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乍起

对于公众而言，宗庆后的形象从未如此鲜明，但也从未如此模糊。他身上凝聚着超凡的个人魅力，他的下属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位民族英雄，至少在经济上，他取得了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成功；但是他又表现出了能够让人攻击的自我矛盾，他在那场全国瞩目的争论开始时表现得傲慢，没过多久他开始寻求媒体的帮助，他随后的公开言论大都凶悍激烈，显得过于感情用事，接下来他开始主动诉诸理性；最近的一桩丑闻又让他的形象彻底复杂化，即使是那些总是为他辩护的人，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关于他的前后两次风暴都是突如其来。第一次，一篇刊登在《经济参考报》上的文章把宗庆后推到前台。这篇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文章，出乎宗庆后意料，竟然出现在了公开出版物上，并且在网络上四处传播。宗庆后对达能的不满和指责从此不再是内部的机密，而成为可以被人随意议论的谈资。

第二次，一名自称“税务研究爱好者”的人，向国家税务总局实名举报宗庆后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未如实申报个人所得税。举报的时间是2007年8月，杭州市地税局立案的时间是2007年11月，而被媒体报道，则是在2008年4月14日出版的《财经》上。随后这则新闻被媒体迅速传播。即使在盛产新闻的3月和4月，宗庆后的偷漏税传闻仍然让很多人津津乐道：即使没有之前达能和娃哈哈的争论，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偷税和漏税也能激起民众的热烈反应；更何况，宗庆后随后又把矛头直指达能，“这件事肯定和达能有关，举报人就是达能的人，是秦鹏”——秦鹏是达能的中国区总裁，在达能和娃哈哈长达十余年的合作和随后的翻脸中，都是一个关键但却尴尬的角色。

当身着藏青色西服，脚蹬白底黑面布鞋的宗庆后走出杭州市地税局大门时，不知道他是否会想起达能亚太区总裁曾对媒体放言的威胁之词，“我要让他的余生在诉讼中度过”。

正好像2007年10月16日，当达能彻底退出光明乳业时，宗庆后曾经对达能说的一句话，宗庆后说，他的法国对手“离彻底离开中国市场亦为时不远了”。光明乳业被视作是达能在中国的一个重要合资对象，强硬的王佳芬一直都拒绝达能对光明经营权的图谋，这种抗拒导致达能在2006年底选择同第三方蒙牛进行合作。但是达能彻底告别光明，仍然是一桩波澜不惊的大事件。这桩新闻宣布前，那时刚刚成为光明乳业总经理没有多久的郭本恒在同我见面时，数次提到要“自立更生”，“靠自己”。

立业到合资

在他已经度过的大部分岁月中，宗庆后都是靠自己才赢得了今天他所有的一切。出生于1945年的宗庆后经历了在那些年代理所当然的不幸和正常的不正常。他早年失学，其后也曾上山下乡；由于其父曾在国民党政府身居要职，他在各次社会运动中会面临何等的境遇并不难想象。但是当命运加诸其身的枷锁开始显现松动的迹象时，他没有丝毫犹豫，一把抓住机会，虽然这个机会来临得稍微有些晚。那是1987年，他已42岁，他被任命为上城区教育局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那一年，和他同龄，并且同居杭州的鲁冠球已经被评为全国十大农民企业家。

宗庆后此后的经历是一部经济的成功史。他表现出的企业家精神和中国商人的谋略让人叹为观止。他创立的营销模式几乎战无不利。在中国大陆饮用品的竞技台上，他能够让最强悍的对手都心生怯意。毫无疑问，经历了建国之后所有社会运动的宗庆后对这个区域市场有超出常人的理解，不仅仅是来自海外的竞争对手无法在庞大的农村市场击败他，即使是本土的乐百氏也无法对娃哈哈形成威胁。

如果说宗庆后在1978年之前中国社会的历次潮流中都仅仅是被裹挟前行，那么他在随后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中，则是一个弄潮儿的形象。他不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他已经跃上了舞台，成为万众瞩目的表演者。他是英雄，是改革者，是时代符号。

但对中国商业的理解从来不能仅仅考虑简单的商业谋略、企业家精神或者“破坏性创新”的能力——毫无疑问宗庆后拥有这些，在它后面交织着更多的社会和政治演变线条。

比如，产权问题。几乎所有中国企业家头上都悬挂着这把随时会下落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能让企业领域的明星身败名裂，比如储时健；让英雄穷途末路，比如科龙和潘宁；也能让老将挥泪解甲，比如李经纬。即使那些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的企业家，也要时刻警惕着针对所谓“原罪”的问讯。

