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一
按照“出版物登记册”的记载,伦敦的出版商人托马斯·索普(Thomas Thorpe)在1609年5月20日取得了“一本叫作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书”的独家印行权,不久这本书就出售了。索普还在这本书的卷首印了一段谜语般的献词,献给“这些十四行诗的唯一促成者,W.H.先生”。在这之前,这些十四行诗中的两首曾在一本小书中出现过。索普的版本包括了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这就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最早的、最完全的“第一四开本”。到了1640年,出现了本森(Benson)印行的新版本,少了八首,各诗的次序也作了另外的安排。在17世纪,没有出现过其他版本。
自18世纪末期以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兴趣和种种争论。例如,这些诗是作者本人真实遭遇的记录,还是像他的剧本那样,是一种“创作”即虚构的东西?这些诗的大部分是歌颂爱情的,还是歌颂友谊的?这些诗的大部分是献给一个人的,还是献给若干人的?对这些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应当怎样评价?
现在,让我先来介绍一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所谓“故事”的轮廓。按照广泛流行的解释,这些十四行诗从第1首到第126首,是写给或讲到一位美貌的贵族男青年的;从第127首到第152首,是写给或讲到一位黑肤女郎的;最后两首及中间个别几首,与故事无关。第1 至17首形成一组,这里诗人劝他的青年朋友结婚,借以把美的典型在后代身上保存下来,克服时间的毁灭一切的力量。此后直到第126首,继续着诗人对那位青年的倾诉,而话题、事态和情绪在不断变化、发展着。青年是异乎寻常的美(第18—20首)。诗人好像是被社会遗弃了的人,但对青年的情谊使他得到无上的安慰(第29首)。诗人希望这青年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给诗人以礼遇的荣幸,以免青年因诗人而蒙羞(第36首)。青年占有了诗人的情妇,但被原谅了(第40—42首)。诗人保有着青年的肖像(第46、47首)。诗人比青年的年龄大(第63、73首)。诗人对于别的诗人之追求青年的庇护,特别对于一位“诗敌”之得到青年的青睐,显出妒意(第78—86首)。诗人委婉地责备青年生活不检点(第95、96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分离,诗人回到了青年的身边(第97、98首)。诗人同青年和解了,他们的深厚友谊恢复了(第109首)。诗人因从事戏剧的职业而受到社会的冷待(第111首)。诗人曾与无聊的人们交往而与青年疏远过,但又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第117首)。有人攻击诗人对青年的友谊,诗人为自己辩护(第125首)。
诗人迷恋着一位黑眼、黑发、黑(褐)肤、卖弄风情的女郎(第127首,第130—132首)。黑女郎与别人(可能就是诗人的青年朋友)相爱了,诗人陷入苦痛中(第133、134、144首)。黑女郎是有丈夫的(第152首)。
这个故事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的:假定这些诗的大部分之呈献对象是作者的朋友(男性),是一个人而不是若干人。这个译本所附的“译解”,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假定去做的。但译者也注意到不把话说死(因为译者不认为这是定论),例如译者采用“爱友”一词,就有既可理解为朋友(男性),又可理解为情人(女性)的用意。
但是,承认上述假定,并不意味着争论的终结。事实上,剧烈的争论,烦琐的考证,正是在把这个假定当作前提的情况下进行的。据说,这部诗集是英国诗歌中引起争论最多的诗集,而这些争论,据一位莎士比亚学者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下列诸问题:
1.这些十四行诗被呈献给“W.H.先生”。他是谁?
2.大部分诗是写给一位青年美男子的。他是不是“W.H.先生”?
3.诗人曾劝青年结婚,有没有证据证明这位青年(指实际上存在的某君,下同)不愿意结婚?
4.是否还有诗人与青年之间关系的旁证?
5.“诗敌”是谁?
6.青年占有了诗人的情妇。她是谁?
7.黑女郎是谁?
8.第107首中所涉及的事件究系何指?
9.这些诗排列的次序是否无误?
