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江山酒一杯
少年不知酒滋味，那是一个逞强好胜的年岁，不管是什么酒，拿来便是！喝猛酒，猛喝酒方能显现出英雄本色，这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喝酒似乎成为“文革”前后青少年寻觅英雄的一种叛逆行为。当年把父亲放在碗橱上的两瓶四两装的金奖白兰地开了一瓶就当水喝了，几口下去，微醺，便口出狂言，极尽表演之能事。当然，晚上免不了父亲的一顿老拳。
再后来，给我们影响最大的样板戏唱词就是《智取威虎山》中打虎英雄杨子荣那四句：“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在一个尚武却没有英雄的时代，我们谁都想逞英豪，那只有用酒来博取豪迈。插队时，曾经站着用二两五的小瓶酒（俗称手榴弹）连掼两个而获取入席饮酒的资格。也曾与人打赌，一斤乙种白酒十口干掉，且时间不得超过十分钟。那是典型的喝英雄酒的年代和年龄，虽然我们不懂得饮酒的真谛，然而，我们却也从中找到了一销万古愁的感官乐趣。
十六岁去苏北宝应县插队，带去的书籍中除了那个年代的禁书以外，就有一本唐宋诗词选，那里面最吸引我的是风景篇和饮酒篇，渴望着有一天正儿八经地喝一次酒，权当自己的成人仪式吧。记得第一次正式喝酒还是寄住在生产队副队长家里的时日，冬日里，农闲时节无事也无聊，加上两个月无肉无鱼的清苦生活，让一干在广阔天地里的饿鬼渴望打打牙祭，更让人渴望酒的刺激，于是，我们一家五兄弟（注：插队落户时由四至五人组成一个知青点，安置于一个生产队中）进城沽酒，那县城里的荷花牌宝应大曲，二两五一瓶，按平均每人一瓶计算，五瓶加起来也就一斤二两五，遂又在卤菜店里买了牛肉、口条等下酒菜，回到临时寄住的家里，已是落日时分，草草地吃了晚饭，便一个个钻进了西厢房，在地铺上偷偷（之所以“偷偷”，因为顾及到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戒律）打开了荷叶包（旧时的卤菜都是用此法包装，那荷叶的清香与淡绿的色泽分明就是勾人酒虫的图画），肉的诱惑，让人垂涎欲滴；酒的浓香，使人陶醉。开启酒瓶，酒香开始漫溢，大家开始一块肉一口酒地饕餮起来，那酒香终于忍不住钻进了东厢房，瞬间便传来了副队长一家人的窃窃私语，俄顷，副队长高声问道：你们喝的是宝应大曲罢？我们几人立即停箸，面面相觑，还是大个子通人情世故，大声回答：是的，是的，队长你也过来啯两口？那厢回道：不喽，不喽，你们喝，你们喝，改日我们再喝。敢情贫下中农也是好这一口的，于是，我们便放开胆子吃起来喝起来了。那日，不胜酒力者有三，最少者只喝了一口就满脸通红，不能再喝了，另外二人最多也只喝了不到一两，我和大个子便你一杯我一盏地喝光了瓶中酒，虽然下酒菜早就被风卷残云了，我俩便就着萝卜干喝干了全部的酒，意犹未尽，就把五个瓶子一个个地往嘴里涳酒。那夜，是我们睡得最酣畅淋漓的一觉。
六年的插队生活中，与朋友喝过无数次的劣酒，那个年代酒是凭票供应的计划物资，粮食白酒喝不上，其替代品便是商店里到处皆有的乙种白酒，此乃非粮食所酿造之酒精，说穿了就是类似工业酒精饮料，倘若能喝上一顿瓜干酒就算运气不错的了，那毕竟还是粮食做的嘛。最奢侈的一次豪饮要数我离开农村前，公社供销社那一胖一瘦、一高一矮的两位主任为我专设的饯行酒。因为我在那里干了一年的临时工（“一打三反”运动工作组的秘书），友情渐深，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会如此义气。平时不苟言笑的胖主任和经常发一些不合时宜牢骚的瘦主任那天都十分尽兴，除了请当地的名厨烧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外，还拿出了供销社特藏的西凤酒和精装的洋河与双沟。一桌人从晚上六点钟一直喝到了夜半，虽有酒酣者中途离去，但是两位主任一直在饮在说，那瘦主任最后竟也潸然泪下了，我不知道那是酒力所致，还是人生别离之痛，短短的一年时间，我与两位主任接触的时间并不多，且一开始还是作为敌对的审查与被审查的关系相识的，但却在平时经意和不经意的言谈与观察中，各自就确定了对方的人品层次，彼此从心照不宣到心心相印，此时让我想起的则是王维饮酒送别诗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和李太白在《金陵酒肆留别》中的诗句“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心想，如果酒仙诗人把送别名句中的“桃花潭水深千尺”改一字，即潭水改为酒水，这意境岂不是另一番景象了。大凡人生别离宴，都是伤心时，前途未卜的我，不知道坎坷人生能有几多风雨几多愁，他们却在为我的前途祷告祝愿，能不让我感到“海内存知己”的激动吗？酒至酣畅淋漓，你就容易触摸到人性最柔软的那个部位，认识到一个人的本性，那个不苟言笑的胖主任平时十分威严，在酒桌上却让我们看到了他那褪去人格面具时童趣的另一面。记得那是一个有明月的晚上，陪伴我的不仅仅是月光，更是照耀在酒盅里的人性的光辉，你说我能不醉吗？
