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幻象问题与心理学解释
一、审美幻象问题的产生
远古神话告诉我们，人的幸福和自由只存在于遥远的过去；科学时代的神话则向我们许诺，幸福和自由存在于美好的未来。马克思严肃地指出，一切历史之谜的真正解决只能来自人们现实生活关系的改造。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关系中，人们必定普遍接受来自日常生活经验的基本幻象：过去的历史是苍白、贫乏的，是死亡的象征；未来则是幸福自由的美好寄托。我们看到，在艺术作品中，通过这两组幻象的组合、交接，令人惊异地呈现出某种真正真实的东西。从理论上说，探讨这两组幻象的相互关系以及支配着转换的内在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心任务之一。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死亡与再生、悲痛与愉悦、肉体与灵魂、禁忌与解放之间的对立和神秘化，根源于社会现实将自身神秘化的种种需要。因此，在艺术作品中，两组幻象的关系这一问题就可以抽象表述为：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在现代人文科学领域中，关于审美幻象的理论表达，有许多不尽相同的范畴和概念，例如“虚无”（海德格尔、萨特）、“幻觉”（弗洛伊德、荣格）、“影像”（弗雷泽、柏格森、列维-斯特劳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詹姆逊）等等，现象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意识形态理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思考了审美幻象及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一种较为普遍和流行的看法认为，把理论视野从艺术的真实性问题转向审美幻象领域，是人文科学对现代社会生活丧失自信的一种表现；我看来，这种理论转折是人类对自身命运仍具信念的证明，也是对理想生活的更进一步的追求。正如对宗教偶像的亵渎和玷污曾经是对新生活的一种朦胧的追求一样，关于审美幻象及其变形机制的思考也是一种真理的追求。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广泛应用高科技的后工业化社会，情感交流和审美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早在本世纪初，瓦尔特·本杰明就曾敏锐地指出，世俗化的美正在取代中世纪的宗教偶像而成为一种新的崇拜的基础；在70年代出版的重要著作中，丹尼尔·贝尔进一步细致地分析了这种文化的社会根源和心理学基础
。在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中，自从胡塞尔对实证主义思潮的内在危机作了深刻的哲学剖析之后，现象学批判所清扫出来的理论空场引起了众多思想家的极大兴趣，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萨特、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一直到巴尔特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都努力填充这个理论空场。然而，实证主义的阴影似乎是现代文化摆脱不掉的羁绊，明智的理论家们早就指出，在人文科学领域里，这个幽灵的化身就是康德主义以及各种后康德主义的衍生物。事实上，在美学领域，关于艺术世界自律性的神话正是实证主义文化的一种反面表达。
在《判断力批判》中，当康德把崇高美看成是神秘而又至高至善的精神境界时，当他把审美要求规定为“绝对命令”的时候，实际上他接触到某种他无力回答的非常深刻的东西。然而康德逃避了这些东西，他用纯形式的美把自由问题简单化了。从诺·佛莱开始，现代美学用精心构筑“内在世界”来抵御外在世界的巨大压力和冷酷无情的基本思路，已经变得非常苍白和软弱无力，在现代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英美新批评的解体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自此，理论的前锋从雪莱“诗辩”所提出的总问题中摆脱出来，从致力于论证诗和艺术的“更高一层的真实”转向剖析导致艺术神秘化的文化机制，转向了对审美幻象问题的批判性考察。有趣的是，这种转向的最初动因恰恰是由实证主义思潮在现代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产儿——心理学所提供的。
二、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解释
在本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说，心理学一直是人文科学的前锋，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都或多或少地从心理学研究中寻求灵感和学科发展的动因，令人感到吃惊和困惑的是，以实证原则为基本信条的现代心理学研究始终没有离开过幻觉和幻象这一类研究课题。从弗洛伊德最初的学术思考到荣格关于原始意象的著名研究，一直到拉康关于想象界的系统理论，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课题经历了一个从主体的幻觉到对象性幻象的转变过程。在这种理论发展的轨迹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心理学研究对审美幻象问题的理论贡献及其局限所在。
