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如火如荼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作为口传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西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在此间出现了较大的转向，这就是伴随民族自觉而掀起的民族文化的现代传播和如火如荼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创作。
对于20世纪初的西部少数民族作家来说，“祖国”一词包含着十分复杂、深沉的内涵，它既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和现实渴求，又是一种对现实的抗争和敏感反映。19世纪中叶以降，西方殖民势力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处偏远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也未逃脱这一历史命运，这就是沙俄和英国势力对新疆的渗透、英国等西方国家对西藏的侵略、日俄对蒙古草原的虎视眈眈。各种西方势力在这一时期之所以不断渗透西部民族地区，伺机挑起民族矛盾并离间统一的民族国家关系，其目的都是想借中华民族国势积弱这一机会而造成民族分裂，瓜分神圣不可分割的中华领土。因此，在1949年以前的近百年中，西部少数民族不但要承受本民族的阶级压迫和新旧军阀割据势力的迫害，而且始终未摆脱西方殖民侵略的阴影。历史和现实所造成的这一心中永远的“痛”，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在这一时期的遭遇，深深地烙在了西部各民族的心中，从而激发起了西部少数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怒潮与特殊的民族记忆和祖国情结。所以，西部民族文学在20世纪初的发展与时代主潮密切相关，远远超越了本民族的视阈。既是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反映，又是对统一的民族国家命运的深度关注。正如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代序”中说的那样，“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它们已结合成了“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1]。这一时期的西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就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
从西部各民族文学在此间的发展形势来看，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这既是社会制度不同的产物，又是文化发展的地区差异和民族差别所致。地处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社会制度基本与时代发展同步；蒙古民族虽然进入了现代社会门槛，但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封建领主制；西藏则完全处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从这一点来看，西部少数民族创作的主体明显不同，前两者主要由本民族的民间艺人、普通民众、现代知识分子来完成，而后者受教育的主体是僧侣和封建贵族，僧侣文学占主体地位，因此，纯粹意义上的人民作家非常稀少。从作品主题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民族觉醒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反对封建阶级的压迫和反侵略的抗争，渴求民族和祖国独立富强的呐喊，是这一时期西部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潮；其次，追述民族历史和民族传统，抒写美好爱情和讴歌乡土，既是传统的民族文学主题的继续，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精神。在艺术手法上，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不仅充分借鉴了本民族优秀的古代文化传统和文化营养，而且广泛吸取、融合了包括汉文化在内的其他多民族文化，还深受俄苏文学、中亚文学的影响，并且汇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主潮。同时，现代传播媒介的兴起，也进一步加速了多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融。下面从几个方面对萌动期的西部少数民族文学给予讨论。
