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 广直言之路，启进善之门
国之命，在人心
2011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在谈到腐败问题时，温家宝总理说：“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消除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国之命，在人心”的意思是：国家命运的兴衰荣辱和民心向背是密不可分的。国家的强大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国家想要繁荣昌盛就必须有人民的支持和无私奉献；反之，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爱戴，国家的命运则前景堪忧。这句话虽然是温总理的即兴之作，但也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与民”关系的现代解释。这句话与“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有异曲同工之妙。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句话最早见于《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意思是说，天下百姓就像是水，统治者（君王）就如同在水里行驶的船只。如果统治者顺应民心，则船就可以顺水而行一切太平；如果统治者悖逆民心，则水就会掀起巨浪吞噬船只。也就是说，民心向背是衡量统治者统治的一个标准。顺应民心，政权才能更好地巩固和发展；失去民心，政权很容易被颠覆。因此作为执政者，应该居安思危，时刻注意民心的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
《荀子·哀公》篇解释了《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中这句话的历史背景。鲁哀公问政于孔子，感叹自己生长于深宫之中，被妇人养育成人，不知道民间的忧愁、劳苦和危难。孔子于是提出了民心的重要性，建议鲁哀公应该注意民心的向背，只有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
《荀子·王制》篇在讲到如何兴国富民时，也有类似的言论：“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人君之大节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马害怕马车，那么君子就不能安稳地乘车；百姓害怕政事，那么统治者就不能太平地统治。如果马害怕马车，就不如让马平静；百姓害怕政事，就不如给他们一些实惠。选拔贤能的人，推荐恭敬忠厚的人，提倡孝义之道，收养孤寡的人，补助贫困的人，这样做百姓就会安心生活，统治者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古籍说：“君王是船，百姓就是水。水能够承载船只的航行，也能够让船只倾覆。”这也是说的这个道理。因此，统治者想要百姓安定，那么最好就勤于政事、爱惜人民；想要国家繁荣，就要提倡礼教、敬重士人；想要流芳百世，就要推选贤能的人才。这些就是成为好的统治者的方法。
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在《后汉书·皇甫规传》中提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汉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朝廷举荐贤良，皇甫规因在对羌作战中表现突出被举荐。他在此次举荐的应试对策中揭露了朝廷奸臣当道，官员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致使国家内部盗贼猖獗、百姓贫寒、灾害频发的社会现象以及大将军梁冀的不法之举。这句话就出自其应试对策中，皇甫规借用《孔子家语》中的这句话告诫当时的统治者：民心的凝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然而在权臣当道的环境中他的劝谏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引起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梁冀的嫉恨，只封他做了一个小官。皇甫规于是托病不出，回到了乡里。腐败成风且不知改革的东汉王朝终于在不久之后明白了民心的重要。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6年），黄巾起义爆发，这次起义声势浩大几乎席卷全国，虽然最后起义被镇压下去，但久病成疴的东汉王朝实际上已经瓦解了。
这句话真正被人们熟知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之后才成为国人尽知的政治理念。《贞观政要·论政体》中记载，贞观六年的时候，唐太宗对群臣感慨古代帝王的衰落都是因为闭塞了耳目从而不知道政事的得失。于是他要求群臣做君王的耳目，使得君王能够处于深宫而知天下疾苦。魏征于是进谏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魏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失去国家的君主，都是处在安乐的时候而忘记了危难，处于太平年代而忘记了乱世的艰辛，因此不能够使国家长久。而今天陛下统治的国家太平富有，并且陛下能够留心治理之道，居安思危，因此国家必然能够长久存在。就像《易传》中所说的：“君王是船，百姓是水。水能够使船正常航行，也能够倾覆船。”
后来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再次提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再次强调居安思危、民心向背的重要性。
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于我国当前的政治环境，温总理有着清醒的认识。腐败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它关系到国之根本——民心的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致使民众的“怨气”逐渐累积，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腐败问题，究其根源，已经不仅仅是官员的道德素质问题了，它更深刻地反映出我国目前制度和体制中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只要这种不合理因素一直存在，腐败问题就难以从根源上得到解决。腐败问题继续发展下去，百姓就会逐渐对政府失去信心，长此以往，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都要受到严重影响。
《人民日报》2011年3月15日 02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忧国不谋身
2011年3月1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道：“温总理，您担任总理的职务已有八年，可能将于2013年卸任，您希望为后人留下什么‘遗产’？”温家宝总理回答道：“我的任期还有两年，我面临的工作还十分繁重。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天，做到‘忧国不谋身’，恪尽职守。”
“忧国不谋身”出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学阮公体三首》，原诗为：“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意思是说，昔日许多有才能的人，多心怀为国献身的勇气和气节。他们一心只考虑国家兴亡，不谋算个人得失和利害。一个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正是由于这种只求有利于国家不求个人富贵精神的维系。为国谋利，为民谋福，这是真正的大爱无疆、兼济天下；相反，如果人人只谋身，无人忧国，最终只会无国更无家。
温家宝总理饱读诗书，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在2003年当选总理后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他还曾引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回答德新社记者关于工作风格的提问。在这里他又一次借诗言志，两句诗一意相通地展示了自己以国家大事为重、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工作态度。这种精神正是古人一直提倡并践行的“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精神。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出自《左传·昭公四年》，意思是说：如果做的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生死都可以不计较。这句话和《礼记·儒行》中的“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表达的意思大致相同。《礼记》是儒家的经典作品之一，是秦汉时期的学者根据孔子和孟子等几位鸿儒有关政治、思想、道德、法律等各方面的主张汇集编写而成的一本书，《儒行》篇主要着重讲儒者的品德行为。《礼记·儒行》讲到，鲁哀公问：“敢问儒行？”（儒家都主张一些什么道德品行？）孔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详细描述了理想中的儒者形象，提到了“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等一系列高贵品质。孔子认为“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即利于国家而不考虑个人富贵的品德是儒者必须具备的。
西晋著名将领王濬在给武帝司马炎上书时也提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根据《晋书·列传十二·王濬》记载，王濬博通典籍，外貌修美，但是由于平日言行不严谨，并不被乡里众人称赞。后来，他树立志向，改变了性格，变得疏通亮达起来。西晋武帝司马炎为了灭掉吴国，统一天下，任命王濬为将军，发动了对吴国的战争。为了争夺战功，王濬的顶头上司王浑在作战中命令王濬暂缓对吴国的进攻，王濬没有听。愤恨的王浑上表朝廷，指责王濬违诏不受节度，用各种罪状对王濬进行诬告。王濬就上书进行了辩解，说明自己不听指挥是因时制宜，表明了自己奋不顾身，“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忠心。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为了国家社稷，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气度，王濬积极进取，吴国很快被攻破，西晋一统天下，结束了三国以来天下长期割据的局面。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精神鼓舞了许多人，明朝张居正直接引用了这句话作为自己的政治信念。明世宗嘉靖后期，奸相严嵩的把持下，吏治腐败、财政危机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可以说是百弊丛生、危机四伏。平民出身的张居正被历史推上了政治前台，担任内阁首相。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居正以非凡的魄力决断运筹，积极整顿朝政，加强国防，大力推行富国强民的“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摆脱了贫弱的局面，焕然新生。由于张居正对整饬吏治，官吏们都不得不精神紧绷、认真办事，因此在他们眼中，张居正并不是一位贤臣，而是刻薄有余、仁厚不足的讨厌之人。有人指责他是又一个不体恤民情的王安石，有人中伤他专权恣肆，还有人借他父亲去世而他不依照祖制“丁忧”的事情骂他“忘亲贪位”。面对这些讥诽与责难，张居正在《答福建巡抚耿楚同谈王霸之辨》中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仆比来唯守此二言，虽以此蒙垢致怨，而于国家实为少裨，愿公之自信，而无畏于浮言也。”意思是说：我一直用‘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我虽然因此而遭受别人的诟病怨言，但这些诟病与怨言对国家没有什么帮助和益处，希望你能相信自己，不要畏惧这些流言飞语。张居正不虑个人声名，坚定推行的改革使明朝社会的政治、经济都有了极大好转，海瑞称赞他是“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忧国不谋身”才能真正为国尽责、为民谋利，才能积极进取，成就个人的一番事业。公务员如果缺乏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大局意识和工作责任感，不仅丧失干事创业的激情、碌碌无为，还会因此而影响党和国家的声誉与形象，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拥护。长期以往，不但阻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还会动摇国家赖以存在的根基。强调工作责任意识，究其根本在于工作作风的培养和转变。工作作风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求我们在坚持教育管理和德治、法治双管齐下的基础上，做好职业道德建设，爱岗敬业、忠于职守，这样才能树立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工作责任感和意识，才能实现国家的民主和富强。
《人民日报》2011年3月15日 02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2009年5月3日，温家宝总理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广大师生，并与该校毕业生代表座谈。在回答同学提出的问题时，温总理说道：“如果你熟悉历史的话，我们许多值得敬仰的历史人物，他们为了祖国的统一、安全，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鸦片战争以后，大家知道最有名的就是林则徐，我曾经引用过他的诗，作为我担任总理的座右铭，那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温总理引用的这句诗出自林则徐的《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全诗为：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意思是：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算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怎么能因为个人可能因此招致祸患而瞻前顾后。
这首诗作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是林则徐遭贬谪，离别家人时的口占之作，当时他正由西安出发前往流放地新疆伊犁。但是如果我们对林则徐的生平，尤其是他被流放前后的基本史实不了解，就无法深刻而真切地领会这句诗的真正含义。
林则徐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虎门销烟的壮举使他成为鸦片战争后最有名的人物。当时的鸦片贸易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清朝经济临近崩溃边缘，更重要的是鸦片的泛滥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林则徐在道光帝的支持下，于1839年6月在广东虎门海滩公开销毁鸦片230余万斤，沉重打击了英国的鸦片输入贸易，深刻地揭露了鸦片贸易的危害，表明了中国人民禁烟的决心，同时也唤醒了国人的爱国意识。但是，虎门销烟同时也成为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软弱的道光皇帝迫于英国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将林则徐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林则徐在赴伊犁途中，遇到黄河决口，又为治理洪水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赦免，接到的只是“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的谕旨。林则徐不得不远离家人，重新起程前往伊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了这首慷慨悲壮、雄健豪劲的名诗。
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本是维护国家尊严、保护民族利益的壮举，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投降派的无耻诬陷以及道光皇帝的软弱反复，这样的壮举却以被发配边疆收场。然而政治上的失意和命运的不公并没有让林则徐放弃他的人生理想，他仍然激励自己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既表明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都是从国家社稷出发的，也向世人宣布，自己将一如既往、爱国如初。事实也确实如此，林则徐到达新疆后，不顾年老体弱，倡导水利，开辟屯田，加强军备，造福国家百姓。这让我们想起了宋朝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轼，他也是屡遭贬谪而从未放弃。但是，苏轼身上更多的是一种面临艰难坎坷时的豁达，而林则徐身上则更多的是一种不计得失的爱国情怀和百折不悔的报国之心。
“苟利国家生死以”一句出自《左传·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郑国子产在进行改革的时候，有人诽谤他说：“子产的父亲是死在路上的，他自己是蝎子尾巴，让这样的人来对国家发号施令，国家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子宽把这些话告诉了子产，子产说：“这有什么呢？只要是对国家社稷有利的事情，就算搭上自己的性命也没有什么关系。”
子产所处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他为了振兴郑国而力行改革，触犯了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打击甚至诽谤。但是子产丝毫没有胆怯退却的意思，而是为了国家利益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坚持执行改革政策，最终，改革取得成效，郑国得以在内忧外患中生存下来。
中国自古以来，为了振兴国家而不计生死的改革家数不胜数。如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申不害、邹忌和商鞅，北魏时期的孝文帝、北宋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等，其中很多改革家都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最极端的应属秦国的商鞅。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提出并实行了废井田、奖军功、重农桑、郡县制和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但由于变法本身触动了贵族的利益，而商鞅在执法过程中又过于严苛，因此遭到贵族们的公开反对。在秦孝公去世、秦惠王继位后，商鞅最终因为政策过于严厉惹起众怒，最后被处以车裂极刑并被灭族。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要想发展就必须改革，只有以稳定为前提的广泛而深入的改革，才能够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出新的空间，因此改革是发展必不可缺的推动力量。但是，任何一次真正的改革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改革意味着破除旧有惯例，建立新的更为合理的社会体制，这样就势必会触犯旧有惯例中的既得利益获得者，也必然会受到他们的阻挠与破坏，甚至会是殊死抵制。所以，改革者需要具备坚定不移的决心与至死不渝的信念，将个人利益甚至生命置之度外，以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正如林则徐所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取得改革的成功，否则，只能是在反对派的恶意攻击中功亏一篑。
《中国青年报》2009年6月24日 01版
《温总理同大学生谈成才之路——2009年5月3日同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谈话》
乞火莫若取燧，寄汲莫若凿井
2009年3月13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温家宝总理应邀出席记者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在谈到当前的金融危机时，温总理说：“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中国人的心开始暖起来了。我以为，心暖则经济暖。我深知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克服困难也不能脱离国际经济的影响。但是我们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乞火莫若取燧’，就是说向人借火不如得到燧石；‘寄汲莫若凿井’，就是说你想从别人那里得到水不如自己去凿井。因此，我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要以自己的暖心来暖中国的经济。”面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温总理审时度势地告诉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困难，要发扬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优良传统。
“乞火莫若取燧，寄汲莫若凿井”，温总理用这句话来告诫我们，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而不应只想借助外力。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困难才会得以解决，那种仰人鼻息、怨天尤人和坐以待毙的态度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从哲学上来说，推动事物发展的因素有外因和内因，内因起主导作用，外因只是起到促进或者阻碍的作用。面对国内的经济困难，我们不可能脱离国际这个大环境，但是最主要的是靠全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不畏艰难地渡过这场危机。这样才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才不至于舍本逐末、事倍功半。
“乞火莫若取燧，寄汲莫若凿井”出自《淮南子·览冥训》：
河九折注于海而不绝者，昆仑之输也。潦水不泄，瀇漾极望，寻月不雨，则涸而枯泽，受瀷而无源者。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何则？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凿井。
黄河横跨南北，经过5000多公里的征程才注入大海，之所以不断流是因为有昆仑山输送的无尽的雪水；积水不泻而变得汪洋恣肆、一望无际，但是如果十天半个月都不降雨，这片积水就会蒸发掉，因为没有水源补给。就像后羿在得知自己向西王母求来的不死药被嫦娥吃掉后郁郁不乐一样，因为他知道失去就意味着再也得不到，他的不死之梦也就破灭了。所以任何事情都应该掌握它的根本，抓住技巧，这样才算是真正得到。就如与其向别人借火不如自己掌握取火的技巧，向别人乞水不如自己凿井取得源源不断的水。这段话以比喻的形式，展示了这样一个通俗易懂的道理：要学会独立解决问题，掌握化解困难的方法，不能只想着依赖别人或借助外力。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外力才会为你所用。只想坐享其成、守株待兔的人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而非其他国家的帮助。要想有长足的发展，必须要不断地改善自身、学习所需的技能、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
《论语》中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也是在说这个道理。真正有才能的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改变自己，发挥自己的才智来解决问题；而庸常之辈则会想到求助于别人，借外力来改变现有处境。《文子·上德》中“怨人不如自怨，求诸人不如求诸己”也是同样的道理。可见古人早就已经懂得了自食其力的要义，知道凡事最重要的是依靠自身，而不应把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有依赖心理的人就像温室中的花朵，经历不住风雨的摧残。一个有独立精神的国家应像展翅的雄鹰，不畏狂风暴雨的击打，依靠自己强劲的翅膀，遨游于天际。
