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晚清、民國對文學研究者來説是一段迷人的歷史時期。一方面，它充滿各種對立，如中與西、傳統與現代、新與舊、死與活、白話與文言，是一個“劇變”的時期；另一方面，當我們細細閲讀和梳理這段時間的文學作品，又會看到很多兼融並包、打通新舊、融滙中外的情況——在絶對的口號下孕育的卻是“不絶對”的創作實踐。只是在一般文學史的敘述框架下，論者多半捨舊趨新，對傳統詩詞置而不論，以致我們總有一種錯覺，以爲傳統詩詞隨著清朝的滅亡就結束了。而客觀事實是，政治的興替不能横斷文學的發展，古典詩詞在二十世紀風流未泯，仍然是作家樂於採用的文學載體，其中更不乏新文學運動的領袖人物。
在這段劇變的時期，文壇上有著此起彼落的論争。筆者以爲，其中一個重要的思考就是如何面對豐富的文學遺産。談新文學的人往往容易傾向强調“横的移植”，而忽略了“縱的繼承”在文學嬗變中所起的關鍵作用。文學固然講求創新，但創新並非捨棄傳統。每種文體都有獨特的傳統，傑出的作家往往挑戰文體的邊界，用不同的方法來試驗文體的容受性，卻不會完全拋棄邊界。在悠長的古典詩史上，詩詞的形式體制與内容思想一直隨著時代而改變。因此，可以説，每一代詩人都是在“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而“新理想”也會在有意無意間改變“舊風格”，使内容與形式達至完美的配合。
具體到這段時期詞與詞學的發展，同樣面對如何繼承傳統、超越傳統的問題。尤其是唐、宋詞在清代不斷經典化，詞人通過創作、選政、評論，樹立了各種各樣的理想典範。至晚清，經典詞人、詞作的力量非常强大，其主題、意象、措辭、風格，甚至詞牌的選擇、特殊的格律似乎全方位地籠牢後世；尚未下筆，前人的感慨已隨著文學的形式强加於我。這份龐大的文學遺産既是恩賜，也是障礙。而詞人又不曾像詩人一樣高呼“詩界革命”，因此往往給人“缺席革命”、抱殘守缺、在故紙堆中討生活的印象。其實，晚清、民國詞人並非如是。他們默默地思考如何能好好運用這份龐大的文學遺産（唐、宋詞經典），其目的不一定就是超軼古人，而更多是使之在創作和研究上具備時代意義。
中國詩歌素有尚古的傳統，模擬前人的經典之作更是基本的學習手段。然而，有志氣的作家並不會滿足於對經典的亦步亦趨。胡適（1891—1962）等人批判假古董，但向傳統學習卻不等於假古董。“學衡派”的吴宓（1894—1978）曾謂：“文章成於摹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時率皆力效前人，節節規橅，初僅形似，繼則神似，其後逐漸變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1]他視模擬爲一種學習過程，最終目的仍然是希望有所創新。再從“互文性”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那麽文本之間本來就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不同的文本互相解釋、互相發明。晚清、民國詞人借鑑前人，“可能是偶然或默許的，是來自一段模糊的記憶，是表達一種敬意，或是屈從一種模式，推翻一個經典或心甘情願地受其啟發”。[2]無論是自覺還是不自覺，後世作家在創作時總是在與前人展開對話，從而爲自我定位。
談到傳統、經典對後人的影響，不可不提當代學者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他對傳統持否定的態度，曾以俄狄浦斯（Oedipus）與其父親的關係比喻詩人和傳統：詩人須得打破、否定傳統的壓抑來樹立自己。他認爲一切詩歌的主題和技巧已被前人用盡，後代詩人想要嶄露頭角，惟一的方式就是與前人抗衡，把前人某些次要的、不突出的特點在自己身上加以强化。[3]
那麽，到底晚清、民國的詞人怎樣面對傳統與經典？筆者認爲，他們既學習、汲取經典，以便向經典資取力量，同時也不滿足於此，希望進一步打破、否定、超越經典，企圖把自身的作品也放到經典的譜系中去。這兩股力量推動著晚清、民國的詞壇，使詞人在研究、評價、摹習經典之時，有意無意地誤讀、轉化、挪用，通過經典來定義自己。
