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心那个女人：一个未婚国度的政治与社会权力

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丽贝卡·特雷斯特著

我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当代单身女性大浪潮是在我进入大学读书那几年掀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女性的婚姻与生育模式发生了急剧变化，我母亲那代人所带来的社会与政治革命的余波还未平复，美国独立女性参与政治的时代洪流又即将掀起波澜。

1991年10月11日，时年35岁的法学教授安妮塔·法耶·希尔（Anita Faye Hill）现身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证指控自己的上司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在工作期间对她进行性骚扰。克拉伦斯·托马斯是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一名法官，在民权英雄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退休之后，他由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W.Bush）指任，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希尔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孤树村，由浸信会的农民教友抚养长大，是家中十三个孩子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她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是阿肯色州的奴隶。希尔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从高中毕业，顺利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深造。希尔在教育部和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ttion，EEOC）工作期间，托马斯一直是她的上司，她同时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讲授合同法课程，一直单身。

当年的庭审现场进行了全程录像，通过直播，人们全神贯注地观看了整个庭审过程。录影中，希尔坐在全部由白人男性组成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面前，用谨慎、清晰的语调陈述了托马斯在她为其工作的多年里，跟她讲话时那种充满性暗示的粗俗方式；并且详细地列出了她的前上司曾在工作场合提及的色情电影明星、阴茎尺寸以及阴毛……然而，她却受到了来自保守派新闻媒体的嘲讽，被委员会的许多成员怀疑、侮辱，还有一些证人形容她不可理喻、性冷淡、没准患有“被爱妄想症”（erotomania）——一种罕见的心性疾病，会引发女性幻想与有权力的男性发生性关系。

来自怀俄明州的参议员艾伦·辛普森（Alan Simpson）对希尔的“癖性”（proclivities，这个词由保守派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提议作为“描述同性恋的密语”）提出质疑。还有一位名叫大卫·布洛克（David Brock）的学者认为希尔“有点古怪，还有点淫荡”。在希尔结束了她的证词之后，约翰·道格特（John Doggett）——托马斯的一个老同学，同时也是希尔的旧识——以证人的身份被传唤上庭，他形容希尔有“几分善变”，推测她“幻想我这样的男人会对她产生一种暧昧的兴趣”。基于他和希尔之间短暂的社交往来，道格特猜想“她难以接受她所钟情的男性对她的拒绝”；另一方面，道格特又指出希尔“似乎很孤独”。

希尔之后写下了这段经历：“大多数媒体报道都是从‘我是单身’这个角度出发的，然而我的婚姻状态与性骚扰的问题完全是两码事。”

希尔的独身状况使她与公众原先对女性特质的认知有些违和：没有丈夫来为她的品行担保，也没有子女来证明她身为女性的意义——人们传统上信奉的女性价值，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希尔觉得，正是她的单身身份让诽谤者们极力把她置于“完全偏离正常行为规范”的境地，她写道，司法部成员们“没法理解为什么我不依附于某些特定的社会制度，尤其是婚姻”，这就使他们开始猜测，她之所以单身是“因为我嫁不出去或者反对婚姻，是个爱幻想的老处女或者仇恨男人”。

这无休止的猜测源于社会对成年女性的“预期”，我小时候在看小说的时候，也曾被这样的“预期”激怒过：女性成年后就要和男人被一纸婚书捆绑到一起，只有这样才合乎常理。而在这个看似崭新的世界：女性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与有望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男性在教育背景与专业水准上势均力敌，还有能力通过指控让这个男人的事业陷入危机。然而，婚姻制度仍然能够轻松“平衡”上述男女平权的新局面：女性依然需要这个传统的制度才能得到男性的正式认可，让那些质疑希尔的人不再把她描绘成一个有妄想症的老处女。

谈及那些针对她的婚姻状态和精神稳定性提出的质疑，希尔写道，参议员们“企图把婚姻、价值观念和可信度联系起来”，还促使人们去思考，“像我这样的一个35岁的黑人女性，为什么会选择追求事业成功而不是选择婚姻——焦点被转移到了与案件本身无关的问题上，使我成了一个不被信任的人”。

事实的确是这样，希尔的证言并没有被采信，至少没能对委员会成员的决定产生影响。听证会结束后，没过几日，克拉伦斯·托马斯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就获得了批准。

但希尔不是当代的海斯特·白兰，注定要过被流放的生活。相反，她的出现对这个国家及其权力结构产生了长久深刻的影响。“性骚扰”成为了一个专业术语，它不仅被编进词典，更渗入到美国人的思想中，无论已婚还是未婚的女性都会有意识地面对、反抗在工作时受到的骚扰。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观念：那些长久以来被看作无可厚非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女性群体的歧视、压迫与残害。

希尔接受白人男性陪审员盘问的整个事件同样对美国的代议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1991年的时候，总共只有两名女性在美国参议院中工作。这实在把听证会大张旗鼓宣传的国家扶济政策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发布的一张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为数不多的国会女性代表团，包括帕特丽夏·施罗德（Patricia Schroeder）和埃莉诺·霍姆斯·诺顿（Eleanor Holmes Norton），她们跑上国会大厦的台阶抗议，要求给予希尔继续指证和上诉的权利。

委员会对希尔事件的处理方式在社会上激起了一波历史清算的浪潮，大批女性向这个国家一边倒的偏见和由男性组成的代表机构发出声讨。在希尔进行指证的第二年，竞选参议员的女性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她们当中共有四个人竞选成功。其中之一是来自华盛顿的佩蒂·莫里（Patty Murray），她反复强调托马斯一案的听证会激励了她踊跃参与到政治选举中来：“我当时一直盯着整个委员会，心里想着‘天啊，如果我也坐在那儿的话，谁会说出我内心的想法’。我的意思是，所有的男性，他们不会代表我发声。我感到迷茫和无助。”还有一位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Carole Moseley Braun），她是历史上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竞选参议员成功的非裔美国女性。人们把1992年这一年称作是“女性之年”。

毫无疑问，人们对希尔一案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亡和强暴威胁）对希尔的生活和事业造成了颠覆性的改变，但她的人生还在继续。她并没有被社会永久地拒之门外，无论是她的事业还是个人生活。如今，希尔在布兰迪斯大学讲授法学课程，并且和她十多年的伴侣一起居住于波士顿。

