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
中国经济发展十问
一、资本大量进入资产市场怎么办?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首先回暖。但进入实体经济的资本并不多，大量的资本流入资产市场。这是每次金融危机后，都会呈现的一个普遍现象。尽管经济回升了，实体经济的盈利情况并不清晰明朗，投资者仍在迟疑观望。于是大量资金流入楼市、股市和其他资产进行炒作。到目前为止，这种现象还没有完全消失。因而，形成了泡沫。如不警惕，一旦泡沫再次破裂将有可能出现二次探底。因此，一年以来，不少经济学家呼吁要警惕二次探底。
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让民营企业、民间资本有足够的信心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非公经济新36条(《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13号令)的公布实际上就为它创造了前提。长期以来民营经济担心受到不公平待遇，担忧投资前景没有保证。所以切实可行的措施就是要认真落实非公经济新36条，为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创造制度保障，以此分流资本大量进入资产市场的问题。
二、怎样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经济不能再单纯依靠投资增长来拉动经济，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出口贸易上。出口贸易也是重要的，但如果变成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最终的需求还应是居民的消费需求。扩大内需的办法有很多，最要紧的还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比如家电下乡和农机补贴，但都不解决根本问题。再如国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也是有用的，但提高的幅度仍不算大。国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措施，都能够提高农民收入，但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给农民财产权。农民没有什么财产，自己辛苦盖了房子没有产权证，这应该引起重视。十七大一再提出要让农民有财产性收入，而现在农民没有什么财产。所以首先要给农民发房产证，有房产证了，整个内需扩大问题就解决了。
2010年6月5日，上海《文汇报》第一版登了上海市嘉定区的经验，把农民的房子拆掉以后盖了新村，每户农民分三套住房，面积都不大，60平方米一套，80平方米一套，110平方米一套，农民自己选两套住，一套出租，三年以后房子可以自由买卖，这是上海经验。在山东威海离城不远的农村里有一个社区，是由几个行政村合并而成的，叫“小城故事”社区，农民们盖了新村，每家人分两套房子，大概都是100平方米左右的，自己住一套，出租一套，农民有了房产证，就可以出租房子，他的收入就大幅度提高，内需就扩大了。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山东莱阳的农村是真正的农村，农民的住房同样发房产证。有了房产证农民就可以抵押了，抵押就有钱了，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内需也就扩大了。
三、就业问题如何得以缓解?
就业问题的主体人群是下岗工人、进城农民工、大学毕业生、残疾人、库区移民。要通过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特别要发展扶植微型企业来缓解就业压力。微型企业是包括业主本人在内，雇工人数加在一起不超过20个人的，创业投资的资本金10万元以下的企业。对微型企业要实施更为优惠的政策，包括：财政补助、减免税收、职工培训、银行贷款的政府担保、开业、登记注册简化手续，银行开户快办等。这样有利于形成创业高潮，带动就业。因此，中国要解决就业问题，就要靠发展民营经济，发展微型企业。假定有大量的微型企业，每个微型企业可以雇到20人的话，中国的就业问题就会缓解很多。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是什么?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靠产业升级，自主创新。重点要培育一批优质的民营企业，促进其走在创新前面。从深圳的经验来看，民营经济的自主创新是很有潜力的，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加强培育优质民营企业。同时，既要完善既有的资本市场，又要开发新的资本市场，从而形成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包括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第三板(第三板是指未上市公司的产权的流通场所)。这有利于加快中国经济的快速转型。
五、怎样对待当前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
当前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所有人，特别是城镇中的工薪阶层所担忧的事情。
稳定农产品价格主要靠什么?主要靠增加供给，供给不足价格就势必会上涨。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应靠限价，限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应实行有差别的信贷政策，发展农业、扩大供给；另一方面应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广大农村，民间资本的进入，情况就会大为改观。
六、如何应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
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是不可行的，因为我们的经济难以负荷人民币的大幅升值。但小幅升值是可以的。小幅升值实际上就是放宽浮动上下限，由市场在其中起作用，可能升也可能降，升升又降降，降降又升升。
对此，我国的国际贸易要相应地做两个调整。首先，根据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调整出口的产品和出口的地区，使其更为多样化。其次，加紧自主创新，进一步放宽领域，加大民间资本介入高端出口产业，认真贯彻非公经济新36条。带动自主创新的新高潮，进一步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七、地方财政怎么来应对城镇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城镇化，城镇化进程中要循序渐进地解决民生问题，如教育、卫生、公共福利、社会保障和整个生活条件的改善等。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民营资本的参与，先有序地进行一些试点，发行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吸引民营资本让其参与到第三产业和公用事业的建设中来。要让民营经济预期到将来的收益。假定是垄断的，只让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承担，城镇化进程将会遥遥无期。
八、怎样满足中等收入以下居民购买住房的基本生活需求？
中央政府反复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房价增长过速的措施，提出了“限制投机性购房”的措施。这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够的，还应增加供给，增加更多的廉租房和平价房。廉租房和平价房是政府采取的积极有效的调控手段，应当值得肯定。但不应是谁报价高谁就中标的方式，其结果只能使得地价越抬越高，房价日益高涨。
我认为，应该采取政府采购的方式，根据市民的购买力规定土地的价格、面积，房子的规格、质量。谁报价低，质量好，就让谁中标。
九、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在中国可以酝酿群众的积极性，并充分地调动起来。1979年的农村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乡镇企业的兴起调动了广大农村的积极性。股份制也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在于公众的积极性。一定要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避免挫伤积极性，要激发群众的创业积极性，增强群众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以及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积极性。一旦积极性发挥出来了，中国巨大的增长潜力也就实现了。
十、在经济增长中怎么加快生态建设?
当前最要紧的是要加快生态建设，要继续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改革国有林场的产权制度。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农民开始自发植树造林。如湖南、江西、福建、云南这几个省，他们规定了70年承包期不变，上一代种树下一代收成。这既增加个人的生活收入，又满足市场的需求；既改善了环境又激发了地方林权制度改革。因而，要进一步把激励林权制度的改革经验通过试点，推广到国有林场，从而形成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并重的良好局面。
（原载《全球化》杂志2011年第1期）
关于中国企业文化的几个问题
中国企业文化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如何把握企业文化与“效率”、“公平”等重要学术范畴的关系?企业文化建设和消费文明建设之间存有什么样的关联?企业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服务于“和谐社会”等目标?如何融入“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和“生态文明”等更多的新理念?这类问题多年来一直发人深思、值得更多重视。本文拟就以下六个问题进行探讨：1．认同和企业凝聚力；2．效率和企业管理模式；3．公平和企业内部矛盾的化解；4．处理企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原则；5．家族企业的继承问题；6．企业文化的趋同与差异。
一、“认同”与企业凝聚力
任何一个企业，不管是什么时代和什么国家的企业，也不管它是私人创办的、合伙建立的还是政府设置的，企业的投资者总希望这家企业自成立后能够兴旺发达，而不愿它会垮掉、倒闭、破产。如果企业职工和投资者缺乏凝聚力，人心涣散，那么资本再雄厚，技术再先进，也无法避免企业萎缩和被淘汰的命运。所以企业文化的核心总是把增强企业凝聚力放在首位。中国的企业如此，西方的企业如此，日本的企业同样如此。
我们可以把企业(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甚至是微型企业)看成是一个群体，职工每一个人是这个群体的一员。认同，就是这个群体的一员承认自己同群体是一致的，他把自己看成是本企业的一分子。认同的程度有高有低，认同程度的高或低反映了一个成员对群体关切程度的大或小。从一些案例可以了解到，一个企业在走向兴盛的时候，职工的向心力是高涨的，离心力相对说来不那么明显；而当一个企业走向衰弱时，向心力减弱了，离心力增大了，这反映了职工们对企业这个群体的认同程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职工的向心力就是企业的凝聚力，它是因认同程度的加强而加强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都必定关心这个问题。
企业当然是希望职工同本企业同甘苦，共患难的。尤其是在企业遇到困难时更希望职工们能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企业文化在这种场合更能显示其重要性。人们常说要“同甘共苦”，其实，“同甘”与“共苦”并不是一回事：“同甘”靠制度，“共苦”靠精神，靠认同。也就是说，在企业兴旺时，企业如何分配盈利，使职工们“同甘”，这必须依靠规章制度，一切按规章制度办；而在企业陷入困境时，企业如何渡过难关，仅靠规章制度是不够的，职工要跳槽，企业能拦得住吗?规章制度这时不一定能保证企业闯过这一关。更重要的，这种情况下要靠职工的自觉，靠职工的认同感。只要职工从心里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凝聚力就产生了并能发挥作用。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
由此看来，各国的企业文化的共性之一在于培育职工的认同感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不同之处在于：主要依靠什么方法来做到这一点。比如在西方基督教社会中，企业可能倾向于从宗教信仰方面来加强文化建设；在日本的某些时期，政府和企业曾经用“忠君爱国”的信念来增加企业的凝聚力。
二、“效率”与企业管理模式
效率，从经济学考察，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有效利用。资源的闲置、资源的无效配置、资源的不合理使用等等，都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反映。
任何一个企业都会重视效率的变化，因为这关系到企业的现状和今后的命运。效率下降意味着企业竞争力的削弱。在市场的角逐中，竞争力下降的企业是注定没有前途的。即使是垄断企业，迟早也会被改组，被合并，甚至被淘汰。
效率显然同企业管理模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比较企业文化学原理》一书第十六、十七、十八章有关美国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阐述可以了解到，美国企业文化的发展与美国企业管理模式的演进几乎是平行的、并进的。而企业管理模式的演进又以提高企业效率为核心，以达到增强企业竞争力为目标。
经济学对效率的解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着重解释的是生产效率，即一定的投入会有多少产出，或一定的产出需要多少投入，投入产出之比反映了生产效率的变化。第二阶段着重解释的是资源配置效率，即在投入量不变的前提下，用A方式配置资源会有N产出，用B方式配置资源会有N+1产出，而用C方式配置资源则会有N-1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是并存的，也是并重的。第三阶段出现了一种新的效率概念，即所谓x效率和x负效率。x效率和x负效率概念的产生同实证的效率分析有关。从投入产出之比看，从理论上推算，那么多投入本来应该有那么多的产出，但实际效果却并非如此；有时产出更多了，但大多数情况下则是实际产出少于理论推算的产出。为什么会多了一部分产出或少了一部分产出?x是未知数，于是多了一部分产出被解释为x效率的作用，而少了一部分产出被解释为x负效率的作用。
显然，三种效率都同企业管理模式有关。企业管理模式的不断改进，或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或者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或者可以提高x效率或减少x负效率。同时，三种效率又同企业文化有关。生产效率的升降与职工的积极性联系在一起，资源配置效率的升降不仅关系到职工的积极性，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关系到管理层的积极性，因为管理层主要从事资源配置工作。那么，为什么会形成x效率和x负效率，那就直接同企业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有关，x负效率的产生尤为明显。
根据经济学的解释，一个企业之所以会产生x负效率，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企业目标和职工个人目标不一致，从而使职工缺少积极性；第二，职工个人与个人不协调，矛盾重重，以致效率普遍低下，或彼此效率抵消；第三，职工个人的惰性作怪，发挥不了积极性。针对这三个原因，企业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建设应当：第一，使企业目标与职工个人目标尽可能一致；第二，通过各种活动和多方面的工作，使职工个人与个人之间减少隔阂，消除成见，使人际关系趋于协调；第三，通过奖惩规则的实施，特别是职工激励制度的完善，调动每一个职工的积极性。
可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国企业，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减少x负效率，x负效率的产生和对x负效率的重视却是共同遇到的问题。
三、“公平”与企业内部矛盾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在不同的本土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对公平的看法往往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的企业文化中表现出来。
按照经济学的解释，公平首先意味着机会的均等，即在经济生活中，人们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客观上不存在对一部分人的歧视，包括对不同宗教信仰的歧视、对不同种族的成员的歧视、对妇女的歧视等等。假定这一认识被大家所接受，那么企业文化就应当表现出对机会均等的追寻和竭力使机会均等的原则得以实现。然而在各国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事实则是：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一些国家的企业中，对不同种族成员、不同宗教信仰者的歧视是明显存在的，对妇女的歧视也同样存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歧视才逐渐被淡化，或被法律所禁止，企业文化也相应地同现实保持一致。可见，在最初这些歧视存在的时候，企业文化并未肯定这些歧视是不合理的。时代进步了，企业文化也随之改变。
又如，按照经济学的解释，收入差距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分配的不公平。收入分配协调只不过把收入差距保持在职工们认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是，这一与公平有相当密切联系的收入分配协调的概念本身是模糊的。假定职工分为不同技术等级，那么谁也说明不了这一等级的职工与另一个等级的职工的工资差别多大可以被认定为“公平”。假定职工由于工龄不同而在工资上有差别，那么也没有人能说清楚工龄相差一年的工资收入差别多少才算是公平。既然收入分配协调概念是模糊的，所以“公平”的界定也只能模糊一些而无法量化。
从企业实际情况看，企业内部矛盾有不少是由公平问题引起的。机会是不是均等?收入差距是不是合理?这些都可能造成职工之间的隔阂、个人之间的不服气，以及对管理层的不满意。这种情形历来都存在于企业中。于是就产生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文化的共性，即企业文化的任务之一在于化解企业内部矛盾，主要是化解职工们对公平的认识不一致而引起的职工之间的隔阂和对管理层的不满。基于各国文化传统不一样，各国的企业会采取符合本土文化传统的化解企业内部矛盾的做法，但这并不否定企业文化的共性的存在，即任何时期企业文化都把化解企业内部矛盾(尤其是因职工们对公平的认识不一致而造成的企业内部矛盾)作为增强企业凝聚力的途径之一。
四、处理企业与政府间关系的原则
企业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政府监管的环境之中。企业界流行过这样的观点：“哪怕是最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好。“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社会极有可能出现秩序混乱，企业不但不可能正常经营，甚至连企业投资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都难以得以保证；相形之下，即使存在的政府是一个横征暴敛、贪污腐败的政府，企业处境非常艰难，但企业的经营仍能继续下去。当然，企业希望的是有一一个好政府；如果只能在坏政府和无政府之间作出选择，根据“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原则，企业是绝不会选择无政府的。
由此看来，企业必须妥善处理自己同政府之间的关系。假定企业无权选择什么样的政府，即好政府还是坏政府都不是企业能够自己决定的，那么，企业就不得不采取自保的方式来维持自身的利益，适应现实，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点，争取在尽可能维持自己生存的前提下，保全自己，再求发展。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的私人企业都必须学会“先生存，再发展”的处世之道。企业文化，从保护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的角度出发，也自然而然地会把妥善地处理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为企业生存之道、发展之道。这一点同样可以被看成是不同文化传统之下的企业文化的共性之一。
要知道，企业经营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有了良好的法制环境，企业就懂得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与此同时，企业经营也需要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有了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企业就懂得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企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处理，离不开企业的自律。法律的约束通常被认为是硬约束；法律底线是否被突破，既关系到企业对法律的自觉遵守，也关系到企业对法律的强制遵守。在这里，自觉遵守和强制遵守是统一的。说到极点，“法律底线就是生死线”，企业的生死或兴亡全系于此。道德的约束通常被认为是软约束，因为道德规范主要靠企业的自觉遵守。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企业同样不能突破道德底线。因此，“道德底线也是生死线”。不顾道德底线而为所欲为的企业，最终会被客户所抛弃，被职工所疏远，被社会所鄙视。
