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诗集
［邵题］
这是我平生第一本书，一九五一年八月出版，距今恰恰六十二年了，当时汉字尚未简化，故可称“繁体竖排本”（其实无所谓“繁”，应叫“正体”）。关于此书，我已多次说起过，兹不赘。
邵燕祥二○一三年八月廿三日
略有可记者，四十七年前一九六六年此日，我在广播局遭遇第一次武斗，亦是老舍等人在国子监挨打的同日也。
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无责任编辑和装帧设计者大名，
印数6000册，
字数49万，81页，定价（旧币）360000元。
《歌唱北京城》
这是先生的第一本别集，由时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的诗人严辰（厂民）先生约稿、审定后，介绍到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入新诗十五首，均为新中国成立后至一九五一年间所作。
先生参加开国大典后，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与兴奋，于十月四日写下一百多行说唱节律的《歌唱北京城》，主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诗中不乏激情，但夹裹了不少政治概念。这首诗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后，先生一跃成为诗坛新秀，时年不过十六岁出头。这本诗集即以这首诗题命名。
这个早慧的诗人，十三岁发表处女作杂文《由口舌说起》，十四岁参加“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不久正式成为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成员。一九四九年六月参加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工作后，坚持业余写作，用笔跟踪解放军进军步伐，跟踪中苏新约、跟踪“抗美援朝”，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不期而至的荣誉和机遇纷纷降临到他头上——十八岁出版个人诗集，二十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诗集初版十五年后的八月二十三日，先生第一次遭遇武斗，老舍先生亦同日惨遭毒打，头破血流，次日含冤自沉于太平湖。正如巴金先生所言，每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黑色的8月23日”，故人们习惯将这一天称为老舍的忌日。杨沫先生的日记也作了注脚：“这8月23的一日一夜，将在北京文联许多同志的头脑中‘永载史册’——也将与我的生命共存亡！”
在为这本书题跋的同一天，邵先生还在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九月上海第一版第二次印刷的红皮本《歌唱北京城》上题跋：“此书可对照一九五一年华东人民初版本《歌唱北京城》，诗中有几处变动，当时仍在推敲之中。”可见诗人对待自己的作品是如何严肃认真！
［邵题］
感谢赵凤来（封面上签名）（封底上签名则是赵风来）先生，他掏钱买了这本书；扉页上“於马路湾”，或是书店所在吧，却不知是什么城市的地名。“於”字未用简化字“于”，多半写于公布简化字表的一九五六年前或之后不久。从那时赵先生初读，至今近六十年，不知还曾有哪些读者过眼。今天的朋友找我为所淘拙作题签时，他们着眼点希望书的品相“好”些，而我则不然，崭崭新的，让我常感失落，因为未经人认真读过吧，而品相略差的，可能反而表明读者多些，令人安慰。并让我想到鲁迅先生有一次拿到一位工人读者买书的钞票，他仿佛感到票面上还留着那年轻人的体温！
二○一四年元月二日
新文艺出版社
1955年5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无责任编辑、装帧设计者姓名，
字数31万，
印数10100册，52页，定价017元。
《到远方去》
这本诗集共收《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我们爱我们的土地》《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等十九首传诵较广的抒情诗，以一九五三年发表于《中国青年》半月刊的《到远方去》为书名，歌唱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以远方野外、工矿基层、重大工程为背景，抒写一代青年的青春豪情。书中除个别篇章外，都采用了半格律体以及自由体。
