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解放”

我的“解放”

我的“解放”很富于戏剧性,是江青下的命令。江青知道我,是因为《芦荡火种》。这出戏彩排的时候,她问陪她看戏的导演(也是剧团团长)肖甲:“词写得不错,谁写的?”她看戏,导演都得陪着,好随时记住她的“指示”。其时大概是一九六四年夏天。

《芦荡火种》几经改写,定名为《沙家浜》,重排后在北京演了几场。

我又被指定参加《红岩》的改编。一九六四年冬,某日,党委书记薛恩厚带我和阎肃到中南海去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地点在颐年堂。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在座的有《红岩》小说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有林默涵,好像还有袁水拍。他们对《红岩》改编方案已经研究过,我是半路插进来的,对他们的谈话摸不着头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是坐在沙发里听着,心里有些惶恐。江青说了些什么,我也全无印象,只因为觉得奇怪才记住了她最后跟罗广斌说:“将来剧本写成了,小说也可以按照戏来改。”

自一九六四年冬至一九六五年春我们就集中起来改《红岩》剧本。先是在六国饭店,后来改到颐和园的藻鉴堂。到藻鉴堂时昆明湖结着冰,到离开时已解冻了。

其后,我们随剧团大队,浩浩荡荡,到四川“体验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当然是假的),大雨之夜上华蓥山演习了“扯红”(暴动)。这种“体验生活”实在如同儿戏,只有在江青直接控制下的剧团才干得出来。“体验”结束,剧团排戏(排《沙家浜》),我们几个编剧住在北温泉的“数帆楼”改《红岩》剧本。

一九六五年四月中旬剧团由重庆至上海,排了一些时候戏,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决定“五一”公演。“样板戏”的名称自此时始。剧团那时还不叫“样板团”,叫“试验田”,全称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

江青对于样板戏确实是“抓”了的,而且抓得很具体,从剧本、导演、唱腔、布景、服装,包括《红灯记》铁梅的衣服上的补丁,《沙家浜》沙奶奶家门前的柳树,事无巨细,一抓到底,限期完成,不许搪塞。有人说“样板戏”都是别人搞的江青没有做什么,江青只是“剽窃”,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对于“样板戏”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企图在“样板戏”和江青之间“划清界限”,以此作为“样板戏”可以“重出”的理由,我以为是不能成立的。这一点,我同意王元化同志的看法。作为“样板戏”的过来人,我是了解情况的。

从上海回来后,继续修改《红岩》。“样板戏”的创作,就是没完没了地折腾。一直折腾到年底,似乎这回可以了。我们想把戏写完了好过年。春节前两天,江青从上海打来电话,给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叫我们到上海去。我对阎肃说:“戏只差一场,写完了再去行不行?”李琪回了电话,复电说:“不要写了,马上来!”李琪于是带着薛恩厚、阎肃、我,乘飞机到上海,住东湖饭店。

李琪是不把江青放在眼里的。到了之后,他给江青写了一个便条:“我们已到上海,何时接见,请示。”下面的礼节性的词句却颇奇怪,不是通常用的“此致敬礼”,而是“此问近祺”。我和阎肃都不禁互相看了一眼。稍为知道一点中国的文牍习惯的,都知道这至少不够尊敬。

江青在锦江饭店接见了我们。江青对李琪说:“对于他们的戏,我希望你了解情况,但是不要过问。”(这是什么话呢?我们剧团是市委领导的剧团,市委宣传部长却对我们的戏不能过问!)她对我们说:“上次你们到四川去,我本来也想去。因为飞机经过一个山,我不能适应。有一次飞过的时候,几乎出了问题,幸亏总理叫来了氧气,我才缓过来。你们去,有许多情况,他们不会告诉你们。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

我们当时听了虽然感到有点诧异,但是没有感到这句话的严重性,以为她掌握了什么内部材料。“文化大革命”以后,回想起来,才觉出这是一句了不得的话,她要整垮四川党的决心,早就有了。

她决定,《红岩》不搞了,另外搞一个戏:由军队党派一个干部(女的),不通过地方党,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

(哪有这样的事呢?一个地下工作者,不通过党的组织,去开展工作,这根本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一个人,单枪匹马,通过社会关系,发动群众,这可能么?)

