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人们抒发感情、表现感情、寄托感情的艺术，不论是唱是奏还是听，都牵连着人们千丝万缕的情感。对于音乐，相信大家都有各自的感受，而如何更好地欣赏音乐，这需要我们去学习。
——郑小瑛
1．寻找“新世界”
金陵女子大学是美国教会于1915年在中国建立的一所女子大学，1930年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但人们习惯上仍称其为金陵女大。经过多年积淀，校园内的建筑古典优雅，碧树成荫，湖光山色，素有“东方最美丽校园”的雅誉。
一所大学的存在与延续，必定要在内里秉持一种精神。金陵女大的精神在于“厚生”。“厚生”是金陵女大的校训，取自《约翰福音》耶稣所言：“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被称为金陵女大的母亲的吴贻芳先生，对厚生的解释是：“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加丰满。”这一理念，让金陵女大的教育充满了女性启蒙的色彩。抗日战争时期，在吴贻芳校长的领导下，金陵女大的进步师生们积极投身战时服务团体，展开募捐、义卖、宣传、救护等活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1947年郑小瑛在金陵女大
“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是蒋介石于抗战初期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的。抗战胜利了，人们非但没有见到蒋介石把许诺变成现实，反而看到国民党要跟共产党打内战。国民政府内部问题重重，政治腐败，官僚专权，捐税苛杂，物价飞涨，黎民百姓刚脱离火海，又要陷入苦海。大家在对国民政府失望的同时，也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及个人的生计忧心忡忡。
1947年，17岁的郑小瑛带着行囊，来到这所具有“厚生”精神的学校。她一边就读医预科，一边跟着音乐系的冯谢佩贞老师学钢琴。那一时期，也正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最为黑暗的时期，南京各高校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金陵女大的师生们爱国情绪高涨，同室好友程式如是个满怀革命激情，多才多艺的勇敢姑娘，郑小瑛无时无刻不被革命思潮熏陶与感染着。
1948年5月20日，南京的进步学生在中央大学举办大团结晚会，混在会场上的国民党特务突然发难捣毁会场，抓捕进步学生。第二天清晨，南京各大学的青年学生排着队伍，从四面八方涌向国民党青年部门前举行静坐示威，要求“特务部”放人！消息传到金陵女大，激起了同学们的正义感。在地下党组织的带动下，金陵女大的学生们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淑女形象，个个义愤填膺，有60多名进步学生走出校门，参加到示威静坐的队伍中。
因为个子高，郑小瑛和另一名同学朱文曼，打着用床单制成的写有“还我人来！”的横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路上，她们群情激昂，不时挥舞起拳头，高喊“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口号，引来无数路人驻足观看。
郑小瑛高举“还我人来！”的横幅走在南京民主学生运动的队伍中
远远的，郑小瑛看到了在国民党青年部门前黑压压的示威人群。当她们的队伍再走近一些，其他学校的同学见金陵女大的同学们也来了，对她们报以热烈的掌声。示威学生的四周，国民党警察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们。郑小瑛和同学们没有感到一丝恐惧，有的只是对国民党政府暴行的极度愤怒。她和大家一同宣誓，组成“一个人倒下去，一千个人站起来”的千人大联防。
迫于学生们的压力，国民党有关部门终于释放了被捕的学生。这次经历，令郑小瑛感到了集体和正义的力量。民主学生运动中那些含有爱国热情振奋人心的进步歌曲，令她在探索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时候，看到了人生前进的方向。
