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漫谈
《家》繁体字纪念本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的版本太多了，每本书背后都有很多故事，真要谈起来，还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那么，还是从最新出版的一本《家》谈起吧。为了纪念《家》出版七十五周年，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策划、香港文汇出版社推出了一本繁体字纪念版的《家》，这本限印六千册并逐本编号的《家》，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装帧上都有着自己的特点，颇值一说。
几年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曾见过开明书店为巴金先生制作的特装本《家》《春》《秋》，它们都是用绸缎做的封面，典雅、大方，兼具中西书装之美。这批数量不多的特装本是专门为作者赠送亲朋而特制的，并不在市面上流通。捧着这样的书，我当时就心中一动，像《家》这样印行数量巨大、影响了几代读者的新文学名著为什么不能有几种装帧精美、印制精良的特装本，给喜爱它的读者作为珍藏或馈赠之用呢？我手上的《家》，不论是平装本还是精装本，印制得都很一般，有的用纸也很粗劣。后来看到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二版印刷本的《家》《春》《秋》特装本，深蓝色的布面精装，也算大方得体，巴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拿它作为礼品赠送过人。这个本子不知道印了多少，内文的纸张很一般。我还看到过一个精装本，是1989年印刷本的《激流三部曲》精装本，也算做得比较好的了。较近的一次是用2005年后的印本制作的，用的是蓝布面，内芯就是平装本的芯，书脊装成如同笔记本一样平，翻起来与市面上劣质的精装书感觉没有什么不同。这书大概市面上也没有卖的，向作者的家属打听，说是出版社共送了他们三十套，或者总计就做了这些？《家》已有几百万册的印刷量，现在的印刷技术、制作工艺、纸张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往昔岁月，但图书的制作水平长进不大，实在令人耿耿于怀。
刘旦宅先生为《家》所绘插图
也是那次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我还发现了另外一本精装本的《家》。素白的封面上一个菱形的红方块，中间是隶书的墨黑书名“家”，下面是巴金的手写签名（后来才发现，这本《家》还有一个护封，以刘旦宅先生的插图为背景，画面是觉慧和鸣凤在梅林中交谈的场景；封面的下角是一个红色的隶书“家”，也有巴金的手写签名），版权页上标着：“1962年1月北京第1版，同月北京第1 次印刷。”这是配有刘旦宅彩色插图的一个版本，这本书上有巴金赠送给他弟弟李济生的题签，不知怎么又讨回（或者未送出）捐赠出来了。扉页上还有巴金的两行字“这是唯一的中文插图本 金”。看到这两行字，我当时就愣住了，在我的想象中，《家》这样的书应当根据不同的读者需要有不同的开本、装帧、印制方式，出版社从一个主品种的书可以开发出不同的副产品。可是中文插图本就印过一次？我几乎有些不相信，巴金写着的“唯一”似乎是在叹息，也能够看出他对于这个插图本的珍惜。刘旦宅先生的插图很有特点，倒是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家》的英文版、阿拉伯版等外文版本都用过，而且我们发现刘先生同一情景实际上画过两套细节和风格均有差别的插图，这个问题容我另外再谈。我想说的是，那天翻着这本书，我很受震动，当时就想，要是有一天能够重印这本插图本，让1962年印本不要成为“唯一的中文插图本”该有多好啊！
这个愿望，终于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于今年有了实现的可能。繁体字纪念版的《家》前面配有多幅珍贵的照片和手迹；巴金曾数次修改过《家》，故内文也曾考虑过用初版本或做文字校勘，但这些都是巴金生前所反对的，因为他认为修改本的《家》比初版本在艺术上要完善得多，印书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作者的意愿，至于研究者为了研究去查考版本，做这样的功课也是理所应当。附录中收录了巴金为《家》各版本写的前言后记，各种外文译本写的序跋，以及谈《家》创作情况的几篇文章，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部书。最为值得一提的是，以手稿的形式在附录中收入了写于1928年的《春梦》残稿。巴金先生曾回忆：“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姊妹，我要写一本小说，我要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申冤。1928年10月回国途中，在法国邮船（可能是“阿多士号”，记不清楚了）四等舱里，我就有了写《春梦》的打算，我想可以把我们家的一些事情写进小说。”后来写《激流》（后改名《家》）的时候，巴金才决定将《春梦》改为《激流》，“我不是在写消逝了的渺茫的春梦，我写的是奔腾的生活的激流。”（《关于〈激流〉》）《春梦》是想仿照左拉《卢贡—马加尔家族》的写法写成一部连续性的小说：
在那个短时期里，我的确也写了一点东西，它们只是些写在一本廉价练习簿上面的不成篇的片段。我当时忽然想学左拉，扩大了我的计划，打算在《灭亡》前后各加两部，写成连续的五部小说，连书名都想出来了：《春梦》《一生》《灭亡》《新生》《黎明》。《春梦》写杜大心的父母，《一生》写李静淑的双亲。我在廉价练习簿上写的片段大都是《春梦》里的细节。我后来在马赛的旅馆里又写了一些，在海轮的四等舱中我还写了好几段。这些细节中有一部分我以后用在《死去的太阳》里面，还有一大段我在三年后加以修改，作为《家》的一部分，那就是瑞珏搬到城外生产，觉新在房门外捶门的一章。照我当时的想法，杜大心的父亲便是觉新一类的人，他带着杜大心到城外去看自己的妻子，妻子在房内喊“痛”，别人都不许他进去。他不知道反抗，只好带着小孩在院子里徘徊；他的妻子并不曾死去，可是他不久便丢下爱妻和两个儿子离开了人世。（《谈〈新生〉及其他》）
其他几部小说的内容，巴金也已经构思好了：“《春梦》写一个苟安怕事的人终于接连遭逢不幸而毁灭；《一生》写一个官僚地主荒淫无耻的生活，他最后丧失人性而发狂；《新生》写理想不死，一个人倒下去，好些人站了起来；《黎明》写我的理想社会，写若干年以后人们怎样地过着幸福的日子。”（《谈〈新生〉及其他》）可小说并没有写下去：“但是我回国以后，始终没有能把《春梦》和《一生》写成。我不止一次地翻看我在法国和海轮上写的那些片段，我对自己的写作才能完全丧失了信心。《灭亡》的发表也不能带给我多少鼓励。我写不好小说，便继续做翻译的工作。”（《谈〈新生〉及其他》）就这样，除了上面提到的用到其他小说的情节，当年写下的文字就沉睡在这本廉价的笔记簿上。不过，巴金的大部分想法在《激流三部曲》和《憩园》中都写出来了，只差一部《黎明》（《群》）多少次计划要写也未能动笔。
《春梦》残稿历经劫难保存下来，实在是一件幸事，稿子的第一页有巴金的说明：“《春梦》（一九二八年计划写的中篇小说残稿）一九九一年二月三日”这次以影印的方式而不是整理成文的方式附在书后，正是为了存真，让读者看到八十年前原汁原味的作者创作心迹。对于很多普通读者，看看手稿体味一下就可以了，未必太在意具体的内容；至于研究者，相信都具有识读手稿的能力，所以，我们并没有将手稿整理成文。从保存下来的这部分手稿看，主人公的名字作者尚未确定，初以“杜△△”代替，后来才出现“杜大心”，到最后一章，又出了个“杜奉光”。手稿中还能够看出巴金早年的创作习惯，如同《灭亡》一样，这个小说也不是依据情节连续写成的，而是先写成片段，上面还有“以后再作一两章”这样作者备注的话。现有的这几个片段，开头是主人公欲投湖的心理描写，后来被家人劝解，家人劝道：“你不能为你的妻子而死，你要娶妻生子，光耀你的门第，振兴你的家业。”接下来一章写的是主人公生病，表妹张文莲悉心照顾他，及二人的情感交流，但这种照顾又受到家族中他人的非议，表妹只好离他而去。最后一个片断是“春妹”患病将死，“杜奉光”去探视，两人生死告别的场景。后面一部分手稿，是用铅笔写的。整篇残稿，文字给人以凄婉、哀伤的调子，正如巴金说的“写消逝了的渺茫的春梦”，大约这种调子也是巴金后来所不喜欢的，所以没有写下去，但是残稿对于了解巴金的早期创作，乃至研究《激流三部曲》的构思过程、写作变化等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还要透露一个秘密：计划中的繁体字纪念版的《家》本来全部是精装，而且配有制作考究的木盒。但这套制作工艺极其复杂，在纪念《家》出版七十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之前，实在来不及制作完成，最后决定，先制作两百册特装的平装本（编号为5801—6000）以馈赠与会贵宾，这无意中又给这部书多贡献了一个印本。哈哈，相信搞收藏的朋友对此或许更有兴致。
2008年10月6日于竹笑居
南国版和天地版《激流》
在海外行销量较大的繁体字版《家》《春》《秋》，当属香港南国出版社印行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版本和香港天地图书公司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仍在印行的版本。
南国出版社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了巴金一系列的小说和作品集，版式都差不多，《家》《春》《秋》三本也属这个系列，封面用两种色调上下分割，《家》的上三分之二是浅绿色，靠书脊一侧粗宋体写着“巴金著”，下三分之一是墨绿色，横印“香港南国出版社”。《春》《秋》两本封面差不多，上鹅黄，下墨蓝。这套书版权页上都没有标明出版日期，可能多次翻印。如《家》的版权页写着：
家 定价港币八元八角
著作者：巴金
出版、发行者：南国出版社
香港德辅道西292号A二楼
印刷者：联合印刷文具公司
红磡民裕街36号荣业大厦九楼B座
电话：3-638211-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其实，这标着“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书也是未经作者授权的“租型本”。对于此事，余思牧先生曾经有过介绍：“‘南国出版社’自1952年以来，即一直通过‘三联书店’租用前‘开明书店’战前版的巴金散文集、小说集的纸型来印行于海外，销途颇广，成了海外专门出版巴金著作的出版社。”据余先生介绍，南国出版社的负责人是林永铭、郑应彬两位先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余思牧先生曾兼职该社，为其主编语文丛书。大约是在与余先生通信中，巴金先生得知香港租型印行他的作品后，在1961年7月13日致余思牧的信中表达了他的态度：
我不希望用旧报纸型重版我的旧著。我特别不喜欢用开明书店纸型重印的那几本，我早在开明书店结束的时候就对该店的负责人讲过将那些纸型作废。因为那些纸型错字多，不妥当的字句也多，例如《海行杂记》还是一九二七年初赴法途中写的，那时我不过二十二岁多。一九三二年虽然做了些文字上的改动，但是还有许多毛病。现在印出这个版本，对谁都不会有好处。请转告南国出版社，以后千万别再用开明书店的纸型重版我的任何一本旧作。至于别的书，暂时用旧纸型重版也不要紧。（其实《家》《春》《秋》中改动也很大。有些缺点我自己已改正了，港版还一直替我宣传，我心里总不大痛快。）
差不多一年后，在1962年5月20日致余思牧的信中，巴金再次表达了这一意愿：
《家》《春》《秋》将来如重排，我仍希望能依照《文集》本。我指的是内容，不是排版格式（我倒喜欢排直行）。文集本《家》字数可能少于旧本，因此排工不会超过旧本。文集本《春》比旧本虽多了一章（《秋》[《文集》本]多了两章），但字数增加并不超过一万（《春》只增加四五千字）。旧本中有不少冗长的句子，我很不喜欢，“底”字太多，我现在看到也不舒服，此外还有些缺点，我实在不愿意让旧本流传下去。
但香港的出版社为了节省成本吧，一直没有按照巴金的想法另排，还有竟成书局盗印巴金的作品，甚至胡编滥造把一些不是巴金的作品编在巴金名下。余思牧说：“他再一次谈到对其盗印书及旧纸型的不满，他给当时的文化部出版局交涉过，可能没有什么效果。所以他虽然不愿意让人再印他自己早已删改了的文字出来广为传播，可是，直到1986年的今天，那些‘开明’版的旧纸型仍然销数盖过新版《巴金文集》在海外广为流行……”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说，南国出版社翻印巴金的作品在特殊时期满足了海外读者的阅读需要，对于传播新文学作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更为难得的是，在“文革”期间，南国出版社翻印了十四卷本《巴金文集》，成为海外最大规模的巴金作品集的翻印。“直到1970年，文化大革命闹得天翻地覆，巴金著作在香港国营书店中绝迹。其实当时不只巴金的书被禁售，绝大多数的文史著作，包括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中共代表会议报告或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全部禁售，书橱上空空如也，香港的读者猜不透是怎样的一回事。人们还不知道巴金先生在国内正被揪出干校到处去批斗。在这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空前巨变的时候，南国出版社却重印了巴金先生新中国成立后细心地修订和校正过的十四卷本《巴金文集》，发行于海外广大地区，作为我们对巴金先生的关注。……我们重印《巴金文集》是真的在表示抗议。海外的读者，包括日本的读者，都抢购这套《巴金文集》，以示爱戴及肯定巴金、重视及珍惜中国新文艺。”巴金后来也为自己在遭受非人的待遇时，海外读者能够通过这套文集阅读他的作品而感动。
以改订本付排，巴金的这个心愿终于在1985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推出的《家》中得以实现。巴金为这个新排本特意写了新序，在序言中，他说：“我只提出一个要求：新版一律根据作者最近的修改本重排。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仍然主张著作的版权归作者所有，他有权改动自己的作品，也有权决定自己作品的重印或停版。我一直认为修改过的《家》比初版本少一些毛病，最初发表的连载小说是随写随印的。我当时的想法和后来的不一定相同，以后我改了很多，文字和情节两方面都有变动。”（《为香港新版写的序》）
作者的观点很鲜明，希望读者能够读到作者最后或最完美的修改本。关于《激流三部曲》的修改，我以前曾谈过，此不赘述。我的感觉，随着作者阅历的增长、写作技巧的熟练，修改本的确比以前的本子增色不少。至于修改本中体现出的时代痕迹，我认为这不可避免，人是活的，作者不可能不呼吸外界的空气，这些也都会自然而然地反映到作品中去。至于作者的修改是不是为了趋时而伤害了艺术，这些作为学术问题都值得讨论。不过，对于一些研究者如同处子情结般地崇拜初版本，我却不能无条件赞成。一是，我们没有权力阻止作者的修改，毕竟那是作者的创作，他的想法改变或者他认为需要修改，那么这部书的创作就没有终结。至于越改越好，还是反不如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读者可以进行比较，也可以根据比较的结果选择不同的版本。不排除作者最初创作时不成熟，在后来的修改中逐渐成熟的情况，修改了不下八次的《家》应当就属此例。二是，学术研究和普通读者的需求未必一致，普通读者未必关心初版本、再版本，倒可能要求艺术上更成熟的本子或代表着作者最终意见的本子，至于研究者要研究初版本、对比各版次的差别，写文学史依据初版本等等那尽可以去做，在这一点上，大可持开放的态度，不能作者一改作品就仿佛犯了不赦之罪似的。
香港天地版《激流三部曲》书影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版（香港版）的《激流三部曲》，已经印行二十多年了，我以前曾见过，但一直不曾买到。大约是在半年前，从孔夫子旧书网上订购了一套，可算是迟来的欢喜。此书设计朴素大方，封面用的是水禾田拍摄的一幅巴金肖像，页面上端是镂白的“家”“春”“秋”的大字和横排的“巴金著”的小字，衬托三本书书名的色块分别是红、绿、黄，与书名的意义相对应。现在得到的版本信息是这样的：《家》，1985年10月初版，1991年、1994年、1998年均曾重印，定价：港币二十二元。我所见最后一次印刷是2008年，定价已经是港币六十五元了。《春》，1987年1月初版，1989年、1994年曾重印，定价：港币二十五元；2005年印本，定价港币六十元。《秋》，1987年5月初版，1989年、1990年、1995年曾重印；2000年印本，定价六十五元。
