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逢人
这支笔，能写景也能叙事，
能咏物也能传人，扬之有豪气，抑之有秀气，
而即使在柔婉的时候也带一点刚劲。
文章与前额并高
自从十三年前迁居香港以来，和梁实秋先生就很少见面了。屈指可数的几次，都是在颁奖的场合，最近的一次，却是从梁先生温厚的掌中接受时报文学的推荐奖。这一幕颇有象征的意义，因为我这一生的努力，无论是在文坛或学府，要是当初没有这只手的提掖，只怕难有今天。
所谓“当初”，已经是三十六年以前了。那时我刚从厦门大学转学来台，在台大读外文系三年级，同班同学蔡绍班把我的一叠诗稿拿去给梁先生评阅。不久他竟转来梁先生的一封信，对我的习作鼓励有加，却指出师承囿于浪漫主义，不妨拓宽视野，多读一点现代诗，例如哈代、浩斯曼、叶慈等人的作品。梁先生的挚友徐志摩虽然是浪漫诗人，他自己的文学思想却深受哈佛老师白璧德之教，主张古典的清明理性。他在信中所说的“现代”自然还未及现代主义，却也指点了我用功的方向，否则我在雪莱的西风里还会漂泊得更久。
直到今日我还记得，梁先生的这封信是用钢笔写在八行纸上，字大而圆，遇到英文人名，则横而书之，满满地写足两张。文艺青年捧在手里，惊喜自不待言。过了几天，在绍班的安排之下，我随他去德惠街一号梁先生的寓所登门拜访。德惠街在城北，与中山北路三段横交，至则巷静人稀，梁寓雅洁清幽，正是当时常见的日式独栋平房。梁师母引我们在小客厅坐定后，心仪已久的梁实秋很快就出现了。
那时梁先生正是知命之年，前半生的大风大雨，在大陆上已见过了，避秦也好，乘桴浮海也好，早已进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他就坐在那里，悠闲而从容地和我们谈笑。我一面应对，一面仔细地打量主人。眼前这位文章巨公，用英文来说，体型“在胖的那一边”，予人厚重之感。由于发岸线（hairline）有早退之像，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宽坦，整个面相不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加以长牙隆准，看来很是雍容。这一切，加上他白皙无斑的肤色，给我的印象颇为特殊。后来我在反省之余，才断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头白象。
当时我才二十三岁，十足一个躁进的文艺青年，并不很懂观相，却颇热衷猎狮（Lion-hunting）。这位文苑之狮，学府之师，被我纠缠不过，答应为我的第一本诗集写序。序言写好，原来是一首三段的格律诗，属于新月风格。不知天高地厚的躁进青年，竟然把诗拿回去，对梁先生抱怨说：“您的诗，似乎没有特别针对我的集子而写。”
假设当日的写序人是今日的我，大概狮子一声怒吼，便把狂妄的青年逐出师门去了。但是梁先生眉头一抬，只淡淡地一笑，徐徐说道：“那就别用得了……书出之后，再给你写评吧。”
量大而重诺的梁先生，在《舟子的悲歌》出版后不久，果然为我写了一篇书评，文长一千多字，刊于1952年4月16日的《自由中国》。那本诗集分为两辑，上辑的主题不一，下辑则尽为情诗；书评认为上辑优于下辑，跟评者反浪漫的主张也许有关。梁先生尤其欣赏《老牛》与《暴风雨》等几首，他甚至这么说：“最出色的要算是《暴风雨》一首，用文字把暴风雨的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都描写出来了，真可说是笔挟风雷。”在书评结论里有这样的句子：
作者是一位年轻人，他的艺术并不年青，短短的《后记》透露出一点点写作的经过。他有旧诗的根柢，然后得到英诗的启发。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条发展路线。我们写新诗，用的是中国文字，旧诗的技巧是一份必不可少的文学遗产，同时新诗是一个突然生出的东西，无依无靠，没有轨迹可循，外国诗正是一个最好的借镜。
在那么古早的岁月，我的青涩诗艺，根柢之浅，启发之微，可想而知。梁先生溢美之词固然是出于鼓励，但他所提示的上承传统旁汲西洋，却是我日后遵循的综合路线。
朝拜缪斯的长征，起步不久，就能得到前辈如此的奖掖，使我的信心大为坚定。同时，在梁府的座上，不期而遇，也结识了不少像陈之藩、何欣这样同辈的朋友，声应气求，更鼓动了创作的豪情壮志。诗人夏菁也就这么邂逅于梁府，而成了莫逆。不久我们就惯于一同去访梁公，有时也约王敬羲同行，不知为何，记忆里好像夏天的晚上去得最频。梁先生怕热，想是体胖的关系；有时他索性只穿短袖的汗衫接见我们，一面笑谈，一面还要不时挥扇。我总觉得，梁先生虽然出身外文，气质却在儒道之间，进可为儒，退可为道。可以想见，好不容易把我们这些恭谨的晚辈打发走了之后，东窗也好，东床也罢，他是如何的坦腹自放。我说坦腹，因为他那时有点发福，腰围可观，纵然不到福尔斯塔夫的规模，也总有约翰逊或纪晓岚的分量，足证果然腹笥深广。据说，因此梁先生买腰带总嫌尺码不足，有一次，他索性走进中华路一家皮箱店，买下一只大号皮箱，抽出皮带，留下箱子，扬长而去。这倒有点世说新语的味道了，是否谣言，却未向梁先生当面求证。
梁先生好客兼好吃，去梁府串门子，总有点心招待，想必是师母的手艺吧。他不但好吃，而且懂吃，两者孰因孰果，不得而知。只知他下笔论起珍馐名菜来，头头是道，就连既不好吃也不懂吃的我，也不禁食指欲动，馋肠若蠕。在糖尿病发之前，梁先生的口福委实也饫足了。有时乘兴，他也会请我们浅酌一杯。我若推说不解饮酒，他就会作态佯怒，说什么“不烟不酒，所为何来？”引得我和夏菁发笑。有一次，他斟了白兰地飨客，夏菁勉强相陪。我那时真是不行，梁先生说“有了”，便向橱顶取来一瓶法国红葡萄酒，强调那是1842年产，朋友所赠。我总算喝了半蛊，飘飘然回到家里，写下《饮1842年葡萄酒》一首。梁先生读而乐之，拿去刊在《自由中国》上，一时引人瞩目。其实这首诗学济慈而不类，空余浪漫的遐想；换了我中年来写，自然会联想到鸦片战争。
梁先生在台北搬过好几次家。我印象最深的两处梁宅，一在云和街，一在安乐街。我初入师大（那时还是省立师范学院）教大一英文，一年将满，又偕夏菁去云和街看梁先生。谈笑及半，他忽然问我：“送你去美国读一趟书，你去吗？”那年我已三十，一半书呆，一半诗迷，几乎尚未阅世，更不论乘飞机出去。对此一问，我真是惊多喜少。回家和我妻讨论，她是惊少而喜多，马上说：“当然去！”这一来，里应外合势成。加上社会压力日增，父亲在晚餐桌上总是有意无意地报道：“某伯伯家的老三也留学了！”我知道偏安之日已经不久。果然三个月后，我便文化充军，去了秋色满地的爱奥华城。
从美国回来，我便专任师大讲师。不久，梁先生从英语系主任变成了我们的文学院长，但是我和夏菁去看他，仍然称他梁先生。这时他又迁至安东街，住进自己盖的新屋。稍后夏菁的新居在安东街落成，他便做了令我羡慕的梁府近邻，也从此，我去安东街，便成了福有双至，一举两得。安东街的梁宅，屋舍俨整，客厅尤其宽敞舒适，屋前有一片颇大的院子，花木修护得可称多姿，常见两老在花畦树径之间流连。比起德惠街与云和街的旧屋，这新居自然优越了许多，更不提广州的平山堂和北碚的雅舍了。可以感受得到，这新居的主人在“家外之家”，怀乡之余，该是何等的快慰。
六十五岁那年，梁先生在师大提前退休，欢送的场面十分盛大。翌年，他的终身大事——《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之中译完成，朝野大设酒会庆祝盛举，并有一女中的学生列队颂歌；想莎翁生前也没有这般殊荣。师大英语系的晚辈同事也设席祝贺，并赠他一座银盾，上面刻着我拟的两句赞词：“文豪述诗豪，梁翁传莎翁。”沙翁退休之年是四十七岁，逝世之年也才五十二岁，其实还不能算翁。同时沙翁生前只出版了十八个剧本，梁翁却能把三十七本莎剧全部中译成书。对比之下，梁翁是有福多了。听了我这意见，梁翁不禁莞尔。
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后来夏菁担任联合国农业专家，远去了牙买加。梁先生一度旅寄西雅图。我自己先则旅美两年，继而去了香港，十一年后才回台湾。高雄与台北之间虽然只是四小时的车程，毕竟不比厦门街到安东街那么方便了。青年时代夜访梁府的一幕一幕，皆已成为温馨的回忆，只能在深心重温，不能在眼前重演。其实不仅梁先生，就连晚他一辈的许多台北故人，也都已相见日稀。四小时的车尘就可以回到台北，却无法回到我的台北时代。台北，已变成我的回声谷。那许多巷弄，每转一个弯，都会看见自己的背影。不能，我不能住在背影巷与回声谷里。每次回去台北，都有一番近乡情怯，怕卷入回声谷里那千重魔幻的旋涡。
