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
中国经济发展十问
一、资本大量进入资产市场怎么办?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首先回暖。但进入实体经济的资本并不多，大量的资本流入资产市场。这是每次金融危机后，都会呈现的一个普遍现象。尽管经济回升了，实体经济的盈利情况并不清晰明朗，投资者仍在迟疑观望。于是大量资金流入楼市、股市和其他资产进行炒作。到目前为止，这种现象还没有完全消失。因而，形成了泡沫。如不警惕，一旦泡沫再次破裂将有可能出现二次探底。因此，一年以来，不少经济学家呼吁要警惕二次探底。
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让民营企业、民间资本有足够的信心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非公经济新36条(《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13号令)的公布实际上就为它创造了前提。长期以来民营经济担心受到不公平待遇，担忧投资前景没有保证。所以切实可行的措施就是要认真落实非公经济新36条，为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创造制度保障，以此分流资本大量进入资产市场的问题。
二、怎样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经济不能再单纯依靠投资增长来拉动经济，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出口贸易上。出口贸易也是重要的，但如果变成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最终的需求还应是居民的消费需求。扩大内需的办法有很多，最要紧的还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比如家电下乡和农机补贴，但都不解决根本问题。再如国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也是有用的，但提高的幅度仍不算大。国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措施，都能够提高农民收入，但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给农民财产权。农民没有什么财产，自己辛苦盖了房子没有产权证，这应该引起重视。十七大一再提出要让农民有财产性收入，而现在农民没有什么财产。所以首先要给农民发房产证，有房产证了，整个内需扩大问题就解决了。
2010年6月5日，上海《文汇报》第一版登了上海市嘉定区的经验，把农民的房子拆掉以后盖了新村，每户农民分三套住房，面积都不大，60平方米一套，80平方米一套，110平方米一套，农民自己选两套住，一套出租，三年以后房子可以自由买卖，这是上海经验。在山东威海离城不远的农村里有一个社区，是由几个行政村合并而成的，叫“小城故事”社区，农民们盖了新村，每家人分两套房子，大概都是100平方米左右的，自己住一套，出租一套，农民有了房产证，就可以出租房子，他的收入就大幅度提高，内需就扩大了。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山东莱阳的农村是真正的农村，农民的住房同样发房产证。有了房产证农民就可以抵押了，抵押就有钱了，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内需也就扩大了。
三、就业问题如何得以缓解?
就业问题的主体人群是下岗工人、进城农民工、大学毕业生、残疾人、库区移民。要通过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特别要发展扶植微型企业来缓解就业压力。微型企业是包括业主本人在内，雇工人数加在一起不超过20个人的，创业投资的资本金10万元以下的企业。对微型企业要实施更为优惠的政策，包括：财政补助、减免税收、职工培训、银行贷款的政府担保、开业、登记注册简化手续，银行开户快办等。这样有利于形成创业高潮，带动就业。因此，中国要解决就业问题，就要靠发展民营经济，发展微型企业。假定有大量的微型企业，每个微型企业可以雇到20人的话，中国的就业问题就会缓解很多。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是什么?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靠产业升级，自主创新。重点要培育一批优质的民营企业，促进其走在创新前面。从深圳的经验来看，民营经济的自主创新是很有潜力的，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加强培育优质民营企业。同时，既要完善既有的资本市场，又要开发新的资本市场，从而形成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包括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第三板(第三板是指未上市公司的产权的流通场所)。这有利于加快中国经济的快速转型。
五、怎样对待当前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
当前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所有人，特别是城镇中的工薪阶层所担忧的事情。
稳定农产品价格主要靠什么?主要靠增加供给，供给不足价格就势必会上涨。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应靠限价，限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应实行有差别的信贷政策，发展农业、扩大供给；另一方面应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广大农村，民间资本的进入，情况就会大为改观。
六、如何应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
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是不可行的，因为我们的经济难以负荷人民币的大幅升值。但小幅升值是可以的。小幅升值实际上就是放宽浮动上下限，由市场在其中起作用，可能升也可能降，升升又降降，降降又升升。
对此，我国的国际贸易要相应地做两个调整。首先，根据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调整出口的产品和出口的地区，使其更为多样化。其次，加紧自主创新，进一步放宽领域，加大民间资本介入高端出口产业，认真贯彻非公经济新36条。带动自主创新的新高潮，进一步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七、地方财政怎么来应对城镇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城镇化，城镇化进程中要循序渐进地解决民生问题，如教育、卫生、公共福利、社会保障和整个生活条件的改善等。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民营资本的参与，先有序地进行一些试点，发行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吸引民营资本让其参与到第三产业和公用事业的建设中来。要让民营经济预期到将来的收益。假定是垄断的，只让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承担，城镇化进程将会遥遥无期。
八、怎样满足中等收入以下居民购买住房的基本生活需求？
中央政府反复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房价增长过速的措施，提出了“限制投机性购房”的措施。这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够的，还应增加供给，增加更多的廉租房和平价房。廉租房和平价房是政府采取的积极有效的调控手段，应当值得肯定。但不应是谁报价高谁就中标的方式，其结果只能使得地价越抬越高，房价日益高涨。
我认为，应该采取政府采购的方式，根据市民的购买力规定土地的价格、面积，房子的规格、质量。谁报价低，质量好，就让谁中标。
九、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在中国可以酝酿群众的积极性，并充分地调动起来。1979年的农村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乡镇企业的兴起调动了广大农村的积极性。股份制也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在于公众的积极性。一定要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避免挫伤积极性，要激发群众的创业积极性，增强群众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以及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积极性。一旦积极性发挥出来了，中国巨大的增长潜力也就实现了。
十、在经济增长中怎么加快生态建设?