《东坡问答录》中记载了一段苏轼与佛印的故事。苏轼与佛印禅师一起游览杭州的寺院，苏轼见到寺内殿上的观世音菩萨手持念珠。于是问佛印这是为什么，佛印随口就说，“是为了念观世音菩萨”。苏轼正好想要刁难他一下，就继续说：“她自己就是观音，自己叫自己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佛印不慌不忙地说道：“求人不如求己。”这则小故事幽默而浅显，但是却告诉我们深刻的人生哲理。佛印之所以是禅师，源于他的智慧和机巧。他以六个字来回答苏轼提出的问题，微言大义地告诫后人要有自立、自强的品格，与其卑躬屈膝地乞求别人，不如自己不断学习，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任何的外力和帮助都是暂时的，要想拥有大的成绩，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不断地充实自己，掌握解决问题的关键，抓住事物的本质。
“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来应对当下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以及人生中的挫折。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国际交流越来越密切，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要求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但是在开放的同时一定要铭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国家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自身的实力，要靠政府制定适时的经济政策，更需要全国人民不遗余力的努力。
《人民日报》2009年3月14日 02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2010年2月27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探讨问题，温总理表示：“我真诚地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不一定每个问题都答得好，让大家满意。但是有一点就如同我去年所讲的，我是带着真情来的。我真诚地回答每位网友的问题，也请网民们帮助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我们现在有4亿多网民，他们代表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群体，而且也包含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倾听网民们的意见，开创了网络问政的新风。”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出自汉代政论家王充的《论衡·书解篇》：
由此言之，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折累二者，孰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实是。说章句者，终不求解扣明，师师相传，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诸子的书才是根本，经书只是枝节。枝节违背了事实，根本则体现了“道”的本质。对这两者加以分析比较，那么到底哪个才是玉屑呢？屋子是否漏雨，站在屋檐下的人心里最清楚不过；国家政策的好坏与否，老百姓是最清楚明白的，而清楚经书错误的人自然是在诸子之中了。诸子的作品文理清楚明白、叙事准确。解释经书章句的人，始终不想为求得透彻的理解而去问个清楚，只知道一代代地简单地传承下去。那么像这样只知道呆板地解释经书章句的人，不可能是通晓古今的人。
《论衡》为东汉王充所作，因见解独特而被人们称为奇书，后世对其有“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的评价。东汉时期儒学一统天下，在意识形态里占支配地位，但此时的儒学却带有严重的神秘主义色彩，而且谶纬之学十分流行，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王充作了《论衡》一书，对这些神秘之说进行批判。“论衡”二字的意思就是说此书即是评论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论衡》是我国古代一部具唯物主义精神的哲学文献。其中的思想或许在当时显得有些怪异，但如今看来却极为深刻。温总理在与网友们进行在线交流时引用这句话是十分恰当的。目前网络已经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人与人交流的重要途径。而网友们正是身在草野、心忧天下。温总理这是肯定了网友们的作用，相信网友们会对国家建设提出有价值的意见，从而听取网友的声音反观国家政策的得失。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出自《钱氏家训·国家篇》：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
这段家训的大意是：所谓才智出众的人能够使国家强盛，也不过是集合了大家的智慧；而愚昧无知的人会耽误国家大事，是因为这样的人总喜欢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即使是聪明绝顶、智慧很高的人也要以愚笨自处；即便劳苦功高，也要谦虚谨慎、以辞让为先；就算是武功盖世，也要以胆怯自处；虽然富有四海，也要为人谦恭，不能傲气凌人，这才是有涵养、有德行的表现，同时也是自我保护的大智慧。在朝廷为官时，要把培养刚正的气节作为修身的首要工作；身在草野，浪迹五湖四海时要以培养元气、生机作为根本。
钱氏千百年来名人辈出，尤其是在近代更是出了我国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历史学家钱穆，文学研究家钱钟书，思想家钱玄同等这样大师级的人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大师频出的现象与钱家祖传的《钱氏家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钱氏家训》是后唐时期吴越国王钱鏐留给自己后世子孙的一部行为指南，这部书不仅成为钱氏后人安身立命、持家报国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其中蕴涵了许多极具哲学价值的思想，值得每个中国人仔细研读。如这句“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就是讲要想使国家强盛兴旺发达就要集思广益、听取大众的意见。正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是《新唐书》中记载的唐朝著名宰相魏征在进言劝诫唐太宗时说过的一句话。魏征意在劝诫唐太宗要广开言路，多多听取他人意见，这样才能成为有道明君，才能治理好天下。唐太宗正是善于听取、采纳臣子们的建议，才得以将大唐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流强国。我国今时今日也应采取同样的政策，多听取不同的声音，尤其是普通民众的声音，才能切实了解目前仍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妥善地加以解决。
从古至今的思想家和统治者们都是十分关注百姓的看法和观点的，并将此作为政府官员治理国家的一个准则。百姓身在草野民间，亲身经历各项政策的实施运行，这些政策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因而百姓是最有发言权来评价政策的得失好坏的。温总理的这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是对关心国家大事的百姓们的最好的理解和支持。身在草野“处江湖之远”的平民百姓们在其日常生活之外仍旧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希望自己能够为国家建设贡献出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温总理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这本身就已经体现出国家对民众看法的尊重。
http://www.gov.cn/zlft2010/wzzb.htm 2010年2月27日
《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
事不避难
2008年3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温和而中肯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温总理饱含深情地说：“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让人们幸福快乐地过得更好，为了让孩子们上好学，为了使我们的民族在世界上赢得应有的尊严，我愿献出我的全部心血和精力。”借此来表明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态度。面对当前国家发展中的困难，温总理满怀信心地说道：“我有一个信念，就是事不避难、勇于担当、奋勇向前。”
“事不避难”的意思是说做事情不能逃避困难。不能因为做这件事时会遇到坎坷而退却。这就像是攀登一座险峰，还没开始就想到攀爬途中的危险与艰辛，并因为这些而放弃原先的计划，使一切准备付诸东流。攀爬的途中固然会险象丛生、波折不断，但是只有经历过磨砺，才更能体会到达山顶时的喜悦和成功后的满足感。一个想要成就大事业的人，必须要具备吃苦耐劳、敢于担当的勇气和信念，这是他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和理想的必备条件。一个国家也应该这样，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全球化进程中拥有自己的位置，就必须正视矛盾，积极地化解矛盾，而非一味地逃避，制造闭关自守、闭门造车的局面。真正的大国应该以豁达的心态迎接挑战、面对未来，并从中不断地完善自己，为长足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温总理坚定有力的话语，激励我们要勇于战胜困境，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同时也向世界宣示中华民族是一个坚强勇敢、不畏艰难的民族，中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定会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到达胜利的彼岸。
《左传·襄公三年》中记载：“绛无贰志，事君不避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这句话是羊舌赤向晋侯表明魏绛心志的。大意是：魏绛对君主没有二心，始终要求自己做到侍奉君主不回避危难，有了罪过不逃避刑罚，他一定会来说明情况的，哪里用得着君王发布命令捉拿呢？
公元前572年的鸡泽盟会上，晋悼公的弟弟扬干扰乱随从的军队，因此掌管军法的魏绛就杀掉了他的车夫。虽然是依法处置，但晋侯觉得这件事侮辱了他的弟弟，决定处罚魏绛。他十分愤怒地找来羊舌赤，叫他把魏绛抓来，以消心头之气，但是羊舌赤却替魏绛求情。恰巧此时魏绛自己也来了，他把信交给国君的仆人，拔出宝剑要求自刎。旁边的人急忙劝解，此时晋侯也读了他的上书，知晓了他的用心。为他的忠诚和耿直所感动。因此赦免了他，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晋侯对他说，刚才自己因为对兄弟的情谊差点犯了大错。你是为了维护军纪，对国家有利。我没能好好地教育自己的弟弟，已经是很大的错误了，请你不要再让我的错误加重。故事中的魏绛不畏惧权势，而是以法律为准绳，他不畏艰难的精神和勇气令人钦佩。一个国家只有拥有这样的忠良才会逐渐强盛，他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信念将会推动国家一直进步。
《后汉书·虞诩传》中记载：“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这是虞诩自表心志的一句话，他说，“订立自己的志向不会选择简单的而逃避难以达到的，做事情也一样不会因为它的繁杂和困难而置之不顾，这两项是我的职责所在；如果一切都一帆风顺、毫无波折，那又怎么考验我呢？就像如果不遇到盘根错节的树木，怎么知道所用的砍伐工具是否锋利呢？”这是虞诩在任职朝歌长时对他的朋友说的话。因为朝歌临近韩、魏故地，背靠太行山，前临黄河，距离敖仓一百多里，又有一万多流民，因此十分不易管理。但是虞诩一上任就去拜访河内太守马棱，深入地分析当下的局势，采取宽松的政策，并召集有志之士，赦免有罪之人，以为自己所用。后来他打破贼兵，被任为武都太守。
李冰作为战国时期的水利专家，他修建的都江堰造福后世，并使他流芳千古。建造过程中的诸多技术手段对现在的水利工程修筑依然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华阳国志·蜀志》中明确记载了当时修筑的艰难过程。李冰因为心系百姓，以民为本，因此在看到人们因为洪水和旱涝灾害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惨状后，决定造福百姓。由于地势的险峻，这一工程修建起来十分艰难。但是李冰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建成了一座能分洪减灾、灌溉农田的大堰。李冰跋山涉水，仔细地查看岷江两岸的地形和水情，制订有效的施工方案，解决技术难题。在开凿玉垒山时，由于岩石坚硬，许多工具都坏了，百姓也渐渐丧失了信心。但是他始终不放弃，最后在一位老者的指导下完成了工作。李冰的这种勇于担当的勇气鼓舞了当地百姓的士气，使他们团结一心地进行建设。都江堰的修建保障了蜀地的繁荣和人民的富足，李冰的功绩使他永远被后世敬仰。
温总理所说的“事不避难”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2008年我国不仅在经济上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国内也出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南方的冻雨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面对前所未有的灾难，我国政府不畏艰难，积极应对，及时开展救援工作。由于当地的地形和气候的制约，救援工作十分艰难。但是我们的政府临危不惧，越挫越勇，积极地采取措施救助当地群众，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党和政府用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政府面对困难的态度和应对困难的勇气，只要保持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任何问题最终都会得到解决。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3月19日 04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
2005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望了出席全国政协第十届第三次会议的委员们，并参加了分组讨论，听取了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在经济界和农业界联组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当前，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面前的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加倍努力。‘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温总理表示，对于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一定会认真研究并积极采纳。他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扎实工作，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推进。”
“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出自《管子·乘马》：
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
这段话的意思是：市场是商品供求关系的唯一标志。所以当物品价格低廉时，商业活动就很难获得暴利；商业没有暴利，那么社会各项活动就都能搞好；社会各项事业搞好了，那么社会需求就会得到适度的满足。因此说，事情总是产生于谋虑、成功于务实、失败于骄傲。不深谋远虑不能有好的计划，不努力务实就不能成功，不骄傲轻敌就不至于失败，因此说：通过市场的变化可以知道社会的状况，可以知晓物资的多寡，只是不能通过市场创造物资而已。总而言之，市场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掌握的。
管子的这段话，和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价值规律”原理——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而引起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继而引起市场的变化——内涵是统一的。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就掌握了价值规律的运动规律，并成功将其运用在治国富民中。
“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总体来说，就是告诫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和长远意识。温总理在经济界和农业界联组会上引用管子的这段话，一方面是告诫政协委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要懂得未雨绸缪，周密地考虑和精心地安排各项工作，从而把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另一方面是说，目前我国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综观全局，必须把改革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即使形势一片大好，也要保持清醒头脑，戒骄戒躁，增强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出自先秦韩非子的《韩非子·喻老》：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
千里的大堤，可能会因为一个小小的蚁穴而崩溃；百尺的高楼，可能会因为从烟囱的小小的缝隙里冒出的火星而引起火灾，焚毁一切。所以说，白圭在巡视长堤的时候一定要堵塞住小洞，老人为了防止起火会涂封烟囱的缝隙。正是因为这样，才没有发生水灾和火灾。这些都是谨慎地对待微小易解决的事情从而避免大灾难发生的行为，都是郑重地对待细微的漏洞而避开大灾祸生成的事例。
《韩非子·喻老》篇中运用二十五则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生动而形象地阐释了《老子》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使得其中抽象的哲学理论变得具体可感。这种解释的方法在中国哲学史和训诂学史上都起着发凡起例的重大作用。在解释“防微杜渐”这个道理时，韩非子先是用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个短小精悍的故事警示世人：事情的发展都有一个自小及大的过程，当微小的安全隐患存在时，如果不及时正确地处理，就会留下无穷的后患。随后他又选用了国人耳熟能详的“讳疾忌医”的故事来论证，如果不能够及时地防微杜渐，那么危害是十分可怕的。是以，韩非子在结尾处说：“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蚤从事焉。”意思是说，因此良医治病，在病症刚到皮肤表面的时候就已经结束治疗了。这就是在事物刚刚萌芽时就把它解决掉的道理，处理天下事的道理和治病的原理是一样的，因此说：“圣明的人会早早地在事件的萌芽期就加以处理。”
《礼记·经解》提到：“《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周易》中说：“君子在事情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表现谨慎，否则开始时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错误，到最后就会酿成重大的过失。”汉代桓宽在《盐铁论·申韩》中亦提到：“衣缺不补，则日以甚；防漏不塞，则日以滋。”大意是：衣服破了一个小洞，如果不立刻补好，那么这个洞会越来越大；器皿漏了一个小洞，如果不及时塞住，洞也会越来越大，漏得越来越多。这两段话都是告诫世人，要居安思危，在处理事务时要注意观察、及早发现隐患并加以解决，否则必将酿成大祸难以收拾。
自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共同领导下，我国迅速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实施了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在这场“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挑战中，中国政府积极筹谋、妥善安排，在工作中求真务实、戒骄戒躁，秉持着“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的精神，从而富有成效地降低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成功提高了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3220166.html 2005年3月4日
《吴邦国 温家宝 曾庆红 黄菊 吴官正 李长春 罗干分别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委员并参加讨论》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2009年11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向新聘任的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了聘书，并同全体参事、馆员座谈。总理指出，政府参事不仅具有调查研究、建言献策的决策咨询职责，而且具有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的民主监督职能，希望把政府参事室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政府咨询机构。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要求参议、馆员们要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勇气，同时表明了政府广开言路、积极接受批评和建议的态度。一言以蔽之，“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十六个字，既表达了总理对参事、馆员们勇于进言的期许，又表明了政府虚心纳谏、虚怀若谷的胸怀。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意思是说：一个具有正直和高尚品格精神的人，在面对任何事情时，都能够做到毫不畏惧地指出问题所在，并且要求有关部门进行改正。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能够做到毫无保留，诉内心之所想；心里想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绝非一己之私利。明智的执政者喜欢听逆耳的忠言，因为他们深知这才是最好的良药，是使国家健康发展的苦口良药。小人的谄媚之词，溢美华丽，却会误国误民。所谓华而不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开明的执政者具有博大的胸怀，能积极地接受合理的批评和建议，不会因此加罪于任何人。在贤能忠良者的辅佐下时刻告诫自己，能够兼听则明，合理制定国家的政策方针，促进国家繁荣富强。
中国自古就有许多关于纳言和进谏的故事，所谓“文死谏，武死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诗大序》中“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唐代的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宋代苏洵《衡论·远虑》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都表达了相同的意思，都是说对待勇于直言、指陈时弊的人，要宽容地接受，不要轻易受到别人意见的左右。不能因为别人赞美自己而亲近他，也不要因为别人批评自己而疏远他。要自己去认清进言者的价值，探明他的品格。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贤臣，国家才会永葆生机，不至于在安逸享乐中亡国灭族。