作为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型作家，蒙古族的依希·丹金旺吉拉（1854—1907）、贺什格巴图（1849—1915）、嘎莫拉（1871—1932）、克兴额（1889—1950），以及维吾尔族的赛依德·胡赛音·汗·泰杰里（1850—1930）、藏族俗人文学家协噶林巴·明久伦珠（1876—1913）、哈萨克族的诗人阿拜·库南巴依（1845—1904）等人的创作，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这就是表现在他们作品中的人生哲理和民族生活的反映，以及程度不同的民主意识的萌芽和反帝反封建启蒙意识的苏醒所洋溢着的批判精神和对现实的怨恨。
鄂尔多斯原郡王旗公尼召庙的活佛依希·丹金旺吉拉，谙熟蒙、藏两种语言，著有《公尼召活佛依希·丹金旺吉拉训谕诗》等。他的诗严厉地讽喻、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压榨、摧残，饱含着超越宗教仁慈思想的人道关怀，如其中的第二章：“看其红蓝珊瑚宝石顶/俨然广施仁政的清官/看他贪得无厌专敲诈/活像一个拦路抢劫犯……你们身穿狐裘暖/哪知奴隶打寒战/糖果油肉满口香/奴隶饿死也安然。”如此充满批判锋芒的诗歌出自一个活佛之手，其意义非同寻常。贺什格巴图和嘎莫拉的人生经历有相似之处，二人都出身于农牧民家庭，曾担任王公贵族的书吏、梅林等职。前者因同情反对暴政的“独贵龙”[2]运动被革职，后者因为不满封建苛吏的腐败而获罪罢官。先后留下了不少反对苛政、歌咏母族和爱情的诗篇。贺什格巴图诗歌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独贵龙”的赞颂和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另一类是讴歌爱情。主要作品是《可贵的“独贵龙”》《蔚蓝色的天空》《珠钢妹》《罪恶的时代》等。他的《罪恶的时代》充满了对阶级压迫的控诉：
聪明智慧毫无用处的时代/猜疑恐怖泛滥成灾的时代/自身影阴都觉可怕的时代/畏首畏尾令人战栗的时代。
嘎莫拉的作品题材比较丰富，尤其是他的一些吟诵母族的诗篇，以优美的笔调、浓郁的民族特色为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其诗歌风格既有蒙古族民歌和史诗的韵味，大量采用比喻、衬托的手法叙事抒情，节奏明快自然，色彩鲜明，又有独特的个性追求，因为诗中常有诗人自我形象的抒写。如《故乡颂》：
像两匹白象对峙屹立的/那巍峨的崩巴吐山的山峦//像聚宝盆镶嵌在珍珠草原的/那吉须湖平静的水面//你那柔和温暖的怀抱/培育了我这可怜的一生//你那甜蜜清澈的湖水/洗涤了我污泥遍染的周身。
除此之外，嘎莫拉还有《祭旗》《节日的摔跤手》《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等诗作，既追忆了蒙古族的传统仪式，又讴歌了为维护民族尊严而进行的战斗，并一针见血地批判了黑暗、动荡的社会现实，在慷慨悲歌之声中表达了诗人的爱国之情。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克兴额，现有《悯农歌》《勉学歌》《梅花》《成吉思汗颂》《杂感诗》等七首诗歌存世，充满了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帝反封建的批判精神。维吾尔诗人泰杰里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并有机会随父亲去印度的新德里读书。广博的知识和旅外见闻使他获得了新疆叶城经文学院学监一职，并先后创作了多种语言的文学作品。《闪电的光芒和教训的力量》《俳句》《泰杰里小诗集》等抒情诗和叙事诗作为他的代表作，包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和宗教哲学色彩，不仅语言、韵律典雅优美，而且形象生动、想象奇诡。生命短暂的藏族诗人协噶林巴·明久伦珠，是封建时代西藏少有的俗人作家。尽管他出身贫寒，父母早亡，但他十分幸运地受人资助，于1893年进入了拉萨的西藏政府培养俗官的学校——孜康学习。逾十年，先后担任阿里宗噶宗宗本、聂拉木宗宗本职务的协噶林巴，因文采出众被提升为噶厦秘书。1911年，创作了藏文抒情长诗《忆拉萨》（又称《拉萨思念曲》）这一藏族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长诗由四十六首诗歌组成，其中既有拉萨风土人情的风俗画描摹，又有宗教朝拜的虔诚图景的逼真刻画，蓄满了诗人被迫远离故乡的痛苦和一个游子对故乡拉萨深情而又刻骨铭心的思念。感情浓烈，气韵生动，语言质朴，读之令人荡气回肠。一方面是思乡情切，一方面是有家难归的无奈，《忆拉萨》的意义就在于抒写乡愁并揭示了悲凄的乡愁所包含的时代内涵，这就是对西方殖民势力蚕食西藏、导致政局动荡的怨恨。《忆拉萨》每四句一首，全诗秉承了藏族传统诗歌的修辞技巧，使句首两个字同音重叠，从而产生和谐的韵律和节奏感。同时，《忆拉萨》也明显吸收了藏族民歌的特点，无论是词语的运用还是叙事手法。阿拜被认为是哈萨克族古典文学向现代转型的奠基性作家，尽管他一生的文学活动都在中亚一带的哈萨克族中，但他创作的许多作品却直接哺育了境内的现代哈萨克族作家，如《阿拜诗选》和叙事诗《麻斯胡特》等。不仅如此，他还是欧洲民主主义思潮进入新疆的一个中介，尤其是他翻译的莱蒙托夫、普希金等俄国文学作品，对国内哈萨克族作家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