当前最要紧的是要加快生态建设，要继续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改革国有林场的产权制度。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农民开始自发植树造林。如湖南、江西、福建、云南这几个省，他们规定了70年承包期不变，上一代种树下一代收成。这既增加个人的生活收入，又满足市场的需求；既改善了环境又激发了地方林权制度改革。因而，要进一步把激励林权制度的改革经验通过试点，推广到国有林场，从而形成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并重的良好局面。
（原载《全球化》杂志2011年第1期）
关于中国企业文化的几个问题
中国企业文化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如何把握企业文化与“效率”、“公平”等重要学术范畴的关系?企业文化建设和消费文明建设之间存有什么样的关联?企业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服务于“和谐社会”等目标?如何融入“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和“生态文明”等更多的新理念?这类问题多年来一直发人深思、值得更多重视。本文拟就以下六个问题进行探讨：1．认同和企业凝聚力；2．效率和企业管理模式；3．公平和企业内部矛盾的化解；4．处理企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原则；5．家族企业的继承问题；6．企业文化的趋同与差异。
一、“认同”与企业凝聚力
任何一个企业，不管是什么时代和什么国家的企业，也不管它是私人创办的、合伙建立的还是政府设置的，企业的投资者总希望这家企业自成立后能够兴旺发达，而不愿它会垮掉、倒闭、破产。如果企业职工和投资者缺乏凝聚力，人心涣散，那么资本再雄厚，技术再先进，也无法避免企业萎缩和被淘汰的命运。所以企业文化的核心总是把增强企业凝聚力放在首位。中国的企业如此，西方的企业如此，日本的企业同样如此。
我们可以把企业(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甚至是微型企业)看成是一个群体，职工每一个人是这个群体的一员。认同，就是这个群体的一员承认自己同群体是一致的，他把自己看成是本企业的一分子。认同的程度有高有低，认同程度的高或低反映了一个成员对群体关切程度的大或小。从一些案例可以了解到，一个企业在走向兴盛的时候，职工的向心力是高涨的，离心力相对说来不那么明显；而当一个企业走向衰弱时，向心力减弱了，离心力增大了，这反映了职工们对企业这个群体的认同程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职工的向心力就是企业的凝聚力，它是因认同程度的加强而加强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都必定关心这个问题。
企业当然是希望职工同本企业同甘苦，共患难的。尤其是在企业遇到困难时更希望职工们能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企业文化在这种场合更能显示其重要性。人们常说要“同甘共苦”，其实，“同甘”与“共苦”并不是一回事：“同甘”靠制度，“共苦”靠精神，靠认同。也就是说，在企业兴旺时，企业如何分配盈利，使职工们“同甘”，这必须依靠规章制度，一切按规章制度办；而在企业陷入困境时，企业如何渡过难关，仅靠规章制度是不够的，职工要跳槽，企业能拦得住吗?规章制度这时不一定能保证企业闯过这一关。更重要的，这种情况下要靠职工的自觉，靠职工的认同感。只要职工从心里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凝聚力就产生了并能发挥作用。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
由此看来，各国的企业文化的共性之一在于培育职工的认同感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不同之处在于：主要依靠什么方法来做到这一点。比如在西方基督教社会中，企业可能倾向于从宗教信仰方面来加强文化建设；在日本的某些时期，政府和企业曾经用“忠君爱国”的信念来增加企业的凝聚力。
二、“效率”与企业管理模式
效率，从经济学考察，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有效利用。资源的闲置、资源的无效配置、资源的不合理使用等等，都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反映。
任何一个企业都会重视效率的变化，因为这关系到企业的现状和今后的命运。效率下降意味着企业竞争力的削弱。在市场的角逐中，竞争力下降的企业是注定没有前途的。即使是垄断企业，迟早也会被改组，被合并，甚至被淘汰。
效率显然同企业管理模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比较企业文化学原理》一书第十六、十七、十八章有关美国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阐述可以了解到，美国企业文化的发展与美国企业管理模式的演进几乎是平行的、并进的。而企业管理模式的演进又以提高企业效率为核心，以达到增强企业竞争力为目标。
经济学对效率的解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着重解释的是生产效率，即一定的投入会有多少产出，或一定的产出需要多少投入，投入产出之比反映了生产效率的变化。第二阶段着重解释的是资源配置效率，即在投入量不变的前提下，用A方式配置资源会有N产出，用B方式配置资源会有N+1产出，而用C方式配置资源则会有N-1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是并存的，也是并重的。第三阶段出现了一种新的效率概念，即所谓x效率和x负效率。x效率和x负效率概念的产生同实证的效率分析有关。从投入产出之比看，从理论上推算，那么多投入本来应该有那么多的产出，但实际效果却并非如此；有时产出更多了，但大多数情况下则是实际产出少于理论推算的产出。为什么会多了一部分产出或少了一部分产出?x是未知数，于是多了一部分产出被解释为x效率的作用，而少了一部分产出被解释为x负效率的作用。
显然，三种效率都同企业管理模式有关。企业管理模式的不断改进，或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或者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或者可以提高x效率或减少x负效率。同时，三种效率又同企业文化有关。生产效率的升降与职工的积极性联系在一起，资源配置效率的升降不仅关系到职工的积极性，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关系到管理层的积极性，因为管理层主要从事资源配置工作。那么，为什么会形成x效率和x负效率，那就直接同企业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有关，x负效率的产生尤为明显。
根据经济学的解释，一个企业之所以会产生x负效率，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企业目标和职工个人目标不一致，从而使职工缺少积极性；第二，职工个人与个人不协调，矛盾重重，以致效率普遍低下，或彼此效率抵消；第三，职工个人的惰性作怪，发挥不了积极性。针对这三个原因，企业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建设应当：第一，使企业目标与职工个人目标尽可能一致；第二，通过各种活动和多方面的工作，使职工个人与个人之间减少隔阂，消除成见，使人际关系趋于协调；第三，通过奖惩规则的实施，特别是职工激励制度的完善，调动每一个职工的积极性。
可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国企业，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减少x负效率，x负效率的产生和对x负效率的重视却是共同遇到的问题。
三、“公平”与企业内部矛盾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在不同的本土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对公平的看法往往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的企业文化中表现出来。
按照经济学的解释，公平首先意味着机会的均等，即在经济生活中，人们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客观上不存在对一部分人的歧视，包括对不同宗教信仰的歧视、对不同种族的成员的歧视、对妇女的歧视等等。假定这一认识被大家所接受，那么企业文化就应当表现出对机会均等的追寻和竭力使机会均等的原则得以实现。然而在各国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事实则是：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一些国家的企业中，对不同种族成员、不同宗教信仰者的歧视是明显存在的，对妇女的歧视也同样存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歧视才逐渐被淡化，或被法律所禁止，企业文化也相应地同现实保持一致。可见，在最初这些歧视存在的时候，企业文化并未肯定这些歧视是不合理的。时代进步了，企业文化也随之改变。
又如，按照经济学的解释，收入差距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分配的不公平。收入分配协调只不过把收入差距保持在职工们认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是，这一与公平有相当密切联系的收入分配协调的概念本身是模糊的。假定职工分为不同技术等级，那么谁也说明不了这一等级的职工与另一个等级的职工的工资差别多大可以被认定为“公平”。假定职工由于工龄不同而在工资上有差别，那么也没有人能说清楚工龄相差一年的工资收入差别多少才算是公平。既然收入分配协调概念是模糊的，所以“公平”的界定也只能模糊一些而无法量化。
从企业实际情况看，企业内部矛盾有不少是由公平问题引起的。机会是不是均等?收入差距是不是合理?这些都可能造成职工之间的隔阂、个人之间的不服气，以及对管理层的不满意。这种情形历来都存在于企业中。于是就产生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文化的共性，即企业文化的任务之一在于化解企业内部矛盾，主要是化解职工们对公平的认识不一致而引起的职工之间的隔阂和对管理层的不满。基于各国文化传统不一样，各国的企业会采取符合本土文化传统的化解企业内部矛盾的做法，但这并不否定企业文化的共性的存在，即任何时期企业文化都把化解企业内部矛盾(尤其是因职工们对公平的认识不一致而造成的企业内部矛盾)作为增强企业凝聚力的途径之一。
四、处理企业与政府间关系的原则
