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巅峰与政绩
同治二年（1863），在苏州任职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大致介绍了苏州太平军投降的过程，当时守军纳王与李鸿章手下程学启谈妥，投降保位，遂杀死慕王开门献城，但结果是，投降的太平军八个王全部被诱杀，其后属党军队砍杀无数，苏州城血流成河，李鸿章苏州“杀降事件”在历史上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但李鸿章对母亲自有解释：“男入城抚视，学启（程学启）初于云官（纳王郜云官）等约为兄弟，至是恐降众复叛，力请于男，尽杀云官等八伪王及其党数百人。此事虽大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32〕
关键时刻，李鸿章敢于出手，且出手够狠，就连其师曾国藩都佩服他“殊为眼明手辣”。李鸿章有一百个理由可以支持他的“杀降”，但说到底他是力求自保，且自保的原则就是不惜置对方于死地。这一点，是为官场人物必备的“素质”，这也可能是他能够纵横晚清四十年的原因之一。而以张树声的性格看，似乎很难做到这一点。
算起来，从1872年坐定江苏巡抚实职，到病死在两广总督的1884年，十多年的光景，张树声几乎都是在操劳和处理外事纠纷中度过的。
在张树声家乡，流传着一则逸闻，说张老圩子不远处有个黄小圩，圩主曾跟着淮军，在大大人（家乡人称呼张树声）手下当礼炮手，每次出行，要放三响礼炮。有一次出行，放三次，只响了两声，大大人以为不吉利，很不高兴。一旁师爷说：“三炮两响，大人要升座两广。”大大人气稍消，低声骂一句：“妈个×！”师爷又答：“大人要代管山西！”后来果然应验，先做山西巡抚，又升两广总督，这个礼炮手被赏赐改圩子安家立业。〔33〕进入仕途的人没有不想高升的，张树声自然也不例外。
但张树声身上的官僚气很少，更多的是务实。
“张树声是一个办事认真，关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并具有抵抗思想的封建官僚。在他任直隶按察使时，‘直隶讼案积压万余件，吏治之疲，民生之困，均由于此’。他从恢复清朝统治出发，认真筹办清理办法，起草《直隶倩讼案限期功过章程》十五条，对能按限结案的地方官员赏，对拖延不结案的地方官员罚，实力奉行，不久积案全数结清。张树声离任后直隶地方官员将清讼案限期功过章程‘奉为成法’。其在直隶‘清理庶狱，勤政爱民，群情拿服。’”〔34〕
据说当时全省各种积案多达一万两千起，这是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所造成的恶果。张树声主持的“限期结案”并明定赏罚，收效明显。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后，对其做法大为赞赏，又推荐他担任直隶布政使。
张树声一生谨慎，老上司的上司曾国藩多多少少对他有些影响。这一点，张家后人也有同感，并觉得曾国藩家书家训比起李鸿章的更为高远、深邃一些。曾国藩家书常会出现“谨慎”字样，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他在给四位老弟信中写道：“……足见仕宦者一不自慎，身败名裂。”
张树声成功的性格特点还表现在主动和自省方面，凡事他总比别人多考虑几步。淮军源于合肥团练，要知道当初的团练大大小小不下十几股，其中以解先亮（诨名解五狗子）官团为最先，“李采臣方伯率西乡诸圩治民团，实为淮军之先导”（刘体智《异辞录》）。李鸿章回乡召集组军时，官团与民团之间有宿怨，“患不相容，故莫之从”。李鸿章自然要寻找稳重可靠的人选，张树声脱颖而出。淮军征战多年，解家两位兄弟战死，黄桂荣伤废，又有淮军第一猛将程学启战死嘉兴，年仅三十六岁。后有张树声二弟张树珊阵亡。所谓时势造英雄，一将功成万骨枯，张树声在战场上不知道看到多少将士死于非命，能够活着并不断得到晋升，他倍加珍惜，越发谨慎。张树声的儿媳妇识修（李鸿章侄女，张充和叔祖母）曾跟着他远赴广东，见识了这位两广总督的工作场景：“虽然他有位称职的机要秘书，但他收到由邮驿传来的公文、信函后，必定一一过目，然后才交与机要秘书，所以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35〕他的书信也是同样严谨。
