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列坐在那里，用自己面前的一次性纸杯，一杯一杯地喝廉价茶叶泡出的茶水。他的发鬓已经有些花白，但他没有去掩饰这一点，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注意这些——话说回来，谁会在乎一个看上去总是精力旺盛的人的白发？

不喝水时，他会搓着自己有些福态的双手，滔滔不绝地回答我的各种问题，尽管有些时候他的回答总也回不到问题本身。谈话中间他甚至有些不耐烦，但是他竭力压制自己的这种情感，因为他总不能拂袖而去，这样太不礼貌。按照他的描述，每次他的下属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总是直接了当地提出各种要求，而不是先做一个漫长的铺垫；他本身也不像很多公司的领导者那样，是一位狂热的会议爱好者，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他甚至经常不参加公司两周一次的高层例会。如果按照他这种行事风格，让他枯坐在一个人的面前不间断地讲话，他必定会觉得无聊。好在他马上就摆脱了这种情绪，开始沉浸在人们通常所有的那种在表达时才有的快感。

我知道这样类比非常不恰当，可我总是想起，他是多么像我第一次见到的江南春。那是5年前的夏天，在北京东三环的兆龙饭店大堂内等了将近半个小时后，一个穿着黑色西服的男人一只手拖着行李箱，一只手里拿着电话冲我走来，一个劲地向我道歉，因为飞机晚点。他刚下飞机，西服看上去皱巴巴的，领带也歪在一边。那时的江南春还不是后来那个炙手可热的商人。他有些迫切、十分热情，在向我介绍完自己的公司之后，告诉我他曾经出版过一本诗集，然后承诺下次一定送给我。

他们都同样年轻、雄心勃勃、才华横溢，同样对未来有着庞大的构想，而且又都有着惊人的体力。他们都穿着黑色西服，领带歪到一旁，在描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时兴趣盎然；他们待人热情，在自己的名片上会印着自己的手机号码，而且，他们真的会接你的电话。

1993年，陈志列从他供职的台资公司辞职，和四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开始创业。他后来在一个场合说：“1991年12月12日陈志列和他太太存款在500元以下。”在他们开始创业的前一年，邓小平南巡，压制住在整个中国浮起的“要问一问姓社姓资”之风。接下来，有众多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员工开始辞职下海从商，后来泰康人寿的董事长陈东升称这一批创业者为“九二派”。

和大多数创业者不同的是，陈志列和他的伙伴们选择了一个资金和技术门槛都颇高的行业：工业控制计算机或者特种计算机。他们通过代理国外同行业产品来积累自主研发和自主生产所需要的资金，而他们自身的技术背景又让他们对技术和技术人员有着良好的鉴别能力——陈志列说，他曾患有“技术自恋症”，在他读研究生时期，他的大学校长对他和他的同学们说，你们是中国计算机技术的国家队。这种看似艰难的起步，却让陈志列和他成立的研祥科技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行业内的领先地位，这种地位一直维系到今天，让他们可以反复对外宣称自己的中国第一、全球第五的位置，同时觊觎全球第一的位置。

难题在于，如何摆脱自己的技术自恋症，开始学会去管理一家公司。直到今天，陈志列仍然记得自己当年如何在深圳的五星级酒店内花八千块钱去听两天的管理课。这些课程都是应急的产物，班内坐满了刚刚下海从商的商人和来自沿海工厂的工厂主，他们急欲从这些课程中汲取管理的真知，因为在他们各自的过去，并没有任何经历可以让他们能够从中学习到如何管理一家公司。

当他们依靠代理各种工业控制计算机产品挖掘到第一桶金之后，陈志列和他的伙伴们在让人赞叹的自制和远见下，决定把资金投入到自主研发和自主生产工业控制计算机上。“我妈说我的性格像王八。王八一旦咬住一个东西，即使把它的脑袋砍下来也不松口。”陈志列说。

随后这家公司于2003年在香港上市。但这家市值不高的公司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陈志列也没有。当然，如果有足够的耐心，人们会在胡润的中国富豪排行榜的数百位发现陈志列和他的夫人王蓉的名字。真正让这个名字开始为更多人知道的，是他入选了中央电视台的2007年年度经济人物。他也是中央电视台开始举办这一活动以来，第一位同时获得“年度经济人物”和“年度创新人物”的企业家。