她的音乐才能使她在第二年转到了音乐系。虽然西洋音乐让她的音乐修养日臻丰厚深邃，可是校内进步墙报的主编程式如传给她的进步书刊和对新世界的向往，对她的影响更为深刻。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她利用自己的特长和影响力，在校园里组织了一个民歌社团，旨在用从解放区传来的民歌和苏联歌曲，激发感染更多的同学加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学生运动当中。
当时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共产党的军队乘胜南下，淮海战役即将打响，全国解放已在眼前。
2．不辞而别
1948年冬天，金陵女大由美国教授主持的一些科系迁到了上海，学校暂时陷入停顿状态。因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复课，学生们纷纷回家，郑小瑛也跟随音乐系的美国教授从南京回到上海上课。
这时，淮海战役打响了，金陵女大地下党组织要动员一些进步同学留校迎接解放，一切如郑小瑛所料，当她试探着对父母说想回学校去，跟同学们一同迎接解放时，受到对革命并不了解的父母的坚决反对。因为当时父母决定和她一同从成都回来，原因之一就是离她上大学的学校近，在动荡的时局中可以给她保护和照顾。父亲的想法非常明确：你的任务是读书，不是搞政治！母亲也说：现在的世道多乱啊，一个女孩子，只有待在父母身边才安全。他们都站在她的对立面，坚决不让她返回学校。
让父母没有料到的是，这次一定要为自己的人生做一回主的郑小瑛，竟没有听从他们的劝说，第二天一早还是赶回了学校。母亲劝她回家的信一封连着一封，不管怎样苦口婆心，好言相劝，郑小瑛都置之不理。见女儿不为所动，母亲只身一人从上海赶到南京，想把她押回上海。
为了不让母亲找到自己，听说母亲要来南京的这天，郑小瑛一大早就躲到了玄武湖畔。等天色渐晚，她想，母亲没有找到自己，一定回去了。当她回到学校宿舍，同学们告诉她说，母亲在学校等了她一天，而且在教室楼前和学校的草坪上大声呼喊她的名字。就在这个当口，她看到母亲正向自己的宿舍走来。
郑小瑛见已无处可逃，慌慌张张地钻进了一旁的大衣柜里。可是她的举动，被母亲透过门窗抓了个正着。母亲气哼哼地拉开柜门，一把将她揪了出来，并强行把她带回上海。一路上，生怕女儿“逃走”的母亲，一直用手紧紧地扣着郑小瑛的手。
于是郑小瑛改变了策略，一边像个乖乖女一样每天去上课，一边暗中与好友程式如悄悄联系着。
由于解放区不断扩大，新区急需革命知识分子干部，南京地下党也在积极帮助一些上了国民党特刑庭黑名单的进步学生和有志参加革命的学生们投奔解放区，接受革命教育，迎接全国解放。
程式如和郑小瑛像听到了黎明召唤的小鸟，恨不得马上冲出囚笼，展翅飞翔。既然家庭不允许留在南京，那她们商定，一起投奔解放区。
见父母对自己的防范意识渐渐减弱，郑小瑛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一天，她悄悄地对妹妹说：“我写了一封信，放到了钢琴凳下面的乐谱格里。等我走后，你装作发现了这封信，把它交给爸爸妈妈！”
小维一直把姐姐当作学习的榜样，姐姐无论做什么，她一向都是支持的。她答应帮姐姐跟父母撒这个弥天大谎。
郑小瑛与妹妹郑小维
当姐姐离开后，小维按照姐姐的嘱咐，把信交给了父母。父母这时才感觉女儿真的长大了，他们无论怎样软硬兼施，都无法改变女儿认准要做的事了。
有写日记习惯的小维，觉得姐姐做的这件事非常有趣，便把此事写进了日记里，不料却被母亲发现了。“叛徒！我们家出了叛徒！”小维忍受着母亲的训斥，就是不说姐姐的去处。母亲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说：“如果你不说，我就不让你出门，你们俩也别想再见面！”小维知道妈妈的脾气，在无奈之中答应去联系姐姐。
由于苏北有战事，地下党安排部分同学经武汉北上到中原解放区去。1948年圣诞节前一天，程式如和郑小瑛已经拿到了第二天从上海出发的船票，正好妹妹来传达母亲的要求，原本害怕父母阻挠自己计划的郑小瑛，这时也有了底气，她决定与母亲当面告别。
