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良仕择主而事——入幕事主的恭上之学
在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与上司之间的关系。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自从官僚制度诞生以来，主官就有罢免属吏的权限。吏员的升贬基本上都要由主官的意志决定。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主官升贬属吏必须符合律令要求并要走完严格的法定程序。倘若不幸遇到政治昏暗的时代，主官就会无视法制，肆意妄为。因此，属吏们常常对主官阿谀逢迎，多方行贿，以求获得一个保护伞，方便自己以权谋私。
胥吏奉行奴性十足的恭上之学，是因为其对官场有高度的依附性。而师爷的情况不同。
如果说胥吏是长官的爪牙，那么师爷就是长官的心腹。师爷不是正式的朝廷命官，与幕主是雇佣关系，而非完全依附于幕主的仆从，在官场的自由度也略高于胥吏。最起码，胥吏不能选择自己的长官，而师爷可以自由选择给谁当文胆智囊。从这个意义上说，师爷的事上之道可以不卑不亢，不需要违背良心道义替贪官恶吏背书。
可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常伴主官左右的师爷们，也往往与胥吏们拥有同样的价值观。不少师爷为虎作伥，与幕主沆瀣一气、危害一方。这也是当时社会各界认为做师爷（特别是刑名师爷）有损阴德的主要原因。
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就没饭吃吗？汪辉祖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从幕多年，始终正直坦荡，恭敬事上而不抛弃原则。按照世俗观念，这样的人注定要被官场“逆淘汰”。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汪辉祖不但没有像诸多正直吏员或幕友那样被埋没，反而在官场如鱼得水，屡屡受到上司器重。“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并没在他身上生效。其中奥妙在于汪辉祖那一套独特的恭上之学。
一．佐人以为治，入幕宜谨慎
汪辉祖从幕三十四年之久，先后辅佐幕主十六人，兢兢业业，多有善政，也得罪了不少人。他毕生致力于推广幕学，弘扬为吏正道。这与清朝吏治的大环境息息相关。
清朝地方官的来源有多种途径，科举是最主要的入仕渠道，军功、保举、恩荫、捐纳也是清朝官员的重要来源。然而，通过科场层层拼杀出来的官员，一心只读圣贤书，摆弄八股文，满肚子诗文，却普遍缺乏最基本的执政技能。科举考试的题目从儒家《四书五经》中出，考试内容既不包括法律政令，也不涉及经济理财，所以，文化素养较高的科举出身的官员往往不具备实务能力。而从其他途径入仕的官员，文化素养较低，更加玩不转千头万绪的地方政务。
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特点，催生了以“绍兴师爷”为代表的幕业。因此，清朝司、道、府、州、县各级衙门，无不聘用师爷协助理政。由于地方官大多不通律令与财务，辅政的师爷几乎成为地方行政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特别是刑名师爷与钱谷师爷，在师爷行当里堪称最重要的两大岗位。
长期从事幕业的汪辉祖非常重视对幕学的研究，他认为幕友是官员的左膀右臂，其使命是“佐人为治”。汪辉祖的朋友邵晋涵也曾指出：大清吏治靠的是幕宾（师爷）、书吏、随从三类人，官员实际上是坐拥虚名。
师爷“佐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补充幕主缺乏执政技能的缺陷。
清朝是马背上取天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满族官员不熟悉汉文化，更不精通公文律令。而那些科举入仕的官员，早年专心于读书科考，对国情民生与公文律令同样陌生。此外，清朝加强了任职回避制度，候选官员不得在原籍任职，只能在五百里以外的地方补缺，空降到外地的官吏人生地不熟的，根本无从开展工作。
清朝地方官权力比较集中，政、军、财、司法等工作都管。如此繁重的工作，哪怕是精通实务的能臣也不得不启用群吏协助工作，更何况那些只知孔孟不通政事的官员呢？如此一来，世代钻研刑名文书、官场经验丰富的师爷就有了用武之地。
师爷大多出生于当地，或者在当地侍奉过几任官员，他们深知风土人情与地方弊政，无论是打理日常政务，还是制定新政方略，都是一把好手。无论哪种背景出身的官员，都需要这些政务专家来替自己处置公务，否则，地方官府根本无法正常运作起来。
其二，纠正幕主的决策错误。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写道：“谚云：官断十条路，幕之制事亦如之。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焉，所争者公私之别而已。公则无心之过，终为舆论所宽，私则循理之获，亦为天谴所及，故立心不可不正。”
这段话的大意是：遇到模糊的案情，官员断案的选择就有很多种，让刑名师爷来负责断案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断案的准确性可能得失参半。引起争论的是公心与私心的差别。如果用心公正，就算断错了案，也是无心之过，会被社会舆论宽容对待；假如包藏私心，就算歪打正着办对了案，也必遭天谴。所以，佐治之人的用心不能不正。
由于官员大多不熟悉大清律例，或者出于私心，或者限于能力，可能会制造一些冤假错案，这时候就需要用心公正且业务精熟的师爷来纠正幕主的错误。对下保护无辜百姓的合法权益，对上避免幕主因错断冤案而遭受刑罚。汪辉祖脾气亢直，责任心强，屡次为了一桩案子据理力争，甚至不惜反驳上司批复。时人戏称他为“汪七驳”，却又尊其为决狱“神君”。
其三，帮助幕主督察群吏的不法行为。
如前所述，清朝吏治是靠幕宾、书吏、随从三类人实际操持的，因此，吏治腐败问题有时候不是长官贪赃枉法，而是众书吏勾结地方豪强恶霸所致。正所谓清官难逃滑吏之手，清正廉明的长官因业务能力局限不得不依赖一群书吏施政，如此一来，群吏就可以利用授权欺上瞒下，蒙蔽长官的视听。为了督察群吏，官员往往会借助师爷的力量。
汪辉祖说：“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做师爷的不光要“佐官”，还要能“检吏”。与地方空降的长官不同，师爷大多是本地人或者是在本地居住已久之人，社会关系无孔不入，且刑名钱粮一干事务无所不精，书吏们既不能把师爷架空，也不能在业务上糊弄师爷，可以说，师爷是群吏的天敌。因此，替幕主约束及督导书吏，也是师爷的一项重要职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康乾盛世”离不开师爷们的贡献，甚至在后来的“同治中兴”中，湘军领袖曾国藩等名臣，也少不了师爷们的鼎力支持。