自此之后，陈志列开始较为频繁地出现在电视节目和报纸杂志之上，只是他的产品的特性和他公司的市值仍然让他难以成为商人中的明星——你不能告诉每个人，其实很多自动取款机内使用的是研祥产品，或者包括北京地铁的自动售票和检票系统使用的也是研祥的嵌入式产品；他的公司拥有国内最大的游艇，这艘游艇命名为“研祥号”，只是我们仍然更关心张朝阳购买的游艇。这让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潜行者。而潜行者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总是不动声色，但当我们再次注意到他们时，他们已经遥遥领先。

访谈

经济观察报：1993年你开始创业的时候，具体的想法是什么？

陈志列：创业之前我在台湾人的公司工作，然后做的职位也挺高，大中华区主管。

我1990年毕业，然后在北京马甸桥的航空部设计院工作。这是一个航空部管辖的单位。后来，在深圳，它跟人合资又成立了一个新公司。合资方是台湾人，公司由台湾人主导。实际上他们(台湾人)对市场也不熟，技术上也没有我们懂，深入以后就觉得彼此的沟通有问题。然后大多数人一般都是这个公司的二等公民。

正好工业计算机领域在当时的中国市场是一片蓝海，我就想要不自己做一做吧。公司是几个研究生办的，我们刚开始想，这是研究生的发祥地，公司就叫研地吧。然后我到工商局注册，那天刚好是注册登记科的科长接待的我，他看了一下，说，你这个名字不好。

我当时就想，人生头一次办公司就这么倒霉，还没开张别人就说不好。我问他哪里不好。他说你这个名字什么意思？我回答说这是我们几个研究生办的，研究生的发祥地。他就说，你叫研地，别人给你打电话，然后公司的人说，你好，我是研地。人心里会想，我还黄帝呢！

我说那叫什么好？他说开公司想挣钱，挣钱要慢，不要急。我当时有点情绪，我说那干脆叫研慢好了。他说叫研祥好了，祥也有慢的意思。如果注册研祥，我是科长，我保证没有重名的，换名挺麻烦。这句话让我下定决心，我说好，那就叫研祥。

所以当时有几个原因，一个内因是在外资企业干到一定位置肯定有天花板；外因是确实有这个市场存在，我们很熟悉这个行业，技术也懂；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大的外因，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深圳有点受否认，邓小平一去就肯定了。深圳当时就掀起一个创业投资的热潮，不光是外资进来很多，下海的人也很多，等于说我被这个大潮给卷进去了。

经济观察报：邓小平南巡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陈志列：当时我也在深圳，我比他早到一点点。1991年的时候深圳有点低潮，有人说姓资姓社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创业时核心团队有几个人？

陈志列：5个。

经济观察报：现在都在吗？

陈志列：没有，有人去了加拿大留学，陪老婆读书。

经济观察报：核心团队现在还在研祥吗？

陈志列：大部分都在。我们上市之前没有风险投资，除了公开发行的股份以外，其他股份都在公司人手里。

经济观察报：你太太也是创业团队之一？

陈志列：不是，那时候她生小孩呢。我小孩1993年出生，这是大事。我对研祥至少前10年也是当孩子养的，上市之后就不能当自己家孩子了，它已经是公众公司了。

经济观察报：我听到一些传闻，说这家公司在管理上，家族企业色彩比较浓。

陈志列：据我所知没有，我们公司连我同学都没有，怎么会有家族色彩呢？

我们很早就非常明确地授权，什么事我管，什么事我不能管。我很少越级管理。坦率地说，我是大股东。但研祥是一个公众公司，我们充分授权，请职业经理人操盘，而不是我在操盘。比如，刚开始的时候，在北京公司前台我被人家拒绝进入多次，公司里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经济观察报：你开始创业的时候，在行业选择上，你是怎么考虑的？

陈志列：没有什么可选择的。我是学计算机的，我大学学软件，研究生学硬件，中间工作3年是做工控——当时我在东北，在辽宁省机械研究院计算机控制研究室工作，就是做工业控制。我没有选择，我就是学这个的。但是这个行业比较新。这个行业当时有一个技术革命，在1987年。老技术人员不懂这一块，我们这一代算中国第一拨。