如果说以上几位诗人尚是在朦胧中感应着时代的风暴，倾诉着时代的苦难，那么，下面这一如火如荼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热潮则是在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一方面，以开启民智、传播文明为主旨的现代传媒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勃然兴起，参与并配合了新文化的传播和民族文学的创作；另一方面，西部少数民族作家在延续了前期现代作家精神的同时，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在新疆的少数民族则直接地受到了苏联十月革命的熏染，从而使其创作意旨始终与时代主潮保持一致，充满了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呐喊和对民族觉醒、祖国富强的追求，洋溢着民主革命的精神。维吾尔族诗人库特鲁克阿吉·舍吾克、阿布都哈力克·维吾尔、黎·穆塔里甫、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艾里耶夫、艾勒坎木·艾哈坦木，哈萨克族的阿合特·乌楼木吉、唐加勒克·焦迪尔，锡伯族的管兴才、郭基南、何耶尔·柏林、玖善，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仁钦好日乐、宝音德力格尔等作家，都深受普希金、托尔斯泰、莱蒙托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俄苏作家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尤其是维吾尔族的祖农·哈迪尔、锡伯族的郭基南等人，不但深受高尔基等俄苏作家的影响，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末直接受教于茅盾、王为一等新文学作家。另外，这一时期西部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特殊性还在于：处在农奴制时代的藏族文学，除民族史诗、歌谣外，都是活佛等上层人士的创作，更加普泛化的作家创作只有到了农奴制废除以后；由于教育的不普及，现代蒙古族文学的创作只有少数作家文学出现，但影响较大的是说唱艺人如绰旺、琶依、毛依罕等人的口头创作（实际上他们的创作也应该归于作家文学的范畴，只不过存在的载体有书面和口头的区别而已）；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新疆少数民族的作家创作，深受民间文学、俄苏文学以及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他们既用本民族语言创作，也用汉语创作。此外，这一时期西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的身份，也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是许多文学创作者都参与了开启民智的文化传播活动以及反专制争自由的民族解放运动，如库特鲁克阿吉·舍吾克、黎·穆塔里甫、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艾里耶夫、艾勒坎木·艾哈坦木、祖农·哈迪尔、阿合特·乌楼木吉、唐加勒克·焦迪尔等作家都参与了创办新式报刊、学校、社群等文化传播活动。所以，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主题、风格的多样化，不仅仅是民族生活题材和视阈的简单扩大，而是民族意识苏醒后的文化自觉与时代精神的共振，是祖国意识和统一自由的多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感的反映。
从萌芽状态和起始阶段的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传播来看，无论是新式报刊和学校的创办，还是学会、剧团等社群的创设，都是在开启民智、强国保种的启蒙救国的主潮中启动的，所以，既是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又是启蒙主义者和少数民族仁人志士对时代主潮的敏感回应。如：1905年，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喀喇沁右旗王府的崇正学堂里石印出版的我国最早一份民族文字报纸《婴报》（隔日刊，蒙文），就以开启民智和宣扬新政为第一要务。翌年，驻藏大臣联豫和帮办大臣张荫堂创办的官报《西藏白话报》（旬刊，汉藏两种文字），拉开了西藏现代报刊的序幕，其宗旨也是以“开启民智”为主，只不过多了“爱国”“尚武”的内容。1911年，由辛亥革命人士创办的新疆第一份铅印现代报刊《伊犁白话报》（日刊，维、蒙、满、汉四种文字）在伊犁诞生，主要内容以报道新闻、译介新思想、宣扬爱国合群、唤醒民众为主。