小人盼过年，大人怕过年。我希望我淘的书品相好些好些更好些，先生希望他出的书读者多些多些更多些（亦可说书的品相旧些旧些更旧些）。藏书与著书角色之不同，导致二者想法背道而驰，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这之前，我淘过作家出版社《到远方去》的增订本。那是《歌唱北京城》和《到远方去》两书的合集，
印数两万三千册。亦得先生题跋：
这本书出版于一九五六年七月，至今近六十年，品相保持得不错。查书前书后所钤印章，系河南师范学院第二分院（不知在郑州抑或开封），几乎在出版后第一时间——同年八月入藏图书馆，直到“一九六三年三月清点”的近七年间，只有一位签名“石文起（？）”者借阅，这样就干干净净的了。
这本诗集，在我个人的写作生涯中，是一个阶段的标注。至于对新诗史和阅读史来说，它主要的意义在于充当有关文艺工作者在五十年代思想改造情况的参考资料。言念及此，它在河南一高校中没有第二个读者，也就不必遗憾了。
燕祥题于二○一三年
其实，先生内心还是有些许遗憾的！
［邵题］
这本薄薄的儿童诗集首印十万，后来似又加印过三万册，是我诗文集单行本印数最大的。共收诗五首，都带一定叙事性，这怕也是为中高年级小学生写诗的诀窍之一。其中前三首，皆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节目应时而作。头一篇更是配合建党三十年宣传的，然客观上为个人迷信推波助澜，多年前函复蒋风教授：在选编拙诗给孩子们时，请不要再选这首诗了。
邵燕祥为跃华所淘旧书题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王白水绘图，马如瑾装帧，无责任编辑大名，
字数2万，
印数100000册，34页，定价014元。
《八月的营火》
大作第一篇《毛主席开的甜水井》作于一九五一年七月，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儿童节目广播，次年刊于《中国少年报》。《八月的营火》原题《七月的营火》，收入此书并作为书名时正值反胡风运动，而“七月”是胡风主编的诗丛、文丛之名，其作者均以“七月派”罪名沦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故临时将书名改为《八月的营火》了。
先生函复蒋风教授“不要再选”的这首诗，比我小学时学过的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文字优美多了。虽然诗中也有“太阳只照白天不照夜晚，毛主席日夜把人照亮”这样的诗句，但这是十八岁青年诗人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代表着当时广大翻身人民的意愿。“词坛巨匠”乔羽先生曾这么对我说过：“我们那个时候完全相信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意气风发建设新中国，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充满了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先生历经“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后，对个人迷信有了清醒认识，思想上不再盲从。
胡风（一九○二—一九八五），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领导工作，通过编辑出版《七月》杂志、“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推出了艾青、田间、邹荻帆、阿垅、路翎等一大批青年作家、诗人。解放后，胡风因文艺理论之争受到政治批判。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其逮捕。“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先后有两千一百多人受到牵连，其中九十二人被捕，六十二人被隔离审查，七十三人被停职反省。一九八○年至一九八八年，中共中央三次下达决议，始为这场大规模的文字狱彻底平反。
此书为北京图书馆旧藏，编号520596，二○一四年二月十五日从北京市昌平区沫若书店购得，九成品相，一口价一百九十六元，孔网上只有这唯一选择。
［邵题］
老舍先生早年有本短篇小说书名《赶集》，意思是“赶”着编出的“集”子。我这本书也是个“赶集”。因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到远方去》（内收一九五四年诗作）小有影响，随后就把一九五四年冬至五五年夏半年多的诗，编成这一《给同志们》，其中近半数是“赶任务”、配合时事和政治运动的急就章，思想和艺术质量都不如《到远方去》多多。但一上来却打出一万八千的印数。可见印数不与书的质量成正比的，又一例证也。
二○一四年一月二日
作家出版社
195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无责任编辑和封面设计者大名，