经济观察报：在外界看来，工业计算机或者工业控制，是一个技术门槛，包括资金门槛都比较高的行业，它是不是创业的一个好选择呢？

陈志列：你的描述准确，很准确。我们拿到了第一桶金，方式跟中兴、华为一样。这些民营高科技公司，当初也是做代理的。干了两年之后就不愿意给老外帮忙，自己开始干。大家都是技术人员出身，通过代理解决了资金门槛，技术门槛对我们而言比较低，而且像我们这样的行业，包括华为所在的行业，技术更新很快。我们那时候是中国第一拨，我到现在还是中科院国家工控专委会的副主任，这是学术机构，九十几个会员无计名投票，所以学术上要大家认可。

经济观察报：你们创业核心团队5个人都是技术人员吗？

陈志列：是学计算机和自动化出身，但是在开始这家公司的时候，有人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市场，有人做了很多年管理，大家都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我1990年研究生毕业，但在读研究生之前我已经工作了3年。所以说我们都有市场实际操作经验，有一定的管理能力，而且恰好都是专业出身，技术上对我们来讲也不难。

经济观察报：对你来讲，存在角色转换吗？

陈志列：这是非常大的转换。因为以前我们在外资企业待着，头儿肯定不是你。所以没有驾驭一家公司，领军一个行业的经验，都要后来学。

经济观察报：怎么学？

陈志列：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讲，我最需要突破的就是，怎样从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变成一个专业管理人员——管理实际也是一个专业。我记得在1994年、1995年的时候，那时的深圳没有EMBA班，但是深圳由于得天独厚，老有一些香港过来的老外在深圳一些五星级宾馆里，给人讲两天的管理课程，不管吃不管住，听两天课8000块。我记得中间连茶水都没有，我们买汽水饮料自己喝。那时候的讲义，我到现在还留着。我礼拜六礼拜天就去听这种东西，很认真地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他们讲的是浓缩课程，EMBA要讲一学期，但他们就两天集中讲给你。

经济观察报：去听的都是什么人？

陈志列：几乎都是小老板，急需管理知识的、各种企业的人。

经济观察报：从1993年到2008年，这15年在你看来，公司有明显的转折点吗？

陈志列：创业开始我们做代理，代理了一年半两年的样子，然后决定做自己的品牌。做自己的品牌，不是说起个名字打打广告这么简单，我们要自己做研发，然后自己做生产，投入是很大的。决定做自己的品牌，这在内部也是一致通过的。这是一个重大转折，要不然可能到现在我们还是代理公司，或者这个代理没得做，我们又去代理另外一家公司。在我们这个行业，之前有一家北京公司也是在这个行业做代理的，后来不做这个行业的代理，而去做餐饮了——北京原来有个快餐叫爱德熊，就是这家公司做的。我们自己来做，就走上自主品牌，自主研发这条路。

然后就是2003年公司在香港上市。当时在香港上市要有点勇气，国内假如说有一些不合法的操作，最多是公开谴责，然后罚钱，但是在香港你要有刑事责任，要抓进去。至少当时，我们觉得，上市帮助我们建立起了一个严格的公司治理架构。五年来我们没有受过香港证券交易所的谴责，这方面也是值得骄傲的地方。

接下来2007年是一个转折。我们在深圳盖起一座大楼，这座楼也是工业控制领域亚洲最大的的研发中心。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二次创业，要国际化。因为我们在中国市场已经是老大了，我们想要做全球的老大。只在中国，我做不到世界冠军。

这应该是公司历史上三个比较大的决定。

经济观察报：大家都说研祥在工控领域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五，但是在这个排名之外，你们在研发上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陈志列：国家科委有鉴定的，鉴定说，我们是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我们是部分国际领先，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国际一流水平，我们跟最好的选手在同一个水平。

经济观察报：这种优势，如何确立，又如何保持？

陈志列：你知道我们都是技术人员出身，技术人员出身的公司管理者会非常重视研发投入。我们的研发投入能占到我们营业额的10%。这是非常高的，在全中国这个数字是1.6%。再加上，我认为，华人在这个领域里的技术天赋是一流的。

经济观察报：我不知道普遍来看，国内其他技术行业和其他公司处在怎样的水准？

陈志列：我给你抄一句科技部娄副部长的原话，他说研祥是在IT领域少有的，从一起步到现在一直都保持着国际先进水平，这是少有的公司。他的角度比我高，在我国的企业里面，我们是少有的一直保持国际先进水平的企业。