约定的时间很快就到了，郑小瑛由程式如作陪来到法国公园（即现在的复兴公园）。仅几天不见，母亲明显瘦了，眼圈下有些发黑，这几天她一定是茶饭不思，思女心切。郑小瑛心疼母亲，然而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她想，等革命胜利了，自己一定好好孝顺父母，以弥补不辞而别的过失。
肃杀的冬风里，母亲开了口：“你是我剖腹产才生下来的宝贝，在你和小维身上，寄托着我和你爸全部的希望。你怎么能说走就走？”
“妈，我们这也是没办法，反动军警、特务对进步学生盯得很紧。万一我被他们抓到，你和我爸岂不更操心？与其这样，还不如到更安全的地方避一避。”郑小瑛之所以这么说，是给自己一个不得不离开的理由。
“那你带妈妈一起走吧！”母亲说。
“那怎么使得呢！连我都还不清楚那边的状况。再说，爸爸和小维也离不开您啊！”
母亲见实在说不动女儿，叹了口气，从怀里掏出三枚小小的金戒指，递给郑小瑛：“金圆券天天贬值，你带着它路上用吧。”
三枚金戒指，沉甸甸地把郑小瑛的心都压重了。它们代表的是母亲疼爱女儿的一份心意。她感觉喉咙处被什么东西卡住了，眼圈忽地一热。这一刻，她完全理解了母亲。
“你哪天走？”母亲问。
“明天。”她撒谎道。她之所以这么说，是怕分别在即，母亲过于伤感。
“晚上7点，回家一起过圣诞夜吧，也算是给你饯行！”
“我一定来！”
很多年以后，郑小瑛依然为这个留给母亲的谎言而深感歉意。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她深深爱着这个家。可是，现在，她连母亲的这点要求都无法满足了。
当晚，郑小瑛带着愧疚，登上了去往汉口的轮船。同一时刻，家里，妈妈准备了一桌子她爱吃的饭菜，苦苦地等着她的到来。直到晚上9点，还没有见到她的踪影，激动的母亲冲到女儿同学的家里：“小瑛呢？你们把她藏到哪儿去了呀？”
这时，温嗣瑛才相信，女儿是真的走了。
郑小瑛站在甲板上，冬日的风冷冷地吹着她的面颊。奔赴新生活的喜悦，冲淡了她对家人的愧疚。她不由地哼起了“山那边有好地方”的旋律，远方也有一片新世界，正等待着他们这些有志的进步青年去开垦。
3．投奔光明
奔赴解放区的路，既有水路又有陆路，在凛冽的寒风中奔波，那种艰辛可想而知。可对郑小瑛他们这种冲破家庭的一次次阻挠，一心向往光明、向往新生活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
与郑小瑛、程式如同行的还有金陵大学的两名男生，谢键忠和韩仙瀛。他们都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地下党组织为保护革命力量，安排他们撤离到刚解放的中原区去。
到武昌后，谢键忠在武汉地下党的联络站得到指示，让他们四人装扮成回河南老家过年的武汉毓英中学的师生。为了能够互相掩护，不被国民党的特务发现，程式如和谢键忠装成一对兄妹，郑小瑛和韩仙瀛则扮成一对情侣。他们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爬上了一列由运煤车改成的敞篷货车。
郑小瑛与好友程式如
在冰天雪地中，火车行进得很慢。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割来，把几位年轻人身上的热量搜刮殆尽。脸冻得通红，手脚冻得麻木，浑身瑟瑟发抖。他们挤在一起互相取暖。怕引起他人的注意，他们一路上话语不多，只是用目光互相鼓励。
他们在驻马店下车，住进一家条件极其简陋、四处透风的小旅馆。因为只有一张单人床，两名男生让郑小瑛和程式如挤在上面，他们则蜷缩在泥地上将就着过夜。
窗外的风很大，吹得窗棂上糊的草纸“唰啦啦”直响。屋里冷得像一个冰窖，在煤油灯下能看到从嘴里呼出的白色哈气。被褥又凉又潮，许是好久没有清洗，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难闻的味道。
郑小瑛一直生活在大都市里，没有在乡下居住的经历。她把这一切看成了对自己的一种磨练。
几个人都累了，躺下不久就昏昏沉沉地进入梦乡。突然，房门外传来一阵“咚咚咚咚”的砸门声和“快开门！”的吼声。
大家都被惊醒了。门边的两个男生站起身，谢键忠看了大家一眼，示意要沉住气，不要慌张。
闯进门来的是几名拿着长枪的宪兵，他们举着明晃晃的刺刀，凶神恶煞般地对几个年轻人盘问起来。
“你们是做什么的？”一个宪兵问。
“我们是回河南老家过年的。”谢键忠答道。
“可你们说话的口音不像河南口音，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另一个宪兵瞪着眼珠子，冷冷地说。