在香港结交的旧友之中，有一人焉，竟能逆流而入那回声的旋涡，就是梁锡华。他是徐志摩专家，研究兼及闻一多，又是抒情与杂感兼擅的散文家，就凭这几点，已经可以跻列梁门，何况他对梁先生更已敬仰有素。1980年7月，法国人在巴黎举办抗战文学研讨会，大陆的代表旧案重提，再诬梁实秋反对抗战文学。梁锡华即席澄清史实，一士谔谔，力辩其诬。夏志清一语双关，对锡华跷起大拇指，赞他“小梁挑大梁”！我如在场，这件事义不容辞，应该由我来做。锡华见义勇为，更难得事先覆按过资料，不但赢得梁先生的感激，也使我这受业弟子深深感动。
1978年以后，大陆的文艺一度有了开放之象。到我前年由港返台为止，甚至新月派的主角如胡适 、徐志摩等的作品都有新编选集问世，唯独梁实秋迄今尚未“平反”。梁实秋就是梁实秋，这三个字在文学思想上代表一种坚定的立场和价值，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
梁实秋的文学思想强调古典的纪律，反对浪漫的放纵。他认为革命文学也好，普罗文学也好，都只是把文学当作工具，眼中并无文学；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因为那样势必把艺术抽离人生。简而言之，他认为文学既非宣传，亦非游戏。他始终标举安诺德所说的，作家应该“沉静地观察人生，并观察其全貌”。因此他认为文学描写的充分对象是人生，而不仅是阶级性。
黎明版《梁实秋自选集》的小传，说作者“生平无所好，惟好交友、好读书、好议论”。季季在访问梁先生的记录《古典头脑，浪漫心肠》之中，把他的文学活动分成翻译、散文、编字典、编教科书四种。这当然是梁先生的台湾时代给人的印象。其实梁先生在大陆时代的笔耕，以量而言，最多产的是批评和翻译，至于《雅舍小品》，已经是四十岁以后所作，而在台湾出版的了。《梁实秋自选集》分为文学理论与散文二辑，前辑占198页，后辑占162页，分量约为5比4，也可见梁先生对自己批评文章的强调。他在答季季问就说：“我好议论，但是自从抗战军兴，无意再作任何讥评。”足证批评是梁先生早岁的经营，难怪台湾的读者印象已淡。
一提起梁实秋的贡献，无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译绩，这方面的声名几乎掩盖了他别的译书。其实翻译家梁实秋的成就，除了莎翁全集，尚有《织工马南传》《咆哮山庄》《百兽图》《西塞罗文录》等十三种。就算他一本莎剧也未译过，翻译家之名他仍当之无愧。
读者最多的当然是他的散文。《雅舍小品》初版于1949年，到1975年为止，二十六年间已经销了32版；到现在想必近50版了。我认为梁氏散文所以动人，大致是因为具备下列这几种特色：
首先是机智闪烁，谐趣迭生，时或滑稽突梯，却能适可而止，不堕俗趣。他的笔锋有如猫爪戏人而不伤人，即使讥讽，针对的也是众生的共相，而非私人，所以自有一种温柔的美感距离。其次是篇幅浓缩，不务铺张，而转折灵动，情思之起伏往往点到为止。此种笔法有点像画上的留白，让读者自己去补足空间。梁先生深信“简短乃机智之灵魂”，并且主张“文章要深，要远，就是不要长。”再次是文中常有引证，而中外逢源，古今无阻。这引经据典并不容易，不但要避免出处太过俗滥，显得腹笥寒酸，而且引文要来得自然，安得妥帖，与本文相得益彰，正是学者散文的所长。
最后的特色在文字。梁先生最恨西化的生硬和冗赘，他出身外文，却写得一手道地的中文。一般作家下笔，往往在白话、文言、西化之间徘徊歧路而莫知取舍，或因简而就陋，一白到底，一西不回；或弄巧而成拙，至于不文不白，不中不西。梁氏笔法一开始就逐走了西化，留下了文言。他认为文言并未死去，反之，要写好白话文，一定得读通文言文。他的散文里使用文言的成分颇高，但不是任其并列，而是加以调和。他自称文白夹杂，其实应该是文白融会。梁先生的散文在中岁的《雅舍小品》里已经形成了简洁而圆融的风格，这风格在台湾时代仍大致不变。证之近作，他的水准始终在那里，像他的前额一样高超。
另一段城南旧事
林海音的小说名著《城南旧事》写英子七岁到十三岁的故事，所谓城南，是指北京的南城。那故事温馨而亲切，令人生怀古的清愁，广受读者喜爱。但英子长大后回到台湾，另有一段“城南旧事”，林海音自己未写，只好由女儿夏祖丽来写了。这第二段旧事的城南，却在台北。
初识海音，不记得究竟何时了。只记得来往渐密是在60年代之初。我在“联副”经常发表诗文，应该始于1961，已经是她十年主编的末期了。我们的关系始于编者与作者，渐渐成为朋友，进而两家来往，熟到可以带孩子上她家去玩。
这一段因缘一半由地理促成。夏家住在重庆南路三段十四巷一号，余家住在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都在城南，甚至同属古亭区。从我家步行去她家，越过江州街的小火车铁轨，沿街穿巷，不用十五分钟就到了。
当时除了单篇的诗文，我还在“联副”刊登了长篇的译文，包括毛姆颇长的短篇小说《书袋》和《生活》杂志上报道拜伦与雪莱在意大利交往的长文《缪斯在意大利》，所以常在晚间把续稿送去她家。
记得夏天的晚上，海音常会打电话邀我们全家去夏府喝绿豆汤。珊珊姐妹一听说要去夏妈妈家，都会欣然跟去，因为不但夏妈妈笑语可亲，夏家的几位大姐姐也喜欢这些小客人，有时还会带她们去街边“捞金鱼”。
海音长我十岁，这差距不上不下。她虽然出道很早，在文坛上比我先进，但是爽朗率真，显得年轻，令我下不了决心以长辈对待。但径称海音，仍觉失礼。另一方面，要我像当时人多话杂的那些女作家昵呼“海音姐”或“林大姐”，又觉得有点俗气。同样的，我也不喜欢叫什么“夏菁兄”或“望尧兄”。叫“海音女士”吧，又太做作了。最后我决定称她“夏太太”，因为我早已把何凡叫定了“夏先生”，似乎以此类推，倒也顺理成章。不过我一直深感这称呼太淡漠，不够交情。
夏家的女儿比余家的女儿平均要大十二三岁，所以祖美、祖丽、祖藏领着我们的四个小珊转来转去，倒真像一群大姐姐。她们玩得很高兴，不但因为大姐姐会带，也因为我家的四珊，不瞒你说，实在很乖。祖焯比我家的孩子大得太多，又是男生，当然远避了这一大群姐妹淘。
不过在夏家做客，亲切与热闹之中仍感到一点，什么呢，不是陌生，而是奇异。何凡与海音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他们不但说京片子，更办《国语日报》，而且在“国语推行委员会”工作。他们家高朋满座，多的是卷舌善道的北京人。在这些人面前，我们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口钝的南方人，Zh、Ch不卷，Sh、S不分，一口含混的普通话简直张口便错。用语当然也不道地，海音就常笑我把“什么玩意儿”说成了“什么玩意”。有一次我不服气，说你们北方人“花儿鸟儿鱼儿虫儿”，我们南方人听来只觉得“肉麻儿”。众人大笑。
那时候台北的文人大半住在城南。单说我们厦门街这条小巷子吧，曾经住过或是经常走过的作家，至少就包括潘垒、黄用、王文兴与“蓝星”的众多诗人。巷腰曾经有《新生报》的宿舍，所以彭歌也常见出没。巷底通到同安街，所以《文学》杂志的刘守宜、吴鲁芹、夏济安也履印交叠。所以海音也不时会走过这条巷子，甚至就停步在我家门口，来按电铃。
就像旧小说常说的，“光阴荏苒”，这另一段“城南旧事”随着古老的木屐踢踏，终于消逝在那一带的巷尾弄底了。夏家和余家同一年搬了家。从1974年起，我们带了四个女儿就定居在香港。十一年后我们再回台湾，却来了高雄，常住在岛南，不再是城南了。厦门街早已无家可归。
夏府也已从城南迁去城北，日式古屋换了新式的公寓大厦，而且高栖在六楼的拼花地板，不再是单层的榻榻米草席。每次从香港回台，几乎都会去夏府做客。众多文友久别重聚，气氛总是热烈的，无论是餐前纵谈或者是席上大嚼，那感觉真是宾至如归，不拘形骸到喧宾夺主。女主人天生丽质的音色，流利而且透彻，水珠滚荷叶一般畅快圆满，却为一屋的笑语定调，成为众客共享的耳福。夏先生在书房里忙完，往往最后出场，比起女主人来也“低调”多了。
海音为人，宽厚、果决、豪爽。不论是做主编、出版人或是朋友，她都有海纳百川的度量，我不敢说她没有敌人，但相信她的朋友之多，友情之笃，是罕见的。她处事十分果决，而且决定得很快，我几乎没见过她当场犹豫，或事后懊悔。至于豪爽，则来自宽厚与果决：宽厚，才能豪，果决，才能爽。跟海音来往，不用迂回；跟她交谈，也无须客套。
这样豪爽的人当然好客。海音是最理想的女主人，因为她喜欢与人共享，所以客人容易与她同乐。她好吃，所以精于厨艺，喜欢下厨，更喜欢陪着大家吃。她好热闹，所以爱请满满一屋子的朋友聚谈，那场合往往是因为有远客过境，话题新鲜，谈兴自浓。她好摄影，主要还是珍惜良会，要留刹那于永恒。她的摄影不但称职，而且负责。许多朋友风云际会，当场拍了无数照片，事后船过无纹，或是终于一叠寄来，却曝光过度，形同游魂，或阴影深重，疑是卫夫人的墨猪，总之不值得保存，却也不忍心就丢掉。海音的照片不但拍得好，而且冲得快，不久就收到了，令朋友惊喜加上感佩。
所以去夏府做客，除了笑谈与美肴，还有许多近照可以传观，并且引发话题。她家的客厅里有不少小摆设，在小鸟与青蛙之外，更多的是象群。她收集的瓷象、木象、铜象姿态各殊，洋洋大观。朋友知道她有象癖，也送了她一些，总加起来恐怕不下百头。这些象简直就是她的“象征”，隐喻着女主人博大的心胸、祥瑞的容貌。海音素称美女，晚年又以“资深美女”自嘲自宽。依我看来，美女形形色色，有的美得妖娆，令人不安；海音却是美得有福相的一种。
