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人在何种程度上是自由的
在《百科词典》里，关于让-保罗·萨特的“头衔”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这样排序罗列的：哲学家、小说家、文论家和剧作家。在我开始真正阅读萨特之前，我对他的了解恐怕也仅限于此。我首先把他当作一个和我没有很多关系的哲学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思想家；然后，他是一个曾经获过诺贝尔文学奖，却又拒绝领奖的作家。作家这个词囊括了他后面三项光荣的头衔，在文学的领域里，他只是在诗歌上没有什么耀眼的成就。其实，关于他的职业，我们还可以加上：教师、记者、杂志主编、政治活动家等等，甚至在战争期间，他应征入伍，还是个气象兵。最终，在他一百周年即将来到之际，终于有一个人将二十世纪冠名为“萨特的世纪”，贝尔纳·亨利·列维这样描写当年三十岁的他曾经见到过的萨特葬礼的场面：
数以千计，也许是数以万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在几分钟的时间里，站满了墓地的条条小径。活着的人与墓地的幽灵，反叛者与小资产者，不分彼此，发出一片压抑的嘈杂。有左派的人士，有孩子，还有上流社会人士组成的代表团，每个人都用邮差的黑红旗子包着头。《法兰西杂志》和“法国阿尔及利亚人友好协会”献了花。猎奇的摄影记者在窥伺。有的女人泪流满面。有一群年轻人，大概根本没有读过萨特的书，却也在那里，攀援在树上。有非洲人，有亚洲人，有“光明岛派”的越南人，也有“胡志明”派的人[……]有声名显赫的人，有默默无闻的人。[……]有的人原来是死对头，有谢了顶的，有目光哀切的……[1]
这样盛大而混乱的葬礼场面，恐怕只有萨特才能有，的确，这也是自雨果之后场面最大的葬礼，而混乱的程度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再怀疑，萨特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世纪，翻新了将哲学体系和革命思想写进文学的法国传统，从而勉为其难地维持了一个相信能够凭借文字的力量推翻旧世界的世纪。
很难判定究竟是他影响带动了一批人，还是在一批相信世界可以在绝望中得到些许改变的人中产生了萨特。从本质上说，萨特到底也还是秉承了从蒙田以来就将思想与文学融为一体的法语文学传统，他甚至并非是“萨特时代”里，将思想和文学结合在一起的唯一个案。如果说萨特把存在主义写进了《恶心》，我们会看到，就在《恶心》之后不久的将来，加缪同样把他的荒诞写进了《局外人》。只是在这一点上，萨特没能解决一个矛盾，他真正的野心是用文学来写哲学，文学在这样一个思想领导者手中，只是一种途径和方法，可是最终的结果却是他用哲学来写了文学，并与一群人一起铸造了一个时代文学的辉煌；至于他完全放弃文学形式的哲学论述，虽然宏阔，却充满自己也解释不清楚的混乱。
是啊，时代很重要。二十世纪初可以这样来定义：世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颠覆和破坏状态；工业技术的重大进展预示着世界全面物化的开始；各种矛盾加剧、激化，导演了世界上最为惨烈的两次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萨特介于三十四岁到四十岁之间。动荡、囚禁、人类的互相屠戮，这一切为人到中年的萨特奠定下了永远要挣脱这个世界囚禁的反抗态度。的确，一切肉体上的囚禁总是从思想上的囚禁，从意识开始的。这不是单纯的环境规定人、历史规定人的问题。环境和历史以何种方式作用于人？而在现实之中，个体的存在到底是什么？
萨特首先提出的答案是，个体的存在，就像他自己在《恶心》中所表述的那样，是一种完全的“偶然”。虽然他既不太愿意用他的哲学来保护他的生活，也不太承认他的哲学来自于生活，但是毕竟还是承认生活与哲学说到底“是一回事”。让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样的一个偶然：
萨特的墓位于巴黎十四区的蒙帕纳斯公墓，在他的墓碑上，没有多余的话语，只简单地镌刻着：让-保罗·萨特（1905—1980）。他出生于1905年6月21日——三十年后，弗朗索瓦兹·萨冈和他在同一天出生，迷信形象的萨冈将之视作一种宿命。在萨特的童年时代，大家都会提到的一个重要事件是父亲的缺席。