10.这些诗是否形成一个连续的故事?如果是,这故事与诗人及青年的实际事迹是否相符?
11.这些诗是在什么年月写成的?
从这十一个问题所包括的范围来看,争论的内容限于对这些诗所涉及的实事的考证。弄清这些诗写作时的实际环境,有助于了解这些诗的价值。但是,即使是必要的考证也只是提供材料罢了。对作品的了解,主要依靠根据科学观点对作品本身和有关材料进行分析。遗憾的是,某些考证家们的兴趣是事实细节的本身。而这,对作品价值的了解不一定有多少帮助。但是,不管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一两百年来在莎士比亚学者和爱好者中引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这部诗集本身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却被愈来愈多的读者所认识。W.H.先生究竟是谁,青年究竟是谁,黑女郎究竟是谁,等等,毕竟是无关宏旨的。
关于这部诗集的争论情况,介绍到这里也可以结束了。但是,我还想对这些诗的歌颂对象问题再啰唆一下,因为这牵涉到读者对这些诗的欣赏问题。前面说过,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故事”是广泛流行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是18世纪末期才产生的。1780年,英国学者梅隆(Malone)和斯蒂文斯(Steevens)二人提出了朋友说和黑女郎说。在这之前,人们相信这些诗的大部或全部是歌颂情人(女性)的。在这之后,朋友说虽然得到大多数读者的承认,却并未说服一切读者。例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著名诗人柯尔律治(Coleridge)仍坚持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部都是呈献给作者所爱的一个女人的。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持不同的意见;有人虽然接受了朋友说,但认为第1 至126首中有若干首是写给情人的。我个人觉得,第1 至126首中有若干首,例如开头的几首,特别是第3、第9、第20、第40 至42首,以及第63、第67、第68、第101首(后面四首的描写对象不是第二人称而是第三人称,作者用了阳性代名词he 这个字)等,如果把它们的描写对象或接受者当作女性,那是解释不通的。但是,除了这一部分属于特殊情况以外,第1 至第126首中大部分诗,就诗篇本身来说,把它们解释为写给朋友或写给情人都解释得通。因此,把它们当作是歌颂友谊的诗,还是把它们当作是歌唱爱情的诗(不管它们全部都是献给一个人的还是分别献给若干人的),这可以由读者根据自己的欣赏要求去选择。不管你选择何者,或者对一些诗选前者,对另一些诗选后者,我认为诗篇本身的价值是不会受到多少影响的。比如,著名的第29首:
但在这几乎是自轻自贱的思绪里,
我偶尔想到了你啊,——我的心怀
顿时像破晓的云雀从阴郁的大地
冲上了天门,歌唱起赞美诗来;
我怀着你的厚爱,如获至宝,
教我不屑把处境跟帝王对调。
在困难的时刻,崇高的友谊可以给人以鼓舞力量;坚贞的爱情也会给人以鼓舞力量。(这里“厚爱”的原文是既可解释为朋友爱,也可解释为异性爱。)过去,我知道有人为纪念远方的朋友而吟诵这首诗,也看到有人把它题抄在爱人的手册上,这说明读者可以按自己的需要来解释这首诗的歌颂对象。有些篇章,如果解释为写给朋友的,读者也许会感到不习惯。但是,友谊可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也可以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如果这首诗所写的是友谊,那么,这里的友谊就是一种强烈的情谊。虽然对这些诗的歌颂对象的解释具有两可性,但这些诗所表达的感情的强烈程度却规定了:如果是友谊,这不是泛泛之交;如果是爱情,这不是逢场作戏。何况,这里面还包含着深邃的思想。这就是说,即使把这些诗的呈献对象理解为情人(女性),它们也与当时流行的以谈情说爱为内容、诗风浮夸无聊的十四行诗,毫无共同之点。
二
某些学者研究莎士比亚,有他们自己的方式。根据我所
接触到的有限材料,不妨举几个例子:
一种是从作品中寻出片言只语,从而对作者作出武断的推论,达到耸人听闻的目的。例如,卡贝尔(Capell)及伯特勒夫人(Mrs.S.Butler),根据第37首第3 行“我虽然受到最大厄运的残害”(直译原文意为:“我,被最大的厄运伤害得成了瘸子”),推定莎士比亚是个事实上的瘸子,并认为这是他作为伶人而不能成为名角的原因。又如,有一位“哈瑞叶特·契尔斯托夫人(Mrs.Harriet B.Cherstow)的后裔”,根据第35首第1 至8 行,第89首第8 行“就断绝和你的往来,装作陌路人”(照字面硬译,意为:“我就绞杀朋友,装作陌路人”)等等,得出结论说莎士比亚是一个谋杀犯!