这位美女主编，不，资深美女加资深主编，先是把我的稿子刊在“联副”，继而将之发表于《纯文学》月刊，最后又成为我好几本书的出版人。我的文集《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青青边愁》，诗集《在冷战的年代》，论集《分水岭上》都在她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出书，而且由她亲自设计封面，由作者末校。我们合作得十分愉快：我把编好的书稿交给她后一切都不用操心，三四个星期之后新书就到手了。欣然翻玩之际，发现封面雅致大方，内文排印悦目，错字几乎绝迹，捧在手里真是俊美可爱。那个年代书市兴旺，这六本书销路不恶，版税也付得非常爽快，正是出版人一贯的作风。
“纯文学出版社”经营了廿七年，不幸在1995年结束。在出版社同仁与众多作者的一片哀愁之中，海音指挥若定，表现出“时穷节乃见”的大仁大勇。她不屑计较琐碎的得失，毅然决然，把几百本好书的版权都还给了原作者，又不辞辛劳，一箱一箱，把存书统统分赠给他们。这样的豪爽果断，有情有义，有始有终，堪称出版业的典范。当前的出版界，还找得到这样珍贵的品种吗？
海音在“纯文学出版社”的编务及业务上投注了多年的心血，对台湾文坛甚至早期的新文学贡献很大。祖丽参与社务，不但为母亲分劳，而且笔耕勤快，有好几本访问记列入“纯文学丛书”。出版社曲终人散，虽然功在文坛，对垂垂老去的出版人仍然是伤感的事。可是海音的晚年颇不寂寞，不但文坛推重，友情丰收，而且家庭幸福，亲情洋溢。虽然客厅里挂的书法题着何凡的名句“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脚步赶路”，毕竟有何凡这么忠贞的老伴相互“牵手”，走完全程。而在她文学成就的顶峰，《城南旧事》在大陆拍成电影，赢得多次影展大奖，又译成三种外文，制成绘图版本。
在海音七十大寿的盛会上，我献给她一首三行短诗，分别以寿星的名字收句。子敏领着几位作家，用各自的乡音朗诵，颇为叫座。我致辞说：“林海音岂止是常青树，她简直是常青林。她植树成林，我们就在那林阴深处……常说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位伟大的女性。现在是女强人的时代，照理成功的女人背后也必有一位伟大的男性。可是何凡和林海音，到底谁在谁的背后呢？还是闽南语说得好：夫妻是‘牵手’。这一对伉俪并肩携手，都站在前面。”
暮色苍茫得真快，在八十岁的寿宴上，我们夫妻的座位安排在寿星首席。那时的海音无复十年前的谈笑自若了。宾至的盛况不逊当年，但是热闹的核心缺了主角清脆动听的女高音，不免就失去了焦聚。美女再资深也终会老去，时光的无礼令人怅愁。我应邀致辞，推崇寿星才德相侔，久负文坛的清望，说一度传闻她可能出任“文化部长”：“如果早二十年，她确是‘文化部长’的最佳人选。可是，一个人做了林海音，还稀罕做‘文化部长’吗？”这话突如其来，激起满堂的掌声。
四年后时光的无礼变成绝情。我发现自己和齐邦媛、痖弦坐在台上，面对四百位海音的朋友追述她生前的种种切切。深沉的肃静低压着整个大厅。海音的半身像巨幅海报高悬在我们背后，熟悉的笑容以亲切的眸光、开朗的齿光煦照着我们，但没有人能够用笑容回应了。刚才放映的纪录片，从稚龄的英子到耋年的林先生，栩栩的形貌还留在眼睫，而放眼台下，沉思的何凡虽然是坐在众多家人的中间，却形单影只，不，似乎只剩下了一半，令人很不习惯。我长久未流的泪水忽然满眶，觉悟自己的“城南旧事”，也是祖丽姐妹和珊珊姐妹的“城南旧事”，终于一去不回。半个世纪的温馨往事，都在那幅永恒的笑貌上停格了。
2002年8月11日
亦秀亦豪的健笔 ── 我看张晓风的散文
三十年来台湾的散文作家，依年龄和风格大致可以分为四代。第一代的年龄在八十岁上下，可以梁实秋为代表。第二代在六十岁左右，以女作家居多，目前笔力最健者，当推琦君，但在须眉之中，也数得出思果、陈之藩、吴鲁芹、周弃子等人，不让那一代的散文全然变成“男性的失土”。第三代的年龄颇不整齐，大约从四十岁到六十岁，社会背景也很复杂：王鼎钧、张拓芜、林文月、亮轩、萧白、子敏等人都是代表；另有诗人而兼擅散文的杨牧与管管，小说家而兼擅此道的司马中原（张爱玲亦然，但应该归于第二代）。第四代的年龄当在二三十岁，作者众多，潜力极大，一时尚难遽分高下，但似乎应该包括温任平、林清玄、罗青、颜昆阳、袁琼琼、渡也、高大鹏、孙玮芒、李捷金、陈幸蕙等人的名字。
大致说来，第二代的风格近于第一代，多半继承五四散文的流风余绪，语言上讲究文白交融，笔法上讲究入情入理，题材上则富于回忆的温馨。第三代是一个突变，也是一个突破。年龄固然是一大原因，但真正的原因是第三代的作家大多接受了现代文艺的洗礼，运用语言的方式，已有大幅的蜕变。他们不但讲究文白交融，也有兴趣酌量作西化的试验，不但讲究人情世故，也有兴趣探险想象的世界。在题材上，他们不但回忆大陆，也有兴趣反映台湾的生活，探讨当前的现实。他们当然欣赏古典诗词，但也乐于运用现代诗的艺术，来开拓新散文的感性世界。同样，现代的小说，电影，音乐，绘画，摄影，等等艺术，也莫不促成他们观察事物的新感性。
“要是你四月来，苹果花开，哼……”
这人说话老是使我想起现代诗。
张晓风的散文《常常，我想起那座山》中的两句话，正好用来印证我前述的论点。在第三代的散文家中，张晓风年纪较轻，但成就却不容低估。前引的两句和现代诗的关系还比较落于言诠，再看她另一篇作品《你还没有爱过》中的一句：
而终有一天，一纸降书，一排降将，一长列解下的军刀，我们赢了！
这一句写的是日军投降，但是那跳接的意象，那武断而迅疾的句法，却是现代诗的作风。换了第二代的散文家，大半不会这么写的。
张晓风的一支健笔纵横于近二十年来的文坛，先是以散文成名，继而转向小说，不久又在戏剧界激起壮阔的波澜，近年她的笔锋又收回散文的领域，而更见变化多姿。她在散文创作上的发展，正显示一位年轻作家如何摆脱了早期新文学的束缚，如何炼锻了自己的风格，而卓然成为第三代的名家。早在十三年前，我已在《我们需要几本书》一文中指出：“至少有三个因素使早期的晓风不能进入现代：中文系的教育，女作家的传统，五四新文学的余风。我不是说，凡出身中文系，身为女作家，且承受五四余泽的人，一定进不了现代的潮流。我只是说，上述的三个背景，在普通的情形下，任具一项，都足以阻碍现代化的倾向。晓风三者兼备，竟能像跳栏选手一样，一一越过，且奔向坦坦的现代大道，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十三年后回顾晓风在散文上的成就，比起当日来，自又丰收得多。再度综览她这方面的作品，欣赏之余，可以归纳出如下的几个特色：第一，晓风成名于60年代的中期，那时正是的是曾与晓风协力促进剧运的青年同伴，像姚立含，黄以功；更有像温梅桂那样奋斗自立的泰雅尔人山胞。后面的三个人物写得比较详尽，但也不是正式的传记。前面的四个名人则见首而不见尾，夭矫云问，出没无常，只是一些生动的印象集锦。而无论是速写或详叙，这些人物在晓风的笔下，都显得亲切而自然，往往只要几下勾勒，颊上三毫已见。晓风的笔触，无论是写景，状物，对话或叙事，都是快攻的经济手法，务求在数招之内见功，很少细针密线的工笔。所以她的段落较短，分段较多，事件和情调的发展爽利无碍，和我一般散文的长段大阵，颇不相同。晓风的文笔还有一项能耐，便是雅俗、文白、巧拙之间的分寸，能依主题的需要而调整，例如写耆宿洪陆东时的老练，便有别于《蜗牛女孩》的坦率天真。
几篇写人物的散文之中，我认为味道最浓笔意最醇的，是《半局》和《看松》。这两篇当然不是传记，而是作者一鳞半爪的切身感受和亲眼印象，却安排得恰到好处，真有“传神”之功。也许晓风和文中的两位人物——一位是她的系主任，一位是同事——相知较深，所以往事历历，随手拈来，皆成妙谛，比起其他人物的写照来，更见突出。我认为这种用散闻轶事串成的人物剪影，形象生动，意味隽永，是介于《史记》列传和《世说新语》之间的笔法，希望晓风以后多加发挥。尤其是《半局》一篇，墨饱笔酣，六千字一气呵成，其中人物杜公的意态呼之欲出，不台湾文坛西化的高潮，她的作品却能够免于一般西化的时尚，既不乱叹人生的虚无，也不沉溺文字的晦涩。第二，她出身于中文系，却不自囿于所谓“旧文学”，写起文章来，既少饾饤其表的四字成语或经典名言，也无以退为进以酸为雅的谦虚作态。相反地，她对于西方文学颇留意吸收，在剧本的创作上尤其如此。读她的散文，实在看不出是昧于西洋文学的作家所写。第三，她是女作家，却能够摆脱许多女作家，尤其是一些散文女作家常有的那种闺秀气，其实从《十月的阳光》起，她的散文往往倒有一股勃然不磨的英伟之气。她的文笔原就无意于妩媚，更不可能走向纤弱，相反地，她的文气之旺，笔锋之健，转折之快，比起一些阳刚型的男作家来，也毫不减色。第四，一般的所谓散文家，无论性别为何，笔下的题材常有日趋狭窄之病，不是耽于山水之写景，就是囿于家事之琐细，旧闻之陈腐，酬酢之空虚，旅游之肤浅，久之也就难以为继。晓风的散文近年在题材上颇见拓展，近将出版的《你还没有爱过》一书可以印证她的精神领域如何开阔。在风格上，晓风能用知性来提升感性，在视野上，她能把小我拓展到大我，乃能成为有分量有地位的一流散文家。