宗庆后也不例外。通过让人眼花缭乱的运作，宗庆后试图获得对娃哈哈的部分所有权，并且为他的伙伴们赢得股权激励。这些尝试中最显著的一例是娃哈哈美食城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他甚至几乎把这家公司送到国内资本市场公开上市，但最后关头却功亏一篑。

如果娃哈哈美食城在1995年上市成功(这一年，并不长袖善舞的宗庆后为美食城拿到一个上市名额)，这就一举解决了产权和融资问题。宗庆后和娃哈哈或许就不会再考虑引入一个新的投资者，来分享娃哈哈的收益，或者，更重要的是，分享宗庆后的控制权。但是上市之路最终被堵死；在同达能合资之后，美食城的上市在1997年又一次被证监会否决。上市被否决的原因两次各有不同，流言也屡有翻新。

对扩张的需求让宗庆后选择了达能作为合作者进入娃哈哈。

宗庆后又进入了合资时代，这也是当时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公司意图变大变强的最常见路径。达能带来了宗庆后所需的资金，或许，还有宗庆后所不愿承认的技术。

尽管宗庆后在2007年同达能的口水战中表现出了对达能的不屑一顾，称11年前落入了达能的圈套，自己当年并不缺钱，而达能也无技术输出到娃哈哈。后来，非常熟悉娃哈哈的作家吴晓波写道，达能当年的钱对娃哈哈是救命钱；而达能在技术上也对娃哈哈有助，“宗庆后曾说过一件事，某年，他想投资搞一个饮料研究中心，达能方面请他去参观达能在巴黎近郊新办的一个研究中心，他回来后说，原本对达能的专业能力很怀疑，这是第一次有服气的感觉”。这可以从另一个旁例得到佐证，光明乳业的董事长王佳芬回忆自己1992年第一次参观达能时说，自己完全被震撼了，“工厂如此艺术化，工业如此规划化，真把我们给看傻了”，“正是那次法国之旅影响了我的一生……达能成了我的一个目标和榜样”。

控制权争夺

随后，和大部分中国公司一样，伴随着合资公司的兴旺，宗庆后和他的合作者开始了一场控制权之争。

像一位建立了自己王国的帝王，宗庆后并不会因为自己接受了外来者的帮助，就认为自己应该将王国的控制权拱手相让。在合资之初，宗庆后就一再强调自己要掌控对合资公司的控制权。这几乎是所有企业的创立者或者实际经营者最珍贵的东西。他们的所有成就感都来自于此。发号施令的感觉正像在航行最危险的时刻，船长将手放在船的方向盘上那样美妙。他们指引公司度过最艰难的时刻，他们为成千上万人提供工作，他们在竞技场上痛击竞争对手，他们出现时所有人都肃然起敬。

宗庆后的坚持当然并不是孤例。

达能寻求对光明合资公司的控制权的行为，曾经让乳业女王王佳芬怒不可遏。而且，王佳芬对控制权的寸步不让也是光明和达能合作告终的主要原因。在数年之后回忆起达能亚太区总裁易门生关于经营权的争夺，她仍然难以掩饰自己的恼怒。“光明的经营班子做得很好，但只代表过去，不代表未来，因此光明乳业的经营应该交给达能。”易门生说。王佳芬后来回忆道：“如果世界上还有不知廉耻这回事的话，这不就是不知廉耻吗？大白天是否真有人会说梦话！如果世界上还有强盗逻辑的话，这就是典型的强盗逻辑。我曾经不止一次在书中看到对强盗逻辑的描述，此刻我感同身受……我脑子里原来还残存的一点点对达能的期望、好感都彻底烟消云散了。”

董事会中坐满了全世界最知名商人的阿里巴巴，其创始人马云也在控制权上表现出了少有的强硬。“无论是孙正义还是杨致远，或者别的什么人，投资入股可以，要想控制阿里巴巴绝对不行。如果你真觉得自己很牛，那你自己另外做一个去。”在一次聊天中，马云说这是他寸步不让的原则。

甚至王歧山也曾为了中金的控制权和摩根斯坦利爆发争吵。

但是，宗庆后的例子与众不同，因为他在股权结构上已经出让了控制权。51%的绝对控股让达能在合资公司的董事会中能够剥夺宗庆后对娃哈哈的经营权，尽管达能长达11年都没有行使这项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