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可以感受时间、感受运动，是一件很令人享受的事。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前人创造的，而想象力意味着你的创造、想象力是知识的源泉。音乐是最好的激发想象力的艺术品种，因为音乐没有具体的形象，它会启发你不同的联想，不同的智慧和方向，充实大家的人生。
——郑小瑛
1．小荷初露尖尖角
小礼堂里座无虚席，二年级的师生及家长恳亲会正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
大家的目光都投到舞台上，一个小姑娘正随着《卡门》哈巴涅拉的乐曲跳着吉普赛舞。她时而摇动小铃鼓，时而跺脚扭腰，舞步奔放，表情欢快，引来台下观众阵阵掌声和叫好声。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简直太可爱了！”一位家长小声问道。
“她叫郑小瑛，不仅能歌善舞，功课在班里也是最棒的！”另一位家长回答。
“哦，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孩子长大了肯定有出息！”
听着家长们的窃窃私语，坐在他们身边的一位女士，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她正是那个被赞美的孩子的母亲温嗣瑛。
温嗣瑛是位知识女性。她从小受五四运动和西学东渐的影响，小学毕业后考入四川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正因为她是个喜欢走在潮流前面的新女性，后来她瞒着父母，偷偷地买了张船票，来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女子体育高等师范班（原金陵女大体育系前身），学习新式女子体育。毕业后，她回到重庆任体育教师，是中国第一代女体育教师。她在上海婚后，生下女儿小瑛，遂辞去体育教师之职，到一家保险公司任人寿拓展部主任，并被追求新潮的女士们推任中华妇女节制协会主席。
温嗣瑛在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率领女生在音乐伴奏下跳起欧美土风舞
温嗣瑛的丈夫叫郑维。郑氏一家是永定“客家人”，其先祖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仍，连年灾荒，不得已从自古就是交通要隘和兵家必争之地的河南荥阳，举家辗转迁移到闽西的群山深处。郑维之父郑金禄只念过两年私塾，便因家境贫寒，不得不辍学。然而客家人耕读为本、忠孝仁义的理念却像世代相传的基因一样，使郑金禄把崇文重教看作安身立命之道。
村里及附近客家土楼有贴对联、挂帖子的文俗，诗书满怀的郑金禄便以此为业，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墨先生。为了生存，他种过农田，做过小贩，但这些并没有泯灭他求知进取的理想。在他而立之年，因为美国传教士来闽西传教，他接触到了基督教，并成为一名牧师。在教会的帮助下，他把孩子们送到上海的学堂读书。
郑金禄教子有方，几个孩子非常争气。他的三子郑华和五子郑维一同考取了晚清政府第二批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的奖学金。郑维更为杰出，名列“榜眼”，以第二名的成绩与兄长一起进入清华学堂深造。
1916年，郑家两兄弟飘洋过海，到美国留学。郑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农业经济专业。当时有的同学因为农科前途不广，转到了更能赚到大钱或飞黄腾达的专业。郑维却认为农业是民生的根本，立志钻研农业经济以报效国家。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又考取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商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1922年，郑维即将进行论文答辩时，他接到父亲病重的家书。一向把“百事孝为先”作为做人根本的他，毅然放弃了论文答辩，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动身启程，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父亲康复后，他没有再回到美国，而是留在国内任职。解放后，他被上海外国语学院聘任为教授，被高教部聘请参加书籍的翻译、编写高等学校的英语教材及编纂《英汉辞典》等工作。
1927年郑维与温嗣瑛在上海举行婚礼