希尔之所以没有被当作一名离经叛道者完全被社会除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时候的希尔有很多同盟。很多像希尔一样的女性，她们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和工作，并在社会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在1990年之时，35岁至44岁的已婚女性数量占比已经从1960年和1970年的87％下降到了73％。

“在90年代，女性开始接受、关注自身的性别，并且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性’。”希尔在2013年的时候这样跟我说。希尔看起来和过去也许不太一样，但她对未来信心十足，正是这一点让她具有足够的震慑力，使那些参议员们如坐针毡。艾伦·辛普森曾向委员会列举了应该提防希尔的多条原因，并极具煽动性地警示说：“小心这个女人！”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需要“小心”的，可不只是这一个女人，而是数不胜数的女人。

重大的转折

距离托马斯一案的听证会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在旧金山的联邦俱乐部发表了他的竞选演讲。在他的演讲中，奎尔就罗德尼·金一案所引发的1922年洛杉矶暴动事件提出自己看法。“我们所看到的缺乏法律约束的社会混乱，”奎尔辩称道，“与家庭结构的解体直接相关。”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他出乎意料地朝一个电视剧角色大肆开火。

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出品的电视剧《风云女郎》（Murphy Brown）中，由坎迪斯·伯根（Candice Bergen）饰演的同名女主人公墨菲·布朗即将分娩，但她与孩子的父亲并没有结婚也不是情侣关系。奎尔将其视为“当今社会上那些高智商、高薪职业女性的代表”，对于这种未婚生子的做法他十分担忧，“女性们独自抚养孩子，还将其称为另一种生活方式，这真是极大地贬低和嘲讽了父亲存在的重要性”。奎尔的这些评论使他自己，连同虚构的角色墨菲·布朗和她的孩子艾弗里一起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这也让这位女主人公的未婚身份比她其他方面的特质更惹人瞩目。

当然，奎尔的担忧并不只在墨菲身上。在抛出他那个流行文化的难题时，奎尔又搬出了那套关于福利项目是如何不利于婚姻发展的典型保守派说辞。看得出来，奎尔十分担心这种脱离婚姻的新式身份，会遍及各个收入层次的女性群体。事实上，一种新兴的生活模式的出现已经是大势所趋：假如女性能够独立生存（很多人都愿意这样做），并且当她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男性就不再是经济保障、社会地位、性生活以及后来根据事实显示的，在生儿育女方面的中心了。

虽然那时的奎尔肯定没有意识到，但1992年的确是后来被研究者称为“重大转折”时期中的关键年份。在90年代初期的那些年份里，不仅女性的结婚年龄一直都在延后，初次分娩年龄早于结婚年龄的趋势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古旧的文化制度和宗教规范在这个时候遭到了一次强力反叛，它们曾被人们认为是女性身份和形成家庭的根基所在，虽然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婚前性行为和未婚先孕的情况一直都存在。然而体面正派的官方公共道德准则却始终要求人们先结婚再生养孩子。如今，这个顺序已经被打乱了，而在众多的美国人中，对此感到最为恐慌的是那些对政治掌握着几乎是绝对控制权的男性群体。

奎尔发表竞选演讲两年后，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院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也同样在一次演讲中强调了未婚母亲和社会动乱之间的关联，并声称“我们正见证着这个国家一点点走向崩溃的边缘，而这都归咎于单身母亲”。1994年，前总统乔治·布什的儿子杰布·布什（Jeb Bush）在佛罗里达州竞选州长时说，接受社会救济的女性“应该能够过上稳定的生活，并且能够找到丈夫”，在这之后没多久，他就出版了一本书。在书里，他认为年轻女性未婚生子的原因是“人们不再觉得这种行为不光彩”，他建议社会也许应该重拾对这种行为的批判，视之为“耻”。

乔伊斯林·埃尔德斯（Joycelyn Elders）一直毫不避讳地宣扬并提倡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药品法规和堕胎权利。1993年她接受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委派出任美国卫生局局长。第二年，在一次以艾滋病为主题的联合国大会上，埃尔德斯因为表达了支持将手淫列入性教育课程的观点引起了公愤。当时会议正在讨论艾滋病这类传染病，在这个背景下，她提出这一倡议非常合理。但是，与会人员难以接受埃尔德斯所倡导的这种不需要同伴参与，也不会导致怀孕的独立获得性快感的方式，最终导致指派她上任的总统要求她递交辞呈。

“当时真是让人忧心忡忡。”安妮塔·希尔在2013年的时候这样跟我说，在那会儿，一些美国人“仍顽固地认为我们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还停留在电视剧《把它留给比弗》（Leave It to Beaver）的时代”。在这个想象中的白人世界里，性行为是异性恋专属，并且一定带有繁衍生殖功能的。女性会成为妻子与母亲，过着中产阶级的安稳日子，接受自己被指定的性别角色。“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这样的世界并不存在”，它只是美国人勾勒出的理想幻影，希尔说道。

如今，即使是在流行文化的大背景下，《把它留给比弗》也已经被玩世不恭的《罗珊妮》（Roseanne）（一部大胆向传统发起挑战的情境喜剧）代替。《罗珊妮》围绕一个典型工人阶层核心家庭展开，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罗珊妮把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调侃为“漫长的无期徒刑，并且看不到重获自由的希望”。这种氛围随即蔓延开来，在与家庭有关的影视节目里，摆脱婚姻与家庭桎梏的女性形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从1993年起，福克斯（FOX）推出一档名为《我的女友》（Living Single）的电视连续剧，这部剧讲述了一群来自布鲁克林的室友故事，由著名黑人女歌手奎因·拉蒂法（Queen Latifah）担任主演。翌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也播出了一个由白人主演、以曼哈顿为故事背景的版本作为回应，这就是著名的《老友记》（Friends）。1994年到1996年，记者坎迪丝·布什奈尔（Candace Bushnell）在一家周报上开设专栏，取名“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后来专栏文章整合成一本书，被改编成电视剧，由美国家庭影院频道（HBO）搬上了荧幕，轰动一时。

1992年，特里·麦克米兰（Terri McMillan）的小说《等待呼吸》（Waiting to Exhale）正式出版，它讲述了四个女性好友（其中几位刚被男性抛弃）是如何在个人生活和职场生涯中乘风破浪、笑对人生的故事，这本书蝉联畅销榜数月，也即将被改编成电影。四年后，英国作家海伦·费尔丁（Helen Fielding）出版了《BJ单身日记》（Bridget Jones’s Diary），标志着新的文学流派——“鸡仔文学”的形成。它专门讲述特定女性群体的故事，即那些被布里奇特的闺蜜自嘲式地形容为“敢于拒绝爱情中的任何妥协并且掌握独立经济权的先锋”女性。

