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二十世紀詞人擬、和元好問《鷓鴣天》詞析論[1]
一、引言
十三世紀初，戰亂迭起，蒙古人勢力日大，金兵節節敗退，1214年被迫遷都汴京，放棄了北方大片土地。至1234年，金朝終爲蒙古所滅。金元興替，不但是改朝换代，也涉及民族、文化等問題，這與七百多年後清末民初的情況不無相似之處。或者因是之故，金元之際的著名詞人元好問的作品，在二十世紀的詞壇中引起諸多共鳴。
從1920年代至1960年代陸續有多位著名詞人標明“擬”、“和”、“倣”元好問的《鷓鴣天》詞，並多以組詞形式書寫，其中元好問原唱中有命題的“宫體”、“薄命妾辭”尤爲後人所關注，回應最多。本文擬分析其中幾組著名的作品，包括1920年代朱祖謀所擬的《鷓鴣天》“宫體”八首及金蓉鏡（1855—1929）、周慶雲（1866—1934）與胡士瑩（1901—1979）的回應；1930年代先有邵瑞彭（1887—1937）呼應朱祖謀之作，遍和元好問《鷓鴣天》四十五首及其學生的和作，後有龍榆生《鷓鴣天》擬“薄命妾辭”三首及丁寧的唱和；1940年代有身處汪僞政府的趙尊嶽擬《鷓鴣天》“宫體”八首；1958年龍榆生復有寄調《浪淘沙》，標明擬元好問“薄命妾辭”，1961年再撰《鷓鴣天》“擬元遺山”。[2]從1920年代到1960年代，短短四十載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動蕩的時期，内憂外患，世局紛擾，然而不同年代、不同處境的詞人卻都能藉由元好問《鷓鴣天》詞找到自我表達的可能，繼而唱和、仿擬，一方面借助古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歷史的深度，同時引導讀者在閲讀文本時聯想與元好問作品的關係，通過多種文本的交織，造成豐富的閲讀經驗。反復的重寫、改寫、續寫，發掘了原唱的諸多面相，顯示了經典作品的創意可能，《鷓鴣天》遂成爲遺山的代表詞作。近現代詞人借用古人之酒杯，澆灌一己之塊壘，舊曲新詞，寫出時代之面貌，也展示了詞體包納新内容的彈性。本文擬先簡述母文本元好問《鷓鴣天》詞及其相關解讀，再歸納、分析、比對後人的擬、和之作，以三個主題梳理這些作品的内涵、其與原唱之關係及表達之效果。
二、元好問及其《鷓鴣天》之解讀略述
二十世紀詞人之所以對元好問深感興趣，大抵有幾方面的原因。[3]首先是遺山詞的文獻趨於完備，而相關研究也得以展開。遺山詞最早見諸刊刻的是元世祖中統壬戌年（1262）的“中統本”，但此書已亡佚。後有三卷本和五卷本兩個系統。
三卷本一般被認爲較接近原貌，而五卷本的錯訛較多，且有删改的痕迹。三卷本本於明朝弘治壬子高麗刊本，也是遺山詞最早的善本，後有朱祖謀和陶湘（1871—1940）分别刊刻。朱祖謀長於校詞，對三卷本作了精細的校勘，因此學術界廣泛採用朱本。[4]此本中有《鷓鴣天》三十七首，是元好問選用最多的詞調。其次序排列，則以題爲“隆德故宫”一詞爲首，後有兩組組詞，其十一至十八首題爲“宫體”，其三十至三十三題爲“薄命妾辭”。三十七首中，有二十首有詞題。