《你还没有爱过》里面的十五篇散文，至少有八篇半是写人物——《承受第一线晨曦的》只能算是半篇。这些人物，有的是文化界已故的前辈，像洪陆东，俞大纲，李曼瑰，史惟亮；有但是晓风个人的杰作，也是近年来散文的妙品。我甚至认为，《半局》的老到恣肆之处，鲁迅也不过如此。请看下列这一段：
有一天，他和另一个助教谈西洋史，那助教忽然问他那段历史中兄弟争位后来究竟是谁死了，他一时也答不上来，两个人在那里久久不决，我听得不耐烦：
“我告诉你，既不是哥哥死了，也不是弟弟死了，反正是到现在，两个人都死了。”
说完了，我自己也觉一阵悲伤，仿佛《红楼梦》里张道士所说的一个吃它一百年的疗妒羹——当然是效应的，百年后人都死了。
杜公却拊掌大笑：
“对了，对了，当然是两个都死了。”
短短的一段文字里，从历史的徒劳到人生的空虚，从作者的伤感到杜公的豁达，几番转折，真是方寸之间有波澜。再看结尾的一段：
对于那些英年早逝弃我而去的朋友，我的情绪与其说是悲哀，不如说是愤怒！
正好像一群孩子，在广场上做游戏，大家才刚弄清楚游戏规则，才刚明白游戏的好玩之处，并且刚找好自己的那一伙，其中一人却不声不响地半局而退了，你一时怎能不愕然得手足无措，甚至觉得被什么人骗了一场似的愤怒！
这一段的比喻十分贴切，而对于朋友夭亡的反应，不是悲哀，却是愤怒，好像没可奈何之中，竟迁怒造化的无端弄人。这，就是我所谓作者的英伟之气。《半局》的题目就取得很好，而尤见功力的，是文中感情的几经变化，那样“半忘年交”的友谊，戏谑中有尊敬，低回中有豪情，疏淡中寓知己，读来真是令人“五内翻涌”。
这样的杰作，在民初的散文名家里也不多见。可见晓风散文的多度空间里，比他们要多一度空间，那便是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诗的启示。像《半局》中的这一段：
杜公是黑龙江人，对我这样的年龄而言，模糊的意念里，黑龙江简直比什么都美，比爱琴海美，比维也纳森林美，比庞培古城美，是榛莽渊深，不可仰视的，是千年的黑森林，千峰的白积雪加上浩浩万里、裂地而奔窜的江水合成的。
便是我前文所谓“第三代的散文”，因为它速度快，笔力强，一气呵成，有最好的现代诗那种莽莽苍苍的感性。仅有感性，当然不足以成散文大家，但是笔下如果感性贫乏，写山而不见其峥嵘，写水而不觉其灵动，却无论如何成不了散文家。晓风写景记游的一些近作如《常常，我想起那座山》，在抒情散文的创作上成就惊人，“临场感”（sense of immediacy）甚为饱满的感性，经灵性和知性的提升之后，境界极高。在这种散文里，晓风已经是一位不分行的诗人了。
晓风偶尔也写些诗，但句法刚直，语言嫌露，佳作不多。我倒觉得，能在写景或抒情的散文里挥洒诗才，也是一种高妙之境，原不一定非要去经营“分行的艺术”。其实，晓风散文中写景之句，论空灵，论秀逸，论气魄，比起许多现代诗的佳句来，并不逊色。《常常，我想起那座山》中许多附有小标题的片段，都是笔法精简感性逼人眉睫的妙品，例如写梅骨的一段，真能攫住老柯心里秘藏欲发的生机。又如她写夜色，有这样的句子：“深夜醒来我独自走到庭中。四下是彻底的黑，衬得满天星子水清清的。”又说：“文明把黑夜弄脏了，黑色是一种极娇贵的颜色，比白色更沾不得异物。”下面的一段设想奇妙，那种想象力，真可以博得东坡一笑：
山从四面叠过来，一重一重地，简直是绿色的花瓣——不是单瓣的那一种，而是重瓣的那一种——人行水中，忽然就有了花蕊的感觉，那种柔和的，生长着的花蕊，你感到自己的尊严和芬芳，你竟觉得自己就是张横渠所说的可以“为天地立心”的那个人。
再看下面这一段：
十一点了，秋山在此刻竟也是阳光炙人的，我躺在复兴二号(1)下面，想起唐人的传奇，虬髯客不带一丝邪念卧看红拂女梳垂地的长发，那景象真华丽。我此刻也卧看大街在风中梳着那满头青丝，所不同的是，我也有华发绿鬓，跟巨木相向苍翠。
这真是神乎其想的豪喻，晓风身为女作家，不自比红拂女，却自拟虬髯客，正是我所谓的英伟之气。至于“华发绿鬓，跟巨木相向苍翠”一句，也有辛弃疾山人相看妩媚之意，仍是自豪的。在同一章中，晓风又喻那擎天神木为“倒生的翡翠矿”，也是匪夷所思。此文的《后记》第三则又说：
夏天，在一次外出旅行之前，我又去了一次拉拉山，吃了些水蜜桃，以及山壁上倾下来的不花钱的红草莓。夏天比秋天好的是绿苔上长满十字形的小紫花，但夏天游人多些，算来秋天比夏天多了整整一座空山。
整段文字清空自在，不用说了，奇就奇在最后那一句：“算来秋天比夏天多了整整一座空山。”照讲夏天叶茂人多，应该夏多于秋才对，但作者神思异发，认为入山贵在就山，不在就人，所以要比空寂之美，却是秋富于夏。这种妙笔，散文家也不输诗人。
张晓风这本新书里佳作尚多，不及一一细析，但还有一篇值得再三诵读的，便是书名所本的《你还没有爱过》。此地所谓的爱，是国民民族的大我之爱。
作者在贵阳街“国军历史文物馆”里，吊古低回，感奋于民初青年慷慨报国的忠义精神。她一面瞻仰早期军校朴拙而庄严的同学录，一面从那些古色古香的通信地址去揣摩那些相中人物乡镇的情景，领着读者作纸上的故国神游：
郭孝言 年十九 镇江城内小市口杜宅后院
章 甫 年二十三 湖南永州老县门口章吉祥药号交
李亚丹 年二十二 湖南岳州桃林喻义兴宝号转旧屋李家
就这么几十个简单而又落实的地址，便激发了作者无穷的乡国之思，同胞之爱，引爆了她光华四射的想象。这些古色斑斓胆气照人的名录，具体可握如历史的把手，作者逐条加上自己的按语，就像实地低回时心中起伏波动的意识流，虚实相激相荡，原是善作安排。及其高潮，下面的这段文字更是喷薄而出：
只为一声戍角，那些好男儿从稻田从麦田从高粱田，从商行，从药铺，从磨坊，从鱼行，从杂货铺，从酒坊一一走出来，就这样，走出一番新翠照眼的日月山川。不知为什么，越读那些土里土气的小地名，越觉有万千王师的气象，每翻一张扉页，竟觉得在腕底翻起的是飒飒然的八方风雨。
能写出这种节奏，这种气魄，这种胸襟的散文，张晓风不愧是第三代散文家里腕挟风雷的淋漓健笔，这支笔，能写景也能叙事，能咏物也能传人，扬之有豪气，抑之有秀气，而即使在柔婉的时候也带一点刚劲。在散文的批评里，梁实秋的风趣，思果的恬淡，陈之藩的颖悟，琦君的温馨，早经公认，赏析已多，但散文天地的广阔正如人生，淡有淡味，浓有浓情，怀旧的固然动人温情，探新的也能动人激情。说散文一定要像橄榄或清茶，由来已久，其实是画地为牢。谁规定散文不可以像哈密瓜像酒？韩潮苏海，是橄榄或清茶吗？散文的读者不妨拓展自己的视域，也来欣赏张晓风的豪秀，杨牧的雅丽。
张晓风既有天才，又有学力，更有可惊的精力与毅力，我热切希望她能尽展所长，少作秀，少编书，少写别人也会写的那些俏皮小品或应景文章，把她的大才用来创新并突破散文的华严世界。
1981年1月于厦门街
何曾千里共婵娟
中秋前夕，善写月色的小说家张爱玲被人发现死于洛杉矶的寓所，为状安详，享年七十五岁。消息传来，震惊台港文坛，哀悼的文章不断见于报刊，盛况令人想起高阳之殁。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哀艳苍凉，她自己则以迟暮之年客死他乡，不但身边没有一个亲友，甚至殁后数日才经人发现，也够苍凉的了。这一切，我觉得引人哀思则有之，却不必遗憾。因为张爱玲的杰作早在年轻时就已完成，就连后来的《秧歌》，也出版于三十四岁，她在有生之年已经将自己的上海经验从容写出。时间，对她的后半生并不那么重要，而她的美国经验，正如对不少旅美的华人作家一样，对她也没有多大意义。反之，沈从文不到五十岁就因为政治压力而封笔，徐志摩、梁遇春、陆蠡更因为夭亡而未竟全功，才真是令人遗憾。
张爱玲活跃于抗战末期沦为孤岛的上海，既不相信左翼作家的“进步”思想，也不热衷现代文学的“前卫”技巧，却能兼采中国旧小说的家庭伦理、市井风味，和西方小说的道德关怀、心理探讨，用富于感性的精确语文娓娓道来，将小说的艺术提高到纯熟而微妙的境地。但是在当时的文坛上，她既不进步，也不前卫，只被当成“不入流”的言情小说作家，亦即所谓“鸳鸯蝴蝶派”。另一方面，钱锺书也是既不进步，也不前卫，却兼采中西讽刺文学之长，以散文家之笔写新儒林的百态，嬉笑怒骂皆成妙文。当代文坛各家在《人，兽，鬼》与《围城》里，几被一网打尽，所以文坛的“主流派”当然也容不得他。此二人上不了文学史，尤其是当年大陆的文学史，乃理所当然。