张树声复吴毓芬信件。吴毓芬，字伯华，安徽肥东人，淮军将领。其曾随李鸿章打击太平军，因字伯华，所部称为华字营。 同治四年（1865）吴伯华辞官返乡，择佳地于六家畈杏树塘北岸，为宅邸园林。据说他在苏州时搜集了不少山石，就此造园，称为“也是园”。张树声故居亦有殷家畈胜地。
“张树声的工作几乎占用了他除睡眠之外的所有时间。中国南方的夏季是难熬的，天气炎热干燥、蚊虫成堆。这些蚊虫隔着薄袍子也能咬人，它们成群结队地在人身边和头上环绕。张树声一边阅读一边打蚊子，手上常常沾满鲜血。他还有个特殊习惯，就是工作时一边吃蘸糖的粽子，一边用朱笔修改秘书们的草稿。有时候不小心，他会把粽子放进砚台而不是糖碗里，结果胡须会被染上一道道的红色。”〔36〕张树声在官位上，不只是考虑眼前问题，还常常超前和“越位”，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时任江苏巡抚的张树声得以晋见慈禧太后，曾当面向他提出“停纳捐输”的建议。捐输是历史特殊时期的产物，说白了就是花钱买官当，张树声以为此举应该立即停止，否则必致官场混乱，于国于民均非好事。
光绪四年（1878），慈禧太后再次召见张树声。内忧外患，太后先问起了兵事，当时朝廷正在下力气整顿常备军“绿营”，挑选精干，仿湘淮军制进行重训，俗称“练兵”。慈禧问：练兵、养勇，二者孰为妥善？张树声回答：“以国家经制而论，练兵自为久远之计。”他还直指绿营坏习气所在：“承平日久，绿营习气日深，加以口粮本不甚优，有复逐层扣折，俯仰事蓄，不足自给，于是安分者挂名军帖，尚以小贸营生，不安分者，则专以包揽娼妓、窝庇烟赌为事。”〔37〕这样的军队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被拉出去打仗，肯定溃不成军，甚至望敌风而逃。张树声又引曾国藩治军实例：“故大学士曾国藩于咸丰初年粤匪倡乱之时，深知绿营习气积重难返，决意舍兵用勇，先后招募湘、淮两军，酌照明臣戚继光之法，严立束伍，编队、扎营、挖壕、操练、打仗章程，卒收戡定之效。”〔38〕
谈及朝廷要裁减湘淮兵勇时，张树声据理以争，说现在列强都逼到卧榻了，虎视眈眈，动辄挑衅要挟，几乎没有中断过，这个时候怎么能裁撤善战的勇兵呢？“假令尽去久征熟练之勇，而用万不可靠之兵（指绿营），深恐事变之来，无法支拄，所费更巨。”〔39〕他以为裁兵应该有个过程，而且是公平的优胜劣汰。当慈禧问起淮军近况时，他马上指出，淮军在李鸿章的调配下，驻扎各地，将领各自督练，修建炮台，并配发西洋新式枪炮，每天操练不断，时刻保持警惕之心。
当慈禧问及“洋人遇事要挟，各省地方官尚能留心洋务否”时，张树声引用了曾国藩的话“仇不可忘，忐不可懈，衅端不可轻开”，并言明，中国的文明礼乐“高出万国之上”，但练兵、造船、间器却不及西人。“中国礼仪政教奉行日久，事事皆成具文，西人富国强兵，精益求精，事事必求实际，此外国所以日强中国所以日弱也。”〔40〕张树声所言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引起了太后的关注，遂追问：“中国诸事皆成具文了？ ”张回答：“诚如圣虑，以中国之大，人民之众，果能惩虚务实，力矫因循粉饰之弊，一切用人、行政、察吏、治军不任法而任人，不在科条烦设而在实力奉行，则内治既足自强……”〔41〕此时的张树声不过是一个巡抚，却敢对全局通盘指戳，并陈述解决之道，他以为，“古今人才，其笃实纯谨，斤斤自守之士不免墨守旧说，不达权变，上之人以其迂拘扞格，不堪任事”〔42〕。有人说，张树声与曾国藩、李鸿章同样是倡导洋务的领军人物，但与后两者不同，他尤重改革内政。这也是他后期力倡办学、改革科举的背景所在。