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色的“教案”
张华奎“闲置”多年，转折点在于刘秉璋入川任总督起用了他。这一年是1891年。刘家与张家有姻亲关系，刘秉璋赏识张华奎的才气，调他办理四川盐务。张华奎上任后，“悉心厘剔，事治而商不扰”（张充和《张华奎传》）。刘秉璋见他办事认真，于次年让他做建昌道（相当于地市级市长），同时向李鸿章致信推荐张华奎升任按察使。但李鸿章反应似并不热烈：“文忠（李鸿章）复书曰‘朝廷黜陟，从不过问’。再请，则曰：‘道员升臬，鲤鱼跃龙门，谈何容易！’其讳言权势而慎重名器如此。”（刘体智《异辞录》）李鸿章是故意避嫌还是记着以前发生的不快不得而知，总之张华奎在位多年，至死都是个川东道。
张树声以身殉职，皇帝亲自撰写祭文和碑文，张之洞、彭玉麟等高官联合撰文褒扬张树声功绩，李鸿章也力奏在合肥、天津等地为张树声修建纪念祠。但这些褒奖，并没能为张华奎带来实际的官运，他在去世后良好的口碑，都是他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正如他的人生，充满了谨慎和未知。
光绪壬午（1882）年，张华奎中了举人。他是长子，也是张家最器重的儿子，因他读书成绩最好。他的弟弟张华轸曾因为县试不中，被罚步行二十公里回家，并从偏门进家，还要跪在祖宗牌位前祈求原谅，从此弃考。
1889年，张华奎 “双喜”临门。首先，他中了进士，可以慰藉父亲在天之灵了。其次，他有儿子了。和父亲一样，他有一妻一妾，但膝下无子，作为长子，张家长房后继无人，简直是一种罪过。为此，张家决定从五房过继一个孩子。五房即张树声五弟张树屏，他官至记名提督，获勇号额腾额巴图鲁，一品顶戴。张家发达后，他离开张老圩子，建造起了更豪华的张新圩子，占地数百亩，房屋几百间，有圩沟、更楼和圩勇防护，内置华丽奢侈，少爷、小姐皆有独立建筑，且张新圩子掌管的田产根本数不清，日子悠闲而滋润。张树屏死后，他的长子张伯纪（张云官）掌管了整个分支机构，长房过继的孩子即伯纪之子。
“伯纪今秋所得之第四子特凭族戚写立合同，过继与兄为嗣（命名绳）……年逾四十始知抱子之乐。”经过一场正式的仪式后，一个出生十八天的男婴被从张新圩子抱到了张老圩子，养父张华奎于1889年12月16日在赴任的路上，致信堂弟张伯纪，表露出“有子万事足”的喜悦。这时，这个名绳进、字武龄的男婴已经四个月大了，他随着“父母”从京城往四川巴县去。船行长江，日夜兼程，惊涛骇浪给这个男婴留下了终生的伤害，巨大的声响严重损伤了他稚嫩的耳膜，从此听力困难，以致说话也受到影响，后来说话“发音很小，不是太清楚”。
有人以为，张武龄离开享乐主义浓重的张新圩子，跟着爱读书、敬业办公的新父亲，是一种无意中的收获。这一点很难论证，但张华奎的政绩确实有目可见。
张华奎离开家乡后，便很少回去。他已经四十多岁了，距离父亲的目标还差得很远，他必须努力。在署川东道时，他遇到了一件棘手事——“大足教案”爆发。说起来这还是中法战争留下的尾巴。法国战胜后，其势力在中国日涨，传教人员的行为引发了当地百姓的不满情绪。1890年，在四川省大足县龙水镇（今属重庆），法国教会与当地举办的迎神活动产生冲突，以挑煤为业的余栋臣组织当地数百群众杀死教民十二人，打毁教民房屋两百多家，并焚毁教堂，号召驱逐传教士，一时哗然，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大足教案”。此案发生后，朝廷很着急，当即下旨督促刘秉璋迅速查办。外交无小事，清廷一向怕洋人找到借口开战。但地方百姓情绪也不能忽视。
1878年（光绪四年），慈禧曾召见张树声问及安徽境内洋人传教以及传教士与百姓起冲突的案件，并问他如何协调解决，从而避免洋人借机要挟出兵。张树声对答如流。从张华奎处理大足教案的事例看，他深知“要害”，并清楚地看到隐藏在教会后的“教会政治”，他们在中国制造了无数次的“教案”，从而成为“野心侵略者之武器”。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有司为其教民所胁，每存逊让之心，不免袒教抑民。……几至教民讼不胜不息，平民讼不负不了”。张华奎以为处理教案，不能袒护任何一方，一定要客观公正，据理以争，当然这里面要有超凡的协调能力。直到张华奎终任，民教不复滋事。而且法国天主教会决定，用五万两白银在荣昌县修建新教堂。他们专门请法国的设计师进行设计，主体钟楼的钟还是专门从法国运来的，因其钟楼八十米的高度在全国都领先，当它第一次响起时，很多人以为是洋人的“妖物”，但最终他们都习惯了每半小时一次的报时——从未出过差错，成为当地人接受西洋物的一个见证。
张华奎的书信
重庆海关税务司好博逊与川东道尹张华奎签订的《重庆新关船只往来宜昌重庆通商试办章程》
开埠初期的重庆城
此事刚平，又起一事。早在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上，清政府就向英人承诺：“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1891年3月，续增条约在北京签字完成，意味着重庆海关正式成立，英人霍伯森首任重庆关税务司，川东道张华奎为关监督。但此事惹急了当地绅商，洋货将大批进来，还是洋人把持着海关，一时间“讹言岌岌”。一旦这些有势力的绅商闹事，后果不可想象。张华奎主动出击，“晓譬绅商，采长江各关章程设关，定停泊地，裁新旧厘金陋规，清积弊”。最终，海关顺利运营，“岁增解银十余万”。当年开埠所在地白象街，汇集了百货、银楼、当铺、钱庄和很多行帮，成为重庆城最豪华的街道和金融中心，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并留下了诸多开埠时期的西式古典建筑，如“江全泰号”在抗战期间曾开设有舞厅，据说宋美龄常来此跳舞。如今，重庆正在打造一个“开埠公园”，这些遗址将被一一还原，而对于当年开埠也有了新的评价：“重庆海关的建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也在客观上促进了重庆的近代化历程，推动了重庆城市整体功能的进步，成为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