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予是垃圾学生吗
易中天先生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3)对此有个评价：当然，事实上宰予并不是骗子，而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不仅做了临淄大夫，而且后来子贡搞“造圣运动”，宰予也是出了大力的。据《孟子·公孙丑》，宰予甚至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意思是尧舜都比不上孔子。好嘛！孔子一顿臭骂，骂出个“骨灰级”的忠实信徒。
然而，在我看来，宰予这个对老师的“骨灰级粉丝”，并不是被“骂出来”的，而是本来就是。他是真正热爱他老师的理论，真正琢磨透了他老师的理论，真正渴望他的老师的理论早日实现。所以，不管老师怎样对待他，他仍然会痴心不改。
宰予清楚，老师最痛心的是当时礼崩乐坏的现实，梦寐以求的是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然而宰予发现老师的远大理想与他的具体政策之间有矛盾，君子服丧三年这个规矩是有碍这个远大理想早日实现的。宰予才是孔子真正的好学生啊！被打成反面典型，宰予不仅没有怨恨，反而在孔子死后，积极倡导老师的理论，与子贡一起把孔子推向圣坛。
隔两千多年的时空，我顾不上给孔子的这位弟子平反，我只想深深地给他鞠一躬：宰予，你真是好样的！
其实，孔子在主张丧葬制度上是吃过大亏的。孔子大约三十五岁的时候来到齐国，做了高昭子的家臣，有机会接近齐景公。齐景公问孔子怎么治理国家，孔子说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觉得，高，实在是高，社会没有秩序的话，他这个国君怎么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于是乎，齐景公就想把尼溪的田地封赏给孔子。大臣晏婴出来劝阻，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们重视丧事，竭尽哀情，为了丧葬隆重而不惜倾家荡产，不能让这种做法形成风气。结果，齐景公就对孔子说：“我已经老了，不能用你了。”孔子失去了一次宝贵的机会。
执著是可贵的，但拘泥而不知变通，缺乏反省精神，则是不可取的。这些缺点在我们的夫子身上常常可以看到。
孔子对宰予还没完没了，死都不原谅他。
一次，宰予问孔子“五帝之德”，孔子则回答“我不是你问问题的那个人(予非其人也)！”这是什么话呀！人家学生提着腊肉来跟你学习，你的职业就是回答学生问题。再有情绪，也不能这样呀！孔子被奉为“万世师表”，易中天又把他选为“模范教师”。光凭对宰予的这种态度，我觉得这些光荣称号就得打上折扣。自然，这些记录，只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论语》是不会记载的，可能弟子们也觉得老师这种做法不那么靠谱。司马迁在《史记》的第一章《五帝本纪》，还特别提到这件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司马迁是在这一章的总结部分“太史公曰”说这句话的，可见他是多么遗憾呀：如果夫子不那么来情绪，我们后人也可以知道他对五帝的高见。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宰予为临淄大夫，与田常作乱，遭到灭族，孔子还以有宰予这个学生感到羞耻。跟学生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再大的仇，再大的恨，毕竟是自己的学生，学生不测，家族遭到这样的不幸，不正是孔子自己一以贯之的道“恕”派上用场的时候吗？唐朝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指出，这可能是当时的一个误传，《左传》记载相涉的人叫“子我”，宰予的另外一个叫法是“宰我”。孔子死后，宰予还在“造圣运动”中成为得力干将，可见是误传。不管怎么说，孔子对待宰予的态度，仍然具有商榷之处。
孔子关于宰予还作了两次人生经验的总结，一次就是宰予昼寝，孔子说的“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后来孔子又收了一个叫“子羽”的学生，长得很丑，孔子觉得他笨(以为材薄)，可是后来子羽很有出息，弟子三百，名声远播诸侯。可见，我们的夫子也不免俗，跟今天的很多博士生导师一样，也想招养眼的弟子。子羽出息以后，孔子又作了这样的人生总结：
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对孔子上面这句话可以做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一种解释是孔子幡然悔悟，认识到宰予的话虽然不中听，但是这个人的本质还是很好的。这一解释的优点是，与子羽的情况平行，子羽虽然貌丑，但是人还是很能干的。但是这一解释的最大问题是，孔子听到宰予死时，仍然“耻之”，这与听到子路在卫国内乱中死亡的反映完全相反，可见孔子并没有原谅宰予，自然也谈不上理解了。另一种解释是，与孔子说的那句话“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相照应，宰予曾经在孔子面前表过决心，话说得很漂亮，孔子信以为真，觉得宰予是个好学生，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第二种解释的优点是，孔子前后的言行都一致起来了。
宰予自己虽然是不幸的，千古留骂名。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大都开始“骂他”，知道宰予是“粪土”，是“朽木”，也就是大人嘴里的“垃圾”。但是宰予的贡献巨大：他让夫子作了两次人生经验的总结，夫子由此也增加了人生智慧；更重要的是，让孔子说一大串的名言警句，今天人们还在活学活用。就在台湾的阿扁上台伊始，《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中还说道，“要听其言而观其行”。
宰予是个善于思考，敢于质疑的学生。他还有很多问题，敏锐，犀利，让老师感到头疼。下面略举数端，以飨读者。
