但是，从中我们无法了解到谁是写信的人，也无法了解到谁是那个“干事”，因此无法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和真实情况。因为直到最近，我还听到有人明明是猜测而又很肯定地说：当时大概藤野先生确实把题目告诉了鲁迅。但是说者也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如果确有证据表明藤野漏题给鲁迅，那对鲁迅的伟大和藤野的高尚也并没有多大的损害。问题是，倘若真是那样，鲁迅又为什么要把这不光彩的一页写出来，自己来揭自己的伤疤，出自己的洋相呢？难道他会愚蠢到以为自己的同学都死光了，无法对证了吗？
在鲁迅被检查讲义，并收到那封“托尔斯泰式”的信之后，虽经追查，流言消灭了，但是，这件事对鲁迅的自尊心的打击，其严重性不应低估。鲁迅在二十年后提起这事，在笔下还是充满了屈辱感：“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这当然是反话，因为鲁迅的解剖学成绩确有两次都是刚好六十分。
尽管十分气愤，但最后，鲁迅还是把那封“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给“他们”了。按照鲁迅的倔强性格，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但为什么他还是退还了？按照上面的情况，他也不可能出于心虚而使然。这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的生存环境迫使他这样做。在某种角度上，可以说：“身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它给人的心理体验就是———屈辱。究其根源，就不能不对鲁迅的生存环境作进一步考察。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揭开这个谜底。现在，我们先得叙说另一件使鲁迅深受刺激的事件。
还有恨事：《取缔规则》事件
就在“漏题事件”发生之后不久，鲁迅又遭受了第二次精神刺激。
1905年底，鲁迅回东京度寒假。这时，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却正在闹学潮。事情的起因是，这年，由于中国留日学生已猛增到万人，同盟会在其中联络学生，宣传反清活动，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加以管束。六七月间，日本报纸纷纷披露，文部省将颁布《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留学生获悉后，激愤异常，纷纷向驻日公使和日本外部提出质问，日本外部答：无此事。可是到了11月2日，日本当局突然以文部省十九号令颁布了所谓《关于供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其中规定了“清国人生徒校外监督方法”，全部共15条，而有五条引发争议：
第一条规定：“入学时须交中国公使馆的介绍信。”
第四条规定：“转学、退学时须附有中国公使馆的认可信。”
第六条规定：“退学时须将其理由通报中国公使馆。”
第九条规定：“公私立学校应使中国留学生居住于寄宿舍或学校监督下的公寓，监督其校外生活。”
第十条规定：“在他校因品行不良被责令退学之中国人，不得准许入学。”
这个《规程》虽然没有使用“取缔”字样（“取缔”一词在日语中是“监督、管束”之意），但内容实质未变。所以留学生仍把它称为“取缔规则”。日本政府的意图是借此遏制中国学生的反清活动。留学生们群情激昂，痛斥当局玩弄欺骗手段，并以停课和退学来抗议这一法令。11月28日，留日学生总会以评议部决议上书公使，请中国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取消该规程中的第九、十两条。其中说：“向来所设之寄宿舍等，亦未必尽适宜。故吾国学生，常有不愿居住者。”
但日本政府不予理睬，12月2日，矿路学堂学生印发传单，呼吁废除“大辱国”的规程，弘文学院学生响应，并联合各校相继停学，随后，各校成立了联合会，提出取消规程的全部，向全体学生发出通告，宣布“日本设特别法以待我，是奇耻大辱，宁弃学问以全国体，争之不得，当悉归国”，甚至成立了纠察部、敢死队。秋瑾发表了“烈火一般激烈”的演讲，陈天华则因愤于《朝日新闻》诬称学生的行为是“放纵卑劣”而投大森海自杀，秋瑾、田桐、易本羲等组织两千（一说二百）多学生回国，成立了中国公学。而留下来的学生则组织了维持留学界同志会，先后十次向国内外发表意见书，历数留学生遭受的歧视和凌辱，及《规程》中不利于学界的条款，据理力争。同时，流亡中的孙中山也发来电报，支持学生的主张。12月9日，日本文部省对《规程》内容作了重新解释，对前项约束作了部分让步。维持留学界同志会遂发表公启，对此表示欢迎，并开始组织复课。学生的有理有节，也赢得了舆论的同情，一些政界人士也纷纷发表看法，希望政府撤销、停止实行《规程》。政友会的首领犬养氏、长冈氏等人还出面调解，请政府延期或取消第十九号令。最后，《规程》终于中止和延期，最后等于不取消的取消了。