关于繁体字版《激流三部曲》，巴金还有个心愿至今没有实现，他在1961年12月11日致余思牧的信中说：“我上次过香港时看到一些袖珍版的翻译书，如《复活》等，都是根据国内的译本重排的。因此我想如果根据新版排印一种《激流三部曲》的袖珍本，售价一定比旧本便宜。”多少年了，中文本“激流”印了那么多次，居然没有出过一个方便携带的袖珍本，倒是日文和法文出过袖珍本，作为把印刷术列为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的后代，真为这种在文化工作中越来越粗劣、只知赚钱的作风感到无地自容。
2009年2月14日下午
《家》的初版本
我没有想到如今找一本《家》的初版本竟然是那么不容易。平常我用的都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新文学大系》重新排印的初版本《家》，直到去年在整理《激流三部曲》版本图录的时候，才想用一下原本。可是，在沪上几个大图书馆的目录检索中都找不到初版本，没有办法只好托李存光老师在北京找，他说国家图书馆一定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还去拍过图片。不料，目录中检索不出，不知什么原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藏的多种版本《家》中，也找不到初版本。这时候，我有点慌了。我记得八十年代《新文学大系》重印时，巴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去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印《新文学大系》（第二个十年），在《小说专集》中收入我的《家》，他们一定要根据一九三三年开明书店的初版本排印，花了不少工夫居然找到了印数很少的初版本。”（《为旧作新版写序》）这说明：一、巴金当时自己手头都没有初版本；二、初版本印数少，很难找。二十多年过去了，会不会我们再也找不到？看来，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和保存工作真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了。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存光老师兴奋地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初版本。（这个经过请见李存光《寻访〈家〉的初版本》一文。）后来去查对，这还是当年中法大学图书馆的藏品，品相一般——这是做《家》版本图录最为苦恼的事情，这书可能当年太流行了，公共图书馆所藏的几乎都是被人翻破了的本子。
《家》初版本封面设计者莫志恒曾这样描述：“巴金的《家》（再版本），据作者说，是‘激流’三部曲之一，所以我把‘激流’二字放大占封面四分之三面积，以细点空心字印橘红色，上面套印一个‘家’字、‘巴金著’，都写美术字，黑墨印，封面用白色。”书的版权页写的是：
民国廿二年五月初版发行
实价大洋一元七角
发行者：杜海生
印刷者：美成印刷公司
总发行所：开明书店
在版权页的下角有小字：“小294”。我不清楚这是什么，是开明书店出版的图书编号？因为在后来几次印刷中，它变成：“说294”，是否表示小说类第294号（种）？
初版《家》的内容已经有很多人谈过，我就不多谈了。
《家》的第二版，与初版本属于同一体系，内容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第二次印刷，是在1933年11月，恰好初版半年后重印。这个版本，倒是很多图书馆有藏，上海图书馆的藏本扉页还盖了个“胡德泉”的红章，不知何许人也。巴金本人也藏有重印本，扉页上有他直行所书“赠现代文学馆 巴金（一九）八三年八月”。最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原本是黄源先生（字河清）的，后来怎么到了巴金手中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在全书后记页（第六百五十六页）结束的空白上，有黄源用钢笔写下的一段话：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和巴金同往开明，他买了此书送我，我费了三天看完了。读完此书，我对他似乎更认识一点。
河清 九月一日
在这段话后面，是巴金晚年用水笔写下的小字：“看到河清的字，感到亲切。”应当是五十年前的往事了，这本书和这段话一定又引起巴金很多青年时代的回忆。
《家》第四版书影及巴金题词
第三版的《家》印于1934年9月，版权页上发行者改为：章锡琛。其他的没有变化。而巴金自藏的第四版的《家》，可以说是一本特别珍贵的版本，主要是因为上面有很多巴金的修改，正文前的空白处还有为了修改所做的很多功课，应当是研究《家》的版本历史最为难得的一份资料。此本是1935年4月发行，实际上是巴金修改的底本。在该书封面上，巴金写道：“这是第四版”，“十版代序缺”。扉页上有一个蓝色的条形章，作为《家》的印刷记录帮我们解决了不少具体问题，这个印章的内容是：
4版2000册
印单第2270号
24年4月29日印成
发交：新艺装
因为好多人关心《家》的印数，初版本已经没有记录，根据当时印书的常例估计是1000—1500册，而这一本却清楚了，连内文印成的时间都有了，太难得的记录了！
同在这一页上，还有“P338有改”的字样，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所书。巴金倒是在捐书时于本页写下：“这是新五号字本的底本”，并同样写到：“赠现代文学馆 巴金一九九三年”。巴金不是在每一本赠给现代文学馆的书上都有题签的，而这样的题签足见出他对该书的珍惜。在“激流”总序的最后一页，还有一个大大的“金”字，巴金很多自存本上才有这样的署名。更为难得的是，在本书的版权页后面的两页广告页上，巴金于晚年还写下了《家》的几次修改记录：
三次五版；五次孤岛版；七次文集版
（一九）三七年底根据新五号本清样重排；八次改订本应当是四川十卷选集的底本。
根据巴金在《关于〈激流〉》一文中的提示：
《家》第一次修改：“1933年我第一次看单行本的校样，修改了一遍，第三十五章最后关于‘分家’的几段便是那时补上去的，一共三张稿纸。”
第二次：“1936年开始写《春》，我又读了《家》，做了小的改动。”这就是后来印出的第五版，（故上面巴金说“三次五版”是否有误？）该本于1936年4月出版。
第三次：“1937年上半年书店要排印《家》的新五号本，我趁这机会又把小说修改一遍，删去了四十个小标题，文字上做了不少的改动，欧化句子减少了。这一版已经打好纸型，在美成印刷所里正要上机印刷的时候，‘八一三’日军侵沪的战争爆发，印刷所化成灰烬，小字本《家》永远失去了同读者见面的机会。”
第五次：“这年年底开明书店在上海重排《家》，根据的就是这一份清样，也就是唯一的改订稿。我一边看《家》的校样，一边续写《春》。”这就是巴金所说的“孤岛版”，也是《家》的第十版，于1938年1月出版，是“（一九）三七年底根据新五号本清样重排”的。
第六次：“建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重印《家》，1952年10月我从朝鲜回来，又把《家》修改了一遍才交出去排印。这次修改也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
第七次：“1957年开始编辑《巴金文集》，我又主动地改了一次《家》，用‘的’字代替了‘底’。”
第八次是1980年11月的改动，“上个月的修改，改动最少，可能是最后的一次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十卷本《巴金选集》就依据这个底本。
这样排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第四次修改是什么时候？或者，巴金与我们上面排列的次序不一样，他把初稿算作一稿，初稿后的修改（或者算二稿）看作是第二次修改（即1933年排印单行本时的修改），这样我们排列的次序与他写的才是吻合的。
《家》有这么多版本，可见作者对它的珍惜。至于作者本人则多次表态，他不认同初版本定乾坤的做法，对于《新文学大系》用初版本印刷，他持保留意见：
他们这样做，大概是为了保存作品的最初的面目。但是我的情况不同，作品最初的印数不多，我又不断地修改，读者们得到的大多是各种各样的改订本，初版本倒并不为读者所熟悉，而且我自己也不愿意再拿初版的《家》同读者见面，我很想坚持一下不让初版本入选，但是后来我还是让了步。我想：“不要给别人增加麻烦吧，它既然存在过，就让它留下去吧，用不着替自己遮丑，反正我是边写边学的，而且《新文学大系》又不是给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读物。”作品给选进《新文学大系》，戴上“文学”的帽子，当然要受“体例”等等框框的限制。（《为旧作新版写序》）
这里巴金其实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果考察《家》的历史形态，仅仅依据初版本也是不够的，如他所说：“初版本倒并不为读者所熟悉。”
但在今天初版本这么难找的情况下，我倒想：亏得还有一个《新文学大系》。
2009年10月7日夜
《家》连环画
去年为了纪念巴金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重印了画家徐恒瑜所绘的《家》连环画。这书以前一位老师曾借我看过，是1985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蓝色的封面，方方的大本，背景绘得很精细，人物都是细长地规规矩矩地置放在线框中。连环画，我们叫小人书，自然是我们这代人童年中不可或缺的物件，当年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时候，对着图依旧连编带蒙绘声绘色给小朋友讲火焰山、牛魔王、铁扇公主，讲大闹天宫，讲林冲、鲁智深，讲瓦岗寨、罗成、秦琼、李元霸，讲铁道游击队……不用说，我非常喜欢那种线条清晰、勾勒清楚的连环画。我买的最后一本小人书是《霍元甲》，一来已经上小学三四年级，开始更多阅读纯粹的文字读物了，另外，不能忍受传统连环画的那种工笔的线描功夫的彻底丧失，画一个人不要说没有表情，连面部的轮廓都弄不清楚（大有当今日本动漫的恶俗——请原谅），实在目不忍睹，从此我就告别了连环画。而徐恒瑜的《家》虽然比传统的连环画已经有了画家更为个性的笔法，但不脱那种趣味，所以看起来总还顺眼。
再细看，我特别喜欢作者那种精致的背景勾勒功夫，无论是花草树木，还是房屋建筑，非常细密，大胆地占据着画面的大部分，相比之下，画面的一角才是人，人之渺小和无力决定自己命运的悲凉被画家的这种构图完美地表现出来了。画家自述中说：“……我采用封闭式构图，刻板凝滞的线条，麻木胶滞的人物，以及压抑、沉闷的背景来体现即将崩溃的前夜。”此次重印，是标准的三十二开精装本，拿在手里正合适。更为难得的是有五个场景的画面作者曾精心画过五幅彩色工笔，1984年还获得了第六届全国美展铜奖，原作为中国美术馆收藏，此次重版，这五幅画以画片的形式附于书中。看梅林中的觉慧和鸣凤，廊柱下孱弱的梅，相拥而泣的觉新和瑞珏，正襟危坐的高老太爷和冯乐山，少城公园中指点江山青年男女们……这一幅幅画面带着我们去回顾那经典的遥远的故事，让我们觉得他们的声音和身影又如在眼前。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又一次翻看了这本连环画，如同在重温童年的旧梦，是啊，多少年过去，当年读小人书的情景如在眼前。
费新我绘《家》连环画书影
其实这套连环画在2003年8月还曾印过一个两册线装的收藏本，十六开，外有缎面的函套。说实话，我不大喜欢这个“豪华本”，总觉得没有小人书的感觉，就像穿惯了粗布的农家小孩，突然给了他绫罗绸缎，他会浑身不自在的。上海人民美术版新印本印了三千册，去年开会的时候，我们买了一千册，没有想到没几天就发现几乎被人要光了。我慌忙跟出版社联系再买，没想到得到的回答是：全发完了。这么快，不到一个月啊！原来有那么多人喜欢连环画！或者仅仅是为了那个放不下的童年梦买来收藏？幸好，最近他们又加印了一些，这次不敢怠慢赶紧下手。
据说另外一本连环画才珍贵呢，那就是钱君匋编、费新我绘的《家》连环画。我不收藏连环画，还是那位老师借给我的。此书是由上海的万叶书店在孤岛时期出版的，版权页上印“1941年7月30日印刷，8月20日初版，国币一元二角”。万叶书店，1938年7月由钱君匋、李楚材、陈恭则、陈学綦、顾晓初、季电云等每人出资一百元创办的。最初店址在天潼路宝庆里三十九号，后期迁到南昌路四十三弄七十六号。钱君匋任经理兼总编辑。书店主要出版算术、美术、音乐方面的教材，如《小学活页歌曲选》《儿童画册》《子恺漫画选》等。文学方面，还出版过月刊《文艺新潮》，由钱君匋、李楚材、锡金主编。同时出版过“文艺新潮丛书”，收有巴金的《旅途随笔》、丰子恺的《率真集》、靳以的《希望》，以及茅盾、李广田、王西彦等人作品。抗战胜利后，以出版音乐读物为主。1946年改组为股份公司，费新我任董事长，1954年迁北京，改为音乐出版社。钱君匋和费新我都是当今受人追捧的闻人，大约这也是本书受追捧的原因。我喜欢这本书首先是细节上比较讲究，淡绿色的封面上，一个红红的“家”字特别醒目。主画面是一只巨大的蝙蝠，张开大爪子扑向一张小小的古琴，琴边写着“五千”两个字，大约代表着五千年的文明，一股危在旦夕的紧迫感油然而生。扉页右页是费新我1940年为巴金画的像，戴着眼镜，目光向下看着，似沉思，又有一种忧郁感。左页则是一个大张的虎口，虎口尖牙中是一个“家”字，图下方有“1944年7月7日”的字样和费新我的签名“FISHINGWOOD”。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第二页和第三页，作者连画两页《家》的人物头像，画出《家》中二十四位主要人物，形形色色，表情不一。这等于是《家》的人物谱了，今天看来，作者是如何想象和勾画人物，通过这个头像可见一斑了。
在扉页后，还有陈秋草钢笔手书的《关于〈家〉的连环画》，相当于序言了：
这一册以巴金先生的名著《家》为题材的“连续图画”，作者是“白鹅”的老同志费新我兄。白鹅，这一个将要在一般人意念中消失去的艺术小团体，说来正和已有的“连续图画”一样，素未尝为我国艺坛所重视。
“连续图画”在以艺术为桥梁而达到教育大众的意义上，说起来，是应该有它光明的前途的；但当然也需要好的内容和技术。如果我们想所谓某种高贵艺术仅许有些人们作为盛世雅赏，和什么《彭公案》《红莲寺》等小人画本影响到大众意识为何如的时候，自会感觉有新的内容和技术的连续图画的兴起是怎样切要的事。
万叶书店着意出版这一类图画，和作者对于这一项新创作的努力，是值得我们推荐的。按作者为万叶编绘范本多种，予学者印象很多。本书在制图的时候，对于每一画面景象的位置，画中人物面貌的揣摩，和语意的象征写出等，都有过很审慎的思考；画的技术也颇合水准。这是具有“新启蒙运动”价值的艺术，让大众来欣赏这本《家》的默片演出吧。
我们应该为大众欣幸。
陈秋草
（民国）三十年六月
陈秋草在这里谈到了连环画对于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作用，与鲁迅等人看法是一致的。从启蒙的角度，他肯定了这种艺术样式的价值，并预言了它的未来。需要多说几句：陈秋草（1906—1988），名蔯，字秋草，号犁霜、实斋，室名风之楼。祖籍浙江鄞县，生于上海。幼喜绘画，1925年肄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在上海明星影业公司做字幕装饰并为大理石厂做造型设计工作。1928年起与潘思同、方雪鸪创办国人第一所职工业余美术研究团体白鹅画会、白鹅绘画研究所，招生授课。白鹅画会以交流和集体研究为宗旨，重视自由探讨，鼓励自觉精神，是上海最早创立的职工业余美术创作研究团体，培养了不少美术人才。1934年，又在长春路开办白鹅绘画补习学校，出版《白鹅画刊》，江丰、程及、费新我都曾求学于此。在此期间，陈还任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美术杂志》编辑，编辑过《白鹅年鉴》《装饰美》等美术书刊。1955年起出任上海美术馆馆长，我们这代人熟悉的插图《小蝌蚪找妈妈》即出自他的手笔。