既然师爷这个职业如此重要，那么有志经世济民安天下的读书人是否应该将幕业作为奋斗目标呢？
研究幕学最深的汪辉祖，恰恰并不赞成读书人从事幕业。他在幕学名著《佐治药言》中公然写道：“勿轻令人习幕。”汪辉祖亲自撰写幕学文章，从事幕业多年，却又不赞成后辈读书人研习幕学。他没有人格分裂，其观点反而更符合当时的主流态度。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有这样的言论“吾辈以图名本就，转而治生。惟习幕一途与读书为近，故从事者多。然幕中数席，唯刑名、钱谷岁脩较厚。余则不过百金内外，或止四五十金者，一经入幕，便无他途可谋，而幕脩之外，又分毫无可取益。”
汪辉祖回忆了自己的经历：他原本是想通过科举考试做个有编制的朝廷命官，但最终迫于生计，不得不通过从事幕业来谋生。在他看来，三百六十行里唯有幕业这条路与读书最为接近，故而很多科考不顺的读书人从事幕业。在那个年代，做教书先生（童子师）的年收入不过百金，而幕业收入要多出许多，特别是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
由此可见，汪辉祖选择从事幕业，不是出于个人理想，完全是为现实所迫的结果。他走的是当时常见的“以幕养学”路线。在多年幕友生涯中，汪辉祖并没有完全放弃科举考试，一边处置案件，一边苦读经书。最终他达成心愿，从替朝廷命官打下手的师爷变成了真正的朝廷命官。
汪辉祖并不提倡读书人以幕业为终身奋斗目标，他在《佐治药言》中很明白地说道：“故亲友之从余习幕者，余必先察其才识，如不足以造就刑钱，则四五月之内即令归习他务。盖课徒可以进业，贸易可以生财。作幕二字，不知误尽几许才人。量而后入择术者，不可不自审也。未成者可改则改，已业者得休便休。”
凡是亲友中有想学习幕学的人，汪辉祖必定先考察其才能见识。假如其人缺乏成为刑名师爷或钱谷师爷的资质，那么他会在四五个月内就令对方改学其他内容。去当童子师教书可以增长学问，经商做贸易可以发财。在汪辉祖看来，有才之人没必要一辈子从事幕业，那样会耽误自己的广阔前途；学幕未成之人，可以另谋出路的就另谋出路；如果已经入幕，那么有机会退出就退出吧！
汪辉祖的这种矛盾心态，在绍兴师爷群体中并不罕见。因为在科举制时代，师爷无论多么受幕主器重，毕竟不是有编制的国家公务员，更像是朝廷命官的门客、附庸。按照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入世精神，考上正式官员才是读书人的正经出路，幕业终究是剑走偏锋的不入流职业。
尽管如此，汪辉祖依然潜心钻研为幕之学。一方面，囊括各种执政技能的幕学是他日后为官领政的立身之本；另一方面，汪辉祖希望通过传播幕学来改善大清的吏治环境，因为清朝官员的政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爷的能力与人品。
二．就馆宜慎，不合则去
清朝并无正规的幕学培训机构，读书人主要跟着前辈师爷或从幕的亲友来进修幕学。师爷的工作场所通称“幕馆”或“馆地”，因此，从事幕业又被时人唤作“就馆”，师爷不再侍奉幕主即为“失馆”。
科举不易，入幕也难。尽管师爷是官员聘用的私人助理，不受编制限制，但岗位规模并不足以满足广大落第书生的就业需求。
汪辉祖说：“剧者需才至十余人，简者或以二三人兼之，其事各有所司，而刑名、钱谷实总其要。官之考成倚之，民之身家属之。”官员根据各部门工作需要来聘用师爷，就算是一人一岗，最多也只能招十几个人。更普遍的情况是，聘请两三位师爷来兼管几类事务。
由于岗位供应有限，所以师爷之间的就业竞争十分激烈。在各类师爷中，专业性最强、职能最为关键的刑名师爷与钱谷师爷，可以说是各单位抢着要的宝贝，一旦有哪位刑名师爷或钱谷师爷“失馆”，其他地方官府会争相将其揽入府中。而其他类型的师爷，专业含金量不高，所以就业率很低。
清朝幕业有行帮建立的关系网，入了行帮的幕友可以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师爷主要是通过师友、亲戚、同乡等人的引荐来“就馆”，这种就业方式在当时被称之为“荐馆”。
虽然汪辉祖入幕也是走这条路子，但他并不因幕友就业难度高而轻易就馆。入幕有风险，就馆宜慎重。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这样说：“幕宾之作善作不善，各视乎其所主。宾利主之修，主利宾之才，一其初本以利交。第主宾相得，未有不道义亲者。薰莸强合必不可久。与其急不暇择，所主非人，席不暖而违去之，不若于未就之前先为慎重。则彼我负心，目无掣肘之患。愈久而愈固，异己者亦不得而闲之。”
在汪辉祖看来，选择一个贤明的官员做幕主，是从事幕业最重要的一步。假如主官勤政爱民奉公守法，那么师爷就可以施展所学、行善积德；相反如果主官贪赃枉法残虐百姓，师爷也将堕落成为虎作伥的小人。汪辉祖一生正直廉明，最痛恨幕业败类，因此，他特别强调从幕之人应当慎择幕主，不要轻易就馆。
山西临汾人王亶望，曾任浙江巡抚。当时的浙江布政使是汪辉祖曾经辅佐过的孙西林。孙西林邀请好友汪辉祖再次入幕辅佐自己，却遭到汪辉祖的婉拒。
汪辉祖放弃就馆的原因很简单——与王亶望不好相处。
王亶望是乾隆朝的一个大贪官，贪污罪行之严重，仅次于大清第一贪官和珅。而孙西林却为人刚正，与王亶望势同水火。假如汪辉祖同意就馆，按照过去那样刚正不阿的态度辅佐好友，孙西林肯定会在仕途受挫；但是劝好友对王亶望虚与委蛇，又不符合自己的幕学之道。于是，汪辉祖只好婉拒好友的邀请。
果然，没过几年，王亶望因贪污罪被朝廷处斩，许多官吏被连坐斩首，早做回避的汪辉祖未受牵连。
乾隆二十七年，汪辉祖因处理陶世侃案得当而名声大噪。钱塘、嘉兴、海盐、平湖等县的县令纷纷向他发来聘书。经过认真思考后，汪辉祖最终选择了平湖县令刘国煊做幕主。
刘国煊素有贤明之誉，不仅为人清廉正直，而且意志坚定，不为非议所动。汪辉祖在多年从幕生涯中，主要担任负责断狱查案的刑名师爷，最需要的就是刘国煊这种类型的主官。事实证明，他的选择非常正确——在刘国煊的支持下他办了不少疑难案件，为自己、也为幕主博得了一时美名。
汪辉祖一生就馆最慎。不是自己认为值得辅佐的幕主，就不会就馆应聘。一旦入幕，则兢兢业业，绝无半途割席之事。
良禽择木而栖固然理想，可要是师爷与幕主无法配合默契，又该如何是好？
汪辉祖给同行的建议是“不合则去”！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公事公言，其可以理争者，言犹易尽，彼方欲济其私，而吾持之以公，鲜有不龃龉者……且宾之与主，非有势分之临也。合则留，吾固无负于人，不合则去，吾目无疚于巴。如争之以去就，而彼终不悟，是诚不可与为善者也。吾又何所爱焉。故欲尽言，非易退不可。此条专指主宾共一事，意见过异者而言。或遇荒不恤，或加耗太甚，及故出入人重罪之类，反复言之而不听，则去之可耳，若寻常公事，一时议论不合，不妨从容计较。”
师爷是官员聘用的助理人员，却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从属。准确地说，两者是主人与宾客的关系，而不是主人与随从的关系。师爷的职业道德中没有“唯主是从”这一条，恰恰相反，汪辉祖认为做师爷的应该公事公言，不当掺杂私心，更不能曲意逢迎幕主的私欲。