读大学时，开始客居扬州，宿舍里住着我们学号排在最后的三个同学，其中有一酒量特大的室友常常在晚自修后与我对饮，在西门街的商店里购得瓜干酒和卤菜，加上他每个学期从盐城老家带来的“战备物资”——花生米，足以让我们过足了酒瘾，带着满嘴的酒香返回教室读书，可谓一件十分惬意的生活方式。
一次下乡开门办学，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时，我们毫无顾忌地针砭时弊，记得晚间在与当地领导告别的宴席上，我们频频举杯，明显是以酒来消除胸中的块垒，室友G君便与当地的领导拼起酒来，二人豪饮，最后每人喝了足一斤，都已酩酊大醉。第二天早晨，当地领导来相送，二人相见的第一句话就是相互竖起大拇指称对方是英雄，大有“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之慨，的确，G君后来也是为学官了。
毕业之际，大家聚餐，照理都是叮嘱“苟富贵，无相忘”之类的俗话，倒是一些分配工作地点和职业不好的同学郁郁寡欢，大有不醉不归的气势，我就是因为不能回南京而喝着闷酒，G君过来敬酒，吟咏的仍然是王勃的那首诗，只不过是用了最后的两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我不知道他这是安慰我呢，还是同情我，但是想到室友酒友从此天各一方，不禁悲从中来，人道是喝悲酒易醉，果不其然，那天我醉了，醉的是一塌糊涂。那是一个没有明月的夜晚。
工作了，每月除了吃饭和买书，别无其他用度，也就有些闲钱喝点小酒了。住在筒子楼里，都是一水的光棍汉，喝酒就成了常态，没有由头，想喝就招呼一声，有好菜也喝，没有好菜也要喝，在食堂多打点菜即可下酒。七十年代末，我们就开始编写中学语文教案，发往全国各地，着实发了点小财，足可支付买酒的银子了，亦如鲍照诗中所言“且愿得志数相就，床头恒有沽酒钱”。“床头钱”有了，酒就可以来点高档的，菜也可以去街市上买了，多半是拎着一只钢精锅去斩一只带卤水的黄珏盐水老鹅，那卤汁下面绝对好吃，加上花生米和食堂打的菜，几个人海天胡地边吃边聊，完了就打牌，这就是最痛快的一天了。更有幸福的酒事则是筒子楼里的一些烹饪系的年轻教师在实习课上做的教学菜都贱卖给我们，三文不值二文地打包回来，真的像吃酒席一样痛快，酒当然就要多喝了，醉倒一两个倒也是常事，没事！一觉醒来，擦一把脸就又去上课了，晚上倘若有人兴起再喝，那么二茬酒继续来也。这一段醉生梦死的年轻时光虽然过得有点荒唐，但在我们青春的底片上抹上了一层浓郁的酒香，至今还散发出挥之不去的余味。
结婚成家了，酒瓶却是丢不掉，一个人独酌的岁月便开始了，八十年代几乎是每天两顿酒，中午只喝一两多，少饮是怕影响下午的工作，晚上则是二至三两，往往就是用香肠香肚下酒，有时也用鸭头鸭爪或者鸭肫肝下酒，谁说一人不喝酒？那些年我是一边喝酒，一边拿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下酒，喝到微醺，就到邻居同事W君家中与他谈天说地，当然也包括探讨学术问题，他们家吃晚饭迟，我踏入他们家门时，他家的菜还没有烧好，于是W君就摸出了他的酒杯和花生米，斟满了一杯酒，就着花生米喝将起来，夫人的菜肴缓缓地上桌，他也照例有时盘腿坐在他那把古董式的圈椅上不紧不慢地啜着小酒，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慢酒，不就区区的三两酒嘛，他却能够熬上三个小时，他的家人们吃过饭把桌子收了，他仍然纹丝不动地继续着他的酒事，把花生米嚼得山响并不稀奇，奇怪的是，他饮酒的交响乐是既能将每一口酒咂出滋溜声来，还能把青菜那样的菜蔬嚼出具有回声的呱唧呱唧嘎嘣脆的动静来……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他去做了扬州市副市长，我也调到南京大学为止。去年赴扬州，老同事聚会，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也大病过一场，照样还能啯上半斤酒。我一直以为，大约衡量老年人的健康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测量标准就是尚能酒否！