至於邵瑞彭所據之版本，則是屬於五卷本的系統。邵氏曾有《重刊陽泉山莊本〈遺山樂府〉跋》一文介紹五卷本的來龍去脈。[5]五卷本的詞作數量和編排與三卷本不同，如《鷓鴣天》就有五十多首。邵氏和詞四十五首，略去了三十七首中的其六，其餘皆有和韻，只是其三十四後，次序與朱校本稍有不同。如果比對五卷本的《鷓鴣天》，則確如作者所言，凡是祝壽的詞，都没有選用。
其次，是關於元好問作爲遺民的研究。元好問生於金章宗（完顔璟，1168—1208）之世，經歷了金朝文化輝煌的時期，後復參與金元的戰争，目睹金朝滅亡。元好問身爲金朝遺臣，親身經歷城破國亡，並見證金朝后妃被押北上之慘事，這一切對他來説無疑是天崩地裂、痛徹心肺。汴京城破後，元好問曾入覽金故宫，作《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以俳體曲言亡國心聲。[6]金亡後，元好問以遺臣身分被囚，遣送青城，後又至山東聊城。獲釋後，他致力於保存金源文獻，並欲編撰國史。此種經歷，對於晚清民初的詞人來説，或多或少會引起共鳴。然而，作爲遺民，元好問並非一完美典範。爲崔立（？—1233）刻碑、上書耶律楚材（1190—1244）及北覲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三件事，屢遭後人指摘。清代全祖望（1705—1755）之措辭尤爲尖鋭，云：
遺山之於金，雖有爲崔立撰碑之累，事由劫脅，要其志節，不可盡没也。其力求修《元史》，亦思以効忠於金，卒被阻而罷，然其惓惓亦至矣。惟是遺山以求修史之故，不能不委蛇於元之貴臣。讀其碑版文字，有爲諸佐命作者。至加先太師、先相、先東平之稱，以故國之逸民，而致稱於新朝之佐命者如此，則未免降且辱也。遺山又致書耶律中令，薦上故國之臣四十餘人，勸其引進，是非可以已而不已者耶？“願言呼諸子，相從潁水濱”，昔人風節，尚哉！要之，遺山祇成爲文章之士，後世之蒙面異姓，而託於國史以自脱者，皆此等階之厲也。嗚呼！宗社亡矣，寧爲聖予所南之介，不可爲遺山之通，豈予之過爲責備哉！[7]
全祖望表面上評論元好問，其實意指清初之降臣。後來，鄭孝胥（1860—1938）一以貫之，以詩責備元好問，亦是旨在影射應民國政府修清史之文士。詩云：
遺山求修史，自謂忠於金。委蛇貴臣間，枉尺豈直辱？碑版諛佐命，降辱良已深。致書于耶律，薦舉誠何心。後來託國史，蒙面羞儒林。實彼階之厲，流毒方至今。諒哉謝山語，堪作俗士箴。[8]
可見元好問之歷史形象及評價其實頗爲複雜。[9]既有人説他“忠愛纏綿”，以保全人才、文獻來爲他開脱，也有人責備他名節有虧，降志辱身。元好問的身世和經歷，使他在二十世紀成爲了特殊的指涉符號。也許正因他“不完美”及境遇的複雜難明，給予同樣處於動蕩的二十世紀詞人更多想像和詮釋的空間，尤其是面對難以言喻的困境和選擇時，元好問遂成爲他們自我投射的對象。透過元好問，他們提示讀者歷史情境往往難以簡單論斷，從而暗示自己潛藏的、不得已的苦心。例如雖爲遺民，卻不贊成復辟的朱祖謀，借用元好問，未始不是考慮到元好問“不完美”的遺民形象。又如加入汪精衛（1883—1944）政權的趙尊嶽，在1940年倣元遺山《鷓鴣天》“宫體”，也有可能是想通過援引曾降身辱志的元好問，來爲自己表白。1958年，龍榆生借用元好問“薄命妾”記述自己被打爲“右派”，1961年又以之感慨自己“脱帽”，大抵也是基於對元好問的出處進退及其毁譽參半的歷史評價有所共鳴之故。