这就告诉人们，即使企业为了保全自己，为了求得“先生存，再发展”，但在处理自己和政府之间关系时，依然需要有法律的约束和道德的约束，而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企业文化中必须始终贯彻守住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这一原则。这也是各国企业文化的共性。
五、家族企业的继承与家族企业现代化
私人企业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家都会遇到继承问题而无一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继承问题是每一个企业所无法回避的大事。不言而喻，继承问题同企业管理模式是分不开的。有什么样的企业管理模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继承制度或什么样的选择接班人的制度。
私人企业在开始创立时一般都是家族企业或家庭企业。创业者大多数是强人、能人，他们依靠家族凝聚力，加上本人有组织能力和经营能力，家族企业诞生了，成长壮大了。于是家族企业转入第二代手中。第二代中的继承人可能从小是在企业创业阶段就参与了决策和经营管理活动，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加上本人也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经营能力，所以企业通常会继续成长。然而，到了第三代和第四代手中，情况就可能发生变化。首先，企业规模比创业大多了，要管理好这样一个大企业，对接班人的要求比过去严格多了，后代家族成员不一定具有第一代或第二代那样的魄力、号召力和能力。其次，家族成员越来越多，难免会出现互不服气和竞相争夺企业最高权力的斗争，内部不协调和裂痕的产生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再次，后代家族成员生长从小就过着富裕的、娇生惯养的生活，他们未必能适应家族企业壮大后所面临的复杂局面，于是出现了家族企业的危机。
从古到今，家族企业由盛到衰的事件数不胜数。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100年前提出的“精英分子循环理论”，或中国历史上多次被人们提及的“富不过三代”的例证，说明了企业始终停留在家族经营制框架内的局限性。企业文化在这方面的关切程度之所以一直很大，绝非偶然。
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继承问题的注意，无疑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共性之一。选择接班人“唯贤”还是“唯亲”是家族企业的一件大事，几乎所有的企业文化研究者都倾向于“唯贤”，同时考虑到家族企业的特点，对血缘关系也不能不予注意，从而结合企业管理模式的演进，出现了“亲中选贤”、“贤中选亲”或“委托代理制”等解决企业继承问题的可供选择的方案。而对家族的年轻成员则有一套让他们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从完成学业后就到本企业接受实习、锻炼、逐级实践等行之有效的做法。更重要的是企业应当建立一套科学的决策体制和监督、制衡体制。这样方能从旧式的家长主导制逐步过渡到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家族持股制或家族控股制。
不能否认家族企业转向家族持股制或家族控股制同“委托代理制”并存的大趋势。但在具体的做法上，各国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影响之下会有差异。但这既不否定企业文化建设的共性的存在，更不否定家族企业管理模式随时代而演进的必然性。
六、中外企业文化的趋同性与差异性
以上已经就中外企业文化的共性发表了我的几点看法。这里所涉及的一个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在中外企业文化中，是企业文化的差异更重要，还是企业文化的共性更重要?据我所知，许多企业文化研究者和企业文化工作者都认为二者同样重要。这大体上是同实际情况相吻合的。但如果再深入一步进行分析，能不能得出下述推断，即时代不同了，企业文化的差异和企业文化的共性不会总是停留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企业文化的差异和企业文化的共性的相对重要性不会持久不变。我的看法是：企业文化的共性可能比企业文化的差异更重要，更受到人们的关注。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看法?简要地说，出于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随着经济国际化的进展，在今后一段时间可以明显地看到各国经济交往范围的扩大和经济交往的频繁，从而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增多。这势必会对不同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企业文化的变化，即属于企业文化共性方面的内容，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属于本土文化的特点则会逐渐被淡化。也就是说，在经济的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企业文化的共性的相对重要性是会不断增大的。
第二，随着全世界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越来越重视，对人们的生活质量问题的越来越强调，不同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企业文化都会把节能减排，保护环境，走经济低碳化道路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从而生态文明建设也会相应地越来越受到企业界的重视。尽管不同文化传统影响下的各国企业文化今后仍会存在各种差异，但由于经济低碳化的趋势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压力是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抗拒的，否则企业迟早会被国际社会所抵制，被本国政府依据法律法规而取缔，或者因自身无法继续经营而关闭，所以任何一个企业迟早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有成绩的经济低碳化企业学习。这是直接关系到今后企业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谁都扭转不了这一趋势。因此可以展望，企业文化必将适应这一趋势而发展，企业文化中的共性问题也会越来越凸显出来。
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竞争的不断激化，企业的管理模式今后也会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激化的形式而发生变化。比如说，在新的形式下如何增加企业凝聚力，如何调动职工和管理层的积极性，如何化解企业内部矛盾和构建和谐的企业氛围，如何以双赢的方式来协调企业同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以更妥善、更有效、也更符合现代企业特点的方式来处理家族企业的继承问题等等，都会在企业文化发展中被突出，因为这些属于企业文化共性的问题的解决，对新形势下企业的兴衰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企业文化的共性继续存在的原因，而且还说明了有关这些企业文化共性问题的研究会继续受到重视并被进一步充实的原因。
当然，企业文化共性的相对重要性的日益增大，并不否定不同企业文化在各自文化传统的影响下都会显示自身的特色。企业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性的并存将是持久的。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1月)
中国将经受长期成本推进型通胀的考验
在西方国家，有关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研究主要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的，因为当时美国发生了滞胀，而滞胀的主要因素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治理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凯恩斯的宏观政策是没用的，因为凯恩斯政策只对需求拉动型通胀有作用。
一、中国首次遭遇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当前遇到的新问题是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也有通货膨胀，但那是属于隐蔽的通货膨胀，表面上物价没有涨，但有钱买不到东西。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也出现了通货膨胀，主要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针对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采取紧缩政策是有效的，但后来紧缩过了头，以至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时候，又发生了通货紧缩的现象。
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尤其是从2010年开始变得尤为明显。造成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原材料短缺引起价格上涨；二是农产品供不应求，引起整个成本上升；三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物价上涨；四是土地价格和房产价格上升推动生产、生活成本增加。
对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紧缩性的宏观政策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宏观紧缩政策不能解决原材料的短缺，不能解决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问题，也不能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消除掉，可能对房价、土地价格上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既然土地和房产价格已经上升了，相应成本还会继续推动总价格的上升。所以，这是我们当前需要注意的新问题。
二、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出现的新变化
“十二五”规划要注意的重要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保持中国出口竞争优势的低廉劳动力。但是，现在工资成本呈现上升趋势。从国家政策来讲，最低工资标准是不断提高的，因为要增加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从农村现在的情况来看，农民考虑的问题已经不单纯是城里工资比农村高就行。与上世纪80年代出来的农民工不同，那时出来的农民工，只要是城里工资比农村的收入多，他就愿意出来打工，所以农民工的供给是源源不断的。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1．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后，农民成为了林区的创业者。因为林区承包70年不变，山都划了界，包山到户，农民在承包的林里可以养鸡，可以种蘑菇，还可以种树。他把那些同村的或者附近的农民都吸引到山区，这样他是本人创业，而其他来工作的人是就近就业，他何必花那么多成本到城市打工呢。所以，农村劳动力是不够的，比如从湖南、江西到广东的打工人数就减少了。
2．小城镇发展起来了，县城也发展起来了，这些地方也需要劳动力，农民工就不必坐火车外出打工了，与其长期两地分居，还不如就近打工。就近打工对他们来说，既方便，也容易照顾到家，而且收入也不低。
3．沿海一带雇不到人，现在新疆也雇不到人了。以前新疆摘棉花都是从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区招人过去的。今年摘棉劳动力短缺，这些地方的人都不去了。即便是加了工资，他们还要计算整个收益和成本。
劳动力成本上升不是坏事，从政策上讲，中国的经济规模这么大，工资标准是应该提高，因为廉价劳动力成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问题在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具有刚性的，一上去就下不来了，而且是在逐步提高。这种刚性如果累计起来看，不谈物价上涨以后工资应该上涨的因素，即使物价不变劳动力成本同样还会上升，因为劳动力供给越来越有限。因此，有的经济学家预言，“10年之后中国将缺少蓝领，中国城市将雇不到保姆”。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已经这样了。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很多企业已经机械化了。例如，新疆现在还有一部分人靠摘棉为生，如果长期找不到摘棉工的话，那就要采用美国的技术，用摘棉机，通过喷农药和化学药品，把棉花、叶子全打掉，然后用机器来摘。另外，缺少保姆怎么办，现在北京市雇保姆已相当困难了。
三、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重要启示
当然，最近几年还不会产生这个问题，这既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新的机遇。对此，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要加快转型呢?从三个方面来讲是需要这样做。
1．对企业来讲，应该由此得到一种认识和启示，靠低廉劳动力成本参与出口的时代从此结束了。我们应该靠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使我们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2．对广大农村劳动力来讲，他们也认识到了干粗工是没有前途的。工资始终是低下的，因此要加快自我技术提升和能力训练。目前，各地都把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我到广东调查了解到，凡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99％都就业了。人力资源结构非常重要，这对中国长远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举个例子，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是4亿人，英国当时才1000多万人。可是人力资源结构不一样，中国的农民和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这还不算，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读四书五经的，整天忙着考科举，没有几个懂现代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经营。而英国就不同，英国工业化已经开始半个多世纪了，在此期间，英国的义务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技工培训，不断培养出很多科学家、工程师，人力结构就不一样。对我们来说第二个启示是加快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要做到工业强国，还要做到人力资源强国、人才强国。
3．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背景下，现代服务业将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比如请不到保姆，加快了家庭服务的智能化。工人在减少，熟练技工增多了。整个现代服务业同样有发展，这些都给我们很多启示。
（原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会员通讯》2011年第2期）
宏观调控下的中国当今经济
一、调结构的重要性
就全国而言，当前经济发展的转换重点，不是数量，而是结构。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谈起。在当时，中国GDP总量比英国大得多，但是GDP结构却比英国差很多。中国当时的GDP成分主要是由农产品构成，如粮食、大豆、棉花、茶叶等。中国的手工业产品不少，以棉布为主。而英国当时的GDP结构，则以钢铁、机器制造业为主。英国生产机器设备、火车、轮船，英国的棉布也是由机器制造的。可以说，虽然当时中国的GDP总量大，但英国的GDP结构则符合世界技术进步的潮流。
今天，中国的GDP总量是超过了日本，但中国的人均GDP比日本差很多，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10倍。更重要的是，中国的GDP结构不如日本。日本高新技术产业所产生的产品，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很高。
去年，我应邀同日本经济学家进行会谈，在东京、大阪考察。从城市规模看，日本的城市规模在二十几年中没有很大变化，可是当你进入日本居民家庭中去，情况就不同了：家里设备全电脑控制，厨房智能化、卫生间智能化。
关于GDP结构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力资源结构。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有4亿人口，但是中国当时的人力资源结构无法跟英国相比。那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了七八十年，英国的小学教育已经普及，中学教育大发展，新建很多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的科学家、工程师、研究人员。此外，当时英国的技工很熟练，英国的经济、金融管理人才非常普遍。而那时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是什么情况呢?绝大部分农民是文盲，绝大部分妇女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有几人懂得近代科学技术?有几人懂得近代金融管理?所以，那时的中国，人力资源结构不可能合理。
那么，今天跟日本比呢?我们的人力资源结构同样不如日本。日本的熟练技工很多，我们的熟练技工很少；我们各方面的专业人才都很少。我们同日本的差距，无论GDP的结构，还是人力资源结构，我们都差很多。就全国而言，当前经济发展的转换重点，不是数量，而是结构。
二、关于通货膨胀
当前通货膨胀中最重要的，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我们国家第一次出现这种通货膨胀。
从理论上讲，通货膨胀分三种类型：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国际输入型。
由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主要是说，需求扩大，导致投资过多，信贷跟着膨胀。生产资料的加速上升，带动了所有物价的上升。对待这种通货膨胀，经济学中的凯恩斯理论是可以应付的。凯恩斯理论的宏观调控，着重调理总需求。总需求扩大了，财政和信贷闸门一关，总需求就下去了。
但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了滞胀现象。什么叫滞胀呢?一方面经济停滞了，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了。新问题出来以后，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滞、胀一起发生，刺激它也不是，压缩它也不是，该何去何从呢?这种新型的通货膨胀，叫做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的发生，不在于需求扩大，而是成本在扩大。因此，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供给学派。他们认为，这种通货膨胀，主要是供给不足所引起的。供给不足，导致成本上升。他们主张采取减税和增加供给的方式来应对。
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传统渠道和新的渠道。
什么是传统渠道呢?主要是通过商品流动的渠道。国际上石油涨价了，需要进口石油的国家受影响；国际上粮价上涨了，需要进口粮食的国家受影响。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新的渠道——资本的流动渠道起了更大作用。国际间交往增多，产生了大量游资。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投资前景有差别，资本为了追求高利息率，就从这个地方流到那个地方。比如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经济回暖慢，他们的利率比较低，而中国的利率相对比较高，热钱就会流入中国，导致中国的货币流量增多。
那么，我们当前的通货膨胀是什么类型呢?三种通货膨胀都有，是综合型的通货膨胀。前两年为应付国际金融风暴，4万亿投资下去了。这种情况是需求拉动型。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也有。石油涨价、有色金属涨价、粮食涨价……都会影响我国经济。另外，中国的利息率比国外高，中国的赢利前景大。所以从利润角度，热钱选择流入中国。
但是，当前通货膨胀中最重要的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我们国家第一次出现这种通货膨胀。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有过通货膨胀。当时的通货膨胀，是由于投资需求过大而引起的，所以我们关上财政和信贷闸门，很快就把通货膨胀治住了。甚至90年代后期，我们还出现紧缩过度。
而这次，我们以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为主。有四个原因：
1．原材料、燃料价格上升，这是由于供给不足造成的。
2．农产品成本上升，农产品价格上升，也与供给不足有关。原因很复杂，一是自然原因造成了短缺，比如2010年的气候条件不好；二是农产品进入市场，中间环节太长，中间环节层层加价；三是农产品中的部分农产品，有人为炒作的因素，比如绿豆、大蒜等等。四是农业用地减少。比如，北京五环以内基本上没菜地了。北京的菜很多从山东运来，最远从海南运来。运费增加，农产品价格上升。
