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笔走”壮举（序二）

罗强烈

自从答应为陈大刚的《笔走五大洲》作序后，我马上想到他之前出版的姐妹篇《笔走大中国》。我在为《笔走大中国》作序时的一个朦胧感觉，到为《笔走五大洲》作序时，已经相当清晰而鲜明：自故乡与文字一道成长开始，到知天命而付诸行动，大刚的一生似乎都在为这两部游记做准备——从人生的铺陈，到知识的储蓄、情感的酝酿和思想的磨砺……因为摄入这两部书的，都是人类著名“自然景点”和“文明景点”，如果没有相应的眼光和情怀灵犀相通，进而吐纳成珠，可就真像那个旅游笑话所讲的一样了：上车睡觉，下车撒尿，景点拍照，回家来什么都不知道……与那些人类著名景点擦肩而过。

为了写作这两部游记，大刚动用了一生的人文积累；而写出这两部游记，也成为大刚一生的壮举。我在为《笔走大中国》作序时，称之为“一个人的国家地理”，现在套用此称呼，《笔走五大洲》就是“一个人的世界地理”：一个人，写了一部“国家地理”，又写了一部“世界地理”，这是何等的壮举？——这就是大刚的人生壮举，也是他的文学壮举。这样的壮举对一个人来说，不仅是“小傲骄”的问题，而是颇为值得欣慰和自豪了。

在《笔走大中国》的序中，我受其宏阔壮美的结构感染，情不自禁采用过一种排比的描述方式——

我曾经接到大刚从西藏打来的电话，我们在电话中为世界屋脊兴奋：那蓝得惊心动魄的蓝天、白得纯洁透明的白云，那庄严肃穆、沉默不语的山峰，那灵气氤氲、朝潮朝汐的神湖……以及由此而生的超拔绝尘、独步世界的人文境界；我曾经接到大刚从青海湖边打来的电话，他说自己正站在金银滩草原上，看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和那位帐篷里的哈萨克姑娘；我曾经接到大刚从西安华清池旁打来的电话，感谢白居易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女性、谱写了一曲“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情歌；我曾经在北京送大刚东去，他要坐火车去北戴河领略曹操“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英雄感慨；然后，我又在泸州与大刚碰面，此时他为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刚从台湾旅游归来，我笑称他将在书中把台湾统一进来。

对于《笔走五大洲》，我想换一种描述方式——熟悉大刚的人都知道，“刚哥”其实个子不高、身体不壮，但要写一部自己的“国家地理”和“世界地理”，你起码先得有一个与此相应的“国防身体”，支撑着你任性去走中国和世界的基本而典型的人类景点。为此，大刚通过坚持在泸州的长江里冬泳来强身健体——有一个冬天，我从微信上看到大刚在长江里冬泳后，穿着一条“火窑裤”迎风留影，简直拉风得很——外形虽然还是那个大刚，但体质已经外柔内刚了。想到其透露出来的为写作这两部游记而产生的坚强意志，我是从内心佩服不已。

我曾坐过十二三个小时的飞机，一万多公里的天路，从北京到美国加州，如果再加上倒时差的话，那对人的身体和精神绝对是一种考验。但大刚除南极洲外，把地球上有人居住的几大洲都跑遍了，行程三十多万公里，囊括四十二个重要国家——如果把《笔走大中国》和《笔走五大洲》的行程铺开，就是一幅大刚用双脚画下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人类那些著名景点，都成了大刚文学地图上的一枚枚珍珠。

以上属于“写什么”范畴，大刚一旦认准两部游记的文学价值，虽路漫漫其修远兮，却能不停地上下求索。我接着将要谈的，是大刚这两部游记的另一半价值，也就是在“怎么写”方面所取得的艺术成绩。

我从俄罗斯旅游回来后，就想写一部长篇游记，标题都想好了，叫“俄罗斯记”，想以中国视角来叙述俄罗斯历史，写出两个国家共同的孤独和忧伤：以俄罗斯为例，至少从十二月党人开始，从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莱蒙托夫，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他们都是一些何等伟大也何等善良、何等聪明又何等执着的知识分子啊，他们为俄罗斯民族的灵魂倾注诗意，然而他们的祖国却也是在野蛮和专制的泥淖之中历经苦难，俄罗斯历史的一江春水，仍然是满当当的孤独和忧伤——我曾和大刚交换写游记的理念，大刚催促我写出来供他“参考参考”，那时他的《笔走五大洲》似乎还未动笔；然而两年多过去了，我的“俄罗斯记”仍然没有动笔，大刚的《笔走五大洲》却煌煌然地来到我面前。

我和大刚一样非常看重游记中独具个性的人文情怀——“人文情怀”是我在《笔走大中国》序中用过的词，在《笔走五大洲》里，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同义词，那就是大刚曾经说过的一个人的世界观。“人文情怀”和“世界观”，应该是任何一部游记作品的核心文学价值。这使我想起《百年孤独》中那句著名的开头：“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亚诺·布恩迪亚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个遥远的下午，外祖父带马尔克斯去见识冰块，这能不能算旅游？反正，对于从没见识过冰块的马孔多人来说，触摸冰块的那一瞬间，绝对是一种有体温的感觉和体验，碰撞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理文化。马尔克斯的这次童年体验，几十年后变成了《百年孤独》的著名开头——从本质上说，旅游就是对不同地域文化的体验、认知和分享；其间的深度，绝对不是对读者来说的表面的新鲜感，而是源于作者对该地域文化体验和认知的深度。

我在这里仅举《玫瑰，玫瑰，我爱你——写在卡赞勒克玫瑰节》一篇为例。大刚的巴尔干半岛之旅，主要就是冲着保加利亚去的，之所以想去保加利亚，又是冲着保加利亚的“卡赞勒克玫瑰节”而去的——这证明大刚的写作主旨是相当清楚的：他要通过这个玫瑰节，写出一种保加利亚精神，其实更是一种欧洲精神。这里是世界玫瑰之都，是上帝的后花园，这里的玫瑰“漫山遍野如同彩霞”……关键是生活在卡赞勒克玫瑰谷的人们，创造了一个诗一样的“玫瑰节”——在这个玫瑰节上，人们无论从肉体到精神，都处在一种极为自由轻松的状态，无论是玫瑰花还是女人花，都达到了世界上最鲜艳亮丽的程度：《玫瑰，玫瑰，我爱你》中体现出来的那种生活欢乐的境界，与尼采所推崇的酒神精神，和海德格尔所提倡的诗意栖居境界，在哲学意义上是一脉相承的。我们通过这篇文章也可以看到，大刚是如何从题材、叙述角度和思想境界等多方面赋予他的游记以艺术深度。

在为《笔走五大洲》写序时联想到之前的《笔走大中国》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这两部书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孪生一体，互相辉映，共同构成了大刚的文学壮举——所以，我还是要引用《笔走大中国》序中的一些语句来描述大刚这两部游记的共同特色：大刚从地理的角度切入人类著名景点，他在这两部书中倾注了一生才华与满腔心血，唱响了一曲独具个性基调的华丽而浪漫的人类赞歌——在这两部相当漂亮的游记中，充满了磅礴喷发的激情、纵横捭阖的视野、一唱三叹的笔调、绚丽多姿的文字。

2018年4月12日于北京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电视剧《雍正王朝》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