1935年，弗洛伊德在《自传研究》的“附录”中写道：“我的兴趣在自然科学、医学和心理治疗方面绕了一个大弯子之后，又回到文化问题上。这是一个在很久以前，在我还是一个考虑问题不够成熟的年轻人的时候，就十分迷恋和感兴趣的问题。”自写作《图腾与禁忌》（1912—1913）开始，弗洛伊德把研究和思考的重心从个体心理转向群体心理，从个体的病理性幻觉转移到病态社会的文化幻象的研究方面来，陆续写出了《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文明及其不满》（1930）、《战争为什么》（1933）和《摩西与一个神教》（1939）等重要著作，对文化的虚幻性和保守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性欲之间的关系受一种爱欲幻觉或者许多诸如此类幻觉的干扰，难道情况不是这样吗？”这不是阿尔都塞或者福柯的话，而是弗洛伊德所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与马克思一样，弗洛伊德是本世纪最受误解的思想家之一，在美与爱欲关系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关于美的起源，弗洛伊德的解释是非常简单的。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弗洛伊德把美的起源与人的直立行走联系起来：
……性过程的有机周期性确实在持续着，但它对心理的性兴奋的影响似乎已经完全改变了。这种改变似乎是和嗅觉刺激的日益不重要联系着的，因此，月经过程在男人的心理上产生了性兴奋。它（指嗅觉刺激——引者注）的功能被视觉刺激所代替，视觉刺激能够永久地活动，而不是像嗅觉刺激那样时断时续。月经的禁忌在这个器质性压抑中有它的起源，器质性压抑就像一个屏障，隔断了已被超越的发展阶段；……视觉刺激重要性本身似乎就是人类采取直立方法的结果，这样，以前曾被隐藏着的生殖器就可以被看见了，因此需要加以保护，使他产生一种羞耻感。所以，人的直立姿势代表了文明化这一重大过程的开始。发展的链索就是在那时通过降低嗅觉刺激的重要性和隔离开妇女而由此前进的。
在这一段不受人注意的论述中，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近的观点：文明起源于人类的现实需要。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设：把妇女隔离开来的禁忌和遮掩生殖器官的需要是人类创造文明的最初动因，也是美的诞生地。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具有震撼力的思想，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美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纯自然的现象。
从现代人文科学的角度讲，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对菲勒斯崇拜的深刻批判，在弗洛伊德那里，这一工作的展开是从研究人的生物本能开始的。这种从生理学的角度研究文化问题的方法，包含着极大的理论矛盾和混乱，也是后来精神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转变成一种现代神话的潜在原因。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弗洛伊德提出了性本能的系统理论，把个体精神性疾病的研究深入到人们内在的无意识领域。弗洛伊德指出，“性幻觉”是文化压抑的一种基本形式，对它的批判与对“性”的自然性内容的研究相一致。弗洛姆曾经指出，弗洛伊德的这种理论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弗洛伊德一生最大的理论抱负，是在性观念、性伦理以及精神健康的文化观念之外，为“解放人类的肉体”这一目的寻找一个客观而坚实的理论立足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文化批判意义，特别是在美学上的意义，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反而在某种意义上被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所同化，成为某种虚假性满足的“科学根据”。对此，弗洛伊德本人是有所预感的。早在1930年，弗洛伊德就写道：“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对于美比对于大多数的东西说得更少，它从性感领域获得的东西似乎都是很肯定的，对美的爱是一种被禁止目的的感情。美和吸引力首先是性对象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生殖器本身，虽然看到它总是令人兴奋的，但是决不会被认为是美的。”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美根源于性（自然）与文化禁忌，某种隔离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存在于人类生存的生物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两极对立之中。在弗洛伊德看来，美以及艺术所创造的幻象具有两个重要的文化功能：其一，激发欲望，在欲望的对象化过程中达到欲望的想象性满足；其二，征服恐惧，在对审美幻象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求过程中，传达出对现实文化陈规的否定。这两个方面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本来是相互联系的，但在弗洛伊德的通俗化解释中却常常被分离开，并且通过强调性本能的自然性，使弗洛伊德的理论反过来成了菲勒斯崇拜的理论工具。
从最初的理论动因方面看，弗洛伊德的理论带着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表现在他对无意识、直觉和想象力的强调，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弗洛伊德的幻觉理论向浪漫主义美学观念提出了深刻的挑战，这种极端矛盾的理论现象，是其深刻内在矛盾的表现。作为一种颇具现代色彩的心理学理论，精神分析对浪漫主义美学观念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精神分析理论深刻解释了关于艺术“天才”的神话；其次，超功利的纯审美状态不再是神圣的和不可置疑的；最后，个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得到了深入具体的微观研究。