在这一事件中，鲁迅又经历了一回精神的强烈刺激。在屈辱和愤激交织的氛围中，鲁迅也参加了“维持留学界同志会”，并在其中积极活动。
就在风潮转向对学生有利的过程中，日本的舆论中却还有部分令人难以忍受的讥讽。12月17日，仙台的《东北新闻》，还在头版上发表了《中国人教育的意义》和《中国留学生问题》两篇文章，所持观点认为：事情由学生的“误解”而引起，解决的途径也即是“教育中国人”，教育者则是日本人，意味着中国人是低能儿。这种带着优越感的侮辱性的论调，使鲁迅的心情雪上加霜。其实，鲁迅从踏上日本国土起，心情就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深为日本的发展、日本民族的朝气所兴奋，为“奔逸至迅”的如潮新知识而亢奋；而另一方面，又为无所不在的民族屈辱感所包围，所压抑。而接连发生的“漏题事件”“取缔规则事件”和“幻灯事件”，只是火上加油，从而引发了鲁迅的痛下决心弃医从文。因此———
根本深因：民族屈辱感
鲁迅本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浙东人的硬气与生俱来，而又从小受到了种种精神挫折，更加强了他倔强性格。他13岁家庭遭变故，从小康坠入困顿，后来在侮蔑里遭尽白眼，使他渐生“复仇”心理，并影响其一生。
鲁迅到日本时，已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八年，两国力量对比刚刚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中国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一败涂地。日本人普遍对中国人产生蔑视感，并由此产生了自我优越感。鲁迅到日本后，开始被小孩呼为“锵锵波子”，已觉血气上攻。而报刊上的言论、报道更是叫他辗转难眠。就以仙台报纸的言论而言，已足使他忿忿———
1904年4月1日的《河北新报》社论《战胜后的日本（二）》：
（中日）此两国半个世纪以来，一向立于相互平等之地位……今日
为日本博得对俄战争之胜算，则将上升为世界之一等国，且将占据中国保护之位置，……日清两国一面锐意防遏俄国之南进，同时日本将于未来一世纪中，教导中国，使其得以沐浴近世文明之德泽，两国各因之享受显著之利益。
其中还说，“日中两国应作为同盟国雄飞远东”，而日本将成为“一大海国”“不可攻陷的东海盟主”，而“觉醒之中国将成一陆军国，维持与其文明母国相应之地位及主权，其力悉足制土地劫夺者之死活”。
这还算是对中国人说得客气的。而对中国人的描绘，就更叫人气短。就看看鲁迅到仙台后的当地报纸怎么说———
1904年10月13日，《实记》第35期的《阵中札记》说，所见中国人：“这些都是目不识丁的人物的行径，这样的糊涂虫太多，因此中国衰弱。教育这些糊涂虫，使之成为出色的人，也是日本国必须做的。”《河北新报》1904年12月10日松原傅吾的《满洲见闻录》说：满洲人“因其国土上不具备法制教育机关”，已成为“愚昧之民”。《实记》第47期（1905年1月3日），有作家田山花袋的《征尘》一文说：“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之感觉，因此，他们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这种极度侮辱的言论，叫鲁迅怎忍卒读？
《实记》第88期（1905年8月13日）天华生的《边塞形形色色》说：
在中国人眼中，再没有比黄金势力更大的东西了，但，导致他们如此卑屈，而且如斯个人主义的原因，与其说是他们自身的特性，毋宁说是制御此事的主权、乃至为政者的罪责，国体的罪责。
1905年1月25日《河北新报》第六版《出征军人来信》说：
满洲土民之妇人女子，仅蛰居家中，从不在屋外劳动。……因土民之房屋成为日本兵之宿舍，土民无处可住，不得已只有穴居，间或亦有急造小屋住入者。土民在住房之外，绝无仓房、畜厩、杂物间、小屋类多余之设。亦有日本军人与土民同住之事，土民与犬猫同样，其不洁无法言状。不脱靴鞋即出入住房，不设厕所自不待言，彼等以为住处之外，皆为便溺之处也……土民目下无可事事，男子供日本人使役，一日取得一元左
右之工钱。彼等之常食为玉蜀黍，煮熟即行食用，如日本人之煮麦也。
又《河北新报》1905年5月30日的报道说：
地方上之中国人，一般不论有钱与无钱，皆着较日本乞丐尚且污秽之衣物，其棉絮败露之状，令人感觉异常，难以形容。无论何事，皆出以个人主义，令人一般地想像出较诸日本三十年前尚不开化之情景。……如无某一国家开导，即无法见到文明进化，虽近狂妄，小生乃作如是观。……最低须以日本人为指导者施以教化……