《论语·八佾》记载，一次鲁哀公问宰予，祭祀土地神的牌位用什么木料。宰予答道：“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子听说了以后非常生气，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令孔子不悦的是宰予解释周朝用栗木，目的是让老百姓战栗。当然，宰予的说法有些牵强附会，难道夏朝用松树就是让老百姓“松松垮垮”吗？其实，宰予的说法并不是他的独创，是从他的老师那里学来的。孔子也曾经靠谐音来解释字词的含义。一次季康子问孔子怎么样搞政治，孔子说：“政者，正也。”你自己身正，别人怎么敢不正。孔子的话一样地牵强，难道政治家该做的，就是一个道德模范，自己管好自己，整个国家就自然而然治理好了？这种解释也太简单了，也太幼稚了。宰予顶多也是活学活用老师的方法，大概他还期待着老师的表扬呢！没想到老师的一瓢冷水泼来。
有一次宰予还问老师，“如果有人告诉仁者，井中有‘仁人’，他会不会跳下去跟随呢？”这又惹恼了老师，孔子说“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君子可以走开，不可以陷害他；君子可以上当受骗，但不可以愚弄他(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其实，宰予并不是有意刁难老师，他是想落实一下，老师说的话是不是玩真格的，因为老师您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宰予只是想用一个假设，印证一下老师的话。孔子发的真是一些无名之火。
宰予的胆子很大，啥都敢问。根据《大戴礼记》，宰予一次问老师：“容伊说黄帝活了三百年，请问黄帝是人么？是人，怎么能够活三百年呢？”孔子的回答也出乎人们的意料：“黄帝活着时人们得到他的恩惠一百年，他死后人们敬畏他的灵魂一百年，离开人世后人们用他的教导一百年(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这不正好三百年吗？
孔子的辩解，让我想起了2009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他对他十几岁的小孙女说，“你可要为爷爷争点儿气，爷爷已经培养你四十多年啦！”小孙女纠正道：“爷爷，我才多大呀？”赵本山说：“我不是培养你爹还有二十多年吗？”其实，孔子的辩解比赵本山的话更不靠谱，根据当时的营养和医疗条件，即使活百年也是一种神话。宰予的问题再正常不过了，因为他看到现实世界中一个人不可能活到三百岁。
宰予也确实有种，啥都敢怀疑。他忘记了老师的一句告诫：“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宰予显然是犯了“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的错误。按照孔子的规矩，宰予较真儿，就该批评。
孔子骂归骂，反感归反感，宰予的能力还是无法被否认的。《论语》还是把宰予归为四科之一“言语”的最杰出的两个代表之一，另一个就是子贡。不过这可能是同学们的一致看法，并不代表孔子的观点，因为有关部分并没有“子曰”的字样。难道宰予的能力仅仅是表现在最善言辞上吗？不是的。
宰予的治理才能，在当时已闻名各诸侯国。《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楚昭王打算把七百里的书地封给孔子，大臣子西劝阻道：“大王有没有像子贡这样具有外交才能的人？”楚王答道：“没有。”子西接着问：“大王有没有像颜回这样有辅佐才能的人？”楚王回答：“没有。”子西又问道：“大王有没有像子路这样具有军事才能的人？”楚王又说：“没有。”最后，子西问道：“大王有没有像宰予这样具有管理才能的人？”楚王也是说：“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从子西与楚昭王的对话中可以推出，当时社会已普遍认为，宰予是孔子弟子中治理才能最好的，而且是个不世之才，整个楚国这么一个大国都找不到。
孔子学院真是一个人才库，具有当时最佳的外交部长、总理大臣、国防部长、内政部长。这也难怪，孔子到齐国和楚国，都是国君想封他，大臣则拼命找理由反对。好嘛，你孔子不仅拥有一种治国理念，还带着一套领导班子来啦。假如国君重用你，我们这些大臣不就得下岗吗？所以，不反对你，反对谁？
同时，宰予对孔子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孔子去世后，他与子贡一起把老师推向了圣坛。宰予所设计的广告台词就是：“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也就是现在的广告技巧，我的产品比市面上流行的最好产品还要好出许多。听说了这话，能不被雷倒吗？孟子还认为，宰我、子贡、有若三人，最有智慧，最能了解老师的理论，热爱老师的理论，但并不曲意逢迎老师(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这是何等高的评价！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人们的思维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想当然地认为，能言善辩者，往往就是华而不实，夸夸其谈的。然而，现实世界中，木讷者也往往智商情商都不高；善于言辞者，往往具有较高的洞察力，出众的工作能力。
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着墨最多的三个学生，第一个是子贡，第二个是子路，第三个就是宰予。由此可见他对宰予的偏爱程度。最后，太史公还感慨道：“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孔子夸奖最慷慨的弟子是颜回，批评最严厉的则是宰予。太史公的话是有所指的。我们整个教育界都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为了保持一个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我们是更需要颜回这样的“好学生”呢，还是更需要宰予这样的“坏学生”呢？
读了宰予的事迹，我深深地觉得，几千年来中国教育最值得反省的之处就在于，太多太多的像宰予这样的学生，被误解，被压制，被扼杀。我从教几十年，最后用下面一句话与教育界的朋友们共勉：
鼓励有个性的学生，鼓励有自己见解的学生，特别是能够宽容与自己见解不同的学生，我们每个教育者都要不断提醒自己，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连圣人都很难做到，如果我们做到了，那么我们自己就是一个超圣人，即超越圣人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