企业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政府监管的环境之中。企业界流行过这样的观点：“哪怕是最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好。“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社会极有可能出现秩序混乱，企业不但不可能正常经营，甚至连企业投资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都难以得以保证；相形之下，即使存在的政府是一个横征暴敛、贪污腐败的政府，企业处境非常艰难，但企业的经营仍能继续下去。当然，企业希望的是有一一个好政府；如果只能在坏政府和无政府之间作出选择，根据“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原则，企业是绝不会选择无政府的。
由此看来，企业必须妥善处理自己同政府之间的关系。假定企业无权选择什么样的政府，即好政府还是坏政府都不是企业能够自己决定的，那么，企业就不得不采取自保的方式来维持自身的利益，适应现实，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点，争取在尽可能维持自己生存的前提下，保全自己，再求发展。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的私人企业都必须学会“先生存，再发展”的处世之道。企业文化，从保护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的角度出发，也自然而然地会把妥善地处理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为企业生存之道、发展之道。这一点同样可以被看成是不同文化传统之下的企业文化的共性之一。
要知道，企业经营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有了良好的法制环境，企业就懂得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与此同时，企业经营也需要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有了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企业就懂得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企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处理，离不开企业的自律。法律的约束通常被认为是硬约束；法律底线是否被突破，既关系到企业对法律的自觉遵守，也关系到企业对法律的强制遵守。在这里，自觉遵守和强制遵守是统一的。说到极点，“法律底线就是生死线”，企业的生死或兴亡全系于此。道德的约束通常被认为是软约束，因为道德规范主要靠企业的自觉遵守。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企业同样不能突破道德底线。因此，“道德底线也是生死线”。不顾道德底线而为所欲为的企业，最终会被客户所抛弃，被职工所疏远，被社会所鄙视。
这就告诉人们，即使企业为了保全自己，为了求得“先生存，再发展”，但在处理自己和政府之间关系时，依然需要有法律的约束和道德的约束，而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企业文化中必须始终贯彻守住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这一原则。这也是各国企业文化的共性。
五、家族企业的继承与家族企业现代化
私人企业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家都会遇到继承问题而无一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继承问题是每一个企业所无法回避的大事。不言而喻，继承问题同企业管理模式是分不开的。有什么样的企业管理模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继承制度或什么样的选择接班人的制度。
私人企业在开始创立时一般都是家族企业或家庭企业。创业者大多数是强人、能人，他们依靠家族凝聚力，加上本人有组织能力和经营能力，家族企业诞生了，成长壮大了。于是家族企业转入第二代手中。第二代中的继承人可能从小是在企业创业阶段就参与了决策和经营管理活动，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加上本人也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经营能力，所以企业通常会继续成长。然而，到了第三代和第四代手中，情况就可能发生变化。首先，企业规模比创业大多了，要管理好这样一个大企业，对接班人的要求比过去严格多了，后代家族成员不一定具有第一代或第二代那样的魄力、号召力和能力。其次，家族成员越来越多，难免会出现互不服气和竞相争夺企业最高权力的斗争，内部不协调和裂痕的产生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再次，后代家族成员生长从小就过着富裕的、娇生惯养的生活，他们未必能适应家族企业壮大后所面临的复杂局面，于是出现了家族企业的危机。
从古到今，家族企业由盛到衰的事件数不胜数。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100年前提出的“精英分子循环理论”，或中国历史上多次被人们提及的“富不过三代”的例证，说明了企业始终停留在家族经营制框架内的局限性。企业文化在这方面的关切程度之所以一直很大，绝非偶然。
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继承问题的注意，无疑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共性之一。选择接班人“唯贤”还是“唯亲”是家族企业的一件大事，几乎所有的企业文化研究者都倾向于“唯贤”，同时考虑到家族企业的特点，对血缘关系也不能不予注意，从而结合企业管理模式的演进，出现了“亲中选贤”、“贤中选亲”或“委托代理制”等解决企业继承问题的可供选择的方案。而对家族的年轻成员则有一套让他们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从完成学业后就到本企业接受实习、锻炼、逐级实践等行之有效的做法。更重要的是企业应当建立一套科学的决策体制和监督、制衡体制。这样方能从旧式的家长主导制逐步过渡到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家族持股制或家族控股制。
不能否认家族企业转向家族持股制或家族控股制同“委托代理制”并存的大趋势。但在具体的做法上，各国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影响之下会有差异。但这既不否定企业文化建设的共性的存在，更不否定家族企业管理模式随时代而演进的必然性。
六、中外企业文化的趋同性与差异性
以上已经就中外企业文化的共性发表了我的几点看法。这里所涉及的一个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在中外企业文化中，是企业文化的差异更重要，还是企业文化的共性更重要?据我所知，许多企业文化研究者和企业文化工作者都认为二者同样重要。这大体上是同实际情况相吻合的。但如果再深入一步进行分析，能不能得出下述推断，即时代不同了，企业文化的差异和企业文化的共性不会总是停留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企业文化的差异和企业文化的共性的相对重要性不会持久不变。我的看法是：企业文化的共性可能比企业文化的差异更重要，更受到人们的关注。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看法?简要地说，出于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随着经济国际化的进展，在今后一段时间可以明显地看到各国经济交往范围的扩大和经济交往的频繁，从而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增多。这势必会对不同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企业文化的变化，即属于企业文化共性方面的内容，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属于本土文化的特点则会逐渐被淡化。也就是说，在经济的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企业文化的共性的相对重要性是会不断增大的。
第二，随着全世界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越来越重视，对人们的生活质量问题的越来越强调，不同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企业文化都会把节能减排，保护环境，走经济低碳化道路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从而生态文明建设也会相应地越来越受到企业界的重视。尽管不同文化传统影响下的各国企业文化今后仍会存在各种差异，但由于经济低碳化的趋势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压力是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抗拒的，否则企业迟早会被国际社会所抵制，被本国政府依据法律法规而取缔，或者因自身无法继续经营而关闭，所以任何一个企业迟早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有成绩的经济低碳化企业学习。这是直接关系到今后企业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谁都扭转不了这一趋势。因此可以展望，企业文化必将适应这一趋势而发展，企业文化中的共性问题也会越来越凸显出来。
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竞争的不断激化，企业的管理模式今后也会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激化的形式而发生变化。比如说，在新的形式下如何增加企业凝聚力，如何调动职工和管理层的积极性，如何化解企业内部矛盾和构建和谐的企业氛围，如何以双赢的方式来协调企业同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以更妥善、更有效、也更符合现代企业特点的方式来处理家族企业的继承问题等等，都会在企业文化发展中被突出，因为这些属于企业文化共性的问题的解决，对新形势下企业的兴衰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企业文化的共性继续存在的原因，而且还说明了有关这些企业文化共性问题的研究会继续受到重视并被进一步充实的原因。
当然，企业文化共性的相对重要性的日益增大，并不否定不同企业文化在各自文化传统的影响下都会显示自身的特色。企业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性的并存将是持久的。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1月)