字数3万，
印数18000册，72页，定价024元。
《给同志们》
《给同志们》收入先生新诗十七首，包括较长的叙事诗《母亲》，其余多为有意识地为政治服务之作。这些诗因为从概念出发，往往流于标语口号化。因指导思想的错误，《就在同一个时间》等篇章，在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后来在不同场合和一些文字中作了反省。
一九三四年九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老舍先生的第一部短篇小说《赶集》。这个“赶集”不是逢一四七或二五八到集上去卖两只鸡或买二斗米的意思，而是说集子里的十五篇小说都是赶出来的。老舍先生自谦“我的才力不长于写短篇”，可是自从沪战后，刊物增多，各处都找他写文章，他既蒙赏脸只好捧场。但同时写几个长篇自然做不到，于是由靠背戏改唱短打，这么一来约稿信越接越多。“报酬少，少写不如多写；怕得罪朋友，有时候就得硬挤；这两桩决定了我的——也许还有别人——少而好不如多而坏的大批发卖。这不是政策，而是不得不如此。”
先生“配合时事和政治运动的急就章”，十之四五也是“赶任务”赶出来的。这些诗歌取材于党报党刊，莫须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运动”扩大化，使他犯了“人云亦云”的错误，但有的篇章至今还有现实针对性，比如《多盖些工厂少盖些礼堂》：“……一个是礼堂，一个还是礼堂/一个月有二十九天空空荡荡/设计家树立了自己的‘纪念碑’/‘慷慨家’摆出了自己的排场/浪费了人民多少血汗钱/啊，如果用这些钱来盖工厂……/社会主义的工业，难道说/建筑在礼堂的弹簧皮座椅上？”这与当前中央整治“四风”精神是多么不谋而合，历史确实有着惊人的相似，谁说不是呢！
［邵题］
燕祥遵嘱题跋：
几年以来，跃华一直向我要这本《芦管》，因网上淘不到。但我也找不到了。今年病目，限制读写，翻检旧书报刊，却在一个嵌墙书架的角落发现十二本，大喜，忙告跃华，让他安心。翻检旧作，有两事可记。一、 《儿童铁路进行曲》，是老作曲家向隅一九五五年从他工作的灰楼（中央台音乐部），亲到粉楼（我所在政播部工业组）办公室，向我介绍有关报道，让我写这首命题歌词的。写好后他谱了曲。向隅早年去延安，曾参加《白毛女》作曲。一度任广播局编委会成员，中央台音乐部主任。一九五七年后我落马，他也调离了。二、 也是一九五五年，秋天到作协参加儿童文学组小会，初晤王蒙，他笑着向我念道“一支歌吹得小河涨水，一支歌吹得彩虹出现”，这是《芦管》的收尾，也是我和王蒙订交之始吧。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无责任编辑大名，朱延龄、郑国英绘图，朱延龄装帧，
字数13万，
印数7000册，21页，定价007元。
《芦管》
这本书收入先生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六年写的短小儿童诗十首，有的写孩子们的理想，有的写孩子们的友谊，轻松活泼，幻想丰富。其中两首是歌词，《儿童铁路进行曲》由向隅作曲，《家乡旅行歌》作曲者失记。
王蒙先生初次见到先生念的这两句诗，出自邵先生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写的《芦管》：“我学会用芦管吹歌/是在今年的夏天/跟我一块儿吹芦管的/是夏令营的伙伴//哪怕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一吹芦管，就像回到夏令营里边/心爱的歌曲，吹了一支又一支/顶好听的吹了好几遍//哪怕到了大雪纷飞的季节/一吹芦管，仿佛周围又是夏天/一支歌吹得小河涨水/一支歌吹得彩虹出现。”
两位文坛新秀订交一年后，王蒙先生写出了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优秀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邵先生对小说持肯定态度，撰写长篇读后感《去病和苦口》刊载于《文艺学习》一九五七年一月号。“反右派斗争”中，这部小说被打为“大毒草”，这两个同道中人也双双中箭落马。
一个甲子过去了，先生翻检旧作，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与王蒙先生订交时的情景。这就不难理解当其大作《忧郁的力量》（作家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七月版）的序言（友人作）影射到王蒙先生时，他不得不动了刀斧删去。
［邵题］
这是在一九五七年遭封杀的二十二年后，自己认真编的一部选集，收入了一些未曾结集以至未曾发表的旧作。有关的心曲，已尽写入《后记》中。至今感念当时出版社负责诗歌方面编审的诗人刘岚山同志。是他提名公刘和我作为这一代“复出”的诗作者各出一本选集，并得到韦君宜、严文井等社领导的支持批准。公刘集子叫《离离原上草》，取“一岁一枯荣”之意吧。我就是这一本。这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