3．用工成本上升。工资的上升是合理的。现在的农民工，被称为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是“80后”、“90后”，他们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学历比较高，三分之二是高中毕业以上的，而以前出来的是初中生、小学生，甚至文盲；他们找工作不仅要看收入，还要看发展前途。②他们考虑外出打工的成本；问卷调查显示，不仅旅费，夫妻两地分居、孩子没人照顾，都被认为是成本；他们更愿意就近打工、开店、创业。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独生子女的比例上升。城郊农民特别挑工作，还出现了“啃老现象”。有经济学家预言，中国在10年之后，将没有人愿意做蓝领工人，家庭也将请不到保姆。
4．土地价格和房价上升。有人说，这种上升不是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救星，但怎么又成了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原因呢?道理很简单，举个例子，理发店的理发价格上涨，你问，怎么上涨这么多啊?他答，房价上涨，房租上涨，我不涨价，我拿什么交房租呢?房价是生活费的构成之一。房价上涨，生活费也就上涨。
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比如周末，大家都希望天晴出去玩，大家都说天晴天晴天晴，天不一定晴。但是经济学不一样，大家都说，股票要上涨，股票真的上涨了；大家都说大米要上涨，大米真的供不应求了。消息通过手机，一传十十传百，每家多买一袋，市场上大米就不够了。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稳定通货膨胀的预期。同时，在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中，国家一定要管好市场，打击囤积居奇的行为。另外，还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市场管理经验。
西方国家怎么管理市场?他们规定了两种储备：重要的产品国家储备；大型超市的每一种商品必须有卖够多少天的储备。这样，一遇风吹草动，不用国家拨给，超市自己也能应付。目前，中国只有国家储备，没有商业储备，所以大超市经不起抢购。
再者，在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中，必须重视控制房价。因为房价是影响整个成本的，影响生活费的。
我去年建议：不要去炒地。土地一招标，地价越抬越高，出现所谓“地王”。应该多建设社会保障性住房。居民一般购买的房屋，都应该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和招标方式。比如一块地准备盖保障性住房，地价先定好，然后公开招标，户型需要多少平方米，建筑质量怎么样，各方面指标规定好，谁报价最低找谁。中标者必须按照约定的技术规格做，如果到期完不成，或者质量不合格，要对其进行处罚、禁入等等。
今年，我的建议是针对北京市的限购令的。限购不如限售。购房是公民的权利。你不让我买房，你凭什么不让我买房?我第一套房才40平方米，那我孩子长大了，我不买房子怎么办?我们应该学新加坡的样子，如果你当年买房当年卖，按照上涨后的房价的16％抽税，第二年减到12％。
三、关于就业问题
中国的就业问题既是个结构性问题，也是个制度性问题。
经济周期变动和就业周期变动是不对称的。在经济学中，这叫奥肯定律。奥肯定律认为，经济开始滑坡时，就业并不跟着立刻滑坡。经济滑坡发生时，企业并不立刻裁人，它会存在拿到订单的侥幸。它要观望一段时间，实在没有订单，才开始裁人。所以就业滑坡滞后发生。经济开始回升时，就业并不会立刻复苏。企业为了不增加成本，会挖掘现有人力的潜力。把潜力挖掘完了，再招人。每次经济复苏阶段，都是技术进步的阶段。
但是单用奥肯定律来解释中国经济还不够。因为，中国就业有自己的特点。2008年11月，我在西欧讲学。那时中国的GDP为6％。外国经济学家提问：在西欧，每年保持GDP增长2％至3％，就不会发生大的失业问题。可是你们中国为什么要9％，甚至更高呢?你们现在的6％，在我们看来是多好的数字啊，可是你们怎么就惊慌起来了。
我说，西欧国家的工业化已经进行200多年了。在这200多年里，农村多余的劳动力都释放完了。现在西欧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很低，他们有土地、家庭农场、农村住宅，社会保障覆盖全社会，城乡生活条件一样。西欧人口增长接近零。在这种情况下，2％至3％的经济增长率非常好。
而中国的就业问题既是个结构性问题，也是个制度性问题。中国有两种户口制度：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农民进城不完全为了收入，还要与城市市民取得一样的权利和地位，所以农民不断地从农村出来。
中国要解决就业问题，主要靠什么?靠民营经济的发展。现在全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就业的75％都是民营经济解决的。国有企业的确也需要人，但解决不了那么多人的就业需求。国有企业的方向很清楚，向高精尖发展。
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世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占70％以上，而中国只占40％多。农村根本不需要第三产业。现代的服务业跟城镇化密切相关。但是营业税率太高，阻碍了它们的发展。
再来看我们的劳动力的结构问题。在西方国家，熟练技工占劳动力的1/3，一般技工占1/3，简单劳动力(粗工)占1/3。而据现有数据，中国现在的熟练技工大约只有6％到7％。
就业问题的解决，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约1000万家)、个体工商户(约3000万家)减免税。只要税收降降，把政策放宽点，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了。3000万的个体工商户，把自己的一个亲戚朋友招来工作，全国就解决了3000万个岗位；1000万家中小企业因此每家平均新增3至5个人，全国又是好几千万人就业。
第二，大力发展微型企业。微型企业的标准是什么?包括业主本人，工作人员不超过20人；创业者的资本，不超过10万元。对于微型企业，①政府提供减免税优惠；②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③政府出钱，提供免费培训；④简化注册、登记、银行开户的程序。这种形式最适合大学毕业生、下岗工人、农民工、退伍军人、残疾人、三峡库区移民等。这就在重庆掀起了创业热，重庆市从去年7至8月份开始实行到年底，新增微型企业1万多户。
四、关于扩大内需
首先，我们讲扩大内需的必要性。
经济增长有三种形式。第一，投资冲动型的经济增长。比如，中央有积极性，地方更有积极性，一致要求国家采取支持投资、扩大投资的政策。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怪圈。投资起来了，通货膨胀紧随而来，然后紧缩，经济又衰退。地方政府受不了，再次呼吁中央的投资。如此循环。
第二，出口依赖性的经济增长。出口是重要的，但不能依赖。如果说把国民经济增长跟出口捆在一块的话，那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会受制于人。我们现在的出口增长模式对我们没好处。好多名牌是贴牌生产，知识产权掌握在别人手里；大量出口高耗能产品，消耗的能源是中国人的能源，排的废水废渣都留在了中国。
我们一定要有第三种经济增长，既不能投资冲动，又不是出口依赖，而是一种良性循环式的经济增长。良性循环式的方式重在扩大民间的消费，用民间的消费来带动中国的整个经济，但现在还做不到。
假定现在不靠投资只搞民间消费的话，我们的增长不会超过5％，而且消费也不会被带动起来。现在是过渡发展时期，从投资冲动型，逐步过渡到投资与消费并重型，然后从投资与消费并重型，逐步过渡到扩大到以民间消费为主型。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扩大民间的消费能力呢?第一，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老百姓有后顾之忧，就不敢消费。
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发生一场重要的经济学争论。1929年，西方国家发生了经济大危机。于是经济学家讨论失业问题的解决之道。当时占主流的英国新古典学派认为，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做，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所有的企业都别裁员，把工作分一下。
瑞典学派则提出：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搞福利政策，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大建廉租房、低价房，失业保险，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解决了，就敢于消费了。在消费扩大的过程中，经济就增长了。
两派正在争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6年又提出，用政府财政赤字来举办公共工程，把人们吸引到工程队伍中去，就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不久二战爆发，各国转入战争轨道。战后很多年，西方经济学家总结30年代的争论，认为瑞典学派是对的，新古典学派是错的。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做，这是工厂内部可以解决的就业问题，但它解决不了全社会的就业问题。因为社会购买力没有扩大，就不能解决就业问题。而瑞典学派的观点，在解决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之后，把全社会的资源都动员起来了，扩大了消费，有更多的人就业。凯恩斯的观点也是对的。通过国家公共工程，创造就业机会，这样也能够化解就业压力。
所以，战后西方国家把凯恩斯的主张和瑞典学派的主张结合起来，一方面采用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吸收福利国家的想法，就是说从摇篮到坟墓，我全给你包了。
在我国，加快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加快，是扩大内需最重要的保证。同时，要提高居民的收入。“十二五”规划提出，经济增长率不要太高，稳定在7％左右。居民收入和GDP增长率要实现同步，GDP增长率为7％，居民收入也要提高7％。假定增长率到8％了，居民收入也要增加8％，而不是说居民收入就定在7％。
最低工资标准也要提高。这不仅是为了激励，还要跟消费物价指数挂钩。因为消费物价指数表明，在中国更重要的是提高农民的收入。现在国家正在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直接给农民补贴。农民买拖拉机给一定的补贴，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等。
在这次政协经济委员会上，我提出，当前提高农民收入最重要的一点是给农民发产权证。城市土地国有制，居民在土地国有制的前提下，祖传的房子有产权证，居民新购买的房子也有房产证。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祖传的房子没有产权证，宅基地上新盖的房子也没有产权证。没有产权证意味着不能抵押，不能转让，甚至出租也很困难。所以，农村应发房产证，承包地、宅基地使用权证。
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地主逃亡，1792年雅各宾派专政，贵族、地主的土地被没收，分配给无地的农民。拿破仑执政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用法律把土地制度固定下来了。波旁王朝复辟了，什么制度都倒退了，土地却没人敢动，因为涉及到好几百万的农民，所以法国一直保持着小农所有制。
19世纪中叶，法国的工业化没有导致社会混乱。农民有房产证、土地证，可以进行抵押。法国专门成立了一个银行——不动产银行。抵押和质押是不一样的。抵押只要交证。房子你照住，土地你照耕，到期不能偿还的，通过法院处理，采用拍卖等形式。法国农民要进城了，房产证、土地证一抵押，到了城里可以租房子、买房子、开店，攒了钱再把贷款还清。
所以，我们要扩大内需，让农民带资进城。几年前，我们曾估算全国农民的房子价值大约18万亿，如果三分之一的农民住房拿出来抵押，就有6万亿。中国扩大内需的路非常宽。
五、关于城乡一体化
中国要加强城乡一体化，就要加快城镇化的建设。刚解放时，中国的城镇化率是20％。到2009年时，城镇化程度是46％，这个增长率是非常慢的。经济学家希望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2019年，我们的城镇化程度将达到56％；到2039年的时候，我们达到76％。
城镇化率一个百分点的提升，意味着1000万人进城。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好机遇。要盖更多的学校，要有水电暖的配套设施，要有公共交通、环保设施、环卫设施、垃圾回收、园林设施……中国将面临最大商机。
可是，钱从哪里来?土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不能再靠卖地来维持了，也没多少地可以卖了。政府要做政府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建廉租房我们可以吸收澳大利亚的经验，成立公用事业投资基金。金融机构、社会保障机构、机构投资者等等参股，基金就建设起来了，然后发行城市建设债券，吸收大量民间资本。因利率比国债高，比银行存款更高，资金很快就到位了。他们再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这些资金，不断地扩大自己。公共事业投资基金是一条可供选择借鉴的道路。
中国长远发展的动力何在?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我们的城镇化建设，关键需要民间的积极性。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资本就从民间聚集起来了。发展是有前途的。
六、关于企业文化建设
在经济学里面，最难解释的两个问题是：公平和效率。
什么是公平?公平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平均分配是公平。经济学家解释，特定条件下平均分配是公平，一般条件下平均分配不是公平。比如某地发生洪水，灾民断粮。空投面包下来。一人一块，这叫公平。一个城市严重缺水，水定量分配，一人一天一桶。这叫公平。在生存权上，所有人一律平等。
第二种解释，机会均等是公平。就像运动场上的赛跑，大家都站在一条起跑线上。谁有多大本事，谁就跑多快。差别是竞赛的结果。这叫公平。但问题是，大家是否站在一条起跑线上。
第三种解释，收入的合理差距是公平的。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收入要有合理的差别。难就难在“合理”两字怎么解释。你能解释吗?没法解释。
三种解释都是对的。那么，难道三种解释之外，就没有第四种解释吗?我在《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经济科学出版社）一书中指出，公平也来自认同。
认同是什么?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群体生活，小到家庭，大到企业，再大到社会。群体中的一分子，会把认同看得更加重要。比如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当年家庭困难，老大初中毕业，必须出来工作，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情况渐渐好了，老二可以读到大学，但大学毕业后必须立刻出来工作。情况更好一些，老三可以读研究生了。因为三个孩子对家庭是认同的，对父母当年的处境是谅解的，他们不会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比如一个家庭中的三个女孩子。从小，老大穿新衣，老二穿旧衣，老三穿补丁衣。多少年后，三姐妹聚在一起说起当年的事，哈哈一笑。最小的绝对不会感到歧视。
一个家庭可以这样，一个企业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昵?文化建设主要是搞什么呢?主要是培养职工的认同感。认同产生凝聚力。
第二个是效率。效率有两个基础：物质技术基础和道德基础。
什么叫物质技术基础呢?有多少先进的设备、优质的原材料和熟练的劳动力等等。但仅仅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有了效率的道德基础，就能产生超常规效率。比如汶川大地震，1998年的洪水，人们全力投入救灾。这是道德基础在起作用。三峡是个移民社会，这么快能把三峡建设好，这也是道德力量在起作用。把道德基础建设好，公平和效率可以互相促进。
我们讲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是靠市场供求规律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的。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是靠政策、法律这只有形的手来调节。难道就没有第三种调节吗?几千年前市场出现，市场调节才慢慢产生；政府调节出现得更晚，要等国家出现以后才产生。
在漫长的岁月中，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调节，没有政府就没有政府调节。可是社会延续下来了。是什么力量？是道德力量。有了市场，有了政府以后，发生了多少次大动乱?古人云：“小乱居城，大乱居乡。”那个时候，市场失灵了，政府瘫痪了，社会却仍在运转。道德力量在起作用。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没有市场、没有政府调节的情况下，道德力量是唯一的调节。有了市场调节，同样也需要道德力量的调节。第三种调节——道德力量的调节是不可缺少的。没有道德力量的调节，市场会出乱子；没有道德力量的调节，政府调节的效率是低下的。道德力量的调节，要靠文化建设。
我相信三峡工程的经营和管理是有效率的。管理指的什么?是资本既定前提下的职能。经营指什么?资本是可变的，资本本身要增值。所以，对三峡工程而言，无论经营还是管理，我们都需要企业文化，并以此调动每一个职工的积极性。
（原载《中国三峡》2011年第6期）
“国进民退”中的民企出路
编者按
去年冬季以来，厉以宁先生频繁参加各种会议和调研，在多种场合谈论“国进民退”背景下民企的困境和出路。“两会”结束后，厉以宁先生在家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并在率全国政协经济委赴重庆调研期间不辞辛劳，就本刊整理的采访实录进行了亲笔审定。本文的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一、计划经济还没有退出舞台
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后，大家都很关心“国进民退”的话题。其实经济紧缩的时候，民营企业受到宏观调控的现象比国企明显，从而会出现退缩。但不能认为“国进民退”是一种正常现象。
从1979年以来的30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巨大变化和发展，首先归功于体制的改革，也就是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但是，能不能说计划经济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没有。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无法自主经营的制度，另一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不把这两个支柱搞掉，计划经济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当然，并不是说市场经济中就没有计划。
实际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为什么要有国有企业?是因为国有企业应当自觉地完成国家发展战略，如果国有企业连这个职能都不能履行，那么要国有企业干什么?这就要求国有企业朝着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方面发展和改革。国有企业下一步的任务主要是进行重组，同时，国有企业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比如行业垄断、激励机制和监管机制结合等等。
要使民营企业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就要通过国家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给它们以影响、对它们有吸引力，这样它们才会转到符合国家的发展方向的战略上来。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什么大量民间资本不投向实体经济，而投向虚拟经济或者参与资产炒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领域是限制民营经济进入的。民间资本没有好的去向，于是纷纷流到资产市场。即使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领域，由于竞争不公平，利益常常得不到保证。“新36条”是一个重要信号，要把民间资本引导到国家需要发展的领域和行业。
国企和民企是各有优势的。国企的优势是资本雄厚、技术力量强、人才多；民营企业的优势在于机制灵活、自负盈亏、敢于冒风险，所以应该把二者优势结合起来，二者可以更好地合作。今天，国有企业能够保持盈利的现状，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协作配套行吗?假定民营经济萎缩了，难道国有企业就能够一枝独秀吗?不可能。
应该说，无论“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不是政策追求的目标。我们政策目标应该让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不断的提高。至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进退机制，前提应该是公平竞争。谁的竞争力强，就把其他企业淘汰掉。
从国有企业的角度看，民营企业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大型国有企业，离开一大批民营企业怎么能发展起来?计划经济时代国企没有竞争对手，自身也难以有大的发展。现在有了竞争对手，在市场中各自应取长补短，才能有所提高。
从民营企业的角度看，民企也并不需要追求“国退民进”。尤其在国际市场上，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是中国的企业，都是民族企业。无论哪个企业，只要竞争力强，能打入国际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就是我们的骄傲。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形成互赢、共赢的格局。
二、政策是民企转型的障碍
