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 严谨 创新
罗宗强
求实、严谨、创新，是我对于《文学遗产》创刊60年来的总印象。前30年由于受三性（阶级性、人民性、现实主义）理论框框的影响，衡量作家作品，套以三性，对于历史的认知，对于作品的解读，有简单化的弊端。后30年，则力求尊重史实，在史实的基础上论人论作品，研究风气也更为严谨。求实、严谨、创新，为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研究提供百花齐放的园地，《文学遗产》功不可没。
一
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求实。求实当然从文献的搜集和解读开始，力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要完全复原历史，当然是不可能的，当年发生的事象，留下文献记录的不及万分之一，且留下的记录是否为其时事象之真相所在，亦大成疑问。据不及万分之一的事象记录，且其所记录之文献是否为事象之真相所在，尚难论定，说我完成了历史的复原，当然不可信。
首先遇到的是一个文献可靠性问题。正史上的某些记载，前辈学者和当代学人，已多有质疑者。这很自然，原始文献的选择，取决于修史者的是非标准，于是何为真相，亦取决于他的去留。各种《实录》上的记载，是否完全可靠，亦颇成问题。《明太祖实录》就修订过几次，凡不利于本朝皇帝的事象，辄加改过。某些关系朝中不同势力范围不同利益纠结的事象，则记载模模糊糊，似是非是。我举过王阳明平叛的例子，他是否在宁王宸濠叛前与其有过勾结，文献纠缠不清，而《明武宗实录》记载此事，又加深了此种纠缠。某些事件，《实录》的记载并不可靠。方志呢？方志上的文献是否就都可靠呢？前几年，我收到一本书，全书主要据方志材料，论证李白到过夜郎。这本来是一个已解决了的问题。《新唐书·肃宗纪》乾元二年三月“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李白在被赦之列。他自己有诗《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自己明明说，他是在流夜郎途中，半道遇赦放还的。清人程恩泽等曾撰文称李白到过夜郎贬所，但都没有充足证据[1]。方志爱附会名人，或诗文，或事迹，往往子虚。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河南一处方志上说有司马承祯炼丹炉。但我们知道，司马承祯是炼内丹的，他修建炼丹炉干什么？方志上往往可以找到某朝某代著名诗人的佚作，但是那些“佚作”的真伪，在认真考辨之前，还是小心对待为好。族谱、回忆录之类的文献，用起来更要小心。新发现的文献，用起来也有个分寸问题。我举过一个例子，某处发现《老子》的一个新本子，我们最多也只能说那是那时流传到该地的一个《老子》本子，在没有充分互证之前，不能说那就是《老子》原本。至于笔记小说，那只有在诸种文献互证之后，才能判定它们的价值。
我这样说，可能被认为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其实我只是说对待历史文献应持一种慎重的态度。对待文献虽必须慎重，求实的目的还是为了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我把它称为历史还原。实事为了求是，据实事能够求是。许多前辈学者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陈寅恪先生关于隋唐制度渊源的论述；汤用彤先生关于魏晋玄学的论述；当代学者傅璇琮先生《李德裕年谱》关于李德裕与牛、李党争关系的论述；蒋寅先生的《清代诗学史》在文献穷搜辨析之后所描述的清代诗学面相等，不都是不同程度地帮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面相了吗？一代代学人，帮我们日渐清晰地了解历史的面相。我举一个例子，关于明代文人结社的问题，从谢国桢先生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到何宗美先生的《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明代文人结社的面貌不亦越来越加显现了吗？如果我们能将他们社集时所有的诗都收集起来，那我们就有可能既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情趣，又可以了解诗的功用至此已和他们喝酒、人情往来一样，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工具，与兴观群怨已渐行渐远。这就是历史还原吧！历史还原有个渐进的过程，渐进渐显。历史还原有许多困难，既关乎文献的真实性，亦关乎解读者之素养与史识。完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不易做到，但力求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则应为研究者所追求。不据史实凭空构拟历史，论断是非，应为历史研究者所不取。
