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号为谁吹响
包子老得不成样子了。
两只手拄着一根拐杖，站在门口，胡子拉碴地看着街上过往的人——应该曾是他的顾客——他卖小吃的时候，镇上谁没吃过他的油条和煎包？
看见我来，包子眯着眼瞅了半天，才怯怯地叫出我的乳名，然后咧嘴大笑起来，他的牙齿几乎掉光，“你和大闺女是小学同学呢。”我说：“是的。包子叔，现在还能吹动军号吗？”
包子的军号应该算是街上特殊的符号，除了镇上的大喇叭，再没有任何声音比他的军号传得更远。我小的时候，经常听见西边河堤上传来嘀嘀嗒嗒的号声，我娘说：“包子又在炫耀他的军号了。”
我们可不觉得他是炫耀，经常围着他，让他吹给我们听。那时，包子刚从部队转业，穿着一身鲜绿的军装，个子又高又大，在我们这些小屁孩眼里，简直就像天神一样威武。我们经常缠着他，叫他讲部队的故事，他也不厌其烦地说他在部队上的见闻，讲得高兴了，他从屋里拿出一个军号，黄澄澄的，把手上还系着一方鲜艳的红缎子，挺起胸膛，深深憋一口气，那个圆圆的喇叭口便窜出嘹亮而激越的声音——奇妙极了。
包子经常给人讲解起床号、冲锋号、熄灯号、集合号的区别，手上没有军号，就嘟起嘴，模拟那种声音，听的人总是一脸神往。
那个年代，退伍军人最受姑娘们的心仪，很快，包子就娶了一个清瘦雅丽的姑娘，说话轻声慢语的，街上人都说包子有艳福，那是他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应该有的奖励。
包子和他姐姐一家的屋山墙连着，一抬脚就能互相串门，但包子结婚后，两家突然不来往了，也不讲话。据说是新媳妇嫌包子姐姐家的三个男孩太淘气，经常翻她家的东西，有时候还在包子家门口尿尿，包子的媳妇逮着最小的一个男孩训斥了一顿，还翻了一连串的白眼。孩子回去对他娘一说，他娘说：“以后别到她家去，啥了不起的。不信她就是仙女，不吃不喝不尿尿。”
包子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包子的爹给她取名就叫大闺女。包子的姐姐一家幸灾乐祸地说：“叫‘大闺女’好，有大闺女就有二闺女、小闺女，肯定生一窝丫头。”包子的媳妇听了在家哭，包子气得喝了半斤酒，怀里揣着军号到河边吹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起床号。
他们说对了，第二胎，又生了个闺女，包子自作主张，取名小闺女，意思是最小的闺女——这样，下面该生儿子了吧。
但是，包子媳妇的肚子却不见了动静。
包子媳妇身体太瘦弱了，就在家带孩子。地里的活儿都是包子一个人干，麦收的时候，家里七八亩地，包子割麦、打场、翻晒粮食，干得起劲得很。扬场的时候，包子的媳妇坐在场边，怀里抱着小闺女，手里牵着大闺女，笑吟吟地看包子干活。包子来劲了，逗闺女，“爹给你下场小麦雨好不好？”小闺女咿咿呀呀地拍手。包子用木锨铲起麦粒，胳膊一抬，麦粒划着弧线均匀地从天空落下来，在地上滴溜溜地转。
姐姐看了直撇嘴，“娶个媳妇不能生儿子，还不能干活，留在家看？”
麦子收了，豆子也种下地了，乡村迎来难得的清闲。包子却和姐姐一家发生了械斗。
起因是包子的媳妇和包子的姐姐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发生了口角，都站在自己家门口指桑骂槐，一个讽刺对方生不出儿子，一个指责那一家孩子没有教养，骂着骂着两人就撕扯了起来。别看包子的媳妇瘦弱，打起架来一点都不含糊，很快就把对方压在了身下。
那个时候，包子姐姐的大儿子大山已经是个小伙子，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得黝黑敦实。大山一看他娘吃了亏，从背后一脚朝着包子的媳妇踢过去，把她踢晕在地上。
女人吵架，男人是不好掺和的，再说，一个是媳妇，一个是姐，包子只能躲在屋里装听不见。听到外面动静大了，包子跑出来看到媳妇趴在地上不动，操起一根木头就朝大山打去。大山在前头跑，包子在后面追，大山的两个兄弟拎着木棍追打包子。那个初秋的傍晚，三拨人绕着水塘一圈一圈地奔跑，镇上的人站在塘边，有说有笑地看着。
包子毕竟不是三个人的对手，头被打出一个血窟窿。第二天头上缠着绷带，到窑厂买了几车砖，拉起围墙，从此和姐姐家断了往来。
一直到我初中毕业去外地上学，包子的媳妇始终没有给他生个儿子。
每次寒暑假回家，都能听到包子又和他姐姐一家打架的事。包子像一头孤狼，顽强地和他姐姐家的几个男人周旋着。每一次战斗过后，包子都跑到河边，对着河面一遍遍吹军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商业放开。包子在街上卖起了小吃，炸油条，做煎包。他的媳妇脸上也褪去了年轻时的白皙，手脚麻利地帮着烧锅，翻油条，一家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姐姐一家原来是做金银首饰加工的，随着各种黄金珠宝店的开业，渐渐没了生意，三个儿子也不争气，日子反倒过得有些潦倒。
但包子一点都不开心，没有个儿子支撑门户，他总觉得直不起腰来，他经常说：“挣再大的家业，还能带到老坟里去？”
慢慢地，包子没有了从前的朝气，两个女儿出嫁后，他开始喝起了烂酒，而且一喝就醉，醉了就和媳妇吵架。
“包子叔，你的军号可在了？”我问。
“啥都能丢，军号不能不要。”包子浑浊的眼神突然亮了起来，他把嘴凑近我耳边，“你不知道，我其实有儿子呢，军号就是我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