燕祥为跃华兄所淘旧书题二○一三年末
说是“旧书”，其实品相很“新”，看借阅登记，偌大一个学院竟无一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无责任编辑名字，封面设计叶然，
字数132万，
印数1000册，262页，定价115元。
《献给历史的情歌》
这部诗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诗人刘岚山约稿并审定，共收入先生一九四七至一九七八年诗作七十三首，除“北京•远方•同志”一辑多数从已出版的三本诗集中选录外，“挑战与追求”一辑为少作，“未焚的诗稿”一辑半数以上为未刊稿，“悲歌与欢歌”为“文革”结束后的试笔，时间跨越了整整一个难忘的时代。
我将诗集递给先生时，他一改往日当场题跋的习惯说：“这本书有故事，你留下来再说。”这个故事指的是“因诗贾祸”的冤假错案。
佳木斯园艺示范农场青年女工贾桂香，受不住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的围剿，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自杀。记者王弋采写的调查报告刊登在十月十一日《黑龙江日报》上。邵先生读之心怦怦然，写下百行长诗《贾桂香》呼吁：不许再有第二个贾桂香。这首诗全文刊发于《人民日报》，和邵先生一道历经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的一次又一次大批判。他曾真诚地期望过对《贾桂香》以及他的其他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诗文言之成理的批判，然而这样的批判者始终没有出现。
先生“复出”后的这本诗选颇获圈内好评。诗人、学者荒芜先生匆匆读过感同身受，来信说“当以尊著作为高级营养品细细品尝”。诗人、学者唐祈先生说这是一片湛深明净的湖水，是一个勇于向历史道路上前进的诗人的脚印，是一曲对时代和人民真心实意唱出来的深情的恋歌。
“偌大一个学院”指中国戏曲学院。该书为中戏图书馆旧藏，编号038165，借书登记卡空空如也，无一读者借阅。
［邵题］
这是“文革”后我出版的第二本诗集，从中（求）纯艺术审美或有欠缺，但反映时代情绪，还有点历史资料的价值吧。
应萧跃华先生嘱邵燕祥○九年十月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年1月第1版，1981年7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陈咏华，封面设计柯明，
没标字数、印数，
106页，定价034元。
《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
此书列入严辰（厂民）先生倡议、诗刊社主编的“诗人丛书”第一辑，收入先生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年间的诗作三十九首，以一九八○年初写的短诗《记忆》代序，三年四次印刷，可见颇有市场。其中《假如生活重新开头》与“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同收入北师大版九年级上册语文教材。
普希金的这首诗写于被沙皇流放的日子里，他以赠诗的形式写在邻居奥希泊娃的女儿叶甫勃拉克西亚•尼古拉耶夫娜•伏里夫的纪念册上。那时俄国革命正如火如荼，诗人却被迫与世隔绝。他在这样恶劣的处境下没有丧失希望与斗志，忠诚地热爱生活，执着地追求理想，相信光明必来、正义必胜。
先生这首诗写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共分六个自然段。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乍暖还寒的季节，诗人鼓励人们忘记过去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把握住今天，驾驭好明天，创造美好生活。“来者犹可惜，往者不可追。”十年浩劫中饱受磨难的邵先生并不随声附和什么“宜粗不宜细”的论调，他呼应当年夏天披露的张志新被害事件，呼吁“该诅咒的诅咒”，“在喉管没被割断的时候”，却又不被历史所羁绊，鼓励人们向前看，这是何等清醒、睿智和豁达。
诗人、杂文家吕剑先生收到诗集时正好赶改一篇稿子，他来不及细读，“但还是忍不住，打开一看，《记忆》一首，就令我激动。你写的那种‘痛苦’‘比一切痛苦更有力’。”诗人牛汉先生仔细看过诗集，很喜欢其中的一些篇章，尤其短短的序诗《记忆》，觉得非常亲切，它概括了与邵先生有相似经历的一代文艺工作者的遭遇，构思新颖，容量很大，是从生活的深渊中汲取上来的一勺清泉，虽经时间过滤积沙了，还带着历史的血泪。诗人屠岸先生也说很喜欢先生这本诗集中的许多诗。