这一时期的西部少数民族报刊还有：《蒙文大同报》（1912年）、《新报》（1912年，维、汉两种文字，后改名为《伊江报》）、《蒙文白话报》（1913年，蒙、汉两种文字）、《归绥日报》（1913年）、《一报》（1914年）、《西北实业报》（1918年）等，其办刊宗旨都是传播爱国思想和新知，反对殖民势力的侵略。1913年以降，锡伯族的常广斋、乌扎拉·萨拉春、苏和林等早期现代知识分子先后创立了启蒙民众的尚学会、兴学会等社群和学校。20年代初，哈萨克族的知识分子沙利甫汗、达吾来提开里迪等人开办了新式乡村学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涤荡和影响下，西部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不仅自身走向成熟，而且加速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参与了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解放运动的整个历程。就报刊的创办来看，新出现的报刊除延续了前面的报刊宗旨外，明显加重了反帝反封建思想和民主、科学的内容。如：1923年在北京蒙藏学校创办的充满平民思想的《蒙古农民》（半月刊，蒙、汉两种语言），就是我国少数民族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其创办人多松年是蒙古族的现代知识分子；石印的《民众日报》（1929年）与油印的《阿旗简报》都用蒙、汉两种语言出版，主要关注的是抗战动态和沦陷区的新闻；锡伯族青年安子英等创办“锡伯文化协会”和《朝霞》杂志，以传播新文化为主；1935年创办于新疆乌鲁木齐的《反帝战线》（维、汉两种文字）直接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号，以“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这一新疆当时的“六大政策”为其精神指向，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抗日救亡，关注民生，在新疆掀起了民族救亡的高潮。它云集了茅盾、张仲实、杜重远、萨空了等一批内地赴疆的进步人士，翻译并介绍了大量苏联文学和新文学作品，培养、影响了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十分遗憾的是，随着新疆军阀盛世才对“亲苏”“联共”政策的背叛，该刊在1942年被迫停刊。1935年创办的《新疆阿勒泰》，最初只是一份哈萨克文报刊，1945年更名为《自由阿勒泰》，1951年更名为《阿勒泰人民报》，1966年首次出版汉文版，其产生、更名的历史实际就贯穿了现代新疆民族解放的整个历程。从抗战爆发到1949年，西部少数民族报刊得到了迅猛发展。在内蒙古出版的报刊主要有：《蒙古报》《自由报》《群众报》《牧民报》《呼伦贝尔报》《内蒙周报》《内蒙画报》《解放报》《草原之路》《西中报》《内蒙自治报》《人民之友》《蒙汉联合画报》等。在新疆，除《反帝战线》等原有的报刊继续出版外，《新疆日报》（1936年）先后用汉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俄罗斯文出版，并在伊犁、塔城、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地用多种文字出版分版。此外，还有《伊犁日报》《阿克苏报》《觉悟报》《战斗》《先锋》等数十种报刊。从这一时期西部少数民族报刊的编辑、发行、内容等各个要素来看，已经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报刊。它们传播新知、启迪民众，宣传并配合了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运动，为民族文化的传播和祖国的统一富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这一现代报刊、学校、社群的文化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也给予了一定的影响，它们既是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和新文化传播的载体，也培育并直接影响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产生，从而使此间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呈现出了如火如荼的局面。