汪辉祖从幕多年，大多在州县官府就馆。州县官员是大清最基层的行政干部，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朝廷的司法断狱是否公平，钱粮征收是否合理，主要看州县官员的作为。而州县官员往往依赖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处理这些基本公务，特别是主持刑狱之事的刑名师爷，稍有错判就可能造成人命关天的冤案。
尽管走上了“以幕养学”的道路，但汪辉祖并没有因此成为衣食囚徒，而是致力于协助幕主平冤纠讹。每回查案，无不上依大清律例，下顺人情义理。有些腐败的幕主可能会以权谋私，要求刑名师爷利用律法漏洞罗织罪名、屈打成招，但汪辉祖始终坚持引经决狱、公平执法。在他看来，一个有职业操守的师爷必然会与利欲熏心的主官产生龃龉。
合则留，不合则去。留则同舟共济，鼎力相助；去则好自为之，求个问心无愧。这是儒家孔孟先师的做法，也是汪辉祖的信条。
从理想的角度说，幕主若是不能采纳师爷的忠直之言，也就失去了辅佐的价值；从现实的角度说，幕主私欲太重，势必会贪赃枉法。作为有良心的读书人，师爷不应该助纣为虐，更要当心惹火烧身。
当然，汪辉祖也不主张师爷动辄请辞。
主官和师爷在工作中碰到摩擦是常见的事。一言不合就出走，既没风度，也难成大事。该如何做呢？汪辉祖的建议是：遇到主官出现明显差错或判罚不公时，师爷应该据理力争，倘若反复谏言不被采纳，就可以“不合而去”了；如果只是在无关大是大非的日常事务上意见相左，就算谁也说服不了谁，也不必太过计较，求同存异，继续保持合作关系即可。
由于师爷隐于幕后的职业特征，致使其功业大小往往与幕主的政绩直接挂钩。幕主是个贤能的清官，师爷也自然能成为官场中受人尊敬的“名幕”先生；要是幕主不贤能，那么师爷肯定会牵连受累。这就是为什么汪辉祖极力倡导“就馆宜慎，不合则去”的道理。
此外，官员的俸禄来自民众上缴的赋税，而师爷的脩金是官员从俸禄中划拨的，从经济的角度看，两者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故而，贪官与恶幕沆瀣一气、鱼肉百姓之事，在乾隆朝后期屡见不鲜。汪辉祖亲历了乾隆朝吏治由清明到衰败的全过程，他痛恨那些为了脩金而坐视赃官虐民的幕友。
为了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汪辉祖一面选择贤吏为自己的幕主，精心辅佐他，一面参与科举考试，争取让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州县主官，以便为整肃大清吏治尽一份绵薄之力。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扮演哪种角色，他那颗赤诚之心永远不动摇，可以说，这才是大清一秘汪辉祖备受时人推崇的根本原因。
三．尽心事主，做事办案勿分畛域
选定一位贤吏做幕主之后，师爷的就馆生涯也就正式开始了。师爷佐治幕主，应当以什么为本？在汪辉祖眼中，“尽心事主”是为幕之本。如果连这一条都做不到，就不要来侮辱“幕友”这一关系到大清政治正常运转的职业。
“慎重就馆”是为了避免遭遇品行不端且缺乏发展前途的幕主，“不合则去”是为了避免被刚愎自用或贪赃枉法的幕主牵连。然而，一旦选定了效力对象，师爷就应该尽心尽责地辅佐幕主，这是从幕人员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士人不得以身出治，而佐人为治，势非得已。然岁脩所入，实分官俸，亦在官之禄也。食人之食而谋之不忠，天岂有以福之？且官与幕客，非尽乡里之戚，非有亲故之欢，厚廪而宾礼之，什佰于乡里亲故，谓职守之所系，倚为左右手也。而视其主人之休戚，漠然无所与于其心，纵无天谴，其免人谪乎？故佐治以尽心为本。”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幕友的脩金是从幕主的官俸中分出来的，拿人家的薪水，就要忠于人家的事业。幕友是幕主的左膀右臂，二者理应休戚与共，不尽心尽力工作的话，就算老天不惩罚，也难免遭人贬谪。所以说，幕友佐治当以尽心事主为根本。
汪祖辉提倡“尽心事主”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挽救当时幕道衰落的社会风气。
前面说过，清朝的地方行政实际上被师爷、胥吏、随从三类人所把持，受聘于幕主的师爷，同时履行监督胥吏们的职能。可是随着乾隆朝后期吏治走向腐败，师爷、主官、胥吏往往勾结在一起，欺上瞒下，无恶不作。幕学贬值，幕风日下，幕道已衰。为幕三十余年的汪辉祖对此痛心不已，他在《学治臆说》中追忆往昔，大发感慨：“为之主者敬事惟命，礼貌衰，论议忤，辄辞去。偶有一二不自重之人，群焉指目而讪笑之，未有唯阿从事者。至余三十七八时犹然，已而稍稍委蛇，又数年，以守正为迂阔矣。江河日下，砥柱为难。甚至苞苴关说，狼狈党援，端方之操，什无二三。”
当初汪祖辉从幕之时，官场风气还没坏。大家都很敬业很讲原则，没有人阿谀奉承自己的幕主，偶尔有一两位不自重的幕友，也会被同行耻笑。但是到了后面，官风已经变坏，恪守正道的幕友反而沦为少数派，被众人嘲讽为迂阔不知变通之人。渐渐的，操行端方的师爷已经不足十分之二三。
“幕道难矣！”汪辉祖由衷感叹道。幕道之难，一在精通律例、钱谷等专业技能，二在能坚持佐治之人所应有的职业操守。
嘉庆元年（1796年），汪辉祖一生最尊重的知交师友，东阁大学士王杰说：“今日幕道日非，恐不能造就人才。”这也是汪辉祖毕生研究并推广幕道的重要原因。
乾隆嘉庆年间的幕道衰落，主要表现为三点：
其一，师爷们做事缺少责任感，工作不尽心。
其二，贪污受贿，阿谀奉承，与主官同流合污。
其三，专业技能素养大大下降，才力不足以理政治民。
汪辉祖在《梦痕录余》一书中指出：“近见入幕者，不必衡品，不必课学，律义可不解，例文可不读……累官累民，动辄流毒。论者或疑其有欲，余独愍其无知。”
官府对入幕之人的考核松弛，导致许多刑名师爷的业务水平太差。由于科举只考儒家学问，与刑名关系最大的法家学说往往被科举出身的官员丢弃一旁。大清的司法水平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案官员聘请的师爷所具备的能力，假如连刑名师爷都对大清律例判词不熟悉，那地方司法差不多要完蛋了。
汪辉祖认为，师爷业务能力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尽心”。他在《佐治药言》中指出：“心尽于事必竭所知所能，权宜重轻，顾此虑彼，挽救其已著，消弭于未然，如后之检更、省事、息讼、求生、体察俗情、随几杜弊诸条皆是也。首揭尽心二字，乃此书之大纲，吾道之实济。”
只有尽心事主的人，才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本领，想幕主之所想，急官府之所急。只有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幕友才会认真研读大清律例，仔细审查每一个案件，时刻注意提醒幕主不要出错。倘若为幕不尽心的话，师爷肚子里再有学问，也只会荒疏政务，既会使百姓蒙冤受屈，又会让幕主遭到台谏弹劾。佐治之人最大的失败，莫过于此。