《资治通鉴》中记载的狄仁杰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道理。唐高宗仪凤年间，已近暮年的狄仁杰被提升为大理寺副长官之职。当时有两个将军因为在执行公务时砍伐了太宗陵墓上的一棵柏树，被判死罪。朝中的文武大臣都知道，错不在这两位将军，即使要惩治，按照大唐律法最多也是免职归家。但是这件事关系到皇家的尊严，而且唐高宗又十分愤怒，所以他们都不敢求情，大多抱着自保的态度沉默不言，置律法于不顾。判决书一层层地下发下来，下发到狄仁杰手里时，他觉得这两位将军罪不至死。因此特意向高宗进言。高宗火冒三丈地质问他，“因为他们，我背上了不孝的罪名，这不算大罪吗？”狄仁杰不顾自己的安危，以夏桀、商纣与尧舜作对比，来说明贤明的君主对待大臣进言的态度。他认为明君应该因此而高兴，而不该迁怒于人，随意定罪。但是暴君则相反，他们会把大臣的批评和建议看成是反对自己的标志，认为君主的威严受到挑衅，从而一意孤行，听不进劝告，最终只能做了亡国之君。高宗听了这番话，怒气顿消，撤销了对两位将军的惩罚。狄仁杰冒死谏言维护律法的尊严和公正，而高宗也懂得忠言逆耳的道理，采纳了他的意见。因为有了君臣之间良好的配合，唐朝才会兴盛发达，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国运的兴衰，与言路是否畅通息息相关。
《战国策·齐策一》中“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内容虽然简单易懂，其中却蕴涵深刻的哲理。邹忌以自己与徐公比美这件小事，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大事，以此劝诫君主要广开言路。他在与徐公见面时已经觉出自己不美，但是他的妻妾为了取悦他都说他比徐公美。如果不是他有自知之明，肯定会被浮夸之词蒙蔽。因此他对齐王说：我的妻妾因为讨好我而违背事实说我漂亮，现在齐国在您的管辖下，土地都为您所有。您的权利会使大臣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欺骗您，使您受蒙蔽。要想听到对国家有利的言论，必须实行奖励进谏的制度。齐威王采用他的建议，以“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的制度来鼓励国人提出意见。在这样的制度下，齐国得以强大，“燕、赵、韩、卫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齐国的霸主地位，离不开君主虚心采谏的气度，也离不开国人勇敢进谏的精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对于谏言和纳言的关系，温总理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已在政府的各项工作中加以实践。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为国家献策。政府积极了解民意，扩宽网络通道，采纳其中合理的意见，并进行相关的调整和改革，有利于政府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有利于百姓的生活。2009年以来，温总理通过各种形式在网上与网友交流，直接回答网友的提问，也借此听取民声。这一行为，正是谏言和纳言在新时代的表现方式。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来就是国家倾听百姓呼声、了解百姓关注问题的具体形式，各级人大代表也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并及时快速地将问题反映给各级政府，力图使问题得到最快、最好的解决。相信在全国人民的群策群力下，我国将变得更加强盛。
《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4日 03版
《温家宝向新聘任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同参事、馆员座谈》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2008年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温家宝总理应大会发言人姜恩柱的邀请，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在谈到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这个问题时，温家宝总理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入手，回答道：“我一直很欣赏两句话：一句话来自《诗经》，一句话来自《二十四诗品》。就是‘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如将不尽，与古为新’。中国是一个既老又新的国家，五千多年来，中国的前进是同它不断的变革、维新分不开的。”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出自《诗经·大雅·文王》：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这段话可理解为：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周的使命是革新。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强大发展离不开创新，只有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才能使国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拥有强劲的发展势头。相反，如果故步自封，就会变得落后、停滞不前，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温总理的古典文学修养十分深厚，在答记者问时引用这句诗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与今日中国的现状结合起来，十分贴切自然。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蕴涵了极丰富的哲理，在儒家经典四书中就曾被引用两次。除去《诗经》，我国古代其他典籍中也有关于创新思想的阐释。温总理后来引用的“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出自唐朝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纤秾》：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这首诗原本是评价诗歌写作风格的，意为：大自然中的美景多不胜数，诗人只要仔细观赏、体会就能创作出新的意境，即使是前人写过的题材也能写出新的气象。而诗人诗歌的情境也会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和历代名篇一样，意境常新。温总理将其赋予新的内涵，令其古为今用，指出世间万物并非一成不变，要想和谐自然地发展，改革创新是必不可少的。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得。生生之谓易”与“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有相同意思。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最早见于《礼记·大学》：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在自己的浴盆上刻下用于自勉的箴言，意为如果每天能更新，就应保持天天更新，每天不间断地更新。揭示出求新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创新”一词就滥觞于此。一国之君将这句话刻在自己澡盆上，可见对其重视程度。从某种角度也说明了从古至今的国家领导人都把创新视为国家发展强大的重要源动力。创新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得。生生之谓易”，出自《周易·系辞上》。意思是：拥有万物叫做伟大事业，不断更新就叫崇高品德，变化不止可称为易。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对《周易》思想的阐发，强调指出世间的万物变化发展、生生不息、日新月异的规律。新事物不断产生，代替旧事物，新旧交替、循环往复、不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程颢、程颐两兄弟的《二程集》中也有类似的言论：“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意思是：君子在学习上一定要每天更新，天天更新天天进步。不更新则退步，从没有不进步也不退步的。即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国家发展也同样如此。思想政策停滞保守绝不可能带动国家经济建设进步，只会逐渐落后。在竞争激烈、环境紧迫的当今世界格局中，我国如想国家长盛不衰，必须大力改革，积极创新。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道：“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
梁启超结合当时中国情况指出进取、创新是重中之重，是国富民强的关键所在。为中华民族之崛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振奋了民众精神。清政府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一心守着祖宗章法，因而必然被历史淘汰。
从被迫退下历史舞台的清王朝身上，我们可以知道创新改革对于一个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影响。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是目前党和国家最关注的问题，直接影响我国的整体实力和在国际上的地位，同时也关系到普通民众的生活。创新不仅是政府官员应注意的问题，更是全社会都应重视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形成创新思维，如同商汤王那样时刻提醒自己“日日新”。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3月19日 04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
2011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国内外形势也非常复杂，做好各项工作，完成预期目标，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又要树立信心，信心就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和希望。我的任期还有两年，我深知这两年的工作不比任何一年轻松。‘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
“政如农工，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从政就像从事农业生产一样，必须时时上心，日日关心。播种的时候就要考虑到作物收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会有怎样的收成，这样每时每刻都要思考琢磨，才能保证自己的收获。思考之后更加需要每天去实行，行动的安排应该按照计划去做，不能够越出计划的范畴，就像农田之间会有界限，这样才能减少过失。
温总理引用这段话来解释他的从政原则，就是要时时刻刻想着国家的事情、人民的事情，把国计民生放在心上，成熟思考，妥善安排，时刻不忘执政为民，将爱民、为民的政治理念始终如一地坚持实施下去。在今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用大量的篇幅谈到了民生问题，这句古文，既是一个引子，也是对温总理“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阐释。
“政如农工，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告诉我们：成熟的思路、完善的安排和可预见性，是一件事情成功的前提所在。《礼记·中庸》也讲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意思是说：做一切事情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要预见到这件事情的发展结果，这样才能做成功；如果没有准备的话，事情往往会以失败告终。
《论语·卫灵公》篇也提到：“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很好地考虑到事情以后的发展，必定很快就会面对令人忧虑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必须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人生有所规划，这样才能使得今后的事情更加顺利地进行下去，而人生也会因此变得顺遂。相反，如果没有做好规划，没能预见到事情的发展走向，那么很可能在下一秒就会遭遇困难。
今时今日，我们都很清楚“蝴蝶效应”的危害。它是指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中，初始条件下一个非常微小的改变，都有可能会引起整个体系长期的、影响深远的、连锁反应。美国的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诗意地解释道：“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孔子的这句话中就能更好地理解它的内涵。人和事都是处于一种关联当中，今日的忧愁或者欢乐，都是由昨日的决定造成的。如果昨日的决定是正确的且周全的，就会使我们今天很顺遂；同理，如果昨日的相关决定是错误的或者不够周全的，很有可能会对今天的事情造成坏的影响。假如事情能够重新来过，哪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呢？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就是告诉我们要思虑周全，不光要对已经发生过的事重新思考，更重要的是要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作出周密的打算和规划。凡事都是“今日行，明日果”，我们必须学会对明天负责。
另外，这种思想也被广泛地运用到军事策略中。《战国策·魏策一》中说：“《周书》曰：‘绵绵不绝，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问题初现的时候不把它解决掉，等它发展壮大了该怎么办呢？刚生发的嫩芽如果不立即拔除，将来就有可能长成斧头一样粗大。做一件事情，如果事先没有做好准备，考虑好对策，那么以后肯定会有大的祸患。
这段话出自《战国策·魏策一·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当时七国并存，秦强而其他六国弱。苏秦提出合纵的战略，联合六国共同抵抗秦国。他说服赵王，挂赵相印，正是意气风发之时。而魏国相对来说国力不弱，劝说的难度要大很多。因此苏秦先是分析了魏国的地形和面临的问题：秦强威逼，而魏国一国之力无力抵御强秦，但是六国联合则可与秦抗争。借此，苏秦从而提出“前虑不定，后有大患”的告诫，劝告魏王应该迅速决议，促成合纵之事，联合其他五国共同对抗秦国，这样才能在乱世谋得生存机会。最终苏秦挂六国相印，成功联合六国共同抵御秦国，从而使得“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纵观苏秦的一生，从怀才不遇到后来执掌六国相印，从家人嫌弃到六国宠信，从一无所成到联合六国抗拒强秦达二十九年之久。他的“合纵之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发挥了重大作用，苏秦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一系列的成就，一方面在于他受教于名师鬼谷子，有丰富的军事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思虑周全，目光远大，能够看出七国在战乱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从而逐步规划，一举成功。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国际定位和周密的发展规划，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在这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不断发展，稳步前进。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形势紧张，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断，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作为执政党和决策者必须“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要明确认识到当前环境的发展趋向以及应对策略，这样才能做到有备无患，才能保证国家的繁荣发展。
《人民日报》2011年3月15日 02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2011年2月1日，温家宝总理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鼓励全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同心协力、众志成城建设祖国美好的未来。温家宝总理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伟大的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战胜任何困难和挑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让人民安居乐业、心情舒畅，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意思是一个人要想成就大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必须要有迎接苦难的心态和克服困难的信心。生活中的困难是一个人成长中的财富，像宝玉一样珍贵。它可磨砺你的意志、锻炼你的品格，使你形成不怕困难、勇于攀登的精神。而这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所以把困难当做一种珍宝对待，正视它，克服它，并在这一过程中积蓄力量，为未来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出自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西铭》：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意思是说：富贵和福泽将会使得生活更加顺利和美好，但是生命中的困难却是人生中更大的一笔财富。这些苦难和经历会提高我们的能力和个人修养，从而成为一个有毅力的人。
张载年轻时喜欢研究兵法，后来在范仲淹的劝导下专心治学。范仲淹曾对他说：“读书人有自己的事业可做，何必非要谈兵法呢？”张载便专心致志开始做学问。他曾经当过几任地方官，但由于刚直不阿不被世俗所容，所以辞官归隐于横渠。横渠是个穷乡僻壤，张载以几亩田地为生，收入微薄，只够维持生计，但他在这种生活中自得其乐，潜心治学。张载每天读书学习，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经常是一边吃饭，一边想问题。即使在深夜，家人早已酣然入睡，他仍躺在床上思考有关学问的问题。如果有所收获，就起身下床，提笔记录。因为他的博学多才，远近许多青年纷纷前来拜师求学。他还努力帮助家境困难的学生，鼓励他们不要因此断送学业。张载后来成为宋朝有名的哲学家，他的成就和他的为人以及努力是分不开的。
宋代刘克庄在《顺宁舍记》中提到“不以厚吾生者为荣，而以玉汝于成者为乐”。这句话的意思是：有的事情会使得我们生活优厚富裕，但并不能因此而觉得荣耀；有的事情虽然是艰难的，但会磨砺人的品格，反而会获得更大的成功，这才是值得我们引以为乐的事情。不论是张载还是刘克庄，他们在磨砺自身的同时也心系国家。他们深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要报效国家必须先从自身做起，只有自己具备良好的素养才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拥有这样的理想使他们不为艰难勇于攀登。
《诗经·生民之什·民劳》中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这句话可以看做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最早的出处。大致的意思是大臣劝谏君王要体恤民情，人民已经够辛苦了，所以要注重休养生息。大臣之所以直言劝谏，是因为想要君王克服困难，成为明君明主。这样国家才能富强，百姓才会安居乐业。国家的昌盛离不开人民的努力，也需要领导人的正确领导。国家领导人在纵观全局的基础上，制定各项政策，克服各种困难，与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要想实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总体目标，还会遇到很多挫折与艰难，还要付出很多努力与汗水。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具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精神就成了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遇到困难时，只有具有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心态，才能够正确勇敢地直面困难，也只有具备坚韧不拔、屡败屡战的毅力，才能够坚定不移地去解决困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断战胜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坎坷，最终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日报》2011年2月2日 01版 《在2011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
2007年6月9日是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中华世纪坛，观看正在这里举行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在观看专题展时，温家宝总理与各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亲切交谈。在山东潍县年画传人张殿英的展台前，温总理拿起刻刀问：“这是您的工具？”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温总理说：“《诗经》中有句话：‘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意思是说，我们做斧柄时，只要按照先人传下来的斧柄的样子去做，大体能像。做出来的虽然不是同一把斧柄，但是同根同源。即观斧造斧，斧砍斧削，互为其根，互为其本，这就叫一脉相承。”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出自《诗经·豳风·伐柯》：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觏之子，笾豆有践。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的大多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诗歌，再加上《诗经》中多采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使得其中一些诗对于现代人来说理解起来比较困难，甚至专业研究人员有时候也是众说纷纭。这首《伐柯》是西周时期豳地（今陕西彬县）的一首地方民歌，是男子迎娶自己心仪女子时唱的歌。这首诗采用比兴的手法，把娶妻时的媒人比喻为伐柯时的斧子，把迎亲时遵循传统礼仪比做伐柯时比照原来斧柄的样子，以此来向人们深入浅出地说明婚嫁时遵循传统礼仪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后世因此把媒人叫做“伐柯人”，把做媒叫做“伐柯”、“作柯”或者“执柯”。