维吾尔现代诗人库特鲁克阿吉·舍吾克（1876—1937）和阿布都哈力克·维吾尔（1902—1933）是维吾尔族早期的文化传播者和启蒙者。作为本民族的先行者，库特鲁克阿吉·舍吾克以教育为业传播新文化，创办维文《觉悟报》唤醒民众，以笔为枪进行社会批判，直到1937年被军阀盛世才杀害。诗歌《致同胞》集中体现了他的启蒙思想：“起来，同胞们/整个人类已经觉醒/社会的有识之士已经觉醒/我们遭受了屈辱、苦闷和忧愁/为了摆脱奴役/无畏的民众已经觉醒//我们也不是人吗/我们还要昏睡到何时……”；在《团结起来吧，我们的民族》一诗中，他发出了民族解放的呐喊：“如果有一把胡大恩赐的利剑/我将令它把人民脖颈上的锁链砍断”。出生在商人家庭的阿布都哈力克·维吾尔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伊斯兰经文学校、汉文学校的学习以及游历哈萨克斯坦、莫斯科的经历，使他掌握了阿语、波斯语、汉语、蒙语和俄语，并受到维吾尔古典文学、苏俄文学的熏陶和影响。这一切使得充满民主革命思想的诗人，不仅应和了库特鲁克阿吉·舍吾克等人的思想启蒙，而且积极投身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农民起义，直到在1933年的吐鲁番农民暴动中被军阀杀害。诗人虽死，但他在诗歌《自我认识》中的宣言依然存在：“维吾尔放眼世界/献身于革命前进/若为民族解放死/留得英名在人间”。诗人殷实的文学素养和民主革命思想，不仅体现在他后期的诗歌创作，如《一个藤上的瓜》《能见到的群山绝非遥远》《心愿》《反压迫》《唤起民众》《希望之星》等诗作中，而且在早期的诗歌如《有感于春花的歌》《夏夜》《忧伤》《啊，女神》《美女》《愤怒与哀伤》中也已经吐露萌芽。在《愤怒与哀伤》中，诗人抒发了个性觉醒后的苦闷与无奈：“大地已经苏醒，从东到西/我还在沉睡，做着美梦/别人已飞上天空，游在大海/我还赤着双脚，走在刺丛”，“我孤单一人站在戈壁、荒滩/啊，何时才能找到路，回到大家中间/无边的良田、戈壁渴望着水源/我愿像滚滚激流，奔泻向前”。在《有感于春花的歌》中，诗人通过一个失恋者对春花的哭诉，描写了争取爱情自由的艰难与痛苦。而这一思想情绪顺理成章的发展，就是《心愿》一诗中的呐喊与呼唤：
人们在呻吟挣扎，受着恶霸的压迫/只有真正的勇士才能拯救他们//白天黑夜难以入睡，受着良心的折磨/我愿呐喊一声，在黎明，唤醒民众//苛政的恐吓岂能削弱我的斗志/人与野猪搏斗，将战无不胜//我要勇往直前，哪怕人头落地/解除人民的忧愁，刺刀要用鲜血染红。
库特鲁克阿吉·舍吾克和阿布都哈力克·维吾尔等人将文化传播、思想启蒙与民族解放紧密结合的这一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在后来的黎·穆塔里甫、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艾里耶夫、艾勒坎木·艾哈坦木、祖农·哈迪尔等作家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弘扬，从而成为现代维吾尔族文学的基本精神走向，尤其是维吾尔族现代革命文学的开拓者黎·穆塔里甫。
黎·穆塔里甫（1922—1945），不但继承了前者的民主革命思想和启蒙精神，而且承前启后，以思想启蒙的实践和鲜明、独特而又多元的创作风格与现实主义品质，深深影响了一批同时代和后来的维吾尔族作家，因为他们“几乎全都接受过他的影响”[3]。与他同龄的艾勒坎木·艾哈坦木回忆说：“黎·穆塔里甫当时被视为‘抗日斗争的英雄歌手’，他开辟了《新疆日报》‘文学园地’专栏，把诗人和作家们组织在它的周围，我从中得到很大教益”，他“给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4]。诗人尼米希依提在《给诗人黎·穆塔里甫》中写道：“你的歌声唤起了我的灵感/你的诗篇把我们的道路铺展”。由此可见，黎·穆塔里甫在现代维吾尔族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是什么赋予了诗人黎·穆塔里甫如此的魅力和影响呢？一方面，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多民族文学的养分，这就是维吾尔、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民族古典文学的熏陶，以及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俄苏作家和五四新文化给予他的影响；另一方面，黎·穆塔里甫堪称时代的歌手，他的诗歌紧切合时代脉搏，饱含着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激情，充满着争取民族解放的呐喊。这一切使他的创作风格呈现出了多元色彩，既充满了鲜明的时代精神、爱国情怀和现实主义品质，又继承了多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尤其是维吾尔族民歌的营养。因此，在他的创作中，既有诗情画意的优美抒情，如《春恋》：“绿色的春天，你是季节里自由的一季/我很想念，也许人人都想念你/那些花儿，夜莺，袅娜的柳丝/都是你雕刻的优美景致”；也有大气磅礴的革命热情，如他十六岁时创作的《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假使我能够不断地英勇地斗争再斗争/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假使我敢于顽强地背叛陈旧的人生/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假使帝国主义从地球上绝了根/一切被压迫者从生活里看到远大前程/大踏步地向着幸福的未来迈进/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正因为他如此挚爱养育他的这块土地：“我爱你广阔如茵的原野和珍珠般滚动的牛羊/我爱你明净的泉水、潺潺喧响的小溪”（《我爱你，偏僻的山村》），所以，他才对被奴役被剥削的人民充满了无比的同情：“有多少公理与正义被踩在脚下蹂躏/有多少人生来就是奴隶，最后又以奴隶死去”（《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也才呼唤人民赶快觉醒，“像雄狮一样站起来”，“点燃”“愤怒的火种”与“复仇的火炬”，“用你神奇的力量夺回被夺去的谷米”（《耕耘吧，播种吧！》）