长期的基层历练使他深知中国痼疾不在于外变，而在于内政，非下“重药”不可治“顽疾”。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在合肥姥山文峰塔发现了张树声少见的笔迹：“势如涌出。”四字均为楷书，兼有行书意趣。有书家评论，四个字“布局适宜，出锋爽利，一气呵成，大有江河奔流、万泉竞涌之势”。题字上款书“光绪庚辰孟夏”，即光绪六年（1880）的初夏。当时张树声正任两广总督，登顶的希望就在前头，表面沉静、低调却丝毫掩饰不住他内心的张扬，他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改革而不激进，锐气而不露锋芒，不空谈，重实务，毫不气馁，充满勇气，那是一种潜藏在谨慎里的担当，坦荡荡，死不改弦。这一性格特征，必然引起他与李鸿章的冲突。
1882年，因母亲去世，李鸿章丁忧回乡。临走时，他向朝廷推荐张树声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是在署理任上，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朝鲜“壬午兵变”。这起兵变本是朝鲜宫廷的内部斗争，按说他国不该干预，但日本一直虎视眈眈，并有趁机出兵的动向。朝鲜与中国形同唇齿，朝鲜又常附于中国，于是求救到保定总督府。张树声不敢怠慢，因兵变一方由日本利益参与，并有日本人死亡，他已提前从驻日公使处得知日本出兵可能。他先派淮军出身的丁汝昌以巡洋为名率船赴朝，观察动向，继而派李鸿章的洋务幕僚、懂外交的留法博士马建忠赶往协助，而后召淮军吴长庆前来议事，并要他率兵连夜赴朝，此时日本的兵船及大队人马已经入朝。中国军队到达后，果断出手，平定内乱，将“肇事”的大院君（国王的父亲）逮捕回国，监禁（其实是给予款待）于保定府多年。
2000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老师权赫秀在韩国发现了张树声在“壬午兵变”前夕写给朝鲜王朝高宗政府领议政李最应的密信。李最应是国王生父大院君的仲兄，地位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丞相职。这封书信可以说是当时中朝两国最高级官员之间商谈两国外交政策内容的重要资料。〔43〕张树声在信中主要叙述了其暂代直隶总督职务的缘由，并表达了“希望同李氏本人及朝鲜政府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诚恳善意”，同时分析国际形势对朝鲜局势的影响，并表明清政府将全力帮助朝鲜维护稳定的决心和动作。权赫秀说：“根据后来李最应复函的内容来看，这封书信是张树声主动地向李最应发出，而且是交由恰好由津回国的朝鲜政府副主事尹泰骏带回朝鲜的。”密信加上清廷派出人员的与之面议，很快与朝鲜达成了一致意见。“因此，由张树声主动建立的中朝两国最高官员之间的这次书信联系应该说是圆满地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也可以说是自李鸿章促成《朝美条约》以来清政府对朝鲜政策的又一进展与成果。”汉城爆发“壬午兵变”后，张树声果断实施军事行动，迅速平息，但李最应在兵变中被兵变军人杀害。欣慰的是，吴长庆率淮军庆字营六营兵力迅速出动朝鲜，并在镇压兵变之后继续驻扎朝鲜王朝首都汉城，成为当时清政府对朝鲜实施积极干涉政策的重要实力手段。
张树声撰写的“势如涌出”，蕴含着他隐忍却力争上进的性格
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紫蓬山的张树声塑像，已无武气，而是一派儒雅之风
朝鲜事件圆满平息，皇帝龙颜大悦，给予张树声嘉奖记功，赏赐“太子少保”头衔。
世事难料，张树声没想到，他赢得了这一政绩后却与李鸿章闹起不快，诸多史料均把矛头指向张树声的长子张华奎（字霭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