自18世纪上半叶维柯写作《新科学》以来，关于艺术创作和艺术天才之间的神秘关系，获得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表达，在康德的美学理论中，这一命题进一步表述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想象力的绝对自由和天才为人类立法。弗洛伊德关于创造艺术的冲动在作家和艺术家心理创伤方面的调节和保护性功能的研究，解除了笼罩在艺术家头上神秘耀眼的灵光圈。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角度看，虽然艺术创作的冲动来自与里比多相联系的无意识领域，作家的创作活动与白日梦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然而，艺术创造的标志不仅在于无意识原始过程的转换机制（凝聚和替代），而且也存在于艺术家自身的失控。早在1923年，施特盖特就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每一个艺术家都是一种精神病。”
三、对精神分析的评价
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艺术家和艺术过程，事实上常常受渗透在这个学科中的实证主义原则的消极影响，其理论结论具有较大的片面性，近年来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艺术家们以及主要从经验角度思考艺术创造问题的理论家特别反对这种方法。然而，事实证明，在揭示作家创作活动和心理动力的微观结构方面，精神分析所作的重要贡献是不容否认的，阿尔都塞、利科、伊格尔顿、詹姆逊等理论家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事实上，对于艺术创造的心理学研究来说，关于艺术家和精神病的关系问题，至为重要的是找到把幻觉转化为实体性幻象的全部机制，显然，这必然要涉及大量的文化传统和主体幻觉世界之外的内容。在这方面，荣格和拉康的理论做出了很重要的努力，特别是拉康关于想象界和象征界关系的研究，已经大大超越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研究。到目前为止，在精神的正常和非正常状态之间，在艺术家和精神病患者之间，在艺术的幻想和病态的妄想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关系，在精神分析理论内容的讨论中仍然没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见。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随着作家生前的传记材料不断地被赋予精神分析的解释，随着作家和艺术家的生活及精神世界日益被置放到“被观看”的位置上，在有关艺术创作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中，正在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它把意识、无意识和前意识因素综合起来，把主体幻觉和文化幻象结合起来，在这一理论视野中，长期悬浮在艺术家头上的灵光圈也就逐渐暗淡下来。在后现代社会，尽管人们仍然承认艺术家的特权，仍然在艺术大师创造的“法则”下审美，但是这种文化上的特权正越来越多地被解释为压迫。
精神分析对现代美学思维的影响还表现在它从一个角度瓦解了康德以及后康德主义关于审美活动超功利无目的的观念和理论。早在17世纪中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在讨论诗和哲学的关系时，已经提出了“想象力”的概念，经由康德哲学的系统论证。这个概念成为现代美学意识形态的核心范畴。事实上，卡西尔的神话理论、新批评的“文学自律性”原则，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一直到巴尔特的符号学研究，都深深地受着“想象力=自由”这个康德式公式的影响或支配。
从学理上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有能力证明康德的美学结论是一个幻觉。精神分析精细地解剖了人类的心灵，展示了人类内在世界的心理动力：里比多与外在世界的永恒冲突。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中，美的观念始终与母亲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作为一个文化范畴，母亲也必定依赖于某种外在的东西而存在。我们看到，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荣格关于母系氏族时代所创造的原始意象的考察，拉康提出的以“想象界”为中心的系统理论，都把女性的隐喻作为文化凝聚的中心来展开研究。尽管精神分析也努力揭示性欲和审美满足之间的自然性关系，然而，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理论，它的重要性在于说明了生理欲望与审美活动的深层联系。“文化是对环境的创造性转变，它刻有心理学等式的印记：母亲=环境”。对于想象力（人类的母语）=个体自由这一浪漫主义美学前提来说，精神分析的理论无疑具有强大的解构性力量。康德美学的巨大张力在于把美学问题放在自由和必然、情感欲望和伦理要求、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来考察，它把审美活动解释为一个纯净的永恒性空间。精神分析理论则相反，它从人的欲望以及欲望对象被隔绝的关系入手，揭示欲望对这种隔绝的破坏，分析了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中剧烈的心理冲突，强调了审美空间的流动性和玷污行为（例如乱伦）的创造性，从个体心理的内部瓦解了关于想象力绝对自律的现代神话。