经济观察报：你们公司尤其是研发部门人员流动大吗？

陈志列：不大。我们公司在深圳科技局做过多次报告，都是讲为什么我们的研发人员流动不大，有流动，但是不大。流动率在深圳企业里面排倒数。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

陈志列：我觉得吸引技术人才，不能光用高薪。当然，钱绝对是基础，但还要有很强烈很浓郁的对他们有益的企业文化。因为技术人员，如果让他搞人际关系，他可能就会很烦。我们公司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简单高效。简单是人际关系简单，在我们公司人际关系简单到什么程度？都互相叫名字；进了办公室不许说天气好不好，立马就说事，陈志列我今天找你，我写了邮件给你，下个月1号之前要回——如果不回，就要担负责任；所有事情开会在桌面上说，没有桌下的事，会后的事没人认。

还有高效。一般企业管理销售人员的一套，很简单，就是提成。但是研发这个事情，开发一个软件，开发一个硬件，开发一个电路，搞一个芯片设计，它怎么跟效率结合？对我们而言很好计算，比如说这个工作我们首先会有非常详细的任务书，6个月完成是正常时间，5个半月完成就会有奖金产生，如果延后就不发钱。进度有奖有罚，水平每年大家要评，最高水平在我们公司拿董事长奖，二等奖叫总经理奖，三等奖叫总监奖。

还有级别。在我们公司管理人员有级别，有七级，技术人员也有级别，也是七级，而且这个级别之间是相等的。我是管理的最高级别，但是我们公司还有两个人在技术上跟我一个级别，他不需通过当官做到那个位置。比如说我们北京公司的总经理，他是三级，但是在北京公司有技术二级，级别比他还高。

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整套的企业文化和对技术人员的管理模式。半夜两点，在公司加班，他有饭能吃。级别比较高的技术人员每年会到全世界各地去开一些会议，甚至在大会上发言，这种成就感不是老板给他笑脸能够代替的。

还有仪器，我们很多仪器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经济观察报：从一开始就这么做的吗？

陈志列：一开始就这样做，我知道什么样的氛围对技术人员有利。我在北京的单位就是在开发部工作的。

经济观察报：其实大家都懂得要重视公司氛围……

陈志列：重视要落实到制度和企业文化上，不能只是老板在会议上大喊。因为我们人很多，很多技术人员也不认识我，所以不能靠个人魅力去笼着一帮人，那是小公司的干法。

经济观察报：这跟你个人性格有关系吗？

陈志列：应该说有关系，但是关联度不知道是多少。我讨厌说废话，我不太喜欢拐弯抹角。当然某些场合也需要外交辞令，但至少在公司大家都是自己人，有话直说。可能我个性中间的直率，还有做事很热情、很认真，比较会坚持，这些东西可能和公司的文化有一致的地方。我要承认我个人对公司的企业文化有影响，只是影响多少不知道。

经济观察报：你个人包括你个人性格里的一些东西，在公司成长中起到什么作用？

陈志列：我觉得起的作用越来越小了。如果说一定有，可能就是我让这家公司更专注。我们内部有一个不太雅的话叫王八精神，王八咬到什么，除非把它脑袋剁下来，它不会松口。我妈说我，你可能属王八的，有件事让你咬住就不撒手。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你这十多年，个人的变化大吗？

陈志列：实际有很大的变化。我原来是一个技术人员，1987年我考上硕士，那时全国只有一两万名研究生，不像现在这么多，我认为自己技术上很强啊。我们上学的时候，校长就跟我们说，你们是科研的国家队，自然而然就有一种技术上的优越感。然后要从一个有技术自恋情节的人，过管理关，变成一个管理者，甚至变成一个领导者，这是不同的转换。在这中间会有很多改变。

经济观察报：性格上会有吗？

陈志列：不会有，或者说改变很少。形式和方式上有很大改变。

做了一家公司之后，你要跟公司每个岗位沟通，要有一些财务的基本知识，人力资源的一些知识。甚至包括生产我也不懂——原来我们做开发和做生产是两回事。这都需要学习。公司是伴随着学习的过程长大的。现在也在学，包括上市，要学习资本运作，这些都要靠自己。我觉得中国这一代企业家，如果他们的公司能够活得长一点，这是对他们的学习能力的认可。