但是从引申层面来说，“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已经超出了男婚女嫁的狭窄含义，而广泛的比喻两种事物之间的协调关系。要想形成这种协调的关系就必须遵循基本的原则方法，就像要想砍削出一把恰好配上斧头的斧柄，就必须比照原来斧柄的样子去做一样。这样，具体的斧头与斧柄的关系就具有了深刻而丰富的含义，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之一，那就是只有遵循基本原则才能达成事物之间的协调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和谐。董必武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于病榻前写下了“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壮丽诗句，这里的“伐柯”就是指做事要遵循一定的准则，认为只要遵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正确的科学理论，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中庸》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不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意思是说，道本身是不排斥人的，如果有人为了实行中庸之道而排斥、远离人，这样的人是不可以修道的。手里握着斧子作为榜样去砍削斧柄，看似不会出现差错，但如果你斜着眼睛看一下，差别还是很大。所以君子对待问题总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只要犯错误的人能够改正，就不再追究。一个人能像这样做到忠恕，就离道不远了。忠恕就是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也不强加于别人，不强求别人去做。
如果说《诗经·豳风·伐柯》中的“伐柯伐柯，其则不远”主要是侧重于教导人们做事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规范，强调的是事物的普遍性的话，那么《中庸》中这段话则主要是要求人们能够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加强调事物的特殊性。如果说前者侧重于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后者则更加侧重于不拘泥成规、灵活多变。这其实就涉及了继承与创新的问题。
齐白石是我国著名的画家，他笔下的花鸟、山水、人物皆精而新，既传递出质朴清新的艺术气息，又有微妙精深的艺术内涵。齐白石晚年尤善画虾，艺术精湛，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他的关门弟子许麟庐，在跟随他学画时，模仿他画的对虾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并因此而得意自豪。齐白石先生看在眼里，对许麟庐说了这样一句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意在告诫自己的学生，学画的目的不在于学得有多像，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开创自己的绘画风格，自成一家，这样才能在画坛立足。其实齐白石先生的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艺术领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需要做到继承与创新的结合，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前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颠扑不灭的真理与原则，就像温总理在专题展中所引用的“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们需要继承这些宝贵“财富”并将其发扬光大，使得中国文明能够一脉相承、绵延不绝；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在学习与继承的基础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积极创新，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创造出新面貌、新风尚。不仅如此，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要做到既坚持科学正确的基本原则与规范，又不墨守成规；将继承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http://www.gov.cn/ldhd/2007-06/09/content_642746.htm?guonnews3235 2007年6月10日 《温家宝、李长春参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
言有物，行有格
2006年11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文学艺术家谈心。在谈话中，温家宝总理说道：“今天，我们的社会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不相同了。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依然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庄严历史责任。唯有科学的精神，民主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促进中国的发展。因此我们强调作家的作品和作家人格的统一，或者知与行的统一，言与行的一致，做到‘言有物，行有格’。”
“言有物，行有格”出自《礼记·缁衣》，原文是：“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意思就是说：说话要言之有物，行为要循规蹈矩，这样的话，活着的时候志向才可以坚定不移，死了以后也不会影响他的好名声。温家宝总理在这里用“言有物，行有格”强调了言行合一的重要性，对文学艺术家们提出了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要求。我国古人向来都很注重言与行的一致性，在各类古文典籍中和“言有物，行有格”一样强调言行合一、知行合一的文句和典故有很多。
“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出自《中庸》：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意思是：君子有四项德行，但我孔丘却一项也没有。我要求儿子去服侍父亲的，我没有能够做到；我要求臣子去服侍君主的，我没有能够做到；我要求弟弟去服侍兄长的，我没有做到；我要求朋友的先要求自己，我也没有做到。努力实践平常的德行，尽量谨慎平时的言谈，我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不敢不勉励自己；所说的还没有全部实行，就不敢放肆而行、无所顾忌。君子何不努力笃行实践，做到言行合一呢？孔子一向强调言与行的一致性，在《论语》中也有多处提到这一点，比如“言必信，行必果”、“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等等。
曾子是孔子的学生，他学习和继承了孔子的学说，而且将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实践到了生活中，“曾子杀彘”的故事就是他言行合一的例证。一天，曾子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去买东西，他的儿子哭着闹着也要跟着去。曾子的妻子就哄孩子说：“你先回家去吧，等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当她从集市回来的时候，曾子正在磨刀准备杀猪，她急忙对曾子说：“我不过是哄孩子玩的，当不得真。”曾子说：“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意思就是说：大人怎么能欺骗孩子，对孩子无信呢？母亲不守信用孩子就会失信于人，答应孩子的事是不能反悔的。曾子的妻子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就和曾子一起把猪给杀了。曾子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孩子要言而有信。
“言必可行也，然后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后行之”出自西汉贾谊的《新书·大政上》，意思是：说话之前一定要先考虑说出去的话能不能践行，然后再说；做事情之前一定要先考虑事情合不合礼数，然后再做。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主要著作有散文和辞赋两类。贾谊的一生很短暂，只活了三十三岁，但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这就是《新书》十卷，其中《过秦论》、《陈政事疏》等散文和《吊屈原赋》、《鵩鸟赋》等辞赋尤为出名。贾谊的政论散文鞭辟入里、逻辑严密，词句感情充沛、非凡有力，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积极进取、力图建功立业的豪情，对后代的散文影响很大。鲁迅先生称赞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在《大政》中，贾谊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规劝当政者作为民众的表率要谨言慎行，“言必可行也，然后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后行之”也成为劝谏人言行一致的名言。
“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出自王阳明的《传习录》，通俗解释就是：认识和知识是人行动、实践的指导思想，而行动和实践是认识事物的途径。认识或知道一件事情只是行动和实践的开始，只有通过行动和实践才能获得真正的认知。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鸿儒，名为王守仁，因为曾在贵州阳明洞学习，世人也称他为王阳明、阳明先生。王阳明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阳明心学。据史载，明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时，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在当时，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把知和行截然分开，认为必先了解“知”后才能实践“行”。针对这种学说主张，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认为“知”和“行”互为表里，不可分离，深化了认识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体性互相统一的关系。
历史上商鞅立木树信、季布一诺重千金的典故和故事也都是对“言有物，行有格”生动而形象的诠释。温家宝总理对文艺家们提出“言有物，行有格”的要求，就是要文学艺术家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到言行一致、知行统一。这种要求表现在对待国家和社会的问题上，就是要求每个国家工作人员奉公守法，以对人民认真负责的态度，求真务实，做事从实际出发、求实效，不弄虚作假、不浮夸；表现在工作和生活中，就是要认真踏实、真诚待人，不矫揉造作、华而不实。只有这样，言行才能不相悖，知行才能相统一。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1/28/content_5403392.htm 2006年11月28日
《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
2004年3月14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在开场白中，温家宝总理说：“有一位朋友问我，你能不能用一两句诗来概括一下你今年和今后的工作。我想起两位伟人的诗：一句是毛泽东主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句是屈原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出自毛泽东主席1935年所作的《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首词上半阕描写了在娄山关的西风晨月下，空中的大雁在寒风里振翅翱翔，山间凛冽的风不断呼啸，吹着红军战士单薄的衣衫。战士们不辞劳苦，踏着晨月艰难赶路。战马在险峻的山路上发出杂乱的蹄声，清冽的号角声在山间环绕回荡着。下半阕则表达了诗人激扬的战斗豪情。雄伟的关隘坚如钢铁，可在战士的眼中也不过是稍显漫长的道路，等待我们英勇的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将它们跨越。登上娄山关顶放眼远眺，远处的山峰起伏不定，犹如大海的波涛，波澜壮阔；如血的残阳挂在边角的天空，将万里江山渲染得豪情万丈。这首词先抑后扬，用路途的艰辛，衬托红军战士不畏艰苦、勇闯难关的豪迈气势，也表达了战士们蔑视困难、蔑视敌人的顽强精神，同时也抒发了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红军被迫开始了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初期，由于错误的领导，红军连连受挫，仅两个月就损失过半。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而扭转了被动局面，在战略上转入主动。娄山关一役胜利后，毛泽东写下了这首慷慨激昂的词作，表达了自己豪迈的感情。“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意思就是说：休再说娄山关是如何的牢不可破了，到如今，我们红军不照样从这道险关的头顶越过去了吗？天险并不可怕，强敌的枪林弹雨并不可惧，关键是红军战士们具有不畏艰难险阻的气魄和勇气。虽然前路艰险，但是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在这里，温家宝总理引用这句气吞山河的词句来阐释我国当下和今后的工作，可谓是一语双关。温总理不仅意识到了中国在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困难，更关键的是，他还胸怀“迈步从头越”的信心和勇气。常言道：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其实，对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困难这个命题，历代先贤们对其作了不懈的思考。
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感慨道：“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仙李白也曾在《行路难》组诗中慨叹前路的艰难与困苦，乐观豪迈地写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长风破浪”的典故出自《宋书·宗悫传》，文中记载：“悫年少时，炳问其志，悫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宗悫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宋人。年少时，叔父宗炳问他长大后有何志向？宗悫回答说：“我要驾驭着那肆虐的大风，冲破绵亘万里的巨浪。”宗悫当时年纪虽小，却已经显露出他那不凡的胆识和勇气。后来，宗悫果然成为了一员勇猛的武将，立下许多战功，最后被封为洮阳侯，实现了他年少时的志向。后人便用“长风破浪”来形容不畏艰险、奋勇前进、百折不挠、积极向上的精神。
在这里，李白巧妙地化用了宗悫“长风破浪”的典故，诉说自己不畏艰难、冲破一切阻碍、实现愿望的情怀。在漫长的旅途中虽然会有大风大浪的侵袭，但是我不能就此罢休，我要迎难而上，挂上云帆，横渡沧海。
“国父”孙中山更是将这样一种正视困难、为了理想努力奋斗的精神理念化，用在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上。“愿乘风破万里浪，甘面壁读十年书”，这是孙中山先生早年写就的诸多自勉联之一。作为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用“面壁十年”的夸张说法，表明了自己期望通过不断学习，不断求索来“乘风破浪”的决心。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发起了辛亥革命，敲响了中国的民主之音，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还会遇到重重困难和危机，但是这种困难和危机只是暂时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温总理在这样的现实国情下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这段话含义是深刻而隽永的。他一方面表达了党和政府战胜困难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在曲折的前进道路中，只要端正态度、坚定方向，积极主动不断探索，在难题面前不屈不挠，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建设精神，就一定能够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3/15/content_1365856.htm 2004年3月15日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2010年7月13～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发表题为《强国必强教 强国先强教》的讲话，讲话中提到：“教育发展要面向未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千秋大业，关系国家民族长远发展、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整体考虑、精心设计。既要立足当前解决突出问题、满足现实需要，又要着眼未来、明确长远目标和任务；既要培养能够满足我国当前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又要造就更多引领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杰出人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出自《管子·权修》：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惟王之门。
意思是说，做一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谷物；做十年的打算，最好是栽种些树木；做一生的打算，最好就是培育人才。一年之内种一次收一次的是谷物，种一次收十次的是树木，种一次收百次的是人才。如果培育了人才，其功用将是神奇的；做大事也会如有神助，这才是称王称霸的最好途径。后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用来形容人才培养的不易，强调人才难得；同时也比喻要想获得很大的收获，就必须有更大的投入，也需要更多时间。
管子，即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曾任齐国丞相长达四十年，在任期内，他帮助齐桓公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管仲尤其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招纳，“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就是他的人才观，强调人才对于国家发展和安定的重要性，而管仲也因为能够招贤纳才、注重改革而被称为“春秋第一相”。最终，实行了各项改革的齐国国力大增，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可以说，齐国的霸主地位是和管仲的人才观不可分割的。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引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俗语，强调了人才培养的不易，要求教育工作者以此相勉励。
明代张岱在《石匮书·烈帝本纪》中写道：“（上）问保举考选，孰为得人，少詹事黄道周对曰：‘树人如树木，须养之数十年。近来人才远不及古，况摧残之后，必深加培养。’”意思是说，怎样才能通过考试、保荐选拔出人才？少詹事黄道周回答说：“培养人才就像栽种树木一样，必须要培养数十年才可以。近些年来的人才远远不如以前，更何况这些人才都遭受过摧残呢，因此必须更加深入地培养。”在这段话里，将树人与树木联系对比，一方面说明培养人才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暗示君王，必须要有耐心，因为人才是国之根本，不抓好教育着力于人才的培养，必将“远不及古”！
战国时期儒学大师荀子在《劝学》中提到：“学不可以已。”“学不可以已”，描述的是学习时应该具备的一种状态和态度。所谓“百年树人”，强调时间之久的同时，也告诫世人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应该时时刻刻不忘学习，学习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情，是一种状态，一种能力，是穷其一生也要坚持的。
这种关于学习的告诫在中华文化中流传甚广。如“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说的都是学习不可荒废的道理。与此相反的是北宋王安石笔下的《伤仲永》的故事。方仲永天赋异禀，五岁即会作诗。但是他后来放弃学习，整日到处拜访、题诗，最终因为没有后天的学习和努力而“泯然于众”。可见学习无论对于聪明人还是普通人都是十分重要的。刻苦学习，即使不是天赋异禀，爱迪生也可以成为一代伟大的发明家；不注重学习，天赋异禀的方仲永也倏忽之间“泯然于众”。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引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俗语，一方面强调了人才培养的不易；另一方面，也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的发展取决于人才的力量，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的发展。所以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强盛，从根本上取决于国民素质；国民素质的提高，关键靠教育。”我国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中之重，必须谨慎观之，耐心培养。因此，教育发展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不仅仅要在数量上扩张，更要以提高质量为前提。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时允许和鼓励各地进行教育改革的探索和实践。通过改革创新，使得教育更加符合时代的发展，更加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人才的需要，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望。
《人民日报》2010年9月1日 02版 《强国必强教 强国先强教》
行百里者半九十
2010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温总理在记者会开始时便讲道：“过去的两年我们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走过来的。人民用坚实的步伐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这将会在历史上留下印迹。今后几年，道路依然不平坦，甚至充满荆棘。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这样一条古训：行百里者半九十。不可有任何松懈、麻痹和动摇。但同时我们要坚定信心，华山再高，顶有过路。解决困难唯一的办法、出路和希望在于我们自己的努力。”
“行百里者半九十”出自《战国策·秦策五》。原文为：“诗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难。”意思是说，《诗经》里说过这样一个道理：要走完一百里的路程，走到九十里的时候才算走了一半。这句话比喻做事情时，越接近成功困难会越大，需要加倍的谨慎和努力。《战国策》引用的“行百里者，半于九十”，为《诗经》中逸诗，今未见。东汉涿郡高诱在《战国策注》中注解这句话为：“逸诗言之，百里者，已行九十里，适为行百里之半耳。譬若强弩，至牙上，甫为上弩之半耳，终之尤难。故曰末路之难也。”意思是说，《诗经》逸诗里说过，一百里的路程，已经走了九十里，那也只能算走了全部路程的一半而已。就像拉强弓，把弩机拉开到棘齿那里，这才算是拉开了一半，最后的步骤更为艰难。因此说，往往事情快要成功的时候最为艰难。也就是说，做任何事情，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并不意味着马上要成功，剩下的百分之十才是关键的部分。如果不能谨慎处理，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功亏一篑”出自《尚书·旅獒》。周武王灭殷商建西周，西方的旅国把獒进献给周武王。大臣召公认为此獒不可接受。他劝谏周武王，新国初定，当前的任务应该是选拔贤能、安定国家、与民休养，这样才能巩固政权。召公谏言道：“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意思是说：不注重细节的行为，终究会损害德行。就像造九仞之高的山，就是差一筐土也不能算成功。因此一个圣明的君王，应该慎德谨行，不傲慢百姓，不贪恋女色，不玩物丧志。从这些细小的行为做起，才能积累德行，成为一代明君。后来的儒家学者继承了召公的这一思想，在言论中有相似的表达。