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理论强烈冲击了浪漫主义美学的纯净空间，但它本身却不是一种彻底的理论，其中一个特征就在于它的强烈的自然主义倾向。弗洛伊德主义有一个基本的信念，认为人类精神上受奴役是肉体被以某种方式囚禁起来的必然结果，肉体的解放是精神解放的前提。因此，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压抑的假设是最为基本的理论前提。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精神分析的主要攻击目标是用文化形式伪装起来的压抑机制。关于压抑的理论，弗洛伊德提出了“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二元对立的理论模式。弗洛伊德指出，在个体进入社会以前，他欲望的对象是母亲，由于自然规律在这种关系中起主要作用，所以个体处于一种无压抑的愉悦状态。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的生物本能越来越受文化禁忌的约束。现实原则以及伦理规范的要求就是对“快乐原则”的压抑和否定。弗洛伊德指出，在文明中始终有某种力量把现实原则看作是真实的和必然的。在后期著作中，弗洛伊德希望对这种力量进行深刻的批判和分析。弗洛伊德指出，通过这种批判，可以把“自然的”和“肉体的”东西，也就是真正自由和美好的东西解放出来。在这里，弗洛伊德的理论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
最后，通过分析个体与审美幻象之间相互置换和交流的关系，精神分析理论从个体心理的微观结构方面分析了审美活动的内在心理动因，这样，浪漫主义美学关于个体在审美活动中得到解放的观念，也就受到了认真的质疑。
在浪漫主义美学传统中，关于想象力自由的观念，表现得最为内在、最为深刻的理论就是关于审美活动中解放感问题的理论说明。在浪漫主义美学理论中，审美自由的问题从两个方面得到了论证。一方面，浪漫主义美学把美看作是自由的象征，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实现的欲望和要求，在美的绝对自律性形式和结构中都得到表达。为了强调审美对象的自由性特征，浪漫主义美学理论不断地把审美对象的问题形式化、纯净化，最后终于走入了“语言的囚笼”。另一方面，以时间的不可逆转性为基础，浪漫主义美学把现实看作是一个不断衰败和走向堕落的过程。在个体的心理活动中，时间是一个具有过滤功能的屏障，它把过去的现实生活转化为美好的回忆。事实上，这种转化是个体心理自我调节、自我保护的结果，是一种幻觉。浪漫主义美学把这种幻觉作为历史哲学的基础，论证了现实生活的绝对不合理性。在浪漫主义美学中，这两个方面的二元对立以及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能得到转换的一系列分析，确立了审美活动解放感的理论论证。例如，在康德的理论中，美的对象是一个超验性的物自体，人们只能通过形式来获得审美活动的解放感。
四、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
在精神分析理论看来，浪漫主义美学颠倒了个体与审美对象的关系。事实上，审美对象的形成是个体丧失自由感和具体生活内容的结果，审美对象的独立标志着某种恐惧、禁忌和文化压抑的开始。弗洛伊德关于美的起源与人类开始直立行走之间关系的分析已经阐述了这个思想。在这段论述中，弗洛伊德注意到了把具体丰富的关系转化为“看”和“被看”的关系所包含着的压抑性功能。自文艺复兴以来，艺术作品作为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物品，它对大众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就是：眼看手不动，这也是所有艺术展览的前提。精神分析理论剖析了包含在这个前提中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对观看关系的系统研究是从拉康开始的。
早在1936年，拉康就观察到了被他称之为“镜像阶段”的实验事实。拉康把这一现象与弗洛伊德的一些思想联系起来，并且根据人类学提供的资料进行了重新思考和整理，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拉康指出，婴儿在6—18个月时经历了一个可以叫做“镜像阶段”的心理发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婴儿“凝视”镜中自己的“影像”，把自己的身体与现实环境（母亲的身体）区别开来。在这种影像中，母亲的胸脯、指头、脸部都转变成婴儿的直接欲望对象，在个体与母亲分离的过程中形成了对母体（环境）的依恋。拉康的这一研究确立了这样一个心理学事实：视觉性幻象的形成，个体从想象界进入符号界，个体与对象的分离不是把个体带入一个虚构的纯净的空间，而是开始进入流动着的现实世界，拉康写道：
这一发展以时间辩证法为基础，对个体的整个形成过程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镜像阶段就像一幕戏剧，其内部剧情资料应到自身的准备反应尚不完善的不适应性中去开掘。在由于空间的同体观而陷入错误认识的主体那里，这幕戏剧会引起一系列互相更替的幻象：从关于人体各个个别部分的观念，经过我们称之为“矫形的”完整的影像，直到最后获得自己的与成人影像相同的认识。尽管同时对这一影像还有疏远感，但这种认识一直影响着主体以后的全部心理发展。
拉康指出，审美幻象决不是一个纯净的超验空间，而是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心理世界的外在化表现，它是主体内心世界与外在现实世界相互沟通和转化的中介。在“镜像阶段”，想象力空前活跃，充满魅力的幻觉激发了主体的强烈欲望；现实通过符号界进入想象界，与充满魅力的幻想构成冲突，在冲突中形成想象的秩序，这个秩序也就是“美”和艺术的心理学根源。在这一研究中，拉康指出了一个浪漫主义美学不可能接受的事实：婴儿从想象界进入符号界以反抗压迫为其标志：“象征首先表现为杀人毁物。”梅拉妮·克莱茵在研究中也指出，婴儿的基本能动性在于克服恐惧，而恐惧是由于把欲望的对象划分为好的和坏的而产生的，所有进入幻象结构中的物品，像长毛的动物，各种日常生活用品都是坏的东西，婴儿都要打破、撕碎、毁坏它们。而且以幻象的性质为转移，这种进攻的矛头或指向外部世界，或指向内部世界。
五、心理学研究是有限的