但是，有些国有企业似乎不愿意和民营企业共赢。我在调研中发现，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债款的情况并不鲜见。有的地方，小企业交货后至少三个月后才能收款，很多拖到半年以上。很多国有企业、大企业还在推行“零库存”制度，即把仓库腾空。小企业作为供货方竞争激烈，为了拿到订单就要有超常规储备，以便随叫随到。小企业本身资金非常紧张，遇到拖欠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企业拖欠问题还要和融资难问题结合在一起考虑。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没有一个地方不反映融资难。人民银行汇报说解决了融资问题，但民营企业仍反映融资难，为什么?因为统计方法有问题。雇员3000人以下的企业都属于中小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90％以上。银行说给中小企业贷款，实际受益的都是中等偏上企业，至于中等企业、中等偏下企业拿不到贷款，小企业更不可能拿到，这些才恰恰是民营企业的主体。我们在与小企业家闲谈中了解到，很多小型民营企业融资实际上靠高利贷、地下钱庄，它们没有正规融资途径。
商场不是战场。战场上，一方吃掉另一方为胜利。商场上，我们今天是竞争者，说不定明天就成为合作伙伴。只要市场能够做大，企业者都能得到好处。肥水要流入外人田，企业自身能做大，市场也能做大。一家企业兼并另一家企业，目的应当是实现双赢、共赢。企业家要有这种眼光。
有了这种眼光，就会发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是有广阔前景的。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应该发展、平行发展，走到国外的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都是中国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创造的品牌都是民族品牌。
事实证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很好地合作共赢。
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我们都在谈经济转型。要知道，经济危机是逼迫企业进行转型的重要因素，但转型尚未完成，经济已经很快回升，转型没有达到预想目标。经济转型是国家发展战略，应该是国有企业的主要责任，但是因为投资决策的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国企在很多投资决策方面还没有承担作为市场主体投资的决策权；资源定价体制的改革又遇到了困难，资源定价的不合理加剧了结构的不协调；由于结构调整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影响地方的GDP增长率，地方政府下不了决心，从而影响了国企的转型；尤其是既得利益的存在，让国企对行业垄断的利益感到满足，大大减少了创新的动力，这些因素决定了国企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经济转型没有收到预料的效果。
而民企没有体制的束缚，但是也不急于转型，主要是因为政策上还存在障碍。一是对民营企业非常重要的融资问题没有解决；二是企业技术人才，包括熟练工人储备不足，人才引进又存在各种问题。在辽宁调研中我发现，职称、户口、社会保险等问题都是技术人才流向民营企业的重要障碍。三是技术转型必须有市场，这样才能有效益，但市场对民营经济存在很多限制，甚至准入问题尚待解决。在广东和辽宁，民营企业家都对进入政府采购名单难反应强烈。不被列入政府采购名单，即使产品创新做得再好，也无法得到市场，产生效益。总之，以上融资问题、技术力量问题、市场准入问题得不到解决，民营企业靠一己之力，很难完成经济转型的任务。
国企的优势在于技术力量雄厚、规模大，民企的优势在于机制灵活、敢于创新、敢于自担风险。2011年年初的“光华新年论坛”上，我给国有企业的掌门人提出了一个思路，告诉他们民营企业在很多方面是可以成为国有企业的合作伙伴或配套的协作单位的。最近，国企跟民企在自主创新方面，正在探索合作的形式，大约有三种合作形式：一是纵向模式，即同一条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有国企和民企，要共同探讨本产业链上的薄弱环节，以取得自主创新的突破。二是横向模式，即同一个行业中有代表性的国企同民企合作，共同解决本行业中的重大技术难题，解决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三是子公司模式，双方出资、出人，建立子公司，把国企和民企的优势都吸收进来，专门从事研究、开发、推广。
在自主创新上，国企和民企可以合作。在扩大就业、打造品牌、抵御危机等方面，国企和民企也可以很好地合作。
三、市场是“开发”出来的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重要的是做精、做稳、做强。企业不在大小，精才能强；稳才能做大，大而不稳，迟早要垮。我经常讲，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今天正是我们靠智慧的阶段。要大发展必须有大智慧。要有大局意识，要了解当前形势和经济走向。
有了大局意识，就会时刻关注形势和经济走向，就会发现市场是变化的。静态地看待市场，市场就这么大，你占的份额多了，我占的份额相应的就少了。但GDP是增长的，人均收入是提高的，所以市场将扩大。不仅如此，市场还是可以创造的。民营企业的体制决定了它的灵活性，加上大量民营企业规模不大，船小好调头，民营企业要千方百计去寻找和创造新的市场。
市场是怎样开发出来的?
1．开发新产品，就等于创造了一个新市场。假定国外已经有了某种产品，而某个企业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同样意味着创造了一个市场。这叫做再创新。再创新不等于侵犯别人的专利和知识产权。
2．赋予产品以新功能，等同于开发一种新产品，创造一个新市场。今天的手机同十多年前的手机相比，功能增添不少。消费者不断购买功能更新的新手机，新市场也就产生了。
3消费者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需求创造供给，创造市场。快餐食品、方便面，都是先有对消费品的需求，供给就产生了，市场就创造了。
4．随着新产品的开发，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服务就兴起了，市场也就扩大了。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很多。例如，许多家用电器被开发出来以后，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服务，如修理服务、租赁服务等等，随之兴起，市场必然相应扩大。
5．换一种营销方式，可能发生一场市场革命，从而也就创造了市场。房地产市场上的按揭，还有各种消费信贷方式，都导致了市场的革命，创造了新市场。
6．在变动的市场中抓住机遇。这与不同行业、不同商品的销售规律有关。以服装和粮油市场为例，一般说来，服装和粮油的收入、价格和销售量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假定价格上涨，以及收入下降，粮油的销售量变化不大。因为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都需要购买粮食和食用油。服装销售量却不一样，低档服装可能销路减少较多，因为低收入者在减少收入时，首先顾吃的，服装可买可不买的不买。高档服装的销路不一定下降，因为购买者是高收入者，他们只要想买衣服就会购买。从这个例子可以联想到其他商品的情况。
总之，一个有眼光、有胆量，又有组织能力的企业家，就是一个善于创造市场、扩大市场的企业家。企业家可能也是某一专业的专家，但也可能不是某类专家，企业家就是经营管理专家，他站得高，看得远，能用人。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四、企业家要学会看政策
我们天天讲“挑战与机遇并存”，但民营企业的机遇究竟在何处?其实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已经讲得很明确了。
经济转型后，经济增长的突破口可能在四个方面。一是新能源和汽车行业技术改造。新能源能够减少污染，节省石油，带来全球汽车行业的改造。国际上对环保、节能减排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如果我们的技术不符合标准，我们的产品就无法走出去。中国必须对此心存警觉。二是新材料和信息化带动装备制造业和房屋建筑业的改造。如果能够在新材料方面有所突破，在数控、智能装备制造方面有所创新，建造出全新的住房，我们就打开了市场。三是环保产业。要大力发展我们自己的环保产业，带动中国经济进步发展。四是生物科技新医药，包括新型农业。这些行业未来前景很广阔，百姓衣食都在其中，大有发展潜力。
这四个突破口都需要技术创新。民营企业机制灵活，敢于承担风险，在自主创新方面具有的潜力是国企不具备的，但是很多民企没有利用好这个优势。企业当然要重视现实收益，但未来收益却更加重要。企业要兼并另一家企业，重视的不是它目前值多少钱，能给自己带来多少收益，而在于今后值多少钱，能带来多少收益。企业的任何投资，都应当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有眼光的企业家一定是能清醒地、准确地判断投资和未来收益的企业家。自主创新，既着眼现实，更着眼未来。贴牌生产不可能持久维持，即使引进技术，不等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真正的核心技术不是买来的，也是买不来的。
调研中，我们发现有的企业一边抱怨“用工荒”，一边死守着沿海不走。但真实的情况是：一方面“人找事”，另一方面“事找人”。我们遇到的其实不是“用工荒”，而是“技工荒”。目前，国家大力增加基础建设投资，修建公路、铁路主要需要农村青壮年男性为主的劳动力，但仍无法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部分返乡农民工还是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其中有些人外出打工多年，体力不如农村中刚出来的年轻人。而且，他们多年来在沿海制造业中工作，已经掌握一定技术，有一定经验，他们不愿到基建工地工作。对这些人，可以扶植他们回乡后创业。
而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社会保障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民营企业不要老把眼睛放在传统的沿海发达地区，应该放在内地。在那里，民营企业不但能解决“用工荒”问题，还能比国企更容易地招到合适的技工。但企业的内迁绝不要带来污染源的内迁。该淘汰的就淘汰，不要把技术落后、有污染的企业内迁。技术落后和有污染的企业，要先技术改造，改造了再内迁。
让我再回到一开始的话题，国家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吸引民营企业在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提下迅速发展。
我最近到重庆调研。重庆出台了一个政策：大力扶持微型企业发展。什么是微型企业呢?一是包括业主本人在内，工作人员不超过20人的，就是微型企业；二是创业时的资本不超过10万元。微型企业可以得到政府所给的优惠政策，如减免税；资金全补助；帮助得到小额贷款以解决融资难问题；政府承担职工培训费用；加快注册登记、银行开户手续等等，这就掀起了全民的创业热。
哪些是国家需要发展的领域呢?民营企业家需要明白，我国的GDP应该由更多的高科技产品构成，因为这代表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要知道，GDP是总量，我们更应看重它的构成。现在，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了，但从GDP的构成来看，我们还不如日本，因为我们高新技术产业不如日本。
此外，科技创新、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县城和中心镇的建设，都提供了扩大内需的很多选择，民营企业家应该根据当前形势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
（原载《商界》2011年6月）
六卷本《方显廷文集》总序
一、写序缘由
我是1951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1955年毕业，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陈振汉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研究经济史的领路人。从1951年我进入北大到2008年陈振汉先生逝世，我们作为师生和同事相处了58年之久。陈振汉先生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方显廷先生长期执教于南开大学，是陈振汉先生的老师。
我没有见过方显廷先生，但我不仅从陈振汉先生那里了解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方显廷先生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了解到方显廷先生的人品和治学态度，使我很早就对方显廷先生十分仰慕。商务印书馆在2006年出版《方显廷回忆录》之后，立即准备出版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原来是请陈振汉先生撰写序言的，但陈振汉先生这时已卧病在家（2006年他已94岁高龄了)，他嘱咐我代为执笔，我应允了。这篇序言，既可表达我对方显廷先生这样一位学术界前辈的崇敬与仰慕，又可作为我对我的老师陈振汉先生的纪念与追思。
二、方显廷先生与南开大学经济学传统
方显廷先生的早年生活是很艰苦的。据他在回忆录中的记述，他原籍浙江宁波，1906年他3岁时家里遭了一场大火，一切尽化为灰烬。7岁时，父亲病故，家业衰败。他在家乡只受过初等教育。14岁那年(1917年)经亲戚介绍来到上海厚生纱厂当了学徒。厚生纱厂的经理是著名民族企业家穆藕初先生，他同时也是学徒们的师傅。由于方显廷先生刻苦学习英语，英语程度较高，所以只做了半年学徒，就被调到办公室工作。他工作出色，得到穆藕初先生赏识。1921年，方显廷先生18岁，在穆藕初先生资助下，赴美国继续学习，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预科，在纽约大学读完本科，获学士学位，再进入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2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25岁。第二年(1929年)，他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陈振汉先生是1931年考进南开大学经济系，1935年毕业的，在这段时间内受业于方显廷先生。
陈振汉先生多次和我谈起，方显廷先生的治学方法有着明显的特点，可以归结为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统计学三者并重和交融。经济理论被认为是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果经济理论缺乏深厚的功底，研究难以深入，更难以有新的见解。经济史研究，是指研究者应当具备广博的经济史知识，因为现实经济中的重大问题绝不是凭空出现的，总有其历史的渊源以及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脱离历史背景去进行研究，往往难以认清规律，难以作出清晰的判断。而统计学，则被认为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论基础，如果不能运用科学的统计方法，结论通常是缺乏依据的，或者会误导研究者得出错误的结论。陈振汉先生自称他在治学方法上受到了方显廷先生的影响，所以多年来一直强调把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和统计学三者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陈振汉先生还说，这也是南开大学经济系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多年坚持的治学方法。从方显廷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处处看到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和统计学三者的融合。
方显廷在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期间，受过严格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功底十分深厚。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题为《英格兰工厂制度之胜利》，赢得了国外学术界的好评。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19世纪中期前后的英国工厂组织，传统的分类方法是按照个体手工工匠、家庭作坊制和工厂制度来划分的，而方显廷先生在博士论文中则按照另一种划分方法，即按照手工艺人、商人雇主和工厂制度分类，这种分类主要突出了商人雇主在工业化初期的作用，工厂制度的胜利实际上也就是工厂组织取代商人雇主制度的胜利。这篇博士论文不仅可以看成是工业经济史研究的成果，而且也可以看成是企业组织理论的一项突破。
三、方显廷先生的成就
方显廷先生回国以后，除了对欧洲经济史继续进行研究以外，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转入了中国近代工业史和中国近代地区经济发展史。在这次出版的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中国近代工业史和中国近代地区经济发展史方面的著作。1934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的《中国之棉纺织业》是方显廷先生的力作，也是第一本对中国棉纺织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著作，资料翔实、分析透彻，尤其是在该书中专门论及中国棉纺织业发展中所遇到的阻力以及今后的发展前途等章节，反映了方显廷先生对国民经济中这一重要产业的远见卓识。
在有关中国近代地区发展史方面，方显廷先生由于长期执教于南开大学，所以把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研究重点。他所撰写的《天津地毯工业》《天津织布工业》《天津针织工业》《天津棉花运销概况》《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等，都是在广泛社会经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发现为三四年级学生讲授好3小时的经济史课程不难，但是要充分准备一份关于天津地毯工业的报告却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尽管这项研究在方显廷先生从事之前已由南开大学的其他研究人员做过，方显廷先生认为：“但是所收集到的情况完全不够充分。我不得不多少重新开始这一工作。首先，对这一工业进行概括的了解；然后，到天津不同地区亲自去参观那些用手工编织地毯的作坊。”正因为有了详细而认真的调查，才完成了《天津地毯工业》这样一本专著(1929年出版)。
对于华北的乡村工业发展，方显廷先生选择了河北省高阳的织布业作为研究对象，题目定为《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这是同方显廷先生的博士论文有相当密切联系的，因为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那篇博士论文中，方显廷先生用商人雇主制度作为工业化初期的分类形式之一代替了传统的分类方法中的家庭作坊制。商人雇主制度使工业化初期的商人雇主的作用更加突出，反映了商人资本在活跃城乡经济和以供给工具和原料、订货和包销等手段成为乡村工业的实际控制者，从而说明了华北地区的乡村工业距工厂制度的建立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方显廷先生的经济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领域，这就是对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经济建设途径的探讨。方显廷先生早就认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对前途充满信心。1941年至1943年，他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到美国进行访问，访问期间先在哈佛进行研究，半年后去华盛顿的战时经济委员会(后改称国外经济管理局，以后又改称为国外开发总署)做研究工作。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拥有好几百名雇员，其中包括一些专家，调查分析研究亚洲国家经济状况。战后中国经济如何重建，是该组织研究项目之一。在这期间，即1943年12月4日至14日，方显廷先生由美国去加拿大魁北克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八届会议。与会者有来自美国、英国、苏联、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泰国的150位代表。这次会议对中国在过去6年来(1937～1943)抵抗日寇侵略战争之举表达敬佩之意，会议一致同意有必要废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一致赞成将台湾归还中国，允许朝鲜独立，惩罚日本战争罪犯，解除日本武装并支付战争赔款等。
关于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经济重建问题，方显廷的经济观点和政策建议，见文集的第3卷(《中国战后经济问题研究》等)、第5卷(《现代中国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危机及其挽救途径》、《胜利后的中国经济》等)。他的基本思路依然是中国必须早日实现工业化。20世纪30年代他是这样主张的，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他仍坚持这观点。