而随着千禧年的来临，要想“防备”所有那些即将改变美国的女性，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奇怪的萌动

大量的女性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放慢了她们步入婚姻的脚步；她们能够这样做，直接得益于上一代女性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性别方面“打下的胜仗”，这也正是我们所熟知的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在我为这本书进行前期调查时，那些参与了第二次浪潮的女权主义者们让我彻底明白，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当下社会风行的不婚或晚婚行为，并不是我们这代人的发明，而是从她们那里肇始的。

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是完全正确的：女权主义不仅唤醒了众多女性的意识，还为她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论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自身原因，她们都有机会选择晚婚或者干脆不婚。

然而，卷起这次浪潮的人数还没能足够产生一种摧毁性的力量，改变社会主流的婚姻方式，至少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虽说第二次浪潮的胜利一举扭转了原先的婚嫁格局，使我们这代人有更多机会推迟婚姻；但这次浪潮并没有将自身架设在婚姻的对立面上，它反倒从令人窒息的婚姻状况出发，向世人发出呼吁。

这一问题在美国女性的心底已经无声深埋多年了。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一种奇怪的萌动，一种不满足感，一种深沉的渴望降临到女性的身上。每个住在郊区的已婚妇女都在独自一人与之抗衡。当她们整理床铺、去杂货店购物、挑选沙发套子、和孩子们一起吃花生酱三明治、开车接送男童子军和女童子军们、夜晚在丈夫身旁躺下时，她甚至都不敢问自己那个埋藏在心底已久的问题：“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了吗？”

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在书中的第一段，贝蒂·弗里丹就一片片地剥去了上世纪中叶美国现状的外皮，将真实的内核赤裸裸地展现给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们：在她看来，成千上万的女性亲身经历的厌倦、愤怒和痛苦，均来自所谓专家们的“言论桎梏”，他们认定女性“只有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才能实现她们的人生价值”。根据弗里丹的观察记录，这些“智者”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来告诉女性们“如何使自己拥有一个男人并且让他永远待在自己身边……真正的女性不需要职业上的成功、更高的学历和政治权利——只有老掉牙的女权主义者们才去追求自力更生的生活和发展机会”。弗里丹还写道，那些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成长的女性，对自身潜在发展的认知十分局限。她们矢志不渝地相信“从少女时期开始直到人生结束，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相夫教子”。

《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这部书的第一版刚上市就卖出了一百四十万册，虽然它的畅销似乎说明了当时弗里丹的观点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得到人们的接纳和认可，但是直到它成为第二次浪潮的发轫之作时，才真正得到了广泛关注。20世纪中叶，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群体普遍早婚，并受到家庭生活的束缚。在这本书的号召下，女性解放的意识一下子在人们心中爆发了。

但有件事却颇为奇怪，正如法学学者瑞秋·莫兰（Rachel Moran）指出的那样，虽然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运动号称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早期和普通的婚姻状况”，但极其讽刺的是，推动这场运动浪潮的支柱性力量中，没有单身女性什么位置。

尽管《女性的奥秘》这本书是向束缚女性自由的镣铐——早婚早育——发出的一声呐喊，但作者并没意识到（甚至没有考虑过）婚姻本身也是导致问题出现的因素，或者说婚姻对女性来说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选项。弗里丹主张赋予女性一定的权利，强调要扩大女性在家庭之外的活动，但是这个观点却没有质疑家庭本身在她们生活中的首要地位。

在弗里丹的书里，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到，她把男性对女性的关注与女性价值的实现本能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还把单身女性置于了一种极其绝望的境地中。弗里丹带着非常困惑和难以置信的语气写道，“很是奇怪，不少精神病医师根据临床经验判定，单身的女病人要比已婚的女病人更开心一些”。另外，她还把苏珊·安东尼，一个传奇的“怨愤泼妇”式的人物，列入早期女权主义者的队伍，并且富有让步精神（她的胸怀该是多么慷慨大度啊）地承认，虽然“当其他的‘女性参政者’开始结婚和生孩子的时候，安东尼觉得她们背叛了自己”，但她并没有变成那种“和一只猫孤独终老的刻薄老处女”。

1966年，弗里丹参与创办了全国妇女组织，并出任该组织的第一届主席。在一次电视访谈中，有人问及全国妇女组织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的时候，她回答说，其主旨是阻止“女性将婚姻和抚育子女同工作结合到一起”。这一组织宗旨进一步说明，其不“接受社会对于女性的传统设定，即一个女人必须要在做贤妻良母和走进职场这两者中做出选择……我们相信，真正的两性关系是建立在一种新式的婚姻观念上的，是对责任的平等分担”。这在当时（直到现在也是！）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观点，但是全国妇女组织不该只是全国已婚妇女组织；而且不少迹象表明，这个组织认为每个女性都需要（或者都应该）按部就班地结婚和养育子女。

这只是弗里丹狭隘观点的其中一个面向。

她没有考虑到那些也许并不想被强迫加入这类新办协会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也没有注意到那些已经转变了婚姻模式的，在近几年以及在将来都越来越不依赖婚姻的，已经不再选择做家庭主妇而是选择外出工作的，以及从丈夫的控制中独立出来、能够同时供养自己和孩子的美国女性群体。另外，她还忽略了广大的黑人女性。

对于遭受性别和种族双重歧视的黑人女性来说，相较于她们的白人同龄人，她们接受大学教育和拥有“财政大权”的概率更低，她们的父母和未来的丈夫也不大可能接受大学教育，享有较高的经济地位，而且她们更不可能拥有外出工作的选择和机会。因此，黑人女性很少会像弗里丹的读者们所体验到的那样，对繁冗的家庭生活萌生痛苦的醒悟。

事实上，在弗里丹被历史铭记与致敬之前，黑人女性就已经在相关领域做出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贡献。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城的律师萨迪·亚历山大（Sadie Alexander）曾提出女性渴望“自己也成为创造世界辉煌的一分子”，她们希望自己可以参与到那些“能生产出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的工作中去。亚历山大认为通过这种途径，女性的地位和受保障程度会提高。另外，“如果她们意识到自己处于制造者的位置，她们就会收获一种满足感，有助于她们获取内心的平静与幸福——这里原先在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可见，早在弗里丹之前，亚历山大就已经在为女性的利益而申辩了。