尽心事主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在办事时勿分畛域。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这样说：“州县幕友其名有五，曰刑名，曰钱谷，曰书记，曰挂号，曰征比……直须以官事为己事，无分畛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后可。”
按照职能划分，州县的师爷通常有五大类。一是刑名师爷，二是钱谷师爷，三是书记师爷，四是挂号师爷，五是征比师爷。其中最重要的是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由于分工不同，所以各类师爷难免会产生一些本位主义思想。只管自己眼前一片，完全不理会其他的官事。
就实而论，畛域之见（本位主义）是官僚政治的一大弊病。各部门以职能分工不同为借口，相互踢皮球。结果官府的职能形同虚设，官吏们沦为混吃等死的寄生虫。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有这样的言论：“盖宅门以内，职分两项，而宅门以外，官止一人。”虽然在内部，政府各部门是有分工的，但在对外时，政府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的谋略再高明，也抵不过两个人加起来的智慧。假如以事不关己为由，坐视隐患变大，或者以自己专司为由，拒绝接受旁人的任何意见，都不是奉公敬业的行为。
汪辉祖非常反对这种工作态度，他认为办事“无分畛域”才是正确的为幕之道。把官府公事当成自己的事，不要抱有畛域之见。发现问题就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主官乃至整个衙门分忧解难，佐治之人，理当如此。
汪辉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最初从事幕业的动机是“以幕养学”，但入幕后，他的主要目标转变为尽心辅佐贤吏，维护一方司法公正。从事幕业三十余年，汪辉祖断案无数，甚至曾经因为据理力争而被幕友们排挤，但他自始至终秉承尽心的原则，做事不分畛域。
也正因为如此，汪辉祖才能成为一代名幕。每次辞别旧幕主，都会马上受到各地方官府的热情邀请。坚持原则的人有时候比较孤独，但这份宝贵的职业操守，恰恰提升了他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使他赢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汪辉祖的经历雄辩地证明了其幕学思想的价值。
如果发现分外之事存在问题，可能影响整个大局，那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身为局外之人，说话不能颐指气使，不可让人颜面尽失，否则不但起不到提建议的效果，反而会与人结仇。
“行贵方，智贵圆。”汪辉祖在力倡“尽心事主”和“做事勿分畛域”的同时，也提出了妥善进言的具体策略。他在《佐治药言》中说：“特舍己从人其权在我。而以局外之人效千虑之得，则或宜委婉或宜径直，须视当局者之性情而善用之。否则贤智先人，转易激成乖刺耳。此是忠告善道之法。人情喜曲恶直，总以委婉为佳。”
师爷应当根据当局者的性情特点来调整谈话方式。有时委婉的方式比较妥当，有时应该直截了当，但要记住自己是给他人提忠告，而不是为了嘲讽刺激对方。根据人之常情，汪辉祖认为谏言还是以委婉的方式为妙。
四．忠言直谏，报德莫如尽言
做事勿分畛域，知无不言。尽心事主，言无不尽。在汪辉祖的幕学思想中，“尽言”与“尽心”是一体的，唯尽心者能尽言，唯尽言者可称尽心。
需要注意的是，汪辉祖的“尽心”说，绝不是那种通过揣摩主人心意而投其所好的钻营之术。他并不主张师爷绝对服从幕主的意志，否则，师爷和仆从没什么两样。师爷既是幕主的助理，也是座上宾客。幕主待师爷以厚礼，师爷事幕主以忠敬，这种互动关系才符合汪辉祖的自我定位。
自古以来，忠言直谏都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
针对这一点，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尽心云者，非构主人之意而左右之也。凡居官者，其至亲骨肉未必尽明事理，而从仆胥吏类皆颐指气使，无论利害所关，若辈不能进言，即有效忠者，或能言之，而人微言轻，必不能劝其倾听。甚且逢彼之怒，谴责随之。”
做官的人大多有官脾气，对仆从和胥吏往往颐指气使，而且他们未必都明白事理，让其他人很难直言进谏。身份卑微之人可能忠心耿耿，也愿意直言进谏，奈何人微言轻，忠告未必进得了为官者的耳朵，若是碰上官员心情不好时，更会遭到一阵斥责。而师爷由于身份地位特殊，往往最受幕主信赖，也最利于向幕主进谏。
汪辉祖说：“惟幕友居宾师之分，其事之委折既了然于心、复礼与相抗，可以剀切陈词，能辩论明确，自有导源回澜之力。放必尽心之，欲言而后为能尽其心。”
师爷是幕主的座上宾，还同时扮演着业务指导老师的角色，这使得师爷能在礼仪上与主官分庭抗礼。由于具体操持政务，师爷往往最清楚争议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他们提出的意见，幕主不能不认真听取。而且只要道理讲得通透，幕主就会被说服，改变之前的错误决定。由此可见，师爷有力挽狂澜的能力，只要他们尽心敬业，就能为幕主弥补各种潜在的过失和错漏。
在汪辉祖看来，师爷和主官的关系首先是一种利益关系。师爷从主官那里获得脩金养家糊口，主官则借助师爷的才干来建功立业，双方可谓互惠互利，共创功名。但是，师爷和主官又不仅仅存在利益关系，双方在互利的基础上，还以道义结交，视彼此为同心同德的合作伙伴。
从幕的师爷往往是科举不第的读书人，朝廷命官聘用他们为幕友，一方面解决了其经济困难，另一方面也给予了他们较高的礼遇。换言之，主官在经济上与精神上都对师爷有着“知遇之恩”。
如何回报这份“知遇之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师爷从此唯幕主马首是瞻，奉行愚忠的理念，幕主干非法勾当，师爷也甘做帮凶。汪辉祖把这种人视为幕业败类。
“报德莫如尽言”，这是汪辉祖的信条。不因忠人之事而泯灭是非曲直，反而以幕友的身份建议幕主恪守人间正道，汪辉祖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
怎样才称得上是“尽言”？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给出了一个定义：“如遇地方有利，当兴，有弊，当革，刑罚不平，催征苛急，与夫弭盗、救荒、劝学、除暴皆须通盘熟筹，忠告善适，傅见诸施行为，一方作福。此之谓能尽言。”
