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负笈东渡

一 入横滨高工

1928年8月的一天,我在塘沽登上了东渡的轮船。船开航了,岸上的景物渐渐模糊,那块生我养我的大陆在我的视线中消失着。我胸中涌出从未体验过的离愁别绪。然而,当时我未满20岁,血气方刚,望着海天一色的远方,想着奋斗自强的未来,心情顿觉开朗,充满美好的憧憬。

初到他乡异国,人地两生,我找到在京都学习的中学时代同窗史钊(字殿昭,现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请他帮忙选择学校,熟悉风土人情。史钊说,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很多,但情况不同。有些人忧心国事,立志学习日本的富强之道,以振兴中华,他们肯下苦功钻研学问,以求学到真才实学;有的人则纯粹是为了混张文凭,便于回国找事。如果想学知识,就必须首先打好日文基础,再考个好学校,认真读几年书。他建议我先入为留日学生补习日文的东亚预备学校。

这所学校设在东京。补习时间只有半年。我没有沉湎于东京的繁华世界,连强烈的好奇心也未能一一满足,便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同时思索着半年之后的去向。

在初到东京的这段时间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从东京市面上看,日本从西方进口的东西与中国的多数进口货截然不同。在中国,封建官僚和洋行买办们买进的多是手表、饰物和各种奢侈用品。这里见到的则主要是工业用品和科技书籍。这使我深受触动。我渴望学习日本人的“专务实用”,掌握一技之长,将来回国有所建树。而且这时我已有一子一女,也想早日谋生自立,不宜入大学。1929年3月,从东亚预备学校毕业后,我即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

横滨自1889年设市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仅次于东京、大阪的第三大城市。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是日本比较有名的学府,现已改为横滨大学。横滨高工的校长铃木正雄和应用化学科教授桥本正隆,对我们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比较友好。

应用化学科当时有三个外国留学生:我、郭振乾和一个姓朴的南朝鲜人。郭振乾是台湾嘉义县人,农家子弟,生活比较困难。由于都是中国人,我们很快熟悉起来。一开始我们的交往比较困难。郭讲一口闽南话,我很难听懂,而我的话,他听起来也很困难,我们只好笔谈,后来我们租了一个六席(约12平方米)的小房子,住到了一起。他帮助我学习日语,我帮助他学习中文,并利用业余时间合作翻译文稿。

1930年,静宜带着一双儿女也来到了日本。我们结婚之后,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地求学,很少在家,只有寒暑假回家探亲。静宜独自置身于一个封建大家庭中,感到很孤寂,而且对旧礼教的那一套心怀不快。所幸我给她介绍了一些我的朋友,他们中有的是共产党员。静宜常与他们往来,借阅了一些进步书刊,并懂得了一些反对封建礼教和妇女应力求经济独立的道理。

有一天,她在沈兹九创办的《妇女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养蜂的文章,并认为养蜂可以作为妇女自谋经济独立的一种职业。静宜很高兴,很想尝试一下。胡曲园等朋友也都赞成。于是,静宜买了养蜂书籍和四箱意大利种蜜蜂,在家中东面空院里养起蜂来。她一人亲自操作,不知挨了多少次蜂蜇。她辛苦了三年,4箱蜂繁殖成24箱。由于当时蜂种求过于供,静宜就在北京安定门外买了一个大车场的旧址,自建房屋数间,找人助理,开办了静宜养蜂场(这是北京第一家女子养蜂场)。但静宜养蜂不是为了采蜜,而是分蜂、卖蜂种。头一二年赚了一些钱。在来日本的前一年冬天,静宜养的蜜蜂全部冻饿而死,但在日本还有预订的蜂种尚未提货。因此静宜关掉养蜂场,征得我的同意之后来到日本。

静宜的意思是把蜂种贱卖掉,收回部分现款。可是我有些于心不甘,总想把事情做到底。听一个日本技师说,北海道的蜜源很好,我们夫妇租了一节车皮,带上约200箱蜜蜂,和郭振乾一起跑到北海道。很不走运,我们遇到了北海道20年未遇的大暴雨,结果失败而回。这一下把我们搞得很惨,不得不向一位华侨借了债。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生活十分困难。当时静宜正在学缝纫,中午不能回家,她便在当地的中国餐馆花上一毛钱买碗面吃,算是午餐。尽管还不到半饱,但她也不敢再多花一毛钱。那时猪蹄煮黄豆是我们的家常便饭。猪蹄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日本人不吃猪蹄,杀了猪总是把猪蹄扔掉,当地的华侨中便有人捡来吃。后来日本人不扔了,专门卖给华侨,五分钱两个。因此,便宜、实惠的猪蹄就成了我们在这段困难时期赖以果腹的食物。