就在弗里丹因为倡导已婚女性工作（事实上，黑人女性已经提倡了很多年）而被认为开启妇女运动之滥觞时，黑人女性却因为各种扰乱社会的理由被加以指责。在《女性的奥秘》出版两年后，那些用实际行动践行书中观念的女性，在一场席卷全国的讨论中被推至风口浪尖：人们认为她们不仅参与影响了黑人家系单位的权力分配，还引发了社会和经济动乱。

1965年，美国劳工部助理部长，同时也是未来的纽约参议员——丹尼尔·帕崔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发布了一则名为《黑人家庭：需要国家为之采取行动》（The Negro Family：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的报告。这份报告详尽地分析了自建国起便一直困扰美国的种族议题。莫尼汉说，“美利坚合众国，是伴随着黑人奴隶制的先天缺陷出生的，黑人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是这个国家辉煌历史中无法抹去的污点”，这种不平等，早已背离了“《独立宣言》所许下的全部承诺”。莫尼汉明言，随着中产阶级白人所在的城郊区快速发展、非裔美国人位于的贫穷城市逐渐走向衰败，一道无法跨越的阶级鸿沟已然在种族群体之间形成，“由于这种新型住房模式的产生——其中大部分是由联邦政府提供经济支持的——恐怕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校园系统的种族隔离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然而，尽管上述观点认识到了黑人与白人之间，从古到今，并将持续下去的不平等，莫尼汉最终还是把他的言论归结为一点，而这一点是如此冷漠无情：黑人贫穷的根源来自婚姻形式的解体，对此，那些叛逆的女性难辞其咎。“黑人家庭情况的恶化，”莫尼汉说道，与众多解体的婚姻关系、私生子现象以及“几乎四分之一的黑人家庭生活都是由女性主导”的事实紧密相联。

让我来梳理一下其中的逻辑关系：在经济十分动荡的社区，仅靠一份很低的薪水养育孩子，常常难以为继。但是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单份收入的情况不仅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原因。越来越少的赚钱机会让婚姻不再有利于女性自身的生活，女性离开家庭外出工作不仅没有危害性，相反，还有利于促进处于劣势的黑人社区和黑人家庭的稳定发展。然而莫尼汉却认为，女性如果脱离了男性的控制，掌握了家庭生活的统治权，会将社会秩序卷入混乱、病态的洪流；母系社会结构凭空而生，不仅不符合美国社会之常理，还与父权制的结构体系相违背，进而“严重阻碍社会整体的发展进程”。

单身者的慰藉

在欣欣向荣的女权运动中，那些比弗里丹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开始获得广泛关注，她们竭力主张女性不应该只单纯要求工作上的平等，摆脱婚姻的束缚同样是女性应该享有的正当权利。

1969年，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马琳·迪克逊（Marlene Dixon）写道：“婚姻制度是长久以来压迫女性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在历史的长河中，生而为人妻正是引起女性反叛的根源。”第二年，女权主义者希拉·克罗南（Sheila Cronan）也写道：“婚姻制度使女性变成了奴隶……女性若想获得自由，必须卸下婚姻制度的镣铐。”除此之外，还有激进的女性主义作家安德莉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发表的那句著名言论——“婚姻是将强暴变为现实的一种制度”。

1970年时，女性首次结婚的中值年龄逼近21岁，在18岁以上的美国人中，已婚人数所占比例为69.4％。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数据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显示了当时社会与政治各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卓越成效：1960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使用避孕药，向性解放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1969年，石墙事件引发了同性恋群体的维权运动，这些无意与异性结合的男人女人们一直坚持不懈地争取社会的认可。

作为政治派别登上历史舞台的女同性恋者在第二次浪潮中并不是很受欢迎。众所周知，弗里丹把同性恋者称为“紫色威胁”（lavender menace），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对那些所谓“仇视男人”的女权主义者表示嫌恶，她认为她们“藐视男性、藐视婚姻、藐视生育的言辞与行为”，很可能会歪曲女权主义的信条——“女性在渴望平等权利的同时，也渴望继续爱她们的丈夫与孩子”。

实际上，长久以来，同性恋者所主张的权利与女权运动之间的交集，不仅揭示了存在于社会改革论者和性改革论者中的恐同症，也说明了即使在1970年代众多女权主义者的心里，也很难相信一个异性恋女性会坚持单身——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看来，假若一个女性冒出了不想与男人结婚的想法，唯一让她们相信和接受的理由便是这个女性是一个同性恋者。

直到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种观点才得以改变。

20世纪70年代初期，女权主义迎来了一颗新星、一个强有力的宣传者，她愿意支持（这种行为很是稀缺，为此她常常感到十分沮丧）各种不符合主流趋势的、有缺陷的、多元化的运动，并且卓有成效地将她那些颇为犀利的观点传播给广大民众。

斯泰纳姆从她的家乡托莱多（Toledo）来到纽约市后，便开始努力经营自己的事业——她成为了一名出色的作家，为出版行业和电视媒体写作。她曾经和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等人一起被列为“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她也是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媒体钟爱的时尚女性，斯泰纳姆经常被拍到与各色知名男士并肩同行，出入不同的社交场合，其中不少男性都是她约会的对象。

斯泰纳姆算是比较晚才接触到女权主义的。1962年，她写了一篇关于避孕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她探讨了女性被迫在事业与婚姻中做出选择的社会问题；第二年，她隐藏真实身份，秘密潜入由休·赫夫纳（Hugh Hefner）开办的花花公子性主题俱乐部，亲身体验“兔女郎”的真实生活。而在政治方面，她所参与的活动都与民主党、公民权利以及反战运动有关，当时她的活动范围还没有涉及蓬勃发展的女权运动。1963年，就是《女性的奥秘》出版当年，斯泰纳姆也写了一本书，叫《沙滩指南》（The Beach Book），这是一本旅游指南，其中不乏一些有意思的内容，比如教人们如何把皮肤晒成健康的颜色。让我印象颇深的一条建议是，读者可以利用铝箔板来吸收紫外线。