韩仙瀛见状忙从怀里掏出两块银元，递给一个宪兵，向郑小瑛这边一指，说道：“我是领未婚妻回家见老爹老娘的，她是第一次来。”
“看来不像‘共匪’，走吧！”收了银元的宪兵对同伙说着，掉头走了出去。
有惊无险的经历，让几位年轻人感到形势的严峻。接下来的驻马店到漯河是“三不管”地区，两天里他们到处找北上的便车，一心想着早点离开，继续赶路。终于有个拉货的大轱辘车的脚夫同意带他们离开这里。
宪兵的检查站，地主保安团的关卡，让他们前行的路途变得更加艰辛坎坷，危机四伏。
这天夜里，他们在一家非常简陋的大车店住下。下榻的地方不过是个只有半截墙的茅草棚，棚子的一半拴着牲口，另一半铺上秸草住人。刚在冰冷刺骨的秸草上躺下，就听到大车店外面传来阵阵狗吠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几个年轻人都警觉地一坐而起。
一伙拿着盒子枪的流氓冲了进来，狐假虎威地拍着腰间的盒子枪指着郑小瑛他们说：“还是老规矩，每人一块大洋！知道吗，前几天这儿刚毙了几个通匪的学生！”
闻声赶来的房东，满脸赔笑地打圆场：“几位爷息怒，他们几位是新住进来的学生，不懂规矩。”他把脸转向郑小瑛他们说：“不就是多给几个钱嘛，拿钱买个平安，也不吃亏！”
一路上，他们虽然精打细算，住便宜的旅舍，吃简单的饭菜，可是经不住一拨又一拨的宪兵、土匪威逼利诱，索要过路钱。所带的钱已经所剩无几，毕竟几个人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谢键忠掏出四块银元，递给他们。
一个土匪拿过银元，在手里掂了掂，用嘴对着银元吹了口气，放在耳边听了听，确认拿到的银元是真的，他这才心满意足地收起银元，跟同伙吹着口哨得意洋洋地走了。
这一夜，几个人都没睡好。终于盼到天蒙蒙亮，他们早早地起来了。板车脚夫已经把骡子套好，待他们爬上车坐在了货物堆上，脚夫问：“昨夜儿，我听到你们屋里有动静，别是被劫财了吧？”
见几位年轻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吱声，脚夫叹了口气，说道：“这一带是三不管，流氓、土匪、混混，什么样的人都在这里混。还好，再有多半天工夫，就该到你们去的地儿了。”
几个人一听这话，一扫昨夜的阴霾。郑小瑛带头唱起了“山那边有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几人便跟着合唱起来。
突然，他们身后传来了一串“哒哒哒哒”的机关枪声，在空旷荒凉的乡路上显得特别刺耳。还没等大家闹明白发生了什么，驾辕的骡子像是受了惊，四蹄腾空，在坑洼不平的泥土路上狂奔起来，任凭脚夫怎样拉手里的缰绳它都不听。颠得坐在车上的几个年轻人东倒西歪。郑小瑛差一点从车上被甩下来，幸亏她手疾眼快抓住了车上的一个挡板，才幸免于难。
郑小瑛心想，唐玄奘到西天取到真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自己和几位同学奔赴解放区的路上险象环生，像是对自己和几位同学意志和信念的考验，又像是用真实的案例告诉他们，革命之路充满艰辛，而这只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一部分。
事后，大家才听从后面赶上来的人说，这是一个军官的阔太太回乡，她的车队被当地地主的武装拦下，索要过路钱。护卫太太的勤务兵急了眼，朝天上鸣枪以示震慑。
马车又行进了一段路程，进入一个小村庄，见路边有戴着红五星军帽的战士，大家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脚夫把马车停下来说，这就是他们要来的地方。几位同学从车上一跃而下，兴冲冲地向部队的同志们奔去。
西天的霞光慷慨地把这些年轻人涂抹得一片灿烂。郑小瑛及几位同学踏上了解放区充满希望的土地，走入了人生的一个新纪元。
4．脱胎换骨
来到中原解放区的开封，成为中原大学文工团文艺训练班的一员，郑小瑛这时还没想到自己的一生从此会与音乐结缘。
对在大都市长大的她来说，这里的生活一切都是崭新的。她从生活上和思想上，开始自觉地革自己的命，改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让自己适应延安抗大式的中原大学严格简朴的军事化生活。