萨特对亲生父亲没有印象，亲生父亲在他一岁多的时候就因为黄热病去世了。父亲去世对于萨特来说开始时倒不见得是件坏事：父亲的作用由博学而慈祥的外祖父替代了。童年的一帆风顺、广受称赞是否和萨特的极度自恋有一定关系可能也很难下定论，但无论如何，从小浸淫于书海既给他带来了智力上的早期训练，同时也使得他没有过早地遭遇社会的束缚与限制。在萨特的思想中，“自由”之所以能成为首要的关键词，可能也和母亲家族的这种氛围相关。要知道，母亲所在的史怀泽家族在阿尔萨斯颇有声望，族内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大学或者中学的老师，母亲的堂兄阿尔贝·史怀泽是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要不是母亲再婚，萨特的幸福还能继续延续下去。从众星捧月的小宝贝到与继父时不时要发生冲突的青春期少年，我们当然可以想见萨特的不适。但是又有哪个孩子不要经历这一切呢？无论如何，一方面，萨特将童年时代从外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中习得的那份自由，那种有信仰但却不乏粗俗的生活方式带入了他的未来；另一方面，对于父权的反抗也成为萨特一生的行为标志——大约也与他对父亲这个位置的不习惯相关。与同代人相比较，萨特的青少年时期应该还算是顺利。亨利四世高中，巴黎高师……萨特在中学已经很显山露水了，经常说笑话，甚至整老师。
巴黎高师的学习经历对于萨特来说当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表现在他的“小伙伴”上，与萨特同时在巴黎高师的一连串名字都是光辉闪耀的：保罗·尼赞——两人在中学时就已经缔结了友谊——雷蒙·阿隆，梅洛-庞蒂，还有他的人生伴侣西蒙娜·波伏瓦……决定性意义的第二个表现是，可能在巴黎高师，他就已经确立了人生态度，那就是否定一切权威：他在学校的杂志上登了自己写的一个小喜剧剧本，直接导致文学批评大家，时任巴黎高师的校长朗松辞职。事实上在日后，“小伙伴”的名声远高于老师的名声已经说明了问题。决定性意义还有第三个表现：那就是他已然在他的青年时期就进入了法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圈子，尽管萨特在第一次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中竟然失败了——雷蒙·阿隆是当年的第一名，尽管此后他被分到了勒阿弗尔的中学教书，令他感到极端无聊。
与萨特同时代的知名作家中，主流圈外的屈指可数。不过有两个还真的是和萨特，尤其是和我们要讲的《恶心》有点关系，一个是在萨特之前就写了荒诞的塞利纳，另一个则是在萨特之后写了荒诞的加缪。比萨特年长十多岁的塞利纳无疑是二十世纪初作家圈里的一个异数，他倒是出生在巴黎，但18岁就参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1932年，他出版《茫茫黑夜漫游》，被彼时还很年轻的萨特和波伏瓦引为知己，他们深深赞许的也许是塞利纳粗俗的口气，以及面对当时各种混乱的思想所表现出来的不屑，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气息。塞利纳因为反犹倾向而备受争议，这是后话，但至少，《茫茫黑夜漫游》的作者让法国文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加缪则是阿尔及利亚的穷白人。父亲早就在战争中去世，在母亲的娘家长大，母亲一家几乎都不识字。如果不是得到老师青睐，连学业都继续不了。不过加缪很幸运，多亏了他的中学老师让·格勒尼埃，他进入法国文学圈，走的也算是主流文学圈的路径。两相对照，我们就能够读懂萨特了。尽管据说萨特很喜欢开玩笑，无论是自己的学生时代，还是后来在勒阿弗尔的中学任教时都喜欢恶搞，但文字传递出来的，却是学院的气息，想象似乎很难超越其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边界。