回到南京，工作太忙，生活节奏一下子变快了，没有了扬州的那份悠闲心境，除了酒宴之外，能够饮酒的次数明显减少了，而每逢学术会议都会安排一场酒宴，但是，在这样的场合中喝酒恰恰不能放开来喝，因此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但凡与老师辈的先生们在一起酒宴就尽量不喝，哪知道如此一着竟然让我大病了一场。九十年代与徐中玉先生一干人去温州参加他主编的《大学语文》修订会，那天晚宴吃海鲜，其中就有上海人十分青睐的毛蚶，正是在这么多的前辈面前不能放肆地喝酒，再加之没有肉，所以我就干脆推辞不喝酒了，恰恰就是由于没有喝酒，吃了毛蚶后，失去了对食物的消毒功能，导致我在回家十五天后爆发了急性肝炎，也就是所谓甲肝，长疴几个月，痊愈后，几年都没有碰过酒杯。
九十年代末，我去韩国参加东亚文学国际研讨会，会上有大陆学者带去了茅台、五粮液，有台湾学者带去了金门高粱，也有本地的学者拿出了韩国的好酒，那种场合下，我想，在多方争雄的局面中，我总不能让大陆学者丢脸罢，于是就决定破戒。晚上六点钟就开始喝起来了，喝到八点多钟散席，已经有人步履蹒跚了，但台湾和韩国的学者却提议再喝第二场，显然，这就是日式的饮酒法，果然，马上就得到日本学者的响应。换了一个餐馆，菜当然就没有那么丰盛了，几个简单的下酒菜，慢慢地啜饮，不停地絮叨，将时间无限地延展，这种酒文化于我来说真的是不习惯，总想着早早地结束，却丝毫看不出大家想要离开的意思，小酒店的老板和服务生悠闲地坐在柜台里静静地看着大家喝着、说着、唱着，直到一位台湾的学者悠悠地倒将下去，才算有了曲尽人散的意思，一看手表，时间已至子夜。这种慢酒于我来说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喝再多也就当时挥发了，且日本和韩国的那种所谓清酒只有二十度，与红酒、黄酒、啤酒有何异？我只是受不了那种长时间的折磨。后来几次去日本，与日本的酒徒藤井先生交上了酒友，便也慢慢地习惯去喝二茬酒了，但是对低度的清酒还是不习惯。
开戒以后的我，只是在许多却不过面子的场合下，少饮几杯，豪饮只是寥寥几回，比如为罹难归来的朋友洗尘；比如感谢朋友的帮助；比如为多年的朋友重聚；比如为某一重大的事件而庆祝……凡此种种，也就是偶尔露露峥嵘而已。
去年，学科组在中央民族大学风云际会，作为前朝遗老，我也忝列其中，座中古典文学的酒仙酒圣来了好几位，说实话，在中文学界素有古典文学是继承中国酒文化传统名声最好的学科，其他学科难以望其项背，多年来我也眼见着许多场合中他们饮酒的风采，这次桌上的两位现代文学的大咖却真不能喝酒，我只有硬着头皮上演了一场酒桌上的长坂坡，拿出了我的看家本领。我说，今天我就不客气了，这酒司令我当仁不让，便令一桌喝酒者都齐齐地把酒杯置于桌子中央，我将十只二两五刻度的酒壶一一斟满，一声开喝，我首先“拎壶冲”（由金庸小说主人公姓名令狐冲的谐音演变而来），这一下满座响应者就只剩下一位Z君，我说其他人可以不喝，而擅饮民族的B君一定要喝，你说高血压，在座的谁没有高血压？果然，B君便一饮而尽，我知道他是一个性格豪放的饮者。当然，被誉为大唐旧都过来的Z君更是毫不含糊地一口闷了。于是，我们三人又满上了一壶，便开始吃菜，当其他人酒过三巡后，我又站起来：来来来，我们喝第二壶。于是我带头一饮而尽，Z君也毫不含糊，一口见底，B君说，我能否分两口，我说可以。两壶下去，又斟满第三壶，便又坐下吃将起来，稍倾，我又立起，对曰：余饮尽，汝二位随意。Z君曰：吾作两口饮。B君曰：吾作三口饮。干（动词）净！余又曰：再上酒！答曰：酒已尽，尚有某某某研究所监制的汾酒一瓶。Z、B二君齐曰：假酒不饮。于是，便怏怏散去。从此酒名在外，但我非“酒侯”刘伶。
年岁已大，且肠胃炎、右耳神经性耳聋、反流性食管炎多种疾病缠身，医嘱绝对禁止饮酒，我便想对诸位酒友说一句：抱歉！还是让我偶尔露峥嵘吧。
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关于饮酒的诗词可谓汗牛充栋，古代文人真是无酒不吟诗啊，可是如今我最喜欢的则是今人于右任的诗篇：“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低回海上成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
刊于《钟山》2017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