。面对黑暗统治的压制与迫害，诗人没有停止歌唱，《给岁月的答复》表达了诗人决绝的反叛与抗争精神：“在你面前我宁肯断头，绝不受你凌辱”，“我会把我的儿子许给最后的战斗”。在创作手法上，诗人成功地尝试了古典体、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以及民歌体等形式，使之努力与时代的节奏合拍。此外，黎·穆塔里甫还创作了《奇曼射手》《塔衣尔与祖赫拉》等话剧和歌剧作品。1945年，参加农民起义的诗人被国民党杀害，斯人虽逝但作品永存，他的维吾尔文诗集《爱与恨》（1952）和汉文作品集《黎·穆塔里甫诗选》（1957）、《黎·穆塔里甫诗文选》（1981）的相继出版，就是对诗人最大的怀念和肯定。
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等人的文学创作基本贯穿了黎·穆塔里甫的文学精神和追求，他们不仅参与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和文化传播，而且创作了许多讴歌母族、反对暴政、深切关注时代风暴的各类文学作品。在《阿克苏通讯》当过十年编辑的诗人尼米希依提，创作了反映人民苦难的诗集《集市和坟场》和爱情诗集《智慧的光辉》等。他笔下的“祖国”形象是“山、林、花、海全在你的胸中/金色的土地，富庶的高原/你雄伟的身姿毗连着天边”；当侵略者“伸出豺狼的血爪”时，席卷全国的抗日怒涛中“睡狮猛醒”的“祖国”，“调转江河倒流的魄力”，“挺身向人民挥手/向敌人反攻，反攻”（《伟大的祖国》）。在《可爱的祖国》中，他发誓“用生命来保护您的尊严”，“倘若我死去，也一定埋葬在您的土地上”。直抒胸臆的激情和反帝反封建的抗争是尼米希依提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精神。1930年出生的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十四岁就背会了千首民歌，新式学校的教育和报刊上黎·穆塔里甫的诗歌对他的熏染，使他十六岁就发表诗作《为了你，亲爱的祖国》，十七岁成了伊犁《前进报》的副刊编辑。一颗青春的心为祖国为时代而跳动，澎湃的激情、欢快的歌声和那毫不掩饰的爱与恨流淌在年轻诗人的笔下，这就是诗人早期诗作的精神品质。与铁依甫江·艾里耶夫一样，诗人艾勒坎木·艾哈坦木的主要创作虽然在解放以后。但是，《前进报》的编辑工作和俄苏文学、民歌对他的影响，使其早期诗歌无论是意境的开拓还是抒情手法的运用都走向成熟，想象奇瑰、意境开阔和托物抒情的相得益彰，在《喀什噶尔姑娘》《怀夏》《盼春》等诗中已得到显露。
祖农·哈迪尔（1911—1989）的自述传记述了多民族文学给予他的营养，这里有艾里西尔·纳瓦依、索菲·艾拉亚尔、胡瓦依达等古典作家，有《一千零一夜》等阿拉伯文学，有高尔基等俄苏作家以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学的影响和熏陶。尤其是茅盾、赵丹、王为一等人在新疆的戏剧演出，直接给予了祖农·哈迪尔以观摩和受教育的机会，这使他获得了许多戏剧演出知识。从1936年开始，他先后创作了反映社会苦难、醒世觉民的三幕话剧《麦斯伍德的忠诚》《蕴倩姆》、四幕话剧《古丽尼莎》、长篇叙事诗《奇曼古丽》、小说《筋疲力尽的时候》等。《蕴倩姆》以园丁之女蕴倩姆与长工努柔木的爱情悲剧轰动了新疆，连续上演了数百场，被誉为“维吾尔戏剧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彻底反封建的优秀作品”[5]。该剧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其故事的跌宕曲折和人物形象的鲜明，少女蕴倩姆的纯情与娇媚、努柔木的善良与勇敢，以及乌玛尔乡约的残忍、毒辣、狡猾，在优美的歌舞和风俗画的描写中展开，更加突出了人物性格的鲜明性。此外，该剧的对白和描写，不仅大量吸收了维吾尔族谚语使之突出了民族色彩，而且汲取了口传史诗的手法，使剧情的展开充满了诗化色彩和悲怆感。如话剧这样描写了蕴倩姆对爱情的向往：
微风从花园里吹过使我想起你/黄莺在花丛间歌舞使我看见了你/努柔木啊，我盼望着你多么心慌/每天每天我在你的来路上眺望//我和情人同生长在这个乡村/在花丛间早已约下海誓山盟/每个早晨当我散步在田野上/我便忆念起我们同欢同劳的时光。