中国将经受长期成本推进型通胀的考验
在西方国家，有关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研究主要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的，因为当时美国发生了滞胀，而滞胀的主要因素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治理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凯恩斯的宏观政策是没用的，因为凯恩斯政策只对需求拉动型通胀有作用。
一、中国首次遭遇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当前遇到的新问题是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也有通货膨胀，但那是属于隐蔽的通货膨胀，表面上物价没有涨，但有钱买不到东西。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也出现了通货膨胀，主要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针对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采取紧缩政策是有效的，但后来紧缩过了头，以至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时候，又发生了通货紧缩的现象。
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尤其是从2010年开始变得尤为明显。造成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原材料短缺引起价格上涨；二是农产品供不应求，引起整个成本上升；三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物价上涨；四是土地价格和房产价格上升推动生产、生活成本增加。
对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紧缩性的宏观政策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宏观紧缩政策不能解决原材料的短缺，不能解决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问题，也不能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消除掉，可能对房价、土地价格上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既然土地和房产价格已经上升了，相应成本还会继续推动总价格的上升。所以，这是我们当前需要注意的新问题。
二、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出现的新变化
“十二五”规划要注意的重要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保持中国出口竞争优势的低廉劳动力。但是，现在工资成本呈现上升趋势。从国家政策来讲，最低工资标准是不断提高的，因为要增加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从农村现在的情况来看，农民考虑的问题已经不单纯是城里工资比农村高就行。与上世纪80年代出来的农民工不同，那时出来的农民工，只要是城里工资比农村的收入多，他就愿意出来打工，所以农民工的供给是源源不断的。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1．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后，农民成为了林区的创业者。因为林区承包70年不变，山都划了界，包山到户，农民在承包的林里可以养鸡，可以种蘑菇，还可以种树。他把那些同村的或者附近的农民都吸引到山区，这样他是本人创业，而其他来工作的人是就近就业，他何必花那么多成本到城市打工呢。所以，农村劳动力是不够的，比如从湖南、江西到广东的打工人数就减少了。
2．小城镇发展起来了，县城也发展起来了，这些地方也需要劳动力，农民工就不必坐火车外出打工了，与其长期两地分居，还不如就近打工。就近打工对他们来说，既方便，也容易照顾到家，而且收入也不低。
3．沿海一带雇不到人，现在新疆也雇不到人了。以前新疆摘棉花都是从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区招人过去的。今年摘棉劳动力短缺，这些地方的人都不去了。即便是加了工资，他们还要计算整个收益和成本。
劳动力成本上升不是坏事，从政策上讲，中国的经济规模这么大，工资标准是应该提高，因为廉价劳动力成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问题在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具有刚性的，一上去就下不来了，而且是在逐步提高。这种刚性如果累计起来看，不谈物价上涨以后工资应该上涨的因素，即使物价不变劳动力成本同样还会上升，因为劳动力供给越来越有限。因此，有的经济学家预言，“10年之后中国将缺少蓝领，中国城市将雇不到保姆”。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已经这样了。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很多企业已经机械化了。例如，新疆现在还有一部分人靠摘棉为生，如果长期找不到摘棉工的话，那就要采用美国的技术，用摘棉机，通过喷农药和化学药品，把棉花、叶子全打掉，然后用机器来摘。另外，缺少保姆怎么办，现在北京市雇保姆已相当困难了。
三、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重要启示
当然，最近几年还不会产生这个问题，这既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新的机遇。对此，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要加快转型呢?从三个方面来讲是需要这样做。
1．对企业来讲，应该由此得到一种认识和启示，靠低廉劳动力成本参与出口的时代从此结束了。我们应该靠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使我们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2．对广大农村劳动力来讲，他们也认识到了干粗工是没有前途的。工资始终是低下的，因此要加快自我技术提升和能力训练。目前，各地都把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我到广东调查了解到，凡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99％都就业了。人力资源结构非常重要，这对中国长远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举个例子，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是4亿人，英国当时才1000多万人。可是人力资源结构不一样，中国的农民和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这还不算，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读四书五经的，整天忙着考科举，没有几个懂现代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经营。而英国就不同，英国工业化已经开始半个多世纪了，在此期间，英国的义务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技工培训，不断培养出很多科学家、工程师，人力结构就不一样。对我们来说第二个启示是加快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要做到工业强国，还要做到人力资源强国、人才强国。
3．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背景下，现代服务业将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比如请不到保姆，加快了家庭服务的智能化。工人在减少，熟练技工增多了。整个现代服务业同样有发展，这些都给我们很多启示。
（原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会员通讯》2011年第2期）
宏观调控下的中国当今经济
一、调结构的重要性
就全国而言，当前经济发展的转换重点，不是数量，而是结构。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谈起。在当时，中国GDP总量比英国大得多，但是GDP结构却比英国差很多。中国当时的GDP成分主要是由农产品构成，如粮食、大豆、棉花、茶叶等。中国的手工业产品不少，以棉布为主。而英国当时的GDP结构，则以钢铁、机器制造业为主。英国生产机器设备、火车、轮船，英国的棉布也是由机器制造的。可以说，虽然当时中国的GDP总量大，但英国的GDP结构则符合世界技术进步的潮流。
今天，中国的GDP总量是超过了日本，但中国的人均GDP比日本差很多，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10倍。更重要的是，中国的GDP结构不如日本。日本高新技术产业所产生的产品，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很高。
去年，我应邀同日本经济学家进行会谈，在东京、大阪考察。从城市规模看，日本的城市规模在二十几年中没有很大变化，可是当你进入日本居民家庭中去，情况就不同了：家里设备全电脑控制，厨房智能化、卫生间智能化。
关于GDP结构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力资源结构。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有4亿人口，但是中国当时的人力资源结构无法跟英国相比。那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了七八十年，英国的小学教育已经普及，中学教育大发展，新建很多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的科学家、工程师、研究人员。此外，当时英国的技工很熟练，英国的经济、金融管理人才非常普遍。而那时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是什么情况呢?绝大部分农民是文盲，绝大部分妇女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有几人懂得近代科学技术?有几人懂得近代金融管理?所以，那时的中国，人力资源结构不可能合理。