7月3日的《经营满洲之管见》说：
风景如斯具有自然之美，形成大过之平坦原野，土质到处肥沃，惟人智未臻发达，实为各个方面大有希望之天地。令人想像哥伦布时代之亚美利加亦如斯焉。
把中国看得像原始蛮荒地带，等待着日本人的开发。
《东北新闻》1905年4月5日的一篇文章说得更加露骨：
日俄战争的根本动机，（是日本）立国的经济上的必要，……即欲为国内过多的人口谋求殖民地，且为工商业开辟一大市场而已。……吉林、盛京、黑龙江三省……而且土壤肥沃，便于生产大豆、小麦之类，以此最适宜我们移住。……世运不容许将如此天惠未开之宝库，长此托付华人。（因此，）在军队之后，农商工业家应急速跟进，发展战胜之效果，乃是我国实业家之职责。
触目所见，尽是这样的言论，将使鲁迅作何感想！我们回想鲁迅当时的一些言谈，可见一斑：
1903年，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语调铿锵地说：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
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对那些深入我国腹地的冒险者，他质问道：“然彼不惮重茧，入吾内地，狼顾而鹰睨，将胡为者？”
1904年10月，来到仙台一个月的鲁迅，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倾诉了自己的压抑心情。他说：
尔来索居住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昨忽由任君克任寄至《黑奴吁天录》一部及所手录之《释人》一篇，乃大欢喜，穷日读之，竟毕。拳拳盛意，感莫可言。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闻素民已东渡，此外浙人颇多，相隔非遥，竟不得会。惟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此阿利安人亦殊懒与酬对，所聊慰情者，我旧友之笔音耳。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
（《致蒋抑卮》，见《鲁迅全集》第11卷《书信》）
孤身一人偏居冷僻的仙台，十分孤独，而在这孤独中，却每天都要接触令人倍感屈辱的“怪事奇闻”，读了《黑奴吁天录》后，更加感慨黑人的前车之鉴。日本的舆论对中国极为轻蔑，而恰恰有些指摘又确有事实为凭。这使鲁迅陷入了痛苦的沉思。灵魂煎熬的剧烈，使他极为压抑，但又并未绝望，自信中国人的能力并不在日本青年之下，故对前途仍抱乐观。表明了不甘沉沦的信念。
在1905年，有一次从仙台回东京度假，鲁迅中途特地在水户下车，专程拜谒了明末流寓日本的爱国者朱舜水的遗迹。朱舜水反清，百折不挠，发誓“非中国恢复不归”，以至终老异域。鲁迅在这时候前去凭吊，决不是偶然的。
正如许寿裳在回忆中说：“当时身在异国，刺激多端……”人民正在遭受苦难的煎熬，而无数人精神麻木，医好了病体，养壮了骨骼，徒然充当无谓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又有何用？！学医，是无法继续下去了。
正是在“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时势中，接连不断遭受侮辱性的精神刺激，在学医中，又接连遭到“漏题事件”“取缔规则事件”和“幻灯事件”的强烈刺激，受尽屈辱的民族自尊心忍无可忍，才出现了1906年春天在东京面对惊愕的许寿裳的一幕。许寿裳记录了当时的场面和对话：
“我退学了。”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正学得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呆子坏呆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因此，鲁迅“弃医从文”的真实原因，并非单一的由于“幻灯事件”，也并非由于简单的“漏题事件”，而是由多种因素、多重刺激、多元聚合，积累而至、积郁而生、激化而起，起于青萍之末，出于势所必至，而达于山崩海啸，因而一场重大人生转折，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然而，为什么不学医就一定要学文艺呢？
答案似乎是水到渠成的：因为，善于改变人的精神的———他那时认为———首先要推文艺。但是，倘再问：这又为什么呢？其实还是别有原因的。这就要追问：鲁迅为什么要学医？
追记：鲁迅为什么学医？
据鲁迅毕生的挚友许寿裳说：