第三是對於元好問詞，尤其是《鷓鴣天》，在二十世紀有了比較固定的詮釋理路。清季四大家之一的況周頤的説法幾乎成爲定評。其言曰：
《鷓鴣天》三十七闋，泰半晚年手筆。其《賦隆德故宫》及《宫體》八首、《薄命妾辭》諸作，蕃豔其外，醇至其内，極往復低徊、掩抑零亂之致。而其苦衷之萬不得已，大都流露於不自知。……晚歲鼎鑊餘生，栖遲零落，興會何能飆舉。知人論世，以謂遺山即金之坡公，何遽有愧色耶？充類言之，坡公不過逐臣，遺山則遺臣、孤臣也。……其詞纏綿而婉曲，若有難言之隱，而又不得已於言，可以悲其志而原其心矣。[10]
三十七首《鷓鴣天》非一時一地之作，亦並非依次排列，而且作年多不可考，況周頤只是憑他讀詞的經驗認爲《鷓鴣天》多遺民之音，而賦予這些作品特殊的意義。況氏的詮釋理路後來爲學者所襲用。如繆鉞認爲“若夫張皇幽渺，探測隱微，《宫體》八首，蘭成哀國之心；《薄命》三章，江令自傷之作”。吴梅則舉多首《鷓鴣天》，云“遺山所作，輒多故國之思”。沈祖芬也總括《鷓鴣天》的寫法是“以男女之情來寫家國之恨、身世之感”。乃至現代學者趙永源等都發揮況説，將多首《鷓鴣天》與元好問的遺民情意掛鉤。[11]
那麽況説是否合理呢？葉嘉瑩曾提出從文本、作者及時代背景三個方面去判斷寄托説是否能成立。[12]單看元好問《鷓鴣天》“隆德故宫”、“宫體”八首及“薄命妾辭”三首的詞文本，的確不必逕自解成哀國之心和自傷之作，而可以視爲歌筵之詞。[13]然而，況周頤特意拈出的幾首作品，都有題目。歌筵之詞本來不必有題目，反之，題目作爲副文本往往具有深意。如其八“擬朱希真體”，詞云：
十步宫香出繡簾。惱人簾底月纖纖。五花驕馬垂楊渡，孤負仙郎側帽檐。 秋澹澹，酒厭厭。新詩和恨入香奩。相思恰似鴛鴦錦，一夜新涼一夜添。[14]
此詞如只看文本，可以視爲泛寫男女相思。然而詞題提示讀者須從朱敦儒詞入手。而且詞人只説“擬朱希真體”，没有明言何謂“朱希真體”。“體”固然可指文體、風格，然而詞人在此卻非泛擬其文體（同調之詞）或整體風格，而是有特定指向。王偉勇分析這首詞是仿效朱敦儒（1081—1159）同調“唱得梨園絶代聲”一詞，同樣借楊貴妃故事，寓亡國之悲。[15]由此可見，詞題並非虚設。“隆德故宫”無論是寫中都（今北京）還是汴京（今開封），“故宫”一詞已提示讀者，詞中有興亡之感。至於“薄命妾辭”三首，表面上寫薄命之女子，然而其一、其二所寫詞句多化用自有家國之感的詩詞，如李賀（790—816）《金銅仙人辭漢歌》、辛棄疾（1140—1207）《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白居易（772—846）《陵園妾》，其三則以盧女流落、陳阿嬌失寵不如卓文君得到真愛，寫宫廷女子之薄命，自可引發聯想，故狄寶心認爲三首詞“應皆爲兩宫北遷而發”。[16]至於“宫體”八首，多寫女子等候情人的思量之苦。下舉其二、其七爲例，詞云：
憔悴鴛鴦不自由。鏡中鸞舞只堪愁。庭前花是同心樹，山下泉分兩玉流。 金絡馬，木蘭舟。誰家紅袖水西樓。春風殢殺官橋柳，吹盡香綿不放休。（其二）
八繭吴蠶賸欲眠。東西荷葉兩相憐。一江春水何年盡，萬古清光此夜圓。 花爛錦，柳烘煙。韶華滿意與歡緣。不應寂寞求凰意，長對秋風泣斷絃。（其七）