经人介绍，温嗣瑛认识了留学归来的郑维。郑维见温嗣瑛不仅秀外慧中，而且是个追求思想解放、不甘平庸的新女性，对她心生爱慕之情。温嗣瑛也倾心于这位思想进步的青年才俊。经过一段时间的鸿雁传情，他们都认定对方是能够“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那个人。怎奈，温嗣瑛出生于穆斯林家庭，家族绝不允许她嫁给外教人。为了爱情而被推到整个家族对立面的温嗣瑛，没有因为族人的软硬兼施而屈服，坚持追求婚姻自由，最后被家族开除。她只身来到上海，与郑维在教堂举行了婚礼，结为百年之好。
1929年9月27日，他们爱情的结晶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来到这个世界。一般的婴孩都是哭着呱呱坠地，可他们9磅半重的女儿剖腹产诞下后，却一声不哭。“别是个哑巴吧！”护士嘴里咕哝着，在婴儿的小屁股上狠狠地拍了一巴掌，这时孩子才扯开嗓门，放声大哭。嗓门儿那个敞亮啊，在产房外都能听到。
那时谁又会想到，就是这个刚出生时令护士误以为是“哑巴”的婴儿，多年后却成为了统领交响乐队的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维夫妇没有按家谱为女儿取名字，而是取父姓母名为她取名为郑小瑛，在当时也属新派。
温嗣瑛的母亲得知小外孙女出世，善良的她释去前嫌，在征得家族的同意后让女儿回重庆老家省亲。温嗣瑛的父亲此时已经过世，温氏家族从此放宽了穆斯林的女儿不得与教外男子通婚的限制。
8个月大的小瑛坐在外祖母怀中
郑维与温嗣瑛思想开放民主，性格开朗，在教育女儿时从不墨守成规，更没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观念，使郑小瑛在这个推崇新文化新思想的家庭中，受到爱的滋养。
郑小瑛继承了父母优秀的基因，天资聪颖，开朗活泼，性格倔强。当她还在襁褓中时，只要听到歌声或乐声，就会咿咿呀呀地随之手舞足蹈。上幼儿园时，她已显露出不同寻常的音乐天赋。老师所教的歌曲，她一听就会；老师所教的舞蹈，她一学就会，很快就成为了班里的领唱领舞。
在当时的上海，正流行好莱坞女童星秀兰·邓波的电影，小瑛深深地迷恋上了，只要上映她的电影，小瑛都会去看，回家后一定会模仿邓波在影片里的台词和所跳的舞蹈。邓波的踢踏舞，她只看过一次，回到家后就会边唱边跳，节奏感极强。
温嗣瑛见女儿有如此之高的艺术天赋，喜上心头，不失时机地问她：“你看，在电影中邓波的钢琴弹得非常好，你想学钢琴吗？”
“想！”小瑛仰起小脸，一边回答母亲，一边活灵活现地伸出双手摆出弹钢琴的样子。
6岁的小瑛开始学钢琴了
“那妈妈就请老师教你弹琴。”母亲慈爱地摸着女儿的头，说“我们家的小瑛一定会成为邓波那样的小明星！”
“妈妈，我还要学踢踏舞！”小瑛说道。
母亲见女儿人小鬼大，这么小就有自己的主张，笑了：“好，钢琴、踢踏舞都让小瑛学！”
父亲听说母亲要让小瑛学弹钢琴，非常支持。他虽然工作繁忙，却总会抽出时间坐在小瑛身边，像个最忠实的听众，给孩子加油鼓劲。有时还和母亲一起，为小瑛的弹奏伴唱。
小瑛没有让父母失望。只要跟着老师练几遍新曲，她就会独自弹奏了。可是老师教的练习曲是那样的简单枯燥，天赋极强的小瑛常有吃不饱的感觉。温嗣瑛便为女儿买来《儿童钢琴曲》《世界名曲集》等乐谱让她自学。
让父母没想到的是，小瑛自学进度非常快，用不了几天，乐谱中的曲目她就都能熟练地掌握。当时上海滩正流行《开路先锋》《毕业歌》等歌曲，而小瑛只要听过几次唱片，便能用钢琴把全曲弹奏出来。
6岁时，小瑛参加上海市幼童智力比赛，获得了第二名，奖品是一套《幼童文库》，这是在她成长道路上得到的第一份奖励和认可。小瑛对它视若珍宝，即使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经历了无数次搬迁，这套文库也总是静静地躺在那个小木箱里，伴随她的左右。
童年的经历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在温嗣瑛这位既是慈母又是良师的引导下，在父亲悉心的关爱和教导下，郑小瑛在很小的时候，就和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等大音乐家为伴，用他们美妙的音符滋润心灵。而聂耳等革命音乐家的作品却像是火种，播撒在她幼小的心田里。
2．人生第一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8月13日，面对日本侵略军，上海军民奋起抗击。战争的硝烟让昔日繁华的十里洋场变得满目疮痍。