《论语·子罕》篇：“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意为：孔子说，就像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可以完成了，但是这时停了下来，整个事情就不可能完成，但那是我自己愿意停止的；就比如在平地上，虽然只倒了一筐土，但是这也是进步，我愿意继续干下去！在这里，孔子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功亏一篑”和“持之以恒”的道理。他鼓励他的学生们无论在学习还是做事上，都应该持之以恒、自觉自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功，才能塑造良好的德行。
《孟子·尽心上》也提到：“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孟子主张以“仁义”治国，学生在问到如何得到“仁义”时，孟子用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探求“仁义”必须持之以恒。就像掘井一样，一口井挖到九轫的深度，但是还是看不见泉水，那么这口井仍然是一口废井。要掘井及泉，这件事情才算做得有意义、有价值。所以在探求“仁义”时，一定要坚持不懈，有始有终，绝不可半途而废，否则将前功尽弃。同样，一个人的品德修养要做到“仁义”，也必须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这样才算有所成。清代梁启超延伸了孟子的这种思想，在《过渡时代论》中提到：“行百里者半九十，掘井九仞，尤为弃井”，也强调持之以恒的重要性。
老子《道德经》第六十四章中提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意思是说，需要几人合抱的大树是从小小的萌芽生长起来的，九层高台也是从第一抔土开始的，千里的路程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普通人做事往往是眼看着要成功了却最终失败。自始至终谨慎小心，那么就不会失败。这段话的意思和“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是一致的，同样告诉世人要善始善终、坚持如一，不可“几成而败”。
温总理引用这句古语，内涵丰富发人深省，一方面他指出我国现阶段还面临很多困难，需要党和政府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坚定信心地去解决，绝不能出现松懈麻痹的现象；同时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公务员，只有时刻为民着想，才能赢得民心；政府也只有勤奋执政，一心为民，才能使得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政权巩固；另一方面，温总理也告诫我们做人做事应该谨言慎行，德行修养要像堆山一样，不可松懈、半途而废，否则将前功尽弃。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都要时刻牢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的道理，坚持不懈地努力向前，正如孟子掘井论，只要锲而不舍，终会挖到泉水，从而实现我们的目标。
《人民日报》2010年3月15日 02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
2010年3月1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当记者提出关于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问题时，温总理回答道：“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走向，因时而动，就是说‘时进则退，时退则进，动静不失其时’。这需要十分谨慎和灵活。我相信明年的记者招待会我还是满面笑容地来对待你。”
“时进则退，时退则进，动静不失其时”这句话出自《周易·艮卦·彖传》。原文为：“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意思是：《彖传》中说：艮，意为“止”。时机适合停止休息就停下来，时机适宜行动就采取行动，无论动还是静都不不失时，前途就会光明。艮卦讲“止”，而这个“止”就要“止”得其所。阴阳上下相互敌对排斥，不能相互应和。因而，外物才不能侵其身，在庭院中行走见不到人，没有伤害。
实际上温总理在引用《周易》时对卦辞作了调整，但中心意思没有改变。“时”是其中的关键词，是时机的意思，也就是说处理事情要在恰当的时候，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取得最佳的效果。“时”是《周易》表述的重要思想之一，极具智慧，后世也将此思想不断地传承下来。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出自《周易·系辞下》。原文为：“《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也，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大意是：《周易》上说：“王公贵臣射中了高城上的鹰隼，得到鹰隼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孔子将这段话解释为：“隼是一种禽类，弓箭只是武器，而手拿弓箭射隼的则是人。君子就算是身负超凡脱俗的才华技艺，也不会四处张扬炫耀，而是等待时机在必要的时刻把自己的绝技施展出来，发挥其最大的作用，这有什么不利的呢？行动时随心所欲，因而一行动就能有所收获，说的就是平时要准备好，然后伺机而动的道理。”这段话同样是说明机会的重要性，采取恰当时机行动才能事半功倍。《周易·系辞下》相传为孔子所作，是对《周易》的一种解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是现在大家熟知的俗语，出自《旧五代史·晋书·安重荣传》。原文为：“昨奉宣头及累传圣旨，令臣凡有往复契丹，更须承奉，当候彼生头角，不欲自起衅端，贵守初终，不愆信誓。仰认睿旨，深惟匿瑕，其如天道人心，至务胜残去虐，须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意思是：昨日听宣并且接连传下的圣旨要我凡是和契丹有关的应酬答对都要承命奉行。应当等候对方不耐烦而生枝节，不应是自己这方先行挑衅，要坚守始终，不违反自己的信誉。依靠我们的聪明智慧，将自己的缺点深深地隐藏起来，这就如同是天道人心一样能够克服残暴免于战争，应该知道这样的机会一旦错过失去，是很难重新再得到的。
这个故事同样是在讲遇到机会就要将它紧紧地抓住，不要轻易放弃，机会是十分可贵且稍纵即逝的，错过就不可能再回来。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这句话出自北宋苏轼的《代侯公说项羽辞》。原文为：
今闻使者再返，而大王无意幸赦还之，臣窃意其变生于无聊，不胜恚辱之积，一旦引决，以蹈陵母之义，则大王悔恐自失，虽欲回汉军之锋，不可得矣。臣闻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
意思是：如今听闻使者此次返回而大王竟无意赦免他，不想令他回去。臣以为变化是时刻都有可能发生的，愤恨受辱之感的累计达到一定程度一旦被触动、引发，使其像陵母一样慷慨赴义，那么大王是一定会后悔的。再想回避汉军的锋芒是不可能的。臣曾听说过这样的道理：遇到而不可以放弃的是时运，踏进去而不能错过的是时机。
这篇《代侯公说项羽辞》是苏轼的“拟作”文字，《史记·项羽本纪》中并没有写出“侯公往说项王”的时候究竟说了些什么，千年之后的苏轼写了这篇文字，替侯生作了一番说辞，其中这句“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是此文的关键所在，亦被后世奉为至理名言，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意思。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知道许多因为没能把握住机遇而失败的例子，鸿门宴中项羽没有把握住机会而放走刘邦的故事更是告诉我们机会的重要性。从古至今，机会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渴望得到的。小至个人的升学、工作，大至国家的前途、发展、命运，都渴望能够遇到合适的机会。在现实生活中机会难得，常常稍纵即逝，因此我们要做充分的准备工作，才有可能抓住流星般一闪而逝的机会，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的明天。通常机会也只是一个契机，更重要的是还要充分利用机会。就像在现在的国际经济交往中，资源有限，大家都在谋求发展，中国想要在国际占据一席之地，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势必要努力认清当前的经济形势，跟上国际潮流，抓住机会，借此发展。
《人民日报》2010年3月15日 02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言必信，行必果
2009年11月30日，在南京举行的第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上，温家宝总理与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首相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就中欧关系及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其中在提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时，温总理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显著成效。上周又宣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目标。我们‘言必信，行必果’，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言必信，行必果”出自《论语·子路》。原文为：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意思是：子贡问孔子说：“怎样可以称作士呢？”孔子回答道：“自己做事的时候有羞耻之心，出使四方之国而能顺利完成君主之命，才可以被称作士。”子贡又问：“那么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宗族中的人都称赞他孝顺，同乡的人认为他懂得孝悌。”子贡又问：“再次一等又如何？”孔子回答说：“说到做到、言出必行，不问原因地固执是小人啊，但也可以说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问：“那么现在当政的人怎么样呢？”孔子说：“唉！这些气量狭小的人，能算得上什么呢？”
虽然最初在孔子眼中“言必信，行必果”只是第三等级士的行为，但是经过千百年的演化，“言必信，行必果”已成为信守诺言的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温总理正是借此来表明中国政府节能减排的坚定决心和愿望。中华民族历来是个重诚信、守诺言的国家，这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之一。
由此可见孔子对诚信这一道德品质是十分重视的。当今社会诚信是做人的根本，小至个人大至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国家也是如此，唯有这样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中立足，树立起诚信中国的良好形象。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句话出自《孟子·离娄上》。原文为：“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意思是：要想诚心诚意是有办法的，即：不明白什么是善，就无法达到诚心诚意的效果。所以，“诚”是天然的道理，做到“诚”则是做人的准则。诚心诚意却不能感动别人那是不可能的；相反的不诚信则没有任何人会感动。
孟子是一位强调人性良善的学者，在他看来“诚”和“善”一样都是天之道，万民都应该尊崇。因此世间万事都应当讲求诚信，我们应该将其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
“言不信者行不果”出自《墨子·修身》。原文是：“志不彊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这句话是说：意志不坚强的人，智慧也不会得到充分的发挥；言行不诚实的人，做事的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墨子同样是在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坚持诚信，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对促进社会和谐和政府各种政策的顺利实施，都具有极其显著的功效。如果工作生活中大家都能做到以诚待人，那么就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大大提高效率，最终的结果也会变得更美好。
“若有人兮天一方，忠为衣兮信为裳”，出自唐朝诗人卢照邻的《中和乐九章·总歌第九》。原文为：
明明天子兮圣德扬，穆穆皇后兮阴化康。登若木兮坐明堂，池蒙汜兮家扶桑。武化偃兮文化昌，礼乐昭兮股肱良。君臣已定兮君永无疆，颜子更生兮徒皇皇。若有人兮天一方，忠为衣兮信为裳。餐白玉兮饮琼芳，心思荃兮路阻长。
这段话是说：君主的圣德威名远扬四海，皇后的美德造化万物，登上神木高坐于明堂之上，于日出日落之处生息。废武尊文，昌明文化，国家礼乐昌盛。君臣各安其职，国家万世无疆，即便是颜子再世也无事可做。心中如果有了思念之人，即使远在天边，也能用诚信架通彼此心中的桥梁。吃着琼浆玉液，心中思念友人只觉得路途漫长。
卢照邻将诚信用诗意的语言表达出来，但其中蕴涵的思想仍是相同的，朋友间的承诺誓言可以让远隔天涯的两人情若比邻。可见在友情中诚信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当今社会人际交往之中我们所缺失的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诚信。
“言必信，行必果”，温家宝总理这六个字的承诺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决心，体现出了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大国风范和责任意识，同时也含蓄地表达出中国千年来传承的“言出必行、一诺千金”的民族精神。中国政府不仅要对外保持诚信，对国家内部的治理，对普通的民众百姓更要诚信。对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来说诚信观念的形成格外重要，只有取信于民，在施行各项相关政策时才能得到百姓的支持和理解，这样政策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发挥最大的功用，同时形成和谐的社会氛围。
《人民日报》2009年12月1日02版《第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南京举行》
难事必作于易，大事必作于细
2009年11月1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建设节约型机关经验交流会代表时强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坚持廉洁、服务、节俭的原则，努力搞好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无论机关多大，职位多高，都要把自己当成人民的服务员，而不能养尊处优。无论事情多么细小，多么繁杂和琐碎，都要当成大事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办好。难事必作于易，大事必作于细。……只有坚持勤俭节约，倡导俭素为美，才能形成正确健康的导向，养成艰苦奋斗的良好风尚”。
“难事必作于易，大事必作于细”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三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意思是说，做那些其他人还没有察觉到的有潜力的事情，在事故还没有发生时就将事情处理好，细心体会那些初露苗头的状况。要善于发现小的征兆，从而全力解决；要善于觉察少的征兆，从而避免严重的后果。用恩德去对待别人的怨恨。做艰难的事情要在事情还容易解决的时候就去谋划，做大事就要从微小的细节慢慢做起。天下难做的事情都是从容易做的时候发展开来的，天下的大事都是从微小的细节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圣贤的人始终不直接去做大事，但是能够成就伟大的功业。轻易许下的诺言肯定很难兑现，把事情看得太过容易肯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因此，圣贤的人在处理事情时，会把它看得困难一些，这样才不容易遇到真正的困难。《道德经》中有不少言论都表达了这个意思，强调要从小事做起，要善于观察、防微杜渐，在灾难刚刚萌芽的时候就把它消灭于无形之中。
被国人熟知的“讳疾忌医”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讳疾忌医”出自《韩非子·喻老》。名医扁鹊有一次去见蔡桓公，对他说他现在有一个小病，如果不赶快医治就会加重病情。桓公不信，还嘲笑扁鹊。接着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三次，第三次的时候扁鹊远远地看见桓公就跑掉了。桓公于是很奇怪，找人询问。扁鹊回答说：“病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皮肤纹理之间的病，用热敷就可以治疗；肌肤之间的病，针灸可以治疗；肠胃方面的病，火剂可以治疗；但若是病到了骨髓里，那是司命管辖的地方，凡人就完全没有办法了！现在桓公的病已经深入骨髓了，我没有办法医治。果然五天之后，桓公发病，不久就死掉了。韩非子于是在故事的结尾处感慨道：
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早从事焉。
这句话是说，良医治病的时候，往往是在病刚刚到皮肤的纹理之间的时候，也就是刚有发病苗头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就是告诉人们要在问问刚刚出现的时候解决它。
韩非子引用讳疾忌医的故事，规劝统治者，要从蔡桓公的事情上吸取教训，得到启示：治理国家和治病的原理是一样的，都应该见微知著，从而避免大的灾难。这个故事后来又被司马迁引入《史记·扁鹊传》，可见古人对“防微杜渐”这个道理的重视。
北宋著名哲学家周敦颐在《周子通书·过》篇中再次引用了讳疾忌医的故事，他在文中总结到：“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意思是说，现在的人犯了过错，还不喜欢别人规劝，就像蔡桓公讳疾忌医一样，宁可死掉也不愿悔悟。后来讳疾忌医就被引申为，因为害怕别人的批评而掩饰、隐瞒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行为。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与“防微杜渐”在意思上有异曲同工之妙。“防微杜渐”的意思就是说，将坏事情解决在萌芽状态，从而杜绝它继续发展的可能，杜绝灾祸的发生。“防微杜渐”最早见于东晋韦謏的《启谏冉闵》：“清诛屏降胡，以单于之号以防微杜渐。”逐渐被世人接受是在范晔的《后汉书·丁鸿传》：“若敕政责躬，杜渐防萌，则凶妖销灭，害除福凑矣。”在这里，“杜渐防萌”表达的就是“防微杜渐”的意思。东汉和帝继位后，窦太后专权，任用窦氏兄弟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许多大臣都对此感到十分担心。当时正好发生了日蚀的现象，大臣丁鸿于是借日蚀这种古代的不祥之兆上书皇帝，指出这是上天警告窦氏专权对国家的危害，从而建议改变这种情况。汉和帝接纳了丁鸿的建议，罢免并诛杀了窦氏一族。这段话就是丁鸿上书中的一段，意思是说：如果皇帝能够亲手整顿吏治，应该在事故的萌芽阶段就注意防止，这样才能消除隐患，才能使得国家长治久安。
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出席全国机关事物工作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建设节约型机关经验交流会的代表时，强调“难事必作于易，大事必作于细”可谓是意味深长。一方面，温总理勉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理日常工作和琐碎繁杂的事情时要一丝不苟；同时也说明机关事务工作人员所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是国家大事的重要组成部分，都要谨慎对待，这样才能防微杜渐，才能确保国家大政方针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温总理强调国家的廉政工作也是一个防微杜渐的过程，做好机关事务工作，必须坚持廉洁的原则，就是要在面对金钱和物质诱惑的时候，“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要勇于抵制诱惑，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
http://www.gov.cn/ldhd/2009-11/12/content_1462930.htm 2009年11月12日
《温家宝：坚持廉洁服务节俭原则 搞好机关事务管理》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2010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访谈室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的联合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在回答网友提出的“如何加强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治理三公消费”的问题时，温总理说道：“（三公消费）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其实，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我曾经引用过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对黄炎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是关于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问题的。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不仅是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其实也关系到整个反腐败行动。”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出自《左传·庄公十一年》。原文为：
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说：“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既而闻之曰公子御说之辞也。臧孙达曰：“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
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秋天，宋国遭受了大水灾，鲁庄公派大夫臧文仲去慰问。宋闵公对臧文仲说：“实在是因为我对上天不敬，所以上天才会降下罪来，结果还劳烦庄公为我担忧，实在是不敢当啊！”臧文仲于是说：“宋，必定会兴旺啊！古代的大禹、商汤两位君王在发生灾祸之后，第一反应是反省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因此他们的国家才能兴旺发达；而夏桀、商纣王每每发生灾祸，往往是怪罪他人，因此他们的国家不久就被推翻了。并且，宋闵公在有灾祸的时候懂得把‘寡人’的称呼换成‘孤’，这是有礼节的表现。面对他国的慰问，不说自己的灾祸而感谢别人的担忧，如此一来，国家怎能不兴旺呢！”随后，臧文仲听说，宋闵公的这段说辞是他的弟弟公子御教的，于是说，“这个人（公子御）可以做国君，因为他有体恤人民的仁心！”《左传》中的这一段描写，用宋国遭大水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是兴旺还是衰败，关键在于君王是否“有恤民之心”，即君王是否懂得体察民情。若是，则国家兴旺；若否，则必然如桀纣一般，被万民唾弃，国家也将迅速灭亡。
西汉刘向在《说苑》中也引用了宋国大水的例子。在故事里刘向假借君子之言劝诫世人要勇于承认错误，并尽力改正：
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其亡忽焉；成汤文武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夫过而改之，是犹不过。