其二寫閨中女子孤寂憔悴，乃是因爲與情人分離。第三四韻以之前愛情的甜蜜對比此時分離的痛苦。下片以富貴器物襯托女子的美好，其實無非是紅顔薄命之意，結拍以柳綿吹盡亦不會罷休之意，比喻女子思君一往情深，至死不渝。其七起句以吴蠶眠於荷葉之上，比喻情人的恩愛纏綿。然而第三四句一轉，化用李煜（937—978）詞句以喻愁思無窮，從此獨對萬古清光，暗示兩人已經分離。下片通過對比，迫出結拍本有求凰之意，然而琴弦已斷，徒然長泣而已。此詞或指爲悼亡之作，但詞人將之置於“宫體八首”，而其餘七首俱無悼亡之意，且無確切之本事，似乎也難以斷定。[17]如果視八首一體，其七可算是表達情感失落的高潮，秋風弦斷，往日的愛情已不可再追，故其八以“好夢初驚”開始，暗示舊夢已醒，而結之以“春寒留得梅花在，剩爲何郎瘦幾分”回應其一的“辛苦梅花候海棠”。
如果視以上所論之作品爲應歌之作，固無不可，只是這類相思詞作原是詞中應有之意，即使不加上“宫體”、“薄命妾”等字眼也不妨礙閲讀。而且“宫體”八首雖寫女子相思，但卻不像齊梁宫體詩加入大量的宫中的器物。詞中雖然間有“金翡翠，繡鴛鴦”等用詞，風格也不算上穠密綺麗。因此“宫體”這個題目，既非旨在點明題材，也不指向風格，令人詫異。不過，如果從寄托的角度，則“宫體”一題或能有所著落：以男女相思比喻君臣之義、以“宫”暗示詞與政治的關係。
其次，從作者的經歷來看，元好問有没有借詞寄托的可能呢？筆者認爲，應歌之作固然是無世無之，但元好問之前以詞寫時事、以詞寫一己情志的已然不在少數。如元氏所服膺的蘇軾，就多有比興之作，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水龍吟》“詠楊花”、《賀新郎》“詠榴花”等。元好問曾評蘇詞“雖時作宫體，亦豈可以宫體概之？”[18]元好問所填男女相思之詞，大抵亦不可以以宫體概之，而或可有深層的寄托。
觀乎《鷓鴣天》其他作品，頗多直抒胸臆之作，完全可以視爲言志之辭。茲舉兩例云：
拍塞車箱滿載書。梁鴻元與世相疏。只緣携手成歸計，不恨埋頭屈壯圖。 蒼玉研，古銅壺。坐看兒輩了耕鋤。年年此日如川酒，千尺青松儘未枯。（其二十）
華表歸來老令威。頭皮留在姓名非。舊時逆旅黄粱飯，今日田家白板扉。 沽酒市，釣魚磯。愛閑真與世相違。墓頭不要征西字，元是中原一布衣。（其二十四）
其實，《遺山樂府》中以這類疏快雋朗、自抒懷抱的作品較多，像況周頤所舉的“蕃豔其外，醇至其内”的反而是少數。[19]據此，可以推測元好問之所以一變往常作風，很有可能是所寫有不可直言或不忍直言者，而掩之以男女相思。
第三，從元好問身處的年代來看，他的詞也有寄托的可能。無論寫於金亡之前還是之後，金國國勢陵夷固非一日，亡國只是早晚之事，詞人不會無感於心。如“隆德故宫”，學術界對其作年有不同看法，但一致認同其中有家國之思。[20]綜上所論，況周頤的解讀並非完全是想當然。