直到夏志清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才为二人各辟一章，把他们和鲁迅、茅盾等量齐观，视为小说艺术之重镇。今日张爱玲之遍受推崇，已经似乎理所当然，但其地位之超凡入圣，其“经典化”（canonization）之历程却从夏志清开始。《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于1961年，但早在1948年，我还在金陵大学读书，就已看过《围城》，十分倾倒，视为奇书妙文。倒是张爱玲的小说我只有道听途说，印象却是言情之作，直到读了夏志清的巨著，方才正视这件事情。早在三十多年前，夏志清就毫不含糊地告诉这世界：“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一位杰出的评论家不但要有学问，还要有见解，才能慧眼独具，识天才于未显。更可贵的是在识才之余，还有胆识把他的发现昭告天下：这就是道德的勇气、艺术的良心了。所以杰出的评论家不但是智者，还应是勇者。今日而来推崇张爱玲，似乎理所当然，但是三十多年前在“左倾”成风的美国评论界，要斩钉截铁，肯定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等的成就，到与鲁迅相提并论的地步，却需要智勇兼备的真正学者。一部文学史是由这样的学者写出来的。英国小说家班乃特（Arnold Bennett）在《经典如何产生》一文中就指出，一部作品所以能成为经典，全是因为最初有三两智勇之士发现了一部杰作，不但看得准确，而且说得坚决，一口咬定就是此书；世俗之人将信将疑，无可无不可，却因意志薄弱，自信动摇，禁不起时光再从旁助阵，终于也就人云亦云，渐成“共识”了。在夏志清之前，上海文坛也有三五慧眼识张于流俗之间，但是没有人像夏志清那样在正式的学术论著之中把她“经典化”。夏志清不但写了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只手改写了中国的新文学史。
杰出的小说家必须有散文高手的功力，舍此，则人物刻画、心理探索、场景描写、对话经营等等都无所附丽。张爱玲的文字，无论是在小说或散文里，都不同凡响，但是她无意追求“前卫”，不像某些现代小说名家那样在文字的经营上刻意求工、锐意求奇。她的文字往往用得恰如其分，并不铺张逞能，这正是她聪明之处。夏志清以她的散文《谈音乐》为例，印证她捕捉感性的功夫。“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变了味，有一种‘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使油更油得厉害，烂熟，丰盈，如同古时候的‘米烂陈仓’。”如此真切的感性，在张爱玲笔下娓娓道来，浑成而又自然，才是真正大家的国色天香。
张爱玲不但是散文家，也兼擅编剧与翻译。她常把自己的小说译成英文或中文，也译过《老人与海》《鹿苑长春》《浪子与善女人》《海上花列传》，甚至陈纪滢的《荻村传》，也译过一点诗。林以亮（宋淇笔名）为今日世界出版社编选的《美国诗选》出版于1961年，由梁实秋、张爱玲、邢光祖、林以亮、夏菁和我六人合译，我译得最多，几近此书之丰，张爱玲译得很少，只有爱默森五首，梭罗三首。宋淇是她的好友，又欣赏她的译笔，所以邀她合译，以壮阵容。
宋淇和张爱玲都熟悉上海生活，习说沪语，在上海时已经认识。50年代初，他们在香港美新处同过事，后来宋淇在电影懋业公司工作，张爱玲又为“电懋”编写剧本《南北一家亲》及《人财两得》。经过多年的交往，宋淇及其夫人邝文美已成张爱玲的知己；由于张爱玲晚年鲜与外界往来，许多出版界的人士要与她联络，往往经过宋淇，皇冠出版她的作品，即由宋淇安排开始。张爱玲与宋淇的深交由此可见，所以她在遗嘱中交代，所有遗物与作品委托宋淇全权处理。宋淇知她既深，才学又高，更难得的是处事井然有序，当然是托对了人。如果是在十年前，宋淇处理她的遗嘱，必然胜任愉快，有宋夫人相助，更不成问题。但是张爱玲似乎忘了，宋淇比她还长一岁，也垂垂老矣，近年病情转重，甚至一步也离不了氧气罩。最近逢年过节，我打电话去香港问候宋淇，都由宋夫人代接代答了，令我不胜怅惘，深为故人担忧。其实宋夫人自己也有病在身，几年前甚至克服了癌症。两位老人如今真是相依为命，遗嘱之托，除了徒增他们的伤感之外，实在无法完成。这件事当然是一副重担，不如由宋淇授权给皇冠的平鑫涛去处理，或是就近由白先勇主持一个委员会来商讨。
1995年9月
梁翁传莎翁
梁实秋先生译述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已于近日大功告成，并由远东图书公司精印出版，这真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我说这不但是中国文学界的大事，更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大创举，因为五四以来，西洋作家的译述，何止数千百家，但译述一位大作家而能竟其全集者，梁实秋先生还是第一人。除去译述莎翁所需的修养与学识而外，仅仅这种超绝常人的毅力，这种有始有终的精神，已经值得文学界的敬佩，进而盛大庆祝了。
莎士比亚是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三百多年来，他这种君临英国文学史的崇高地位，一直固若磐石，撼之不摇。从班江生到安诺德，哪一位大师面对莎士比亚，不是碑其口而香其心？20世纪诗宗艾略特更说：“但丁与莎士比亚平分秋色，不作第三人想。”这种情形，似乎并不存在于对岸的法国文学。我们似乎颇难指出，谁是君临法国文学的巨匠。拉辛乎？莫里哀乎？雨果乎？巴尔扎克乎？佛罗贝尔乎？波德莱尔乎？抑梵乐希乎？似乎迄无公论，定论。
像这样伟大的一位作家，数百年来，竟一直笼罩在神秘的氤氲之中。于是“疑莎论”者，代不乏人，或创“沙翁即培根”之说，或骋“沙翁即马罗”之想。这些可笑的臆度，不待“外证”的推翻，即从文字风格本身的差异，也可以显示其无稽。诗人兼传记家管诺（Peter Quennell）在1963年出版的《莎士比亚传》，应该可以廓清“疑莎论”的种种。
莎士比亚创作力的宏富，是罕见的。我们常听说，与他同时的西班牙戏剧大家罗佩·兑·维加（Lope de Vega）如何创造了二千种以上的剧本。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即以维加之才与寿（他活了足足七十三岁），要月撰数剧，要每剧必佳，实在也不可能。莎士比亚的戏剧，比起维加来，固然不算多产，但比起许多英国的戏剧家，如班江生和康格利夫等等，却是产量惊人的。三十七部戏剧，前后创作的时间，不过二十年左右，平均几乎每年两部。不但如此，这些作品的性质也是极为繁复的。大戏剧家如班江生者，往往擅长喜剧而拙于悲剧，如拉辛者，又偏于悲剧而不及喜剧，如莎士比亚之诸体具工者，更是少而又少。
梁翁传莎翁。莎士比亚只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三十六年。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莎翁是连续地写，在太平盛世的伦敦连续地写，而梁翁是时作时辍地译，在多难的中国时作时辍地译，从二次大战之前译到二次大战之后，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据说，最先建议并鼓励梁实秋先生译述莎士比亚全集的，是胡适之先生。胡先生已经作古，于莎为近，于梁为远，但如果他地下有知，亦必欣然。梁先生治莎学，当已不止三十六年。以他的才情，以他的中英文修养，以他对英国文学的广泛认识，加上他对译事的认真态度，来从事莎士比亚的译述，可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了。现在全集三十七种已经出版，封面的古典大方，内文的清晰悦目，以及校对的精细，等等，可以说无所愧于莎翁。至于译文本身，对于信达雅三者，都能兼顾。我曾就《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二剧的梁译与原文，作对照的阅读，而对译者的苦心，对译者把伊丽莎白朝的英语嫁给1967年的中文的一番苦心经营，感到异常钦佩。大致上，我浅尝后的一点印象是：由于梁先生“知彼”之深，似乎有时候梁译宁可舍雅而就信。信雅难以等量兼顾之时，应屈信以全雅乎，抑或屈雅以从信？这是翻译原则上的一大难题。古往今来，这问题不知难倒了多少翻译大家。18世纪大诗人颇普英译荷马史诗，而以当时最流行的“英雄式偶句”出之。当时的英国人读得非常过瘾，但是希腊文学专家班特利说：“诗是很漂亮，不过你不能把它摆在荷马的名下。”班特利的意思是说，颇普译文，雅则雅矣，信则未恤。近读林语堂先生所译《葬花词》，发现林先生颇有“屈信以全雅”的倾向，以致英译虽然韵律铿锵，流畅可诵，唯与原意则大有出入。我们同样可以套用班特利的话说：“诗是很流畅，不过你总不好意思把它摆在曹霑的名下吧。”