把凯恩斯经济学介绍给中国学术界，是方显廷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贡献之一。这同他自1939年起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持工作和1941年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有关。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2月。凯恩斯在这部著作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场“凯恩斯革命”，但又是双重意义上的“凯恩斯革命”，即一方面是经济理论的革命(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代替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论)，另一方面是政策意义上的革命(以国家对经济调节的政策代替传统的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政策)。方显廷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持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研究所之所以将培训研究生的方向选定为经济理论和货币问题，是受到1936年2月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议员出版《货币通论》之后兴起的‘凯恩斯革命’的影响。”稍后，方显廷先生到了美国，他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和研究时，同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接触，更深入地了解到“凯恩斯革命”的影响。他在美国设法为研究所通过海运，并通过滇缅通道运来一批关于“凯恩斯革命”的最新书籍。20世纪40至50年代，南开大学能成为国内在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方面处于前沿的高等学府之列，同方显廷先生的功绩是分不开的。
1947年，方显廷先生应联合国的聘请，在联合国及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工作，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具体任务是研究亚洲及远东地区各国的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编辑《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该委员会原在上海，1949年1月迁往曼谷，那年方显廷先生46岁。1964年他6l岁时从联合国机构退休。但紧接着又担任了亚洲经济发展及计划研究院副院长。这是一个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要提供资金的、以研究亚洲经济发展和培训亚洲及远东地区各国企业家、银行家和政府官员为宗旨的机构。方显廷先生在这里工作一年后便离去，过着自己向往的清闲退休生活。但不久他又被聘为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1971年再度退休，从此去瑞士定居，安度晚年。
从1947年进入联合国机构工作起，到1971年自新加坡南洋大学退休为止，将近25年的国外生活，使方显廷先生的研究方向发生了一个转折，即从专心致志研究中国工业化转而关注东南亚经济发展。在这些年内，他撰写了一些有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文章，收集到这部文集里的有：《太平洋各国经济问题》、《新加坡的小型工业》、《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策略》、《亚洲及远东地区工业品出口的发展》等。但他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编辑历年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上。这套年鉴很有价值，它见证了这一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如何一步步从衰退趋于复苏，再迈向成长和繁荣的。
四、爱国的经济学家：对方显廷先生的评价
方显廷先生是一位爱国者。即使他在联合国机构中工作多年，后来又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但他始终忘不了祖国的工业化，忘不了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的内容自1953年起有所改动，即“《年鉴》对于中国内地的发展给予更为透彻的报道”。
此外，1953年11月出版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季刊》(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下设刊物，创刊于1950年)上，发表了方显廷先生撰写的《1949～1953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一文，引起了国外经济界的注意。方显廷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中国政府公布的许多数字，他用这些数字说明中国经济恢复的速度是惊人的。文章中写道：“生产的恢复受益于多种因素，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无疑是和平与秩序的恢复。”文章还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制度变革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制度的改变对于自1949年以来经济的恢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关于在过去几年过程中，中国经济框架的改变对生产的恢复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判断应当是中肯的。”
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出版了。这里记录下方显廷先生一生的主要论著。国内人士尽管过去对方显廷先生的学术贡献了解不多，但我深信，历史是公平、公正的。只要认真阅读了《方显廷文集》中各个时期的著述，就一定会了解方显廷先生为人处世的原则、治学方法、学术成就，以及在经济学和经济史领域所做出的贡献。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26日）
道德力量调节的独特作用
道德力量调节是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以外的第三种调节。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道德力量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也是法律所替代不了的。
一、道德力量超越市场、超越政府
为什么说道德力量超越市场和政府呢?
1．在市场尚未形成与政府尚未出现的漫长岁月里，那时既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道德力量调节是这一漫长时间内唯一起作用的调节方式。不仅远古时期的情况如此，即使在近代社会，在某些未同外界接触或同外界接触不多的部落中间，在边远的山村、孤岛上，甚至在开拓荒芜地带的移民团体中，市场调节不起作用，政府调节也不起作用，唯有道德力量调节才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作用的调节方式。因此，完全有理由把道德力量调节称作超越市场与政府的第三种调节。
2．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能起作用的范围内，由于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全都有局限性，所以这两种调节之后会留下一些空白。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政府调节可以弥补市场调节的局限性；在另一些情况下，市场调节也可以弥补政府调节的局限性；但政府调节是不可能完全弥补市场调节的局限性的，正如市场调节不可能完全弥补政府调节的局限性一样。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人是“社会的人”，人不一定只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和选择行为方式，人也不一定只是被动地接受政府的调节，所以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难以进到人作为“社会的人”这个深层次来发挥作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留下的空白只有依靠道德力量调节来弥补。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力量调节是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
3．社会生活是一个广泛的领域，其中一部分是交易活动，另一部分是非交易活动。在交易活动中，市场调节起着基础性调节的作用，政府调节起着高层次调节的作用。而在非交易活动中，情况便大不一样了。由于这些活动是非交易性质的，所以不受市场规则的制约，市场机制在非交易活动中是不起作用的。至于政府调节，则只是划定了非交易活动的范围，使它们不至于越过边界，而并不进入非交易活动范围之内进行干预，这样，非交易活动就要由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之外的道德力量来进行调节。
4．在市场出现与政府形成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市场可能失灵，政府可能瘫痪，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有可能不发生作用或只发生十分有限的作用。但即使在这些情况之下，道德力量调节却依然存在，并照常发生作用。这又是可以把道德力量调节称作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的调节的理由之一。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道德力量是超越市场、超越政府的。
二、道德力量调节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
需要说明的是，道德力量调节是介于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之间的，市场调节被称做“无形之手”，政府调节被称做“有形之手”，道德力量调节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在道德力量调节的约束力较强时，它接近于政府调节，而在其约束力较弱时，又接近于市场调节。那么，为什么道德力量调节的约束力有时较强，有时却较弱呢?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道德力量调节是否已经成为一种被群体内的各个成员认同的约定或守则。如果它已经成为各个成员认同的约定或守则，约束力就较强，否则就较弱。比如说，乡规民约是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共同约定的，成员们就有遵守的义务，这时，体现于乡规民约中的道德力量调节就会有较强的约束力。再说，行业组织作为民间的组织，对于参加本行业的企业有一些共同通过的守则，例如要求企业讲信用，重视消费者利益、职工利益等。这既不属于市场调节，又不属于政府调节，而是本行业的自律行为，所以也属于道德力量的调节，但同样对本行业的成员有较强的约束力。
二是群体的各个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如果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较高，道德力量调节的约束力就较强，否则就较弱。不妨仍以乡规民约为例。乡规民约是某一群体的成员所制定的，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较高，他们遵守乡规民约的自觉性较高，则乡规民约对成员行为的约束力也就较强。
当然，即使道德力量调节在某些场合的约束力较小，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力量调节不起作用，而且，也不是任何情况下道德力量调节的约束力越强越好。这是因为道德力量调节的形式多种多样，乡规民约这种形式下的道德力量调节一般会有较强的约束力，而自律这种形式下的道德力量调节虽然没有什么约束力，但却经常发挥作用，对个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文化建设，包括企业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都属于道德力量调节范围。文化建设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虽然是潜移默化的，但却是持久生效的。
三、随着非交易领域的扩大，道德力量调节的作用日益突出
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由道德力量调节起主要作用的非交易领域内的活动有可能不断增多。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历史上，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的时候，交易领域几乎不存在，那时非交易领域几乎覆盖全部社会经济生活。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易领域逐渐扩大，非交易领域则相应地逐渐缩小。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大大提高以后，非交易领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又会逐渐增加。也就是说，在经济高度发展之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人们的需要也将随之发生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的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包括对利益的看法、对职业的看法、对生活方式和生活本身的看法、对家庭和子女的看法、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对物质财富和精神享受的看法等等，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于是非交易领域的活动也将随着国民收入和个人可支配收入上升到一个新阶段之后而增多，非交易领域内的各种关系也会因此而得到发展。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道德力量调节既然在非交易领域内起着主要作用，那么显而易见，随着非交易领域的不断扩大，道德力量调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将越来越突出。
在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强调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和道德力量调节并重，是十分必要的。三种调节并重，实际上表明了他律和自律的并重、法律和道德的并重、经济和文化的并重，这正是建设和谐社会所必需的。
（原载《首都企业家》2011年第8期）
论货币流通量的“正常水平”
“让货币流通量回归到正常水平”，这个提法是对的。因为从理论上说，不管哪一个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总是同货币流通量偏多有关。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至少，这里有若干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什么是货币流通量的“正常水平”?
在计算货币流通量的正常水平时通常都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准的，并以充分的市场化和完善的市场环境为前提。要考虑的无非是人口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货币流通速度等数据。这些是不是适用于当前的中国，还需要研究。因为中国至今仍处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国有企业行业垄断现象仍旧存在，货币流通机制不像完善的市场条件下那么灵活、有效，流通渠道的中间环节多，而且往往不顺畅，这些都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量。搬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往往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所计算出来的货币流通量“正常水平”实际上是偏紧的。换言之，中国经济实际上的货币流通量的“正常水平”要高于由此计算所显示的货币流通量“正常水平”。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能不能以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冲击中国以前的货币流通量为标准?那也是需要讨论的，因为从2008年第一季度起，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货币紧缩了，何况从2008年第一季度以来，经济累计增长了多少，是不是也应考虑在内呢?
二、如何计算外汇储备增长对货币流通量“正常水平”的影响？
外汇储备增长所造成的人民币外汇储备占款数额的上升，如何影响货币流通量“正常水平”，有待探讨。假定同20世纪90年代初那次通货膨胀一样，外汇储备只有几百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人民币投放量对货币流通量的影响可以不计。但现在就不同了，外汇储备已达3万亿美元。无疑，这么大数量的人民币投放是会增大货币流通量的，也会刺激物价上涨。针对这种情况，能有什么样的有效对策?只能说，紧缩货币流通量不能解决问题，而只会使经济运行变得困难。抛售外汇储备，换来人民币回笼，可能有些用处，但怎样抛售外汇而不引起大的震动?很难免。何况，即使逐步抛售，那也是一个长时期才能解决的问题，岂能在短期内奏效?假定要抛售一部分外汇储备，那么近期内抛售多少，才能使货币流通量回归到“正常水平”，这又是一个谁也无法说出准确答案的难题，而且没有可操作性。既然外汇储备的大量抛售不具有现实意义，那么在计算当前中国货币流通量的“正常水平”时，是不是应当把外汇储备的人民币占款数额剔除出去?剔除多少为宜?这同样涉及另一个可供探讨的问题，那就是当前中国的“最佳外汇储备数量”是多少。算出了“最佳外汇储备数量”以后，才知道多余的外汇储备数量是多少。但“最佳外汇储备数量”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仅仅计算出三个月的进口额和年度到期的外债本息偿还额，只能供参考，而不能作为实施时的依据，因为还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在内。
三、结构对货币流通量“正常水平”的影响有多大？
在分析当前中国通货膨胀时，中国的产业结构分析、所有制结构分析和地区经济结构分析，可能比货币流通量这个总量指标更能说明问题。要把货币流通量回归到“正常水平”这一分析，应当同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分析结合在一起。因为通过产业结构分析，可以了解到产品供求基本平衡的产业、产能严重短缺的产业及产能大量过剩的产业各自所占的比重，而这些不同的产业对货币的需求量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还是贷款利率的调整，都不宜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否则有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使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受损。对所有制结构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国有大型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承包土地的农民，对资本的需求和进行融资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即使可以计算出全国货币流通量的正常水平是多少，但很可能使得国有大型企业基本不受影响，而民营中小企业则会受到较大的影响；至于个体工商户和承包土地的农民，则不得不忍受更高的民间借贷利率的打击。地区经济结构分析的结果可以说明同样的问题。假如一定要按发达国家的货币流通量计算方式来确定货币流通量的“正常水平”，必然会使东部地区的日子不好过，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则更加困难。
四、紧缩货币流通量如果过了头，会有什么后果？
要谨防企业资金链的断裂，而企业资金链的断裂又是同产品供应链的断裂连接在一起的。在当前形势下，在实行货币流通量向“正常水平”的回归时，很可能引起产品供应链的断裂和企业资金链的断裂，从而使经济中出现企业停产、倒闭和员工下岗、失业的情况，也可能出现使个体工商户收缩、使承包土地的农民收入下降的情况。这是因为如前所说，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地区，在名为向货币流通量“正常水平”回归的政策影响之下，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产业、有的企业、有的地区和有的人群受影响大，于是就会发生产品供应链和企业资金链的断裂。
不仅如此，还应当看到，货币流通量宽松时，经济规模大或小的企业基本上都能受益，只是大企业可能利益多一些，中小企业可能利益少一些。而当货币流通量压缩到“正常水平”或“正常水平以下”时，那么大中小型企业之间受损失程度的差别就大得多了。大企业还可以活下来，中小企业中不少却活不下去了。这就是货币政策效应的不对称性。
经济学界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研究宏观经济时容易忽视结构问题，容易忽视微观经济的变动，也容易忽视目前存在的制度或体制所带来的影响。如果把已经偏紧的货币流通量误认为还未回归到“正常水平”而继续紧缩，那么从结构层面来说，加剧结构的不协调是不可避免的，而从微观经济层面来说，产品供应链和企业资金链的断裂，以及由此引起的失业人数增长同样不可避免。
五、滞胀不是没有可能的
要知道，在经济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两个预期：一是通货膨胀预期；二是企业盈利前景预期。稳定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对治理通货膨胀是有效的。但如果忽视了企业盈利前景预期，企业不仅会降低投资的信心，甚至会“见好就收”，因为再经营下去就会得不偿失。企业对前景不看好和采取收缩的做法，必然使GDP增长率下降，失业问题严重，财政收入减少。滞胀就是这么来的。一方面是通货膨胀仍压不下来，另一方面是失业人数增长，经济增长滑坡。这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目前在采取措施实行“货币流通量回归正常水平”时，不能忽略两种预期是同样重要的。否则，难道我们费这么大劲来实现“货币流通量的正常水平”，是为了引发一次滞胀吗?