北师大的教学目的是引导学生感悟诗人积极乐观的思想感情、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品味两首诗歌的隽永语言，提高审美情趣和艺术素质。我想，这个教学目的是完全能够达到的！
［邵题］
萧跃华先生淘得此书，嘱题数语。按，此书错讹甚多，包括编辑部擅改之处。故当年我得样书后，发现这一问题，便未再遍赠友人。出诗集不容易，但出得令人遗憾，亦无可奈何之事也。
邵燕祥○九年十月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寿春，封面、尾花设计蒋力，
字数91万，
印数2500册，143页，定价044元。
《为青春作证》
诗集分为四辑，时间跨度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七八年三月，其中一九六四至一九七七年十月前出现断档，共收入新诗五十九首，不少为未刊稿，有的未曾结集。此书失校，舛漏较多。如九十页“你给我多少次希望”一句后的八行是另一首诗，应加标题《无题》，可编辑大人把它们强行捆到一首诗上去了。
先生的早年诗作，反映的是一个时代崭新的精神风貌，表现的是大好国土上朝气蓬勃的青春形象，抒发的是以主人翁姿态从事祖国建设的新一代的豪迈情怀。为此，他拥有新中国广泛的读者，成为闻名全国的青年诗人。
这个平时温文尔雅、菩萨心肠，说话轻言细语，从不与人交恶的大好人，这次却用了“此书错讹甚多，包括编辑部擅改之处”等重语，足见问题很严重，后果很严重，乃“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书出得十分遗憾，羞于送人，“你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万般无奈可想而知。
我也曾鲁班门前弄大斧，“改过”先生《为〈吴小如先生自书诗〉作》。我认真拜读序文后去信说：“鄙人铁匠出身，忝列编辑队伍，素不好‘在’字开头的新闻作品，每每见之必提笔去之而后快。今拜读大作又旧病复发，不知深浅率性而为。我固执地认为段落‘在’字开头，犹脑袋不长头发，光秃秃不好看，不如戴个假发有益观容。晚生俯首等待先生的批评指教。”
先生大家风范，照单全收，并于发来邮件前附语：“跃华先生:信悉，遵嘱改写。唯‘一天好景’未按吴老意见改为‘一年好景’，当年就是这么写的，不过是说一天之中，近黄昏时算得好景，犹如说一生中，晚年不失为好景也。专此布达，谢谢提示。祝时安，邵燕祥上。”
可能是我的改动无伤大雅，也可能是先生爱屋及乌（我高攀上的好多老先生都是他的朋友），他从未介意过我的无知无畏，照常不厌其烦地签名题跋，我内心充满感激和敬重。
［邵题］
《如花怒放》出版于一九八三年，内收（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两年短诗为主的拙作，整个集子的基调是明朗乐观的。虽然那时也有僵化保守的习惯思维（以至于行动）的冲击，但包括诗歌文化在内，改革创新的主流不可阻挡。那是“文革”后诗歌的花期，看看书末勒口上这一诗丛的目录，就让人眼睛一亮。这套诗丛的出版，每一本集子从组稿到编发，都注入了宫玺、姜金城二位的心血。
二○一三，燕祥为萧君题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姜金城，装帧设计袁银昌，
字数43万，
印数10000册，98页，定价038元。
《如花怒放》
诗丛目录之所以“让人眼睛一亮”，主要因为有沙白、梁上泉、张万舒、蔡其矫、雷抒雁、李瑛、刘祖慈、雁翼、舒婷、周良沛、张志民、林希等响亮的名字，以及他们富有诗情画意的书名。这些诗歌在改革开放之初如一股春风，吹拂着人们的心头。
先生此册收入新诗三十四首，包括长诗、纪行诗和组诗。
诗人、散文家田野先生特别欣赏这些诗立意的出新。他认为有些题材是很难写出新意的，但邵先生写出来了，比如《答客诮》《铁托》等；有些诗前面读来似乎较为平淡，然而结尾却出人意料地把读者引入一个很高很深的境界，于是你不得不从头再读，比如《教堂》《杜布洛夫尼克》等。诗人、学者王佐良先生被《兰考女儿》《圆明园》《再别屯溪》等诗吸引住了。邵先生的“思想的火花”照亮了编者，也照亮了读者。
这是我所淘先生旧书中路途最远、开价最高的一本，九五品相，是孔夫子旧书网上最好的一本。我给乌鲁木齐“理想国旧书坊”店主“大胡子丈夫”发信息：“书友您好，我淘邵先生旧书无数，建国初期版本也不过一两百块钱，可否半价成交？”他很快回信息：“同意半价，四百元包邮挂费。”
该书我志在必得，没想到书友如此痛快。我后悔压价太少，人之得陇望蜀，于此可见一斑。
这本书封内盖有“农牧渔业部图书”红印，编号“Ι227179”；封底盖有“中国书店—新4”印章，定价一栏手写“100”。我估摸它先被“团购”到中国书店旧书门市部，然后被“大胡子丈夫”相中成交携带进疆。《如花怒放》乘火车从北京到新疆旅游一圈往返就是六七千公里路程，可以说是行万里路了。人之行万里路见多识广，书之行万里路身价百倍。
纸寿较国长，良有以也！
［邵题］
