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仔细想想，这本书里所记录的都是关于城市的记忆碎片，而这些记忆所依附的物质载体，大都已经消失了。

过去的十几年，正是中国“城市化”高歌猛进的十几年。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成为全世界的工地和秀场，明星建筑师和明星建筑轮番登场，以摧枯拉朽之势构筑出“乌托邦”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变化的时间维度被极度压缩了，也因此显得更加剧烈。

这无疑是一个“黄金时代”。作为一个记者，我有幸坐在前排，见证了这个时代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壮举，见证了舞台中央空降的城市新地标，见证了拆迁和保护的激烈冲突——这些都是最好的魔幻现实题材。只是，在这些大拆大建的背后，有什么被我们忽视了呢？是随着物质载体的变迁而消逝的记忆。正如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所描述的，“记忆的潮水继续涌流，城市像海绵一般把它吸干而膨胀起来。描述今天的采拉，应该包含采拉的整个过去：然而这城不会泄露它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掌纹一样藏起来，写在街角、在窗格子里、在楼梯的扶手上、在避雷针的天线上、在旗杆上，每个环节依次呈现抓花的痕迹、刻凿的痕迹、涂鸦的痕迹。”

我第一次来北京是20世纪90年代初，小学毕业后的暑假，当时的北京还没那么多环，我和爸妈站在王府井，看到旅游地图上一个附近的地名，“金鱼胡同”，一定要去看看。因为在我心里，“胡同”和“北京”是画等号的，这么一条在市中心被标注的胡同，一定是最能代表北京的。到了却发现，金鱼胡同早已是一条繁华的大街，“胡同”之名只是一个残存的身份标记，在那里已经找不到任何有关“胡同”的记忆了。直到2005年，我第一次以记者身份去采访前门附近即将被拆迁的胡同居民时，才续上了这份戛然而止的“胡同”情结。我还记得，在兴隆街177号，赵更俊和妻子将红红的山楂一切两半，用小刀将中间的核细细剔除的情景。“每天早晨躺在床上就能听见奏国歌，穿过几条胡同，就是前门和天安门广场了。每天早晨六七点钟，对面第一笼包子的热气就飘出来，还有炸芝麻烧饼、麻花圈、薄脆、豆浆、豆腐脑、油条，赶着上学和上班的人都聚拢来了……”在窗下的柔和光影里，赵更俊慢悠悠地对我讲述着这个他祖辈生活的小院和胡同的故事，仿佛这一切还会不紧不慢地继续下去。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之后不久，一条扩宽至25米的马路就将从院子中间穿过，一半房屋都会被拆除。我不知道赵更俊家后来搬去了哪里，但一直记得他讲述的故事。而十年之后，人们去前门地区找寻的，也不是宽广的前门大街，而是大街周边残存的胡同，因为那里面才有更多赵更俊的故事，才有这个城市特有的记忆。

一个建筑师朋友曾对我说起他的困惑，关于城市的归属感。他重视人的城市体验，尤其在一些公共建筑中，精心设计了人的空间体验。但他发现，无论是项目业主，还是城市居民，都似乎更在乎建筑是否让人眼前一亮，好不好用在其次，更遑论公共性。一个原因是，作为城市事件主体的“人”长期被忽略，他们对城市建设长期丧失知情权和参与权，这种被动逐渐变成了根深蒂固的麻木。谁的城市？也成了一个模糊的问题。

这本书的主角，正是城市里的人。书中的文章都来自2005年至今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的城市领域的报道，由一系列“城市事件”引发，背后则是事件中的人和他们的记忆。因为这些记忆，才是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才是一个城市的归属感所在。

我时常想起有一次去西安采访，站在城墙上，就好像置身一个隔绝了车水马龙的古代城市。不禁想象北京城墙若是不拆，会不会如梁思成当初设想的场景：“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公尺以上，可以沏花池，栽植丁香、蔷薇，或铺些草地，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城楼角楼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的话，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西安规划局原局长韩骥对我强调了城墙保护背后的情感因素，他曾经去佛罗伦萨考察古城，专门拜访了当地最重要的保护组织，“我们美丽的家园”，原来会长正是美第奇家族的后人，说古城保护已融入他们的血液，因为保护古城就是保护祖先留下来的财产，其次的保护力量才是有利益关系的商人和民众。我想，如果这些城市报道能在某一时刻唤起人们的情感记忆和保护意识，也就是它们最大的价值所在。

感谢这本书里的采访对象，是他们的讲述搭建起了这座记忆之城；感谢《三联生活周刊》的同事们，这些文章里有他们的智慧和协作；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是他们为这些文章赋予了新的意义；感谢我的爱人、父母和孩子，他们陪伴和见证了我的写作，也是他们，让这些文字变得情感丰沛，有血有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