意思是说，从前夏桀、殷纣不能够承担自己的过失，导致国家很快灭亡；而成汤文武能够承担过失、敢于自责，所以他们的中兴也非常迅速。有了过失，主动承认然后改正，就像没有犯过错误一样了。这段话劝诫世人，要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要敢于自省、自责，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这句话化用了《左传·宣公二年》中的“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意思也是说，人不是圣贤，犯错是必然的。如果犯了错误，要勇于改正，这才是大善之人。刘向用这个故事劝诫君王，桀纣因为不愿意改正错误而误国毁民，而成汤文武能够勇于纠错所以国家昌盛。圣明的君王必须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和改正错误的魄力，这样才能使得国家长治久安，不至于出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可悲下场。
早在建国前，我国领导人就深入思考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一历史“周期率”。1945年7月1～5日，黄炎培等六名民主人士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名义访问了延安。在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就发表了《延安归来》一文，讲述他在延安的深刻感受。其中他提到了一次毛泽东主席问他感想如何。黄炎培答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支配力。大凡初起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险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成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因此在临行前，他向毛泽东主席表明了自己的忧虑，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居安而思其危，将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跳出这种“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在战乱动荡的年代，黄炎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得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但同时他的担忧不可谓不振聋发聩。实际上，如何摆脱历史周期率也是毛泽东主席思考良久的问题，并且在建国之前他对这一问题就有了答案。于是他十分自信地回答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周期率，这就是民主，只有让民主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在民主监督的体制下，新中国才能逐渐摆脱周期率的陷阱，才能使得国家安定富强。
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深入人心，我国的民主监督体制在不断完善，加快了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加强群众监督的力度。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容不得沙子的。尤其是在腐败问题上，群众监督的力度更大。温家宝总理自2009年开始不断在网络上和网民进行交流，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回答并接受网民的提问和建议，这就是对群众监督的有力推进。
http://www.gov.cn/zlft2010/wzzb.htm 2010年2月27日
《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2008年3月1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凤凰卫视记者问道：“五年前作为新任总理经历了‘非典’，面对五年之后突如其来的南方冻雪灾害，温总理有何感受？未来五年将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温家宝总理说：“五年前，我曾面对大家立过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今天我还想加上一句话，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出自《宋史·王安石列传》，原意是说：天象的变异不足畏惧、害怕，祖先制定的规矩制度也不一定要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顾虑。这是王安石为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强调要破除人们守旧心理的话。这句话体现了王安石变法的决心和大无畏精神，后来人们常引用它作为改革者自我激励的话语。改革由于是对陈旧事物和制度进行的变革，在推行中难免会遭受非议，这就需要改革者具有王安石“三不足”的勇往直前的精神。温家宝总理在这里引用这句话，表达了自己在面对新的考验时不畏艰难、奋勇向前的决心和勇气。我国古代很多改革者也有过与之意思相同或相似的言论。
“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出自《商君书·更法》。据记载，秦孝公同大臣们商讨强国大计，探讨整顿法制的办法。秦孝公想要通过变更法度、礼制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教化百姓，但是又害怕招致百姓们的反对和非议。于是，商鞅对秦孝公说：
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臣听说“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也肯定不会有什么功效”。国君应该赶快下定决心进行变法，不要顾虑天下人怎么议论你。况且，行事高明的人本来就会被世俗所非议，有真知灼见的人也一定会被庸人所嘲笑。俗话说：“愚笨的人办成事后还不明白是怎么成功的，有智慧的人对还没有露出苗头的事就能预测到结果。”百姓们是不可以与之谈论创新，但是却可以与他们一起共庆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品德高尚的人不去附和世俗偏见，成就大事者也不与民众商议谋划。”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行事的。所以圣明的人可以使国家富强，不必沿用旧制度；如果能够使百姓获利，不必遵循旧礼制。在公孙鞅的劝说和支持下，秦孝公排除异议，颁布“垦草令”，进行了变革。
无独有偶，赵武灵王在进行胡服骑射改革的时候，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赵武灵王就跟自己的一个大臣肥义商议说：“今吾欲继襄主之业，启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意思是：现在我想要继承襄子的大业，开发胡、翟居住的地区，但是世人可能不会理解。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付出较小的力量就能取得巨大的成果，不用使百姓辛劳，就能得到简子、襄子那样的功勋。要建立盖世功勋的人，肯定会遭到世俗的责难；有独到见解的人，也一定会被百姓所不理解和怨恨。现在我打算教百姓们穿胡服、练习骑射，国内一定会有人非议指责我。
肥义说：“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即：我听人说，要办大事就不能犹豫不决，犹豫不决是办不成大事的。大王你现在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遗弃世俗的偏见，那就不要再顾虑天下人的非议了。凡是追求高尚道德的人都不会去附和俗人的意见，成就伟业的人也都不会去和众人商议自己的决定。
赵武灵王说：“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乐，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贤者戚焉。世有顺我者，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赵武灵王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对“胡服骑射”这件事有什么顾虑，而是担心天下人笑话我。狂人觉得高兴的事，智者却会觉得悲哀；愚者高兴的事，贤者却会对此担忧。如果大家都支持我的话，那么改穿胡服的功效就不可估量。即使全天下的人都讥笑我，北方胡人和中山国的地方我也一定会拥有的。经过一番思量，赵武灵王毅然下令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
“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这段话是司马相如在出使西南夷时写给皇上的，它的意思是：社会上一定有一些超越平常的人，才会有超常的事发生；有了超常的事情出现，才会创建出非凡的功绩。异乎寻常的话，常人当然感到惊异。所以说超常的事情开始出现时，百姓们常常会感到惊惧；但是等事情成功了，天下也就太平安乐了。这也说明，变革必然会遭受责难，只有克服困难才能取得成功。
历览前载，改革从来就不会一帆风顺。革除旧弊就要具备与旧事物斗争的勇气，而开创未来也需要勇于探索的精神。温家宝总理引用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话，一方面说明对未来五年的政治、经济改革发展决心很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有信心和勇气应对好南方冻雪灾害带来的考验。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3月19日 04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
2008年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邀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会上，温总理在回答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说：“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让人民幸福快乐地过得更好，为了让孩子们上好学，为了使我们的民族在世界赢得应有的尊严，我愿献出我的全部心血和精力。”温家宝自2003年任总理以来，时刻将“民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充分实现了他“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诺言。在谈到过去五年的工作时，温总理强调，“五年已经过去了，‘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也是人民书写的。一个领导者应该把眼睛盯住前方，把握现在，思考未来。”
“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出自《明实录》附录之《明太祖宝训·谕群臣》。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二月（公元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重新编纂《元史》，他告诫大臣们说：“元虽亡国，事当纪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意思是说，元朝虽然已经灭亡了，但是在编写《元史》时必须要客观，要实事求是，不要刻意褒贬。况且历史的记录是用来劝诫后人的，要以史为鉴，因此更加不可以马虎！之后朱元璋再次训诫说：“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这段话的大意是说，自古以来，天下国家的事情由当世人在做，但是非功过却是由后世之人来评论。因此，一代的兴衰变化，必然有这一代的历史来记载……今天我召集你们，是为了编修元代的历史。要求你们在编修时务必客观地记载当时的事情，不要故意隐讳，应该实事求是，以正公论，以供后人借鉴。朱元璋的这段话客观上为编修《元史》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编修的方针，即要客观务实，同时也是要达到以史为鉴、巩固明朝统治的政治目的。
“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告诉我们，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做好当下，无愧于心。即使现在的很多行为不能被世人理解，但只要这种行为是正确的、是符合真理的，必然不会埋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也必然会被后人赞赏。西汉司马迁的一生生动而形象地阐释了这句话的含义。司马迁因李陵获罪，他本可以死明志，但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宁愿受宫刑被世人鄙视。但是他的这种忍辱负重的行为在当时却不被人谅解，反而处处遭人耻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简略地提到了当时的情况：
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这段话大意是说：我（司马迁）的身体已经遭受摧残，又处在污浊的环境里，一旦有什么行动就会受到指责。本来是想做好事情，结果反而做坏了，因此感到郁闷却不能寻到可以诉说之人。俗话说：“为了谁而做？又可以向谁倾诉？”钟子期死了，俞伯牙便不再弹琴；为什么呢？贤士能够为了理解自己的人牺牲生命，女子为了喜欢自己的人而精心打扮。像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残缺，虽然才能突出，品行高尚，但终究不能以此为荣，反而成为了引人耻笑的笑料而已。
虽然司马迁只是粗略地提到了当时的情况，但仍可以想象司马迁当时所遭受的侮辱。然而在这里司马迁语气虽然愤慨却没有诸多抱怨，反而以自嘲的方式展示了自己才能的突出和品德的高尚。他随后写到：“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我听说，修身如何是判断一个人智慧的凭证，是否乐善好施是判断仁义的起点，如何取舍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坚持道义的标准，而如何面对耻辱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足够勇气的准则，一个人获得了怎样的名声是品行修养的最终目标。士人有了这五种品德，才可以立足于社会，才可以被称之为君子。）
在这里，司马迁明确地提出了君子和品德高尚者的判定标准，以此来说明他的忍辱负重也是符合君子的行为的。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因此他的忍辱负重是有价值的。于是他最后感慨道：“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意思是说，无论我曾经受过怎样的侮辱和耻笑，只要我能够完成这本书（《史记》），并且使后人认识到这本书的价值，那我就死而无悔了！正是在这种坚韧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持下，司马迁才得以坚持完成了《史记》这一史学巨著的创作。司马迁的行为虽然在当时受到了诸多责难和侮辱，但在今天看来，他的忍辱负重的价值远远大于以死明志的价值，他用他的一生生动地诠释了“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的内涵。
这种不畏艰难，即使被世人不解也要坚持真理、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文人身上都有体现，如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南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等等。他们的行为在当时都不被理解，但是历史证明他们的坚持是正确的，是值得后人赞扬的。
“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告诫我们，当世之人行事如何终究是由后人评价的，因此我们所行所作都应该慎重思考、谨慎为之，同时要把眼光放长远，关注大局。温总理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出的关于未来五年将面临的挑战的提问时引用这句话，暗示了自己无愧于心的情怀，即表示他认为过去五年的政府工作的成绩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经得起后人评说的；同时也表示，他相信人民的力量，并且会把重点放在把握现在、思考未来上，而不是执著于过去。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3月19日04版《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
2007年5月4日上午，国务院温家宝总理专程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亲切看望青年学生，与大家共度五四青年节，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广大青年朋友表示亲切的慰问，致以节日的祝贺。在和同学们谈到关于读书的问题时，温总理说道：“在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学校，大家应该多读些书，特别是多读些课外书。要博览群书，多学知识、多积累，这样总会有益处。他把‘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这句话送给同学们，希望同学们知难而前行，善始而敬终。”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出自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慎终》，是魏征上疏中的一段话。原文是：“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这段话的意思是：然而君主最初登上皇位的时候，都会遵守以前所讲述的道理来治理国家。等到社会稍微安定之后，却大多开始反其道而行之，破坏已经形成的好传统，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万乘之君的身份吗？拥有四海之内的财富，每说一句话都不会有人反对，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别人都会顺从。这难道不是公理沉迷于私情之中，礼节败坏在嗜欲上的缘故吗？俗话说：“人们都说了解一件事并不困难，难的是将之付诸行动；将其付诸行动也不难，难的是能够善始善终，善始善终才是最难以做到的。”
这段话实际上是在教导我们做事情要有头有尾、善始善终，从头至尾圆满地做好一件事才是好的行为习惯。事实上善始善终是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许多文人都曾在著述中赞扬过这种行为。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经·大雅·荡》，原文为：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强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兴是力。
大意是：端坐在上面的帝王不仅骄纵而且放荡，却是下面臣民的君主。帝王贪心而又暴虐，发出的命令又是非常邪僻的。上天养育众多百姓，政令毫无信义全是谎言。无论是做什么开始的时候都很容易，但能坚持到最后的却很少。文王长长地叹息，叹息殷商末代的君主。曾经是多么强横地统治天下百姓，多么苛刻贪婪，曾经身处高位，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上天降下这些害人的臣子来助长君王的嚣张气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诗同样是在讲凡事都是开始时容易，但想做到最后并且将事件圆满完美地完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善始善终”是指做事情有好的开头，同样也有好的结局。从古至今凡是能够成大事者，无不是做事能够从头至尾、善始善终的。可以说这是我们想要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从小处说，这是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的必要品质，善始善终地完成一件事其实很考验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可以从中看出这个人是否能够成就大事，能够被委以重任。从大处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国家颁布实行政策必须能够做到有头有尾、善始善终，如果朝令夕改、虎头蛇尾，怎么能取得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只有谨慎作决定、并坚持贯彻实行，这样才会取得应有的成效。
《京华时报》2007年5月5日02版《温家宝看望人大学生》
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应大会新闻发言人邀请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中国新闻社记者问到有关中国经济的问题时，温总理回答道：“近些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但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必评功摆好。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忧患。‘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
“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出自宋代苏轼的《晁错论》。原文是：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意思是：天下事中，最难以解决的，是这那种表面上看起来波澜不惊，但实际上却有着无法预测风险的事情。旁观事物发展变化却不用心去解决它，恐怕到时候会变得无药可救。到了不可收拾时才想到处理它，我不相信天下会因此而获得和平、安定。只有那些仁义君子和豪杰之士，才会为了建功立业而不惧艰险地为国尽忠效力。但这原本也不是在短期间内就能勉强解决的，那些所谓贤才豪杰这样做也不过是为了出名而已。“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实际上是在告诫世人要具有忧患意识，这样才能尽早解决潜藏的问题，为成功扫清障碍。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出自《周易·系辞下》，原文为：“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包桑。’”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安坐在自己的位子无动于衷、无所事事的人，是会遭到危险的人；只懂得保护自己现存的这些财物而不能广结善缘的人，最终会因此而失去一切的。曾经用心管理过的事情也可能发生混乱。因此，身为君子，就应该身处顺境而不忘危险；即使是现在拥有也会想到如果失去该怎样做；身处治世，心中仍旧记挂动乱时会发生的事情。这样才可能使自己生活安稳而国家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周易》说‘其亡其亡，系于包桑’就是这个意思。”《周易·系辞下》相传为孔子所作，其中阐述了许多有关修身治世的道理，“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就是其中的一例，是讲人应该时刻保持警惕具有忧患意识，这才是促进自己不断向前的动力。
“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出自北宋王安石的《金陵怀古》，诗的全文是：
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
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
题目中的“金陵”指现在的南京，而诗中的“霸主”是指孙策，“二江”指钱塘江和长江。前两句诗实际上是讲孙策当年只带着几百门客就收取了江东六郡的故事，而他的后代孙皓三分天下有其一，坐拥数百座城池竟然落得投降的境地。由此可见后人和先人的差距之大。成功之后就开始过奢华的生活，而在成功之前常常是甘心过艰苦的生活，可见安逸享乐是同祸患联系在一起的。王安石通过孙皓投降的故事是想告诉我们沉迷于安乐享受之中，就离失败不远了；从另一面讲述如果想保持成功，则必须具备忧患意识，时刻警惕自己的行为。