这段话的意思是：遇上该做的利国利民之事时，应该进言；遇上必须革除的社会时弊时，大胆进言；刑罚不公平，百姓有冤屈时，果断进言；催征赋税过于苛急，增加百姓负担时，必须进言。总之，凡是涉及一方政事的，例如防盗、救灾、办学、除暴等事务，师爷一定要全部了如指掌，并能给幕主提出周全的应对方案，否则，一对不起自己从小苦读的圣贤之书，二对不起天地良心，三对不起百姓的期待，四对不起支付脩金的幕主。报德莫如尽言，佐治首长的秘书助理们都应该牢牢记住汪辉祖的这句话。
从本质上说，汪辉祖的“尽言”观念不仅是幕友的职业操守，也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必要修行。
古谚有云：公门之中好修行。古人把政府机关称为公门是有道理的。政府监管着三百六十行的秩序，先天具有公共属性，虽然君主制时代的政府是帝王专制的爪牙，在实际操作中官吏徇私枉法之事很多，但按照历朝历代主旋律的说法，政府就是管理各种社会经济事务的“公门”。
从理论上说，为政施治第一原则就是公私分明。但“公门”之人手中握有权力，很容易被心中贪欲吞噬，沦为鱼肉百姓的赃官恶吏，这种情况在历朝历代屡见不鲜。一政之善，功德广大；一政之恶，为害无穷。因此，为政施治不可以不审慎，不能不奉公去私。
汪辉祖久经官场，对公门积弊洞若观火。他认为师爷有必要为澄清吏治贡献一份力量。虽然师爷没有权力直接改变主官的决定，但应该做到随时随事尽心尽言。公门之中好修行，安世济民就是最大的修行。特别是在时人普遍认为从事刑名工作有损“阴德”的舆论环境下，对幕主尽心尽言，纠错政、平冤狱，却是师爷修行功德、争取子孙福报的最佳途径。
“尽言”，光是敢于直言还远远不够，善于抓住有利时机，运用合适的方式提意见，才符合汪辉祖的标准。
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说：“官以利民省事为心，非有异于幕也。然幕据理法心可径行，官兼情势，心难直遂。民之情，可以诉官，而官往往不易转达于上官。纳于口者，不能尽呈所言；怵于威者，又恐逢彼之怒。略涉瞻徇，便多迁就。此处能于心无负，方见平日立身功效。”
为民谋利，俭省政事，是主官与师爷执政的共同出发点。两者的区别在于：师爷只要按照律法和良心办事就足够了，而主官不得不考虑方方面面的复杂情势，很难按照自己的本心来办事。
老百姓可以向官府反映情况，而官员向上级转达民情却非易事。不善言辞者很难充分表述自己的意见；对权威心存恐惧之人，又会担心自己恰好碰到上司发怒的时候而不敢轻易进言。无论怎样，结果都是不能做到“尽言”。
在向上级转达民情的时候要先试探上司的口气，观察其情绪如何。假如上司正在气头上，情绪激动，就一带而过（因为他们此时不具备冷静思考的能力），待到上司情绪平和之时，就把百姓的情况尽数道出。
想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在讲究尊卑的年代，汪辉祖能与上司坦然相对，不卑不亢，无愧于心，除了平时修行严格、读书历练够多、学问技能功底扎实、能提出中肯的对策这些原因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没有把自己当成幕主的奴仆，而是保持着自己人格的独立性。佐治主官尽心尽言，提建议时讲究方式方法，但对上司不阿谀，不欺瞒，这才是正确的从幕之道。
国家律法是统一的，但如何援引律法处置政务，则是千个人有千条道。主官与师爷所处的位置不同，学问底子也有差异，对某件事务的看法可能存在分歧。而寻常幕友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大多当面不提异议，却往往在背后腹诽不已。
汪辉祖认为这并不符合幕友“尽言”之道。
在他看来，幕友有意见应该当面向主官提，只是语气要委婉，别太刺人。假如确有道理，措辞妥当，主官也会听从谏言，同僚也会转而支持。那些当面不敢谏言，却在背地里说怪话的人，既不足以交友，也不足以事上。而且他们的话被人传出时，肯定会被添油加醋，反而更容易触怒别人。所以说，与其背后议论纷纷，不如当面尽言婉诤。
五．读书贵致用，公事当精熟
汪辉祖在官场奋斗数十载，常常见到同僚们在工作闲暇时饮酒下棋，闲谈送日，偶有看书者，也是拿小说野史来消遣。在他看来，这些习惯对幕业没有任何益处，不如读书修身。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有这样的言论：“学古入官，非可责之幕友也。然幕友佐官为治，实与主人有议论参互之任，遇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
在科举制时代，读书是为了考试，考试是为了做官。主官与师爷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前者通过了国家统一组织的科举考试，而后者是落榜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师爷这碗饭随便能吃。因为师爷以佐治为天职，是幕主的个人助理兼专业顾问，他们经常要“引经决狱”，不熟读儒家经典，就根本完不成任务。
科举选官模式的一个重要弊病是，官员“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专业技能与岗位要求不对口：儒家的《四书五经》博大精深，却偏偏没有教人如何处置诉讼，如何发展农桑，如何均平徭赋；读书人的八股文章写得再好，也未必能写出一份严谨精当的公文；空谈圣贤大道，轻视实用技艺……这些都是儒家学派最主要的弱点。许多读书人深知这些不足，在熟读儒家经典之余，也广泛涉猎其他学问。
按照儒家以德治国的观念，礼义教化才是第一位的，刑狱之事只是辅助手段。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支持社会运转的恰恰是法律政令，而非空洞的礼义教化。
按照通常说法，古代王朝采取的是“表儒里法”的治理模式，只是每个朝代的“表儒里法”具体表现不同罢了。
在秦汉之时，官员是从文法吏中提拔的，法律政令基本功极其扎实。所以，秦汉时代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幕业。大清的情况不同，官员往往能熟背孔孟之语，却不大精通大清律例。于是乎，“表儒”由主官来做，“里法”交给刑名师爷、钱谷师爷去操持，故而当时的人把进修幕学称之为“习法家言”。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的司法实际掌握在刑名师爷的手中，刑名师爷的业务水平高低，直接决定了大清法制状况的优劣。
乾隆后期到嘉庆年间，无论是朝中大学士，还是像汪辉祖这样的幕友，都在感叹“幕道日下”。比起品行的恶劣，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从幕之人不学无术，业务能力低下。
汪辉祖针对这一点，曾经在《梦痕录余》中抨击道：“律义可不解，例文可不读……累官累民，动辄流毒。论者或疑其有欲，余独愍其无知。”有些从幕之人制造冤假错案，未必是私心太重，也可能是无知或无能所致。