（原载《中国流通经济》2011年第9期）
承接产业转移和次发达地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承接产业转移是次发达地区发展的契机
产业在地区之间转移是一国工业化过程中常见的现象，而且主要出现于加工制造业行业内。加工制造业行业的企业之所以会内移，甚至于跨国转移，除了某些与行政效率有关的原因以外，主要考虑的是成本增长问题。资源开发性企业也有转移问题，这主要因为资源枯竭或深层采掘困难(如开采成本过大或技术达不到要求所致)，从而需要转移到新的地区去。此外，在资源枯竭地区还需要培育后续产业，使当地就业问题缓解，使财政继续有收入，使经济能继续发展。但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的探讨对象是加工制造业企业的转移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
在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形势下，产业向次发达地区转移更为必要。从企业的角度看，需要降低的是用工成本、土地使用成本、房屋购置和使用成本、物流成本等。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产业转移将是优化地区间资源配置的机会。
关于用工成本的上升，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因发达地区生活费用上涨较快而引起的工资成本上升，因技术工人短缺而引起的工资成本上升，因一般劳动力供给不足而引起的工资成本上升，以及因社会保障措施推广实施而引起的工资成本上升等。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地区的工资成本总是大于次发达地区，所以产业由发达地区向次发达地区转移，是合乎经济规律的。至于技工短缺和一般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也可以从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来进行解释，这就是：无论是技工还是一般劳动力，近年来都有就近就业的趋势，他们认为远离家乡，会造成夫妻分居和子女无法照顾以及家中老人无人赡养等问题，而就近就业可以既挣到收入，又能照顾家庭，节省生活支出；反之，如果把妻子儿女老人接到发达地区的城市中，则支出浩大，自己是负担不起的。此外，近年来还出现了创业比打工强，自己当老板比给别人打工强的趋势。农村中的能人，会经营会管理的能工巧匠，宁肯到城镇开店开作坊开小工厂而不愿意加入雇工行列。这种情况也减少了向发达地区输送技工和一般劳动力。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达地区的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为了求生存求发展，出于降低用工成本的考虑，会将企业转移到次发达地区，其中也包括从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往省内的次发达地区。这对次发达地区是一个发展的契机，不能错过这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
促进产业地区间转移的第二个成本因素就是企业为了降低土地使用成本和房产购置、建设成本。发达地区的地价和房价上升，既是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结果又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地价推动房价，房价上涨必然推动职工生活费上升，进而推动工资上升。房价上涨还意味着企业需要缴付的厂房租金、店铺租金和写字楼租金的上升。相形之下，次发达地区的市县地价和房价要比发达地区低廉，这也是促使企业转移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原有企业需要扩建时，或者投资者打算建立新的加工制造业企业时，土地价格、房屋建设成本，再加上拆迁成本，更是企业关注的因素。
促进产业在地区之间转移中第三个成本因素就是为了降低物流成本。无论从原材料、燃料供应，还是从企业产成品向销售市场的运输来看，近年来企业都会感到物流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有上升的趋势。这样，企业将从自身所在的位置、原材料燃料购进地和产成品销售地之间的距离、运输成本的支出等因素进行分析，以决定企业转移与否。企业如果从长期考虑，会认为扩大市场更为重要。企业转移不仅要着眼于物流成本的降低，更要考虑市场扩大后的收益。假定企业转移以后的位置接近于原材料、燃料供应地，而且有一个潜在的大市场，它就会认为企业的搬迁是合适的。未来的市场和迁移后的物流成本相比，未来的市场比迁移后的物流成本更加重要。如果迁移后的物流成本可以降低，那么对企业转移的吸引力就更大了。
二、次发达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的优势分析
次发达地区作为产业地区间转移的承接者，一般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这是次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次发达地区要善于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承接产业转移。但重要的是，上述这些资源方面的优势，至今在较大程度上还只是潜在优势，而不等于现实优势。所以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逐步把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优势。
要使潜在优势实现向现实优势的转变，需要资本、技术和人才。资本可以引进，也可以在当地筹集。技术和人才可以引进，同样可以在当地提供、发掘和培养。怎样从外面引进资本、技术和人才?怎样在当地筹集资本，提供技术和人才?这才是关键所在。总的来说，一靠体制和政策，二靠政府诚信，三靠资本、技术和人才能在本地落脚的基础设施和工作、学习、生活的适宜环境。对于引进的人才和本地培养出来的人才来说，本人的工作环境和家属的生活条件、子女的就业条件同等重要，否则很难把他们长期留下来。
要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现实的优势，最重要的始终是体制和政策，而体制是重中之重，有什么样的体制才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才能让有效率的、讲政府诚信、重法制的官员留在岗位上并得到重用。在体制和政策方面，尤其应当一提的是对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产权清晰并受到保护，对资本的引进和聚集，对技术的采用和鼓励创新，对人才的使用和培养，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利资源、旅游资源、风力资源等，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由于资源是有未来收益的，资源转化为资本就是指以未来若干年的资源换取现实的资本投入。修高速公路就是一个例子。修一条高速公路，可以给予投资者今后若干年的收费权，这样，投资者就会筹资融资进行这条高速公路的建设。另一个例子是旧城区的改造，以改造后的城区节约下来的土地作为开发商的未来的收益，从而开发商也就会筹资融资为旧城的改造、扩建提供资本，旧城区的改造就可以展开。同样的道理，新城区的建设、工业园区的建设、物流园区的建设等，都是资源转化为资本的例证。这是一种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准备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次发达地区，是可以仿照这种资源转化为资本的做法的。
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次发达地区一定要注意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问题，切不可只顾短期利益而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建立工业园区、商贸服务区和物流园区来承接相关产业的转移，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被一些地方视为有效的。建立这些园区来承接产业转移的好处是：
第一，便于政府集中提供服务，减少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之间的中间环节，既节省时间，又提高办事效率，因为政府和园区管理机构是为企业服务的，管理就是服务。
第二，进入这些园区的不仅有转移进来的企业，还有新建的企业、扩建的企业，大家都进入园区，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加快了，相互提供的商业机会增多了。
第三，基础设施、能源、热能的使用效率、土地利用效率、运输效率都提高了。对企业来说，这是成本的节约。对政府来看，这是资源配置的合理化。
第四，就是前面提到的，便于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如果污染分散，不便对污染的治理，而且代价要大得多。从另一个角度看，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由于让转移的企业进入工业园区，也便于对它们的污水、废气、废渣的处理情况，以及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情况，更有效地进行监督，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次发达地区在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方面，是有自身的优势的。对于这种优势，人们一般只看到资源优势，因为这些都摆在面上，容易被发现、被利用。实际上，次发达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的优势绝不仅限于此。潜在的资源优势固然重要，但比这更重要的或更具有吸引力的，可能是以下两个后发优势：
一是次发达地区可以采纳发达地区发展工业的经验，汲取它们在工业发展中的教训，这就是次发达地区的一种后发优势。这一优势还在于：在汲取发达地区工业发展中的教训的同时，更应多考虑从体制上寻找弥补之道，即对现存的不合理体制进行改革，从而在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方面闯出一条新路。要知道，在工业发展已有较好基础的地区，在深化经济体制方面要有改动，困难通常要比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大一些。也就是说，承接产业转移的次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可能性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所突破，尤其是在西部和中部某些试验区内。这就是以动态的眼光来考察产业转移，即次发达地区可以通过改革某些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来迎接发达地区企业的进入。
二是次发达地区的后发性优势还在于它拥有一个有很大潜力而至今尚未得到有效开发的市场。这样，次发达地区一方面依靠较低廉的成本吸引着待转移的企业，另一方面，从较长远的角度来看，次发达地区将会以有很大潜力的、待开发的市场来吸引待转移的企业。潜在市场的开发依靠着民间购买力的增加。如果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次发达地区的就业增加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其结果将是民间购买力的逐渐上升，市场也一定会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会相应地增长，用于地方建设的资金会增多，城镇化的速度会加快，这些也都是对次发达地区市场的扩大有积极作用的。
三、次发达地区怎样为承接产业转移创造条件？
概括地说，提高劳动力素质，城乡土地统筹，培育本地的民营企业家队伍，发展本地的金融，尤其是农村金融，以及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是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次发达地区为承接产业转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提高劳动力素质
如上所述，发达地区的一些产业之所以想转移到次发达地区，所考虑的首先是降低用工成本，并且能在较低工资的条件下招到合适的工人。然而实际情况往往是：次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量要大于发达地区，但劳动力素质却不如发达地区，这样，较低的工资成本这个长处又被劳动力素质较差这个短处抵消了，甚至会弊大于利。
但这并不足以成为发达地区的企业向次发达地区转移的障碍，因为次发达地区劳动力素质较低是可以弥补的或改善的。比如说，在企业迁移过程中，企业及早开展对所招募的当地职工进行认真的技术培训，使他们提高技术水平，达到本企业所要求的工人技术标准。企业为此而花费的技术培训费用是值得的。又如，在企业迁移过程中，企业可以把企业原有的骨干职工，包括技术优秀的工人、领班的工人、业务熟练的职员一起迁移到所要迁移的地方去，保持本企业技术上的优势，以及管理和营销方面的特色。尽管为了稳定企业中的骨干职工而需要多支出一些费用(如发给随企业迁移的职工一定的补贴和租赁或新建骨干职工的家属宿舍)，那同样是值得的。
重要的是，次发达地区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有比较多的劳动力供给，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和中国城镇化进程所决定的。至于那种所谓“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殆尽”或“中国的蓝领工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等言论，并不符合当前中国实际情况。尽管有些发达地区的城市不容易招到青壮年劳动力，这主要是本地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数已有工作，或务工，或务农，或经商，或开办小作坊。外地青壮年劳动力又不愿意前来做工，因为工资与生活费相比，被他们认为是不合算的。而且他们更愿意就近务工，以便同家人团聚，而不打算长期远离故土，远离家人。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更愿意使用学历较高(比如说高中生)的农民工，愿意使用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这表明，在中国，低素质劳动力的时代确实已临近结束，因为低素质劳动力的出路越来越窄了，而技工时代在中国还刚刚开始，中国即将面临这样一个时代，即把大批低素质劳动力转化为技术工人的时代。次发达地区的政府应当看清这一形势，把握这一趋势，继续发挥本地区劳动力相对丰裕的优势，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以迎接技工时代的来临，为承接产业转移做好准备。
2．城乡土地统筹
城乡统筹发展的核心是城乡土地统筹。这正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来考虑的。中国耕地资源不多，而且农民外出打工以后，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离乡外出，承包土地的利用率低，所以一边是土地少，不够用，一边是土地闲着，或只有很低的产量，浪费了土地。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城乡统筹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流转、土地重新规划和土地的充分利用。
根据一些地方(包括发达地区和次发达地区)的经验，在承包土地流转和宅基地置换之后，作为农村建设用地的宅基地中一部分因农民迁居新村而腾出来，复耕为耕地，耕地面积扩大了，多余的指标通过地票交易，把适宜发展工业、商业服务业、物流业和城镇住宅建设的耕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这样，既不突破耕地面积红线，又使得工业园地、商贸服务区、物流园地、住宅区有地可用。这对于次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显然是一种支持和土地保证。
城乡土地统筹以后，对农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以后，农村中仍会有一些散户，他们不愿外出，不愿迁居城镇，而宁肯继续经营自己承包的小块土地，从事农业经营。散户总是有的，要尊重他们的意愿，尊重他们的土地承包权。但今后，除散户外，主要有三类农业将进一步发展。
一是农民中的种植能手、种植大户。他们会种田，又愿意种田，当附近的其他农户外出务工经商后，他们以转包或租赁的形式把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户所承包的农田集中到自己的名下，实行规模经营，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他们转包或租赁来的耕地多了，就雇一些工人，采取机械化经营的做法。在种粮食或种蔬菜的地区，这种形式的农业很有发展前途。
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是农民自愿组建的合作社，在规模化组织的基础上，农民通常采取土地入股的形式，账目公开，管理民主，土地利用率提高了。有些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生产上进行合作，而且在营销上和生产资料供应上也进行合作，农民一般有两份收入，即入股分红和月工资。
三是农业企业。这些农业企业往往是科技型的企业，它们承包或租赁了一定面积的荒地、沙化地、盐碱地、滩地、低产田，以高科技改造这些土地，使之成为单位面积产量不断增长的农田，或把这些土地改造成为建设用地。可见，紧缺的土地资源是可以依靠高新技术和长期投资解决的。
3．培育本土民营企业家队伍
次发达地区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培育本地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队伍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当发达地区的企业迁移到次发达地区以后，骨干职工可以从发达地区带来，管理经验和管理人员也可以一并带来，但配套的生产营销方面的合作企业却不一定迁入，因此，在次发达地区需要有一些能与迁移过来的企业配套的、为之服务的合作企业，这将有赖于本地的民营企业家的努力。由于产业转移提供了若干商业机会，而且这些商业机会是瞬息即逝的，本地的民营企业不抓住它们，很快就会被外地的民营企业所代替。
培育本地民营企业家队伍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要让更多的企业迁入次发达地区，一定要推进本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和扩大本地居民的购买力。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次发达地区城镇的居住条件、学校和医院等设施、城镇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状况、文化设施以及商场供应状况都会改善，这是吸引到发达地区企业迁入的重要因素。这里同样存在许多商机，本地的民营企业家切不可错过这些商机。至于本地居民购买力的上升，则意味着本地市场的扩大，这是从长远来说有利于发达地区企业转移到本地来的因素。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次发达地区市场的扩大是企业转移的吸引力。本地的民营企业一定要懂得这一道理。
当然，本地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同他们信誉的树立密切相关。信誉是无形资产，只有树立了良好的信誉，本地民营企业家才能同迁来的企业之间建立持久的合作关系。
4．发展本地的金融，尤其是农村金融
金融的重心近年来一直在上移，县域和县域以下没有大中型的金融机构，至少国家控股的大银行是不在基层的。这种情况又不利于次发达地区承接产业的转移。迁入的企业需要有较好的融资条件，为迁入企业服务和配套的本地民营企业同样需要有良好的融资条件，城镇的建设也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和帮助，如果某个次发达地区的融资条件太差，不仅会影响发达地区的企业迁入该地区，而且即使迁入，也难以生存和发展。
农村金融的重要性，主要在于缩小次发达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农民的创业机会和提高他们的收入，进而为扩大市场作准备，因为前面已经谈到，发达地区的企业之所以愿意迁入次发达地区，其着眼点一是降低成本，二是希望次发达地区今后能提供一个广阔的市场。假定次发达地区能做到农民的“三权”(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房产权)、“三证”(土地承包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房产证)可以抵押，那么农民经济就活了，通过银行或信用社的抵押业务，可以得到贷款作为创业资金。这是提高农民收入和扩大市场的重要保证。