那么，今天跟日本比呢?我们的人力资源结构同样不如日本。日本的熟练技工很多，我们的熟练技工很少；我们各方面的专业人才都很少。我们同日本的差距，无论GDP的结构，还是人力资源结构，我们都差很多。就全国而言，当前经济发展的转换重点，不是数量，而是结构。
二、关于通货膨胀
当前通货膨胀中最重要的，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我们国家第一次出现这种通货膨胀。
从理论上讲，通货膨胀分三种类型：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国际输入型。
由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主要是说，需求扩大，导致投资过多，信贷跟着膨胀。生产资料的加速上升，带动了所有物价的上升。对待这种通货膨胀，经济学中的凯恩斯理论是可以应付的。凯恩斯理论的宏观调控，着重调理总需求。总需求扩大了，财政和信贷闸门一关，总需求就下去了。
但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了滞胀现象。什么叫滞胀呢?一方面经济停滞了，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了。新问题出来以后，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滞、胀一起发生，刺激它也不是，压缩它也不是，该何去何从呢?这种新型的通货膨胀，叫做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的发生，不在于需求扩大，而是成本在扩大。因此，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供给学派。他们认为，这种通货膨胀，主要是供给不足所引起的。供给不足，导致成本上升。他们主张采取减税和增加供给的方式来应对。
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传统渠道和新的渠道。
什么是传统渠道呢?主要是通过商品流动的渠道。国际上石油涨价了，需要进口石油的国家受影响；国际上粮价上涨了，需要进口粮食的国家受影响。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新的渠道——资本的流动渠道起了更大作用。国际间交往增多，产生了大量游资。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投资前景有差别，资本为了追求高利息率，就从这个地方流到那个地方。比如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经济回暖慢，他们的利率比较低，而中国的利率相对比较高，热钱就会流入中国，导致中国的货币流量增多。
那么，我们当前的通货膨胀是什么类型呢?三种通货膨胀都有，是综合型的通货膨胀。前两年为应付国际金融风暴，4万亿投资下去了。这种情况是需求拉动型。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也有。石油涨价、有色金属涨价、粮食涨价……都会影响我国经济。另外，中国的利息率比国外高，中国的赢利前景大。所以从利润角度，热钱选择流入中国。
但是，当前通货膨胀中最重要的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我们国家第一次出现这种通货膨胀。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有过通货膨胀。当时的通货膨胀，是由于投资需求过大而引起的，所以我们关上财政和信贷闸门，很快就把通货膨胀治住了。甚至90年代后期，我们还出现紧缩过度。
而这次，我们以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为主。有四个原因：
1．原材料、燃料价格上升，这是由于供给不足造成的。
2．农产品成本上升，农产品价格上升，也与供给不足有关。原因很复杂，一是自然原因造成了短缺，比如2010年的气候条件不好；二是农产品进入市场，中间环节太长，中间环节层层加价；三是农产品中的部分农产品，有人为炒作的因素，比如绿豆、大蒜等等。四是农业用地减少。比如，北京五环以内基本上没菜地了。北京的菜很多从山东运来，最远从海南运来。运费增加，农产品价格上升。
3．用工成本上升。工资的上升是合理的。现在的农民工，被称为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是“80后”、“90后”，他们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学历比较高，三分之二是高中毕业以上的，而以前出来的是初中生、小学生，甚至文盲；他们找工作不仅要看收入，还要看发展前途。②他们考虑外出打工的成本；问卷调查显示，不仅旅费，夫妻两地分居、孩子没人照顾，都被认为是成本；他们更愿意就近打工、开店、创业。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独生子女的比例上升。城郊农民特别挑工作，还出现了“啃老现象”。有经济学家预言，中国在10年之后，将没有人愿意做蓝领工人，家庭也将请不到保姆。
4．土地价格和房价上升。有人说，这种上升不是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救星，但怎么又成了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原因呢?道理很简单，举个例子，理发店的理发价格上涨，你问，怎么上涨这么多啊?他答，房价上涨，房租上涨，我不涨价，我拿什么交房租呢?房价是生活费的构成之一。房价上涨，生活费也就上涨。
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比如周末，大家都希望天晴出去玩，大家都说天晴天晴天晴，天不一定晴。但是经济学不一样，大家都说，股票要上涨，股票真的上涨了；大家都说大米要上涨，大米真的供不应求了。消息通过手机，一传十十传百，每家多买一袋，市场上大米就不够了。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稳定通货膨胀的预期。同时，在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中，国家一定要管好市场，打击囤积居奇的行为。另外，还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市场管理经验。
西方国家怎么管理市场?他们规定了两种储备：重要的产品国家储备；大型超市的每一种商品必须有卖够多少天的储备。这样，一遇风吹草动，不用国家拨给，超市自己也能应付。目前，中国只有国家储备，没有商业储备，所以大超市经不起抢购。
再者，在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中，必须重视控制房价。因为房价是影响整个成本的，影响生活费的。
我去年建议：不要去炒地。土地一招标，地价越抬越高，出现所谓“地王”。应该多建设社会保障性住房。居民一般购买的房屋，都应该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和招标方式。比如一块地准备盖保障性住房，地价先定好，然后公开招标，户型需要多少平方米，建筑质量怎么样，各方面指标规定好，谁报价最低找谁。中标者必须按照约定的技术规格做，如果到期完不成，或者质量不合格，要对其进行处罚、禁入等等。
今年，我的建议是针对北京市的限购令的。限购不如限售。购房是公民的权利。你不让我买房，你凭什么不让我买房?我第一套房才40平方米，那我孩子长大了，我不买房子怎么办?我们应该学新加坡的样子，如果你当年买房当年卖，按照上涨后的房价的16％抽税，第二年减到12％。
三、关于就业问题
中国的就业问题既是个结构性问题，也是个制度性问题。
经济周期变动和就业周期变动是不对称的。在经济学中，这叫奥肯定律。奥肯定律认为，经济开始滑坡时，就业并不跟着立刻滑坡。经济滑坡发生时，企业并不立刻裁人，它会存在拿到订单的侥幸。它要观望一段时间，实在没有订单，才开始裁人。所以就业滑坡滞后发生。经济开始回升时，就业并不会立刻复苏。企业为了不增加成本，会挖掘现有人力的潜力。把潜力挖掘完了，再招人。每次经济复苏阶段，都是技术进步的阶段。
但是单用奥肯定律来解释中国经济还不够。因为，中国就业有自己的特点。2008年11月，我在西欧讲学。那时中国的GDP为6％。外国经济学家提问：在西欧，每年保持GDP增长2％至3％，就不会发生大的失业问题。可是你们中国为什么要9％，甚至更高呢?你们现在的6％，在我们看来是多好的数字啊，可是你们怎么就惊慌起来了。
我说，西欧国家的工业化已经进行200多年了。在这200多年里，农村多余的劳动力都释放完了。现在西欧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很低，他们有土地、家庭农场、农村住宅，社会保障覆盖全社会，城乡生活条件一样。西欧人口增长接近零。在这种情况下，2％至3％的经济增长率非常好。
而中国的就业问题既是个结构性问题，也是个制度性问题。中国有两种户口制度：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农民进城不完全为了收入，还要与城市市民取得一样的权利和地位，所以农民不断地从农村出来。
中国要解决就业问题，主要靠什么?靠民营经济的发展。现在全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就业的75％都是民营经济解决的。国有企业的确也需要人，但解决不了那么多人的就业需求。国有企业的方向很清楚，向高精尖发展。
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世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占70％以上，而中国只占40％多。农村根本不需要第三产业。现代的服务业跟城镇化密切相关。但是营业税率太高，阻碍了它们的发展。
再来看我们的劳动力的结构问题。在西方国家，熟练技工占劳动力的1/3，一般技工占1/3，简单劳动力(粗工)占1/3。而据现有数据，中国现在的熟练技工大约只有6％到7％。
就业问题的解决，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约1000万家)、个体工商户(约3000万家)减免税。只要税收降降，把政策放宽点，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了。3000万的个体工商户，把自己的一个亲戚朋友招来工作，全国就解决了3000万个岗位；1000万家中小企业因此每家平均新增3至5个人，全国又是好几千万人就业。
第二，大力发展微型企业。微型企业的标准是什么?包括业主本人，工作人员不超过20人；创业者的资本，不超过10万元。对于微型企业，①政府提供减免税优惠；②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③政府出钱，提供免费培训；④简化注册、登记、银行开户的程序。这种形式最适合大学毕业生、下岗工人、农民工、退伍军人、残疾人、三峡库区移民等。这就在重庆掀起了创业热，重庆市从去年7至8月份开始实行到年底，新增微型企业1万多户。
四、关于扩大内需
首先，我们讲扩大内需的必要性。
经济增长有三种形式。第一，投资冲动型的经济增长。比如，中央有积极性，地方更有积极性，一致要求国家采取支持投资、扩大投资的政策。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怪圈。投资起来了，通货膨胀紧随而来，然后紧缩，经济又衰退。地方政府受不了，再次呼吁中央的投资。如此循环。