汪辉祖与当时许多文人不同，其学术思想更重视经世致用。他曾经教导后学汤金钊“学必求其可用”。朝廷的法律政令和基本国策应该一一吃透，古今社会变迁的规律也要认真研究。至于那些寻章摘句的训诂之学，对经世济民没什么益处，此类书籍文章不妨少读。
为此，汪辉祖一直致力于总结经验，弘扬幕学，试图导正日趋衰败的幕业。他长期以幕养学，最重视学问的实用性，对同时代读书人不切实际的学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卷五《读书以有用为贵》中有言：“所贵于读书者，期应世经务也。有等嗜古之士，于世务一无分晓，高谈往古，务为淹雅，不但任之以事，一无所济；至父母号寒，妻子叫饥，亦不一顾。不知通人云者，以通解情理，可以引经制事……否则迂阔而无当于经济，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世何赖此两脚书橱耶！”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读书就是为了经世致用的。有些好古的读书人对今世事务一窍不通，以言必称古代为风雅。就算授予职权，他们也根本做不来实事。看似满肚子学问，实际上连父母妻子的温饱都解决不了。此等迂阔腐儒读书再多，也不过是个百无一用的“两脚书橱”。
这番辛辣的吐槽，源于汪辉祖从幕多年目睹的官场现象。
有些官员不屑于读儒学之外的书，不加强业务学习，导致自己的实际执政能力迟迟没有进步。他们只能做个甩手掌柜，把一切公务都丢给师爷、胥吏、随从们打理，由于自己不通政事，也检查不出师爷、胥吏、随从们有没有弄虚作假。如此一来，主官看似落得轻松自在，实则沦为部下们的提线木偶，不仅会被下面的人玩得团团转，也迟早会被上司罢免。
主官不熟律例，可以聘请精通法律的专业人才做刑名师爷，而师爷自己要是不熟悉律例，且不说就业困难，就算有幕主聘用，也迟早会误大事。
那学幕之人应该怎样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呢？
汪辉祖在《梦痕录余》中指出：“学必求其可用，凡朝廷大经大法，及古今事势异宜之故，皆须一一体究，勿以词章角胜。无益之书，不妨少读。”
对于从政之人而言，最基本的致用之学是本朝律例。法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土地、房宅、婚姻、债务、贼盗、人命、斗殴、欺诈、诉讼等内容无所不包。州县官员治理一方，主要是处置这些日常琐事，汪辉祖提倡官员和幕友都应该熟读大清律例，并在执法实践中融会贯通。
在当时，刑名师爷辅佐主官办理案件，常常要面对讼师（古代的律师）的诘难。讼师无不是能说会道且精熟律条之人，倘若主官的法学素养太差，很容易被讼师的诡辩带进沟里，错判案件。可如果连刑名师爷也业务不熟，不仅会被讼师牵着鼻子走，更无法弥补主官的技术短板。
除了熟读律例之外，师爷还应该读什么书呢？针对这一点汪辉祖认为：“公事稍暇，当涉猎诸史，以广识议。”
执政以处置实事为重。朝廷律法案例虽然多如牛毛，但国情民生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律例条文，因此，在不违反国家法令的前提下，官员和师爷必须要学会动脑筋妥善解决法律规定之外的疑难。
既然法无明文、案无先例，又如何判断是非曲直呢？汪辉祖总结道：“凡意计不到之处，剖大疑，决大狱，史无不备。不必凿舟求剑，自可触类引申。”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各种奇事奇案层出不穷，假如本朝律例缺乏准绳，那么从史书中寻找类似的案例做参考，是一个可行之法。作为师爷，在平时多读史书，储备厚实的学问功底，决狱之时才能如鱼得水，减少差错率。
读书人最初往往是理想主义者，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影响，有治理一方、造福百姓的远大志向，但是，志向不能当饭吃。假如没有才能打底，图治之心再坚忍不拔，也不过是志大才疏。才能平庸而心思正派的官员，往往被内外左右之人架空，最终要么同流合污，要么被排挤出局。
鉴于多年亲眼见证的种种教训，汪辉祖建议为官之人也要尽可能地多读律读书，不要过分依赖师爷、胥吏、随从的力量。主官自己擅长政事，才能赢得部下的敬重。师爷也会更加卖力佐治，尽心尽言，一展平生所学。
纵观汪辉祖的一生，从幕时间极长，真正做官的时间反而少，这主要是因为他很晚才通过科举考试。长期的就馆阅历，锤炼出其卓越的理政之才，尽管他在湖南执政时间不长，却得到了“湖南第一好官”的美名，朝野贤达也称赞其卓越才华与正直人品。可以说，正是因为在从幕期间精熟刑名、钱谷等实务，汪辉祖才脱颖而出的。
当其他师爷在游戏、放纵之时，汪辉祖却勤勉读律、广涉诸史，两者之间因此产生的差距，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总之，正是良好的学习习惯，造就了汪辉祖这位了不起的大清一秘。
六．称职在于勤
在中国古代王朝中，清朝行政效率之低下也是有目共睹的。一方面，不少地方官吏醉心于权力场的争斗，精力完全不在公务上；另一方面，官场上下普遍弥漫着拖沓观望的不良风气，勤政敬业之人反倒被嘲笑为傻子。
公门中人吃着朝廷定期发放的俸禄，忙也是一天，拖也是一天，对生计全无影响，但百姓不同。百姓以农工商业为营生，一天不劳作就少了一天的收入，为了解决某事跑官府，倘若官吏办事懒散拖沓，岂不是耽误了人家的生计？
汪辉祖结合自己多年的办案经验，算了一笔账。
乡民起大早进县府办事，如果衙门在午前解决问题，他就可以回家了。假如官吏拖延到午后才解决问题，他就不得不在城里找旅馆住，这样，他不光少了一天的收入，还要搭上住店的费用。所以说，官吏要是稍微勤快一点，老百姓就不至于损失那么多经济利益。
除此之外，勤勉政事的另一个好处是便于上级督查工作。
问题一出现就即刻办理，事情头绪清楚，稽查起来也简易明了。假如积压政事，一天滞留一个待办事宜，两天就滞留了两件事，久而久之，积重难返，清理也更加困难。事情多到办不完，官吏势必会为了追求尽快解决而敷衍了事，那些狡猾的胥吏和讼师就会趁机浑水摸鱼，让吏治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河中船只来来往往，有序而行，原本不会雍塞河道，可是假如有一条船滞留不去，很快就会挡住后面的船只，把河路堵得终日不通。处置政务也是一样。主官和幕友勤于办公，哪怕政事繁剧如山，也能及时解决，给自己留出更多闲暇。反之，倘若主官和幕友疏于政务，就算政事简单也会头绪杂乱，让人劳神费心。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古云勤能补拙，又曰业精于勤，故才钝而勤，则于事无滞；才捷而勤，则所为必工，以孔子大圣犹敏于事，幕客学识有限，其敢怠忽乎哉？”
才能平平的勤快人，同样可以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假如才思敏捷而做事勤快，更是可以建大功、成大业。师爷的学问另说，最重要的是保持一个“勤”字，否则，就办理不好幕主的事务。
汪辉祖认为，怠政的危害比贪污和酷刑还严重。他对这种官场恶习非常痛恨，始终在自己的著述中倡导勤政作风。