费新我1934年起在上海白鹅画校及白鹅画会学习西洋画，当是陈学生辈的人了。费新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今年三月间到上海，君匋先生偶然谈起要我绘《家》的连环图画，当时因为自己觉得太稚拙，哪能当此重任？所以没有答应。回苏后遇到友人萧君，他却竭力怂恿我尝试，同时我又感到家庭间的烦恼，于是乎就把《家》读了一过，试着预备起来，直到六月初脑病之后，始发心涂绘，六月下旬特把稿子带到上海就正于秋草老师和君匋先生。”（1941年7月）我特别注意到画家说：“感到家庭间的烦恼”，可见他是受了《家》的感染才执笔的，这从另外一面可见《家》在当年是触动了社会的普遍问题，触及了青年人内心的苦闷和困惑。这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论述的，仅仅是一个观念层面上的臆想，也是有活生生的现实的。钱君匋曾经为巴金的《家》等多种开明版的书设计过封面，与巴金自然很熟。在后记中，他说：“五年前我在一个中学里的钟楼下接受了巴金兄的嘱托，把他所译的《我的生活》的铅印清样研读着预备制作插图，当时我就打算把他的那部《家》给它从头到尾画一套。结果战事发生了，我离开了那个住了十多年的钟楼，流亡到遥远的地方，两件事都被搁置了。今年在上海与新我兄偶然把往事提起，大家都很兴奋，当时很有意思把《家》试作一套。我因栗六异常，没有时间来执笔，便托新我兄绘作，新我兄研读着《家》，经过相当时间才开手，态度是十分郑重的。”“当第一幅画到我手中时，我便思考着如何写它的说明了。因为要通俗，文字一定要浅显些，又因每面字数有一定，而原书的事实颇丰富，往往有不能尽收之憾，但在可能范围内，总使它不失原意为主。这样再四易稿，成就了今日的样子。”（1941年8月10日）这已经把书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了。
这套连环画在艺术上很有特点，我是外行，谈不了很多，但我感受深的，特别是与以后的那种标准的写实的相比，这本有很强的想象力和跳跃性，作者时不时用分格的办法，把不同时空的场景和人物内心活动集中在一个画面上，有从两格到四格，或者环绕中心，虽然画面是固定的，但犹如电影镜头的切换，很有特点，尤其是能够着力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更是难得，这也是它超出诸书的地方。比如画觉新被长辈逼迫放弃学业的事情，在他捂着脸痛苦的主画面周围，有他母亲的画像，长辈的狰狞面孔，书和算盘等，凸显着他理想的破灭。画新年前景象，就用四格，分别画出了在厨房做年糕的忙碌、女人们剪花折锭、孩子买玩具、仆人张灯等场面。画觉慧与鸣凤最后的告别，叙述觉慧以社会理想为重、轻漠了少女的祈求，画面上是觉慧仰着头，眼睛看着天上的样子，在他的头顶上有一架天平，左端是砝码，写着“献身社会”，右面是鸣风无望的眼神，天平显然更倾向于左边。画琴追求个人理想的过程，有一幅画面也十分惊人，是她的眼前出现了一条很长的路，上面躺满女子的尸体，文字是：“她明白这条路是几千年修好的，充满了女子的血泪……”总之，作者能够放得开，用尽可能多的形式，将呈现在人们面前平面化的画面立体化，让人能够感受到一种动态，感受到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是他的高明，我想画《家》这样的经常叙述人物内心活动的现代作品，必须要有这样的探索和创新不可，这和古代的以人物外在行动为主的作品大不相同。
我查了一下《家》的评论文章索引，能够感觉到这部作品与《灭亡》有很大的不同：《灭亡》发表后一段时间内评论如潮，但《家》则是一个慢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诸如话剧的改编，电影的拍摄，包括连环画的出现，对于扩大它的传播和影响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在画法之外对比一下，各改编者在文字上的取舍等等，不但有意思，也能够看出不同时间和不同的人对于《家》的接受和认识。
2010年9月10日于巨鹿路
《家》 《春》 《秋》的特装本
有些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比如说有些书的特装本，大多数量有限且不在市面流通，只有跟作者有私人关系的人才有可能拿到。时过境迁，倘若还能发掘出来，可真是昨夜做了好梦。这等好事，我从来都不去想的。多少年前，年轻气盛，相信世界是我们的，什么都想拥入怀中，买书也是这样，一书不得，连日难眠，四处折腾亲友帮我买，而且恨不得想到的书都要买到。现在想来，固然当时买书不易，想读的书多半读不到，不过未免也有一点少年的贪心。后来明白了：不但世界不是我的，就是现在握在手上的也未必就是我的；就算是我的，时光匆匆，真正能为我们细细品味、静静相对的东西有几件？生也有涯，何必为无尽之物而累呢？我们的天空很小，来来往往大多是过眼烟云，聚聚散散，只能随缘。我喜欢“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会心和惊喜，而不喜欢处心积虑的算计和安排。对于书也是，心中有它，就有相逢的机会，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甚至也不必在乎是否拥有，借来的书不是读得更细？从使用的角度来讲，珍本书与简陋的平装本没有什么差别，为了做研究查考版本，有复印本、有图片什么的，对我已经足够了。藏书毕竟不是攒金砖，书可把玩，但它的生命更在阅读。所以对于那些特装本，能够看一看翻一翻，望梅止渴，足矣。
巴金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为他的《家》《春》《秋》单独做过特装本，用以馈赠亲友。现在看来，它们的装帧还是一流的，既华贵又大方。三本书都是缎面硬壳精装。其中《家》是浅褐色的枫叶图案，封面上没有书名，书脊上是粗壮的红漆大字“家”，该书正文是开明书店1938年1月修正版《家》，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家》的第十版，当时的售价是国币一元。《春》是灰色的底面，墨绿色甚至偏黑一点的枫叶图案，书脊上是烫金的“春”字，为1938年3月的初版本。特装本的《家》和《春》应当是作者自己掏钱特装的，不清楚当年印数有多少，大约就在十册至二十册之间吧，现在算是极为罕见的书了。迄今为止，我只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巴金文库中见过，是巴金所捐赠。（顺便说一下，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的《巴金文库目录》，这是一件造福读者的好事情，但里面关于版本、版次的勘定之随意也常常令人吃惊，使得本来很好的一本工具书反而让人不敢轻易利用和相信，即以《家》的特装本图版为例，居然标着“开明书店1933年5月初版”，这会极大地误导那些没有机会见到原书的读者。在内文中，由于没有标示特装本，我检索不到该书，或者就是标着开明书店1938年1版的那本？但那是本普通的平装本也说不定。同样情况也出现在该馆后出的《唐弢藏书图书总录》中：其中《秋》与《家与春》特装本条目，仅著录为精装本，但它们显然不是普通的在市面上发售的精装书，这种特装是不在市场流通的。如此标示，未免把人参当萝卜了。）
《秋》的特装本，最初我是在成都慧园见到的，封面是黑色和墨绿色的图案，金黄的竖框中印有黄字“秋 巴金著”。该书版权页标为“1940年4月初版发行，国币二元二角”。最为难得的是，在扉页上有巴金的一段题词：“一九四〇年四月初版本《秋》，用辞书纸加印十五册，大半毁于战火，我这里还有两本，分一本给慧园。”它让我们清楚了，此特装本仅有十五册！
巴金曾两次提到特装本的《秋》：
我一共写了八百多页稿纸，每次写完一百多页，结束了若干章，就送到开明书店，由那里发给印刷厂排印。原稿送出前我总让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时也提一两条意见。我五月初写完全书，七月中就带着《秋》的精装本坐海船去海防转赴昆明了。（《关于〈激流〉》）
一九三九年年初我和萧珊从桂林回到上海，这年暑假萧珊去昆明上大学，我在上海写小说《秋》。那个时候印一本书不需要多少时间，四十万字的长篇，一九四〇年五月脱稿，七月初就在上海的书店发卖了。我带着一册自己加印的辞典纸精装本《秋》和刚写成的一章《火》的残稿，登上英商怡和公司开往海防的海轮，离开了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关于〈龙·虎·狗〉》）
这本书在巴金那次绕道法属殖民地的南行中，还成了他的身份证明。到云南省出入境检查机关登记时，同行人中唯有巴金遇到了麻烦，他的护照上写着：“李尧棠，四川成都人，三十六岁，书店职员。”检查者问他在哪一家书店工作，巴金说：“开明书店。”对方要看证件，巴金身上没有，对方说：“你打个电报给昆明开明书店要他们来电证明吧。”护照就被扣下来了。“我自己当然也有些苦恼，不过我还能动脑筋。我的箱子里有一张在昆明开明书店取款四百元的便条，是上海开明书店写给我的。我便回到客栈找出这张便条，又把精装本《秋》带在身边，再去向姓杨的长官说明我是某某人，给他看书和便条。这次他倒相信，不再留难就在护照上盖了印、签了名，放我过去了。”（《关于〈龙·虎·狗〉》）说不定这个长官也是个文学爱好者？
巴金在《秋》特装本上的题词
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文库中《秋》的特装本与慧园的缎面图案大为不同，是蓝地的龙凤图案，很有传统织锦的风格。而唐弢文库中又是另外一种图案，是那种蓝色、红色、绿色相间的类似菊花的图案，显得更为大气和奔放。关于此书，唐弢在他那著名的书话中曾经专门写过：
《秋》装云者，非谓秋天的装束，乃指巴金长篇小说《秋》的装帧也。友好知我爱书，时以所著见惠，自从《书话》里谈及装帧，更多以特印本相赠。其间赠书最多，厚意最可感激的，当推巴金。实我《书话》，他日当一一记之。记得1940 年，巴金将内行，我和圣泉、柯灵等饯之于霞飞路一酒楼，巴金即携其所著《秋》一册见贻，方于4 月初版，益犹当时之新书也，但为坊间经见的本子。去年，巴金在某一次来信里，问起我有没有《秋》的精装本，我回信说没有，不久，他就差人送了来，并附条说，他自己藏的已经赠完，这一本是向人索回转送的。检视款识，果有用橡皮擦去重题的痕迹。此书用道林纸印，织锦硬面装，书脊及封面烫橘黄色细笔题名，围以长框，酷似日本书籍，富丽堂皇，为他书所不及。友人黄裳见告，巴金此书，原已赠其太太，所谓向人索回转送，实则从太太处要回者也。闻之失惊。此一对贤伉俪之盛情，委实令人感念，世有书痴，当能领会我这一点意思也。
十五册，尚存三册，亦属不易。没有想到，我还有机会见到第四册！去年秋天，我们整理巴金故居南小楼二楼的资料，其中一个柜子里面放了些巴金的老版本著作，还有一些巴金研究的专著。我扫了一眼，这本《秋》的特装本一下子跳入眼帘，我当时真有中了大奖的感觉，又有故人相逢的激动。我想起巴金给慧园的题词，“我这里还有两本……”，那么这就是他留下的一本了。在资料的搜集和保存上，很少有作家像巴金这么细心和精心，从资料保存的完整性而言，也很少有作家能跟他比。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拂去灰尘，常常有意外的惊喜。这本《秋》的外观与唐弢文库中的那本差不多，颜色比唐弢的那本稍微深一点，也许是年久的缘故。可是，捧在手里历史的分量、岁月的沧桑，特别是时光消失而惊艳如故的感觉，让人久久回味。
在特装本中，还有一本书数量更少尤为珍贵，它是《家》与《春》的合订本。绿布面硬壳精装，封面无书名，书脊上压了四道红线，居中烫金镂白的大字书名“家与春”，上下分别是小字：“激流第一部”和“巴金著”，未见版权页。这一册是巴金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此书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唐弢文库中还藏有一册，是巴金送给唐弢的，如果没有巴金在扉页上的题词，大约现在就很难弄清这个版本的来历了：“合订本由钱君匋兄装帧，共五册，1938年5月装成。”下钤巴金的篆印。哇，五册，古董挖掘迷们，谁去把其他三册挖掘出来吧。有一个细节我没有注意到，《唐弢藏书图书总录》的编者倒有描述：“两书之间有一绿色厚纸相隔，绿纸前是《家》之‘后记’，绿纸后是写有‘春 激流之二 巴金’的薄纸，纸背印有如下广告：‘激流之一：家
每册一元；激流之二：春 每册一元；激流之三：秋 在著作中；激流之四：群 在著作中’。”（见许建辉《后记》。《唐弢藏书图书总录》将此书名著录为《家春》似乎不妥，出版社待考也很奇怪，其实书芯就是开明版的《家》和《春》。）这种装法倒让我想到，至今还不曾有一本《激流三部曲》的合订本，但是书太厚是个麻烦，不过可以试着出十六开本，或者用软精装、辞典纸印三十二开的本子，见过不少西方的书是这么印的，厚厚的书，软软的纸，翻起来很舒服。巴金想过把《家》与《春》合订，是否想过三部长篇合订呢？
1949年以后，特装本越来越少了，大约这种小情小调与普罗大众的口味相去甚远，出版部门更是懒得去理作者的要求。在巴金的藏书中，倒有平明出版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为穆旦的译诗所做的精装本，非常精美，以后我再谈它。反正，当时给人的感觉，很多出版社做精装已经心不在焉，更没有心思做特装。傅雷就曾致信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对该社精装书的粗糙表示不满：
以国内现有技术水平，并非精装本不能做得更好；但在现行制度之下及装订人才极度分散的现状之下，的确是不容易做好的。一九五三年平明出《克利斯朵夫》精装本，我与出版社都集中精力，才有那么一点成绩，虽距世界水平尚远，但到了国内水平（以技术及材料而论）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如今在大机关里头，像那样细致的工作在短时期内恐怕没有希望办到。——装订也是一门高度的工艺美术，只能由一二人从头至尾抓紧了做才做得好。
倘附印一部分精装本，希望郑重考虑承装工厂的技术水平；希望不要花了钱得不到效果，我们更不能忘了原来是私营出版社做过的工作，国营机构不能做得比他们差。
傅雷简直是在压着怒火谈印装。“私营出版社”是巴金和朋友们后来经营的平明出版社，傅雷的信中也能看出，有些问题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对待文化的态度，革命是疾风暴雨，无暇去绣花，我们的文化就这样越来越粗糙。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尚规整，六十年代纸张困难，纸差了，接下来，有的书居然天头地脚切得都是斜的，布面的精装书也少起来了，更可气的是原本一些书有着非常好的插图，重印本通通取消！进入二十一世纪，插图稍微得到一点重视了，但有的印制不是美化图书，而是污损图书。典型的代表当属某国字号出版社的那套“名著名译插图本”，低廉的纸张不说，那插图黑漆漆如墨涂，真是辱没了这些好书。我是向来主张印书两极分化的，一极是低廉的普及本，供大众传播的；一种是豪华本、特装本、限量本这类的，满足小众趣味的收藏者、阅读者。这种趣味代表着文化的精致和高度，也是在电子出版的时代中，纸制书不会废弃的重要理由，因为一本好书除了阅读的功能之外，也可以成为独立的艺术品。如同大多数人都不用毛笔写字了，但大家可以欣赏书法啊。可是……为什么我们出版社印出来的书能气死曾经发明印刷术的祖宗？
《家》《春》《秋》发行上百万册，算是够普及了。（大约是为了更普及，用纸越来越烂！）难得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它居然有特装本。我请教相关的人，都说不清楚，当初是巴金自己提出要求用稿费来做的，还是出版社主动为他做的，或者乃是因为经营其事者是巴金的朋友王仰晨——他也是保持着旧时习惯的老出版人。反正，这个本子还不算差，是蓝布面，简洁大方的“家”“春”“秋”三个字分别端居在粉、绿、黄的菱形框上，书脊上也是这样的菱形打底的图案，烫金的作者名和出版社名，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二版，1980年4月第二次印刷。美中不足的是书脊是平的，而不是椭圆，但布面平整，设计大气，不失为难得的版本。弄不清楚这个特装本做了多少日，意大利驻华大使到巴金寓所宣布授予他1982年但丁国际奖，并赠四大册《神曲》给巴金，巴金回赠著作中，就有这套《激流三部曲》。1983年5月7日，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在上海授予巴金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时，巴金赠送给他的书中也有这套。
进入二十一世纪，还有一种《激流三部曲》的特装本问世，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的印本制作的。海蓝色的封面，白色的书名，不难看，但也就是撕了封面换上布面硬壳的普通精装本而已，做工实在不敢恭维。这书不知道做了多少，应当是市面上不卖的，出版社赠给作者家属三十套，我有幸分得一套。但总觉得，当下应当有更好的特装本才对。留点遗憾，才有梦想，我不想着天上掉下一本1938年的特装本，但今后出一点更好的特装本不应当是奢望吧？
2011年4月7日晚
《旅途随笔》