我和阎肃,按照她的意思,两天两夜,赶编了一个提纲。阎肃解放前夕在重庆,有一点生活,但是也绝没有她说的那样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根本没有。我是一点生活也没有,但是我们居然编出一个提纲来了!“样板戏”的编剧都有这个本事:能够按照江青的意图,无中生有地编出一个戏来。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提纲出来了,定了剧名:《山城旭日》。

我们在“编”提纲时,李琪同志很“清闲”,他买了一包上海老城隍庙的奶油五香豆,一边“荡马路”,一边嘬倒咂噍。

江青虽然不让李琪过问我们的戏,我们还有点“组织性”,我们把提纲向李琪汇报了。李琪听了,说了一句不凉不酸的话:“看来,没有生活也是可以搞创作的哦?”

我们向江青汇报了提纲,她挺满意!说:“回去写吧!”

回到北京,着手“编”剧。

三月中,她又从上海打电话来:“叫他们来一下,关于戏,还有一些问题。”

这次到上海,气氛已经很紧张了。批《海瑞罢官》已经达到高潮。李琪带了一篇他写的批判文章(作为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他不得不写一篇文章)。他把文章交给江青看看。第二天,江青还给了他,只说了一句:“太长了吧。”江青这时正在炮制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我和薛恩厚对这个座谈会一无所知。阎肃是知道这个会的,李琪当然也会知道。李琪的神色不像上一次到上海时显得那么自在了。据薛恩厚说(他们的房间相对着,当中隔一个小客厅),他半夜大叫(想是做了噩梦)。

一天,江青叫秘书打电话来,叫我们到“康办”(张春桥在康平路的办公室)去见她。李琪说:“我不去了,——她找你们谈剧本。”我说:“不去不好吧,还是去一下。”李琪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汽车已经开出来在门口等着了,他还是来回走。最后,才下了决心:“好!去!”

关于剧本,其实没有谈多少意见,她这次实际上是和李琪、薛恩厚谈“试验田”的事。他们谈了些什么,我和阎肃都没有注意。大概是她提了一些要求,李琪没有爽快地同意,只见她站了起来,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去试验!”声音不很大,但是语气分量很重。回到东湖饭店,李琪在客厅里坐着,沉着脸,半天没有说话。薛恩厚坐在一边,汗流不止。我和阎肃看着他们,我们知道她这是向北京市摊牌。我和阎肃回到房间,阎肃说:“一个女同志,‘老子’‘老子’的!唉。”我则觉得江青说话时的神情,完全是一副“白相人面孔”。

《山城旭日》写出来了,排练了,彩排了几场,“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戏就搁下了。江青忙着“闹革命”,也顾不上再过问这个戏。

剧团的领导都被揪了出来,他们是“走资派”。我也被揪了出来,因为是“老右派”,而且我和薛恩厚曾合作写过一个剧本《小翠》,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剧中有一个傻小子,救了一只狐狸,他说是猫,别人告诉他这不是猫,你看,这是个大尾巴,傻公子愣说“大尾巴猫!”这就不得了了,这影射什么!“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革命群众”的想象力真是特别丰富,他们能从一句话里挖出你想象不到的意思。

批斗、罚跪、在头发当中推一剪子开出一条马路,在院内游街,挨几下打,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全国皆然,不必细说。

后来把我们都关到一间小楼上,这时两派斗了起来,“革命群众”对我们也就比较放松,不大管了。

小楼上关的,有被江青在“一一·二八”大会上点名的剧团领导,几个有历史问题的“反革命”,还有得罪了江青的赵燕侠。虽然只十来个人,但小楼很小,大家围着一张长桌坐着,凳子挨着凳子,也够挤的。坐在里边的人要下楼解手,外边的人就得站起来让他过去。我有一次下楼,要从赵燕侠身前过,她没有站起来,却刷的一下把一只左腿高举过了头顶。赵老板有《大英节烈》的底子,腿功真不错!我们按时上下班,比起“革命群众”打派仗,热火朝天,卜昼卜夜,似乎还更清静一些。每天的日程是学毛选,交代问题,劳动。“问题”只是那些,交代起来没个完,于是大家都学会了车轱辘话来回转,这次是“一、二、三、四、五”,下次是“五、四、三、二、一”。劳动主要是两项。一是劈劈柴。剧团隔一个胡同有一个小院子,里面有许多破桌子烂椅子,我们就把这些桌椅破成碎供生炉子取暖用。这活劳动量不大,关起院门,与世隔绝,可以自由休息,随便说话。另外一项是抬煤。两个人抬一筐,不算太沉。吃饭自己带。有人竟然带了干烧黄鱼中段、煨牛肉、三鲜馅的饺子来,可以彼此交换品尝。应该说,我们的小楼一统的日子,没有受太大的罪。但是一天一天这么下去,到哪儿算一站呢?