本書分爲上下兩編，每編各三篇文章。上編主要討論詞人在創作方面對唐、宋詞經典的汲收、模習、重寫、回應。王鵬運（1849—1904）是晚清、民國開風氣的詞家，他的詞集中就有不少是擬作、和作。學術界對鶩翁的討論多在其詞學、與當時詞人之交遊互動及其影響這幾方面，而較少著墨於其和、擬前人之作，其實這類作品倒是很能反映半塘詞的特色，值得深入研究。第一章選取了王氏在遭受嚴重政治打擊下所創作的和馮延巳（903—960）《鵲踏枝》。除了酷愛馮詞的王國維（1877—1927），這組作品没有得到太多關注，然而卻是半塘集中頗爲特别的一組作品。馮詞之政治寓意向來是衆説紛紜，其爲人也是争議的焦點。到底應如何看待馮延巳《鵲踏枝》的寓意？詞壇至今未有定案。而正是這種不確定性，使其文本充滿了開放的詮釋空間。王鵬運或許就是有感於此，選擇擬、和馮詞。其選擇本身，乃至小序、詞文本之吞吐委婉，及作成後的種種删改，都顯示了這組作品可能潛藏的豐富的解讀可能。一般認爲半塘爲人豪邁直率，其詞也趨於雄奇雅健，殊不知也有深婉隱微的一面，《鵲踏枝》正是其代表。王氏的和詞在沉寂多年後，得到龍榆生（1902—1966）和丁寧（1902—1980）的回應。四組詞作的互文、互動形成《鵲踏枝》寫作的特殊面向。
第二章以二十世紀詞人擬、和元好問（1190—1257）《鷓鴣天》的幾組作品爲研究材料，闡析詞人運用創意，融滙經典，重新譜寫《鷓鴣天》的抒情體式。其中，朱祖謀（1857—1931）、趙尊嶽（1898—1965）發揮元好問原作中的政治解讀潛能，融入一己之時、地、人、事。在政治亂局的洪流之中，個人的意志、行爲往往顯得蒼白無力，要眇宜修的詞是否能成爲表達自我、辯白自我的載體？兩人一方面想像元好問所面對的艱難選擇，以之比擬自己的處境，另一方面思考個人的出處進退，再以“宫體”的話語、形式作婉轉的表達。這兩組作品與其説是寫給時人、後人看，倒不如説是作者藉此剖析自我，從中叩問出路。
第三章處理吴文英（1200—1260）的名作《鶯啼序》及其在晚清以來的創作回應。《鶯啼序》調長韻雜，容量特大，本來就不易寫得充實，再加上吴文英的作法奇特，難以索解，令後人對此調望而卻步。然而，晚清以來，隨著“夢窗熱”的興起，《鶯啼序》成爲一時之選，詞家躍躍欲試，紛紛填寫此調。其目的不外是挑戰難度，表達自我。文章以吴文英三首作品爲綫索，分析與之相應的擬、和作品，顯示詞家在重寫時對原作的轉化、挪用、創新。在新文學領袖看來，晚清以來學夢窗者選擇了錯誤的典範，在故紙堆中討生活，可謂是愚不可及。然而細讀這批作品，則未可遽然推翻其中的創意，更不可一筆抺殺其文學史的意義。
下編以晚清、民國詞學之論者如何看待、討論、詮釋唐、宋詞經典爲主題。由於學術界關於晚清詞學之討論已頗豐富，爲免重複勞動，筆者選擇了一些較爲冷門、少人注意而又頗有啟發的案例。譚瑩（1800—1871）的《論詞絶句》富於文學趣味，融合了個人才華與見解。其組詞形式及龐大的數量，顯示作者希望能周全地照顧到唐、宋詞的經典詞人、詞作，對後人了解譚氏乃至嶺南一脈之詞學有深刻意義。端木埰（1816—1890）向來被視爲晚清、民國詞的重要開創者，然而對其詞作、詞學之討論卻甚爲不足。個中原因，大抵是資料過於零碎分散。筆者重新組織端木埰的相關材料，從其作品、評論、選詞標準歸納他心目中的宋詞經典，並分析他的看法如何影響到晚清詞壇之風尚。第六章討論夏承燾（1900—1986）所考“合肥本事”與現、當代姜夔（1155—1221）詞之解讀。筆者反省夏氏考證本事的意義、問題及其反響，並非要推倒前賢的説法，而是希望顯示白石詞極具彈性，能容納多元解讀之可能，執著於一種解法將有損其經典特質。
三篇文章旨在涵蓋不同時期、不同形式、不同思路的詞學文獻，而一以貫之的則是三人對唐、宋詞經典的討論，尤其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涉及到姜夔。姜夔自浙派奉爲圭臬以來，一直是清代詞人心目中的模習對象。後來，周濟（1781—1839）大力推舉吴文英，以之爲一代領袖，姜夔的地位似乎隨著浙派的衰弱而降低。至少，在文學史著作的詮釋中往往給讀者這樣的印象。然而，在實際的創作和討論中則並非如是，白石詞依然是詞家樂於模擬、議論、研究的對象，從未淡出詞壇。其於詞及詞學之意義，也並非與夢窗詞處於對立、此消彼長的關係，而是樹立了典範的不同面相。
這六篇文章通過不同角度和案例，希望能各照隅隙，闡述晚清、民國詞壇審視唐、宋詞經典的一些情況，雖遠未能洞燭“經典之重寫與重探”的全面視域，但冀能提供論述的參考。至於《論陳匪石詞及其詞學》，在主題上也屬於重寫經典與重探經典的範疇，然而體例與其餘六篇不同，故置於附録。
本書之寫成有賴多方師友的建議和支持，尤其是脱稿之前，陳自强、羅惠丹、蔡寳裕、葉健威、吴鴻豐、曾鴻鑫及伍展楓七位學友在極爲忙碌的工作之餘予以協助，特此致謝。在撰寫此書的過程中，我深感學而後知不足，僅以此書就教於博雅方家，祈有以啟我。
[1] 吴宓：《論新文化運動》，載《學衡》，1922年第四期，頁25—75。
[2] [法]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5。
[3] Harold Bloom，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