郑维一家住在北四川路一个靠近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弄堂里。温嗣瑛每天送四岁的小瑛去幼儿园，路过由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守的司令部门口时，小瑛的小手都会把她的手拉得很紧，她从小瑛的神情中能感到孩子心中的那份莫名的恐惧。当小瑛正和小朋友们在公园里快乐地荡秋千时，只要看到有人带着日本孩子来玩，家长们不管孩子们有多么不情愿，都会让他们赶快下来躲开，把游戏器械让给日本人……
在苏州河下游河口临黄浦江处，有一座旧上海标志性的建筑——外白渡桥，因其毗邻外滩公园，英国人又称其为花园桥。1937年上海沦陷后，桥上挂起了太阳旗，桥头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守，每个从那里经过的人必须要向太阳旗三鞠躬，方可从桥上通过。
郑维夫妇对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岂能甘愿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当顺民。温嗣瑛在妇女运动中结识了何香凝、史良等爱国民主人士，多次积极参与她们领导的中国反日救国大同盟的活动，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更是忍无可忍。经过精心筹划，夫妻二人变卖了家中值钱的物品，一路辗转，回到了温氏娘家，号称大后方的重庆。
来到山城重庆，他们惊愕地发现，这里竟然也笼罩在战争的恐怖之中。防空警报和敌机的轰炸声不时响起，民众惶惶不可终日。
郑维夫妇在南岸老君洞道观里租下了一幢两层小庙镇江亭，史良就住在他家的楼上，沈钧儒等爱国人士经常来到他家与史良共谋抗日大计。
小瑛从父母口中得知，他们就是享誉全国的“抗日七君子”中的成员，并了解了“七君子事件”的故事：1936年5月，沈钧儒等著名文化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对此，国民党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称为“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掀起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国民党政府才被迫将七人释放。
毕竟小瑛当时只有八岁，大人们说的话她经常听得一知半解，但七君子不顾个人安危保家卫国的事迹却无时无刻不感染着她。有国才有家，国家安定百姓才能安康的道理，从那时起已深深植根于她的心中。
坐吃山空，从上海带来的钱不久便花得所剩无几。为了一家人的生计，郑维在成都一家全国农村合作委员会谋到了总视察一职，举家迁往成都。
依依惜别之际，一向对郑小瑛喜爱有加的史良阿姨和沈钧儒叔叔，在一本纪念册上留下了对小瑛的由衷祝福：
你有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爸爸，又有为家庭和社会服务的干练妈妈，他们是男女国民的模范，你要学习他们，担负起中华儿女应有的责任来，才是真正的救国。
——史良
年龄有大小，对于目前国难的严重同样要负起责任来，要培养自己的能力，参加到整个的抗战力量这边来。
——沈钧儒
寥寥数语，尤胜长篇大论。在其后的大半个世纪，郑小瑛把两位革命者所期许的对家国的责任与担当，作为自己的使命，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们的殷殷希望，鞭策着她奋勇向前。
成都自古被称为“天府之国”，后人称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能让时间慢下来的城市。独具特色的小吃和茶肆是一道世人津津乐道的风景。然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惨无人道的轰炸，振聋发聩的警报嘶鸣，随处可见的残垣瓦砾，四处躲避的人群，使这座“休闲之都”失去了往日的恬适与安宁。
出于安全考虑，郑维没有把女儿们送到学校，而是请来老同事的胞弟施兆启做小瑛和妹妹小维的家庭教师。刚从抗敌演剧队回来的施老师是个热情洋溢的青年，不仅文化课讲得生动，课后给小瑛姐妹俩讲的抗日前线的英雄故事也栩栩如生。小瑛被那些英雄人物的事迹深深地吸引着：听到敌人被歼灭，她会拍手称快；听到战士英勇牺牲，她会非常难过。
施老师给小瑛姊妹所上的音乐课，是他在演剧队里唱的那些抗战歌曲。郑维买来的《大家唱》抗日歌曲小唱本，成了小瑛最好的教科书。虽然唱本上都是她并不认识的简谱，但凭她已会的五线谱知识，很快就把唱本里的几十首歌都学会了。这些歌曲，成了小瑛懂得抗日救国道理的最好启蒙书。
有一次，街上传来刺耳的空袭警报，小瑛姐妹被父母快速地拉进了附近的防空洞。当地动山摇的轰炸声平息下来，警报解除，小瑛和家人随着人群跑向被日军轰炸的地点。那是一所小学，已被敌机炸成了一片废墟，烧焦的课本、支离破碎的桌椅随处可见。当看到几具烧得似焦炭般的尸体，其中有一具像老师模样的大人身体下还掩着几名学生时，父母赶紧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试图不让她们看到眼前惨无人道的景象。