況氏之説除了影響評論之外，在創作上亦起了關鍵的作用。他在評論元好問《鷓鴣天》三十七首後，隨即提到朱祖謀的《鷓鴣天》“宫體”八首，顯然有比附之意，指出兩者同樣具有政治隱喻。[21]歸納二十世紀的和、擬之作中，大致可以看到三條綫索。其一是發揮元好問的“宫體”，以之作爲政治隱喻，即況氏所謂“蕃豔其外，醇至其内”、“若有難言之隱”的遺臣、孤臣之意，下文以朱祖謀、趙尊嶽爲例。其二是發揮“薄命妾辭”，以薄命爲主題，寫自傷之情，下文以龍榆生、丁寧爲例。其三是把《鷓鴣天》看成一個整體，總寫自己的生活、情感，亦有議論、諷刺，不一而足，下文以邵瑞彭爲例。這三條綫的題類和寫法雖然不盡相同，但也有互相交集之處，就是或多或少都關涉政治，表達出詞人在亂世中的無力之感。
三、從宫中到宫外——朱祖謀開拓《鷓鴣天》“宫體”的政治隱喻
1925年，朱祖謀作《鷓鴣天》“廣元裕之宫體”八首，先後録於《晨風廬唱和續集》、《學衡》雜誌，最後訂稿於《彊村語業》，文字稍有出入，本文以訂稿爲主。[22]彊村詞向稱難解，而以這組詞尤甚。衆人一致認爲彊村有諷喻之意，但其寓意、本事爲何，卻一度引起論争，朱氏的詞友、弟子各有不同意見。
首先是龍榆生在《詞學季刊》上刊登謝掄元（生卒年不詳）《謝榆孫記彊村先生廣元之宫體鷓鴣天詞本事》（一）及（二）。謝氏謂這組詞是諷袁世凱（1859—1916）稱帝之事，並以“曾聞先生述所爲《廣元裕之宫體鷓鴣天》詞本事”來加强説服力。[23]雖然後來張爾田（1874—1945）大力批評謝氏之言，但值得注意的是朱氏的傳人龍榆生一開始是相信謝説的，並將之刊登。[24]可見，謝氏的索解在一定程度上也並非脱離文本。不過，謝氏以爲這組詞是諷諭袁世凱稱帝之事，從寫作時間上來説就不合理。袁氏在1915年稱帝，朱祖謀曾有《金縷曲》、《夜飛鵲》諷之，爲何十年後突然舊事重提？謝氏没有説明。其後，張爾田三次撰文，提出幾點有力的反證。[25]一是撰詞時間，是在1925年（即溥儀出宫的翌年），後由張氏交到《學衡》雜誌刊登，與袁世凱事無涉。其二，張氏認爲朱祖謀不屑作詞記述洪憲帝制之事。其三，朱祖謀生平向來不與人談本事，質疑謝氏所謂得之於朱氏的説法。[26]張氏也就詞中某些意象作了詮釋，但語焉不詳，有些地方故意模糊其辭，大抵只有當時親近之人才能明白。
經過這番辯論後，學術界對這組詞的看法漸趨一致。首先是寫作之本事應爲1924年溥儀（1906—1967）出宫事件。1925年初，朱祖謀曾偕陳曾壽（1878—1949）北上天津，在張園謁見溥儀。事後，朱祖謀回到上海，而陳曾壽則最終決定輔助溥儀，及後他一度寫詩給朱祖謀，希望招他同往。不過朱祖謀始終没有跟隨。
朱詞寫成後，有三組和作。周慶雲和金蓉鏡都是屬於詞人圈子之内的朋友。周慶雲雖然不是遺民，但與遺民群體過從甚密，資助詩詞社課活動。周氏對音樂頗有造詣，收藏了不少古琴，曾在上海舉辦琴會。[27]而金蓉鏡是清朝遺臣，曾任多處地方官員，鼎革之後，主要居於嘉興。金氏以書畫知名，詩學自沈曾植（1850—1922）。[28]周、金兩人的和作録於《晨風廬唱和續集》，具體寫作日期不明，但應該在1925至1926年之間。另一首和作，是胡士瑩所作，附於《學衡》。把這些作品與朱詞一併觀察，也許能對朱詞在當時的接受及其寓意有更多了解。
朱詞的寫作背景既定於溥儀出宫、天津謁見之後，那麽就可以進一步考察其文本與這些事件是否有可相通之處。這種做法雖然不免執於個别意象，而有破碎之譏，然而卻是當時詞人慣用的手法，因此沿用此法有一定合理性。張爾田對此曾有一番見解，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