一种是,根据作品的某一特点,或者不如说,利用作品所涉及的事实的某种不确定性,捕风捉影,无事生非。例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歌颂对象具有两可性,于是,以伯特勒(Butler)、吉雷特(Gillet)等人为代表,提出所谓“同性恋爱说”。他们把莎士比亚说成是一位同性恋者,但事实上莎士比亚有女性妻子,生儿育女,家庭生活完全正常。一种是,根据个人的好恶,或者根据一点表面的迹象,对作品作出不符合实际的评价。例如,恰尔默斯(George Chalmers)曾说过,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具有两个最坏的缺点……一是意义隐晦;一是令人生厌。”又说过,这些诗“大抵因浮夸而失色;为矫饰所败坏”。
一种是,对作品中最有社会积极意义的部分加以攻击。例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66首,对当时社会的万恶的性质,作了直接的揭露和批判。这种公开的谴责,在莎士比亚的全部十四行诗中,是罕有的。对于这首诗,不仅进步的评论家一致给予高度的评价,就是一般评论家也是恭维的。但是,森茨伯瑞(Saintsbury)却说,第66首是莎士比亚全部十四行诗中“最矫揉造作的一首”。诸如此类。
西方莎士比亚学者的工作是很有成果的。这里只是想说明,像上面所列举的几种“研究”和“评价”的方式,是不行的。那么,要怎样才能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作出像样的评价呢?
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科学评价,应当留待专家们去做。笔者只是个业余的翻译爱好者,对于这样的任务是难以胜任的。
三
这部诗集乍一看来,倒确会给人一个单调的感觉。不是吗,莎士比亚在这些诗中老是翻来覆去地重复着相同的主题——总是离不开时间、友谊或爱情、艺术(诗)。但是,如果你把它们仔细吟味,你就会发觉,它们绝不是千篇一律的东西。它们所包含的,除了强烈的感情外,还有深邃的思想。那思想,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思想一起,形成一股巨流,汇入了人文主义思潮汇集的海洋,同当时最进步的思想一起,形成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民主思想的最高水位。
莎士比亚在这些诗里,通过他对一系列事物的歌咏,表
达了他进步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在这些歌颂友谊或爱情的诗篇中,诗人提出了他所主张的生活的最高标准:真,善,美和这三者的结合。在第105首,诗人宣称,他的诗将永远歌颂真,善,美,永远歌颂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的现象:
真,善,美,就是我全部的主题,
真,善,美,变化成不同的辞章;
我的创造力就用在这种变化里,
三题合一,产生瑰丽的景象。
真,善,美,过去是各不相关,
现在呢,三位同座,真是空前。
我觉得,可以把这一首看作是这部诗集的终曲——全部十四行诗的结语。
在否定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禁欲主义和神权的基础上,人文主义赞扬人的个性,宣称人生而平等,赋予了人和人的生存以全部重要性和新的意义。只要翻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我们可以读到许多篇章中对生活的礼赞和对人的美质的歌颂。诗人把他的爱友当作美质的集中体现者而加以歌颂。夏日、太阳、各种各样的花、春天、丰盛的收获……都用来给他爱友的美质作比喻。