现实中的难题在于：银行发放了抵押贷款，担心农民到期还不了款，他们的房屋和土地都落到银行手中，不好处置。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银行望而生畏，不敢涉足农民抵押贷款业务，或者银行被未归还贷款的抵押品(土地、房屋)所缠住，使自己陷入困境，难以脱身。为此，有必要建立县级的农村信用担保中心和地市级的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有了县级的农村信用担保中心，由它对申请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的农民进行信用调查并给农民作担保，银行就敢于贷款出去。有了地市级的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农民用于抵押的土地、房屋就可以通过它进行转让，银行可以收回贷款本息，于是它们就放心了。可见，这是活跃农村金融的有力举措。
5．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次发达地区的不同省份(市、区)、不同地级市和不同县域，都各有各的文化历史背景、民族风情，构成各自的特色。要成为发达地区转移的企业所选择的迁入地，应当说有一个共同的条件，这就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色，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
地区经济发展，既需要“硬实力”，也需要“软实力”，二者缺一不可。基础设施是“硬实力”，资本、机器设备、技术、厂房都是“硬实力”。人才是“硬实力”，但人才的素质、敬业精神、奉献精神、积极性和主动性、与人共事合作的关系却是“软实力”的充分体现。“软实力”还包括：政府效率高低、法制建设的成就和人们的法制意识、地方的文化氛围、文化传统、当地居民的朴实作风、当地社会的和谐程度等等。因此，要把发达地区的企业引进次发达地区，不仅要着眼于次发达地区自身的“硬实力”的建设，而且还要着眼于本地区的各种“软实力”的建设。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本地区的经济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四、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关系
对次发达地区来说，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只能被认为是一个阶段的任务，并不是次发达地区工业化的目标或经济发展的目标。没有一个省(市、区)是可以依靠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而成为工业先进和经济发达的省份的。也就是说，次发达地区可以抓住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这个好机会，根据本省(市、区)的实际情况，发展高新技术的产业，实现本地产业的升级，并在自主创新方面取得成就。假定一个省(市、区)，仅仅满足于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而不能使本地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取得成就，不能实现本地的产业升级，尤其是不能结合本地的区位优势和本地的资源禀赋，发展自己的有特色的产业，而仅仅停留于产业转移水平上，那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产业转移在现阶段对次发达地区来说仍然是必要的，这既考虑到可以借此促进本地的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提高本地城乡居民的收入，并且提高劳动力素质，同时也意味着次发达地区可以借助于产业转移的机会，加快本地就业人才的成长，培育起一批民营企业家，以及促进本地金融业的发展，进而为本地新产业的建立和为产业的升级创造条件。
由此可以再做进一步分析，以说明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
第一，即使是新产业在次发达地区的建立和次发达地区产业的升级，也不是单纯依靠次发达地区本地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独立完成的。这更可能是本地和外地的资本合作、技术合作、人才合作的结果，而外地的企业家和本地的企业家则是这种合作的组织者和经营管理者。产业转移以及产业转移以后外地企业和本地企业的合作过程，使双方有了相互了解的机会，这样就有可能在双方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为新产业的建立和产业的升级而共同出资、出人、出力。
第二，前面已经指出，发达地区准备转移的企业是了解到次发达地区潜在的优势而决定转移的。但产业转移过程中，特别是实现了产业转移后，这些企业对次发达地区的潜在优势和今后的市场前景会有较深入和较全面的了解，于是它们愿意在这样的地区继续投资或扩大投资，其中既包括了原有企业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也包括新建高新科技企业。本地的企业可以在资本、技术、人才、营销方面提供帮助，成为紧密的合作伙伴。
第三，在次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加强对人才的引进和对本地人才的培养，以及由于加大了职业技术培训工作，使本地技工人数增多，这些都对今后的产业升级有利。如果说次发达地区专业人才的存量和增量都在增长，技工的存量和增量都在增长，那就表明次发达地区在以后的发展中有了较好的条件，发达地区的企业会继续向次发达地区转移，外地的资本也会选择这一人力资源丰富的地区作为高新技术产业新建的地点。这就是次发达地区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的体现之一。次发达地区的政府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并早作准备。
第四，对次发达地区而言，更重要的是，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整个经济的运行开始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上述的人才和技工存量和增量的增长及其效应，只不过是次发达地区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的体现之一。次发达地区整个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是指：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次发达地区的就业增加了，GDP总量增加了，产业结构调整了，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了，民生改善了，居民收入和居民购买力上升了，从而又引起就业的继续增加、GDP总量的继续增加……在整个经济运行转入良性循环之后，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产业结构也将继续调整。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繁荣是靠繁荣支撑的，因为繁荣必然带来投资的增加和消费的增长，这就为市场的继续增长，产业的升级，企业竞争力的增强提供了保证。
归根到底一句话：次发达地区要重视对产业转移的承接，因为这是产业升级的准备阶段，也是整个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的起点。
（原载《中国市场》2011年11月）
新社区各种模式的比较
一、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
计划经济制度下，城乡分割是重要特征。当时确立的是城乡二元体制。我曾多次说过，城乡二元体制不同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从古就有，而且长期存在，城乡二元体制则不然，它是在特定条件下才存在的。例如在西欧，在农奴制和自由城市并存的情况下，城乡形成了不同体制；在中国古代，至少是北宋以前，也有领主和依附农民这样的体制。但一般说来，自北宋以后，人身自由的农民是可以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所以城乡二元体制并未确立。这种情况一直存在于北宋以后的1000年左右的中国。直到1958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后，户籍改为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并存，城乡二元体制才最终形成并巩固下来。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推行的农村承包制只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松动，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两种户籍制度没有变更。
由此可见，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是在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制度背景下展开的，而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模式就是让农民及其家属进入城镇，实现市民化，融入城镇社会。市民化，意味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和户籍一元化，意味着无论过去是城镇户籍的还是农村户籍的，从此户籍歧视取消了，权利平等了。这是制度上、体制上的重大改革。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就谈不到中国真正踏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
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具有若干特色。最大的特色是；中国把城镇化分成三个组成部分，即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新社区作为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中国城镇化的最大特色。
新社区作为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中国地少人多，尤其是中国至今有60％以上的人口仍是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想进城，想同城镇户籍的居民一样享有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权利和待遇，如果没有新社区来容纳这些迟早要实现一元户籍制度的新的城镇居民，他们全都涌入或大部分涌入老城区和新城区，老城区和新城区如何容纳得下？老城区和新城区的土地如何能满足涌入的农村移民及其家属的需求？老城区和新城区的淡水供应能保证这么多城镇居民的需求吗？到那时，老城区和新城区人满为患，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城镇还有什么优势可言？城镇岂不成为人们望而生畏的地带？中国的城镇化如何持续进行下去？
所以新社区的建设以及把新社区作为中国城镇化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人的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的大思路、大手笔、大创造、大战略的体现。这就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最大特色，人们把它归纳为五个字，即“就地城镇化”，或称“就近城镇化”。
二、“就地城镇化”
“就地城镇化”最初的试验是一些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摸索、实践、再摸索、再实践的结果。经济学家们参加了最初的试验，并很快予以总结，写成报告，有些做法在报纸杂志上披露了，引起了更多的人的兴趣。在大家对中国如何推进城镇化这个艰难问题感到困惑时，来自农村基层的实践使不少经济学家得到启发。于是“就地城镇化”这个名词渐渐被人们接受，被政策制定部门采纳。我在这里想谈一谈两个生动的例子：一南一北。南方的例子是广西自治区桂林市下面的恭城瑶族自治县，北方的例子是山东省烟台市下面的龙口市。它们的“就地城镇化”的实践开始于10多年以前。
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就地城镇化”试验中，有广西师范大学和广西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农村经济研究机构参加。根据我在那里考察的体会，恭城的做法是很有特色的。这是一个多丘陵、多山的农业县，农民靠种植和家畜家禽饲养为生，农民住宅在改革开放以后长期是简陋的土坯房、茅草房，饮水要靠从较远的水源背负肩挑运回家中。最初的建设是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始的。县政府和乡镇政府为了改善农民的住宿和饮水条件，建设以自助、互助和政府给予一定补贴的方式，要求农村住房有较大的变化，因此，建设新农村便成为最初的口号和实际行动。新农村终于逐渐建成，不适合人们居住的地方的农民迁到了新的地点，居住条件普遍改善了，饮水条件也相应地改善了。这是农村变化的第一步。
县、乡镇和村着手考虑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有三种方式可以使农民增收。一是家家养猪养鸡，组织商界参与，他们负责提供合格的饲料，提供猪和鸡的销售市场，并负责统一外运，目的地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和香港、澳门。二是提倡种植果树，精心培育新品种，既能在本自治区市场销售，又能销往广东和港澳。三是招商引资，欢迎本地和外地的民营企业参与恭城县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把恭城县城乡的养殖业、果品业和其他农产品的加工业推向市场，使地方经济进一步活跃起来，使恭城县城乡居民的收入日益增长。
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改善了，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使农民的社会保障待遇相应地增加，农民的生活质量不断上升。那里的新农村（也就是新社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同桂林市各个乡镇、甚至同桂林市城区的居民没有什么差别。农民之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这同进城居住有什么差别？我们是看不出来的。”还有的农民说：“除了孩子上学的学校同桂林城区的学校相比还有差距外，其他的都比住在城区舒服。”
这就是“就地城镇化”一例。
再以北方的例子山东烟台市的龙口市来说。我们在龙口市城乡遇到山东省内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师、学生和科研人员在这里调研，据他们说，龙口市的“就地城镇化”很有特色，因为它有大型龙头企业南山集团对城镇化的积极参与。南山集团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当地的农民实现的“就地城镇化”，很有启发性。我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的成员在龙口市考察后得出的是类似的结论。
具体地说，南山集团是这样规划和实践的。由南山集团这个龙头企业牵头，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把土地入股到龙头企业南山集团，南山集团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按土壤的性质和区位，有的种粮食，有的种果树，有的种葡萄，有的种饲料，耕地仍然是耕地，耕地不变更为建设用地。在农村建设用地上，则盖起了工厂，有些盖成了新农村的农民楼群，让农民搬入了新居，一家一套住宅，宽敞明亮，水、电、煤气供应齐全，再加上宽阔的马路、居住区内的生活垃圾处理、污水处理，都井井有条。居住区附近，有学校，有托儿所、幼儿园，还有卫生所、敬老院和各种生活服务设施。这就是新农村正在向新社区转化。农民愿意外出务工或从事商业、手工业活动的，听任他们自愿，愿意带家属外地谋生的，也尊重他们的意愿。不愿外出的，由南山集团管理部门按照这些农民的体力状况、专长和志愿，或分派到南山集团下属工厂当工人，或去果园、葡萄园、菜地、粮田、饲养场工作，或留在居民区从事服务工作。每个农民年终按入股股份分红，每月还有工资可领。如果家里人少，还可以把分到的住宅中的一部分租给外乡人居住。这种模式又被称为“公司+社区+农户”模式。
但我们在烟台市调研中也发现部分农户和村干部有如下的顾虑，即担心将来某一天，当某个村或若干个村把土地也入股于类似南山集团这样大型龙头企业之后，由于事先预料不到的某种原因，该龙头企业在市场激烈变革中亏损了，倒闭了，改组了，甚至被其他公司控股了，接管了，于是村里农民的社会保障待遇能否坚持不变呢？在原先的工厂或各种专业队中工作的，工资能否照发呢？原来制定的年终按股分红的做法能否维持原状呢？这些都是不确定的。由此引发的对农民的就业和生活的负面影响却不可忽视。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龙头企业有倒闭的迹象，但谁能担保今后龙头企业不亏损、不破产、不改组等情况呢？
在调研组成员的讨论中，一种可行的建议是：已经实行“公司+社区+农户”模式的龙头企业，从现在起，每年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风险担保基金，积存在信誉良好、资金充足的大银行中。这笔逐年增长的风险担保基金，平时不用，等到将来该龙头企业遇到大风险而难以应对时，由于积存了这些风险担保基金，将有助于缓解农民所遇到的困难。今后，对农民把土地入股到龙头企业，由龙头企业吸纳农民务工或种田，并由龙头企业代为农民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这样的模式，一定要从严审查，以免发生因龙头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因经营亏损、失败、倒闭等情况的发生而导致入股农民受连累。同时，即使经过严格审查而建立了“公司+社区+农户”模式，从一开始起也应当建立风险担保基金制度，以避免在发生意料不到的事件时农民遭到困难的情况的出现。
三、新社区和企业合作的其他形式
前面已经指出，尽管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在某些省（市、自治区）的某些县城已出现了以农民土地入股为特色的“公司+社区+农户”的模式，有些龙头企业经营得较好，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企业同样呈盈利的趋势，但隐忧依然是存在的。所以建议今后对于以农民土地入股为特色的“公司+社区+农户”模式应当严格审核，并且建议实行风险担保基金制度，以避免在公司经营欠佳时发生困难。应当认识到，即使某些地方采用了农民土地入股于龙头企业的模式，但农民土地入股于龙头企业只不过是新社区和企业合作的形式之一。客观上还存在新社区和企业合作的其他各种形式。
根据我们的调研，以下两种不同于农民土地入股于企业的做法，可供参考。
1．农民组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把土地入股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再同企业进行协商，商讨如何与企业合作，包括技术指导、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和销售，或其他业务。农民住宅的规划、改建、扩建、搬迁等事项，不由企业负责，而由新农村（新社区）管理层组织、负责，而农业生产则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管理层组织、负责。我们在重庆市调研时，发现这种模式是被普遍接受和采纳的。例如，在梁平县，那里盛产西瓜和茶叶，农民建立了西瓜生产合作社、茶叶生产合作社，由这些合作社同企业合作，这种合作是通过合同巩固下来的，双方都有义务遵守合同的规定。
在重庆市的长寿区和江津区，那里盛产柑橘，农民组织了柑橘生产合作社，由柑橘生产合作社分别同企业协商，建立合作关系，即由企业提供技术，提供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灌溉机械设备），并统一收购产品，经营销售。参加柑橘生产合作社的农民，有些把自己的承包地入股于柑橘生产合作社了，年终参与分配，除了得到生产报酬而外，还有股金分红收入。至于农民的住房条件改善等等，则由新农村（新社区）的管理层和柑橘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层一起规划，一起组织修建、扩建、搬迁等。
这种由农民把土地入股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做法，比农民直接把土地入股于龙头企业有利。农民说：“大企业离我们农民太远了，平时同大企业接触不多，它们是盈利还是亏损，我们既摸不着，也看不见，我们不放心；而土地入股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离我们近多了，它经营好坏我们都了解，我们土地入股，可以放心。”这些话很朴实，反映了农民的心意。