经济观察报：你个人的社交圈子什么样的？你跟深圳的企业家交往多吗？

陈志列：企业家是一个圈子，还有金融界的，包括政府官员，都有一些交往。我说的交往是朋友式的，没有利益冲突。

经济观察报：你所处的行业很特殊，我不知道政府关系会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志列：实际上中国政府一直很支持我们，尤其深圳政府，政府政策很倾斜于高科技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政府给予的推动和支持是很大的。但可能跟其他行业不太一样，每个行业对政府关系的需求可能不同。

现在的政府对本土高科技企业，对自主创新，真的是在推动，别管原因是什么，看见你就高兴。温家宝总理2008年7月20号到我们公司视察，李长春是10月18号，常委三个月中来了两个，这在中国公司中是很少见的。这不是靠政府公关来的，政府真的是很关心本土高科技公司。

经济观察报：十多年的商业生涯，你得到的比较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陈志列：首先学习能力非常重要，因为大的环境在变，企业不同发展阶段要变，要有很强的海绵般的吸收能力。学习能力是基础。第二一定要创新，全抄人家的肯定没戏。然后创新就一定要有主见，主见非常重要，要知道该怎么做，一旦决定下来就需要坚持，要咬住不放，有困难也别撒手。

经济观察报：在你的商业生涯里面有比较大的挫折吗？

陈志列：小挫折天天有，月月有，年年有，那都是应该的，像我们这样干了15年还没倒的，经折腾能力都比较强，来什么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把它解决掉。但特别大的挫折，过不去的槛到目前还没有，有的话现在我们也不需要聊了。

我觉得做企业要长跑。我们家小孩现在刚上高一，我觉得我做公司的水平，可能也就是高一。高中生能有大悲大喜大哀愁？

经济观察报：对你个人而言呢？

陈志列：挫折不少，但我喜欢往前看，我比较乐观。我不会想得比较多，或者说我脸皮比较厚。做企业要有这种心态，不要老惦记以前谁捅过你一刀，大家在市场上竞争，都不知道谁捅的，这种事肯定有。重要的不是找谁捅你的，而是疗伤，伤好之后继续往前走。

我总觉得有点像运动员，比如长跑选手在田径场内跑，10万多名观众说什么的都有，你听到有人说你傻，你听见了也还得往前跑，或者有个汽水瓶子掉下来砸了你一下，你的责任不是去找出是谁砸你的，而是跑完比赛。你的使命是分配好体力，尽力向前冲。

经济观察报：这种心态怎么形成的？

陈志列：这也就是一个过程。做企业时间越长，你的心态越平和，而不是越容易激动。

经济观察报：这15年中间有特别大的诱惑吗？因为这十多年中国经济变化特别快，有很多淘金的机会。

陈志列：股票我没买过，我跟我老婆到现在为止一分钱股票没买过，连户都没开。至于为什么没想过。

经济观察报：这15年，你自己有什么大的困惑吗？

陈志列：困惑一直有，然后就马上学，问人家，或者自己想明白马上解决。困惑不能搁，越搁困惑越大了。

经济观察报：那你现在的困惑是什么？

陈志列：现在我进入了一个比较大的未知领域，我们要做海外市场。比如说我们的企业文化到了中东，有哪些原则应该保留，要如何同当地文化和当地团队融合。我们要花时间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到现在我也说不清。

这是我目前比较大的困惑，还没有解决。

经济观察报：你会对公司的成长速度焦虑吗？

陈志列：焦虑这词我认为不准确，是挑战吧。做企业肯定想越做越好，比如去年成长100%，今年还想成长120%，这种挑战一直在。我们这个行业，坦率地说，规模不大，公司规模也难以上去。现在你是行业领袖，你怎么样把规模做大，能跟其他行业相比，尽管我们不是大众消费品。

我们这次专门推出一个研祥inside战略，就是想把我们的品牌公众化和表面化。之前ATM机里用的是我们的东西，但你在外面看不到研祥，只能看到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这些银行名字。现在我们要贴一个牌，上面写着研祥inside。我们希望研祥inside这种方式进一步地贴近大众、贴近社会、贴近消费者。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大的挑战或者你说的焦虑，毕竟英特尔之后，全球IT公司没有第二家采用inside战略。