怎样才能成为得民心的称职好官？对此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总结了四字口诀——“清、勤、慈、惠”，其中“勤”是根本中的根本。
勤政不光是为政品德问题，也是避免司法工作混乱的重要保障。汪辉祖说：“兢兢焉，守绝一尘矣，而晏起昼寝，以至示期常改，审案不结，判稿迟留，批词濡滞，前后左右之人，皆足招摇滋事，势必不清，何慎之有？”
刑名师爷执掌刑狱，轻则涉及经济损失，重则关乎人命安危。有些官衙因为懒于政事，常常修改公示日期，审案也不及时结案，判词也不及时宣读，这就让那些试图钻法律空子左右案情的人有了活动的空间，司法不公现象也由此产生。因此，汪辉祖把勤政看作是衡量官吏是否称职的首要标准，在他看来，唯有勤勉做事之人，才能真正处置好政务。
历史上对官员的考核标准有很多，但归根到底，不离“才、德”二字。其中“德”主要指为官廉洁不贪，有忠孝操行。在儒家以德治为主旋律的思想中，清官就是好官，无论其政绩是否突出，办事是否快捷，都会被提拔升迁。
汪辉祖阅官无数，也曾接触过官品廉洁却处置不好政务的“好官”。这些“好官”未必真的毫无能力，只不过他们和大清朝多数官员一样，不得不依赖师爷和胥吏来办公，当个只会盖章的“甩手掌柜”。这样的“好官”看上去是“无为而治”，实际上却完全失去了对下属的控制，给师爷和胥吏创造了营私舞弊的条件。到头来，下属的不法之举被查出来，“好官”也被连带问责，那就连“盖章”的工作都没得做了。
如何避免这个教训？汪辉祖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一个“勤”字。做官应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老是假手于人。
《学治臆说》中有言：“事无巨细，权操在手，则人为我用。若胸无成见，听人主张，将用亲而亲官，用友而友官，用长随吏役，而长随吏役无一非官。人人有权，即人人做官，势必尾大不掉，官如傀儡。稍加约束，人转难堪，甚有挟其短长者矣。国人知有穣侯、华阳，而不知有王，速败之道也。故曰：官须自做。”
汪辉祖主张主官要牢牢把握决定权，否则，反而会被他人操控。假如胸无一策，事事听人主张，肯定会沦为他人的傀儡。为了避免主客颠倒，主官应当亲自操办政务。自己勤于政事，则胥吏百弊自然消除。
勤政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清朝官场有很多繁文缛节，迎送应酬之事极多，大大干扰了衙门的日常工作。汪辉祖素来洁身自好，不参加这种与公务无关的活动。但主官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为此分心。汪辉祖从幕期间常常劝主官应酬从简，提高办事效率，而他自己做官时，也主动申请在“简僻地区”工作，因为那种穷乡僻壤少有迎送应酬，更利于专心尽职。
无论是做师爷还是做县令，汪辉祖都兢兢业业，因为他很清楚，勤政不光影响政绩考核，还关系官吏乃至朝廷的政治信用。
《佐治药言》中有这样的言论：“官能予人以信，人自帖服。吾辈佐官，须先要之于信。凡批发呈状，示审词讼，其日期早晚，俱有定准，则人可依期伺候，无废时失业之虑。期之速者，必致与人之诵，即克日稍缓，亦可不生怨言。第欲官能守信，必先幕不失信。盖官苟失信，幕可力尽。慕自失信，官或乐从。官之公事甚繁，偶尔偷安，便逾期刻，全在幕友随时劝勉。至于幕友不能克期，而官且援为口实，则它之不信，咎半在幕也。”
官员想得到治下百姓拥戴，就必须示人以诚。例如战国政治家商鞅为了推行变法，先徙木立信，方赢得了秦国百姓的支持。佐官为治的师爷，同样要树立起自己的政治信用。
刑名师爷审批法律公文与宣示讼词，都要遵循一个固定的日期，这样才能让人根据日期来办公。若能提前完成工作，自然能得到称颂，假如因故进展稍缓，只要合理说明情况，也不致招来埋怨。
汪辉祖认为，想要保护主官的政治信用，幕友自己首先要诚信做事。幕友讲究诚信，即便是主官失信了，也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力挽狂澜；假如幕友自己不讲信用，那么主官恐怕也不会在乎自己的信誉，因公务繁重难免心生倦怠，忍不住偶尔偷闲。官府上下这一松懈必定会导致公务逾期，引发一连串的不良反应。所以汪辉祖强调，幕友不仅要随时劝勉自己的幕主勤勉施政，更切忌连自己都荒疏懈怠。
比起官府失信，怠政对百姓的杀伤力更是巨大。特别是对不幸遭遇饥荒的灾民。
当时各地灾害频发，开仓赈济是各官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懒散惯了的官吏们，往往延续着平时的怠惰恶习，公布开赈日期后又经常改动，搞得民怨沸腾。
汪辉祖对这种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开赈既示日期，饥人四面将至，万不可改，致误民命。如示期本迟，而欲改早者，愈早愈妙。”
吃赈灾粮是饥民们唯一的生存希望。一旦得知开仓日期，四面八方的饥民都会聚集到官府。到那时候官府再说变更日期，只怕会生出民乱。所以，官府一旦贴出告示，万万不可再改动。假如实在要改的话，越早越好，不要等事到临头再改。这种人命关天的事，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拖沓。
总之，官员或幕友必须勤于政事，连勤政都做不到的人，不是称职的大清官吏。
七．宾主各有本分
师爷并非幕主可以呼来喝去的附庸，而是幕主的佐臣与师友，双方的关系更接近战略合作伙伴。因此，师爷在幕府的地位很高，几乎可以说是仅次于幕主的第二号实权人物。
汪辉祖脾气比较硬，敢于据理力争驳回幕主的决定，甚至主张“就馆宜慎，不合则去”。在他看来，师友与幕主的人格是完全平等的。但与此同时，汪辉祖也特别强调对待幕主要恭敬，不能简慢忘形，事上也有正道可循。
汪辉祖以刚直著称，却也深知圆通处世的必要性，他说：“获上是治民第一义，非承奉诡随之谓也。为下有分，恃才则傲，固宠则谄，皆取咎之道。”
与上司搞好关系，是打通职场的基本原则。官大一级压死人，没有上级的支持，为官治民寸步难行。但“获上”并不等于要阿谀奉承幕主，因为那样的话，还不如“不合而去”。汪辉祖的“为下有分”学说，讲究一个中庸之道。从幕之人既不能恃才傲物，当处处得罪人的刺头，也不能为了邀宠而谄媚无度，这两种做法都不会有好下场。
那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汪辉祖认为幕友佐治幕主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取信于上，以朴实自居，以诚信对待幕主。
如何在不拍马屁不行贿的前提下取得上司的信任呢？汪辉祖的答案是朴实做人，诚信做事，总之是不要欺瞒上司就对了。
汪辉祖的《学治续说》中有言：“天下无受欺者，矧在上官，一言不实，为上官所疑。动辄得咎，无一而可。故遇事有难为及案多牵窒，宜积诚沥悃陈禀上官，自获周行之示。若诳语支吾，未有不获谴者。苍猾之名，宦途大忌。”