黄裳先生曾写过一篇《书之归去来》，巴金的一本书在岁月中的来来往往，倒颇适合这个题目。
这本书是生活书店1934年8月出版的《旅途随笔》初版本，它是傅东华主编的“创作文库”的一种，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吴组缃的《西柳集》等都属于这套丛书。《旅途随笔》是拿在手里非常舒服的小三十二开窄条本，小精装朴素大方，护封米黄色，上印浅蓝色的字，从上到下依次是丛书名、编号、书名、作者名和出版社名，其中书名和作者名，用的作者本人的毛笔手迹。平装本封面则加了个欧式线框，其他差不多。精装的内文用的是道林纸，定价六角五分，平装则便宜两角。
关于这部书，精装本护封的后勒口上有一则内容简介，不妨抄下来权当介绍：
作者历年来所作长短篇小说，早已脍炙人口。随笔集这还是第一部，是在去年漫游南北的半年里写成的。这是现时真实社会现象的写照，这是一个敏感的心灵的反应的记录。
它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书的内容和特点。“漫游南北”是指巴金1933年南下广东，游览普陀，北上平津。这一路所见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可以说是他的旅行“博客”。巴金说自己并非旅行家，不是游山玩水，书中所记都是“现时真实社会现象”，现在看来都是了解当时社会的宝贵文献。当然，巴金是带着丰沛的情感来写的，至今读来也会受到感染，人们所熟知的《鸟的天堂》一文就出自此书；还有出自本书《朋友》一篇中的一段谈友情的话，也经常被人提起：“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罢。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好了，书的旅行也开始了：该书出版后一年多，巴金在其中一册平装本上题签“赠彼岸同志 巴金”送给了他的朋友。彼岸是谁？为什么称“同志”？
《旅途随笔》书影及彼岸在巴金赠书上的题词
彼岸（1879—1975），姓郑，又名郑岸父，号伯琦，广东香山县人。他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先驱，与师复有交谊，也曾在广州组织“晦鸣学舍”传播无政府主义。有资料说，流亡美国时，他在三藩市（旧金山）同钟时等人组织平社、创办《平等》杂志，他除任编辑外还承担了排字、印刷等工作。巴金曾在这份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是有共同信仰的“同志”。彼岸还是民主革命中的传奇人物，他早年结识孙中山，曾策划香山起义，创办《香山旬报》，从文武两面声讨清王朝。1910年、1911年又两次参加师复秘密组织的“支那暗杀团”，欲刺杀摄政王载沣……有两件事情更显此人性格：郑彼岸曾在一次演讲集会中，举起辫子说：“此豚尾耳。”把时人认为是命根子的东西视为猪尾巴，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之言。还有一件事情，1911年他回香山组织群众起义，并攻占县城，推翻清廷统治。1912年民国成立，广东都督府委任郑彼岸为香山县第一任县长，可郑彼岸接到手令后却不赴任，而是动员当地士绅民选县长，实践了革命不是为当官发财的誓言。1946年，郑彼岸也曾在报上登出启事，公开拒绝县政府给他的县参议员一职，而乐于接受整理地方文献的修志工作。他并非不闻窗外事的隐士，在家乡救义士、散钱财、办教育的功德之事做了不少。抗战时期，郑彼岸在故乡创办五峰中学，艰难支持，个人生活也很清贫，可当岭南大学澳门分校想聘他为教授时，为坚持办学，他不顾个人生活困难，辞却这份月薪葡币五百元的教职。
1912年夏，讨袁事起，郑彼岸创办《讨袁日报》，后袁的爪牙龙济光率部到了广州，大肆屠杀，他不得不流亡美洲，奔波于美国、加拿大，期间做过夜校教师、印刷所排字工人、杂碎馆传役等工作，直到1937年才回国。1949年后曾任中山纪念图书馆馆长、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从他的经历看，收到巴金寄赠的《旅途随笔》时，应在美洲。他拿到书后，不久又赠给了莞英（此人待考，应是他的子侄辈的人），书上还留有他赠书的题词，可见当时的“同志”对巴金的看法：
巴金同志著有小说极多（除单行本外，国内各著名杂志时有刊载），你有读过没有？现检出他最近寄赠我的《旅行随笔》寄你。他系四川人，今年才二十多岁，曾留学法国多年，为人富于情感，他与六叔时时见面的，你将来若与六叔同住，可时时请教他了。
这段话写于1935年9月6日，上面提到的“六叔”当为郑佩刚，是彼岸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无政府主义者。《旅途随笔》他误写为《旅行随笔》了。巴金生于1904年，当时三十一岁，彼岸年长巴金二十多岁，印象中巴金总是那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吧，所以，他说“今年才二十多岁”。这本书在莞英手里的命运不得而知，但可以判断，它重新又回到了国内。
四十五年过去了，彼岸已经去世，巴金也进入暮年，没有想到这本书又回到了巴金的手里，巴金在该书扉页上惊喜地写道：“我送给彼岸老人的书，四十五年后又回到了我的手边，是小林在旧书店买回来的。金（一九）八〇年。”书由女儿买回，但它的旅行并没有终止，后来，巴金又把它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近半个世纪的长旅，万里的长途，又回到了作者手边，这难道不是件奇妙的事情吗？买书也会遇到奇妙的事情，我在许定铭的书话中就曾读过，他相隔三十五年买回的四本书，封面都有藏者的签名，竟然是同是电影导演秦剑的藏书。
书也有它自己的命运！
难怪古人的藏书印有“曾留某某家”的印文，在时间的长途中，谁都很难占有什么，不过是“曾留”。由此，我想到了现今被炒得离谱的一些书价，是体现了我们对书的热爱，还是对物质的贪欲呢？偶遇叶兆言老师，他说他祖父圣陶先生身无长物，手边的东西亲朋看着好，还没有跟他提出，他就主动表示拿走拿走……这是饱经沧桑的老人对于物的聚散的理解，大白话说是：活明白了。很多老人“散书”，大约也缘于此。
2012年4月13日凌晨
于广东台山旅次
《过去》
在一篇访谈中，巴金先生透露他早年曾经印过一本叫《过去》的小画册。他说：“这是我一九三一年编的一本图册，自费印刷的，一共印了五十本，大部分送给朋友，自己只留了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烧毁了。这本图册是我几年中收集的俄、法、意、日等国家的一些革命者的图片，如克鲁泡特金、妃格念尔、苏菲娅、马拉、丹东、凡宰特、大杉荣等。”（《巴金访问荟萃[1979—1987]》）这段话提供了两个主要信息：一、画册的内容是巴金年轻时代崇拜的那些革命者的图像；二、这书印数极少，仅有五十册，历经风雨，存世当更不多，巴金自己所存一册也毁于“文革”。
巴金编印《过去》书影及插图——萨珂与凡宰特之死
这个访谈，我读后总是耿耿于怀，像巴金那么注重史料保存的人都不存此书，我定无缘见到这本与巴金信仰有着密切联系的特殊画册了。那时，少年心性，恨不得将巴金的一字一句都收入囊中，那是一种很盲目的贪心。世界从来都是不完整，欲求完整或完美，不但心愿难偿往往还会适得其反，何况，世上的好东西多着呢，为什么都要属于“我”？有时，太看重那个结果，反而丧失了很多乐趣，到头来，“结果”反成了一个干瘪的空壳，既不美丽也没味道了。恰恰，当你不太在乎那个结果的时候，意外地得到更令人惊喜。2008年，珠海出版社出版了李存光老师编选的《克鲁泡特金在中国》一书，其中收录了巴金的两篇短文：《〈克鲁泡特金的生涯〉前记》《克鲁泡特金赞》，在注释中，编者标注：该文选自巴金编的《过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原来人间尚存《过去》。我认定找不到此书了，所以多少年来，从未想到过向存光老师请教此书的下落，而存光老师早已觅得此书。不久，它的复印本便从北京寄到了我的手上。有时候想一想，巴金研究界有李存光这样的前辈学者，真是我们的大幸。
这是一本正文有八十页的图配文的小册子，据复印本推测，它当为三十二开本。封面正中是克鲁泡特金的头像，上方是“过去”两个字，像是由朵朵小花组成的，左下角是一朵花的形状，大概代表了编者对他崇敬的先辈致敬的意思吧。扉页由一个线框框起书名、编者名（巴金用的是本名）和印刷地点、时间：
过 去
THE ANARCHISTI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Li Pei Kam
Shanghai
1931
接下来一页上面写着“永久的纪念”，下面有“赠 惠存”的字样，是用以签赠的。全书分序、克鲁泡特金的生涯、安那其主义者、芝加哥殉道者、俄国革命党人、萨珂与凡宰特六部分。其实熟悉巴金的信仰和早期创作的人，望眼便知，这等于是巴金1929年1月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的《断头台上》一书的微缩版，或者说，要全面了解巴金对这些革命者经历更为全面的叙述和评价，不妨参照《断头台上》一书。
书前“序”道出巴金编辑此书的意图：
记忆有时使我痛苦，但我是靠记忆而生活。
如果不是有记忆的话，我也许会在街头巷角茶楼酒馆去咒骂别人抢钱夺利了。然而记忆抓住了我，使我走现在的这一条路。因为在记忆中有如许多的可爱的人，为了他们我不得不忘掉自己。
在悲哀中，有他们来安慰我；在失望中，有他们来鼓舞我；在黑暗中，有他们来指引我。这许多年以来在这荒凉的沙漠上就只有他们是我的伴侣。
时间上他们算是过去的了。过去却也是多么值得留恋的，只要他是现在与未来之母亲的时候。因为他曾指引我们走向未来的不可知的道路。
我们要继承着过去的遗产向着未来猛进。
这些文字是一个探求精神道路的灵魂呻吟，“过去”不是伤感和悲悼，而是给现实中的“我”以安慰和力量，“我”要继承着过去的遗产走向未来。那么，这本书不仅是“永久的纪念”，还是宣誓和决心。
在正文的五部分中，克鲁泡特金独占一部分，里面的图片纵贯他的出生直至去世，俨然是小型的克氏画传，不难看出克氏在巴金心中的分量，正如他在一帧克氏的像下所写的《克鲁泡特金赞》：“是革命者，是科学家；是自由之战士，是光明之使徒；是有最完全生活的人，是众人所敬爱的大师；在人类之中是最优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伟大的良心。”在这部分开篇，他更是不吝自己的赞美之辞：
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这个名字在我的耳里眼里确实有一个非常的意义。这是爱的结晶，这是鼓舞的泉源。
我自己实在太渺小了，太无能了。然而我却也能够爱人。我也能够像许多人那样爱克鲁泡特金。在我的生涯中这个人的纪念要超过一切。事实上要是没有了克鲁泡特金，我今天也许不知会堕落到什么样子。
我是得救了，靠了他。许多的青年也得救了，靠了他。在欧洲有不少的人一提到他，就表示出无限的热爱和无限的敬意。他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大师，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我们都是被他的爱、他的理想、他的纯洁的一生牵引到他的身边的。
现实的矛盾生活使我的心灵充满了黑暗，然而他的纪念对于我有如一盏明灯。我不拘何时何地每想起这个人，他在人类中是最优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伟大的良心，我每想起我是站在他的一边，为他的理想（也就是我的）奋斗，我的心又强健起来了。我想有这个人在世界中生存过，我便绝不是孤独的！
人生不过百年，这是多么短促的时间。世间有不少的人在不死不活中就度过了他们的岁月。然而这个人，他舍弃了巨大的家产，抛弃了亲王的尊号，受尽辛苦，历万难，冒万险，经历过了八十年的多变的生活之后，没有一点良心的痛悔，没有一点遗憾，将他的永远是青年的生命交还与“创造者”，使朋友与仇敌无不感动，无不哀悼。像这样的人，古今来能有几个！
克鲁泡特金是不死的，像这样的人确是不会死的。他永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拿他做个别例子去生活，去工作，去爱人，照他那样地为人，那样地处世。不管万世万年，子子孙孙，只要地球不毁灭，人类不灭亡，则克鲁泡特金将永被认为人类的一个好友！
在这里克鲁泡特金的生涯是用真实的图画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在巴黎蜡人馆里见过“耶稣的生涯”的人会在这里看出一个比神话中的耶稣更伟大的人来。
这段话不但保存了巴金的思想情感，而且还保留下来他早期创作中的欧化句式，如：“我是得救了，靠了他。许多的青年也得救了，靠了他。”由此而言，《过去》虽是一本小小的画册，但它对研究巴金的早期思想和文字风格有着特殊的价值。
该书的第二部分“安那其主义者”可看作是安那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圣贤录，中外安那其主义革命家，每人一幅肖像，并配有巴金简短的评价语，依据原书先后顺序，不妨罗列如下：
安那其工团主义的创始者斐尔南· 柏鲁节（F．Pelloutier，1869—1901），这是一个实际运动的天才。
安那其主义之父蒲鲁东（P．J．Proudhon，1809—1865），真正的贫农之子，《何谓财产》之著者。
安那其主义之先驱高德文（W．Godwin，1756—1836），《政治的正义》之著者。
巴枯宁（M．Bakunin，1814—1876），那个为革命之故牺牲了一切并且专为革命而生活的伟大革命家。
德国的斯丁纳（Max Stirner，1806—1856）和美国的德加（Benjamin Tucker，1854—1893），两个伟大的安那其个人主义者。
邵可侣（Elisee Reclus，1830—1905），如珠之人，如火之信；圣徒之生活，真挚之思念；在个人中，实为美果；德性完成，世界成春。一八四八年脱离学校投身革命之少年时；巴黎公社革命时代执枪而战之壮年时！大作《人与地》出世后，呼革命而死之老年时；美哉，君之生涯！正哉，君之思想！（生田春月的赞语。）
美国女同志胡代连（Voltairine de Cleyre，1866—1912）、法国女同志梅晓若（Louise Michel，1830—1905），她们同是诗人，同是战士；她们皆富于自己牺牲精神，因传道劳瘁而死。生前深为各国劳动者及革命家所敬爱，被称为安那其主义之二圣处女。
德国同志约翰·莫斯特（1846—1906），若克尔著有《莫斯特传》一厚册；莫氏刊行《自由杂志》凡数十年。
近代学校之创设者西班牙同志非勒（F．Ferrer，1859—1909），为天主教会所诬杀，枪决于狱中。此为被捕时情形，时为一九〇九年九月一日。
荷兰安那其主义者之第一人纽文许士（D．Nieu-
wenhuis，1846—1919）。
我们大家所热爱的Emma（E．Goldman，1869—），我的精神上的母亲Emma；全世界人士敬佩的伟大亡命者。
亚历山大·柏克曼（A．Berkman，1870—），我们的沙夏——“我们到死都是青年”，我们的SaSha曾这样说过。
维持《反抗》《新时代》等杂志，数十年如一日的格拉佛（J．Grave，1859—）。
福尔（S．Faure，1856—），为法国安那其主义的老将，善演说，著书甚多，皆风行。现主编《安那其主义百科全书》按月刊行，有数千页之多。
意大利同志马拉铁斯达（E．Malatesta，1858—），为近代最伟大的革命家安那其主义的实际运动家，除巴枯宁外未有能及马氏者。马氏以其热诚、真挚与勇敢而为众人所敬爱。
近代安那其主义的两大理论家之一德国人若克尔（Rudolf Rocker，1873—），著有《莫斯特传》等十数种。现在著述《克鲁泡特金评传》。若氏又为实际运动者，现任柏林第四国际书记。
安那其主义之伟大历史家奈特罗（M．Nettlau），今尚健在维也纳；通数十种语言。
奥国（奥地利）同志拉姆斯（Pierre Ramus），是一个国际安那其著名的安那其主义者，下狱多年，著有书籍多种，今尚健在。
被称为安那其主义的将军之马哈诺（N．Machno，1889—），名字诚如格拉佛所说在社会运动中是无人不知道的。马氏真正从民众中出来，而又真能为民众福利战斗。南俄人民非常敬他爱他，称之为“父马哈诺”。克鲁泡特金亦曾赞美他说：“在俄国像你这样的人是不多了”。马氏身受九伤，现亡命法国。
无人不景仰的师复（Sifo，1884—1915）。
像怀疑者那样思索像信仰者那样行动的大杉荣（S Osug，1885—1923），在理论上是将克鲁泡特金与斯丁纳两人调和了的；而在行动上他又显出了巴枯宁所特有的风格。他无疑是东方的第一人，虽于一九二三年被日本政府谋害，但他的印象至今尚为人所宝爱。
安那其主义的美人伊藤野枝（Ito Noc），著作丰富，与其夫大杉荣同时殉道。
在绞刑台上殉道的古田大次郎（D．Furuti）痛陈：“我的眼前燃着灼灼的光辉，我的心里却结了很厚的冰层，露么，一滴都没有了，同志哟！在这心已干枯了时候，难道我的眼也同枯了么？