鲁迅学医的动机有好几个，据他自己说，第一，恨得中医耽误了他的父亲的病；确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但是据我所知，还有第三个：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又据孙伏园先生说，还有第四个：由于少年时代牙痛的难受。这也是确的，不是他那篇《从胡须说到牙齿》（《坟》）里便提到这件故事吗？
（见《亡友鲁迅印象记》）
但是，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虽然鲁迅确实说了前两个原因，但是，如果这样，那为什么他在国内时没有去学医？如果说，在国内没有条件和机遇学医，那为什么他在弘文学院毕业时先选择了去成城学园学军事，而因有关部门规定不能进成城学园后，才选择了学医？
事实上，鲁迅在早年志向多次转移，一开始并没有考虑学医。南京求学时，从来没有表示过要学医，也从来没有表现出对于医学的兴趣。即使他学了医，也曾经对医学产生过兴趣，后来却也并没有表现出在医学上的长处。他始而学军（水师学堂，正规的军校），继而学工（矿路学堂，当时国家最注重的科学），到了日本，原来说好进成城学园学军事的（鲁迅到达东京后，还给家里写信说“不日进成城学校”），因为该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根据清朝政府与日本政府所订的“定例”，鲁迅等虽然附属江南陆师学堂，但学的不是陆军，而是采矿，因此不准进入成城。之所以订立这一“定例”，是由于清政府感到这批学生有反清倾向，担心他们学了军事反而于政府不利，故严加限制。这才进入弘文学院。1904年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后，按规定应进东京帝国大学矿冶专业，但似乎也不是直升的。而我们也看到：他对东京的头上顶着“富士山”的、沉迷于跳舞、炖牛肉吃的中国留学生看腻歪了，产生了“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的想法，不如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开那些留学生，才去到偏僻的、还没有中国留学生、冬天“冷得利害”的小市镇仙台。当然，也是为了学医。
这又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时才决定学医。也说明，他是在两年学习期间，才知道“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还说明，青年鲁迅对于自己将要终生从事的事业的选择，还没有最后决定方向。从根本上说，他的根本目标是救国救民，强国强种，是要改变中国的命运，改变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他所以学水师、学矿路、学医，最后学文，无不围绕这一目标。其实，这正是那一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过程中的共同困惑，这些人后来有的投身革命活动，成为革命家；有的将所学科学付诸实施，成为实业家……而鲁迅继续深入思考，寻求着终极答案，成为思想家，又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成为文学家。由于鲁迅这种思路，因此，他的“弃医从文”是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在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和事业类型之前，他是不会停止改换职业选择的。表面看好像有点“见异思迁”，而实际是更加慎重的体现———一旦选择了文学，他就终生执著，再也没有放弃。
也就是说，鲁迅“弃医从文”的真正原因，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强国强种的途径，也是寻找适合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长处的职业选择需要。
参考文献：
鲁迅：《〈呐喊〉自序》。
鲁迅：《藤野先生》，见《朝花夕拾》。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见《集外集》。
鲁迅：《鲁迅自传》，见《集外集》。
《鲁迅在仙台的记录》，日本东北大学1974年编印。本文所引日本仙台《河北新报》《实记》《东北新闻》等均转引自该书。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薛绥之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关于供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