尽管当时斯泰纳姆还没有那么超前的意识，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她为女性们树立了耀眼的榜样，也为她们的生活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她单身未婚，周游四方，事业成功，而且具有自由开放的性思想。在1968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加拿大播音员摩西·扎莫尔（Moses Znaimer）向34岁的斯泰纳姆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她怎么看待外界称她为“感情经验丰富的小妞”这件事的？她究竟是怎么潜伏进花花公子俱乐部的？记者说他原本“以为兔女郎都得身材丰满性感才行”。另外，他还问她是否做饭（当时她正在访谈里熨烫衣服）？有没有想过要结婚？

“总归是会的，”她回答说，“但是这种想法过两年便会消退，两个人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关于婚姻她是否有想过很多？“的确想过，”她说，“你会想象那种生活，当你结了婚，你就要和你的丈夫一同外出……也许只有女士才会想这个问题……你会忍不住想，‘这样一来，我的名字将会变成格洛丽亚·布格尔迈斯特（Gloria Burgermeister）……还是算了吧。’”扎莫尔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当你年龄渐长的时候你对未来的展望是什么？”

“自由，”斯泰纳姆回答说，“然后变老，带点坏脾气。”

一年以后，斯泰纳姆写了一篇名为《黑人获得权力之后，女性需要自由》（“After Black Power，Women’s Liberation”）的文章，她在书中讲述了正蓬勃兴起的女权运动。同一年，斯泰纳姆还报道了一场在格林威治村掀起的、以讨论堕胎为主题的风潮（20岁出头的时候，她曾在欧洲堕过胎），斯泰纳姆的人生这时候已经走在转变的道路上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她不仅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还和雪莉·奇泽姆（Shirley Chisholm）、贝拉·阿布祖格（Bella Abzug）、梅丽·艾弗斯（Myrlie Evers）、范妮·露·哈默尔（Fanny Lou Hamer）以及弗里丹一起联合组织了全国女性政治会议。1971年，她与蕾蒂·科汀·波格莱宾（Letty Cottin Pogrebin）一同创办了《单身女性》杂志（Ms.）。该杂志的名字体现了对世俗观念的反抗——婚姻状态不应该是判定女性身份的标志。

斯泰纳姆最无与伦比的天赋，是她能够将那些激进的观点融汇在引人入胜、简练精粹、极具时代性的言论中。

“我们女人正逐渐成为我们想要托付的那个男人”，她认为反对婚姻不是拒绝男人，也不是拒绝爱，而是提倡一种充实的、平等的女性生活，“说女人需要男人，就像是说鱼需要自行车一样”，她常会杜撰些新鲜的表述（虽然实际上这个比喻是出自澳大利亚的教育家伊丽娜·邓恩［Irina Dunn］）。斯泰纳姆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婚姻让女性只剩下了“半条命”，她曾经解释说她现在没有结婚，以后也不会结婚的原因是“我不愿在牢笼中寻欢作乐”。借这句俏皮话，斯泰纳姆表达了自己对延续至今的生活方式所持有的不满与愤怒。

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她的信徒。

“我觉得（她）是给了单身者们一些慰藉，”贝蒂·弗里丹在提到斯泰纳姆时这样说，“但其实，她是个骗子。她的身边一直不缺男伴。而且，我有次看见她在肯尼思理发店，整张脸藏在一本《时尚》（Vogue）杂志后面，任凭理发师把她的头发染成一缕一缕不同的颜色。”

2012年，斯泰纳姆本人也向我证明了这一点，她说她一直对敌视和诋毁男性的讽刺画“有些免疫”，因为“我的生活中确实一直都有男人”。也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够在单身生活的问题上发表比前人更具吸引力、更独到的见解。斯泰纳姆的美丽，她的独立，她光明正大展现出的异性癖好，以及那些源源不断的追求者，这些都明确说明她既不冷酷无情，也不敌视男性，更不是个同性恋者。不管斯泰纳姆（以及像她一样生活着的女性）是否依赖男性，她似乎都很享受这种自由的生活——这已经是对传统观念的极大颠覆了。

两件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促使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加入斯泰纳姆的阵营。

早在1965年的“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Connecticut）中，最高法院就已经在已婚夫妇的案例中，做出了避孕合法的裁决。法院认为，禁止夫妇采取避孕措施侵犯了夫妻卧室“至深圣殿”的隐私。但对于单身女性来说，相关的决议要等到七年之后才出台。在1972年的“艾森斯塔特诉贝尔德案”（Eisenstadt v.Baird）中，法院推翻了禁止向未婚人士出售避孕药的法律条文，由此确保了“每个个体，不管已婚还是未婚，都有权利反对政府无端干预那些会对个人命运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情，像是否生育孩子的决定”。

这项决议确保了异性恋群体中的两类人（已婚和未婚群体）都能享受各自的权利，还打破了一些长期存在于社会中的婚姻法教条，这些法律条文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从众多方面反映：女性由于婚姻而丧失了许多应有的身份和自由权利。“已婚夫妇不是个共享心智的单一整体，”法官威廉·布伦南（Willian Brennan）在他的裁决中写道，“而是两个个体的结合，彼此依然拥有独立的理智与感情。”这项决议像是《单身女性》杂志的一个法律版本：它承认了美国人的权利既不应该被限制，也不应该被滥用，更不能潦草地由结婚与否的状况来决定。就像历史学家南希·科特（Nancy Cott）写的那样，通过“呼吁单身女性应该享有和已婚夫妻同等的隐私权，（艾森斯塔特）向前迈了一大步，她正在把婚姻从官方道德准则的桎梏中解救出来”。

一年以后，法院在裁决“罗伊诉韦德案”（Roe v.Wade）时，承认了堕胎的合法性。这项决议对已婚和单身女性都产生了同等的影响力。但是对于那些单身的女性来说，堕胎合法化让她们多了一种可以不依靠婚姻生活的选择。

女性能够自力更生的观念就这样不断地渗透进整个国家意识中，1973年，《新闻周刊》（Newsweek）的封面故事不遗余力地称赞：“单身是在美国人中出现的一种具有强烈仪式感的、受人尊重的新型生活方式……它也许是许多人的归宿。”1974年，国会通过了《平等信用机会法》（the 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保障女性在信用卡、银行贷款、住房贷款和购房方面的权利。

尽管妇女运动发起的初衷和努力方向都不是为单身女性争取权利，它在政治、经济和法律领域所施加的影响，还是为女性提供了选择不婚或者晚婚的权利。到了20世纪70年代，女性的生存环境愈加完善：她们拥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更自由的性生活以及更宽裕的资金。