汉诗英译之初，西方的汉学家如翟理斯者，类皆采用英诗的韵律，念起来果然朗朗上口。唯晚近的汉学家，如译《楚辞》的霍克斯（David Hawkes）和译“晚唐诗”的格瑞安（A. C.Graham），都毅然抛去英诗韵律，几乎唯信是从，结果他们的翻译，我认为，皆认真而踏实，不难令西方读者从而揣摩原作用字遣词的惯性，“无论哪一国文字，都不是为了翻译而存在的。”早在三十多年前，梁先生自己就已经指出这一点来了。但是，当我说梁译有时宁可“舍雅而就信”时，我并无意要给读者以梁译“不雅”的印象，我的意思只是说它“舍雅”，而这种“舍雅”的做法是以“就信”为原则的。没有人比梁先生自己更恨“硬译”的了。就是因为恨它，他才和硬译的鲁迅和效颦鲁迅的左派译者们发生论战。也真奇怪，像鲁迅那样流畅的一支笔，一旦面临西洋文字，不知道何以就会变得那样别扭，结果是既失之于雅，又失之于达，而在不雅不达的窘境之中，信又将焉附？今日某些年事较长的作者，摇笔行文之际，似犹不免“从事着的工作”“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曼殊菲儿”“仍被一世纪前的印象主义画家群所深深地影响着”等等的“非中文”。这些欧腔洋调，恐怕都是那种硬译体的余泽。
梁实秋先生的翻译，初不限于莎士比亚。即使从未译过莎士比亚，梁先生仍可称翻译名家。据我所知，除戏剧外，他译过的作品尚包括《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咆哮山庄》《织工马南传》《吉尔菲先生的情史》《潘彼德》《沉思录》《百兽图》等多种。其中最不为人知的《百兽图》（Animal Farm），是英国小说家兼批评家欧威尔（George Orwell）1945年的作品。《百兽图》不叫主义，不喊口号，表面上毫不“战斗”，也绝无“史魔”“黑酋”之类的字样，然而透过鲜活的寓言形式，专制者如何愚民、欺民、虐民的种种手段，莫不跃然纸上。这样子的作品，才能自拔于宣传，而称为“艺术”。这样子的作品，不但在此时此地，即千百年后，也将侪于《格列佛游记》之列，而仍为人性永恒的反映。
就像这样，四十年来梁实秋先生一直默默地在做一些很重要的文学工作。我们今日对梁先生如此尊敬，不仅因为他是一位翻译家，更因为他是一位散文家，一位具有坚定信仰和独立思想的批评家。梁实秋这三个字和翻译是不可分的。他主持过编译馆，也主持过协志工业振兴社的名著译丛；他译过戏剧，也译过小说、散文和诗。《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出版，更提高了他在这方面的地位。散文方面，他的文字兼文言白话之长，能俗能雅，他的境界在晚明小品与英国文学中从兰姆到比尔邦（Max Beerbohm）的散文传统之间，亲切、机智，而饶有谐趣。我自己的散文不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我相信这是散文一个广阔的方向，惜乎传人渐少，而某些效颦的作家似乎昧于“诙谐”与“滑稽”之别，“讽喻”与“尖刻”之分，逐俗逞凶，每堕恶趣，终不能自拔。
可是，这许多梁实秋之中，对于中国新文学最具重大意义的，是批评家梁实秋。三十年前，梁先生撰写的文学批评，重刊于台湾的，有纳入文星丛刊的《浪漫的与古典的》与《偏见集》两种。来台后，较重要的批评文集尚有同一丛刊的《文学因缘》。从这几本书看来，我认为作者是五四以来，自由主义的少数真正批评家之一。正因为如此，他注定了要反对以文学为政治工具的左派文人等等。身受英美式自由教育并信奉儒家温柔敦厚之旨的梁实秋，如果当时面临的是纳粹或法西斯蒂，照样也会成为一个反对的声音。
在30年代的中国，面对左派文人压倒性的优势，梁实秋先生敢以一支独立的笔，向那些“穿制服的作家们”挑战并且应战，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在浪漫主义的末流（所谓“革命文学”，所谓“普罗文学”，实质上也只是一种伤感文学）泛滥之际，梁实秋独举古典精神，再三强调安诺德所标示的“沉静地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在口语的乡土文学流行之际，梁实秋指出口语并不等于文学。在左派文人高呼“阶级性”第一的时候，梁实秋指出“阶级性”的偏窄与“人性”的普遍。在左派文人高呼文学进化论时，梁实秋却宣扬“文学的永久性”，认为绥拉菲摩维支的短暂终不能掩盖米尔顿的永恒。在左派文人叫嚣文学大众化的时候，梁实秋独忧粗俗的大众化只有降低文学而不能提高大众。他说：“雅俗共赏的文学，当然是可能的。例如《水浒传》之类的小说，便是个标样，可是坐在大鼓场中听水浒，与坐在书室里批点水浒，其兴味是不一致的。雅俗可以共赏，所赏者未必是一回事。”
在“左”倾文学雄踞大陆时期，梁实秋竟敢阻挡“潮流”，与“人民”为敌，无怪乎对方要恶声相向，恶名相加了。十几年来，梁先生赴美讲学的机会是多而又多的，可是他的选择一直是这个岛屿，他的选择是留在这里，从事教育与译著。十几年来，他一直相信米尔顿的一句话：“当同胞们在国内为自由而战的时候，一个人竟为了享乐而漫游海外，我认为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种风骨，和某些人相比之下，简直是判若云泥了。这样子的一位学者、散文家、批评家，而完成了如此庞大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述工作，应该是中国文学界加倍庆祝的原因。中国的文学界，不仅向翻译家梁实秋，更向学者、散文家，尤其是批评家的梁实秋致敬。
1967年8月4日
夏济安的背影
兄弟并为文学家的例子相当罕见，古代的曹丕、曹植，苏轼、苏辙，现代的鲁迅、周作人，法国的龚古尔兄弟（Edmond de and Jules de Goncourt），英国的浩司曼兄弟（A.E. and Laurence Housman）都很有名。在我的朋友里面，夏济安与夏志清是显赫的一例。
夏氏昆仲，我先认识哥哥济安先生。至于弟弟，则要等到哥哥身后，我才有幸结交。济安为人谦虚，口才不算敏捷，每逢受人赞美，总是推说他有一个弟弟，远远比他出色：大有关羽在曹操面前鼓吹张飞如何了得的神情。宋淇更会在旁助阵，夸说弟弟的英文更胜哥哥。所以早在见到志清之前，台北的文坛已有“戒心”了。
当年初识济安，我已台大毕业，在“国防部”联络局服役尚未期满；他已经是台大外文系副教授，虽然没教过我，也该算师长辈了。加以他年龄长我十二岁，这差距半尴不尬。他的同辈至交如宋淇与吴鲁芹，在离开大陆以前都已毕业于上海的大学，不像我来台后才把大学的后两年读完。因此我面对三人的“上海帮”，不免有点拘礼，未敢亲狎。
1956是值得纪念的一年。那年夏天我从“国防部”退役，济安见我恢复自由，竟将他在东吴大学的兼课让了出来，推荐由我去接。这正是我教大学的开始，有了这点起码的资历，第二年梁实秋才要我去师大兼课，第三年才送我去美国读书。
也就在那一年的9月，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月刊在台北创刊，社址就设在同安街五十五巷二号，正是发行人刘守宜的寓所。济安那时对新诗的评价不高，却认为仍应加以鼓励，并谦称自己对来稿无法取舍，乃托我代约新诗的稿件。于是我每期负责约集诗稿，并在出刊后代转刊物与稿费，直到两年后我去美国为止。
那时候我住在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靠近巷头。走到巷底便是同安街，左转再走三五分钟便到了《文学》杂志社址，真是近邻。杂志每月二十号出刊，所以我每到那天就去刘府取书。而每到那天，夏济安与吴鲁芹一定会去刘府打牌，一面也是等印刷厂把书送来，多少带一点新刊出版的高兴。所以每次我去，除了三位好友各据一方之外，第四位常是相稔的文友或台大的同仁，雀战方酣，气氛十分热闹，刘守宜的江北口音、夏济安的吴侬软语、吴鲁芹的上海闲话，在牌声噼啪之间你来我往，忽起忽落。有时候局终人散，也会见夏济安与吴鲁芹走过我家门前，一路笑谈，余兴未尽，只是吴鲁芹低调从容，而夏济安声喧语急，满面兴奋的红晕。
济安学贯中西，但滔滔雄辩却非所长，加以久抱独身，又不修边幅，乃有名士风貌。他的乡音颇重，讲学不畅，据说当时傅斯年校长也注意到了，竟去他班上旁听，令他相当紧张。结果校长发现他是真才实学，其疑遂息。
在赴美前夕，曾与我存去台大教授宿舍向济安辞行。他的房间果然名不虚传，杂乱无比，显然亟须一位女主人用非常手段来痛加扫除。但是同样显然，唯一的男主人偏安一隅，与满室的纵横枕藉和光同尘，不，黯然同尘，互不干扰，已成定论。天长地久，能与这满室的纷纭维持一种无序之序，恐怕真需要哲人的胸襟，才做得到有容乃安。那张书桌尤其壮观，中西的卷帙杂沓交叠，真的是枕经藉史，只勉强在近椅的桌面留下一角支肘搁臂的余地，逾此就号令不出京畿了。
济安虽然性情腼腆，不修边幅，而住处也疏于整顿，但笔下却照顾谨严，无论是评论或翻译都很出色。在他那一代的外文系教授里，中英文兼擅如他的实在罕见。即使在中文系的教授里，能写出他那样漂亮而有弹性的白话文的，恐怕也不多。