正如温总理所说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确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对这些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而是应该积极地面对，寻找解决之道，尽早将问题圆满地解决，这样才不会发生恶性循环。在处理问题时更不能只看表面而忽视潜在的问题，应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具有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我们应该努力培养国民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一个人、一个国家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温总理强调的“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的办事态度，实际上是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在处理问题时应持着透过问题看本质的态度，找出潜在的问题，并尽早加以解决。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3月17日 04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
2006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新闻发言人姜恩柱邀请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在开场白中，温总理说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面对新的任务，需要更加清醒、更加坚定、更加努力。清醒就是要认识到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只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出了第一步，今后的路还更长、更艰苦。形势稍好，尤须兢慎。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
温总理在讲话中引用的这句话原句为“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出自《新唐书·魏征传》。意思是：经常思考为什么会发生危难，国家就会保持安定；经常思考为什么会发生祸乱，就会天下太平；经常思考为什么会亡国灭族，国家就会长存。这句话旨在告诫处在安定治世的人们尤其是执政者，安危相继，福祸并存，不能只看到当下的太平盛世，满足于维持现状，而忽略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使得原来潜在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而不断恶化，直至不可收拾。不管执政者还是普通民众，都需要有忧患意识。
魏征以敢于直言进谏而名垂史册。在唐太宗执政多年，逐渐懈怠之时，他及时的上疏唐太宗，提醒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治不忘乱。《新唐书·魏征传》中详细地记载了魏征劝谏时的激烈言辞和拳拳赤心。魏征认为之所以“隋以富强而丧”、“我以贫寡而安”，是因为隋朝没有忧患意识。“方隋未乱，自谓必无乱；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动，徭役不息，以致戮辱而不悟灭亡之所由也。”也就是说，隋朝在它还没有动乱的时候，自认为必定不会有动乱；在它没有灭亡的时候，自认为必定不会灭亡。所以频繁用兵，徭役繁重，以至于灭国遭辱却没有领悟到为什么会亡国。魏征劝谏唐太宗要以隋为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存亡之所在，在节嗜欲，省游畋，息靡丽，罢不急，慎偏听，近忠厚，远便佞而已。”魏征是在说，为了避免重蹈隋朝覆辙，唐太宗需要做到居安思危，治不忘乱。一个朝代是迅速灭亡还是江山永存关键在于统治者能不能节制不断膨胀的欲望，减少游玩围猎，停止奢侈浪费，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不要偏听偏信，亲近忠诚、仁厚的贤人，远离投机的奸佞小人。
国人对于忧患意识的重视源远流长，在上古时期就已体现出来。《尚书·商书·说命》中就提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意思是说在做事情之前，只有先考虑好，才会对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有所准备，对各种情况都有准备就不会发生祸患。后世对这一观点多有阐发，先秦时期就有诸多论述，《周易·下经·既济》的“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春秋左传·襄公十一年》的“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战国策》的“于安思危，危则虑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东汉马融在《广成颂》中也说道：“盖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道在乎兹，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冲者也。”
《菜根谭》是明代还初道人洪应明编纂的一部论述自我修养、人生处世的语录集，对居安思危的道理有诸多论述。“处富贵之地，要知贫贱的痛痒；当少壮之时，需念衰老的辛酸”，这句话就是在告诫世人，当一个人财运亨通、身居显要的时候，要懂得了解贫困和低贱人家的痛苦，这样才能珍惜眼前的富有和权势，认真做事，否则一味懈怠，最终只能是毁掉原有的幸福，从而追悔莫及；同样，当一个人正直壮年、身体健康的时候，要想到衰老之时的艰难和悲哀，这样才能珍惜时间，发愤图强，否则只能是一事无成，老来不堪回首。清代朱用纯《治家格言》中教育后代子弟“宜未雨而筹谋，毋临渴而掘井”，说的也是要有忧患意识，应该在下雨之前就做好防雨的准备，在口渴之前就要去挖井准备取水。
与魏征、马融的论述相比较，洪应明和朱用纯则更多的是从个人的处世哲学角度来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认为一个人只有具备忧患意识，才能够不沉溺于既有的成就，及时发现问题和祸患，从而取得更大的成绩，获得长久的幸福。
历史上，每朝每代在一开始夺取国家政权后大多能够励精图治，与民生息，从而国力强盛，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富足。但在进入盛世之后，许多统治者往往开始自满懈怠、骄奢纵欲，最终使得一世英名、百年基业毁于一旦，最后落得亡国灭族的下场。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卧薪尝胆”。吴王夫差在打败越国之后志得意满，沉溺享乐，听不进伍子胥的逆耳忠言，整日耽于享乐，不思进取。而战败的越王勾践则在忍辱三年后回到越国，发愤图强，富国强民。最终勾践打败了耽于安乐的吴王，成为霸主。
正如温总理在讲话中指出的，“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不可否认，中国在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经济上跨越性的发展，民主制度不断完善，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甚至有人将21世纪称为是中国的世纪。但是，取得这些成就并不代表中国的发展已经尽善尽美，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基数大等，都是不容忽视、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居安思危，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于个人来说，时刻保持忧患意识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当今信息时代，个人的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积极进取，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去实践，从经验中总结规律，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才能紧跟时代的脚步而不至于被时代淘汰。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6年3月15日 04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2005年12月6日，正在法国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巴黎综合理工大学，面对五百多名师生发表了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温家宝总理指出：“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在变革中发展进步的。中国古代的哲学经典《周易》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延续发展，虽然在近代曾经一度落后，但又能奋起图强，大步前进，这不是偶然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基础和内在动力，在于它的刚健自强，在于它的独立意志，在于它的开放包容，在于它的维新变革。中华文明正是通过不断变革而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出自《周易·系辞下》，意思就是：一件事情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就会发生变化；当变化发生时，就能使事物的发展顺畅；事物发展顺畅了才能长久地发展下去。人类的文明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了数千年的演绎和变化才得以发扬和光大的。温家宝总理引用《周易》中这一包含丰富哲学原理的话，强调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阐述了只有不断变革才能不断发展的思想。
我国自古对通变思想就十分重视，“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就表达了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同样的意思。“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出自《管子·国准》，意思是：积极改革而不留恋过去，时机成熟就应当实行，条件已变就应放弃。《国准》是《管子》中一篇论述国家平准政策的文章。桓公问管子治国之策，说：“五代之王，以尽天下数矣，来世之王者可得而闻乎？”意思就是说：黄帝、有虞、夏、商、周这五代王者的治国政策已经一一细说完毕，后面这些王者里有没有什么好的治国之策？于是管子就对桓公说了“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强调君主治国应根据时势发展而制定相应的政策，当变则变，灵活处理。
战国时期秦国重用商鞅进行变法也很好地说明了变革的重要性。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在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各国竞相进行了富国强兵的改革。这时候正处于奴隶制度逐渐瓦解，封建制度逐步确立的过渡时期。各国的变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并不彻底。战国初期，秦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秦孝公继位后，为了增强秦国的实力，下决心要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纳士。商鞅从魏国入秦，受到秦孝公的重用，提出了废除井田、重视农桑等一系列的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由于这些政策迎合了封建制度发展的潮流，变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秦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增强。富国强兵的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这也为后来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也强调了变革的重要性。这句话出自《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原文为：“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为治，岂不悲哉？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这段话的意思是：时代已经与先王的法令制度不相适应了，但还在说这是先王的法令制度，因而用它治理国家，这难道不可悲吗？所以说治理国家如果没有法令制度就会混乱，死守陈旧的法令制度而不改变就会行不通，混乱和不合时宜的制度都不能治理好国家。社会不同了，时代改变了，改变法令制度是应该的。《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用大量寓言故事说明变革的重要性。其中楚人渡水的故事短小精悍、寓意深刻。楚国人要去偷袭宋国，派人先在澭水里设立了标记。澭水夜间突然上涨，但是楚国人并不知道，还是循着之前做的标记渡河，结果淹死了很多人。《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以这类故事提醒统治者制定法规制度不要机械地拘泥于古制，而是要明察眼前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清朝著名政治家、社会改革家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提出：“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这是在用新陈代谢的规律，说明不断改革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要求。事物新生时强壮，陈旧时衰老；新生时鲜洁，陈旧时腐朽；新生时活跃，陈旧时死板；新生时通畅，陈旧时凝滞。这是事物的共同规律。
康有为年轻的时候目睹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的胸中充满了救国激情；而西方列强的强盛也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救亡图存。在清政府要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上皇帝书，联合各省的举人进行了“公车上书”，请求变法维新。后来他又组织强学会、创办报刊，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实践。光绪皇帝读了康有为的几次上书后很受感动，命令人在总理衙门接见了康有为。康有为呈上《外衅交迫，分割迭至，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统筹全局、尽变旧法的要求。光绪皇帝看完之后更坚定了变法的决心，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史称“戊戌变法”。尽管这次变法遭到失败，但是它为后来的革命做了实践上的指导，清政府也在变革中加剧了衰亡的步伐。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以说是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发展变化的必然法则，“变法图强”也由此成为一种优良传统。每当社会发展陷入困境，总会有变革来开辟新的发展道路，社会也在不断否定过去中开创未来。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其实也是历史上变法图强精神的一种延续，党在新形势和新任务下提出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的要求，也正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新时期的新表达。这也就要求我们个人都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这样才能跟得上时代变化发展的步伐。
http://www.gov.cn/ldhd/2005-12/06/content_119417.htm 2005年12月6日
《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发表重要演讲》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2005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说：“大会顺利结束了，但是我们面前的路是不平坦的，要保持头脑的冷静，形势稍好，尤需兢慎。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出自《左传·襄公十一年》。据史载，春秋时期齐、晋、卫等十多个国家联合起来出兵攻打郑国。郑国抵挡不住，就向其中势力最大的晋国求和。在晋国的帮助下，其他几国停止了对郑国的进攻，和郑国达成和平协议。为了表示感谢，郑国给晋国送去了兵车、乐师、歌女等大批礼物。晋悼公将“乐之半”赏赐给自己的重臣魏绛，说：“你这几年为我出谋划策，使事情办得十分顺利。现在这些礼物我们一起分享吧！”魏绛拒绝了晋悼公的赏赐，并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意思是说，处在安乐的环境中也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困难危险。想到了就会有所准备，事先准备好就可以避免祸患的发生，现我谨以此话来规劝您。晋悼公认为魏绛的话很有道理，接受了他的劝谏，而且从此以后对魏绛更加敬重。后来人们就常用“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来告诫自己要提高警惕，以防患于未然。温家宝总理在这里引用这句话，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当前工作的清醒认识；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忧患意识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强的忧患意识，这在古代很多诗文中都有体现。
“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出自《荀子·仲尼》：
求善处大重，理任大事，擅宠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莫若好同之，援贤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若早同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是事君者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
这篇文章用问答的形式论述了君王立身处世的原则，批评了“霸”道，赞扬了“王”道。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说：寻求妥善的人担任要职，顺利地处理大事，在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独拥君主的恩宠而没有后患之忧的办法就是：最好能和君主同心同德、广纳贤士、博施恩惠，消除别人对自己的怨恨而且不妨害人。如果自己的能力足以担任重要的职务，那就谨慎地奉行上面所说的办法；如果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胜任这一职务，而且又怕失去君主对自己的宠爱，那就还不如及早推贤让能，自己心甘情愿地追随其后。像这样做的话，拥有了君主的恩宠就一定会荣耀，失去君主的宠爱也一定不会招致祸患。所以侍奉君主的法宝就是：一定要能想到消除后患之忧的办法。因此，智者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圆满时会考虑不足，平顺时会考虑到险阻，安全时会考虑到危险，周到慎重地从多方面加以考虑、预防，仍然怕会有祸患，所以办了上百件事也不会失误被动。
“夫忧者所以为昌也，喜者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出自《列子·说符篇》。春秋末年，晋国大夫赵襄子派新稚穆子攻打翟国取得胜利，夺取了两个城邑。捷报传来的时候，襄子正在吃饭，听到消息后面带愁容。旁边的人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烦恼。襄子说：“夫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而不终朝，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施于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哉！”意思是：江河的潮水再大也不过三天便退，暴风骤雨不会持续一整天，太阳在正中也不过就是一会儿的时间。现在我赵家的德行、恩泽还没怎么施予百姓，一天就攻下了两座城邑，败亡大概很快就要到我这里了吧！孔子听说后，说：“赵氏其昌乎！夫忧者所以为昌也，喜者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楚、吴、越皆尝胜矣，然卒取亡焉，不达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为能持胜”，也就是说：“赵氏就要昌盛了！保持忧虑、居安思危，是国家昌盛的原因；而不思忧患、盲目欢乐，是导致灭亡的祸根。夺取胜利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怎么保持胜利。贤明的君主用这个道理来保持胜利，所以他们的幸福能够延及后代。齐、楚、吴、越都曾取得过胜利，但是最终还是灭亡了，这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怎么保持胜利。所以说，只有有道之主才能保持胜利。”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出自欧阳修的文章《伶官传序》，意思是说：忧劳可以振兴国家，而安逸和舒适则可以使自身灭亡。在《伶官传序》中，欧阳修写到：据世人传说，晋王李克用在临终时传给了庄宗李存勖三支箭，并告诉庄宗，梁王、燕王、契丹是自的仇敌，希望庄宗不要忘记为自己报仇雪恨的志愿。庄宗接受了这三支箭后，把它们供奉在宗庙，每次出兵作战都不忘提醒自己要报仇雪恨。最后庄宗消灭了仇敌、平定了天下，但是后来他由于贪图享乐，致使身死国灭。在总结了唐庄宗得天下、失天下的原因后，欧阳修得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强调了忧患意识对个人和国家的重要性。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灾难太深重了，这就培育了我们的忧患意识、生存意志和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我们这个国家太大，问题太多、太复杂，这就要求我们这个民族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坚定信心、永远奋斗。”中华民族历来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对有着远大抱负、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积极进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很多重要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还面临着很多重大任务和困难，这就要求我们不能贪图享乐、不思进取，而应该时时刻刻具备安不忘危、常备不懈的忧患意识。
http://www.jxnews.com.cn/oldnews/n12015/ca805472.htm 2005年3月15日
《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广直言之路，启进善之门
2007年9月24日下午，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位于前门东大街11号院的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看望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温总理亲切而又中肯地说道：“‘广直言之路，启进善之门’，这是柳宗元的话。‘言能听，道乃进’，这是《史记》的话。只有不断听取意见，我们的工作才能有进步；只有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才能多为人民办好事。总之，就是要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从善如流。”温总理不仅强调了国务院参事室对国家发展的重大作用，而且表明了政府要积极纳谏的态度。温总理进一步指出，“做好参事室和文史馆的工作，有利于政府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有利于党和政府联系专家学者，有利于发挥参事和馆员的咨询和参谋作用。”