心理学研究所揭示的事实无疑强烈地冲击着把审美对象看作是纯形式、充满自由、和谐的寂静空间的观点。我们应该承认，由于心理学是一门以实证材料为基础的学科，因而为审美幻象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在美学意识形态之外观察和研究审美现象的角度和立足点，由此得出的美学结论和批评分析也格外强劲有力。在法国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罗兰·巴尔特是一位极富开创精神的领袖性人物。我认为，巴尔特的美学思想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影响，除了他对艺术现象极为敏锐的观察能力之外，主要还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浪漫主义美学的基本框架。在《S／Z》一书中，巴尔特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深入剖析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小说描写雕刻家萨拉辛在意大利陷入对歌唱家赞比奈拉的热恋，最后终因他对美的幻觉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故事。在拒绝萨拉辛的爱情表白时，赞比奈拉告诉他，“倘若我不是个女人呢？”（在意大利歌剧舞台上女高音的角色由阉男来担任），萨拉辛叫喊起来，“真会开玩笑！你以为你能骗过一个艺术家的眼睛么？”巴尔特分析了萨拉辛必然陷入毁灭的原因：他把她看作是完美无缺的，他通过爱这个完美的幻象来爱他自己；然而事实上她是有缺陷的，这就证明了萨拉辛对美的看法事实上是一种偏见。萨拉辛对事物的把握仅仅归结为“看”。
在后结构主义美学理论中，有一半以上的主要著作与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直接相关，巴尔特、福柯、德洛兹、列奥塔、伊格尔顿、詹姆逊等具有马克思主义美学倾向的思想家都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写出过重要著作。我认为，这个现象是值得注意和认真研究的。正如我们在以上的分析中所指出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于浪漫主义美学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解构能力，起码在实证分析和微观剖析方面，精神分析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在我看来，这种方法并不具有本体论方面的意义。在弗洛伊德那里，当他试图把精神分析方法上升到哲学高度的时候，他的理论前提中的巨大矛盾已经决定着这种努力必然要失败。在我看来，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是把现代美学问题置放到历史发展的客观基础上，也就是说，关于现代美学的成功思考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为前提。在后结构主义美学的理论发展中，我们看到这种要求已经不是一个美好的设想和空洞的口号。从学理上说，精神分析理论不可能正视心理学问题与历史的具体关系，正是在这个地方，精神分析为浪漫主义美学留下了一块藏身之地。因此决定了精神分析不可能在本体论意义上解答“美”的问题，因为“美”的秘密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历史被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分离出去，成为某种象征和幻象，事实上，这是文化投影的结果，是意识形态对人们与过去现实的关系进行想象性畸变的结果。从文化的整体氛围方面看，浪漫主义美学所流露出的怀旧情结和怀乡病倾向是对这种想象性畸变的认同，而不是对它进行批判。我们看到，弗洛伊德的理论也正是在这里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泥潭。弗洛伊德在讨论俄狄浦斯情结时忽略了历史这个斯芬克斯的存在，然而，正是历史这个怪兽在价值颠倒和转换的过程中神秘地导演了悲剧，并且有力地掩盖了某种东西。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文化的斯芬克斯都是现实社会的某种置换和转化形态，是历史凝固为寓言的象征物。理论分析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分析这些象征和遗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主体的复杂结构中揭示出社会现实的丰富性内容。因此，审美幻象之谜的真正解答就在于：走向历史。
- 分别参见本杰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贝尔：《资本主义化矛盾》第四章。
- 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第75、106、39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 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第75、106、39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 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第75、106、39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 参见弗洛姆：《在幻象锁链的彼岸》第2—5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中译本第18—19页。
- 本文在概念上把浪漫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美学区别开来。浪漫主义美学指一种基本的美学意识形态，涵盖整个资本主义文化时代，它的基本框架在康德美学中得到表征。
- 转引自莫林格尔：《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的回顾》，见《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第3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 这也是人们越来越把巨大的热情投向生前备受压抑和冷落的艺术家的一个原因。
- 转引自莫林格尔的论文，见《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第310页。
- 拉康：《书写》（法文版）第97页。
- 拉康：《选集》（法文版）第319页。
- 克莱茵：《心理分析论文集》（英文版）第2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