每天天刚蒙蒙亮，起床哨一响，她就从床上蹦起来，与全组的十个人共用一个水桶里的热水漱口、洗脸，然后上操跑步。白天，学习《社会发展史》，讨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晚上，女同志们都挤在大通铺上睡觉。由于空间狭窄，被对方的胳膊大腿砸醒是常有的事。
文工团员郑小瑛
为了保障前线战士的粮食供应，后方要千方百计节约粮食，大多数时间他们吃的是紫黑色的高粱米窝头，所谓的菜只是杂菜汤，有时还吃槐花和榆树皮做的干粮。那时实行衣食住的全部供给制，女同志每个月多两张“卫生券”，可是洗澡时，不得不挤在上面漂着污油，脚底下踩着黏腻泥垢的公共澡堂子里……
郑小瑛有半年没有摸过钢琴了，当她得知开封的一座基督教堂里有一台风琴，手就不觉有些发痒。她走进那所教堂，请求牧师让她于每周礼拜之后练一会儿琴。
牧师上下打量着她，婉转地拒绝了她的要求，并且问道：“你是中原大学的学员吧？来教堂弹琴征得领导同意了吗？”
郑小瑛觉得不可思议：不就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弹弹琴么，难道这也要领导同意？她来到领导面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文工团的领导先是对她利用业余时间想进行学习的想法给予了肯定。接着又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教堂是传播唯心主义的场所，可咱们革命者却是唯物主义者。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的先进青年，如果常去教堂会造成什么影响呢？”他鼓励郑小瑛在休息时间，多做有益于革命的事。
经过领导的一番说服教育，郑小瑛才认识到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必须有脱胎换骨的改变。
文艺训练班的领导，听说郑小瑛会弹钢琴，拿来一本初学琴童用的《拜厄练习曲》让她弹弹看。坐在一架破旧钢琴前的郑小瑛有些尴尬，她感觉无法向领导解释她是可以演奏贝多芬、肖邦的，便按照她的要求弹了几首曲子。那位领导连连点头，对她非常满意。
文工团里的同志一般都不识谱。学唱群众歌曲时，非常困难，熟知读谱的郑小瑛忍不住就要说，附点是这样的，切分音是那样的。大家一听高兴地说，啊！你还挺棒的，你就来给大家打拍子吧！
1950年“五一”中原大学的游行队伍出发前郑小瑛指挥大家唱歌
郑小瑛的指挥生涯就这样开始了。最初她是在文工团指挥，后来便站到全校甚至上千人的游行队伍前面，指挥大家唱歌。她的音乐才能和音乐潜质，在解放区蓝蓝的天空下，开始得到了认可。
在解放区，她还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民族音乐艺术的魅力。1949年春节，文工团的歌舞队和当地工农演出队汇成了一条载歌载舞的快乐河流，他们走到哪儿，站在一旁观看的百姓的掌声就跟到哪儿。
郑小瑛的目光，被队伍中一群雄壮威武的北方汉子组成的锣鼓队吸引了。只见他们的胳膊上戴着钉有铅扣的皮套，手臂上下挥舞着系着红绸的鼓槌，敲着震耳的锣鼓，一边跳着气势磅礴的舞蹈，一边随着鼓点发出雄壮豪迈的吼声。所到之处，脚下的尘土随着他们活力四射的脚步飞扬起来，鼓槌上的红绸像一道道红色的火焰，热烈而又奔放。穿着民族服装的秧歌队和由唢呐组成的吹打乐队，演奏着中原特有的民间小曲和秧歌调，与锣鼓声相应成趣。这种来自于民间、发自于普通百姓心声的演出，郑小瑛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她不由得心旌激荡，热血奔流。
参加过这些活动以后，郑小瑛对非常接地气的民间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那些节奏感强烈，让人情绪振奋，且极富表现力的锣鼓家伙，更是令她情有独钟。只要有时间，她就把小镲、小锣、大锣、大鼓打一打，敲一敲，不用老师教，这些家伙就被她敲得有板有眼，打得有声有色。
武汉三镇解放时，在入城的宣传队伍中，人们惊奇地发现，那群由小伙子们组成的队伍中抡着鼓槌的大拿，竟然是个英姿飒爽、豪气冲天的女孩子，她就是郑小瑛。人们报以的热烈掌声中，有很多就是送给她的。