经济观察报：2003年上市的时候，你说你希望把公司做到市值300亿……

陈志列：我们的目标是2013年的时候，成为香港恒生指数的成分股，成为成分股至少要300亿市值。

经济观察报：还是我刚才讲到的问题，你怎么去应对增长速度的挑战？

陈志列：过去这几年，尤其是去年和今年，我们在投入方面比较大，在人数方面，我们公司也有比较大的增长。我们的业务如果按照正常的速度成长，坦率地说，这些人有多余的。但如果我们有更高的目标，这些人就是必须的。我们希望突破原来的成长速度。

经济观察报：这是个好时机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陈志列：我们没受影响，而且还在继续增长。我们上半年增长了170%，外销增长200%，我受影响了吗？没有。因为我们在海外市场，在新兴市场还在增长。

而且国内业务也在增长。一些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轨道交通建设，地铁、高铁，长三角之间城市的轻轨，每个车站和沿线都需要我们的产品，这给我们带来很多业务增长。比如温家宝总理到研祥看的时候，非常感兴趣我们的煤矿安全系统。安装这个系统后，瓦斯爆炸人能提前知道。还有3G也要上。

经济形势越是这样，投资越要增长。三驾马车，出口没指望，就要靠投资，要靠国内消费。还有一个让我们更加获益的地方，人大在2008年上半年立法，政府采购的时候，在同等条件下，同样的性能和同样价格下，优先考虑本土品牌。

经济观察报：你们是怎么发现市场需求的？

陈志列：有50%叫市场导向，比如煤矿的产品就是他们来找我们，让我们做这些东西，这是客户提出来。第二种是技术导向。

经济观察报：这个行业会成为红海吗？

陈志列：这个行业的某些领域会成为红海，那些技术含量低的，品牌影响力小的公司会深处红海。但如果品牌很强，技术领先，甚至是全球率先推出来，你说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这是蓝海。

经济观察报：现在国际化的目标和采取的行动是什么？

陈志列：目标很明确，而且我们也有时间表。我们内部有一句话，如果2017年才能达到全球第一，2017年1月1号才有人宣布我们是全球第一，我们这个班子全体辞职不干了，太没面子了。什么是全球第一，首先要有第三方报告。第二，销售额第一，而且公司在全球的收入要和全球市场的分布对等。前几年，这个市场20%在中国，80%在海外，如果未来不发生改变——我估计不会有大的变化——2016年研祥成为全球老大的时候，80%的收入仍会来自于海外，20%来自于国内。只有这三个条件全部满足的时候，才叫全球第一。

我们的策略是先去开拓新兴市场，现在已经开始了，中东、俄罗斯、以色列，都是我先下手的地方。

经济观察报：你对整个中国的商业大环境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陈志列：没有，我很满意。中国政府是我见到的全世界政府里面，真正致力于经济发展，特别希望本国经济水平提高的政府。我毫不怀疑这一点。在另外一个国家我们拿不到这么低的所得税率，中国对高科技企业的所得税率一直都是15%，也只有高科技企业所得税率是15%，其他所有公司都是25%。

而且政府非常鼓励我们走出去，我们在以色列的第一个点设在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里面，商务参赞给我们介绍客户。

经济观察报：在管理上，你是个事必躬亲的人吗？你喜欢开会吗？你的工作方式是什么？

陈志列：我可以思考，可以去见人，比如说客户来，我要见见。还有我们的内部文件我会在网上看一看。开会占不了多少时间，两个礼拜各个公司的高层开一次例会，我经常不去。有会议纪要就行。有时候我会事先发邮件给会议主持人，谈我的看法。

经济观察报：在你公司里你能叫上名字的人会有多少？占整个员工的比重多少？

陈志列：少极了，10%不到，我能叫上100多人的名字吧，可能。

有一次公司运动会，田径比赛我当发令员，发令枪打了一枪，有比较近的听到声音跑了，但我一看没响，我就打了第二枪，因为有人没跑嘛，第二枪就又有人往外跑。然后大家就很生气，说那傻瓜，会不会发令。急了，要揍我，我扔下枪就跑。这时就有人说那是老板。

我们在44个城市有分公司。前一段时间，因为我母校有校庆，我去了西安，西安公司总经理说你都6年没来了，给大家讲讲话吧。我只能说真不好意思6年没来，很多人不认识。

经济观察报：你不认为这是你的失职吗？

陈志列：这是我骄傲的地方。我的理想就是我一年都不来一次公司，也不管它，这家公司还在继续成长。我离这个理想还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