第二，出口依赖性的经济增长。出口是重要的，但不能依赖。如果说把国民经济增长跟出口捆在一块的话，那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会受制于人。我们现在的出口增长模式对我们没好处。好多名牌是贴牌生产，知识产权掌握在别人手里；大量出口高耗能产品，消耗的能源是中国人的能源，排的废水废渣都留在了中国。
我们一定要有第三种经济增长，既不能投资冲动，又不是出口依赖，而是一种良性循环式的经济增长。良性循环式的方式重在扩大民间的消费，用民间的消费来带动中国的整个经济，但现在还做不到。
假定现在不靠投资只搞民间消费的话，我们的增长不会超过5％，而且消费也不会被带动起来。现在是过渡发展时期，从投资冲动型，逐步过渡到投资与消费并重型，然后从投资与消费并重型，逐步过渡到扩大到以民间消费为主型。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扩大民间的消费能力呢?第一，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老百姓有后顾之忧，就不敢消费。
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发生一场重要的经济学争论。1929年，西方国家发生了经济大危机。于是经济学家讨论失业问题的解决之道。当时占主流的英国新古典学派认为，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做，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所有的企业都别裁员，把工作分一下。
瑞典学派则提出：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搞福利政策，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大建廉租房、低价房，失业保险，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解决了，就敢于消费了。在消费扩大的过程中，经济就增长了。
两派正在争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6年又提出，用政府财政赤字来举办公共工程，把人们吸引到工程队伍中去，就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不久二战爆发，各国转入战争轨道。战后很多年，西方经济学家总结30年代的争论，认为瑞典学派是对的，新古典学派是错的。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做，这是工厂内部可以解决的就业问题，但它解决不了全社会的就业问题。因为社会购买力没有扩大，就不能解决就业问题。而瑞典学派的观点，在解决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之后，把全社会的资源都动员起来了，扩大了消费，有更多的人就业。凯恩斯的观点也是对的。通过国家公共工程，创造就业机会，这样也能够化解就业压力。
所以，战后西方国家把凯恩斯的主张和瑞典学派的主张结合起来，一方面采用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吸收福利国家的想法，就是说从摇篮到坟墓，我全给你包了。
在我国，加快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加快，是扩大内需最重要的保证。同时，要提高居民的收入。“十二五”规划提出，经济增长率不要太高，稳定在7％左右。居民收入和GDP增长率要实现同步，GDP增长率为7％，居民收入也要提高7％。假定增长率到8％了，居民收入也要增加8％，而不是说居民收入就定在7％。
最低工资标准也要提高。这不仅是为了激励，还要跟消费物价指数挂钩。因为消费物价指数表明，在中国更重要的是提高农民的收入。现在国家正在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直接给农民补贴。农民买拖拉机给一定的补贴，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等。
在这次政协经济委员会上，我提出，当前提高农民收入最重要的一点是给农民发产权证。城市土地国有制，居民在土地国有制的前提下，祖传的房子有产权证，居民新购买的房子也有房产证。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祖传的房子没有产权证，宅基地上新盖的房子也没有产权证。没有产权证意味着不能抵押，不能转让，甚至出租也很困难。所以，农村应发房产证，承包地、宅基地使用权证。
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地主逃亡，1792年雅各宾派专政，贵族、地主的土地被没收，分配给无地的农民。拿破仑执政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用法律把土地制度固定下来了。波旁王朝复辟了，什么制度都倒退了，土地却没人敢动，因为涉及到好几百万的农民，所以法国一直保持着小农所有制。
19世纪中叶，法国的工业化没有导致社会混乱。农民有房产证、土地证，可以进行抵押。法国专门成立了一个银行——不动产银行。抵押和质押是不一样的。抵押只要交证。房子你照住，土地你照耕，到期不能偿还的，通过法院处理，采用拍卖等形式。法国农民要进城了，房产证、土地证一抵押，到了城里可以租房子、买房子、开店，攒了钱再把贷款还清。
所以，我们要扩大内需，让农民带资进城。几年前，我们曾估算全国农民的房子价值大约18万亿，如果三分之一的农民住房拿出来抵押，就有6万亿。中国扩大内需的路非常宽。
五、关于城乡一体化
中国要加强城乡一体化，就要加快城镇化的建设。刚解放时，中国的城镇化率是20％。到2009年时，城镇化程度是46％，这个增长率是非常慢的。经济学家希望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2019年，我们的城镇化程度将达到56％；到2039年的时候，我们达到76％。
城镇化率一个百分点的提升，意味着1000万人进城。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好机遇。要盖更多的学校，要有水电暖的配套设施，要有公共交通、环保设施、环卫设施、垃圾回收、园林设施……中国将面临最大商机。
可是，钱从哪里来?土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不能再靠卖地来维持了，也没多少地可以卖了。政府要做政府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建廉租房我们可以吸收澳大利亚的经验，成立公用事业投资基金。金融机构、社会保障机构、机构投资者等等参股，基金就建设起来了，然后发行城市建设债券，吸收大量民间资本。因利率比国债高，比银行存款更高，资金很快就到位了。他们再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这些资金，不断地扩大自己。公共事业投资基金是一条可供选择借鉴的道路。
中国长远发展的动力何在?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我们的城镇化建设，关键需要民间的积极性。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资本就从民间聚集起来了。发展是有前途的。
六、关于企业文化建设
在经济学里面，最难解释的两个问题是：公平和效率。
什么是公平?公平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平均分配是公平。经济学家解释，特定条件下平均分配是公平，一般条件下平均分配不是公平。比如某地发生洪水，灾民断粮。空投面包下来。一人一块，这叫公平。一个城市严重缺水，水定量分配，一人一天一桶。这叫公平。在生存权上，所有人一律平等。
第二种解释，机会均等是公平。就像运动场上的赛跑，大家都站在一条起跑线上。谁有多大本事，谁就跑多快。差别是竞赛的结果。这叫公平。但问题是，大家是否站在一条起跑线上。
第三种解释，收入的合理差距是公平的。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收入要有合理的差别。难就难在“合理”两字怎么解释。你能解释吗?没法解释。
三种解释都是对的。那么，难道三种解释之外，就没有第四种解释吗?我在《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经济科学出版社）一书中指出，公平也来自认同。
认同是什么?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群体生活，小到家庭，大到企业，再大到社会。群体中的一分子，会把认同看得更加重要。比如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当年家庭困难，老大初中毕业，必须出来工作，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情况渐渐好了，老二可以读到大学，但大学毕业后必须立刻出来工作。情况更好一些，老三可以读研究生了。因为三个孩子对家庭是认同的，对父母当年的处境是谅解的，他们不会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比如一个家庭中的三个女孩子。从小，老大穿新衣，老二穿旧衣，老三穿补丁衣。多少年后，三姐妹聚在一起说起当年的事，哈哈一笑。最小的绝对不会感到歧视。
一个家庭可以这样，一个企业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昵?文化建设主要是搞什么呢?主要是培养职工的认同感。认同产生凝聚力。
第二个是效率。效率有两个基础：物质技术基础和道德基础。
什么叫物质技术基础呢?有多少先进的设备、优质的原材料和熟练的劳动力等等。但仅仅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有了效率的道德基础，就能产生超常规效率。比如汶川大地震，1998年的洪水，人们全力投入救灾。这是道德基础在起作用。三峡是个移民社会，这么快能把三峡建设好，这也是道德力量在起作用。把道德基础建设好，公平和效率可以互相促进。
我们讲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是靠市场供求规律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的。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是靠政策、法律这只有形的手来调节。难道就没有第三种调节吗?几千年前市场出现，市场调节才慢慢产生；政府调节出现得更晚，要等国家出现以后才产生。
在漫长的岁月中，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调节，没有政府就没有政府调节。可是社会延续下来了。是什么力量？是道德力量。有了市场，有了政府以后，发生了多少次大动乱?古人云：“小乱居城，大乱居乡。”那个时候，市场失灵了，政府瘫痪了，社会却仍在运转。道德力量在起作用。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没有市场、没有政府调节的情况下，道德力量是唯一的调节。有了市场调节，同样也需要道德力量的调节。第三种调节——道德力量的调节是不可缺少的。没有道德力量的调节，市场会出乱子；没有道德力量的调节，政府调节的效率是低下的。道德力量的调节，要靠文化建设。