京城之夜——三月从北面山袭来的，北风般的严酷的余寒尚不能冻灭我们的强烈的火焰。
两人的握手呵，在黑暗中烧燃。
噫，生离么还是死别？”
之所以这么不厌其详地抄录，除了资料珍贵之外，我更看重巴金对他们的评价，每人均言简意赅，直陈要点，如果追踪巴金的思想轨迹，这些人不应当轻易放过；如果写一本安那其主义思想史，巴金其实已经提纲挈领地梳理出一个很系统的线索了。对于“安那其主义者”，在这部分篇首，巴金也表达了他的看法：
“安那其主义者”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名词哟！我曾有机会接触过一些欧美的安那其主义者。我爱他们。因为他们体现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
我爱安那其主义，但我也爱安那其主义者。
安那其主义者来自民众中间，而且在民众中间。在过去在各国的绞刑台上、断头机上、枪弹下、大刀下，我们都可以找出安那其主义者来。在文学家中，科学家中，哲学家中都可以找出安那其主义者来。为自由而奋斗，为正义而牺牲，肩着解放人类的使命，勇敢地去战斗，去就死的是安那其主义者。
安那其主义者在那里？在柏林的“万国工人协会”（第四国际），在安士潭“万国青年安那其主义者联盟”，在法国、德国、奥国、西班牙、葡萄牙、挪威、瑞典、美洲各国以及日本……的各种“安那其主义者联合会”与工团。在意大利、美国、波兰、保加利亚、阿根廷、日本……等国的监狱中，在赤俄的堡垒中和冰天雪地的放逐地上。
我一旦想起安那其主义者的时候，我觉得在我的胸膛里所鼓动着的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心，而是无数人的心，我的同志们，我们的殉道者的心。他们的心居然逃出了冰天雪地的放逐地和人间地狱而跑来和我的心相合了。
这段话是巴金何以信仰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内心独白。1930年，巴金还写过一本《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的专著，而此时他又是一位创作力旺盛的青年作家，在安那其主义者李芾甘与作家巴金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固然，巴金从不认为他的小说是主义的宣传，然而，他小说中又有没有安那其主义的影响和精神呢？这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
“芝加哥殉道者”是该书的第三部分，巴金曾写有长文《芝加哥无政府主义殉道后的四十年》，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他还关心这一事件和其中人物的命运。巴金的小序同样是一篇重要的集外文：
因一八八六年五月四日草市场工人会议中的一个炸弹引起了一个大冤狱，法官受贿，警吏枉法，芝加哥资产阶级全体动员，其结果毁灭了五个安那其主义者的生命。我们的同志，司柏司、柏尔森司、斐失儿、恩格尔、林格，为劳动阶级谋幸福而牺牲了一己的幸福，勇敢地身死在绞刑台上（林格在狱中自杀）。可比之于耶稣之钉十字架，苏格拉底之仰药。像这样以至仁至勇的态度而就死刑的，古今来究竟能有几人！
又过了六年，伊立诺瓦省新省长在一八九三年重查本案，才发现法官的阴谋，替被告雪枉，并且把尚在监狱中的斐尔登、失瓦伯、尼伯三人释放出来，但我们的五个同志已经荷着充满天地的荣光而长逝了。
然而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来痛哭的，我们并不是来哀悼我们的死者。我们是来表示我们的敬意，表白我们的爱情。因为我们爱他们。如果有谁看了这些图画觉得眼泪快要流出来的时候，那么请来听我们的死者中的一人（柏尔森司）在临刑前所唱的歌：“到我的墓前不要带来你们的悲伤，也不要带来眼泪和凄惶，更不要带来惊惧和恐慌，当我的嘴唇已经闭了时，我不愿你们这样地来到我的墓场。”
俄罗斯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沙皇无比残酷的专制统治，与革命者克服困难、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追求众人幸福的事业的热情和勇气，始终打动着巴金。他曾反复写过《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并且还写过《俄罗斯十女杰》《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两本专著，对这些人的事迹都有全方位的介绍。《过去》的第四部分《俄国革命党人》，刊印了包婷娜、苏菲亚伯罗夫人斯加亚、妃格念尔、布列斯科夫斯加、司皮利多诺华、巴尔马雪夫、盖尔书尼等人的肖像，巴金曾数次写过，这部分前面的小序中，巴金再次表达了他对于这些不惜生命争取自由的热血青年的敬佩：
谁知道俄罗斯是一个富于革命思想和行动的园地，在这些地上生满了最美丽的花，这便是“爱自由重于生命”的俄国革命青年。
抛锦衣，弃玉食，身着褴褛的衣服，脚穿农民的木鞋，离开了华丽的家庭，辞别了亲爱的父母，去尽力于解放民众的革命事业。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抱着坚强的信仰，以至诚博爱之心走上革命的祭坛与断头台上的露水一同消失了。在思想上他们中有的是安那其主义者，有的至少也是和安那其主义者很接近的。在行为上他们完全是古代的圣徒。
我们一天在诅咒别人，在谋个人的安全，在争个人的利益，在发展个人的爱憎，从摇篮一直到坟墓，这其间我们总是为着自己。
而那些人呢？他们在爱人，在奋斗，在灭亡，只为的是想使世界变得更好一点，人们生活得更舒服一点。
这样，我们立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年的俄国革命青年的面前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从此都可悔改了罢！
在这里我所介绍的虽然只有几个人，但从这几个人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他们的无数的同伴的面影来。
俄国革命青年是不朽的了！
同样的情感，在这本书最后一部分巴金把它献给他称之为“先生”的萨珂和凡宰特，熟悉巴金思想历程的人，都知道他们对于巴金的重要影响，巴金在前面的序言中满含深情地写道：
萨珂、凡宰特已经死了两年多了。然而他们的话语在至今还留在我的脑际：
“你们的休戚相关果然会把我们从地狱，从刽子手的手中救出来么？它果然会把我们送回我们所爱的人们那里么？把我们送回到阳光，到自由的风，到生活，到我们的奋斗么？
“我们现在不知道——不过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回来了，我们绝不会像一个忘恩的人，胆小的人的样子而回来；如果我们死在电椅上了，我们的感激也要和我们死在一起的。我们的思想是：不自由，毋宁死。”
我们的同志是毫无遗憾地死在电椅上了。
他们像其他的安那其主义者一样以伟大以自尊以勇敢而生，又以伟大，以自尊，以勇敢而死！就在电椅上，就在临丧命的一刹那间，他们还表示出来他们是为真理，为正义，为人类而死。这样他们的一生真正算是完全的了。在生，他们是生活得像一个堂堂的人；临死，他们又死得像一个堂堂的人。难道在弗勒、赛叶、罗威尔、柯立芝那类人中，我们能够找着一个这样的人吗？那么究竟是谁胜利了呢？
凡宰特自己曾经说过：“如果不是为了这些事，那么我会在街头巷角咒骂别人，这样地过来一辈子。我会死亡，不被一个人知道。现在我们并不是失败的了。这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一生从来不曾希望到会做出这么多的宽容，正义，人间了解的事来，像现在我们因了一件偶然的事变而做的。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痛苦——算得了什么！而要杀害我们的性命，杀害一个好的鞋匠和一个穷的卖鱼者的性命——那就是一切了！最后的时间是属于我们的——那苦楚就是我们的胜利！”
我相信这会成为历史的判决！
巴金的这些热血文字，均不曾收入《巴金全集》，我想新版的《全集》，不妨将《过去》增补进来，与巴金编辑的几本反映西班牙斗争的小画册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画册放在一起。
然而，在深夜抄录这些文字时，我在想八十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足以让八十年前的人瞠目结舌了。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又似乎没有变化，对比一下，有时难免觉得人的思想意识，还在原地踏步甚至更趋保守。人类争取自由、平等的美好愿望和重任，想来恐怕也任重道远。处在一个消费社会中，在一个娱乐占精神主导的时代，巴金这本画册所表现的一切，与今人又似乎相距甚远。我甚至想没有几个人还会对革命、献身等这样的东西有哪怕回头一顾的兴趣吧？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个人的小悲欢，与巴金和他所敬仰的那些人所追求的“为自由而奋斗，为正义而牺牲，肩着解放人类的使命，勇敢地去战斗……”的理念正相反。固然，“小悲欢”是生命实在的组成材料，但有时候，过分执着于此，它又是不是我们自设的囚笼呢？孤独、孤僻、冷漠等时代病是否也源于此呢？此时，巴金画册中所描述的那些人生事迹，虽未必都是我们的榜样，但未尝不是另一种人生的参照。
从另外一方面，我又在想，巴金还是幸福的。他有这样一些他景仰的人，不说是他的偶像，但这每个人都代表着一种价值观，他能够吸引热血青年的巴金，让我看到了巴金一代人内心中是有价值选择的。而我们呢？是不是更多的是利益的选择，而不是价值的判断、精神的抉择。从这一点来讲，我没有任何理由，让这本书和它所表达的一切轻轻地就变为“过去”。
我记得前不久在一次会议上，见一位教授读了几本苏俄的书，就在大谈如何如何的时候，我轻轻地提醒他：巴金那一代人早就接触到这些史料并在思考这些问题。他断然说：恰恰巴金他们是错的……我不知道他看了多少文献作出这样的结论，但没有争辩什么，只是再次提醒他：对于历史和前人的判断不要这么自信，古往今来，这种自信曾让多少聪明的人变得那般愚蠢啊，对此，我就不用多举例子了吧？巴金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似乎总在提醒我：“过去”并未过去；“过去”通常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简单。
2013年11月17日凌晨于竹笑居
《第四病室》
2005年4月上旬，在北京飘着柳絮的季节，我天天穿过外经贸大学的校园，去中国现代文学馆查阅巴金文库的资料。4月8日，一本扉页有巴金题词的《第四病室》跃入我的眼帘：
一九五五年一月四日在淮海路新华书店购得。扯去243—244一页，修改后即[寄]新文艺通联组。
一月十八日我得新文艺回信，主张删去甘地的一段，我并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我的原文未谈到思想），但我也照他们的意思把关于甘地的一段删去，又扯去两页。
巴金 二十日
原来巴金捐赠的这本1953年9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第十一版《第四病室》是本残书，这其中涉及到该书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的修改。“新文艺”指接着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该书的新文艺出版社，在“新文艺版”中有巴金自己写的“内容提要”：
这是一个年轻病人在当时一家公立医院中写的“病中日记”，也就是作者根据一部分真实的材料写成的小说。“第四病室”，一间容纳二十四张病床的外科病房，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在病室里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在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可是在这种黑暗、痛苦、悲惨的生活中却闪烁着一线亮光，那就是一个善良的热情的年轻女医生，她随时在努力帮助别人减轻痛苦，鼓舞别人的生活的勇气，要别人“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人有用些”。作者写出了在那个设备简陋的医院里病人的生活与痛苦，同时也写出了病人的希望。
《第四病室》书影及扉页上的巴金题词
我曾经对朋友开玩笑，现在不是总在讲医患关系，还有这样的电视剧在热播吗？差不多七十年前，巴金的《第四病室》中就写到了医患关系，小说中的“善良的热情的年轻女医生”极大地鼓舞了病人，当“我”要出院时，她还送书，并“用姐姐对待弟弟的口气对我说”：“我喜欢读书，喜欢认识人，了解人。多读书，多认识人，多了解人会扩大你的眼界，会使你变得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巴金提到的扯去的三页和关于甘地一段话的修改就与这个赠书、谈书的细节有关。关于杨大夫带给“我”的第二本书，最初巴金是这样写的：
我拿起书来，读着那书名：“在甘地先生左右”，书名下面印着一幅甘地的画像，在甘地的身旁坐着一个缠着印度衣服的圆圆的中国青年。这封面引动了我的好奇心。但是在这病室里的电灯光下，我无法读这些印在土纸上面的不太清晰的小字，我决定听从杨大夫的话，把这本薄薄的小书留到明天来翻读。
但是在后来的印本中，书换成了《约翰·克利斯朵夫》：
我拿起书来，读着书名：“约翰·克利斯朵夫”，书名下面有一个印着“罗曼·罗兰著”，四周还有一个红色框子。书相当重，而且在这个病室的电灯光下，我无法读这些印在洋纸上面的小字，我决定听杨大夫的话，把这本书留到明天来翻读。
“晨光版”中，赞美甘地的一段话相应也被删除了：
她摸出自来水笔，在两本书上都写了字，然后递还给我：[“我喜欢这本书，它把甘地写得可爱极了（她指着《在甘地先生的左右》）。他多么善良，多么近人情，他真像一个慈爱的母亲。真正的伟人应该是这样的。你常常读这本书，就仿佛你自己在甘地身边一样，会使你变得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她的脸上慢慢地现出了光辉的笑容，眉宇间阴郁的皱纹已经消散了。[好像她在甘地的伟大的人格之前，连她个人的烦愁也已忘去了似的。]她停了片刻，忽然下了决心似的说：“我走啰。”
以上[ ]中的两段文字都被修改或删除，在“新文艺版”中，第一处被修改为：
用姐姐对待弟弟的口气对我说：“我喜欢读书，喜欢认识人，了解人。多读书，多认识人，多了解人会扩大你的眼界，会使你变得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
《在甘地先生左右》是一本实有的书，由古今出版社出版，笔者所见的是1943年8月再版本。1948年4月真善美图书出版公司作为“时代丛刊第一种”还曾印行过。巴金本人藏有此书。该书作者曾圣提曾在甘地身边生活过，“这本小书是圣提为了纪念甘地先生最近的一次绝食而写的。他用十日左右的时间，朴实无华地记述他在甘地先生左右时生活的片段。”“圣提对我说过，接近甘地，你便没有私念，你只一心一意地想为别人服役，为人类祈福；接近他，你不觉得自己渺小（当你接近其他的伟大人物时你会觉得自己渺小的），你只觉得自己磊落而光明，与自然万物合而为一。”对于甘地的政治主张和斗争方式，巴金未必赞同，但他一定佩服甘地为信仰献身的精神和伟大、崇高的人格，特别是甘地对众生的博爱精神，与小说中杨大夫对病人的关心、爱护不无对应关系。显然，小说中写到这本书还是别有深意的。由此，我们才会理解，巴金在扉页上的两段题词中所表露出来的不满。
巴金的作品多有修改，但情况各有不同，幸有巴金在扉页这样的“留言”，才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第四病室》修改的宝贵线索。巴金并不是一个在细枝末节上计较的人，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一定会有自己的看法，又不得不屈服于编辑，做出不愿意的修改时，那就另有复杂的原因。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1962年，巴金后来创作的《创作回忆录》，可以为我们解读《第四病室》的这次修改提供参考：
