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何满子
20年前，即上世纪80年代初，汪玢玲教授曾撰《蒲松龄与民间文学》一书，我因欣赏她从民间文学的途径走向蒲松龄这一切入角度有所创获，欣然为之缀一小引。这20年中，她毫不懈怠地默默耕耘，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和深掘了蒲松龄创作的各个方面，视野集中于蒲氏与民俗方面的关系，结撰成《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现书名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问世有日，远道来函通报情况。我对她治学的执着精神深表敬佩，并对她的新成绩敬表祝贺。
她多年来攻治的是民俗学专业。民俗学这一领域，较之相关的兄弟学科，这些年来似乎相对寂寞。老一辈的学者，如赵景深、钟敬文、吴晓铃等均已先后谢世，像她这样几十年专心致志、孜孜不倦地倾精力于民俗学的学者似乎不多；将民俗学和蒲松龄的艺术绾结起来作探索目标的，就我所知的，仅她一人。这是一项既需理性思考又需相当繁琐地采集实证材料的工作，必须能忍耐寂寞，持之以恒，才能锱聚寸积，取得成果。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写《中国人的忌讳》这组文字时，曾与当时尚健在的赵景深先生商谈，赵先生提到调查采集例证对治民俗学的重要，给我的印象极深。他深感这是一件日积月累、用功多而见效少的苦事，对此，凡治民俗学的人恐怕多有同感。因此我对汪玢玲撰述此书的甘苦，多少是能体会的。
《聊斋志异》是以谈狐说鬼讽喻世情的，这就牵涉到民间的原始信仰和亚宗教迷信等问题，而这正是民俗学的重要关注对象。蒲松龄著作中的俗文学部分，除了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之外，还有大量俗戏和俚曲，仅俚曲今存者尚有15种。这些戏曲的内容和表述方式，以及使用的曲牌都是民间的创造，也和民俗有关。此外，蒲松龄还有提供民间日用的杂著，如《历日文》《日用俗字》《农桑经》《药祟书》等多种，都和民俗尤其是当地的民间风习有密切的关系。要之，蒲松龄堪称研究民俗学的一大富矿。汪玢玲的这一著作恰巧在蒲松龄和民俗学之间找到了一个交叉点，既阐析了蒲松龄，又显豁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民俗现象。或者说，通过民俗现象呈现了蒲松龄，又通过蒲松龄揭示了民俗现象。
要论析《聊斋志异》的艺术，不得不谈书中大量出现的狐鬼现象及其民间渊源，即狐鬼故事的民俗意义，于是本书顺理成章地有论析鬼文化和狐文化的专章。中国原始信仰中较之其他民族的一个最大特异就是信鬼、祟鬼、祀鬼。这是初民时期就开始的，其渊源在于祖先崇拜。人死为鬼和两间人鬼并存的观念垂数千年而不废。连早期正规的史书里也奢谈鬼魂，更不要说汉晋以降的大量志怪故事和民间传说中充斥着鬼故事了。蒲松龄写了那么多鬼，是因为民间信仰中有那么多鬼，这就需要从民俗学角度解释。
狐崇拜虽较尚鬼观念为晚起，且具有地域性，但分布地区却非常广阔，而且时间绵延得十分久远，是中国“物祟”观念的重要内容。它和鬼文化一样，两者都夹缠着宗教、原始迷信而融入民俗，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风习影响至深。狐介于妖和仙之间，一些人家竟立牌位以香火供奉，延伸出不少民俗禁忌。倘不究明这些，就无以把握蒲松龄艺术的社会关系的底蕴，乃至难以理解其美学品格和表现特征。本书的第四、五章应是全书的重点和着力点，对从本源上把握《聊斋志异》的艺术建构有助。
聊斋俚曲的研究可说至今尚在起步阶段。过去路大荒等人做的是发现、整集和校订工作；国内外研究蒲松龄的学者大抵也只做了些诠释和本事探索的努力。本书第六、七两章从俚曲的取材等一般问题作了探究，并以《琴瑟乐》为标本，进行了美学诸因素的研究。蒲松龄的俚曲仅就其使用的曲牌和剧词语言，就极有乡土气，也即为当地的民俗相表里。当年胡适考证《醒世姻缘传》，说其作者是蒲松龄，举证之一就是俚曲中的语言，虽然这考证的信实度可疑，但俚曲中语言的乡土性对其民俗因素的指认却是很有意义的。
蒲松龄的一些民俗性杂著如《日用俗字》《农桑经》《药祟书》之类，因为不属于文学作品，关注者不多。这些原本是提供实用的书，如今使用功能也极小，所以很少人过问，但它们在民俗历史上仍有其价值。本书对它们也做了研究，使对蒲氏和民俗学的关系梳理得比较全面，同时也更易了解蒲氏的人格，对《聊斋志异》和民俗文化的关系的全面把握大有裨益。
本人在上世纪40年代曾有兴趣于民俗学，50年代在古小说的教学中写过一些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论文，照理，蒲松龄和民俗学两边都挨得上。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两项我都放弃了。诚所谓日疏日远，新的无进益，旧的也已荒废，所以除了对汪玢玲的新作表示钦佩以外，不能赞一词。只能从她来信所通报的这本书的情况讲出如上的感想，算是为她助兴的意思。
2002年8月
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