诗人甚至认为,大自然的全部财富(美)都集中在他爱友一人身上(第67首)。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诗人一方面把他的爱友同古希腊美人海伦相提并论(第53首),一方面又声称他爱友的美是空前的(第106首),甚至借用从布鲁诺的哲学演化出来的循环说来说明这一点(第59首)。这表明,诗人的审美观带有文艺复兴的时代特点:一方面高度评价古希腊的美的标准,一方面又认为,在他的时代,人的美质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对于人的形体美和人格美(内心美)的关系,诗人的看法是,二者当然是不同的,但不能把它们孤立起来加以考察。一方面,诗人把形体优美、内心丑恶的人称之为用“甜美包藏了恶行”的人(第95首),称之为“发着烂草的臭味”的“鲜花”(第69首),甚至斥之为“变作羔羊的模样”的“恶狼”(第96首),另一方面,诗人把既具备形体美,又具备人格美的人称之为“浸染着美的真”(第101首),称之为“宝库”(第37首)。诗人宣称,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配承受“天生丽质”(第94首)。诗人指出,他的歌颂对象“应该像外貌一样,内心也和善”(第10首)。诗人简要地说:“美如果有真来添加光辉/它就会显得更美,更美多少倍!”(第54首)。这就是说,只有当美(形体美)同真、善(人格美的两个方面)统一在一身的时候,这样的人才是美的“极致”,才值得大力歌颂。
诗人所说的善,是与恶相对立的概念。诗人在诗集中首先抨击的,是恶的表现的一种——自私。诗人把独身主义者称作“小气鬼”“放债人”(第4首)、“败家子”(第13首),以致心中有着“谋杀的毒恨”的人(第10首),就因为独身主义者不依靠别人、不爱别人,拒绝同别人合作;就因为独身生活只能产生“愚笨,衰老,寒冷的腐朽”(第11首),它不能使“美丽的生灵不断蕃息”(第1首),只能使“真与美”同归于尽(第14首)。独身主义者——独善其身者——自私自利者,问题就是这样。因此,诗人把善的观念同婚姻和爱情联系起来,认为“父亲、儿子和快乐的母亲”唱出来的才是真正“动听的歌”,才是“真和谐”(第8首)。同时,诗人宣称,他需要爱情(友谊)就“像生命盼食物,或者像大地渴望及时的甘霖”(第75首),对他来说,爱情(友谊)“远胜过高门显爵/远胜过家财万贯,锦衣千柜”,只要有了爱情(友谊),他“就笑傲全人类”,而如果失去了爱情(友谊),他“就会变成可怜虫”,他就“比任谁都穷”(第91首);诗人一再提醒对方,人生是短促的,必须把爱情(友谊)紧紧地抓住(第64首、第73首),诗人甚至夸张地说,在“广大的世界”中,只有爱友是他的“一切”(第109首);当诗人看不惯社会上的种种罪恶而愤慨得不想再活下去的时候,爱情(友谊)成了使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第66首)——这一切说明,在诗人看来,不懂得爱情(友谊)的人,是多么冷酷无情!
诗人一再宣叙时间毁灭一切的威力。“不过是一朵娇花”般的美,是无法对抗“死的暴力”的(第65首);爱人是总要被时间夺去的(第64首);诗人本来也已经像“躺在临终的床上”,总是要老死的(第73首)。怎么办呢?能够征服时间,也就是征服死亡的,只有两种东西:一是“妙技”的产物——人的后裔;一是能显奇迹的“神通”——人的创作(诗)。诗人说,缺少善心,必然同“妙技”绝缘(第10首、第16首);充满真爱,才能使“神通显威灵”(第65首、第76首)。诗人把“真”视作另一种蔑视时间的威力的力量。我们知道,英文truth(真)这个字,有好几种含义。在这部诗集的多数场合,“真”指的是忠贞——对爱情(友谊)的不渝。诗人歌颂忠于爱的“真心”,说,真正的——
爱不是时间的玩偶,虽然红颜
到头来总不被时间的镰刀遗漏;
爱决不跟随短促的韶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