二 办华侨学校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入侵我国东三省,引起中国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怒。当时在东京美术学院学习雕塑的金学成,领导留日左翼学生在银座等地举行示威,抗议日军侵华。我参加了这些示威活动。这件事在我心中又掀起了波澜,再一次把我的注意力从书本引向社会。

我在横滨高工读书时,日本有许多华侨。他们大多数是经营裁缝、饭馆和理发业,当时谓之“三刀(剪刀、菜刀、剃刀)行业”,资本很小,门面不大,社会地位也低。这些华侨的子弟在日本学校读书,往往受着不公平的待遇,还时常遭到日本同学的欺侮。我对此一直愤愤不平。这时我产生了创办一所华侨学校,为爱国侨胞子女提供平等求学机会的想法。为了付诸实施,我四处奔走,得到金学成、王茅原(文达)等留日同学的热心协助。

那时,我终日奔走于我国驻日公使馆、横滨总领事馆、国民党东京及横滨党部、我国留学生监督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等地,募集资金、寻觅校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马伯援、干事谢介眉、张清鉴等得知此事,十分热心。他们慷慨地答应把日本东京神田区的青年会会所暂借给我们做校舍。

当时筹措资金十分困难。学校没有固定经费,每月开支需日金二三百元,主要是靠我们从各方面募捐而来。我们除了向中国驻日党政各处募捐外,捐款的主要来源是华侨。有些华侨从小没读过书,几十年的海外生活和阅历,使他们痛切感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愿为下一代的教育尽力。有的人月捐日金一元,有的每月只捐三五毛钱,从本来不多的生活费用中抠出钱来支持我们办学。这些爱国华侨的行为深深感动着我。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担任华侨学校董事长的福建人张则盛先生。张先生急公好义,华侨学校遇有困难,他总是热情相助,积极奔走,为华侨学校出了不少钱和力。另外,开料理店的郑通明,开西服店的周永泰,也都出了不少力。

我是学校的副董事长,为了请教师、筹资和其他的一些校务花去了大量的时间。那时,我每月都要跑遍中国驻日党政各处和100多个华侨家庭,很是辛苦,学习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看到学校日渐兴旺和学生们愉快的笑脸,我也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那时横滨高工的中国同学见我整日不停地奔波,劲头十足,便戏谑地送我一个雅号——“火车头”。

后来学校有了发展,学生增至四五十人,原址不敷应用,我们迁到了小青庄。这是一幢小楼,楼上供教员住宿,楼下做教室。学校最后一任校长是乐嗣炳(已故,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我们所聘任的教员,多半是因为在国内从事革命工作遇到困难、被迫流亡日本的。华侨学校给他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使之得以维持生活。当有的教师由于参加爱国反帝运动被日本政府逮捕时,我常代表学校去慰问,并设法营救;如果他们被遣送回国,我也要赶到船上去送行。我记得有位名叫何云的教师(化名朱士翘),就是一名中共党员,后因参加左联活动,被国民党逮捕,解至南京宪兵司令部。我回国后曾去探监。抗战时,他是《新华日报》编辑,1942年在日寇大扫荡中光荣牺牲。最早到华侨学校当教员的王茅原,也是中共党员。

通过办华侨学校,我的社会联系面大大扩大了。当时我不仅认识了100多名华侨,而且同国民党的东京总部、中国留学生监督处和中国驻日使馆发生了联系。同时我的组织能力也得到了锻炼。这些对我以后在社会上立足,创办实业,不无裨益。比如,我得以在上海中华学艺社立足,便是通过中国留学生监督处刘庄(号百闵)的介绍。直到1933年底回国时我才离开华侨学校。但这段经历却牢牢地铭记在我心中。