我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某某人转来的信，他认为《还魂草》收在‘文学小丛书’内‘不太合适’，要我另选。我即复信同意抽去《还魂草》，并说我自己选不出来，只有两个办法：一、‘小丛书’干脆不收我的作品；二、请他代选几个短篇凑成一本小册子，究竟怎样，由他决定。他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从爱护您的声誉……’，我看了心里很不好过，说实话，我自己颇喜欢《还魂草》。但是抽出它我也同意，绝无怨言。只是为什么对作家一再提到‘声誉’二字呢？真正的作家并不常常想到自己，他重视自己对人民、对读者的责任。我并不在乎所谓的‘声誉’，我也不是为‘声誉’而写作的。我倒是真心想为人民服务。”我当时的看法是这样，今天的看法也还是这样。不同的是，当时我虽说“并不在乎所谓的‘声誉’”，其实对“声誉”二字的解释自己还不曾搞清楚，对于长官的意见、编辑同志的意见、写“内参”（内部参考）或者写“汇报”的同志的意见，我还是重视、甚至害怕的。我同意把自己“颇喜欢”的作品抽去，这就说明我有顾虑，因此我今天还不明白为什么《还魂草》“不太合适”。（《关于〈还魂草〉》）
2012年5月21日上午
《创作回忆录》
谈到巴金晚年的创作，人们谈的都是《随想录》《再思录》，全然忘了他还写过一本《创作回忆录》。《创作回忆录》的写作比《随想录》还要早四个多月，它们与《随想录》同属于一个体系，回忆、控诉、反思是它们共同的基调，其价值并不低于《随想录》。比如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张就是最早在《创作回忆录》中提出的。从1979年2月12日巴金给萧乾的回信可以看出，这不是应酬之作：“我去年曾答应人文社，写一本《创作回忆录》。……你来信提到《史料》要稿，我准备把下一篇《回忆录》给他们。但我最近写文章每一篇常有两三句不合‘长官意志’的话，麻烦编辑同志费神删改，因此不一定写出来就用得上。”看来，巴金清楚自己的文章可能触犯时忌，而他又不想回避这些，所以他再次选择了思想较为开放的香港，在曾敏之主编的香港《文汇报》的副刊上开设“创作回忆录”专栏发表这组文章。
其实，在1958—1961年间，随着十四卷《巴金文集》的编校和出版，巴金也曾写过一组《谈自己的创作》，巴金说：“我在向我的读者讲‘私话’，告诉他们这些作品是怎样写成的。”（《〈谈自己的创作〉小序》）没有想到“文革”期间这组文章被打成“作者替自己翻案的大毒草”，在上海专门开过一次批判它的批斗会。“文革”结束后，茅盾、阳翰笙、胡风、陈学昭、徐懋庸、姚雪垠等老作家纷纷写回忆录，也有人希望巴金写“回忆录”，并说这是“别人代替不了的工作”。但巴金比较看得开，他认为自己的结局应当是“烧掉拉倒”，“作家只用作品和读者见面”，不需要自己出来鸣冤叫屈，不想抬高自己也不愿贬低自己，“因此我不打算写‘自传’、‘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而《创作回忆录》又当别论：“我既然写了那许多作品，而且因为它们受到长期的批评和十年的批斗，对这些作品至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议论以至于吱吱喳喳，那么回忆一番它们写作的经过，写出来帮助读者了解我当时的思想感情，自己似乎有这样的责任……”（《关于〈龙·虎·狗〉》）因此，从1978年7月开始，到1980年底结束，历时一年半，他完成十一篇创作回忆录的写作。围绕着作品展开回忆，又不限于作品本身，巴金常说他写作不讲究技巧，果然有呆瓜上当，以为巴金作品就是没有技巧的，可《创作回忆录》的写作，巴金在文体上的苦心和追求也是显而易见的。
《创作回忆录》封面及扉页
《创作回忆录》有两种版本：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9月繁体字横排本，封面是灰色的底图，图案为一条向远方延伸的路，鲜红的“巴金著”与浓墨“创作回忆录”的书名题字搭配在一起，既有强烈的反差又很协调。扉页上好似藏书票一样的图案也很雅致，内文用纸较好，也配了一些书影等插图。当年香港三联版的图书内容简介不知道是谁写的，都很具水准，既精准地概括了书的特点，又富有感情，比如这本书，就写道：“各文的重点不同，然而，却清楚地向我们阐明：每一部作品的产生，都因为作者胸臆中荡漾着一股激情；每一篇小说里的人物，亦无不灌注着作者生活中的各种情感。……撰写这些回忆的篇章时，作者保持了他一向坦率的态度，常不留情地剖析自我，展露出其内心的真实世界，就这意义而言，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创作回忆录》的简体字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的，属《新文学史料》丛书的一种，书名像是作者自题（编者也没有标注一下），那个时代的出版物跟香港版比从设计到用纸都乡里乡气的，正文前有两页插图也印得一塌糊涂，书尾连个环衬也没有，不过印数够大，开印就是两万四千五百册。该版1997年12月曾重排重印，封面和封底都用了巴金为台湾版《回忆》一书所写的后记手迹，其实那本书是《忆》的再版，跟《创作回忆录》扯不上。更无奈的是我在网上还买过一本“巴金原著、余集芝主编”的《创作回忆录》，由台北的汉湘文化2003年2月出版。网上购书只见外表，等拿到手才知上当，这是本多位作家谈创作文章的合集，包括巴金、茅盾、冰心、朱光潜等，无怪乎要弄个主编。
我喜欢这样薄薄的百余页的书，拿在手里随便翻翻读上几段很舒服。今年春天，在广州的一个书店里居然一下子买了四本港版的《创作回忆录》，手头已有，又添这么多的复本，不能不说我对巴金这本小书有所偏爱。书中除了有很多研究巴金常用史料外，还有作者对友人的怀念，对往事的追忆，对创作的反思。往事并不如烟，它常将我从纷繁的现实中拉到历史空间，使得我有机会去欣赏另外一种气度和风范。所以，在酷暑中，我又拿起了它，一篇篇读了起来。
跟《随想录》一样，巴金在《创作回忆录》中也不断总结和反思自己，这并非是理论上的总结，而是一位作家创作上的甘苦之谈。谈到文学的作用，他说：“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让我们看见更多的光明。”（《关于〈砂丁〉》）关于修改自己作品：“五十年中间我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不知改了多少遍。我认为这是作家的权利，因为作品并不是试卷，写错了不能修改，也不许把它改得更好一点。”（《关于〈海的梦〉》）巴金也解释了抗战期间他的创作转变，转向写“小人小事”，因为他在普通人身上发现“正直、善良的品德”和“许多发光的东西”。（《关于〈火〉》）“我始终认为正是这样的普通人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力量。任何困难都压不倒中华民族，任何灾难都搞不垮中华民族，主要的力量在于我们的人民，并不在于少数戴大红花的人。”“我们的祖国成长、发展、壮大，绝不是由于有那些天天在会场上、在报纸上夸夸其谈的‘英雄’，我永远忘不了那些任劳任怨、默默工作，在困难环境中坚守自己岗位的普通人和他们做出来的不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关于〈还魂草〉》）今天，当我们谈论“底层”的时候，看到了他们身上“发光的东西”吗？还是仅仅施与他们廉价的同情？巴金回顾创作道路时候，还讲到了自己的屈辱和作家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从一九六二年到现在我走了多长的路，我像一个平庸的演员跑了十几年的龙套，戏装脱掉，我应当成为我自己了。首先我就得讲自己的话，明明是自己的嘴嘛。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小时候看见我叔父责骂听差，事后我质问他：“明明是你有理，为什么你要认错？”听差说：“少爷，我吃老爷的饭嘛。”……后来竟然发展到站在上海巨鹿路作家协会的草地上，对着串联的学生自报罪行：“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写了十四卷大毒草。”一个作家不敢爱护自己的作品，无怪乎他要遭受任何人的践踏了。（《关于〈还魂草〉》）
《创作回忆录》出版十年后，巴金谈到它时说：“我写这小书倒是替几位朋友雪冤，洗掉污泥浊水，让那些清白的名字重见天日。我下笔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我要完成任务，而且我完成了任务，这小书起了作用。”（《巴金全集》第二十卷代跋）《创作回忆录》的开篇就为朋友丽尼鸣冤，后来还写到卢芷芬、王树藏、香表哥、三哥、表妹等人，当然，他无法忘记妻子萧珊，虽然有《随想录》中《怀念萧珊》这样的长文，但《创作回忆录》中关于萧珊的点点滴滴同样会打动人，如作者以抒情的笔调谈起他与萧珊的新婚之夜：
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四周没有一声人语，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声音大而且单调。（《关于〈第四病室〉》）
谈到两个人的生活：“我和萧珊谈了八年的恋爱，到一九四四年五月才到贵阳旅行结婚，没有请一桌客，没有添置一床新被，甚至没有做一件新衣服。将近两年的时间我们住在出版社里，住在朋友的家里，无法给自己造个窝，可是我们照样和睦地过日子。”（《关于〈龙·虎·狗〉》）这是很彻底的“裸婚”吧？小说家的文字中经常藏着个人生活和情感的秘密，读者可以一目十行读过，而作家本人却能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和亲人的影子。巴金交代《火》里面的冯文淑的原型是萧珊，《火》的第三部开头用的是他和萧珊在桂林的经历，并坦承：“要是萧珊不曾读我的小说，同我通信，要是她不喜欢我，就不会留在上海，那么她也会走这一条路。她的同学中也有人这样去了延安。”（《关于〈火〉》）抗战时，他们在敌军入城前十多个小时离开广州逃到广西，一路经历，巴金详细地记录在《旅途通讯》里面，有朋友说这“算什么文章！”，但巴金认为它们“保留了我们爱情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没有虚假，没有修饰，也没有诗意，那个时期我们就是那样生活……”（《关于〈火〉》）
1972年夏天，与妻子的永别让巴金刻骨铭心：“我守在萧珊的病榻旁边，等待她需要我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几次想起了一九四四年在贵阳医院里的一段经历。难道我是在做梦？难道我没有写过一本叫作《第四病室》的小说？”“今天是萧珊逝世后六年零八个多月，想到她在上海医院中那一段经历，我仍然感到心痛。”（《关于〈第四病室〉》）时光流逝，青丝变白发，然而有些事情怎能忘记？“今天我在上海住处的书房里写这篇回忆，我写得很慢……已经过了四十年，我几次觉得我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一个场面：我和萧珊，还有两三个朋友，我们躲在树林里仰望天空。可怕的飞机声越来越近，蓝色天幕上出现了银白色的敌机，真像银燕一样，三架一组，三组一队。九架过去了，又是九架，再是九架，它们去轰炸昆明。尽管我们当时是在呈贡县，树林里又比较安全，但是轰炸机前进的声音像榔头一样敲打我的脑子。”（《关于〈火〉》）又一个四十年，我想到今年的8月13日是萧珊逝世四十周年的日子，抄下巴金的这些文字，权当我对这位善良的女性的一个纪念吧。
2012年7月30日下午
《巴金六十年文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的《巴金六十年文选》，不是什么稀罕的书，但在旧书市场上，我差不多遇到一本买一本，现在家里存有不下七八本，却一本都舍不得送人。藏书家们一定会笑我，净藏些“不值钱”的书。但对于我，书的价值是它的内容、作者，以及它与我内心相遇的珍贵情感共同构成的，就像知心的朋友又何必问出身呢？
这部书的封面是袁银昌设计的，黑底上分三排排列着银色的书名，非常大气，至今看来仍有冲击力。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内文中文章的标题用的是老仿宋体，隽秀可人。书的前勒口写着：“巴金亲自审定全部选目和书名。”后勒口是：“本书包括随想录、杂感、散文、序跋、演讲、书信等部分，选入巴金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八六年六十年间的名著佳作。”多年后，我对这书的一切细节记忆犹新，那是因为它曾伴着我走过一段难忘的少年时光。
1988年春天，我读初中二年级，从镇文化站借到《春》《秋》和《寒夜》（本来说有《家》的，但不知被谁借走了，好像一直没有还回来）。读过《春》，我大受感动，“春天是我们的”也激励着我，而《寒夜》却不太理解：生活为什么那么压抑，尤其是婆媳间怎么不能好好相处呢？但巴金的作品吸引了我，很想读到更多他的书，可惜小镇上买不到。其实，在这之前，我就曾写信给出版社求购过《巴金六十年文选》，应当是1987年初，家中有一台图像不太清晰的黑白电视机，有个星期天看新闻，只有十几秒钟吧，播的就是这本书出版的消息，还有巴金先生的镜头，我恰好看到了，才想到写信给出版社买书，结果石沉大海。转过年，我们班级上订了一份《中国青年报》，我负责管理这份报纸，也就读得特别仔细，有一次，我偶然从报缝中发现福州一家书店邮购此书的广告，兴奋不已，记得连邮费共五元四角，这是当时我买的比较贵的书，记不得钱是怎么省出来的，可能还是背着父母去买的，因为他们总担心课外书会影响学习并不主张我看，想不到，读这些“课外书”才是我以后的正业。感谢福州那家书店给一个农村孩子提供了精神食粮。那一段时间，邮购书店如同今天的网上买书，上大学后，我还邮购过重印的《沈从文文集》，汇款后要十天甚至半个月才能收到书，想一想，度日如年般的等待和盼望，换来拿到书拆开那一刻的惊喜与甜蜜，至今仍回味无穷。
1988年7月7日，我的日记上写着：“我总算有了巴金先生的作品了。这是今天福建邮来的《巴金六十年文选》，大三十二开，八百多页，收随想录、杂想、序跋、散文、书信、演讲等文章。篇幅众多，准备放假了细读……”《巴金六十年文选》第一部分选的就是《随想录》，这是我接触《随想录》之始，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巴金写过一部《随想录》，所以至今仍然比较看重一个优秀选本对于普通读者的作用和影响。当年9月7日的日记中，我写到：“晚间读完了巴金的《随想录》，是倒着读的，从最后一篇读到最前一篇。不足一百五十篇，因为这是收在《巴金六十年文选》中的，所以我只能阅读一百余篇，而不能览全貌。”这是我第一次读完大部分的《随想录》，它潜移默化影响了我的人生。当时，我已上初三，但不论学业多么忙，我总有看课外书的时间，现在想来，正是这些课外书塑造了我的人生，让我受益无穷。那一年，我反复读《巴金六十年文选》中的篇章，每天步行上学，中午放学时，我飞奔回家，吃过午饭，便躲在房中读上几篇，看下午上课的时间要到了，再飞奔回校。离家读高中后，我担心住集体宿舍把书弄丢，仍将书放在家中，每逢节假日，它仍是我手边不肯放下的读物。《巴金六十年文选》的编者非常有眼光，里面选的巴金的散文、序跋都是一篇篇优美的抒情文字，那些带着感伤的语调和激越的热情伴着我度过了一个个夜晚。
后来，读到该书编者之一李济生先生所写的《编后》，才知道五十五万字的书从发稿到出书仅用四十五天，为的是要在1986年底把书出来，正逢巴金创作六十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书出版后，出版社又在1987年1月5日举办了一次面向读者的报告会，会外卖书，一个小时竟然售出五百八十二册，可见它受欢迎的程度。——这也跟那几年读者买不到《随想录》，而此书《随想录》是首选篇目大有关系。这部厚厚的大书，总计印了多少不清楚，手头的初印是两万五千六百册，四个月后（1987年3月）又加印一万四千册，到1992年4月，第三次印刷，此时总印数是四万四千六百册。那几年，出版界都在嚷嚷出书难、好书难卖，好像书店都是武打、言情小说的天下，这个印数应当是很喜人的成绩了。到1996年10月，又增补十万字，出版了《巴金七十年文选》，虽然更为全面地反映了巴金的创作面貌，但最让我心动的仍是那本《巴金六十年文选》。
虽然买了这么多《巴金六十年文选》，但我心中一直有个遗憾，就是这本文选的初版本内含一千册精装本，奇怪的是这么多年来在旧书市场闲逛，我一本精装的都没有遇见过。一千册啊，就这么与我无缘？想一想真懊恼，看冰心先生的照片，她背后的书架上就放着这书的精装本，仿佛又在诱惑着我。有一次到姜德明先生家，姜先生那本《巴金六十年文选》是巴金送他的，也是精装本，我特意提出要拿出来翻一翻。他一定很奇怪，他的宝贝多着呢，我怎么就看上这本“新书”呢？我没有跟姜先生说明理由，还拍了照片，既然买不到书，保存张照片也是念想啊。
想不到前不久在网上闲逛，居然接连有三四本此书的精装本出售。这些精装本都因扉页上盖了一方巴金的章，被当作钤章本卖到八百元一本，但那并不是巴金常用章，而是出版社替他刻的，《巴金七十年文选》也有部分盖了这章，正当我要忍痛下手时，忽见有位店主标价仅仅八十元，他一定怀疑这方章的真实性。几天后这本书就到了我的书架上，写这篇文字时，我还忍不住翻一翻，尽管许多篇章可以说早已烂熟于胸，但翻着这本带着情感记忆的书，心里还是喜滋滋的。
2013年3月24日晚