汪辉祖的这段话颇耐人寻味。当时许多胥吏和师爷一边拍马屁来博得上司的好感，一边瞒着上司做不法之事。正直的吏员往往被疏远，得不到上司的器重。然而，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极为普遍的情况下，汪辉祖依然坚持“苍猾之名，宦途大忌”的观点。此举不单需要坚持正义的勇气，还需要洞察官场兴衰的智慧。
按照大清的体制，文化素质较低的胥吏，没有什么晋升空间，但文化水平较高的师爷，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来争取正式做官的机会，也可以辅佐更高级别的官员，仕途出路还是比较广阔的。
师爷久经官场，熟悉政务，人脉广阔，就算科考不第，也会收到各地总督、巡抚等大官的聘书，但前提是其在幕业的口碑较佳。若是师爷欺骗幕主、中饱私囊，在业内落下了恶名，那么就不会再有官员愿意做冤大头了。
其二，直而不肆。向幕主请示时，态度应当不卑不亢，措辞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师爷主要是通过献计献策的方式来佐治幕主，其中的关键在于能让对方采纳意见。两千余年前的战国法家学者韩非子曾经写过一篇《说难》，把游说主君的种种阻碍剖析得明白如画。“习法家言”的汪辉祖自然明白此中道理。他一生辅佐过十六位幕主，每位幕主的性格与价值观各不相同，对如何说服幕主，他有一套完善的对策。
汪辉祖的《梦痕录余》中有言：“上官躁静不同，宽严亦异，要之理无不明，莫难于事。非笔墨可申，不得不为面请者，宜预先积诚，将案情委曲筹定，然后据实面陈。理直则气壮，气壮则辞达，必能动听。上官变色厉声，更当从容辩说，力期自伸其理，断不可游移唯诺，转为上官所轻，事致掣肘。遇委审事，尤不宜先请宪示，以致委蛇绌法。”
幕主的性格千差万别：有的急躁，有的安静，有的宽厚，有的严苛。所以幕友必须针对幕主的性格作风来选择合适的进言方式。但不管怎样，汪辉祖始终坚持三个原则：
一是据实禀报案情原委，以理法为凭据。因为道理硬正、有法可依，进言才能底气十足。底气十足，不恐不慌，才能把问题解释清楚，让幕主信服。
二是遇上幕主勃然大怒时，必须从容辩解，据理力争，不能胆怯游移，否则，幕主会看轻幕友的水平，不仅不听从其合理意见，还可能在日后的工作中暗暗掣肘。
三是遇到案件，不宜先请示幕主。倒不是汪辉祖恃才托大，而是审案治狱贵在公平，如果先请示幕主，自己断案时难免会受其私人意见干扰。因此，汪辉祖基本上是处理好案情后再向幕主汇报。
汪辉祖的进言之道已达内方外圆之境界，既能说服上司采纳，又不违背律法良心，也不让宾主之间产生龃龉。
其三，稳重立身，做事本分。
在今天，职场更推崇“会来事”的人。“会来事”意味着八面玲珑，善于投人所好，搞好人际关系，这类人特别能讨上司的欢心。而那些不会“来事”的勤勤恳恳工作的老黄牛型部下，大多被埋没终身，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其实在汪辉祖所处的时代，官场流行的价值观也与此差不多，可是，汪辉祖却依然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不迎合这种世俗观念。
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说：“向稳处立身，办本分之事，用亦可，不用亦可，舍己徇人，断断不可。”
稳重为人，本分做事，保持自己的本色，这是汪辉祖在官场立身的信条，他极力反对那种“会来事”者舍弃自己本色迎合上司喜好的做法。
在寻常的幕友和胥吏看来，巴结上司是牟取更多利益的绿色通道，为了赢得上司青睐，放弃自我以迎合对方心意是必需手段。他们实际上已经把自己视为官员的附庸。汪辉祖的处世观则与他们不同。他从事幕业，一方面是为了“以幕养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辅佐幕主推行善政。他从来没把自己当成谁家的奴才，也从不认为幕主的人格比自己高一等。
这种自我定位的差异，决定了汪辉祖不可能一味巴结上司。用我也可，不用我也可。尊重我，愿意听我的计策，我就留下；不尊重我，不肯听从我的计策，我就离开。合则留，不合而去，问心无愧，本分为人。
其四，虚心为上，不贪功诿过，不恃宠而骄。
老话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汪辉祖身为大清第一名幕，智慧不可谓不超群，然而，他却从不恃才倨傲。幕友的智慧不一定比主官优秀，但主官身在其位，考虑的利害问题很复杂，所以决策时不免会产生动摇。幕友（特别是刑名师爷）佐治以理法为立足点，不会被形势舆论扰乱心神，可以避免当局者迷的弊端。只有明确自己的职责所在，摆正自己的姿态，才能做一个优秀的佐治之人。
需要注意的是，虚心做人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要退在人后，遇到当为之事时应当敢于挺身而出。虚心待事之人，不贪功诿过，不恃宠而骄。贪功诿过是责任心不强，恃宠而骄是修为太差，这两种不良风气都会影响师爷的佐幕工作。汪辉祖久经宦海，看过太多贪功诿过的胥吏与恃宠而骄的幕友，也听闻过不少主官被部下连带追责的情况，故而特意以此提醒后人。
其五，公私分明，公事不辞辛苦，私人尤不可为。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幕客以力自食。名为佣书，日夕区书，皆吏胥之事。可官声之美恶系焉，民生之利害资焉，非与官民仅有宿缉，缀不可久居此席者。自视不可过高，高则气质用事，亦不可过卑，则休戚无关。一幕客耳，而曰，官声之美恶系焉，民生之利害资焉，居其位者，不为不重。抑思所系所资无非地方，敢掉以轻心乎？”
主官的政绩和名声好坏，州县的民生利害状况，不仅仅与官民自身有关，也与佐治主官的幕友脱离不了干系。汪辉祖认为，幕友虽然不是在编的正式官吏，但实际上居于施政治民的主要位置，责任重大，不可掉以轻心。因此，为幕佐治，不能自恃过高，也不能过于谦卑。自恃过高者刚愎自用，容易意气用事，到头来上折主官声威，下损百姓利益；而过于谦卑者起不到应有的佐治作用，会沦为吃闲饭的无用之辈。
那应该怎么做才好呢？汪辉祖认为关键在于公私分明。
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说：“服官之义，唯上所使。上官以公事见委，艰苦皆不可辞，使我以私，必当自远。不特私事也，名为公事而行私意于其闲，一有迎合便失本心。为之愈熟，委之愈坚，其势必至丧检骫法。此当于受知之初，矢以朴诚，不知有私，惟知有公。上官以为不达权宜，便是立身高处。”
师爷作为幕主的心腹属员，应当为上司分忧。但要注意区分公事私事。上司交代的公事，无论多么艰辛困苦都要义不容辞地完成，可要是上司交办的是私人之事，师爷最好远远地回避。
总而言之，汪辉祖的事上之道讲究个不卑不亢，恪守本分，公私分明，该担负的职责不松懈，该回绝的事必须回绝。这不仅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也是在替幕主着想。正因为汪辉祖办事干练、为人本分，在官场上留下了极好的口碑，所以他每次去馆离职都会收到各地官员的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