2．由县、乡镇政府或由新农村（新社区）管理层牵头，一方面负责农民住房的改造、扩建、新建和搬迁，使农民生活条件得以改善，另一方面负责寻找工商业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帮助农民进行专业化生产，如帮助和指导农民修建蔬菜大棚、草莓大棚、瓜果大棚等等，精耕细作，产量高，农民收入增长了。生产仍由农民各家自营，社区则组织专业化的运输队，帮助农民把农产品运往城镇市场销售。在这种情况下，同新农村（新社区）有合作关系的企业也以合同方式把它们同农民之间的帮扶活动规范化，一切都按合同规定办理，以避免违规违约事件的发生。
在贵州毕节市下面的七星关区、大方县、黔西县的城镇和农村，我们看到这种形式的新农村（新社区）同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开展得好。农户实际上是自主经营和盈亏自负的，但农户的生产和销售却是在新农村（新社区）指导下进行的。我在谈到新社区和企业合作时，曾特别强调“新社区指导”和“农户自营”这两个特色，企业的参与是有序的，是同新农村（新社区）的指导和农民的自营方式分不开的，所以我称之为“社区指导下的农民自营模式”。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企业合作模式的弱点及其补救办法
农民把土地入股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可以避免发生把土地入股于龙头企业所带来的风险，但也有自身的弱点，这同样是不应当忽视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本村本乡农民组织起来的，规模小，底子薄，市场经验不足，资本周转常常感到紧张而难以舒缓。加之，市场开拓能力有限，因此不一定能得到好的经营效果，农民对自己把土地入股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任度也就下降了。如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作不规范，账目公开不及时，或专业合作社的领导人是由本村本乡的基层干部兼任的，平时就不接近本村本乡的农民群众，他们或者作风生硬，或者能力较差，管理不善，这一切都会使农民逐渐失望。但在本村本乡往往只有这么一家专业合作社可以加入，农民无法进行另外的选择，只好无奈地随着大伙走，把土地入股到自己并不很满意的专业合作社之中。这种情况我们在农村调查时也曾遇到过。
农民专业合作社最明显的弱点在于资金有限、规模有限、市场开拓能力低下。这就需要同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多方面合作。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除了农民把土地入股于龙头企业这一带有风险的做法以外，其他方面的合作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种子供应、饲料供应、科技指导、订单发放、产品运销、市场咨询、管理咨询等等。可以认为，力量软弱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如果缺乏龙头企业这样的合作伙伴，单靠农民专业合作社到市场中去闯荡、拼搏，可能难以有大的作为，甚至会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这就给许多力量较弱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出了一道难题：要么过度依靠龙头企业，离开了龙头企业就一事无成，结果免不了受到龙头企业的控制，渐渐丧失了自主性、独立性；要么摆脱龙头企业的控制，只同龙头企业保持一定程度的商业往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基本上是小规模经营，小打小闹，至多得到微薄的盈利，农民不满，认为专业合作社办得没有起色，甚至要退股自营。
怎么办？有什么补救办法？一种可行的措施是：在继续保持同龙头企业一定商业往来之外，走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的道路。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势单力薄，难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但若干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起来，走联社的道路，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联社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参加联社的各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合并组成一个大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由后者统一发行股票（或称社员股权证）。这样，它就成为一个较大的法人组织，原来的各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了下面的分支机构。这样的联社统一核算，统一经营，统一分红。好处是：合并组合以后，大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了，有条件组成自己的船队、车队，有条件自己建立码头、仓库，还可以自运自销，减少成本，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取得较丰厚的利润，从而使入股农民得到较好的福利待遇和各种收入。但新的缺点也会产生，例如，决策过程较慢，不能像小型农民专业合作社那样的机制灵活，及时决策，而且机构大了，办公费用、职员人数也增多了，成本将迅速增高，办事效率则相应降低。对于中国广大农民来说，由于他们是经历过人民公社时期的，经验教训记忆犹新，他们担心会重走过去“一大二公”的老路，结果又会成为过去那种体制的翻版，陷入官僚体制的陷阱中。因此，第一种形式的联社不一定受到农民们的信任和拥护，至少近期内是这样。
第二种形式，参加联社的各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自营自销，自己决策，联社是一个虚体，不是一个实体，联社实际上等同于一个协会。协会性质的联社并不能直接管辖参加联社的各个独立经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但可以对后者进行指导，提出建议，协调各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并帮助能解决所遇到的困难。协会性质的联社如果能发挥它的指导作用、协调作用，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是有益处的。但不足之处在于：实质性的重大问题依旧得不到有效解决，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仍然难以摆脱生产和运销中的难处，以至于有些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不解渴”的呼吁。然而，如果有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日子过得可以，现在有了协会性质的联社的关心、指导和建议，未尝不可以再上一层楼，所以这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于协会性质的联社是表示欢迎的。
第三种形式，是“既有统、又有分”的组织形式。从“分”的角度看，各个加入联社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保持着自己原来的组织，实行独立法人的体制，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从“统”的角度看，加入联社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各自投一部分资本，成立公司型的“联社”，实际上就是成立一家合资的股份制企业。这家股份制企业是独立法人，有自己的董事会和总经理，还有自己的监事会，全部由股东大会选择产生。它从事外面的龙头企业所从事的帮助和指导各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业务和开拓市场的业务。这样一来，外面的龙头企业就无法控制农民专业合作社了。
这种性质的“联社”，经营得越好，对各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帮助和指导作用就越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这家“联社”的投资者获益也越多。我曾经打比喻说：“这种性质的‘联社’是‘儿子’，各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老子’，‘老子’管好‘儿子’，‘儿子’帮助‘老子’，‘老子’和‘儿子’都能受益。”
五、社区指导下的农民自营模式的弱点及其补救办法
前面已经指出，“社区指导下的农民自营模式”是另一种模式，虽然在这种模式之下也存在新农村（新社区）、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合作关系，但它有两个特色：一是“社区指导”，二是“农户自营”。企业同农户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商业往来，基本上是在社区指导之下开展的；二是“农户自营”，即每个农户实际上就是一家“小微企业”，它们自己筹资融资，自建蔬菜大棚、草莓大棚，自建养猪场、养鸡场、养鸭场，自主生产经营，或者在村头路边摆设摊位销售，或者自己运到城镇农贸市场去销售，或者同企业签订合同，由企业帮助运到城镇销售，或者事先由企业给农户下订单，往往随着订单的签约，企业有一笔订金付给农户，农户可以用作种植、养殖的资金。
我们曾在贵州毕节市黔西县同当地的政府官员谈过：“为什么你们强调‘社区指导’这几个字呢？”回答是：“第一，农民不了解市场的行情和走势，他们万一误传误信，种植或养殖过剩的农牧产品，将来卖不出好价钱，岂不是亏了？”政府、社区在这方面掌握的信息较多，所以“社区指导”是必要的。“第二，外面的企业纷纷来到乡下，找客户，推销种子、化肥、农药、饲料，甚至小型农业机械等等。农民信息闭塞，不知那些企业的信誉如何，如果买了假冒伪劣的生产资料，岂不是上当吃亏了？”因此，这也有赖于“社区指导”。在政府的帮助下，有了“社区指导”，能对外来的企业是否信誉良好作出较符合实际的评价，对农户是有利的。
为什么除了“社区指导”之外，还强调“农民自营”这一特色呢？我们在毕节大方县调研时曾经问过当地乡镇干部，他们的回答很简单：“这里一些农民不打算组成专业合作社，认为还不如单干，自己生产，自己拿到市场去卖，心里踏实。”也就是说，过去那种“人民公社”模式，农民怕了，害怕走老路，还是“农民自营”好！在黔西县和大方县中间的百里杜鹃景区，我们对上述观点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百里杜鹃景区里旅游区，小饭馆、小旅店、出售当地手工业品的小商店很多，全是农民自营的。据说在旅游旺季，游客来自国内国外，连山道都拥堵不堪，找一家小饭馆吃饭或找一家小旅店住宿都很难，往往要事先预约。这些“农家乐”形式的食宿点，都是农户自营的。为什么农民不组织专业合作社来经营“农家乐”？我们了解到，农民们始终认为合作社办“农家乐”还不如“单干”，全家的积极性都迸发出来了。所以“农民自营”是适合当地情况的。
在贵州毕节市调研过程中，我还想到了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无论哪一种社区、企业、农民之间合作的模式，都应当遵守农民的意愿，应当尊重农民作出的选择。违背农民的意愿，置农民自己的选择于不顾，最终总是难以持久的。如果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或“社区指导”的推行都只体现了地方基层干部的意志，肯定会被农民看成是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经济”老路上去。农民记忆犹新，他们没有忘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些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办起了集体经济的企业（当时通常称为社队企业，后来称作乡镇企业），实际上是由基层干部把持的。这些基层干部中，有些人也是“能人”，但大权独揽，独断独行，名为“集体经营”，实际上不少变成了“干部的企业”。比如说，有些社队企业成了基层干部随意报销私人支出的场所，账目混乱，损公肥私；有些社队企业成了基层干部凭自己的权力安插家属或亲朋好友的配偶和子女的单位；有些社队企业成了某个在当地有势力的家族控制的企业，父子相传，兄弟相传，外人无法进入企业领导层。这些都是计划经济时代后来愈演愈烈的现象。难怪在有些领域内农民只相信“单干”而不相信以集体为名的集体经济组织了。
据我们调研，今天的农村中，除了本乡本村农民组成的、产权清晰、管理层是农民选举出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得到农民信任而外，凡是产权不清晰、产权不落实到户、管理层由上级指定的“集体经营”的企业，都很难得到农民们的认同。这一方面由于农民有了产权概念，他们坚持产权要细化、量化，否则他们不会相信这样的企业是“自己的企业”。另一方面，既然是大家的企业、“自己的企业”，企业就应当按股份制组成；农民以土地入股也好，出钱入股也好，都必须按既定的规章制度办，而且年终应有红利可分，不然农民会认为这样的股份制企业没有存在的必要。
可见，农民在对待办企业或建成农民专业合作社方面，是越来越讲实际和讲效果的。
二是，在强调“社区指导”和“农民自营”的前提之下，怎样克服“社区指导下的农民自营模式”的弱点？怎样采取补救措施呢？根据我们在贵州省毕节市的考察，感到目前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
1．提高“社区指导”的质量
“社区指导”不应当成为一句空话，而必须有实际内容，使农民增产增收。农民懂得，空话无用，只能浪费精力和时间。同时，“社区指导”重在指导，而不能成为官僚主义的瞎指挥，扭曲地成为变相的干预或限制。这是最容易犯的错误，也是农民最为不满的做法。
2．提高农民的知识和技能，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
现阶段，农民最不足的是缺乏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变成合格的市场主体。这除了要让农民懂得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以外，更要鼓励他们在市场中经风雨，多闯荡，路是人走出来的。
3．创造良好的农村和小城镇的融资环境
自营的农民往往感到资金的周转不灵，因为融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应当把增设基层的小额贷款作为业务重点，帮助农民改善生产和销售的环境。
4．要懂得维权，保护自己的利益
自营的农民由于缺乏经验，或由于对市场情况不熟悉，容易上当受骗。在社区指导下，农民要懂得维权，以免权益被侵害，经济受损。
六、新社区的前景
前面已经指出，新社区是以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随着农村户籍的居民不断进入新社区，新社区终于扩大和发展起来，成为城区（包括老城区和新城区）以外城镇化的又一组成部分。但新社区的发展不会到此止步。居民在这里聚居后，新社区面临着升级和进一步发展的任务。
新社区的升级是从体制上进行分析的结果。这里最重要的升级是两项：一是实现了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即城乡户籍统一了，在新社区内，所有的居民都是一元化的户籍，即都是城镇户籍，城乡居民的权利平等了，长期存在的户籍歧视消失了；二是从建制上进行了改革，新社区不再存在村的建制而改为社区建制，村委会被社区管理委员会所替代，这表明新社区在体制上通过改革而升级。
然而，新社区的升级将持续进行。这是指：新社区的居民越聚越多，各项公共设施亟待建设，这样才能使公共服务到位，新社区不能仅仅靠若干栋居民楼的存在，而有必要进行园林化，成为适合居民生活的居民区；新社区还应走循环经济道路，使生活垃圾回收，废弃资源得到利用。所有这些工作都将在新社区的进一步发展中实现。所以，新社区的升级将在进一步发展中逐步成为事实。
新社区蕴藏着民间极大的积极性。这就是导致新社区得以升级的动力。无论来自何地的城乡居民，一旦进入新社区后，由于公共服务到位，特别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实现，他们就会安下心来，融入了新社区，于是他们的积极性就被进一步调动起来。他们在想些什么？想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居住条件；想增加收入和增加社会福利；想让自己的下一代有良好的受教育机会，将来有一个好的就业岗位；想让家里的老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有各种为老年人服务的设施；还有，他们希望社区内大家和睦相处，互助互信，形成社会和谐的氛围，等等。他们有关新社区继续发展的动力就这样产生了。新社区升级的动力也自然而然地涌现了。这种来自民间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促成了新社区的持续发展和升级。这就是新社区的前景。
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而要让这种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至少需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新社区要有民主管理制度和受社区居民信任的有效管理层，二是新社区的居民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也乐于提出自己的各种意见，这些来自社区居民的意见不仅被社区管理层听到，而且能被他们采纳，如果暂时还无法付诸实施，那也应该由管理层定期向社区居民作出解释。这两个基本条件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
当然，仅仅有上述两个基本条件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每一个参加工作的（包括自谋职业和自行创业的）社区居民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把本职工作做好。他们兢兢业业，尽心尽职，务工的成为一个踏实工作、出色工作的职工，自主经营和自行创业的有更大的抱负，一心想把生意越做越红火，收入越来越多，而且信誉也越来越好。这就推动了新社区的升级和进一步发展。
每一个家庭，不管是家在城镇，家在农村，或家在新社区，总是希望自己的收入逐渐增多，希望自己家庭的生活越来越好，希望下一代能有出息、有成就，而且能生活在比现在更清洁、更和谐、更富裕的环境中。这是所有的居民家庭共同的心愿。迁入新城区的居民无疑有这种心愿，但他们对新城区发展的影响力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新城区主要靠工业园地、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地等等构成，企业是否愿意转到新城区来是关键所在，居民的积极性有一定作用，但企业的积极性更加重要。居住在老城区的居民以及迁入老城区的新居民家庭，同样有上述心愿，但老城区的布局和进一步发展已经是历史形成的，关键在于政府在改造老城区方面能够投入多少，而且这似乎更加重要。相形之下，新迁入老城区的居民的积极性所起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然而在新社区的建设、升级和进一步发展中，新社区的居民所起的作用就大不一样了。新社区以近年来新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社区的居民都是（或大部分是）逐渐迁入的，大家都是新居民。如果新社区在升级、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居民权利平等和户籍一元化，那么大家都是受益者。新迁入本社区的农民和最初迁入本社区的农民，并没有多大隔阂，他们全都融入了新社区。而新社区的建设、升级和进一步发展，也全都依靠着新社区居民们的努力，包括他们的自主经营和自行创业。这就可以看出新社区中居民们积极性的作用要比新城区、尤其是老城区中居民积极性的作用大得多。这也正是新社区今后继续升级和发展的动力的源泉。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生班的讲话，2011年11月）
- 本文摘自厉以宁教授于2010年7月11日为王超逸研究员主编的《比较企业文化学原理》一书所写的序言。
- 参见王超逸主编的《比较企业文化学原理》一书第九章“基督教文化与西方工业模式”。
- 参见王超逸主编的《比较企业文化学原理》一书第十章“日本文化的特质”。
- 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7页，第135页。
- 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1页。
- 同上。
- 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8～139页。
- 同上，第141页。
- 参见厉以宁：《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出版社1977年版，第109～119页。
- 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11页。
- 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