有梦的人是幸福的——关于《雪泥集》
如果说哪位读者手里有巴金写给他的信，我想一点都不要大惊小怪。在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恐怕是与读者联系最为紧密的作家之一。在《把心交给读者》一文中，他提到自己早年的小说里写到一个青年作家：“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里，它们苦恼地望着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诉他。”巴金说：“这难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恼？那个年轻的小说家不就是我？”他说自1935年8月回国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务以后，读者来信又增多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三年中间我几乎对每一封信都作了答复。”想一下，每信必复是什么概念啊！巴金还出过一本《短简》，收的是他在抗战前报刊上公开答复读者来信的文字，在《序》中他说：“近一年来有许多不认识的年轻朋友写信给我，他们把我当作一个知己友人看待，告诉我许多事情，甚至把他们的渴望和苦恼也毫不隐瞒地讲出来了……”巴金与当时读者的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言，是“知己友人”，是彼此可以倾吐心曲的朋友。
李存光先生曾保守地估计，巴金的书信应当有七千封之多，但是经过战乱，尤其是像“文革”这样的文化浩劫，现在刊出的连一半都不到。而那些尚未浮出水面的书信，特别是巴金与普通读者的书信恐怕为数不少，但却往往踪影难觅。理由很简单，通信人目标不确定，五湖四海，都是未谋一面的读者，巴金给谁回过信都很难查证，遑论征集。另外，普通读者不比著名作家，文字档案能得到整理，很多书信有机会及时“出土”。即便是这样，巴金与读者的通信也不时被发掘出来。比如几年前出版的《英子文友书简》就收录巴金的一封信。英子本名王任之，给巴金写信时还是不到二十岁血气方刚的青年，后来并不从事文学工作，而成为一名医生。这封信里巴金说：“对于‘作家’（？）还是看他的文章有意思。我自己也有过一个经验。有时因为认识了这个人，连他的文章也不想读了。……因此我还是希望你只读我的文章。可悲的是我们近来连随意发表文章的自由也没有了。”（1935年3月11日，致英子）这话换作钱锺书就是：“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见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有一个细节需要多说几句，这封信的落款是一个“金”字。我忘了读什么文章，其中提到巴金给女读者的信也是署单个“金”字，作者特意点到一笔，仿佛要暗示一点什么，那么，巴金给男读者的信，不也署过“金”字吗？
巴金说：“有几位读者一直同我保持联系，成为我的老友。”（《把心交给读者》）这话不错。有一位张弘，她是南洋华侨，读了《家》后给巴金写信，后来又只身来到上海，她在这边唯一可以当作亲人的就是还没有见过面的作家巴金，是巴金安排她进了暨南大学，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晚年。比张弘更幸运的是杨苡（静如），她不仅与巴金保持了多年的友谊，而且还保存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巴金给她的六十七封信，这就是放在我们面前的《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三联书店1987年5月推出的《雪泥集》初版本，是薄薄的一小本，白白净净的，我就很喜欢；如今的“全编”，高高大大的一大册，比初版多收了七封信，且配上了巴金的每封信的手迹显得更有特色。
《雪泥集》的两个版本，左为三联书店1987年版，右为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
翻读这些经历种种劫难幸得保存下来的书信，所谈无论是亲朋故友，还是生活琐事，虽然没有传奇，但也让我们看到巴金与这位读者相互鼓励走过半个多世纪人生坎坷的动人故事。杨苡思家伤感时，巴金劝她要有“大人气”（1939年1月 2日）对于杨苡的个人感情问题，巴金建议任其自然并用“理智去引导它”（1939年8月 12日）。当年轻的杨苡为家庭琐事而烦恼时，巴金告诉她：“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我赞成人制造梦，可以用梦来安慰自己，却不要用梦来欺骗自己。有梦的人是幸福的。……两个人既然遇在一起，用一时的情感把身子系在一个共同的命运上，就应该互相帮助，互相谅解，互相改进自己。”（1942年6月 7日）“一个人应该有幻想，幻想不但鼓舞人上进，还可以安慰人的心灵。可是如果单靠幻想生活，那就会发生种种的悲观思想。因为现实与幻想差得太远，永远无法叫人满足。”（1943年2月4日）巴金认为人要在琐碎的生活中建立梦想实践自己的追求：“生活的琐碎事情是免不掉的，人不能因为这个就悲观绝望。对你们，生活才只是开始呢。年纪轻轻，为什么就不能忍受一些折磨？……你有空我还是劝你好好翻译一本你喜欢的书（海明威那本也好，别的也好），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细心去了解，去传达原意。”（1942年4月 4日）“书本可以消磨你一点热情，知识可以造就你的前途。年轻人的眼光应该注视未来。不应老是回顾过去。未来一定比过去更美。”（1943年1月 15日）“记住你还有一管笔，你也能做一些事啊。”（1945年7月 7日）他不是无端地赞美，也有直率的批评：“你的译稿，我在三天前看过了八十多页的校样。我觉得你译得有点草率，你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1953年2月21日）“你说要译W．H．我希望你好好地工作，不要马马虎虎地搞一下了事，你要认真地严肃地工作，我相信你可以搞得好。但已出的两本书都差。我这个意见不会使你见怪吗？”（1953年7月 25日）批评译稿的事情，让我想起傅雷的一封信：“平明初版时，巴金约西禾合编一个丛书，叫作‘文学译林’，条件极严。至今只收了杨绛姊妹各一本，余下的是我的巴尔扎克与《克利斯朵夫》。健吾老早想挤进去（他还是平明股东之一），也被婉拒了。”此事傅雷在信中一再谈起，他是个出了名的严谨的人，巴金对于译文要求之严深得其赞赏，实在不易，这里也可以看出巴金常常不以私谊降低标准。
说彼此鼓励，那是因为巴金不总是扮演着导师的角色，他也从读者和朋友身上获取信心、营养和鼓励。抗战初期，大片土地沦陷之时，悲观的情绪在弥漫，巴金写下《感想（一）》来鼓励那些年轻心灵：“那个天津的孩子说得好：‘我记得《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书里的末一句话：Wait and hope。我愿意如此。’这wait自然不是袖手等待的意思。”这个“天津的孩子”就是杨苡，她说：“那时我刚读完《基督山伯爵》英译本，也才看过电影《基督山恩仇记》不久。我非常喜欢那部书的结尾。作者大仲马用‘Wait and hope’这句话作为结束。所以我引了这句名言。”（该书第158页）这句话在1948年的寒夜中，巴金用它来鼓励自己度过那段战乱岁月；到1980年，巴金还不能忘记它：
我翻到1937年12月写的一篇《感想》，开头引了你来信的一段话：“……我愿意知道你的安全。”那时你才十七岁。四十几年过去了。我不曾被“四人帮”整死，就应当写几本像样的书。《感想》的末尾也引了你的话Wait and hope。我相信我能完成自己的工作。（1980年1月 19日）
巴金是一个真诚的人，我认为他的书信比日记更珍贵更有研究价值，现存巴金日记都是1950年代以后的，他事务繁忙，常常是记事不记“心”，而与朋友与读者的信中，却常常吐露心曲，坦诚交流对事情的看法。这些都是了解巴金心迹的珍贵史料。信中谈到巴金蛰居孤岛中的上海写《秋》的情景：“这里空气很闷，我差不多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羡慕你们那里的广阔的天空。”（1940年2月2日）谈在桂林的冬夜写作：“这里天气最近突然变冷，我住在高楼，晚上北风带着怒吼摇撼壁板，两腿几乎冻僵，但我仍还坐到深夜……”（1942年底）在重庆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我不能说我整天全没有空，不过拿笔的时候，我的确抽不出工夫来写信。我在书店快做了一年的校对，看校样看得我想自杀。我的一部小说因此至今不能交卷。”（1945年7月7日）抗战后返回上海的生活情景还有对《寒夜》的自评：“我们住房耗子多，跟在重庆一样。连杂志也会拖起走。我并未忘掉你。两个星期后我还要送你一本书，那是一本新作，写一个读书人怎样活着，怎样死去。沉闷，恐怕不受人欢迎。”（1947年3月 2日；此信编者勘定日期为1948年，但《寒夜》初版于1947年3月，根据信中信息，此信当写于1947年。）1950年代，巴金的社会活动明显增多：“……信也无法写，我事太多，收到的信也多，一耽搁连信都找不到了。除了熬夜什么事都无法做。”（1951年7月 2日）谈“文革”岁月：“（一九）六二年我给一个友人写信时对姚文元讲过不敬的话。‘四害’横行时，晚上睡觉都不安稳，写了日记又撕掉，怕给家里人添麻烦。那些可怕的日子，那些可恨的日子！想想当时的气氛，觉得做人做到那样真没意思！但是我相信‘四人帮’在上海在中国的横行不会长久，我一定要活下去，看到他们的垮台！”（1977年3月28日）
《雪泥集》藏书票两幅，上为巴金与杨苡的题词
巴金在信中谈到一些对于具体事情的看法，对于了解他晚年的思想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没有写回信，只是因为我开了整整一星期的会，而且会前写了发言稿，又写了文章。好久没有写文章，起初真感到不知从何写起。但是写完我也感到痛快，因为我讲了心里的话。“四人帮”专讲假话，那么讲真话也是同他们对着干吧。”（1977年5月 29日）这是写《一封信》的心境自述，这是他“文革”后第一次公开表达心声。我特别注意这封信中提到的“讲真话”，这可能是“文革”后巴金第一次明确提出“说真话”，并且有针对性，就是针对那些“专讲假话”的“文革”话语。此时，巴金还没有开始写《随想录》，但对于“讲真话”的问题，他显然早有考虑，对于“文革”的反思同样早就开始。谈到《随想录》的写作，巴金说：“我写《随想》都是借别人的事讲自己的话，不会‘介入’什么，请放心。我只是讲我对年轻作家和‘老’作家的一些看法，随便举一个人为例，未提姓名，即使得罪人，也无所谓。我倒赞成年轻作家‘狂’一点，三十年来我接触到的‘唯唯诺诺’的人太多了。”（1980年12月28日）对于社会上的传言：“脑子十分清楚，对生死问题也看得明白，一切毁誉都不在心上，相信颇有自知之明。我活下去只是为了‘给’，不是为了‘取’，这样的生命是有光彩的。我的情绪一直很好。关于我的谣言一直在流传，不是结婚，就是挨批，然后就会是死吧。‘死’了也不会让人安宁。”（1981年3月18日）关于反响强烈的中国作协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他说：“这次作协代表大会开得很好，开了头就好办了。‘作家必须用自己头脑来思维’，祝词里讲得很明白。可能还有人想抵制，但作家们就不能反抗抵制吗？”（1985年1月 20日）“文革”前，巴金的发言自由靠别人赐予，经历过“文革”，巴金认识到所谓的创作自由是作家争取来的，很多伟大的作家即使在没有外界自由的条件下照样能写出伟大作品，可见更重要的是作家自己的思想独立、心灵自由。别有意味的是三年后，谈到第五次全国文代会，巴金的评论却大不一样：“文代会开完了，有人说并未开得一团和气，倒是一团冷气。开幕前郭玲春两次打开电话要我发表意见，我讲了几句，都给删掉了。我讲的无非是几十年前开的‘双百方针’的支票应该兑现了。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哪里来的‘齐放’和‘争鸣’之类。花了一百几十万，开了这样一个盛会，真是大浪费。我的确感到心痛。”（1988年11月 20日）
忘了谁说过，“巴金说‘讲真话’，怎么什么什么事情没有出来发言？”我想，巴金一不是吹鼓手，二不是新闻发言人，凭什么遇到你认为重要的事情都要出来讲话？但从上述的言论也不难看出，老人有些话讲得也很尖锐。
在这批通信中，巴金和杨苡始终在谈一个人，那就是当时困居上海的巴金的三哥李尧林。从六十年后，杨苡的那篇《梦李林》中可以看出她对李尧林的一片深情。他们1938年相识于天津（应当是巴金介绍的吧），曾在海河共对远去的白帆，杨苡后来曾在诗中说：“你可还会有闲逸的情绪，待我去眺望金色的海河，当我的心里燃烧着忧郁，看那些船只疾疾地驶过？”“只要同你走，不管什么路，我不会还有更美的希望！”“但命运伸出来它一只手，在你我中间划一道冰川，当我要一点微笑和温柔，我却感到了冬日的严寒！”为什么从“更美的希望”到“冬日的严寒”？杨苡到昆明读大学后，一直等着李尧林的信，也等待着他的人到来，但或许是性格的原因，使得他们产生了误会：“漫长的等待在一封封长信中消磨殆尽。然后一连串的由于传言而造成的误解，加上我这个被娇惯坏了的小妹妹的胡思乱想，特别是由于时局的突变，通信越来越迟缓，多少想说的话最后也只能吞咽下去，结成一连串的苦果……”（《梦李林》）杨苡后来迅速结婚了，无法猜测这里面有没有跟李尧林赌气的性质，但在一次轰炸后，正要做母亲的杨苡，觉得自己要不久于人世，“于是我给李先生写了很长很长的信，吐尽了我心中所有的委屈、抑郁和恐惧。仿佛一个临终前的虔诚教徒对他的神父的忏悔。从此杳无音信，甚至连一张敷衍的贺年片也没寄过，而他情愿滞留在上海，再也不提到内地的事了。我想我是惹怒了他，使他对我感到失望，感到头痛。过了两年我又开始写长信继续等待，但即使是他的四弟也没办法说服他的冷漠……”（《梦李林》）巴金在信中也多次替三哥解释：“望你快乐地好好地生活，我和哥哥自然把你当作妹妹看待。我哥哥性情冲淡，做事迟缓，与你性情差得远，故有误会。其实他对你还是不错。他去年一年只给我写过一封短信……”（1943年2月 4日）但在杨苡的心底，这股感情的火焰始终扑不灭：“带我入梦的人，你在哪里？你可还会有闲逸的情绪？为什么我不能再看到你，当我的心底燃烧着忧郁？”“低低一声‘再见’，坠下了地，我说，巴望一张有字的纸，人走了，一个背影不回头，空留下一掬怅惆与哀愁。”“后悔我要得太多了，而你，吝啬地把你的感情锁起，事情过去了，你总该明白，我多珍惜我们那段友谊！”一直到1953年冬天，杨苡来到李尧林的墓前：“死神骤然把我的梦幻击碎，留下了一串串苦果的记忆；即使我能在你的墓前哭泣，也不能缩短这永不能缩短的距离！”
去年冬至，我到南京拜访杨苡先生，那个午后，老人沉浸在回忆中，她多次谈到李尧林，平淡的语调背后有岁月不曾风干的浓情。
那天，我也翻看了新版《雪泥集》的校样，杨苡提到了另外一个人，她是在天津中西女中的同学林宁（时名嘉蓁）。这是巴金的另一个读者，她差不多是与杨苡同一个时期给巴金写信的，巴金在散文《醉》里引用的“年轻的中国的呼声”就是林宁给他的信；后来她去了延安，巴金还写信赞许过她的选择；1956年巴金访问德国的时候，他们才在国外见上第一面，一直到1985年他们又在北京重逢。林宁说：“我是一九三六年三四月到四五月间和先生开始通信的。……我们当时为什么不选其他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巴金先生作为可以信赖的、求教的作家？我说‘求教’是用的现代词句，当时还不是求教，而是敬爱他，信赖他，向他倾诉我们的心声。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卷进“一二·九”运动后，心头像一团火一样在燃烧，血管里流淌着的血要沸腾了，要爆炸了，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的心承受不了在燃烧的火，要爆炸的血管，她在寻求一个支持者，一个承受者，帮助她承受这火，这血。巴金先生是这样做了，他理解、同情、支持我们当时那些极为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动。我告诉他，我们办墙报，搞营火晚会，划船到墙子河中央去放声唱歌，他完全能理解并同情我们。我的心得到了安抚。”1985年4月2日上午，林宁到宾馆看巴金，告别时巴金送她出来，“我三次回头，仍望见他站在门口。这是一位老人的深情送客。半个世纪的友谊在彼此心中始终没有泯灭，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宝贵的东西吗？”
《雪泥集》中收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92年9月22日，信中巴金抱怨自己的衰老，行动不便、写字困难。其中有这样一句：“想想写《雪泥集》那些信函的日子真像在做梦。”
飞鸿踏雪，偶留指爪，人生何似，青春一梦……巴金与读者的事情总也说不完。