这本诗集的主体，是一次云南之行的收获。跃华购得的这本，却不是一九八一年的第一版，而是获全国第一届新诗（诗集）奖后出版社赶出的一版，腰封已有说明。
邵燕祥二○一三年冬
花城出版社
198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鞠英，封面设计曹辛之，
字数4万，
印数9900册，135页，定价062元。
《在远方》
这本诗集的腰封印着四行大字：“荣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1979—1982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一等奖”,收入邵先生一九八○年新作四十多篇，目录后刊有周良沛《生活、时代与诗》的序言。先生的诗不以锋芒毕露而惊人，既不是精雕细刻的工艺品，也不是赶浪潮的大路货，没有为避热闹而走冷门。他写了自己的真情，而不是生活现象的简单再现；他在表达生活的真实时，融入了一个诗人对生活的责任感。在这本诗集里，作者的个人风格发挥得更全面一些，既保持了他五十年代初热烈纯净的诗风，又有严峻的思考和深沉的感情，一时洛阳纸贵。
法国文学研究家、学者、诗人、北京大学教授罗大冈先生细读诗集的第一印象是：丝毫没有“远”的感觉，相反十分亲切。文物研究家、鉴定家史树青说：“读之如同晤言一室，快何如之！”诗人、翻译家蓝曼先生匆匆读过一遍，合书思索，想得很多很多：“我好像看到一颗顽强的诗心——一颗被二十多年生活研磨得越发透明的心。它把激奋缠裹在淡漠之中。周良沛先生说你的诗‘朴素又诚恳，温厚又谨慎’。我要补充一句：人是饱受风霜的人，诗是饱受风霜的诗。匆匆读了一遍，我还会再次细读它的。”
“文化大革命”中“周扬—梅益—柳荫黑线”成员之一的柳荫先生读过这本诗集后，觉得好多首诗都可以谱成歌曲：第一首《答友人》可谱出一首动人的歌；《谜语》可谱成一首别具风格的歌；《阿诗玛》则是一首抒情幻想曲，可以成为广为传诵的民歌；《阳朔》是一首抒情小曲；《我召唤青春的小树林》，单题目就可爱，歌曲可以分平行的五段唱，开头的两句每段重唱一次，用最后两句诗作全曲的结尾。
令柳荫先生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诗人和作曲家远不如欧洲的诗人和作曲家那样亲密合作，像三十年代那样田（汉）词聂（耳）曲更很少见，所以谱曲的事情他仅说说而已，读者千万别当真。
［邵题］
肖（萧）跃华先生淘来旧书嘱我签名，翻到内封见篆刻大印曰“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干部学院藏书”，哑然失笑。此书品相全新，无人读过，真藏书矣，而终于不藏，不知曾经权衡否也，一笑！
邵燕祥二○一三年元月廿九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胜旗，封面设计广军，
没标字数，
印数17100册，120页，定价054元。
《迟开的花》
此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红叶诗丛”之一，收入诗作四十五首，分为三辑。“鸡鸣小辑”是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一年的集外诗，多写“文化大革命”中和结束初期的事与情；“江潮小辑”为一九八二到一九八三年初的新作，包括《钱江潮》和记述回故乡寻根的《山阴道》；“藤叶小辑”则是七八十年代之交赠人或自遣的抒情小诗。先生一次与朋友闲谈，说起少作，他说虽然不悔，但那都是“早熟的酸果”。友人说那你的近作，就是“迟开的野花”了。这回他借来做书名，不过把“野”字去掉了。
先生编定此集时正值五九，暖冬已阑，立春将至，窗前一片大好阳光。他忽然想起三十五年前语言学家周定一先生拿给他看的诗句“我打开了今年的第一扇南窗”。他想：假如我的习作中也有这样一句两句，能让人长久地记住，那将是我的极大的幸福。
小跋像明清小品，颇有嚼头。“□□”为“长春”二字。该书入馆近三十寒暑而“品相全新，无人读过”，真乃“藏诸名山，束之高阁”之藏书也。而最终惨遭弃市，最大可能是学院清理整顿中被撤销。树倒猢狲散，此时大小官员自顾不暇，小小图书只能任图书管理人员宰割了。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其实图书入错馆也一样，命运好一些的“折价登上孔夫网，飞入寻常读书家”，命运不济的就只好流浪街头任人践踏或流入造纸厂打成纸浆。此“一笑”，乃先生劳动成果不被珍惜的痛苦之笑、无奈之笑。
“撤销”猜测可不可靠？小文写成数月后我百度了一番。不度不知道，一度吓一跳。中国农业银行长春管理干部学院创建于一九八四年四月，目前拥有两百四十多名教职工，其中教师一百多名，图书馆藏书十万多册，报刊资料千余种。我犯了经验主义错误，根据一本书的命运武断一个单位的存亡，看来此书“不藏”曾经过某些人的“权衡”也。
［邵题］