这些前所未有的成果，有力地冲击着在前女权主义时代的婚姻形态，同时离婚率也一路飙升；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这一比例接近50％。高离婚率对那些一直是单身以及目前是单身的女性，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首先，随着单身人数的相对增加，社会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对单身女性群体的歧视。其次，它让公众重新审视婚姻这种制度，婚姻生活其实有好坏之分——一段婚姻如果让你忍无可忍，不如选择结束。这种意识为那些宁愿不结婚也不要一段缺憾婚姻的女性们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归根结底，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运动并不以降低结婚率为目的，也不拒绝寻找男性伴侣（就像大多数女性的真实生活那样），它只是想要探寻、扩大更多的可能性，并且使婚姻的阴影尽可能少地遮挡未来的光明前途。就如同法律学者瑞秋·莫兰写的那样，“最为讽刺的一点是，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在为女性创造单身条件的同时，却忽视了单身女性这一重要群体的存在。”

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之时，虽然从未结过婚的人口比例达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统计数据很可能受到二战后美国生育高峰期那代虽已结婚，却准备离婚的庞大人群影响），但是女性结婚率明显下降，首婚的年龄中值已经升至22岁。

1981年，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出任美国总统，随即对女性恶言中伤，称女性——他的原话是“福利女皇”——利用政府援助来代替对丈夫的依赖。里根是跟随新右翼的崛起而登上权力宝座的，并且始终与新右翼的主张保持一致。新右翼是一个由财政和社会保守派组成的联盟，它不仅是宗教右翼的支持者，其中心思想还与20世纪以来取得的社会进步背道而驰。里根总统上台后便表示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这项修正案自1940年起就一直作为共和党的提案予以保留；他支持所谓的《生命修正案》（Human Life Amendment）——这项法案几乎禁止了所有的堕胎方式，还把受精看做是生命的源起。

这是美国后女权主义时代（post-feminist）的初期阶段，妇女运动和单身女性群体不断受到压迫，而单身女性群体的庞大数量似乎又预示着这种压制不会持续多长时间。

1985年，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男性研究者们进行了一项调查，他们发现一名从未结过婚的、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40岁女性，在接下来的人生里选择结婚的概率只有2.6％。受这个说法启发，《新闻周刊》发表了一则臭名昭著的封面故事，名叫《婚姻困境》（“The Marriage Crunch”）。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抛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观点：一位40岁还单身的女人，相比结婚而言，她更有可能死在恐怖分子手里。《人物》杂志（People）也登出了一些未婚名人的照片，并在这些照片的上方印了“她们是老处女吗？”的标题，同时还提醒人们“大多数35岁以上的单身女性都会忘了婚姻的存在”。显而易见，摆脱婚姻的做法面临着来自社会与文化的极大阻力。

然而，越来越多的女性还是坚持走在不婚的道路上。1990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一跃升至将近24岁。这个数值创下了该世纪的最高纪录。

未来已经到来。带着过去取得的胜利余音，带着前一代女性所争取到的性自由和经济权利。这一次，未婚女性将有力地向社会现状发起挑战。而等待她们的是历史新一轮的更迭，她们将再次面对那些腐旧的政治与文化势力，以及那些急不可耐地想要把这些女战士赶回到婚姻牢笼中的人。

现如今如果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只有一些女性有意识地决定单身或者晚婚，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选择了。女权主义者提出的最激进的观点——废除婚姻——在令许多保守派人士胆战心惊的同时，也愈加广泛地传播开来。其中的政治意涵差不多被过滤干净了，“废除婚姻”俨然成为一种习惯。它所拥有的强大力量，为普通女性的人生道路指引了新的方向。女性脱离婚姻，追求独立的做法，也就是曾被莫尼汉诋毁，称之为与父权制相违背的病态行为，现在已经屡见不鲜了。

2013年的数据表明，在第一次分娩的女性群体中，大约一半都是没有结婚的；其中30岁以下的女性占到60％左右。同年，全国婚姻家庭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Family and Marriage Research）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年的结婚率已经达到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低值。“婚姻不再是必需品，”全国婚姻家庭研究中心的联席主任在谈到这项研究时说，“它只是众多选择中的一个。”

相比于几十年前——那个时候大多数女性困在异性婚姻和怀孕生子的狭隘圈子里——现在的女性能够拥有“众多的选择”已经足够令人惊喜了。上百万的女性如今都和她们的伴侣长期生活在一起，但没有结婚；其他女性则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中进进出出；她们过着性自由的生活；她们过着没有恋爱关系以及没有性关系的生活，不管是那些有孩子还是没有孩子的女性；她们可以和同性结婚或者进行民事上的结合，抑或综合以上多种选择（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对同性恋来说，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进程看起来似乎偏离了异性恋婚姻的道路。事实上，他们争取权利的目的是相同的：瓦解长期存在的婚姻制度，建构婚姻的崭新蓝图，使婚姻不再是男性——借助他的法律权力、经济权力和性权力——来压制女性的一种守旧、傲慢的方式，而是成为一个民主的、灵活的、能够以平等的心态接纳每一个人的共同体。

总而言之，不管从哪方面看，这些转变都使社会保守派最害怕的噩梦变成了现实：它们对女性身份和男性身份进行了新的思考，进而也对什么是家庭、谁拥有家庭的内外统治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越来越多的女性作为独立的群体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昭示着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各种权力——这些权力直到近代都一直被男性所主宰——都需要重新分配。

单身女性选民

2012年大选中，未婚女性选民的数量占全部选民数的23％。近四分之一的选票都是由那些没有丈夫的女性投出的，这比四年前高出了三个百分点。据选民登记中心（Voter Participation Center）的建立者佩吉·加德纳（Page Gardner）说，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未婚女性们为争取在经济和生育上的权利，倾巢而出。一支由“40％左右的非裔美国人、将近30％的拉美裔人以及三分之一的年轻选民”组成的庞大选民队伍就此诞生。

奥巴马（Barack Obama）能够重回白宫、连任总统，单身女性群体的功劳不容小觑；大多数已婚女性把票投给了罗姆尼（Mitt Romney），67％的单身女性把票投给了奥巴马，投给罗姆尼的仅为31％。2013年，在弗吉尼亚州的州长竞选中，民主党候选人特里·麦考利夫（Terry McAuliffe）成功击败了他的共和党对手，其中，女性选民一共贡献了9个点的投票率，然而单身女性选民中投票给特里·麦考利夫的人数比例则高达——按《纽约时报》的说法——“惊人的42个百分点”。未婚女性政治取向的形成，并不像人们在某些方面猜测的那样，仅仅是基于她们种族多样化的特点。根据雷克研究所（Lake Research Partners）的调查结果显示，整体而言，白人女性更倾向于把票投给罗姆尼而不是奥巴马，然而在未婚的白人女性中，却有49.4％的人选择投给奥巴马，38.9％的人选择投给罗姆尼。