文工团接管了武昌艺专，建立了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即现今的武汉音乐学院）后，郑小瑛的音乐才能也多方面地展现出来。打大鼓、敲大镲，吹长号、扛大号，还能作曲、教乐理、指挥管乐队。她迎送过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灵柩，也高举着指挥棒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文工团里的大鼓手
敢为人先的郑小瑛，第一次走进乐池，是指挥中西混合乐队伴奏的秧歌剧《九尾狐》。观众们第一次看到女孩子当乐队指挥，她在指挥中表现出对剧情的准确理解和对音乐的完美驾驭能力，使得观众毫不吝啬地把掌声和好评送给了她。这也为她日后走上歌剧指挥的道路，埋下了伏笔。
这天，郑小瑛正在紧张地排练秧歌腰鼓，有位同志对她说，有人找她。郑小瑛顺着他的手指望去，见是母亲正在门边望着自己，她激动地奔了过去。自从上一次与母亲不辞而别，她只是在上海解放后，与家里互通过一封报平安的家信，没想到母亲会从上海赶来看望自己，她兴奋的同时也非常感慨。
娘俩见面分外亲。郑小瑛留母亲在文工团里住了十几天，她排练时母亲就在一旁美美地望着，她休息时就陪母亲聊天说话，或在武汉的街头散步。她想用这种方式弥补对母亲的亏欠。母亲对自己当初阻拦女儿到解放区去的举动也表示了歉意，她说：“孩子，你的路走对了，当时是妈妈的思想没跟上。以后，我也要跟上新时代的脚步。”
回到上海后，已经50多岁的温嗣瑛又背起了书包，到华东革命大学研究班上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上海工农儿童保育院担任院长，后来调至一所小学担任图书馆馆长。温嗣瑛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与新时代共同进步与发展的诺言。
小瑛与母亲在文工团愉快重逢
1951年初，中央组织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开赴广西山区进行慰问演出。访问团团长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费孝通。中原大学文工团选派了四名优秀团员随团南下，郑小瑛名列其中。
在大苗山、大瑶山及十万大山对少数民族聚居区访问时，郑小瑛感悟颇多。虽然山高水险，交通闭塞，生活清苦，但那里的民众却热情好客，开朗乐观，能歌善舞。他们独特的乐器吹奏，特色鲜明的原生态舞蹈表演及极具风情的服装佩饰，让她耳目一新。她不时地拿出随身带的小本子，记录民歌曲调，舞蹈样式，好把这些带回去好好研究，用于以后的演出活动。
更让郑小瑛难忘的是那里独特的风土人情。有一天夜里，她被当地一个有名的苗歌手叫到一座吊脚楼上，那里有不少年轻人正在唱山歌。她被他们动人的山歌所感染，也把自己前一天刚刚学来的苗歌唱给他们听。大家觉得她的歌声非常动听，非要再教她几首，好让她到下一站演唱。他们对郑小瑛这位来自大都市的音乐人颇为热情，耐心地教她学习吹芦笙，郑小瑛的天分很高，不一会儿就学会了，并在演出时用手风琴模仿了芦笙的音调，引起观众阵阵的欢呼。
郑小瑛自编自演并自吹芦苼序曲的小歌剧《歌唱民族大团结》
沁凉的含着植物香气的山风，透过洞开的窗子吹了进来，将年轻人的歌声与不时传出的欢笑声浸染得芳香四溢。圆圆的月亮透过枝头的叶子探过头来，像一个虽然不明就里却又极其忠实的听众，让山村别有一番意境。
临别时，大家在依依不舍中赠给郑小瑛一支自制的苗笛作为纪念。此后的几十年，郑小瑛一直精心地珍藏着它。每当看到它，就像看到了苗寨里那一张张真诚的笑脸，就像听到了从吊脚楼里传出的一曲曲动听的旋律。后来，她将这支苗笛，转送给了研究人类音乐学的女儿。
这次在广西苗瑶侗僮地区访问采风的奇特经历，令郑小瑛久久不忘。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郑小瑛随国家民委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去往闽东畲族地区，在宁德的八都地区进行采风时，收集到有轮唱性质的二声部畲族民歌，填补了中国民歌缺乏多声部的空白。
“那段生活，是我一生的重大转折。使我领悟到艺术源于人民，应当还归给人民。这对我革命文艺观的形成，对我日后指挥生涯的实践，影响非常深远。”半个世纪后，郑小瑛在回忆那段生活时，她的表情与话语里仍然充满年轻人才有的那种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