我相信三峡工程的经营和管理是有效率的。管理指的什么?是资本既定前提下的职能。经营指什么?资本是可变的，资本本身要增值。所以，对三峡工程而言，无论经营还是管理，我们都需要企业文化，并以此调动每一个职工的积极性。
（原载《中国三峡》2011年第6期）
“国进民退”中的民企出路
编者按
去年冬季以来，厉以宁先生频繁参加各种会议和调研，在多种场合谈论“国进民退”背景下民企的困境和出路。“两会”结束后，厉以宁先生在家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并在率全国政协经济委赴重庆调研期间不辞辛劳，就本刊整理的采访实录进行了亲笔审定。本文的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一、计划经济还没有退出舞台
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后，大家都很关心“国进民退”的话题。其实经济紧缩的时候，民营企业受到宏观调控的现象比国企明显，从而会出现退缩。但不能认为“国进民退”是一种正常现象。
从1979年以来的30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巨大变化和发展，首先归功于体制的改革，也就是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但是，能不能说计划经济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没有。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无法自主经营的制度，另一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不把这两个支柱搞掉，计划经济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当然，并不是说市场经济中就没有计划。
实际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为什么要有国有企业?是因为国有企业应当自觉地完成国家发展战略，如果国有企业连这个职能都不能履行，那么要国有企业干什么?这就要求国有企业朝着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方面发展和改革。国有企业下一步的任务主要是进行重组，同时，国有企业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比如行业垄断、激励机制和监管机制结合等等。
要使民营企业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就要通过国家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给它们以影响、对它们有吸引力，这样它们才会转到符合国家的发展方向的战略上来。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什么大量民间资本不投向实体经济，而投向虚拟经济或者参与资产炒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领域是限制民营经济进入的。民间资本没有好的去向，于是纷纷流到资产市场。即使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领域，由于竞争不公平，利益常常得不到保证。“新36条”是一个重要信号，要把民间资本引导到国家需要发展的领域和行业。
国企和民企是各有优势的。国企的优势是资本雄厚、技术力量强、人才多；民营企业的优势在于机制灵活、自负盈亏、敢于冒风险，所以应该把二者优势结合起来，二者可以更好地合作。今天，国有企业能够保持盈利的现状，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协作配套行吗?假定民营经济萎缩了，难道国有企业就能够一枝独秀吗?不可能。
应该说，无论“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不是政策追求的目标。我们政策目标应该让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不断的提高。至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进退机制，前提应该是公平竞争。谁的竞争力强，就把其他企业淘汰掉。
从国有企业的角度看，民营企业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大型国有企业，离开一大批民营企业怎么能发展起来?计划经济时代国企没有竞争对手，自身也难以有大的发展。现在有了竞争对手，在市场中各自应取长补短，才能有所提高。
从民营企业的角度看，民企也并不需要追求“国退民进”。尤其在国际市场上，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是中国的企业，都是民族企业。无论哪个企业，只要竞争力强，能打入国际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就是我们的骄傲。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形成互赢、共赢的格局。
二、政策是民企转型的障碍
但是，有些国有企业似乎不愿意和民营企业共赢。我在调研中发现，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债款的情况并不鲜见。有的地方，小企业交货后至少三个月后才能收款，很多拖到半年以上。很多国有企业、大企业还在推行“零库存”制度，即把仓库腾空。小企业作为供货方竞争激烈，为了拿到订单就要有超常规储备，以便随叫随到。小企业本身资金非常紧张，遇到拖欠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企业拖欠问题还要和融资难问题结合在一起考虑。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没有一个地方不反映融资难。人民银行汇报说解决了融资问题，但民营企业仍反映融资难，为什么?因为统计方法有问题。雇员3000人以下的企业都属于中小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90％以上。银行说给中小企业贷款，实际受益的都是中等偏上企业，至于中等企业、中等偏下企业拿不到贷款，小企业更不可能拿到，这些才恰恰是民营企业的主体。我们在与小企业家闲谈中了解到，很多小型民营企业融资实际上靠高利贷、地下钱庄，它们没有正规融资途径。
商场不是战场。战场上，一方吃掉另一方为胜利。商场上，我们今天是竞争者，说不定明天就成为合作伙伴。只要市场能够做大，企业者都能得到好处。肥水要流入外人田，企业自身能做大，市场也能做大。一家企业兼并另一家企业，目的应当是实现双赢、共赢。企业家要有这种眼光。
有了这种眼光，就会发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是有广阔前景的。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应该发展、平行发展，走到国外的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都是中国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创造的品牌都是民族品牌。
事实证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很好地合作共赢。
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我们都在谈经济转型。要知道，经济危机是逼迫企业进行转型的重要因素，但转型尚未完成，经济已经很快回升，转型没有达到预想目标。经济转型是国家发展战略，应该是国有企业的主要责任，但是因为投资决策的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国企在很多投资决策方面还没有承担作为市场主体投资的决策权；资源定价体制的改革又遇到了困难，资源定价的不合理加剧了结构的不协调；由于结构调整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影响地方的GDP增长率，地方政府下不了决心，从而影响了国企的转型；尤其是既得利益的存在，让国企对行业垄断的利益感到满足，大大减少了创新的动力，这些因素决定了国企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经济转型没有收到预料的效果。
而民企没有体制的束缚，但是也不急于转型，主要是因为政策上还存在障碍。一是对民营企业非常重要的融资问题没有解决；二是企业技术人才，包括熟练工人储备不足，人才引进又存在各种问题。在辽宁调研中我发现，职称、户口、社会保险等问题都是技术人才流向民营企业的重要障碍。三是技术转型必须有市场，这样才能有效益，但市场对民营经济存在很多限制，甚至准入问题尚待解决。在广东和辽宁，民营企业家都对进入政府采购名单难反应强烈。不被列入政府采购名单，即使产品创新做得再好，也无法得到市场，产生效益。总之，以上融资问题、技术力量问题、市场准入问题得不到解决，民营企业靠一己之力，很难完成经济转型的任务。
国企的优势在于技术力量雄厚、规模大，民企的优势在于机制灵活、敢于创新、敢于自担风险。2011年年初的“光华新年论坛”上，我给国有企业的掌门人提出了一个思路，告诉他们民营企业在很多方面是可以成为国有企业的合作伙伴或配套的协作单位的。最近，国企跟民企在自主创新方面，正在探索合作的形式，大约有三种合作形式：一是纵向模式，即同一条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有国企和民企，要共同探讨本产业链上的薄弱环节，以取得自主创新的突破。二是横向模式，即同一个行业中有代表性的国企同民企合作，共同解决本行业中的重大技术难题，解决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三是子公司模式，双方出资、出人，建立子公司，把国企和民企的优势都吸收进来，专门从事研究、开发、推广。
在自主创新上，国企和民企可以合作。在扩大就业、打造品牌、抵御危机等方面，国企和民企也可以很好地合作。
三、市场是“开发”出来的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重要的是做精、做稳、做强。企业不在大小，精才能强；稳才能做大，大而不稳，迟早要垮。我经常讲，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今天正是我们靠智慧的阶段。要大发展必须有大智慧。要有大局意识，要了解当前形势和经济走向。
有了大局意识，就会时刻关注形势和经济走向，就会发现市场是变化的。静态地看待市场，市场就这么大，你占的份额多了，我占的份额相应的就少了。但GDP是增长的，人均收入是提高的，所以市场将扩大。不仅如此，市场还是可以创造的。民营企业的体制决定了它的灵活性，加上大量民营企业规模不大，船小好调头，民营企业要千方百计去寻找和创造新的市场。
市场是怎样开发出来的?
