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之一)

外面的世界(之一)

清华作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官费留美预备学校,对于考生资格的要求十分苛刻——

报考高等科一二年级(相当于高二、高三)的学生,年龄限制为十五至十七岁,报考高等科三年级(相当于大一)的学生,年龄限制为十七至十九岁,已婚者不得报考,须知在当时的中国,十八岁已算大龄青年,幸好陈岱孙是光棍一条;

即使报考高等科一二年级,也要求考生的学历都是中学毕业,“英文至少须读过Chambers’ 或Baldwin’s读本七册或其他同等之读本七册,此外须习过纳氏(注:Nesfield's)文法四册、卫生、生理、地理及代数等书”;

报考高等科三年级的,则“应查照学科单量力而行”;

考生不但须提供中学成绩单,还要提供所毕业中学的章程,所幸英华为东南名校,资质无可指摘,那要是个混文凭的地方,可能清华会直接把陈岱孙的报考申请扔进纸篓;

考生体格相貌不得有缺陷,陈岱孙本是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英俊少年,但还“须请欧美著名医科大学毕业之医生,将本校所寄体质证书用英文详细填注,并亲自签名证实”;

报名费五块银元 ,而且“无论届时应考与否,录取与否,概不退还”……

洪绅,摄于1920年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可见还未开考,清华便将当年在中国本属于凤毛麟角的中学毕业生又狠狠地筛了一遍,无怪乎在世人眼中,能考进清华学校就相当于进了前清的翰林院了。终身担任大学教职的陈岱孙在晚年总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亦乐乎”,这“英才”二字在他嘴里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该寄的东西都寄走了,5月底,总算等来了准考证。

6月,陈岱孙平生第一次出远门,从福州坐船来到大都会上海,在四川路的基督教青年会附中考场参加清华学校高等科插班考试。清华在北京本校以及上海、汉口、广州三地的青年会分设考点,招收中等科、高等科插班生。陈岱孙根据中学毕业时的功课衔接情况,“量力而行”,直接报考高等科三年级。

在考场里,陈岱孙巧遇他的中学同级校友洪绅(洪业之弟)。洪绅在英华学校的成绩突出,是陈岱孙自愧不如的。这次来考清华,一贯谨慎的洪绅报的是高等科二年级,这让陈岱孙感到大有压力,觉得自己太不自量,但已无法退步,只有硬着头皮考下去。

按照考试规则,在三天半的时间里,陈岱孙用毛笔完成了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中国文学史的考试,用钢笔完成了西学各科的考试,买了船票准备回家。未来的一两个月当中,他可能还要第二次、第三次赴沪参加其他各校的入学考试。

可就在上海滩的最后一个下午,出了件让陈岱孙感到“刺心刻骨”的事。

陈岱孙走出位于英法租界交界处三洋泾桥附近的客店,来到外滩散步。在公共花园(外滩公园)门口正待步入,“忽然看到放在草地前沿的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几个大字,对于这横逆和凌辱”,他“毫无思想准备”,“陡然地止步了,瞪着这牌子,只觉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向头部。在这牌子前站多久才透过气来,我不知道。”

在仓前山读中学时,陈岱孙也见识过洋人趾高气扬的做派,以及他们对中下层华人的处处轻视,但如此针对全民族的极端凶狠的侮辱,他还从来未曾领教。这位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至此方才懂得报章书本上所说的举国沦丧的真正含义,至此方才懂得他和他所出身的阶级决不可能在举国沦丧中独得幸免。

在第二天回家的船上,陈岱孙已经不是几天前的那个陈岱孙了。他审视着自己方才报考的清华学校所代表的意义——这学校就是用他出生那一年发生的庚子赔款建立的,假定自己被录取,在那里读上两年后,顺利的话,他将要靠这赔款去出洋,去读洋书。那赔款的数目被确定为四亿五千万两,乃是基于对当时中国人口的估算数,按每名中国人赔付一两计算。这是多么深重的国耻!

吾土吾民,何以报之?奇耻大辱,何以雪之?像这样的问题不仅萦绕在陈岱孙一人的心头,这更是清华与生俱来的问题,每个清华人都必须面对。

民国三年(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的一次演说中解释君子之道,他引用《易经》“乾相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相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语,勉励清华学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社会表率,做中流砥柱。

民国九年(1920年),当陈岱孙和他的庚申级同年伙伴们完成了两年的“预备”,走出清华园的时候,他们看上去也找到了答案——“行胜于言”。

清华学校的考卷评阅效率很高,7月初陈岱孙就收到了录取通知。在两位供职外交部的舅舅的力主之下,岱孙决定不再报考其他各校,就进清华,以图两年后出洋留学。懋豫、伯瑛夫妇没什么主意,于是从善如流。

清华对于通过插班生入学考试的西学各科,一律依同等程度对应为本校每周学时,以便在学生未来毕业时再将其折算为学分。

清华学校插班生入学学分折算表

洪绅当然也在清华录取名单之中,但两人差了一个年级。陈岱孙一方面为自己高兴,一方面又为洪绅的谦虚而感到惋惜。他俩结伴北上,到京后洪绅立即去清华园报到,陈岱孙则因在火车上感染了沙眼,在城里亲戚家隔离治疗,迟至开学三星期后才到校。在这段时间里,洪绅向清华教务处陈情,说明其与陈岱孙在中学为同级,提出升入高等科三年级的申请。鉴于他入学考试成绩优良,校方特准了他的申请,于是二人又成为清华同级校友。

两年后,洪绅与陈岱孙同船赴美留学,他入读的是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土木工程专业。1930年代,洪绅一度于国立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系任教。1955年,他在台湾任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委员的还有梅贻琦、蒋梦麟、浦薛凤、钱昌祚等。

  1. 民国初期的银元:1914年,民国颁布《国币条例》,确立银本位的货币制度,定国币“壹圆”重七钱二分,含八成九的银,一成一的铜,即含纯银六钱四分八厘(23.90克),有袁世凯头像,俗称“袁大头”。实际上,民国初年的货币还是“两、元并用”。因为各种流通的银元如“袁大头”“鹰洋”(墨西哥独立后铸造,含银九成,有鹰为标记,清朝后期输入中国并流通)“龙洋”(清政府自1909年起铸造并统一发行,成色与外国银元相似以抵制白银外流,上有蟠龙像)等,在成色、重量上均有不同,故大宗交易仍然会使用银两为记账单位。不同的银元换算成银两,各有不同的折算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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