我在一九八一年早春，晴和之日，在北京北二环路上骑车驰骋，乃有春郊走马的快悦，在这里产生了《不要废墟》中的一些诗句段落，成为整首长诗的基础。三月写出，旋即去云南（得组诗《在远方》），搁下了。这首长诗，较晚才在沈阳《春风》刊出，直到次年初写出长诗《长城》，立即得到刘再复、任洪渊、彭定安、田野诸诗友的鼓励，遂一发而不可收。这个写抒情长诗的狂热，持续到八三年从青海归来。后来还写过长诗，便无如此集中了。此书的出版，应感谢河北资深编辑又是诗人的戴砚田。久不联系，遥祝他安好。转瞬间，这些诗的写作已满三十年了。
燕祥为跃华君题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8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戴砚田，装帧设计邓汝燧，
字数116万，
印数3450册，178页，定价090元。
《邵燕祥抒情长诗集》
这本抒情长诗集收入先生新诗十三首，一首写于一九八一年，七首写于一九八二年，五首写于一九八三年，是他对长诗写作最集中的一次尝试。其中《走遍大地》《北京与历史》《怀念篇》《劳动》《海之歌》等篇，都有带自传色彩的段落。
一九八一年早春二月，先生春郊走马，脑海中蹦出了《不要废墟》的一些段落：“多少树像我一样/又在春天抽新条/该红的又红了/该绿的又绿了/该醒来的已醒来/该欢跃的正欢跃/可熟人听我唱新歌/都说再也听不到——/早年我的歌声里/那份欢乐在燃烧/从前即使唱悲歌/也带几分快乐的调/如今声音虽发颤/我的心还不老/我不信快乐的歌声/会随着青春雾散云消/欢乐若只跟青春做伴/我就向青春的心儿深处去找。”
一九八二年初，任洪渊先生造访，先生把刚刚写就的长诗《长城》草稿拿给他看。任先生当时正给刘再复先生辅导俄语，就带给了刘先生。“我竟在一天里得到两位兼诗人与学者于一身的真诚的人的称许，这是多么难得的机遇啊！”先生认为，除了遗世而独立的隐遁者、高傲的孤独者以外，人是需要一点来自知音的支持和鼓励的，写诗的人也不例外。历史上许多人毕生都没有遇到知音，他却意外地得到了诸诗友的鼓励，于是一连气写了好多长诗，“怒放的花期”持续了近三年。
后来，刘先生、任先生都就先生的长诗写过评论，任先生的文章未获发表，看来编者不是他的知音，也未必是先生的知音。
可见诗和诗论都需要知音，而知音是有条件的。
［邵题］
因我虽出生在外地，但祖籍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之江文学丛书”允我加盟，是出于传统的乡情吧。关于这本书，我序中已说得颇详，且旁及我有关诗和文艺的观点。此书所收诗作，长达三十多年，略可见我学诗的足迹，尤其是心路历程。所以题“抒情诗一○一首”，盖少年时对流行的“外国名曲一○一首”曾经情有独锺也。一笑！
燕祥二○一三年秋
又，一九八三年所写《胡子问题》一诗值得提一下。我一九八七年夏去常德参加旧体诗人们的“常德诗会”，在阐述新旧体诗分属不同审美体系，宜双轨并行，以求共荣，谁也不能替代谁时，曾举此诗为例，这一题材和写法为旧体诗所不取，勉强为之将“四不像”。此意为到会诗友首肯。我后来二○○二年访法，就罗丹《思想者》雕像所写一诗，庶几近之。
二○一四秋补识
《岁月与酒》
书分“早熟的酸果（1947—1948）”“日记诗抄（1953—1963）”“诗歌日记（1977—1982）”“一九八三年诗抄”四辑，目录后有作者自序。
先生故乡出老酒，一坛酒埋在地下时间越长，启封后酒会越发香醇可口。他尘封了多年的诗稿，诗味不一定与年俱增，但由于岁月的播迁总会留下历史的痕迹。先生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前苏联，归来写成组诗《第四十个春天》，准备在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前夕出版，后告流产。他的谐谑小诗《磨光的五戈比》，巴黎第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中也提到了，其实当时还没有发表过，他们是在公开点名批判文章中看到该诗引文的。这些东西如果任其沉湮，心有未甘，于是他把有悲歌也有欢颂、有高吟也有低唱的诗集题为《岁月与酒》付梓。
毛泽东逝世前五日（一九七六年九月四日），邵先生写过一首《无题》：“山似文章不喜平，楼高正好望秋晴。半生追日讵云妄？四海为家信可行。愁到酒边新病胃，诗沉江底浪知名。平林剪尽觚棱外，八月阑干独一凭。”到编选这本诗集的一九八四年，又是八年过去了，沉到江底的诗心已经重新打捞出来，先生却难忘那曾经有过的“中心如醉”的岁月。他是不是还在感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呢？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德强，封面设计柴立平，
字数124万，
印数20500册，216页，定价074元。
［邵题］
大家都说20世纪80年代是诗的年代，此书收了我一九八四至八七年上半年的主要诗作，是我80年代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一九八八年写了一首于我的创作生涯较重要的长诗《最后的独白》，但从那以后直到九十年代至今，则只出版了涵括多年的诗选，未再出诗作单行本了。这本集子的命名，呼应了我当时的一本杂文集《忧乐百篇》，可以参看，也足见出我诗作的某些自传性。斯可纪念也。