和所有生活在二十世纪的欧洲人一样，萨特的人生也被战争切分成不同的阶段。战前是作为知识分子出道的阶段：精英教育，教师职业，哲学与文学的创作；战争期间是发现政治，进入政治生活；战争之后是反对一切权威，成为“介入”作家。萨特在高师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学生，阅读量差不多在平均每天一本书，而且除了作业之外，各类体裁的文章都写：小说、诗歌、杂文。海德格尔是在高师学习期间就已经迷恋上的，后来在柏林的法国学院任职的一年里，他又发现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战前，萨特已经出道了：1936年到1937年，萨特完成了两部哲学作品《自我的超越性》和《想象》；1937年到1938年，完成了《墙》与“现象学小说”《恶心》（另一译名为《厌恶》）。如果说他的哲学声名还需等到四十年代《存在与虚无》的出版才能够得到确认——因为《自我的超越性》在某种意义上还不算是一部真正的哲学作品，作为《墙》和《恶心》的作者，他却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小说家了。
战争带给萨特最大的改变也许就是意识到了知识分子的个人生活与现实世界的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躲进小楼成一统是做不了领袖的，他应征入伍，成了气象兵并来到法国东部战线，并且很快做了战俘。他既没有像阿波利奈尔那样伤了脑袋，也没有机会像塞利纳那样将战争的戾气转化为文学的奇特风格，不过他也缔造了另一种性质的传奇：在战俘营的诊疗所里，他向神父讲授海德格尔的哲学；圣诞节，他又将自己第一部戏剧作品《巴里奥纳》搬上舞台。
1941年，萨特获释，回到了被占领的巴黎。做战俘这件事当然无可厚非，不过在被占领的巴黎以思想家的身份名扬天下可就值得玩味了。在被占领的巴黎，萨特不仅有教职，有作品，甚至能上演他的剧本。将近四十岁的他在战时迎来了创作高峰：《存在与虚无》，《苍蝇》，包括《间隔》，将萨特彻底塑造成存在主义鼻祖，开始《自由之路》创作的萨特也在半推半就间登上这个神台，在为《自由之路》第一、二卷开设的讲座上，他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
对他的质疑也来自于此。德军入侵，法国投降，戴高乐在国外领导抵抗斗争，留在被占领区的许多人成了抵抗运动组织成员，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我们在马尔罗、萨特、加缪，杜拉斯等许多作家的传记中都能读到他们以这种那种方式参与抵抗运动的片段：比如编辑、印刷地下出版物，保护犹太作家，甚至营救被捕的同志等等。被占领的巴黎受制于德军宣传部，出版的纸张、主题都要受到严格审查，因此大部分“非法奸”作家都停止了出版。萨特和波伏瓦参与抵抗运动当然也是有据可查——他们和加缪的友情中甚至有一部分就是战友情谊，但是说不清楚的事情也很多。例如他在孔多塞中学的教职就是因为驱逐了犹太教师而获得的。《苍蝇》在1943年上演，台下前台坐的都是德国军官。战后，大部分“法奸作家”——巴黎占领期间执掌伽利玛《法兰西杂志》的德里厄自杀，布拉西亚被判死刑——都遭到了清算，然而萨特却能在执行清算的委员会内任职。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坐实了萨特存在主义主将的地位，开启了一个所谓的“萨特的时代”，“存在主义的时代”。萨特在战争期间发现了政治的魔力，或许因为经历战争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萨特尝到了“第三条道路”的好处，确定将知识分子的独立见解作为自己进入政治的标签。这个标签有一个大家更加熟悉的名称，谓之“介入”。越南战争他介入了，阿尔及利亚战争他介入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他也介入了，古巴革命他也介入了，1968年，虽然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他还是坚决站在了年轻人的一边，兴奋地等待着一个虚无缥缈的新天地。萨特痛恨权威，因为他自己就是权威；萨特不承认任何领袖，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领袖。萨特的一生，吸引了很多人，但归根到底都不能太长久地维持关系，他与加缪之间的关系就颇具典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