不仅如此，祖农·哈迪尔还创作了用维语演出的抗日救亡时事活报剧《游击队员》《相逢》等，在维吾尔族人民中传播了救亡思想，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这一时期的哈萨克族的现代作家主要有：艾赛特·乃曼拜（1864—1923）创作了《萨里哈与莎曼》《木马》《法兰西皇帝》等，尤其要指出的是，艾赛特·乃曼拜是阿拜的学生，他的回国对阿拜的创作艺术与思想在国内哈萨克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阿合特·乌楼木吉（1867—1940）这位被军阀盛世才杀害的哈萨克族作家，先后创作了《地狱景况》《赛甫尔木力克与加卫力》等叙事长诗，以及《断手女》《失和，众必散》《我有一支歌要唱》等现实主义诗歌，并以创办经文学校等文化传播活动积极参与了此间的思想启蒙。尼赫买提·蒙加尼（1922—1993）是一位多面手，既是作家、诗人，创作了寓言诗《索命价》、中篇小说《生活的代言人》等作品，又是一位翻译家，先后将哈萨克族著名的爱情诗篇《萨里哈与赛曼》和《曼舒克》《艾里亚》等长诗译成了汉文。此外，他还撰写了文学评论《哈萨克民间长诗〈吉别克姑娘〉初探》，创作了话剧《战斗的家庭》。1948年由《新疆日报》出版的小说《生活的代言人》是哈萨克族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对哈萨克青年爱西木别克和艾谢木的形象，将追求爱情自由的艰难和民族解放的曲折这两条红线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描写了哈萨克人追求民族解放的艰难历程。四幕话剧《战斗的家庭》1942年由哈柯文化总会创办的哈柯剧团演出，这一反映抗日救亡的话剧，通过农村姑娘李救华掩护伤兵张建国并使家人从惧怕中逐步觉醒，从而组织抗日游击队的剧情，艺术化地反映了普通民众在抗日中的行动。剧情简单，但人物内心的冲突紧张、跌宕，充满戏剧性。主人公名字所赋予的特殊的象征意义，对于远离抗战区的新疆少数民族尤其具有影响和号召意味。
唐加勒克·焦尔迪（1903—1947）是一位有着平民意识的哈萨克族现代诗人。蒙拜毛拉的文学启蒙和民间歌手（阿肯）的熏陶，使他自幼谙熟本民族的民间文学；20年代的两年苏联之行，又使他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所以，无论是诗人早期以阿肯身份弹唱的反封建的诗歌，还是他存世的一百多首诗歌，都洋溢着鲜明的民主革命思想。他的主要作品除三个对唱、六部长诗以外，主要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短诗：如《四畜歌》《浮想篇》《故乡啊，你好》《什么人坐牢房》《真正的心愿》《伊犁即景》等，充满了对祖国、乡土、民族的热爱和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伊犁即景》是他的“政治诗”之外最出色、最有新意的风景诗，研究者认为：其新意之所在，“伊犁风光还未曾被别的民族的别的诗人这样细腻而深情地描绘过，‘新’在这些景色是透过哈萨克人的眼睛，经过哈萨克人的感情的生发而显现出来的”[6]。《伊犁即景》共四章，第一章开头四句是这样写的：
两臂是高山，脚下宽阔平坦/头顶白色的雪冠，盖的是绿毯/胸脯高高耸起，两腿伸向两侧/眉宇间是豪气，神态又是多么安闲。
简洁、质朴的拟人化描写，不但写出了伊犁山水的形态，而且用哈萨克人的眼光赋予了自然以人的气质和个性。如果说上面是对伊犁远景的描绘，那么，下面一段则是诗人发自肺腑的深情歌咏：
伊犁河谷像一位端庄的妇人/她的胸脯好像海洋中的巨轮/各民族子女全拥在她怀里/伊犁啊，她是亲手抚育我们的母亲。
在这里，比喻的运用十分大胆、妥切，尤其是“各民族子女”同“拥在她的怀里”——“海洋中的巨轮”上的抒写，是具有深意的。这已不仅仅是诗人自己的“祖国”观念的体现，如果结合近现代新疆乃至整个中国西部的历史背景，那么，诗人的这一比喻和歌咏是具有特殊的时代内涵的。此间的哈萨克族作家还有：努尔塔扎·夏勒根巴依的小说《我的所见所闻》、杜别克·夏勒根巴依的小说《一个穷学生的命运》《爱情的忧伤》等。
锡伯族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创立新式社群的同时，创作并译介了富有启蒙思想的文学作品，从而使锡伯族这一时期的文化传播汇入了时代主潮。如：乌扎拉·萨拉春（1885—1960）先后创作了《拒毒歌》《明媚的春天》《老年人和青年人》《清晨》等作品，夏尔达等人创作《劝学歌》等，都在力图用教育的手段唤醒民众；民间诗人管兴才于40年代创作了《打猎歌》《接新娘》《十二月歌》《说亲——父母的苦衷》等充满民俗色彩的民歌，一时广为传唱；何耶尔·柏林（1903—1951）先后用锡伯文和汉文等创作了《老妇泪》《送神》《苏花之歌》等充满社会批判的诗作，以及历史题材的长诗《汗腾格里颂》等，还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和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玖善创作有《锡伯人的狩猎》《察布查尔母亲对我们的叹息》《二月二——初春之夜》等。1923年出生在新疆伊犁的郭基南，是在茅盾等人的直接影响下走上创作道路的。他幼年深受民族文学的耳濡目染，十七岁进入新疆“民族文艺人才干训班”接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大量阅读鲁迅、茅盾、艾青、朱自清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并在创作上得到了茅盾、赵丹、王为一等人的指点和教诲。先后创作了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满天星》《太行山下》，充满尖锐讽刺的散文《月下闲谈》和杂文《夜鼠》，关注人民苦难生活的《祖母泪》与《车夫怨》等诗歌，以及小说《母亲》《羊的故事》《委员——选谁？》和报告文学《军民一条心》、多幕话剧《察布查尔》等。尤其是《祖母泪》和《车夫怨》，深刻揭露了徭役之苦与现实的黑暗，以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充满哀怨、愤怒的笔调展现了一幅幅人间悲剧。