同时值得纪念的，是此丛书系由《诗刊》老主编、我的恩师，也是我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一九五一）的主催者——严辰同志（倡议并主编的）。今年是他的诞生（辰）一百周年，他逝去也已十年了。愿他安息。
二○一四年元月二日燕祥
建议淘书藏书的跃华君，注意看看原读者在目录上作（做）的记号，在三几首诗中画线的诗句，能跟他“心有灵犀”否？可惜原来的读者（肯画线做记号的，是认真的人）处理此书时，把扉页上的签名用白色笔涂去了。
《也有快乐也有忧愁》
诗集收入先生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七年初的诗作及代序共七十七首。
俗话说：不动笔墨不读书。毫无疑问，该书的第一读者，也就是购书者是一个地道的读书人。他（也有可能是书商）用白色笔涂去签名，为的是扉页“整洁”，岂不知这样弄巧成拙，留下了“人工斧迹”。
这本诗集我并未翻阅。先生火眼金睛，知道我假充斯文，所以在“建议淘书藏书”后十分吝于加“读书”二字。我心知肚明，知耻后勇，仔细阅读了原读者在目录上做记号的诗篇及画线的诗句，虽不敢说“跟他‘心有灵犀’”，但对他的审美情趣并不陌生。
诗人纪弦先生“一首一首地拜读……为之掩卷三叹”。这位五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倡导者，退休后旅居美国。他不掩赞美地说：
没有几个朋友的诗从我手上经过，会使我想要再读一遍，更细心一点地再读一遍的，除了邵燕祥的力作《黑龙江上沉思》；邵燕祥凭了他那强大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组织情绪、处理题材，使其经验成为艺术的“本领”或“神通”，是令人钦佩的，我服了；黑龙江给邵燕祥以启示，邵燕祥给我以启示，所谓“引起共鸣”，殆即指此而言。
纪弦先生的读后感，代表了前辈诗人对这本诗集的评价。
作家出版社
198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潘静，装帧设计郭予群，
字数108万，
印数6300册，223页，定价170元。
［邵题］
这是台湾诗人、散文家郭枫先生为我收入他所主持的“新地”出版社丛刊的一书。郭枫先生在彼岸诗界文界属于特立独行的一人，也是最早来大陆开拓两岸文学、出版方面交流的人之一。我们在八十年代末相见恨晚，我问他在台湾有哪位诗人的诗风与我相近，他脱口出曰：那就是我啊！可证以诗会友了。
跃华四处淘此书不得，因从箧底搜出赠之。
燕祥二○一四
新地文学出版社
199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无责任编辑、封面设计者大名，
无字数、印数，
235页，定价（台币）12000元。
《邵燕祥诗选》
先生这本“当代中国大陆作家丛刊•诗卷④”，分四十、五十、七十、八十年代四辑，收入诗作七十三题，无前言后记，封面封底是八大山人（朱耷）画作。
《北京鲁迅故居门前》被郭枫先生选入诗集。这首诗程千帆先生也大为赞赏，他在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五日致先生的信中说：它“使我想起一些未尝多示人的拙作，寄上乞教，渔洋云：不是解人休浪传也”。程先生庚午夏所作《独携五首》（见武汉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版《旧信重温》第三十八页）如下：
“独携酸泪注星空，凤阙峨峨思不穷。曾是隔年同命地，六军齐发扫狂童。”“风昏云翳作天容，时见饥鹰掠远峰。长伴御沟呜咽水，九衢严逻夏徂冬。”“骈肩无籍冢无名，侠骨留香也满坑。若过北邙寻宿草，有人漫野哭清明。”“故人风义夙相知，有女能文擅秀奇。谁遣存亡替离会，沈泉去国不胜悲。”“神血天街淡欲无，梦边灵爽亦模胡。歌燕舞赵升平极，坐井忧天愧老夫。”
新地文学基金会是一个纯由作家及学者组成，专门从事当代中国文学推展工作的民间财团法人机构，不接受任何官方或政治集团之资助。董事由李欧梵、李魁贤、非马、许达然、叶笛、尉天聪、聂华苓、叶石涛先生组成，郭枫先生任董事长、新地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们的工作范围：举办国际性讨论中国文学之学术会议；创办纯文学性之出版机构；创办纯文学期刊；提供海内外中国文学作家学者研究经费。
《文学评论》一九八九年第四期的封底整页刊登“台湾新地文学基金”广告，列出了已经出版和正在出版的书目，但不知“后事”如何？
先生本想再给这本书补题几句，可我将书带过去时他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可见“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