古代文学研究的求实，不唯求事象之真相，亦须求心灵之真。古代文学反映的不仅是历史的一个面相，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面相，是历史中的人，是活生生的人的活动，是他们心灵的展示。诗心亦史心。面对历史，面对古代作家，面对他们的作品，我常有一种沧桑感，一种悲悯情怀。杜甫“筑场怜蚁穴，拾穗许村童”，“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一个仁者在乱离时代就那样走过了坎坷一生；李贽狱中自杀前一句“七十老翁何所求”，一个思想者就那样在假道学压制下结束了苍凉生命；方孝孺为忠义不事新朝而慷慨赴死；杨荣、杨士奇改事新朝而提倡忠义，这些都引发感慨，让我动情。白云苍狗、世事变幻，是是非非，永无停息。“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那样敏锐的美景感知与才士情怀；雪夜访戴那样纯如冰雪的士人交情；陈继儒在临深履薄的环境下所追求的高雅、淡宕生活；都曾经有过，也都已无可挽回。这些都让我神往。读严嵩那些与亲朋交往而流露真情的诗，再想起他的恶行，人性中善恶的纠结，让人对人性有更深的体认。人性中善与恶，往往集于一身，发作亦往往在一念之间。一部历史，善恶交替，而流光逝水，永无尽期。历史不论由谁书写，史实永远存留，谁也无法逃避。历史就这样在善恶交替中走来。读古代文学作品，常常看到士人在那善恶交替的历史之流中，被裹挟之命运。一种苍凉之感，一种悲悯情愫，不禁油然而生。古今之间，似有心灵之沟通，由是亦感悟人生。
当然，求心灵之真既关乎理性之辨析，更关乎感性之审视，作者与读者之间，有一个广阔之地带，接近诗心之真，就更难些。古今之间，不同的人生遭际与不同的时代熏陶，心灵的重构远比事象的重构存有更大的差异性，可能离历史之真更远。但是，没有心灵之感知，则作品之真实蕴含不易理解。不解诗心，也就难解史心。
二
求实与学风的是否严谨有关，只有严谨的学风，才能从实事中求是。严谨不仅关乎态度，亦关乎训练、关乎学脉之承传，甚而关乎一个人之性格、习惯。
做学问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为何做学问？多年以前，我就听说过项楚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用好几年时间什么事也不做，一心读《大藏经》的事。那几年，他不写文章也不到处讲学，接着便埋头校注王梵志诗，青灯黄卷，做学问便是唯一目的。获得国内外学界高度赞誉的《王梵志诗校注》就是那样产生的，心无旁骛，一丝不苟。有一个纯粹做学问的态度，这是严谨治学的前提。
严谨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记得读本科的时候，马汉麟先生教我们古代汉语，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说，他发现了古汉语的一种语法现象，有大量例句可证。文章写完之后，他又回过头把原始文献重新细看一遍，看能不能找到三个能够否定该种语法现象的例句，如果能找到三个相反的例句，那么文章作废。前辈学者治学的这种严谨态度，让我铭记终生。
严谨既关乎文献辨析的严密性，也关乎思理的严密逻辑。我有时候找到许多材料，总想把这些材料都摆上去。但是，摆上去之后，论旨反而不明，大量材料的罗列，扰乱了逻辑的严密进路。没有弄清那些材料的主次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没有弄清问题的实质。我在搜集材料、发现问题之后，费时最多、思索最久的，也就是这些材料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主次所在，它们的内在关系，应该如何表述的问题。我看过一篇博士论文，五十多万字，涉及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也有大量的原始文献作为论据。问题是，作者罗列这些材料的时候，不分主次，不顾及逻辑关系，犹如资料汇编，可以看出其思理的混乱，可以看出作者缺乏逻辑训练。当然，要做到论证严密，滴水不漏，是很难的，但认真能补疏漏。陈允吉先生写文章，往往一遍又一遍，从材料的引用到逻辑思维层次再到文字表述，一一推敲。陈先生著作不算多，但他关于佛教与文学的论文，篇篇精彩。追求论著数量的人，恐怕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吧！我看过一位申请某个项目的青年学人的材料，他说他已写了四十几部专著。我既惊异、钦佩又颇为怀疑。按他的年龄和从教的时间推测，他每年至少写出五六部专著，还有教学。真乃神人！