2013年，专栏作家乔纳森·拉斯特（Jonathan Last）曾就25至30岁之间的女性在2000年大选中的投票情况做了一项研究。拉斯特在《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中写道：“结果表明，对于这些女性来说，结婚率是影响她们做出投票选择的最大因素。”

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女性的单身生活的确与她们参与政治选举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而且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就像2014年《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开头写的那样，“从上一辈人那里开始涌现的单身浪潮，催生出了大批未婚的女性选民，她们正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选民构成”。

保守派人士当然也注意到了这种趋势，并且对此高度警戒。2012年，反女权主义学者菲丽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宣称，奥巴马总统给了女性太多的福利，这是在把女性往婚姻的门外推。她说：“奥巴马总统一直在加强人们对政府援助的依赖程度，因为他知道那些都将是他的选民。”当代单身女性群体令保守党派十分恐惧，他们竭力将这一群体扫地出门：在2012年10月的总统竞选辩论中，当候选人罗姆尼和奥巴马被问到他们要如何遏制枪击暴力的时候，罗姆尼回答说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先要遏制美国“文化中的暴力”，也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后代，在他们准备要孩子之前，应该先考虑结婚的问题”。他的意思很明显，任何人（异性恋）都会这么做。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快要过去，虽然许多派别的政治家们已经意识到未婚女性的政治力量，但他们似乎还是不能够站在婚姻之外的角度去理解女性的生活。因此只好认为，那些从男性怀抱里挣脱出来的美国女性，正在奔向政府的怀抱。2014年年中的时候，福克斯新闻（Fox News）评论员杰西·沃特斯（Jesse Watters）把未婚女性称为“碧昂丝选民”，并且声称“她们之所以依赖政府，是因为她们没有丈夫。她们需要一些保障，比如避孕以及健康医疗等等，而且她们还渴望同工同酬”。同时，共和党全国委员会（College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中的一些年轻的保守派成员采取了一种相对温和的方法，他们本着与TLC电视台的一档名为《我的梦幻婚礼》（Say Yes to the Dress）的真人秀节目相一致的精神，剪辑制作了一系列电视广告。画面是一个单身女性选民正在试穿结婚礼服。抛开广告，这件礼服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共和党派的州长候选人，而这个准新娘正向他献上自己的投票承诺。不仅如此，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时尚》（Cosmopolitan）杂志也在这时发布了一项名为“踊跃投票”的倡议，其中包括11月4日选举日在社交媒体上投放“留个时间”的宣传口号，与之同时，还有个更加直白的说法——“和投票结婚吧”。

城市发展学教授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在《每日野兽》中声称：单身选民的力量注定是会消散的，因为单身者“按理来说……是没有继承人的”，而与此同时，其他那些虔诚的、保守的选民们却会不断往国家里注入他们的力量，因为他们拥有后代去传承他们的政治观念，由此确保了“传统的、以家庭为重的价值取向的必然胜利”。毫无疑问，科特金错误的一面在于他以为未婚者们不会去生育——事实上，未婚者们正在以空前庞大的数量繁衍着后代，另一方面在于他没有从根源上去探寻摒弃婚姻行为出现的原因。向独立生活迈出的步伐，并不像贝壳孕育珍珠那样简单，它源自世代人对有失公允的宗教、传统和社会现实的不满与反抗。

那些社会保守分子的后代，难道就不会像那些同样在保守观念浸染下长大的前辈们一样，去走那条远离传统价值观的小路？严酷的保守环境不能遏制自由思想的产生，还总是促进了对自由的追求。

这些针对单身女性选举权所发出的所有诘难，都显示了一种强烈的焦虑感——只要这些独立女性全都站出来投票，她们也许真的会对美国政治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尽管实现这种影响还具有一定的难度。

实际上，在所有的选民中，未婚女性是最难动员的投票人群。一部分原因在于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穷困的单身母亲，她们工作辛苦，收入很低，没有时间去投票亭里排长队；另一部分是因为对于那些无法享受社会保障的女性群体来说，她们根本看不到投票的意义所在。根据佩吉·加德纳（Page Gardner）的说法，2016年，“预计未婚女性群体将成为所有女性选民的主体力量，这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上次总统大选的登记结果显示，未婚女性群体中有40％的人没有参与投票。

但即使她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参与了投票，这些单身美国女性也已经用行动向世人证明（虽然这同时让很多人感到极为不安）：她们同样拥有改变美国的力量。

性自由与婚姻问题的对策

2012年，桑德拉·弗卢克（Sandra Fluke），一名来自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后来她也走上了不婚的道路），提议应为女性专门制定购买计生产品的保险条例。弗卢克的论点几乎没有涉及性自由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围绕金钱、工资、教育等问题展开，她指出女性有选择多种生活方式的权利——这些权利在今天更为普及，因为把女性的成年生活等同于结婚生子的观念已经土崩瓦解了——不能再因避孕而缴纳额外的税。

持保守观念的电台主播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在直播中猛烈抨击了弗卢克的提案。林博的盛怒溢于言表，因为他坚信：弗卢克要求这些权利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她自己能够享受不限次数的性行为。林博就这样迅速开始了对这位独立女性的诋毁，其诋毁内容带有明显的色情指向，这多少让人回想起二十年前安妮塔·希尔所受到的待遇。在他主持的辛迪加电台节目（Syndicated Radio Show）里，林博说弗卢克是“荡妇”、“妓女”、“性欲狂”，他一边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辱骂性的词汇，一边谴责和弗卢克一样的“女大学生们”。在他的口中，那些“女大学生们”和很多人发生性关系——“只要她们愿意……总而言之，她们对此毫无节制”。林博多次使用了“毫无节制”这个词语，丝毫没有遮掩自己的愤怒，他认为这是独立女性集体策划的阴谋，看样子已经成功了——她们正在努力逃脱掉婚姻和传统的约束。