纳·赛音朝克图（1914—1973）被认为是“蒙古族现代诗歌的奠基人”[7]。他的蒙文抒情诗集《心侣集》是其旅日留学时（1938—1941）的感怀之作。而这一时期，对于一个远在东瀛的草原儿女，其内心的感受是可以想见的，不仅是去国离乡的思念，更有那民族苦难所给予诗人的精神上的苦闷与忧伤。所以，诗人吟唱的诗歌充满了倔强的反抗，意象繁复，含蓄隽永而又充满力度。如《压在苫笆下的小草》：
对于我这吸吮了大地营养的/茁壮的新生命的力量/你这被甩掉的枯朽的苫笆/岂能永远压在我的身上？……看吧！我将以巨大的威力挣脱你的纠缠/去和天空的曙光会面。
随后，他创作了日记体的散文集《沙漠，我的故乡》，抒发了海外游子回乡省亲的见闻，既描绘了故乡的风情画，又批判了现实的黑暗。而更加理性地认识社会矛盾，还是1944年出版的书信论说体的散文集《蒙古民族兴盛之歌》。作为其寻求民族解放之路的转折，40年代末创作的《黎明》《沙原，我的故乡》《挺立起来的农民》等诗歌，有力地回应了时代主潮。
仁钦好日乐（1904—1963）和宝音德力格尔（1899—1965）因为都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所以，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无情批判。前者创作了中篇小说《苦难中的挣扎》，后者有诗歌《四季歌》和散文《孽障》《放牧者》《蒙古人靠福气》存世。此间，在蒙古族民间影响最大的当属说唱诗人绰旺等人紧贴现实生活的即兴创作。绰旺创作有《枣骝马诉冤》《鸦片的毒害》《故乡》《春天到来了》等；琶杰在演唱古典史诗《英雄的格斯尔可汗》之外，创编了《白虎歌》《旧社会》《色布金格》等民歌；毛依罕编唱了《虚伪的世界》《可恨的官吏富翁》《黑色的残暴》《跳蚤》等“好来宝”，都以其形象生动、语言幽默、充满智慧等特点而被牧民们喜爱。
此外，这一时期的西部其他少数民族作家还有：同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一起被国民党杀害的乌孜别克族诗人比拉勒·艾则孜，他留下了不朽的诗作《给我的朋友》《祖国的黄莺》等。“祖国的黄莺，你要欢唱——/那渴念自由花儿的心房//唱吧，高声地唱，尽情地唱/在中华的花园里振翅翱翔”。这既是对理想、自由的向往和召唤，也是民族解放的呐喊与觉醒。藏族现代作家根敦群培（1903—1951）长期游历在南亚各国，因此，域外视角观照下的一些社会现实中的陋习陈规，常引发作家毫不留情的批判。他的诗歌大都散失，只留下了《江湖游览记》《斯里兰卡记事》《罗摩衍那传》等多种作品。格达活佛（1902—1950）创作了许多怀念红军的诗歌，朗朗上口，亲切感人，充满了藏族锅庄舞的韵律和节奏。如“红军走了/寨子空了/寨子空了不心焦/心焦的是红军走”。1930年，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创作的著名诗篇《仓央嘉措道情歌》（又称《仓央嘉措诗集》），首次被译为汉文和英文出版，一时为之轰动。
[1] 费孝通：《代序：民族研究》，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3页。
[2] “独贵龙”，蒙古语是“环形”的意思。这里指的是19世纪中叶内蒙古人民发起的一场自发的、机智的反抗暴政的运动。因为参加运动者在签名和进行斗争的时候采用环形方式，所以，统治者不易发现运动的领导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保护了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
[3] 吴重阳、陶立璠编：《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47页。
[4] 艾勒坎木·艾哈坦木：《黎·穆塔里甫的文学创作活动及其在现代维吾尔文学中的地位》，陈伯中、张越编：《新疆兄弟民族文学评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5] 陈伯中、秦俊武：《试论祖农·哈迪尔的戏剧和小说创作》，《新疆作家作品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6] 王保林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35页。
[7] 张炯、邓绍基、樊骏：《中华文学通史》（第七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4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