《文学》杂志出现在50年代后期的台湾文坛，既不附和官方鼓吹的所谓“战斗文学”，也不像60年代年轻作家那样热衷于引进所谓的“前卫”浪潮，可谓一大异数。刊名沿用朱光潜四十年代主编的综合性文学杂志，显得风格稳健平实，坚持文学本位，调和中西传统，兼顾儒家的使命感与自由主义学者的精神。
从1956年9月到1960年8月，夏济安主编的这本《文学》杂志一共出了八卷四十八期，内容包括论评、诗、散文、小说，作者以来自学界的为多。论评当然出于学者之手，诸如劳干、郑骞、叶庆炳、林文月等都是台大同仁，至于译者，如英千里、黎烈文、翁廷枢、朱乃长等也莫非外文系同事。爱唱低调、喜欢隐身幕后的吴鲁芹，支持济安最力，并常在杂志上发表散文与译作，也是在台大兼课。所以整体看来，这本杂志的功架颇为“学院派”，简直有点“京派”，但是几位中坚人物如夏济安、吴鲁芹、林以亮（宋淇）又都出身上海学府，乃另有“沪派”风格。
至于济安自己，在编务、课务之余，那几年确也发扬蹈厉，不但在《文学》杂志上刊出了好几篇掷地有声的论文，更勤于译述美国文学，成就可观。
早在《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济安就发表了长文《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用二万二千字的篇幅，旁征博引，以西方文学的艺术为印证，认真而详细地分析《落月》的得失，而令整个文坛为之震惊。当年的书评照例都是泛述草评，绝少像济安笔下这样能博能精，犀照无遗。一般书评或能粗枝大叶指出得失，但未必说得出所以然来，更无法用经典名著作试金之石，劝喻作者如何移花接木，甚至脱胎换骨。
在三卷一期，济安又于长近万字的《旧文化与新小说》一文中分析何以儒家对中国的小说影响不深，何以一味尊崇儒教正如一味否定儒教，都不能产生伟大的小说。严肃而又含蓄地，他同时批判了文以载道和全盘西化的浅见。
济安对新诗的不满与期许，在二卷一期的《白话文与新诗》里，说得十分中肯，但用的却是高瞻远瞩的宏观格局。一万四千字的篇幅大半用来分析“文、白、西、俚”四合一的白话文，因为那正是新诗有赖的“载体”。真正说到新诗本身，他反而避免枝节，只强调新诗最弱的地方在于音调，结果是既不宜诵读，更不易背诵，比起古典诗来，感染力差得多了。这篇文章，当时新诗人读了想必都不服气。其实此文写于1957年，当时台湾的新诗尚未成熟，确不够好，音调的安排不是单调便是芜杂。若是他能看到这四十多年来的进步，当会修正他的论调。
尽管如此，前述的三篇文章不但见解高超，而且文笔生动，作者的宏观确能通古今之变，采中外之长，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值得作家们认真细读。除此之外，济安还以“齐文瑜”的笔名发表了霍桑长文《古屋杂忆》的中译，刊于一卷的一、二两期。其实今日世界出版社印行的《美国散文选》上册也出于他的译笔，《美国文学批评选》中的两篇力作：《传统与个人的才具》及《论自然主义小说之没落》亦复如此。在赵丽莲主编的《学生英语文摘》上，他更逐期中英对照译介了当代美国作家如史华慈（Delmore Schwartz）、贾瑞尔（Randall Jarrell）的作品。
在早年台大外文系的名师之中，夏济安是非常杰出的一位。他的影响力因主编《文学》杂志而走出校园，普及文坛。他的台大高足，当初若非亲炙这位良师，又再受到《文学》杂志的感召，日后会否创办《现代文学》，恐怕就难说了。只可惜天不假年，他未及半百竟尔早逝，否则台湾的文坛，至少是批评界，生态可能不同。
2003年5月14日
狸奴的腹语 —— 读钟怡雯的散文
1
半世纪来台湾散文的世界，女作家几乎顶住了半边天。这一群女娲炼出的彩石，璀璨耀目而变化多端，简直不用等“世代交替”了，大约每十年就可见新景登场。人寿以十年为一旬，回顾半世纪女性散文的风景，琦君、罗兰、林海音、张秀亚当为第一旬，林文月当为第二旬，张晓风承先启后，当为第三旬，廖玉蕙、陈幸蕙继起，为第四旬，简媜翻新出奇，为第五旬。至于第六旬轮到谁来出景，则目前尚无定论。
虽然论犹未定，有一个人的名字却常被提起：钟怡雯很可能就是那个“谁”。她和丈夫陈大为是近年崛起于台湾文坛的一对金童玉女，在台湾与星马三地所得的诗奖、散文奖——多为首奖——超过了二十项；从学士到博士，所修的学位也都在台湾的大学取得，不论在文坛或学府都可称一双亮眼的伉俪。
这一对璧人不但同年出生，也同样来自马来西亚，而擅长的文体同样是诗与散文。这样的珠联璧合，又像是两镜交辉，又像是对联呼应，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坛平添了一道“钻面”。
这情景，不由我不联想到二十多年前的温瑞安与方娥真：也是由赤道向北回归的金童玉女。不过这两对之间差异颇大，虽然同归，却成了殊途。当年温瑞安与方娥真来台读书，是把台北当成长安来投奔的，结果在这岛上做了一场古中国之梦。他们组织了“神州诗社”，一面修文，一面练武，高悬李白与李小龙为偶像，有意自塑为巾帼才子、江湖豪侠。他们在台北也都进了大学，可是结社的活动远多于求学。更不幸的是，他们来台仍在戒严时期，情治单位误会他们的神州情结、民族主义是向往北京，竟将他们逮捕并囚禁了数月。于是“神州诗社”解散，他们的创作也随之受阻。日后温瑞安索性改写武侠小说，方娥真也只见发表小品杂文。
陈大为与钟怡雯一对，就幸运多了。十二年前他们来台，正好解严开始，言路渐宽。两人对中华文化同样向往，却能定下心来，在中文系从大一认真研读到博士，一面更认真创作，踏着文学奖的台阶登上文坛。退则坚守学府，进则侵略文坛，这种稳健的持久发展，终于美满丰收，成就了学者兼作家的双赢正果。
方娥真的才情与文笔均有可观，可惜未能在稳定中求进步，用学养来深耕，而且横遭变故，未能重拾彩笔竟其全功。叶慈曾论柯立基，谓其“有天才而无毅力”。钟怡雯似乎两者得兼，不但力学之余不废创作，而且得奖之余仍颇多产：在奠定声誉的第二本文集《垂钓睡眠》出版两年之后，紧接着就要推出这一本《听说》。
2
《垂钓睡眠》的二十篇散文里，有七篇曾获奖金，《垂钓睡眠》那一篇更连得双奖：命中率非常之高。她的艺术不但遍获痖弦、陈义芝、焦桐等诗人的肯定，更深得散文同行、也是女性杰出作家简媜的赏识。焦桐以《想象之狐，拟猫之笔》为题，为《垂钓睡眠》作序，说钟怡雯“常超越现实逻辑，表现诡奇的设境，和一种惊悚之美，叙述来往于想象与现实之间，变化多端，如狐如鬼”。
说钟怡雯的文路笔法如狐如鬼，是言重了一点。不过她的艺术像回力球一样，不断在虚实之间来回反弹，倒真能入于诡异，引起惊悚。值得注意的是，她的独创往往在于刷新观点。例如在《垂钓睡眠》一文里，她把失眠倒过来，说成是睡眠抛她而去，追捕不得，却又不甘将黑甜的天机交托给召梦之丸，只有等它倦游而知返。又例如在《芝麻开门》一文里，本来是不慎掉了钥匙，却说是钥匙自己逃走了，逃到电梯底层去寻梦，但底层只有一潭浊水，于是用蒙太奇的叠影，连接上儿时的水井和奶奶的那串钥匙。
创意首在造境之安排，境造好了，其他的技巧也就随之而来。不过钟怡雯所造之境多彩多姿，不尽是失眠或失钥匙那么天真。在新书《听说》里，至少有《藏魂》《失魂》《凝视》三文营造了超现实的意境。《藏魂》写的是图书馆：“整齐有序的书本，宛如一个个编号的骨灰坛，坛子里都装载着作者的魂。”《失魂》写的是作者的魂被诗人的丽句勾去了，竟而流连忘返，所以作者变得失魂落魄。这两篇设计得都很好，但在施行时未竟全功，所以真正诡奇而达惊悚境地的杰作，仍推《凝视》一篇。
《凝视》全篇的张力，聚焦在祖孙两代六目灼灼的对视之中。说得更清楚些，应该是曾祖父、曾祖母目不转睛的逼视、监视、责视，正对着曾孙女敬畏而闪避的眼神。这一对祖先严峻的透视，穿入曾孙女灵魂的深处，令她的童年蠢蠢不安。她尽量避免与祖先的目光交接，但过年时全家要大扫除，家里分配她清理祖先的供台和茶杯：
清扫供台必须站到桌子上，大人站上去不雅，又怕压坏桌子，而我是老大，当时的身高正适合，只有硬着头皮和两老作最近距离的面对面，那感觉颇有些谍对谍的意味……把鸡毛掸子刷到他们脸上时，我还微微地发抖，心里不停地盘算，如果鸡毛逗出了他们的喷嚏，我该往哪儿躲。
清理供台的这一幕，尽管我是节引，仍可谓全文的高潮，但是在恐惧的气氛中却透出滑稽：谍对谍，已经如此，鸡毛搔痒而爆发喷嚏，就更可笑了。祖先的尊严维持了三代，竟然禁不起一根鸡毛的挑弄，这反圣像（iconoclasm）的手势颇有象征的意味。
紧张过久会带来单调，就需要放松。幽默正是浪漫的解药。激情、纯情有如甜食，若要解腻，就需加一点酸。钟怡雯最好的作品，就善于如此调味。例如《垂钓睡眠》里的《惊情》一篇，浪漫的憧憬被一封神秘的情书挑起，却因追求者现身而告破灭，自醉沦为自嘲，舌头上空留酸涩，反而比甜腻更有余味。
又如《听说》一篇，作者平白变成了谣言的苦主，烦恼之余，悟出反应过度实为不智，不如等待尘埃落定，因为“再耐嚼的口香糖，经过长期咀嚼之后，总会甜味尽失。”到了篇末，作者正要就寝，朋友忽然来电话说：“告诉你一个消息，你一定要答应保密……”作者立即的反应竟是：“说也奇怪，颓累的精神立刻振作，谣言果然和口香糖一样，具有松弛神经的功用。”笑他人爱嚼舌传话如嚼口香糖，轮到自己的时候，也一样是爱嚼的。