弗卢克，连同站在她身后的其他独立女性们，一起爆发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正深深刺痛着保守派的神经。更有甚者，担心弗卢克的思想像瘟疫一样具有传染性……《美国观察者》（The American Spectator）杂志的一名写作者把弗卢克叫做“本世纪福利女王的原型”，并提醒人们注意，她那“成千上万”的同胞们“在今年毕业后将进入政府工作或者参与政治运动。她们会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向所有人宣传她们的理念”。

在抨击弗卢克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林博又开始猛烈诋毁一本年轻女性所写的、以食品政治学为主题的书籍，他在直播时停下来向人们发问：“这些年轻的白人单身女性到底都怎么了？”

要小心这些女人啊，这些男人口中念叨着。他们的声音无所不在。

然而还有大量的未婚女性，她们并不像弗卢克这类白人法学学生一样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因此立法者们可以更加轻而易举地对她们施以严酷的压制手段。对这样的女性群体来说，各种各样的言论和政策一直都在试图把她们赶回并且永远锁在婚姻的牢笼之中。

在共和党人看来，婚姻制度的衰落是导致社会仍然处于不平等状态的根源（但实际上，这种衰落却有力地反抗了腐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政策，使它们不再只有益于富人、白人和受过教育的群体，也使它们不再把这些利益建立在对穷人的压榨上），这种观点于21世纪初期，在共和党的幕僚之下蔓延开来。如同佛罗里达州的党内人士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所说：“把孩子和整个家庭拉出贫困泥沼的最好办法……不是政府的扶贫支援项目，而是婚姻。”在2016年共和党派的提名人选中，卢比奥的初期竞争对手包括了像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和杰布·布什（Jeb Bush）这样的政治家，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就是女性婚姻状况的重大转折时期——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抨击、打压、诋毁单身女性的各种活动。

米特·罗姆尼关于早婚问题的看法更明确，2013年，在弗吉尼亚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的演讲上，他曾向所有毕业生说：“有些人本来早就可以结婚的，但是他们却一拖再拖，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他们自己。还有另外一些人打算等到他们迈入30或40岁的时候，才去考虑结婚的问题。我私以为，他们的人生少了很多乐趣。”

随着单身女性队伍的壮大，在社会政治与经济层面的焦虑出现了：她们无法为社会繁衍足够数量的后代。

“我们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究其根本，是一直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导致的。”专栏作家乔纳森·拉斯特写道。拉斯特写这些话并不是一时兴起，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专栏里，他声称婚姻状况是影响党派立场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内容也是他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当无人生育时还能期盼什么》（What to Expect When No One’s Expecting）中的一部分。

这一言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回应。批评家们备感焦灼地指出，随着女性不再把结婚生子当成是自己成年生活的重心，我们国家的前途将愈来愈黯淡无光。《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斯·多赛特（Ross Douthat）曾写过一篇名为《请再多给我们一些孩子》（“More Babies，Please”）的文章。他在文章里把“生育率的下降”称作是一种“衰亡”、“一种只顾眼前而不着眼未来的观念”以及“畅游于现代世界的安乐，却把首先要为建设人类文明所尽的基本义务扔到了一边”。多赛特并没有明确指出促进国家人口增长到底是哪些人的义务。相比之下，拉斯特则更为直截了当。他详细列出了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还特别提醒人们，“接受大学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已经和男性持平了（后来甚至超过男性数量）”，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女性开始扩大她们的事业范围，不再只是教书和做护理工作”。最后拉斯特写道：“避孕药加上同居的潮流，二者联合在一起，打破了性别、婚姻以及生育之间的铁三角关系。”

针对这种关于人口数量的焦虑，经济学家南希·弗波莱（Nancy Folbre）在《纽约时报》上给出回应。据她所知，“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表明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由其人口的年龄结构决定”。那些人的焦虑不是出于历史证据，而是源自对过去的怀念：怀念那个——按照拉斯特的说法——联结女性、婚姻和生育的“铁三角”还没有被打破的时代。

不论那些人是在焦虑新生儿数量太多，还是新生儿数量不足，不论是在担忧穷困潦倒的女性，还是享有权力的女性，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似乎都一样：必须还原以前的婚姻准则——它依旧是测量女性存在价值的尺规。而其他那些权衡女性成功的因素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她们的故事就是这个国家的故事

有趣的是，所有这些警告、诋毁和恐慌——包括其中最激烈的行为和言论——都不是空穴来风。单身女性的确在颠覆一切；她们愈加频繁地影响着经济、政治和性别权力关系在两性间的分配。女性得以选择单身生活的能力，正影响着我们国家的选举政治。大量的美国单身女性正在改写我们对于家庭的定义，并将进一步影响我们的社会政策。

有一种（或许是无意识的）观念在单身女性遭受顽强抵抗时悄悄作祟：她们不断扩大的权力意味着社会与政治结构的破裂，其影响之深远涉及到避孕的权利、性自由、废除奴隶制、女性选举权、女权主义者的诞生、公民权利、同性恋权利以及劳工运动。

更关键的是，单身女性在那些早期的“破坏”活动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尽管快速增长的未婚女性人数以及她们所带来的影响力，看起来似乎只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撼动了整个国家，但实际上，单身女性参与建设国家的力量，早已深深铸进国家历史之中。

女性——尤其是在旧式婚姻制度消磨生命，削弱身份的背景下，那些挣脱束缚的独立女性——自这个国家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在推动社会的进步。

天命论（Manifest Destiny），19世纪在美国广泛持有的一种信条，即美利坚合众国是被上帝选中的土地，上帝将北美洲赐予美国。“天命论”下，美国不断扩张疆土，增强其在北美的影响力。
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19世纪在美国盛行的哲学思潮。超验主义者强调个体在社会的重要位置，社会革新需要通过个人的修养与完善实现。
《情感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第一份由女性组织、讨论女性权利的宣言书，由68名女性以及32名男性联合签署，是女性在争取政治、宗教、社会权利过程中获得的重大成果。
霍莉·戈莱特利（Holly Golightly），小说《蒂凡尼的早餐》中的女主人公。
《宅地法》（Homestead Act），联邦条例，政府将部分土地无偿分配给申请人。据统计，共有160万美国人民获得超过2亿7000万公亩的公共用地，占美国总领土面积的10％左右。
第19条修正案（Nine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将妇女有权投票参与政治写入宪法，于1920年8月18日正式生效。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英国作家，哲学家，女权运动倡导者。著有《女性权利辩护书》（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美国著名女脱口秀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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