“广直言之路，启进善之门”出自唐代柳宗元的《贺赦表》。温总理用这段话来鼓励国务院参事室的工作人员，要敢于大胆地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并表明政府希望听取有利于发展的谏言的立场。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浅显易懂，但却传达出了深刻而丰富的道理。它的大意是说要打开进谏忠言的道路，并且要始终开启那扇能让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善言进入的大门。诗人以道路的广阔和大门的开启来比喻言论进谏的自由，旨在表达一个国家要想有长足的发展，并且被百姓所拥护，就必须要有包容的心态和宽广的胸怀。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积极地接受进言，才会不断地改进和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和偏差。如果没有虚怀若谷的精神，只想听赞美和谄媚之词，国家发展中的错误得不到纠正，领导闭目塞听，沉浸于小人的溢美浮夸之词中，势必会导致国家的灭亡和人民的反抗。因此，一个贤明的领导者会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来鼓励人民和官员提出自己的意见，指正国家发展中的偏颇。他们深深地知道只有这些言论才能使国家不断繁荣昌盛，这正如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一样。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痼疾会因为贤士和忠臣的进谏之言而得到有效的纠正。人民的心声也会通过他们得以传达。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景公朝居严下不言晏子谏第十七》也记载了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重要性：
晏子朝，复于景公曰：“朝居严乎？”公曰：“严居朝，则曷害于治国家哉？”晏子对曰：“朝居严则下无言，下无言则上无闻矣。下无言则谓之瘖，上无闻则谓之聋。聋瘖，非害国家如何也！且合升斗之微以满仓廪，合疏缕之绨以成帷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后高也。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恶有拒而不受者哉！”
这段话的意思是晏子在提醒景公要善于采纳谏言，广开进谏之门。晏子问景公在朝廷上严厉不严厉，景公说：“在朝廷上严厉对治理国家有害处吗？”晏子对他说：“如果您太严厉了那么下边的大臣和百姓都不敢述说自己内心的言论，抒发自己的心声。那么这就会使您听不到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言辞，了解不到百姓的疾苦和治理中的失误。下边的人不敢向上进谏叫做瘖，而您也可以被称作是聋子了。这不是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危害吗！国家粮仓的丰足靠的是一粒粒粮食的积累，帷幕的形成也是靠一丝一缕的丝线织就。这就像泰山的高大是由不起眼的岩石一块块累积而成。所以治理天下的人不能够仅仅采用一个人的言论，而要集采众意。可以听取以后不采用，但不能没有听就将其拒之门外。”晏子的言论与温总理的话异曲同工，都在强调善于纳谏的重大价值。这对于古今国家的发展都有很大裨益。
《史记·殷本纪》中“言能听，道乃进”也表述了相同的道理。商汤在征讨诸侯时，与伊尹曾有过一段对话。商汤说：“人以水面做镜子就可以看到自己的面容，观察民众的状况就能了解国家治理的好与坏。”伊尹答道：“您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说明您非常的英明，一个统治者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国家就会不断进步。能够爱护民众，贤良之人就会在朝廷聚集。因此，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您要不断地勉励自己。”国家的发展既需要一个贤明而有博大胸襟的君主，又需要那些能不明哲保身、以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重、敢于进谏直言的贤臣。具备这两个条件，才会形成一条较好的进谏与采纳之路，才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样国家才能不断地了解下层人民的心声，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积极改革，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国家也才能在稳定的环境中得到长足发展。
汉代班固的《白虎通·考黜》中有“多贤乃能进善，进善乃能退恶”的句子。意思是说，贤士多了才能够听到有利的言辞，听到这些才能够抵制恶的繁衍。这句话和“广直言之路，启进善之门”所要表达的主旨是相通的。
温总理在讲话中两次援引古人的话，告诉我们政府深刻地体会到广开言路，听取批评和建议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政府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原则。而要真正地做到这三点，就必须对民生有很好的体察。真正知道百姓的需要，解决人民生活中的问题。这就需要执政者不断地听取民意，以宽容的心态采纳意见和建议，更需要各级官员真实、准确、及时地反映人民的思想；而非为了自己的政绩而弄虚作假，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地保证了进言之路的畅通。在这一制度下，我们的国家将会更加民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终将达成。
http://www.gov.cn/ldhd/2007-09/25/content_761400.htm 2007年9月25日
《温家宝与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馆员座谈：广开言路》
生财有道
2003年3月18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姜恩柱的邀请，与采访两会的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相关问题。在回答关于我国农村税费改革怎样走出“黄宗羲定律”这个怪圈时，温总理强调：“第一，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质，是要改革农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最重要的是要精简机构和人员。中国古代《大学》中有‘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抒’的说法……与此同时，要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把一切不应该向农民收取的税费，全部减下来。”
“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抒”，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发财致富是有一定方法和规律的，国家没有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那么从事生产的人肯定会增多。同样，朝廷中没有虚设的官职，官员都在其位谋其事，为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着想，那么靠政府吃饭的人就会减少，政府的负担减轻了，百姓的赋税也会相应减少。为政者不耽误农业生产，使农民的收入有保证，他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自然会提高。这样既保证了百姓的利益，又使国家的收入增加，为政者如果懂得量入为出，合理使用现有财产，就不会感到财政紧张，并且会利用已有资源为百姓做实事。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些，百姓和政府的关系一定会十分和谐，国家必定会呈现出欣欣向荣、富强安康的局面。赋税的减轻表面看来会减少国家的收入，但实际是无形中增加了国家的财产。百姓生产的热情是一股催化剂，能推动农业和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国家收入自然会增加。如果赋税过重，生产效率低下，农业收入必定会减少，其他产业也会受到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势必会减少。
《孟子·尽心上》中已经讲过这个道理：“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虽然用语不同，但与“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抒”要表达的主旨是相同的。这句话是说：要使农民富足，就要组织农民搞好耕种，并且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相关的赋税。使百姓在轻松的环境下进行生产，生产效率才会提高，农业才能发展。如果赋税过重，百姓苦不堪言，入不敷出，自然会使人民反抗，国家的统治也会受到威胁，更不用妄谈发展。孟子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对于现在农村的改革也是大有裨益的。《孟子·梁惠王上》中提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教育统治者要根据时令组织农业生产，不能够违背农业生产的规律。做到这些，生产的谷物就能够满足国家需要，并会有剩余。在鱼生长繁殖期不去捕捉，这样鱼与鳖就会享用不尽。不乱砍滥伐，林木资源也会用之不尽。这样百姓就不会有抱怨，能够平静地埋葬死者，赡养生者，国家也会因此而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所谓“与民休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是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再次强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段话说明了让百姓富足的重要性，安康富足的生活是稳定民心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孟子说，没有一定的财产却具有为国效力的恒心，只有君子能够做到。对于普通百姓，如果没有自己的财产维持基本的生活，那么肯定不会有恒心进行生产。相反会做一些邪恶的危害社会的事。因此要想得到民心，必须减轻他们的负担，给他们富足的生活。“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通过这段话进一步告诉统治者应该怎样稳定民心，使百姓拥护自己的统治：圣明的君主在管理农民的财产时，能够做到使他们所拥有的财产对上可以尽自己的孝心，侍奉好自己的父母。对下能够养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使他们有一个安定的家庭。在年景好的时候可以丰衣足食，免受饥寒之苦。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可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国君在满足了他们这些基本的条件后，再驱使他们向善的方向发展，百姓就会比较容易跟随。
温总理针对农业问题的发言，指出了解决农业问题的方法，表明了政府关注农村及农业发展的态度。一直以来政府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近几年来政府不断地推行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直接进行补贴等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现代化国家，必须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农民生活稳定，农业发展，国家才会有一个长治久安的环境，其他各项建设事业才能顺利的进行。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3/18/content_786692.htm 2003年3月18日
《温家宝：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记者会答问全文》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2005年12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参观了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并发表了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社会”的演讲。演讲中，温总理在谈到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时说：“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孟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说只要人们和睦相处，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要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就需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消除贫穷与落后，使人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就需要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就需要提倡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与人为善、以邻为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出自《孟子·公孙丑下》：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适宜作战的天气、时令，不如有利于作战的环境和地形更为重要；而有利于作战的环境、地形，不如全军上下一心、竭诚团结来的重要。有三里的内城、七里的外城的城池，团团包围并不停攻打，但是却不能够取胜。包围并攻打的时候一定会碰到适合作战的天气，但是却并没有因此而获胜，这说明适合作战的天气没有有利的地形重要。城墙不是不够高，护城河不是不够深，兵器不是不够锋利，屯粮也不是不够多，但是守城的兵将还是弃城而去，然后被敌人攻入城池。这说明再有利的地形也不如军民上下团结一心重要。
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历来是人们重点关注的问题，在这里孟子主要从军事方面论述了这三者的关系，鲜明地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提出是与孟子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有很大关系的，他通过这三者之间层层递进的关系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从而得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结论，进一步完善了他的“仁政”思想。所谓“人和”就是讲人与人之间要和睦相处、敦睦友好，这样才能建立稳定的发展环境，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我国古典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此解释说，所谓“天”，指的就是大自然；所谓“人”，就是人类；“合”就是相互理解，和睦相处。“天人合一”就是说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关的，是不可分割的。《庄子·达生》中也有“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的说法，从而把天地和人类自然完整地统一起来。然而“和谐”不仅仅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交往。
《论语·颜渊》中就包含人与人之间要和睦相处、与人为亲的道理：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司马牛忧伤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唯独我是没有兄弟的。”子夏于是安慰他说：“我听说：生和死是有命数的，富贵是由上天决定的。君子敬业而不犯大的过错，与人相处恭顺有礼。那么四海之内所有的人都是他们的兄弟，所以君子是不会担心没有兄弟的！”这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相处，只要彼此以诚相对、恭顺有礼，那么人人都可以亲如兄弟，从而营造出和谐温馨的社会环境。唐代诗人王勃化用《论语》中的这段话，留下了千古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段话出自《礼记·礼运》，是关于“和谐社会”的最早表述。这段文字描绘了一幅美好的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图景：在最高的道德准则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世人共有的。大家选出贤能有才的人来管理社会，彼此之间诚信以待、和睦相处。因此人们把所有老人都当做自己的父母来赡养，把所有的孩子都当做自己的孩子来抚育，这使得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以及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有适合的职业，女子可以及时婚配。对于财产，人们憎恶它随便把它抛在地上，但是不会有人私藏；人们都乐意为了集体的事情竭尽全力，但不是为了一己私欲。在这样的社会中，奸邪的阴谋不会发生，盗窃、谋反的事情也不会再有，家家户户都不用关门。这就是理想中的“大同”世界。
温家宝总理在访问法国时引用孟子的这段话，是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的。一方面，由此引发出“和谐”的主题，强调只有通过发展经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进步，才能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同时也强调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今天，国与国之间只有通过更好的合作与联系，“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与人为善、以邻为伴”，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进步，才能更好地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另一方面，讲“和谐”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http://www.gov.cn/ldhd/2005-12/06/content_119417.htm 2005年12月6日
《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发表重要演讲》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2003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如何评价朱镕基总理以及现在政府面临的主要困难，温家宝总理说：“上届政府在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忠实地履行职责，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人民是满意的。我们现在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开始的。前人给我们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摆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还要我们继续进行开创性的工作。我总记着一句古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出自《孟子·告子下》：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经常犯错误，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改正错误；内心困扰，思虑阻塞，然后才能有所行动；一个人的想法只有在脸上表现出来，在说话中表达出来，其他人才能了解他的内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能坚持法制的大臣和足以辅佐皇帝的贤人，又缺少实力相当的敌对国家或者没有外来的灾难，这样的国家常常是要灭亡的。灭亡之后我们才明白，处于忧虑祸患中的国家反而能够生存下来；那些享受安定、贪图享乐的国家往往会亡国。在这里，孟子更加强调的是人越在艰难困苦、忧虑祸患中，越能够发愤图强、自强不息。
忧患意识的价值核心在于能够在安定中嗅到危机，从福祉中看到祸患的萌芽，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吕氏春秋·慎大览》中说道：“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凡大者，小邻国也；强者，胜其敌也。胜其敌则多怨，小邻国则多患。多患多怨，国虽强大，恶得不惧？恶得不恐？故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贤明的君主在国家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恐惧。但凡大的国家，往往会小看邻国；所谓强大的国家，是因为它得胜比较多。战胜了那么多的敌人怨怼肯定就多，小看邻国肯定祸患就会增多。面对这样多的忧患和怨怼，即使国家再强大，又怎么能不感到恐惧和忧虑呢！因此，贤明的君主会在安定的时候思考遇到危险会怎样，在通达的时候思考困窘的时候该如何应对，在得到的时候思考失去的时候要如何弥补。
《孝经·诸侯章第三》也说过：“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处于高位之上，能够不骄傲，那么位置再高也不会有倾覆的危险；生活节俭、谨慎遵守律法，财富再充裕也不会有损益。居高位没有倾覆的危险，这样才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尊位；拥有财富而不奢侈挥霍，这样才能够长久地保持富足。能够保持自己的财富和尊位，这样才能够使国家安稳和平，才能使百姓相处得和睦融洽。
“凡祸患，以安乐生，以忧勤免；以奢肆生，以谨约免；以觖望生，以知足免；以多事生，以慎动免。”这段话出自明代吕坤的《呻吟语》卷三内篇《射集·应物》，大意是：所有的祸患，都是因为耽于安乐而产生，又因为长虑勤苦而避免；因为奢侈放肆而产生，又因为谨慎节俭而避免；因为期望过高而产生，又因为懂得知足常乐而避免；因为多管闲事而产生，又因为行动谨小慎微而避免。这段话形象地阐释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路。吕坤在这里强调，所有的祸患都不是无缘无故地产生的，同样也不是无缘无故地消亡的。我们必须在平常的处世中谨遵勤勉、节俭、谨慎的行事原则，这样才能够把祸患消弭于无形，而与之相反如果不懂得居安思危，长远计划，那么祸患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
《呻吟语》中对于要有忧患意识的表述有很多。“闲暇时留心不成，仓促时措手不得。胡乱支吾，任其成败，或悔或不悔，事过后依然如昨。世之人如此者，百人而百也。‘凡事豫则立’，此五字极当理会。”意思是：在闲暇的时候没有留心准备，那么在事发突然的情况下必定会措手不及。胡乱地应付，放任成败，不论是否后悔，却在事情发生后依然不改前弦。世界上抱有这种生活态度的人，一百个人里面就有一百个是这样的。因此说，“凡事豫则立”，这句话讲得太有道理了，需要我们好好思考。吕坤的这段话同样是告诫人们要有忧患意识，要在闲暇时就考虑到以后的困难，不要等到事情发生时才因为没有准备而措手不及。最重要的是要懂得从苦难中学习，不要因为事情发生了就不去总结它的经验教训，以至于犯同样的错误。
回顾温家宝总理历年来讲话中引用的诗文，无论是“明年春色倍还人”、“逆境是磨炼人的高等学府”，还是“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都是在强调通过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必将克服重重困难，迎来一个光明而有前途的未来。当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一些成绩时，温总理却告诉我们要居安思危，这是高瞻远瞩的表现；当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世界各国人民普遍缺乏信心时，温总理却信心十足。这样的信心不仅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无疑也鼓舞了世界人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3/18/content_786692.htm 2003年3月18日
《温家宝：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记者会答问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