但这悲惨的一幕还是深深地刻在了小瑛的脑海里。她紧紧握着小拳头，恨不得马上长大，恨不得马上上前线为这些惨死的老师和孩子报仇雪恨。
3．爱国情怀照心田
郑维夫妇每次带小瑛姐妹上街，都会路过一所学校。当听到从教室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或看到学生们在校园里打球玩耍时，两个孩子总是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流露出羡慕的神情。虽然孩子们非常懂事，但是郑维及妻子还是从她们的目光中，看到了那份对课堂的期冀，对有同龄的小伙伴一起嬉戏的渴望。
为了让两个孩子能够接受正规的教育，郑维把小瑛姊妹送到了离家不远的航空委员会子弟学校。这所学校是从南京迁至成都的，校长陈鸿韬是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的学生，倡导实践，推行“知易行难”及“先行而后知”的教育理念。
在学好功课的同时，校方经常请来爱国青年讲抗日故事，讲有国才有家、不做亡国奴的道理；把鲁迅、叶圣陶、高尔基等国内外作家的文章，作为对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外读物。
音乐课上，小瑛和同学们唱的是《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老师经常组织同学们排演《放下你的鞭子》《黄河大合唱》等节目，有歌唱及表演天赋的小瑛和妹妹小维，当仁不让地成为独唱或对唱的主角。
过年了，郑维家聚满前来共贺新春的亲朋好友。有一次，趁大家餐后在客厅喝茶聊天之际，10岁的小瑛和妹妹抱来一条大床单，用绳子系在客厅两端的墙上。父母没有把她们的举动放在心上，任由两个孩子玩耍。
“叔叔，阿姨，舅舅，舅妈大家好，我们在这里给你们拜年了！”小瑛把书本卷起来当话筒，大大方方地亮开了嗓门。看到大家停止了闲谈，把目光都聚集在自己身上，她像得到了鼓励一般，情绪激昂地说：“现在，我们为大家表演一场抗日游艺会，组织义卖活动，请大家捐款给前线的战士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父母没有想到两个女儿会有这样的举动，但知道小瑛一向人小鬼大，主意特多，他们也见怪不怪了。在亲朋好友热烈的掌声中，小瑛和妹妹的义演开始了。她们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一会儿喊抗日口号，不多时便调动起大家高涨的爱国情绪。小瑛不失时机地拿出自制的手工艺品向大家义卖，小维则抱着她们小小的捐款箱向大家募捐。看到亲朋好友们一边对姐妹俩赞不绝口，一边你一角我一角地捐款，小瑛的父母打心眼儿里为女儿们的行为感到自豪。
这次“家中的义演义卖”活动，是小瑛受同学们在闹市向行人募集抗日捐款活动的启发，与妹妹一起精心策划的。她们在年前就为这天的新年聚会自编了抗日演出剧目，并经过了排练。为了达到好的效果，她们还偷偷请施兆启老师作艺术指导呢！
义演过后，她们把亲友们捐助的二十二元六角五分钱，委托施老师寄给时任《生活》杂志的主编邹韬奋，请他把钱转交给抗日前线的战士。韬奋伯伯在回信中对小瑛姐妹的爱国举动大加赞赏，并在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出版的《全民抗战》杂志上，刊登了两姐妹的爱国事迹。
母亲温嗣瑛捧着杂志看了又看，高兴地说：“我家小瑛长大了，也懂得用实际行动来救国了！”
听母亲夸赞自己，小瑛笑了。因为不久前，由于她的好奇心强和顽皮好动，在妈妈举办的“抗日出征家属妇女工业院”里闹出了乱子，惹得妈妈非常生气。
那天，小瑛到工厂里玩耍，见女工们在织布机上瞬时就能把棉线织成布，十分好奇。趁妈妈不注意，她坐到一台看起来复杂一点的织毛巾的机器前，自信地学着工人们的样子，踩着踏板，拉起梭子摆弄起来。怎奈梭子根本不听她的使唤，机器上的经线纬线绞在了一起。小瑛慌了神，大叫起来。工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跑了过来。
闻讯而来的母亲，见到小瑛闯了祸，一扫平时的慈爱，气愤地拿起身边的一根挑纱的竹板，朝小瑛手上打去，大家见状急忙拉开母亲。长这么大，母亲从没有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也没有对她下手这么狠过，自知做了错事的小瑛内心惭愧极了。
晚上回到家，母亲拉着小瑛的手看了又看，心疼地问道：“疼吗？”
从实践中体会到了“知易行难”的小瑛摇摇头说：“妈妈，是我错了。”