三 到工厂实习

我创办铅笔厂的念头是在日本留学时产生的。我决定留学时就已抱定了学成回国办实业的宗旨,但具体到办什么,当时我并没有固定的想法,只是注意力比较集中在中小行业。因为大行业如机器制造、石油、交通运输等行业,目标大,竞争激烈,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比较集中,我没有力量与它们角逐。后来,在创办华侨学校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和社会经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东西。我逐渐确定了我的目标——制笔业。

铅笔在中国的应用范围很广泛。它由于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等优点,为人们所乐用,各行各业都需要。当时,铅笔在中国的销售量很大,中国政府每年都要为进口铅笔花去大量的外汇。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统计,1925年至1931年从上海进口的铅笔金额如下:

1925年 430885元

1926年 512335元

1927年 531332元

1928年 636597元

1929年 841985元

1930年 960105元

1931年 949316元

(1930年前为海关银单位,1930年后为海关金单位)

根据以上情况分析,只要制成铅笔,市场是不成问题的。另外制铅笔的主要原料木材、粘土、石墨等在中国并不匮乏。只要经营得当,我想是可以成功的。

我把自己的想法同郭振乾谈了,并商请他一道回国办厂。郭振乾很感兴趣。这既能保证他毕业后得到一个不错的职业,补益贫寒的家庭,又能使他学有所用。因此在征得其兄的同意下,他决定学成回国,同我一道办厂。

1932年3月,我在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毕业了。为学到有关铅笔制造方面的专门知识,我找到应用化学科教授桥本重隆,希望他能把我介绍到一家铅笔厂实习。桥本先生十分热心,他与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社长数原三郎先生联系。征得同意后,我到了该社的神奈川工场实习。

神奈川工场是专做彩色铅笔的。场长名益田三郎,为人很热情。他热心地向我传授了购买原料、机器、产品推销等有关知识,并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日本工厂。后来,我建厂初期到日本采购机器、原料,就是凭借益田三郎的这些介绍与有关厂家联系的。但是,该厂的关键性技术——铅笔芯的制造,特别是笔芯配方,却是严格保密的。我只能在制造笔杆的车间和成品车间实习。

我曾试图通过主管技术的工程师了解内情,但没有成功。他说,没有上面的特许,他无法给我任何帮助。我找到数原三郎。他劝我放弃办厂的念头,回国后当买办,为该厂推销产品。他傲慢地说:“办铅笔工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像你办华侨学校。即使到你吴鼎二世,你们国内也不会办成铅笔厂,生产出铅笔。还是买我们日本的铅笔吧。”这些话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也激发了我的一腔爱国之情。我离乡出国所苦苦追求的并不是一只饭碗。我对他没有做更多的解释,也似乎没这个必要,我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不,我要办铅笔厂。”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对我刺激很大,成为我办铅笔厂过程中一个不小的动力。

有过这两次经历之后,我并没泄气。在车间工人的帮助下,我终于搞到了彩色铅笔的配方。虽然制铅芯的技术严格保密,但实际操作还是由工人进行的,配料工人掌握着配方。我与他们关系很好,管配方的工人为我抄下了方子。

同时,在该厂工人的介绍下,郭振乾来到一家专做廉价铅笔的藤田铅笔厂实习,学习制造黑铅芯的技术。他实习很顺利,三个月的实习结束后,他便毫无困难地掌握了制造普通黑铅芯的技术。

一年后,我在神奈川工场实习期满,又来到一个肥皂厂——吉琦石碱研究所实习。日本人把肥皂称作石碱。通过半年多的实习,我初步了解了肥皂制造技术。我认真分析了国内的情况:制作肥皂的原料中国也很多,范旭东早在1917年就造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纯碱;植物油、动物油,品种不少。而且当时国内已有几家肥皂工厂,再办起厂来有所依据。但是我想,比较起来,中国最需要的还是铅笔厂。当时,中国尚无办成功的铅笔厂,作为首创可能困难会更多些,然而想到我立志创办实业的初衷,我别无选择了。

1933年冬,我的实习结束了。当时静宜正在学习缝纫刺绣,尚未毕业。我急于把学来的知识在祖国付诸实践,尽早实现办成铅笔厂的愿望,便摒挡一切,独自一人匆匆成行。第二年冬天,静宜才带着一双儿女返回国内。郭振乾也由于未婚妻御厨春子尚未毕业,于第二年才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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