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四军五师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我们教导大队1939年9月18日在竹沟开了“九一八”纪念会后就出发往湖北走。教导大队还要坚持学习，走到合适的地方就住下训练几天。1939年11月，我们随鄂豫挺进纵队到达湖北京山县八字门，那是新四军五师的一个根据地。我们到那以后，正好碰上一个美国记者叫史沫特莱的在五师采访。当时我被挑选参加指导员训练班，一共30来人。训练半个月左右，主要学习战时政治工作、党支部建设、群众、民运、锄奸、保卫等工作。学完后我被分配到五团二大队六中队当指导员。我没有当过排级、副连级干部，一分配工作就是指导员。团长是蔡松仁，政委是杨焕民。到1940年8月我们部队住在京山县大山头，天门西部有一个潘典华、潘尚武的地主武装，有一千多人，五师首长指示我们团消灭这股敌人，开辟襄西根据地。为此组织了一个临时指挥部，五师参谋长刘照清当总指挥，区委委员杨学成当政委。我们团主力夜里从大山头出发，直指天西，到天西是拂晓前4点多，战斗打响，把敌人一千多人全部消灭。但是潘典华、潘尚武父子两人当晚不在现场，侥幸逃脱。打下天西以后，五团二营在副团长曹玉清领导下，在天西活动了好几个月，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用了大半年时间，把天西稳定下来，成为根据地。
1940年8月的时候，我们从天西返回白兆山，当时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部队在白兆山的九河堰一带活动。八九月份，五团调了两个指导员到特务旅工作，我是一个，安排在特务旅政治部组织科当组织干事。1940年10月左右，五师成立45团，我调到45团2营当教导员。之前的八九月间，原驻襄南的国民党128师被日本人打垮了。
1943年3月，五师决定开辟襄南根据地。我们团在三分区参谋长李人林率领下，从河南信阳日夜兼程渡过襄河到潜江、江陵、沔阳、监利、熊口这一带开辟襄南工作。部队主要住在熊口，这是个大镇子，部队一方面整训，一方面重建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乡政府、区政府、县政府等权力机关。有了政权就有了保障。国民党128师被日军消灭后，我们还收编了128师一些零散人员进入新四军。有个叫张玉英的，比较年轻，参加我们部队以后，在教导大队学习，解放以后到北京去了。这个地区就是《洪湖赤卫队》里讲的那个革命老根据地，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在襄南工作了几个月后，我又调到44团当宣传干事，精简机构后股都撤销了，配了两个助理协助我搞宣传工作。几个月后我又调回45团当教导员。
在襄南时45团搞了一个训练队，下设班、排、连级队，我被抽调出来在连级队当指导员。后来45团从襄南撤回襄北，训练大队派我们连队配合二营，由教导员杨照军带领，开辟汉孝陂边区，就是汉阳、孝感、黄陂交界处，在那个地方设卡、收税，给五师筹集资金。搞了大半年，我调到39团去了，不久又调回五师特务旅。
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改编成新四军第五师，开辟鄂豫边根据地后，我所在的5团改为13旅39团。当时，五师领导机构也是鄂豫边区领导机构，五师师长还是李先念，政委是郑位三，参谋长刘少卿，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任质斌，区党委书记陈少敏是个女同志，还有一位叫徐子辉，任什么职务记不清了。我们到师里开政工会，李师长讲话，算是第一次见到李先念。皖南事变以后，我部开赴大洪山、白兆山地区。那时国民党部队跟我们对峙的主要是川军，川军不愿意跟我们打仗。我们到那以后，他们派了一个连级军官跟我们说，我们部队是不愿跟你们打仗的，如果上级要我们进攻，你们就退一下，然后反攻，我们就丢一些枪支弹药让你们捡回去。后来团里就派我到川军部队去一趟，有来有往嘛。我带着警卫员，以营长的名义回访了一下，对他们的善意表示感谢。我也对他们说，我们也绝不会向你们发动进攻。十来分钟后我就回来了。川军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排挤的，所以他们不愿意跟我们打仗。我们在敌后的生活还可以，群众对我们很支持，有了群众就有了落脚点，群众支持很重要，没有群众可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