严谨贯穿于治学的整个过程，每个环节都不能疏忽。我的几本书，每一本都有错误。一些错误，因学养引起；有的错误则属大意，以为一般问题，凭记忆书写，没有再查原始文献。其实记忆是非常靠不住的，特别是人到晚年，记忆更靠不住。研究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原始文献，勤查是避免疏漏的唯一办法。最近李剑国先生发表了《〈太平广记会校〉失误例举——兼及校勘学养与校勘原则（上）》[2]，指出《太平广记》张校的许多错误。看那些错误，有的属学养问题，有的其实是属于学风的不严谨，只要稍微认真些，有疑则查，看看相关文献，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剑国先生向以学风严谨著称，厚积薄发，将张校的错误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有严谨的学风，才能辨实事而求是。
做学问如履薄冰，勤勤谨谨，尽量地避免疏漏，也是一个学人的起码要求吧。
三
与严谨相连的一个问题是创新。严谨不是规行矩步，墨守成规。严谨与创新并不矛盾。严谨是学风问题，创新也是学风问题。严谨是遵守学术规则，创新其实也与学术规则有关。近些年来，或者由于人文学科量化的评价体制，学人急于完成一定数量的成果，于是抄袭、拼凑、草草成章成为一时风气，浮躁之风影响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在学术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重复劳动、无效劳动。近3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论文浩如烟海，特别是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研究论文动辄上万篇，有的甚至数万篇。以《文心雕龙》研究为例，许多问题重重复复，你也说我也说，无非是多说几句少说几句的差别，真正深入、有创见的研究并不多。
创新存在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切领域，考据、文本解读、理论研究、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等，都存在开拓的空间，如新的文献的发现；已有文献的新的解读；新的理论问题的探讨；新的研究范式的运用。创新是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而不是无根之谈，无源之水；是对已有学术成果的尊重，是吸收，而不是各种形式的抄袭。创新大量的是在他人已有研究成果之上有新的发现，是一个学术研究不断积累、丰富、发展的过程。因此，创新必对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了如指掌，而不是闭门造车。
创新关乎思维方法。思维不墨守成规，是开放式的，善于接受新事物。在我们的传统里，有一种重复思维的习惯。汉人治经，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无敢出。但我们的传统里，也有开放式的思维。明代的王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就说过：“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3]千余年间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思维惯性被打破了。虽然阳明心学也是儒学之一支，王阳明的基本思想“修心”“修身”都属于儒学的范围，但他的思想中已有庄、禅成分，他自己虽不承认，却是事实。关于阳明心学如何评价，是个复杂问题，我们不去谈它。但是它突破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提出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的观点，却是思想的一次解放。求之于心而定是非，有自己独立之思想，独立思考问题之方法，是创造性思维。它的思维展开的路径是超越性、非重复性的。
创新也关乎知识积累。丰富的跨学科知识的积累，有助于开阔学术视野，发现问题。丰富的知识积累，融会贯通，利于判断新旧、是非，不盲从。提倡创新，有利于形成不同的学术研究的个性，有独立之见解，有适合于自己的研究方法，避免模仿，避免千篇一律。而不同的研究个性的出现，学术研究才会有一片生机。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1] 参见周勋初《李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49页。
[2] 李剑国：《〈太平广记会校〉失误例举——兼及校勘学养与校勘原则》，《书品》2013年第3辑。
[3]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