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乐府，本是官署名。《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记载乐府设立于汉武帝时期。但据相关考古发现，乐府应在秦时便已出现。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载，乐府是官方用来采集各地民歌，以“观风俗，知薄厚”的机构。其所采集的民歌，后来便也被称为“乐府”。

两汉的乐府，便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歌色彩。用语平白质朴，不加矫饰，汉时人自身的单纯、真挚跃然纸上，具有一种十分赤裸的感染力，是后世的诗歌中所罕见的。如汉乐府中出现不止一次的句子“肠中车轮转”，语句极其平实，但内心的痛苦让人感同身受。既是民歌，便多描写普通民众生活的篇目。如《十五从军征》描写退伍还乡，家中已空无一人的老兵的孤独；《孤儿行》写父母早亡，被兄嫂欺凌的痛苦；《东门行》写家中穷得揭不开锅，最终决心出走为寇的悲愤；《刺巴郡守诗》则描写官吏讨钱，无处筹款的惨淡。题材既为后世少见，描写更是深入细节，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汉乐府中不能不提的是色彩鲜明的爱情诗。汉时女性泼辣、直率、敢爱敢恨的性格在其中展露无遗。如《上邪》中对情人的热烈表白，《有所思》中，得知情人变心便将送给情人的玳瑁簪直接砸断烧毁，《白头吟》中的直白干脆的“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呈现出与后世的女性完全不同的独立风采。本书中，既尽可能选入汉乐府中的名篇，也希望能着重突出汉乐府这种质朴深挚的“平民”风格。

魏晋南北朝时，乐府正式成为一种诗体门类的名称。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单立“乐府”篇。萧统在《昭明文选》也划出“乐府”一类。这个阶段，民间诗歌的采集仍在继续，但已日趋减少。同时，拟乐府开始盛行，即文人开始大量使用乐府旧题创作新的乐府诗。因此，和两汉乐府多系无名氏所作不同，魏晋以后的乐府，相当部分是当时有名诗人的作品。同时，本来只是民歌歌词的乐府，词和曲也开始发生分离，相当部分由文人创作的乐府，并未谱曲，不再能够演唱了。魏晋时期的乐府，自是首推“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作为建安文学的翘楚，他们也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乐府诗。曹操的乐府诗和其他诗歌一样，多反映军旅生活，雄浑沉郁，气势纵横。曹丕诗存世不多，但《燕歌行》写思妇，悱恻缠绵，深挚处颇有汉乐府遗风。曹植是这一阶段诗坛的代表人物，自身才气纵横，立嗣之争失败后又被曹丕长期排挤迫害，体验过人世深刻的苦痛。因此他的乐府诗中，既有《箜篌引》《白马篇》这样精气完足、神采飞扬的名篇，也有《吁嗟篇》这样深入肺腑的沉痛之作。南北朝时期，一方面如当时有名的诗人鲍照、谢朓、庾信等均参与到乐府诗创作中，留下不少佳作。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优秀的民歌传世。南朝乐府诗以男女恋歌为主，清新可人，如《子夜四时歌》。北朝民歌则更具北方民族的粗犷豪壮的风度，题材也更为广泛，既描写爱情，也描写边塞风光、战争悲苦、英雄故事等，如著名的《敕勒歌》。

隋唐时期，文人创作已经占据了乐府诗的绝对主流。许多著名诗人如王昌龄、王维、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等，均留下不少名篇。唐人乐府一方面继续沿袭前人旧题，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少自制新题。杜甫、白居易等更是开创了“新乐府”，用新题，写时事，虽然形式上仍然是乐府，内容上已经完全是由文人自身抒发的时代精神。唐人乐府中，边塞诗占据了半壁江山，许多唐人边塞诗中的名篇，如王昌龄的《从军行》、李白的《关山月》、卢纶的《塞下曲》等，均是乐府篇目。男女恋情也是唐人乐府中的重要主题，如王昌龄描写深宫凄冷的《长信怨》，李白的《长干行》《长相思》等。刘禹锡在贬谪南方期间，收集或改编当地民歌，形成著名的《竹枝词》。竹枝词多描写当地风俗和男女恋情，语言清新直白，生活气息浓厚，是唐人乐府中难得的回归“民歌”风格之作。

本书择自汉至唐的乐府诗中，篇幅相对短小，易于欣赏及诵读者汇编为一册，配以明代唐伯虎的画作，既可供粗略了解历朝乐府诗的风格流变，又可供案头随意翻阅欣赏，领略乐府诗独特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