一天,薛恩厚正在抬煤,李英儒(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络员,隔十天半月到剧团来看看)对他说:“老薛,像咱们这么大的年纪,这样重的活就别干了。”我一听,奇怪,何态度亲切乃尔?过了几天,我在抬煤,李英儒看见,问我:“汪曾祺,你最近在干什么哪?”我说:“检查、交代。”他说:“检查什么!看看《毛选》吧。”我心里明白,我们的问题大概快要解决了。

四月二十七日上午,革委会的一位委员上小楼叫我,说“李英儒同志找你。”我到了办公室,李英儒说:“准备解放你,你准备一下,向群众作一次检查。”我回到小楼,正考虑怎样检查,李英儒又派人来叫我,说:“不用检查了,你表一个态。——不要长,五分钟就行了。”我刚出办公室,走了几步,又把我叫回去,说:“不用五分钟,三分钟就行了!”

过不一会,群众已经集合起来。三分钟,说什么?除了承认错误。我说:“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几句话在四人帮垮台后,我不知道检查了多少次。但是我当时说的是真心话,而且是非常激动的。

表了态,我就“回到革命队伍当中”了,先是在“干部组”待着。和八九个月以前朝夕相处的老同志坐在一起,恍同隔世。

刚刚坐定,一位革委会委员拿了一张戏票交给我:“江青同志今天来看《山城旭日》,你晚上看戏。”

过了一会,委员又把戏票要走。

过了一会,给我送来一张请帖。

过了一会,又把请帖要走。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李英儒派人来叫我到办公室,告诉我:“江青同志今天来看戏,你和阎肃坐在她旁边。”

我当时囚首垢面,一身都是煤末子,衣服也破烂不堪。回家换衣服,来不及了,只好临时买了一套。

开戏前,李英儒早早在贵宾休息室坐着。我记得闻捷和李丽芳来,李英儒和他们谈了几句(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闻捷)。快开演前,李英儒嘱咐我:“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什么话要跟江青说,也不知道有什么话不该说。恍恍惚惚,如在梦里。

快开戏了,江青来,坐下后只问我一个她所喜欢的青年演员在运动中表现怎么样,我不了解情况,只好说:“挺好的。”

看戏过程中,她说了些什么,我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她说:“你们用毛主席诗词作为每场的标题,倒省事啊!不要用!”

散了戏,座谈。参加的人,限制得很严格。除了剧作者,只有杨成武、谢富治、陈亚丁。她坐下后,第一句话是:“你们开幕的天幕上写的是‘向大西南进军’(这个戏开幕后是大红的天幕,上写六个白色大字:‘向大西南进军’),我们这两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

当时我们就理解,她所谓“向大西南进军”就是搞垮大西南的党政领导,把“革命”的烈火在大西南烧得更猛。后来西南几省,尤其是四川,果然乱得一塌糊涂。

除了陈亚丁长篇大论地谈了一些对戏的意见外,他们所谈的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我和阎肃只好装着没听见。

忽然江青发现一个穿军装的年轻女同志在一边不停地记,她脸色一变,问:“你是哪里来的?”

“我是军报的。”

“谁让你进来的?”

“……”

“我们在这里漫谈,你来干什么?出去!”

这位女记者满面通红,站起来往外走。

“把你的笔记本留下。你这样做,我很不放心!”

江青有个脾气,她讲话,不许记录。何况今天的讲话,非同小可,这位女同志冒冒失失闯了进来,可谓“不知天高地厚”。

杨成武说了几句,门外喊“报告”,杨成武听出是秘书的声音。“进来!”秘书在杨成武耳边说了几句话。杨成武起立,说:“打下了一架无人驾驶飞机,我去处理一下。”江青轻轻一扬手:“去吧!”

江青这种说话语气,我们见过不止一次。她对任何干部,都是“见官大一级”,用“一朝国母”的语气说话。

谢富治发言,略谓:“打开了重庆,我是头一个到渣滓洞去看了的。根据我对地形的观察,根本不可能跑出一个人来!”

我当时就想:坏了!按照他的逻辑,渣滓洞的幸存者,全是叛徒。我马上想到罗广斌。罗广斌后来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我一直想,这和谢富治这句斩钉截铁的断言是有(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的。

座谈结束,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公共汽车、电车早已停驶。剧团不会给我留车。我也绝没想到让剧团给我派一辆车。我只好由虎坊桥步行回甘家口,走到家,天都快亮了。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我的“解放”,尘芥浮沤而已。我要揭出的是我亲身听到的江青的两句话:“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和“我们这两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我是一个侧面的历史见证人。因为要衬出这个历史片段的来龙去脉,遂不惮其烦地述说了我的“解放”,否则说不清楚。我的缕述、细节、日期或不准确,但是江青的这两句话,我可以保证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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