母亲一边小心地揉着小瑛的手，一边说道：“你不要怨我发这么大的火，要知道这些生产的物品是要送到前线上去的，这些女工全靠这些机器养活的啊！”
听母亲这么说，小瑛才明白母亲的一片苦心。因为把这份工作视为抗日爱国的事业，她及她的同事们才如此珍惜她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和汗水。
小瑛的班上有个叫李铮惜的同学，她家境贫寒，不像其他同学有好衣服穿，有喜爱的零食吃，可她上进心强，且心地善良，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世事的不公平疾恶如仇。共同的志向，使小瑛与她成为了好朋友。
这天，李铮惜找小瑛玩，见她正在家里学绣花。李铮惜皱了皱眉头，对小瑛说：“国难当头，你还有心思在这里绣花！你可不要忘记穆老师给你的题词：暖房里培养不出能抵御风暴的劲草！”
她的话深深地触动了小瑛的心弦。接下来的日子，小瑛一直在想怎样做才能让自己坚韧起来。最后她得出了答案：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迎难而上。
小学毕业前夕，她听说空军幼年学校招生，毅然与李铮惜一起去报名。怎奈当时空军幼年学校只招男生，使她们驾驶银鹰炸平日本三岛的理想落空了。
12岁的郑小瑛小学毕业了
4．成长是美丽的
小学毕业后，郑小瑛进入位于成都市郊一座祠堂里的教会学校——华美女中上学，它是为避开战乱而从市区迁到这里的。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小瑛的父母认为，相对于社会上的其他学校而言，教会学校要单纯一些，国民党和恶势力很难渗透进来，而且还有小瑛喜欢的钢琴可以继续学习。
学校离家远，小瑛只能每月放例假时回一次家。在学习上，小瑛的悟性很高，记忆力也非常强，除了数学要靠老师讲解外，其他学科看一遍书就能读懂，而且只要看过了，几乎就不会忘记。她的学习成绩总在班里数一数二。
唱诗班是教会学校不会缺少的。小瑛虽然出自基督徒家庭，却不是虔诚的教徒。但是她喜欢参加唱诗班活动，在唱诗班里，每周都有新歌可学可唱，小瑛唱的是给予和弦支持、难度较大的女低音声部，这对于喜欢挑战的她来说充满了无尽的乐趣。
她以前一向喜欢《黄河大合唱》那样大气磅礴的歌曲，而此时她感到和声也是那样的美妙动听。她惊诧于音乐竟这般富有色彩和可塑性。其实，此时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人生更具有可塑性。她就是这样在人生的路程上，不断地被熏陶和发现自己巨大的潜能。
祠堂的过道里放有几架旧钢琴。学校里报名学琴的学生竟有30来人，每位学生每天的练琴时间仅有半小时。时间虽然短暂，毕竟有琴可弹了，这对小瑛来说已是件非常奢侈的事了。从上海辗转来到成都这四五年中，她几乎没有摸到过琴键！
当指尖触摸着曾经那样熟稔的键盘时，她像遇见了许久未曾谋面的好朋友一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如果不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她不会与心爱的钢琴疏离这么久；如果不是流离失所，她也不会与贝多芬、巴赫等音乐大师的作品面对面这么艰难。因而，她格外珍惜这段在跳荡的煤油灯下宝贵的练琴时光。
一年后，在初中毕业典礼上，小瑛在众人瞩目下，完美地弹奏了一曲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琴惊四座，师生们对她的演奏赞不绝口。
学校的围墙外面，有一条小河，小河的两岸是油菜地，远处是被绿色覆盖的山丘。春天，油菜花开的季节，小瑛按捺不住对大自然的喜爱，她会在课余，钻进那片金黄色的油菜花地，陶醉在扑鼻而来的清香里。有时，她会躺在绿油油的河畔，望着碧蓝的天空上云朵悠然地幻化成各种优美的姿态。她感到它们是会歌唱的，只是人的耳力有限，无法听到那种天籁之音。从远处学校里传来钢琴老师演奏的肖邦的圆舞曲，丝丝缕缕随风飘来，似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组成了一曲绝妙的交响乐，令她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有时，她还会拿出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俄罗斯进步作家的《战争与和平》《毁灭》《父与子》《悬崖》等书籍来读。这些经典作品，在提高她的艺术修养的同时，书中弥散出的进步思想，也在逐渐地影响着她的世界观及思想认识……
多年后，郑小瑛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道：“就在那美丽浪漫大自然的环境里，我第一次看到了被当地凶恶的保长抓来的他们所谓的‘小偷’，被他们用绳子套着两个大拇指，吊在学校的篮球架上；第一次看到了‘袍哥大爷’们竟可以随意杀人，在路边曝尸三天都没人敢去收尸！”