2010年5月8日午后
人们，你们要警惕——谈《巴金选编配文反法西斯画册四种》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战争只是历史教科书上遥远的故事，是时间、地点、人物的文字组合，时间带走了血与火，剩下的是冰冷的记忆。难道战争真的离我们很远吗？在新世纪的开端回首来程，人类的历史真是一路烽火。就是在此时此刻，地球上也不知有多少处在不平静的枪口和炮火下。哪怕就是在温馨的家园中，多少人手捧的是关于军事、兵器知识等内容的杂志，或许我偏激，那些杀人武器无论如何精美绝伦，都丝毫引不起我的审美感受，我感到的只有可怖。我还看到那么多人嚼着口香糖漫不经心地在谈论着战争，仿佛一切只是美国大片。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得是人的一种潜意识的流露，这种流露让我不由得想起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一句话：人们，你们要警惕！五十五年前，巴金先生在他所编的一本画册的《前记》中就曾引用过这句话。
摆在我面前的就是巴金编的几本画册：《西班牙的血》（西班牙，加斯特劳绘）、《西班牙的苦难》（加斯特劳绘）、《西班牙的曙光》（西班牙，幸门绘）、《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绘画、照片集），巴金分别在抗战初和建国初翻印了这些画册，并为每幅画配上了简短有力的解说文字。在巴金一生洋洋千万言的著述中，这几行字实在算不得什么，然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竟把这几本画册收入自己《全集》的第十七卷中，并解释当初翻印这批画册的原因：“当时西班牙内战十分激烈，我翻看他们的作品，只是受到艺术魅力的感染，用这些画作为武器来打击纳粹——法西斯。”异国受难人民的控诉和反抗的呼号，同样会激励我们受难的同胞，巴金这是借他山之石，励中国人之志。
《巴金选编配文反法西斯画册四种》书影
画家笔下直观形象的绘画，加上巴金画龙点睛的解说文字，让我们看到血淋淋的战争场面。“冤沉海底”，画面是一个人被拴在一块巨石上给扔到了海底，“连自己的亲人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死。这真是冤沉海底了。”更为令人震撼的是一位受刺激的母亲抱着一根木头当儿子，因为敌人杀死了她唯一的儿子，“这个打击太大了……她忍受不了，她相信抱在她手里的不是一块木头，却是一个活生生的小孩。她哭着，笑着……低声唤他的名字。”此情此景，谁能无动于衷？个体生命的毁灭，让人联想到整个人类的命运，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从外表上看，这里好像是机关职员的宿舍，或者中产阶级的舒适的住宅”，门口还有一行“劳动使人自由”的德国字，然而在这里，纳粹匪徒曾杀死四五百万犹太人、波兰人、苏联人等。在这里，十五个焚尸炉“每天可以烧掉三千两百具死尸。四个新式焚尸所每天还可以烧掉一万两千人。据说最多的时候全部焚尸炉日夜不停地工作，每天可以烧掉两万四千人。”1944年8月，毒气房每天要毒死四万人。在这里，纳粹撤退时来不及运走的女人头发就有七吨重。在这里，不但没有人道，连兽道都不存在，想想我们的兄弟姐妹蚂蚁都不如地被折磨死，真觉得比进了地狱还可怕。
巴金藏《西班牙的曙光》原画
所有这些，都是那个扯开胸腹满是骷髅的法西斯造成的，巴金为这幅画题词：“这就是法西斯蒂的上帝。他永远散布着扰乱的种子，他用火、用剑、用炸弹、用大炮，要毁灭一切和平的城市，在废墟上建立起他们的宝库来”，他们要建的“天堂”，有的“只是死亡和凄凉”。不身临其境，恐怕难以体味其中的恐怖，巴金在一篇文章中就曾描述过在飞机轰炸下过日子时自己的心境：“我们的生命犹如庭园中花树间的蛛网，随时都会被暴风雨打断……今天还活着谈笑的人明天也许会躺在寂寞的坟场里。飞机在我的头顶上盘旋了三天了。谁能够断定机关枪弹和炸弹明天就不会碰到我的身上？”谁不知道生的美好和可贵？然而，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安宁地享有这一切，巴金用画册控诉法西斯的罪行，激起人们的义愤，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自由、和平的真正分量。唯其如此，才更需要我们警惕，不但警惕那种拿着枪炮的法西斯死灰复燃，也要警惕那些法西斯的变种在我们的生活里阴魂不散——它们以各种方式来破坏人的自由、限制人类的精神追求，把人沦为另外一种囚徒和奴隶。
那段历史一直在警示后世，让今天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们保持一份清醒和警惕：历史并不是过眼烟云，它时时都有重演的可能，并处处在影响着后来人的生活。今年4月，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查阅巴金先生的藏书时，竟然意外地发现了巴金先生选编《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所依据的原版书LES CRIMES ALLEMANDS EN POLOGNE，这本控诉纳粹在波兰暴行的外文书已经显得有些破烂，它静静地躺在书库的一个角落中。书的衬页上有巴金用英文写的一段话，扉页上有巴金的中英文签名，还盖有印章。有一页的插图旁还夹有纸条，是巴金指定翻印者翻印两幅图中的一幅，这也可以确证，这本书就是巴金编选、翻印画册的原版书。居然有这么巧的事情，手捧着这样一本书我惊喜不已。巴金在1950年曾经到过奥斯威辛，并写过长文控诉纳粹的罪行，而这本书一定为他提供了不少资料。此书中有着相当多图片，当年巴金在编选画册的时候只是选用了一部分，还有不少没有选用的照片也非常刺目和惊人，这次重印，我们适当地选用了一些使本书的内容更为充实。一个甲子过去了，书页也发黄了，可是我觉得照片上的那些受害者的伤口上如今还滴着鲜红的血，奥斯威辛不仅是波兰的伤口，也是整个人类的伤口。因此，不论是作为对当年受害者的一份纪念也好，还是对后来者的警醒也罢，重印这四本画册，我们和所有人的愿望是一致的：但愿从此人类不再受伤，但愿人间从此充满阳光。
1997年7月10日晚初稿
2005年8月10日于大连重订
巴金的伪书
一
《巴金文库目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小说辑中载有三本书：《初升的太阳》（香港南粤出版社，1960年11月版）、《怯弱的人》（香港一家书店，无出版时间）、《人生》（上海励志书社，1942年3月版），目录上“著者”一栏均标明为“巴金”，并在备注中注有“巴金题记”。这是极其容易误导读者的著录，让人误以为这都是巴金写的小说。其实，这是三本借巴金之名出版的伪书，巴金的题记就是愤然谴责书商的这种不法行径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人生》一书的版权页赫然写着“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标价是一元二角。巴金就在这页上用毛笔写下这样一段话：
这本旧书是我在一九四九年从北京买回来的。原作者不知为何许人。我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书商真可恨！
金 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
1949年，为出席首届文代会和新政协会议，巴金两赴北京，这书当为会余所购。另外两本则是香港书商所为，《怯懦的人》扉页上巴金题曰：
这本小说不知是什么人的大作，总之与我毫无关系。这个样本是香港余思牧先生寄来的。
金 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
这是本短篇小说集，包括《婚礼进行曲》《呼吁》《残渣》等篇目，具体内容，我实在没有耐心看，待专门研究伪书的研究者去查阅吧。不过，巴金的这些题词将来倒不妨收到修订版的《巴金全集》中。
《初升的太阳》一书的封面仿照巴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平明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作品集的设计，这似乎是本很认真的伪书，版权页出版单位、时间、印刷处一应俱全，当然也少不了“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另外还标明了出版商南粤出版社的通讯处为“香港九龙伟晴街250号”。小说的开头是“一九四五年，一个炎热的日子里。”莫非作者读过巴金的小说《死去的太阳》？《死去的太阳》的第一句是“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晚间十一点钟……”也是以一个时间点开头的，而且两本书的书名竟这么对应！伪书的结尾作者还堂而皇之地署上：“一九五三、二、十七日在九龙”。
巴金在书的扉页上题曰：
这本书也是余思牧寄来的。我从没有写过这样的东西。书商真可恶！
金 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
看来1963年3月9日那天，巴金接连整理了几本伪书，查他当日日记，果然记有：“收到余思牧寄来翻版书三种。其中有两种是别人的著作，却用了我的名字出版。”当年3月12日，巴金在给余思牧的回信中说：“您寄来的一包书也见到了。《怯弱的人》两书都不是我的作品。那些‘书商’真可恨。倘使不是您把它们寄给我，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从旁观者的角度看，盗印和伪托他的名字出书，是因为他在读者中有影响且有市场价值。巴金一生中碰到不少这种事情，一直到晚年还说：“但是在作家中我可以算作不幸的一个：我的作品的盗版本最多，有的‘选集’里甚至收入了别人的文章。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制止盗版和不征求同意的编选，我便亲自动手编印选集，不让人在我的脸上随意涂抹。我要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可见，巴金维护版权并非是为了稿费，而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和对读者负责，这才是一个作家更看重的事情。在巴金看来，“书商”不是一个很光彩的词，因为他们只关心赚钱的事儿，不考虑读者利益和文化积累与长远建设。
伪书《初升的太阳》中巴金题词
当然，今非昔比啊，如今“赚钱”已经被打扮成“经济效益”，而成为各出版社的生命线；而“书商”也成为文化大发展的急先锋、拯救出版业的圣斗士了！
2011年12月31日
二
唐弢先生在他的书话中曾写到过现代文学出版中的一些伪书，他说在图书馆查卡片，竟然查出不少著名作家的单行本“为我所不曾见过，甚至也不曾听说过”，如署名鲁迅译的《一个秋夜》（上海新文艺书局1932年版），内收十六篇小说，竟然无一为鲁迅所译。托名蒋光慈出版的书就更多了，要么是窜改他的作品，要么是别人的作品冒名出版。蒋氏“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小说当年肯定极为流行，连文坛老将茅盾出版不过半年的短篇小说集《野蔷薇》，都被爱丽书店以蒋的名义改名为《一个女性》偷印了。
对于出版商而言，要的是市场上闪亮的金字招牌，他才不管张冠李戴，还是乱点鸳鸯谱呢！但是，对于后来的文学研究者，却要有一双明辨是非的慧眼，而不能雾里看花。其实唐弢在当年已经提醒我们：“我之所以不惮烦地指出这些，无非是说，张冠李戴，以假乱真，这是我们今天编目时候必须辨别清楚的；至于滥改原文，佛头着粪，则更有待于研究工作者作进一步的分析与考订。”
唐弢把托名出版的伪书与未经作者授权的盗版书放在一起称为“翻版书”，而我还是想区别一下，因此特意谈“伪书”。我想很多盗版书或翻版书，虽然未经作者授权，属于没有契约的非法出版物，但毕竟书还是这个作者写的；而我说的“伪书”，是盗用作者的名义，内容完全与署名作者无关。查《辞海》，伪书古已有之，而且情况也各不相同，如有的是原作者无考而托名前人的，有的是成书较晚的托名前人的，也有原书已不存而后人有意伪作的。这也带来了另外一项学术工作，就是辨伪，清人姚际恒就著有《古今伪书考》。很显然，在图书市场化不是很充分的年代，制造伪书是别有目的，不像后来，几乎完全是为了逐利。
作为拥有读者最多的新文学作家之一，巴金当然不会被书商轻易放过。无论是伪书，还是盗版书，他都屡次遭遇过。很多情况，巴金自己也很清楚，前年披露的一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致人民日报社编辑部负责人的信中（此信《巴金全集》未收），巴金说：
其实盗用我的名义刊行的书十几年前就在市场上出现过了，记得1941年我曾在香港大公报文艺版上发表过一篇通信，揭发翻版书商盗用我的名义刊行的书。
它们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将我的原著删节修改后重印的，如十几年前在长春、大连等处出版的《家》《春》《秋》《雨》《电》等和后来在北京翻印的《点滴》《忆》《春天里秋天》等；另一类是将别人的文章用我的名义刊行。后一类的书除了你们寄来的《结婚三部曲》和我曾经见过的《驴》之外，还有一本“1942年上海励志书社出版”的小说《人生》。所有这些翻版书都是通过图书摊贩向读者推销的。过去我没法向图书摊贩交涉，我也找不到翻版书商的地址，即使找到了，我也对付不了他们。（约1955年1月10日）
写此信缘于新华社记者郭超人在北京海淀镇的一个小书店发现一本署名巴金的小说《结婚三部曲》，读了后觉得内容低俗，与巴金文笔相去甚远，就买下书，并给《人民日报》的编辑写了信，求证真伪。信和书转到巴金手中，巴金分别给报社和郭超人回了信，称自己从未见过这书，并愤愤地说：“十几年来这类翻版书商不知干了多少坏事，许多读者，许多作家（不只我一个）都受过他们的害，而一般摊贩也是受了欺骗才来替他们做推销工作的。”（约1955年1月10日）这封信上，巴金还说抗战时期就有人盗用他的名义出书，他当时还在《大公报》上声明过，这封信现在收在《巴金全集》第24卷中，信上说：
昨天得到一个南洋朋友来信，他见到一本叫作《驴》的短篇小说集，说是“民国三十年三月在上海初版”的。在版权页上印着：“著者：巴金。发行者：虹虹出版社。代售处：星加坡上海书店；香港星群书局；本埠中国图书公司。”这不是我的作品。我从没有写过叫作《驴》的小说。又有朋友告诉我香港星群书局的寄售书目上，有一本巴金著的短篇小说集，题名《父子》。我好多年前写过一篇题作《父子》的散文，但后来就改作《一件小事》编在《短篇小说二集》。我并没有出过一本叫作《父子》的书。（致香港《大公报·文艺》编者，1941年7月17日）
其实，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翻印巴金的书更多，这当然是由于政治及地域阻隔造成的，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读者的阅读需要。巴金捐给现代文学馆的书中，就有一本香港竟成书局1961年1月出版的《玫瑰花的香》，是本短篇小说集，收小说十一篇，倒全是巴金的作品。上文提到的《驴》《父子》《结婚三部曲》，我都没有查到原书。关于《结婚三部曲》，巴金在致报社编辑部负责人的信里只说1947年新版，没有说哪个出版社出的。非常有意思，在整理资料时，我找到了这封信的半页底稿，上面倒多出这么一段：“书后面虽然印着‘1947年新版’，出版者‘上海良友出版社’，但当时上海并没有发现这本书。这本书可能是在最近才出现的。”在巴金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书中，我还发现了一本伪书，上海前进书店1946年8月出版的《生死》，为“文艺丛书”之一种，六十八页，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的著录非常严谨，把它列在散文、骈文类，只列“梦文选辑”，没有列作者名字，并交代：“收《童年》《家长》《现实》《文明戏》《生意》等十九篇。书前有编者的序言。封面及书脊丛书名为《文艺丛书》。所收各篇未署著者名。”
此书扉页上仍有巴金毛笔题记：
翻版书，不知是谁的作品，总之与我不相干。我在北京旧书店里买到它，但记不清是哪一年的事了。
金 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
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的序中说：“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不知当今是否有有志者也写本“新文学伪书考”，有些事情今天尚可辨别，再过一百年就不好说了。
2012年1月9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