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方孝孺
“读书种子”
方孝孺
Fang Xiaoru(1357~1402)
匪圣人之言不敢存于心,匪生民之利害无所用其情。——方孝孺
方孝孺,明初政治家、散文家。字希直,号逊志。台州宁海(今属浙江)人。人称“正学先生”。从小天资聪颖,曾从宋濂学习,他的文章、学问为宋濂诸弟子之冠。但他轻文艺,重教化,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洪武二十五年(1392)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他为世子师。建文初年,召为翰林侍讲,迁侍讲学士。更定官制后,改文学博士,颇受信任,对建文朝政影响较大。《太祖实录》及《类要》等书皆由他总裁。建文元年(1399),“靖难之役”中,朝廷诏檄多出于方孝孺之手。朱棣夺得皇位后要他投降并命他起草登基诏书,他坚执不从,被灭十族。著作甚富,有《孝经诫欲》,《宋史要言》,《帝王基命录》等。永乐年间禁止收藏他的书,违者至死。后人辑其所遗成《逊志斋集》。
欲以所学经邦济世
方孝孺生于元末乱世,他的家庭虽不富有,但世敦儒术,父亲方克勤是当地名儒,所以他从小受到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自幼“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他天资聪颖,6岁能诗,13岁善作文,千言立就。洪武四年(1371),其父方克勤受任为济宁知府。方克勤是一个循吏,他以民生为念,克尽职守。这期间,方孝孺侍父宦游,父亲的言行无疑对他是一种言传身教。他后来在书中写道:“某少则嗜学,窃有志于斯道,自从先公学经,匪圣人之言不敢存于心,匪生民之利害无所用其情。”洪武八年(1375),有人诬陷方克勤私用仓中炭苇,方克勤因被流戍。翌年,空印案起,方克勤为吏所诬,遭诛。方孝孺扶丧归葬,哀恸行路。方克勤行将流戍之际,命方孝孺拜太师宋濂为师。方孝孺从洪武十年至浦阳师从宋濂,直到洪武十三年秋归省祖母,几年中,在学术上获得长足进步。当时,在宋濂门下学习的天下名士很多,但学术上均“尽出其下”。自洪武十三年至洪武三十一年间,方孝孺基本以读书、教学、著述为业。他的《四忧等箴》、《君学杂著》、《周易考次》、《武王戒书》、《注宋史要言》、《大易枝辞文统》等著作,便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满腹经纶的方孝孺,当然并不满足于著书立说的书斋生活,他踌躇满志,欲以所学来经邦济世。他曾慨然陈词:“人不生则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纪,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风俗,揭斯道于无极,而窃取于文字间,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号,不亦羞圣贤、负七尺之躯哉!”此种政治志向是其反复斟酌、深思熟虑后的人生选择。他在《立春偶题二首》写道:“万事悠悠白发生,强颜阅尽静中声。效忠无计归无路,深愧渊明与孔明。”“百念蹉跎总未成,世途深恐误平生。中宵拥被依墙坐,默数邻鸡报五更。”夜半时分,他拥被而坐,默默思考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而陶渊明与孔明这二位退隐自适与济世忧民的大贤便是他的人生楷模。后来在其所作的《闲居感怀十七首》中,其志向便已集中于济世一端:“我非今世人,空怀今世忧。所忧谅无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为秦,周公以为周。哀哉万年后,谁为斯民谋。”
虽然是身处下僚,虽然是境遇窘迫,他却已经自视为凤凰贤豪,甚至连商鞅、周公只为一姓一朝的行为亦不被其欣赏,他所追求的是大禹治水般的忘我奉献精神,目的是“为斯民谋。”怀抱如此志向的方孝孺,终于在年轻皇帝朱允炆那里寻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机遇。
洪武三十一年(1398),建文帝即位,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日侍左右。凡军国大事,都必定征求他的意见。既得皇帝倚重,方孝孺欲尽复三代之治,力主复古改制,创行井田,把理想变为现实。他辅助建文帝省刑、减赋,更定官制,锐意文治,力图改变洪武以来严苛峻急的统治政策。
成仁取义被诛十族
建文元年(1399)秋,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由,发动了“靖难之役”。经4年作战,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是为明成祖。朱棣大军攻打南京前,谋士姚广孝特意对朱棣提到了方孝孺,说:“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答应了。攻下南京后,朱棣召见方孝孺,令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劝道:先生何必自讨苦吃呢?我其实是想效法周公辅佐成王呀!方孝孺问:成王在哪呢?朱棣说:成王已经烧死了。方孝孺说: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呢?朱棣说:国家之事要依靠长辈。方孝孺说:那为什么不立成王弟弟?朱棣不耐烦地说:这是我们的家事。并让左右给方孝孺纸笔。要方孝孺拟诏。方孝孺投笔于地,边哭边骂,说:臣死就死,诏书一定不起草。朱棣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即使十族之诛也不屈服。
朱棣下令把他关进监狱,大抓其亲族朋友门生,每抓一人,都带来让他看一看。方孝孺看到他们十分难过,弟弟方孝友被杀前劝他:“阿哥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梦魂依旧到家山。”诛杀方孝孺九族之后,朱棣又把方孝孺的门生作为一族杀掉,株连宗族亲友873人被杀之后,方孝孺也被磔杀于市。就戮前,方孝孺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方孝孺的杀身成仁,惨烈至极,有人称之为“儒家之绝唱”。
学术文章纵横豪迈
方孝孺是位学术纯正而又志气豪迈的儒者,主张作文要“神会于心”,反对摹拟剽窃,其文风格豪放雄健。《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学术醇正”,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笔畅达,言简意明,为时人所传诵。如《蚊对》一文,以蚊喻人,揭露世之衣冠禽兽公然在白昼“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流离于道路”的狰狞面目。并指出对这些食人者如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是“君子先人后身之道”。《指喻》一文,则以“拇病为戒”,指出“天下之事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劝喻人们要防患于未然。
方孝孺的著作今存《逊志斋集》及《方正学先生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