1．开发新产品，就等于创造了一个新市场。假定国外已经有了某种产品，而某个企业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同样意味着创造了一个市场。这叫做再创新。再创新不等于侵犯别人的专利和知识产权。
2．赋予产品以新功能，等同于开发一种新产品，创造一个新市场。今天的手机同十多年前的手机相比，功能增添不少。消费者不断购买功能更新的新手机，新市场也就产生了。
3消费者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需求创造供给，创造市场。快餐食品、方便面，都是先有对消费品的需求，供给就产生了，市场就创造了。
4．随着新产品的开发，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服务就兴起了，市场也就扩大了。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很多。例如，许多家用电器被开发出来以后，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服务，如修理服务、租赁服务等等，随之兴起，市场必然相应扩大。
5．换一种营销方式，可能发生一场市场革命，从而也就创造了市场。房地产市场上的按揭，还有各种消费信贷方式，都导致了市场的革命，创造了新市场。
6．在变动的市场中抓住机遇。这与不同行业、不同商品的销售规律有关。以服装和粮油市场为例，一般说来，服装和粮油的收入、价格和销售量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假定价格上涨，以及收入下降，粮油的销售量变化不大。因为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都需要购买粮食和食用油。服装销售量却不一样，低档服装可能销路减少较多，因为低收入者在减少收入时，首先顾吃的，服装可买可不买的不买。高档服装的销路不一定下降，因为购买者是高收入者，他们只要想买衣服就会购买。从这个例子可以联想到其他商品的情况。
总之，一个有眼光、有胆量，又有组织能力的企业家，就是一个善于创造市场、扩大市场的企业家。企业家可能也是某一专业的专家，但也可能不是某类专家，企业家就是经营管理专家，他站得高，看得远，能用人。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四、企业家要学会看政策
我们天天讲“挑战与机遇并存”，但民营企业的机遇究竟在何处?其实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已经讲得很明确了。
经济转型后，经济增长的突破口可能在四个方面。一是新能源和汽车行业技术改造。新能源能够减少污染，节省石油，带来全球汽车行业的改造。国际上对环保、节能减排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如果我们的技术不符合标准，我们的产品就无法走出去。中国必须对此心存警觉。二是新材料和信息化带动装备制造业和房屋建筑业的改造。如果能够在新材料方面有所突破，在数控、智能装备制造方面有所创新，建造出全新的住房，我们就打开了市场。三是环保产业。要大力发展我们自己的环保产业，带动中国经济进步发展。四是生物科技新医药，包括新型农业。这些行业未来前景很广阔，百姓衣食都在其中，大有发展潜力。
这四个突破口都需要技术创新。民营企业机制灵活，敢于承担风险，在自主创新方面具有的潜力是国企不具备的，但是很多民企没有利用好这个优势。企业当然要重视现实收益，但未来收益却更加重要。企业要兼并另一家企业，重视的不是它目前值多少钱，能给自己带来多少收益，而在于今后值多少钱，能带来多少收益。企业的任何投资，都应当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有眼光的企业家一定是能清醒地、准确地判断投资和未来收益的企业家。自主创新，既着眼现实，更着眼未来。贴牌生产不可能持久维持，即使引进技术，不等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真正的核心技术不是买来的，也是买不来的。
调研中，我们发现有的企业一边抱怨“用工荒”，一边死守着沿海不走。但真实的情况是：一方面“人找事”，另一方面“事找人”。我们遇到的其实不是“用工荒”，而是“技工荒”。目前，国家大力增加基础建设投资，修建公路、铁路主要需要农村青壮年男性为主的劳动力，但仍无法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部分返乡农民工还是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其中有些人外出打工多年，体力不如农村中刚出来的年轻人。而且，他们多年来在沿海制造业中工作，已经掌握一定技术，有一定经验，他们不愿到基建工地工作。对这些人，可以扶植他们回乡后创业。
而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社会保障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民营企业不要老把眼睛放在传统的沿海发达地区，应该放在内地。在那里，民营企业不但能解决“用工荒”问题，还能比国企更容易地招到合适的技工。但企业的内迁绝不要带来污染源的内迁。该淘汰的就淘汰，不要把技术落后、有污染的企业内迁。技术落后和有污染的企业，要先技术改造，改造了再内迁。
让我再回到一开始的话题，国家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吸引民营企业在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提下迅速发展。
我最近到重庆调研。重庆出台了一个政策：大力扶持微型企业发展。什么是微型企业呢?一是包括业主本人在内，工作人员不超过20人的，就是微型企业；二是创业时的资本不超过10万元。微型企业可以得到政府所给的优惠政策，如减免税；资金全补助；帮助得到小额贷款以解决融资难问题；政府承担职工培训费用；加快注册登记、银行开户手续等等，这就掀起了全民的创业热。
哪些是国家需要发展的领域呢?民营企业家需要明白，我国的GDP应该由更多的高科技产品构成，因为这代表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要知道，GDP是总量，我们更应看重它的构成。现在，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了，但从GDP的构成来看，我们还不如日本，因为我们高新技术产业不如日本。
此外，科技创新、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县城和中心镇的建设，都提供了扩大内需的很多选择，民营企业家应该根据当前形势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