3
焦桐在《垂钓睡眠》的序言里，强调钟怡雯惯用的譬喻是一种“拟猫法”。她确是一位非常耽于感性的作家，而在感官经验之中又特别敏于嗅觉、味觉。在《垂钓睡眠》的后记里，她自己也强调：“我学会了以气味去记忆。每一个人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气息，只要记住了那独特的味道，就等于拥有，我不需要霸占一个容易改变和毁灭的实体。我发现猫咪也有这样的怪癖，难怪我和它们特别投缘，猫咪对我也特别亲密。”
钟怡雯颂猫如诵经，在这本《听说》里仍喃喃不休：《跩》《懒》《祝你幸福》《摆脱》四篇，字里行间尽是狸奴妙妙之音。《祝你幸福》里对那只有六年之缘的雌猫，怜惜时说她像恋母的孩子，纵容时又说她像魏晋的名士，恨不能人猫“终身厮守”。
《摆脱》一文说巷子里的猫全给人毒死了，作者流泪安葬之后，思念过度，竟说；“猫咪的影像和声音一直纠缠，我告诉自己，那一定是幻觉，可是却摆脱不了。甚至梦见死去的猫咪又复活了，它们扒开泥土，抖去身上的泥，互相舐净对方的身体，然后全都跑到楼下叫我，喵喵喵，喵喵喵。”
在同一篇里作者难遣猫亡之哀，又忽发奇念，想把猫躯“制成标本。这样半开玩笑的想法吓坏了周遭的朋友，我却认真起来。然而转念一想，标本猫徒留躯壳，或许更易提醒我那只是生命的假象，它们不会叫不会跳，也不会跟我撒娇，藏在僵硬身体里的，其实是永恒的死亡。”
凡读过钟怡雯作品的人，都不免会惑于她的“狸奴情结”（feline complex）：她自己就再三“从虚招来”了。首先，她强调自己嗅觉之敏锐与猫相似。其实狗的嗅觉也许更尖，只是她爱猫远甚于爱犬，因为猫懒散无为，经常贪睡，又有洁癖，跟她一样，而狗呢正好相反，勤快、警醒，也不怕脏。只要看《浮光微尘》里作者如何奋力擦灰洗尘、清理房间，就会想到猫如何舔爪净脸。
更有一点，猫爪软中带硬，颇似作者的散文风格，在深情之中也暗寓叛逆。她与家庭的关系不免紧张：曾祖父母似乎永远在监视她，甚至有“谍对谍”之情势；父亲和她性格相似，所以互相要把猫爪收好；而母亲在长途电话彼端的谆谆叮咛，她不是回嘴，便是腹诽；只有钥匙串响叮当的奶奶像是例外。
狗勤快而外向，猫悠闲而内倾。作者的散文风格也多为内心的独白。狗吠如直言，猫叫如娇呓。作者的散文多为独白而绝少对话，难见她与世界直接交谈。所以钟怡雯的散文远离戏剧与小说，而接近诗：毕竟她本来也是诗人。也所以她的语言像猫：猫爱独坐打盹，呼噜诵经，喉中念念有词。她的独白喃喃，也有“腹语”（ventriloquizing）的味道。
钟怡雯绮年丽质，为缪斯宠爱之才女，但她的艺术并非纯情的唯美。她对于青春与爱情，着墨无多，更不论友谊。相反地，生老病死之中，她对后三项最多着墨，笔端的沧桑感逼人如暮色。
她当然也能够写实，不过更乐于探虚。像《热岛屿》《雪，开始下了》《候鸟》一类的写实叙事，在她笔下固然也生动可观，但其他的优秀女作家也能称职。倒是像《发诔》《痒》《伤》《鬼祟》《换季》《忘记》一系列的作品，由个人的感性切入，几番转折之余，终于抵达抽象的知性、共相的本质，不是一般女作家所能把握。这种笔路由实入虚，从经验中炼出哲学，张晓风是先驱，简媜是前卫，而其后劲正由钟怡雯来发功。
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钟怡雯对沧桑的魂梦纠缠。最祟人的一篇是《渐渐死去的房间》，记年近百岁的曾祖母老病而死的一幕，把现实的阴郁、丑陋、厌恶化成了艺术之美，令人想到罗特列克与孟克的绘画。这篇散文富于辛烈的感性，对于久病恶疾盘踞古屋的重浊气味，发扬得最为刺鼻锥心。“那混浊而庞大的气味，像一大群低飞的昏鸦，盘踞在大宅那个幽暗、瘟神一般的角落。”这样可怕的反风景，对于有洁癖的钟怡雯说来，该是倍加难受。《凝视》一文中对曾祖父母遗像的畏惧，想必是上承《渐》文而来。
读她的散文，每到返丑为美的段落，我就会想到李贺与爱伦·坡，想到这两位鬼才满纸的狐、鬼、鸦、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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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怡雯的语言之美兼具流畅与细致，大体上生动而天然，并不怎么刻意求工。说她是一流的散文家，该无异议。她的艺术，到了《垂钓睡眠》火候已经九分有余了，但要“纯青”，似乎仍需加炼。
目前流行的中文，常有西化之病，就连名学者名作家下笔，也少见例外。西化之病形形色色，在句法上最常见的，就是平添了尾大不掉的形容子句，妨碍了顺畅的节奏。《垂钓睡眠》一文有这样两句：
昼伏夜出的朋友对夜色这妖魅迷恋不已，而愿此生永为夜的奴仆。他们该试一试永续不眠的夜色，一如被绑在高加索山上，日日夜夜被鹫鹰啄食内脏的普罗米修斯，承受不断被撕裂且永无结局的痛苦。
第一句极佳。第二句就不很顺畅了，因为中间横梗着一个不算太短的子句：“被绑在高加索山上，日日夜夜被鹫鹰啄食内脏的。”此外，从“承受”到句末的十五个字，也因动词“承受”与受词“痛苦”之间，隔了有点犯重的两组形容词，而显得有点费词。“不断”与“永无结局”乃不必要的重复。
他们该试一试永续不眠的夜色，一如普罗米修斯被绑在高加索山上，日日夜夜被鹫鹰啄食内脏，承受不断被撕裂的痛苦。
当初这一句如果这样遣词造句，当更清畅有力。“被绑”“被啄食”放在子句里，只能算“次动词”或“虚动词”；如今从子句里释放出来，汇入主句之中，变成了“主动词”，便有力多了。我并无意倚老卖老，妄加他人文句。这些文辞都是原句所有，不过更动了次序，调整了句法而已。
《浮光微尘》里有一句说：
有时我在储藏室的镜子里看到一张沉稳冷静，接近职业杀手的脸；有时遇见一个头发散乱，神情诡谲，呈半疯狂状态的女人。
这样的句子清晰而完好，已经无可挑剔。但其排列组合仍有求变的余地，更精的可能。只要把两个关键词眼略加移位，节奏就全面改观了：
有时我在储藏室的镜子里看到一张脸，沉稳冷静，接近职业杀手；有时遇见一个女人，头发散乱，神情诡谲，呈半疯狂状态。
“脸”和“女人”移前，可以紧接所属的动词与量词，读来比较顺畅、自然，不像隔了一串形容词那么急促、紧张，一气难断。形容词跟在名词后面，可长可短，就从容多了。西化句法多用名词（身份常为受词）收句，可谓“封闭句”；中文常态的句法则多以述语（常为形容词或动词）结尾，可谓“开放句”。目前有许多作家，包括不少名作家，都惯用“封闭句”，而忽略了更灵活也更地道的“开放句”，非常可惜。
再举一例来说明我的观念。《垂钓睡眠》一文诉说失眠使人恍惚，容易撞伤：“那些伤痛是出走的睡眠留给我的纪念，同时提醒我它的重要性。”后半句是流行的西化想法，用英文说就是remind me of its importance.不过英文爱用抽象名词做受词，不合中文生态。我从四十多年翻译的经验，学会了如何驯伏这些抽象名词。如果要我翻译这样的说法，我会把抽象名词化开，变成一个短句。我会说：“同时提醒我它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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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义芝在《散文二十家》选集的编者序言里，说明他取舍的原则时，有这么一句伏笔：“至于钟怡雯、唐捐等年轻新秀，近几年以精纯之文质虽连夺散文奖，而写作时间尚短，量尚不足以成一家气象，留待下一世纪（只剩两年了）再作评选。”陈义芝的史笔似乎向预言先挂了号，我相信钟、唐一辈的新秀不会让他的期待落空。这两位中文系正科出身的学府作家，对于心灵与潜意识暧昧难明的边疆僻壤，都勇于出实入虚、颠而倒之，向深处去探索。钟怡雯巧于命题，工于运笔，已经俨然有一家气象。她不像唐捐那么敢于试验，但可能也因此免于秾稠与铺张。
我庆幸这位低纬远来的高才迄今尚未趋附流行的所谓“情色”，尚未参加世纪末文坛的天体营。我特别庆幸她仍保留了此一“负德”。三十年前我早就写过《双人床》《鹤嘴锄》一类的诗，引起过三两外行的大惊小怪，其实在主题上我别有探讨，其志其趣，不在“逸乐思”（Eros）。今日情色流行，俨然成了时兴的前卫，取代了风光过的超现实、存在、荒谬。目前所谓的“全球化”，恐怕只是“美国化”再加“日本化”而已。有真风格的作家不必跟风。条条大道都能通“美”——美学之美，非美国之美——也不必抄情色的快捷方式。
但愿钟怡雯善用天赋的才情，发挥所长，向新世纪感性的烘炉里，炼出五色的补天石来。
2000年6月于西子湾
(1) 复兴二号是神木编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