虽然时有不和谐的旋律令小瑛不忍去听，她还是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妹妹小维小学毕业后，也被父母送到小瑛就读的这所中学。小维从小身体虚弱，有小瑛在身边照顾，父母会比较放心。小瑛确实也像一个称职的小家长，事无巨细地照料妹妹的生活与学习。
有一天夜里，小维突然肚子疼得厉害，不住地在床上呻吟。望着被病痛折磨的妹妹，小瑛却无法在三更半夜把妹妹送到镇上就医。心急如焚的她不停地安慰着妹妹，让她坚强一些。这一夜，小瑛没有合眼，一直守在妹妹身边。第二天天一亮，小瑛便急匆匆地带着妹妹来到镇上的卫生院。医生诊断说，小维有可能患上了急性盲肠炎。由于卫生院的医疗条件有限，医生建议她们到城里的大医院再做进一步检查。
小瑛当机立断，为妹妹雇了台滑竿，把她送往十几公里外的家里，她自己则跟在滑竿旁边一路小跑。从学校到家里这条路，自打上中学起，她不止一次这么跑过。她把家里给的坐黄包车的钱，省下来买爱吃的花生糖，自己却跟在同学们的黄包车后面跑。遇上下雨，她就拎着鞋子，光着脚丫踩着烂泥跑，就这么练就了一副好身板。可这次非比平常，她心里除了担心，就是焦急。抬滑竿的轿夫，对这个跟在身边一路小跑的小姑娘赞叹不已。
到了家里，父亲正在上班，母亲赶紧把小女儿送到了医院。医生为她做手术时说：“幸亏送来得及时，病人的阑尾已经穿孔了。要是再迟来一两个小时，转为腹膜炎，人就没救了。”
见妹妹转危为安，小瑛那颗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从父母望向自己的目光里，她读出了他们对自己的赞许。小瑛却想，妹妹就像另一个自己，妹妹的健康快乐，是自己最大的幸福。那一年，小瑛才15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军民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在人们载歌载舞欢庆抗日胜利的时刻，成都许多原本疏散到远郊的学校再次迁回市区，小瑛转学到离家较近的另一所教会学校华英女中就读。
校长郑元英献身女子教育，颇有建树，她主张因材施教。对小瑛在音乐方面显露出的才华，郑元英校长颇为欣赏，给予了她很大的鼓励。学校排练舞剧《狄安娜》时，音乐老师成嘉祜让小瑛担纲男主角，还指挥大家唱马赛曲，那可是未来指挥家的第一次角色尝试，小瑛学得认真投入，演出时许多不明真相的师生竟没有分辨出扮演这一角色的是个女生。
1947年夏成都华英女中高十五班毕业合影（后排左四为郑元英校长，前排右二为郑小瑛）
这又是一段难忘的快乐时光。小瑛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鱼得水，汲取着世界钢琴音乐的精髓。她用优秀生的毕业证书和在毕业典礼上为学校师生演奏的肖邦《圆舞曲》，为自己的高中时代画上了一个完美的休止符。这些年的求学之路，虽然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学校迁徙，却没有影响她健康茁壮地成长，反而使她的心灵和思想更加成熟与进步。
虽然小瑛喜欢音乐，然而父母只希望她把音乐作为一种爱好，报考大学时，他们决定让女儿报考著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当一名治病救人的好医生，因为“医生被人需求，而不用去求人”。
小瑛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轻松地考取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按照校方规定，就读“协和”本科之前，要在“协和”认定的教会大学里先读三年生物系作为医预科。小瑛遵照父母的选择，来到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与南京相距不远，为了能经常看到女儿，郑维和妻子决定举家回到上海。小瑛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回迁途中，她要求在重庆作短暂停留，去探望已成为人妻的昔日好友李铮惜和小学音乐老师穆义清。他们在她成长的路上，都曾留下过深刻的记忆。
那真是一次难以形容的会面。在一间阴暗的充满霉味的屋子里，小瑛见到了他们夫妻二人。曾经那么朝气蓬勃充满锐气的李铮惜，去年大孩子不幸夭折，现在怀里又抱着一个幼女，看到她已被不堪重负的生活压抑得难露笑颜时，小瑛非常难过。
在对他们夫妻二人的同情与理解中，小瑛含泪与他们挥别，而她的人生也将从此翻开崭新的一页。
郑小瑛在华英女中音乐楼的琴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