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传 我从哪里来
谁能想到，经历了这一时刻的四个人，不久以后会成为同学？
青春的模样
谁能想到，不久以后，我们会成为同学。“同学”，这个词离开我们太久，我们少年时就被迫告别了学生的身份，变成了知青、工人、军人……东西南北，人海茫茫，我们都从哪里来？有着怎样的经历？在重新成为学生之前，和谁在一起？怎样从少年到青年？在那样的年代，他、她、我，青春是什么模样？
我曾是知青
小兴安岭知青的春夏秋冬 敬一丹
1972年夏，在哈尔滨道外码头，妈妈爸爸把我送上船。解缆绳，撤跳板，船开了，岸上的妈妈变得越来越小，变成一个小小的白点，直到看不见了。松花江水缓缓流着，我转过头，看着前方清河的方向。
我走向了知青年代。
从1972年夏到1976年冬，我在小兴安岭的清河林区度过了我的知青时代。那四年半的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冬天里的小白桦，春天里的红松苗，夏天里的林间雨，秋天里的榛子棵，那林间四季，是我知青时代记忆的背景。
春天来了，植树造林开始了。20世纪70年代，林区已经是边砍树边植树。春季植树，那是场真正的大会战，职工家属男女老少带上林区专业造林用的“郭式锹”，从苗圃运来落叶松、红松树苗，热热闹闹去植树。
山坡上，雪融化了，草刚吐绿，林子里那特有的春天味儿，让我有些眩晕。在别的地方，别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闻过那种草木萌发的味道，我很享受那种感觉。
我白天到山上植树，早晚在广播站广播。新胜林场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我的声音：“今天一工段栽树——亩，二工段栽树——亩。”我在广播里字正腔圆地说出这样的话：“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听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如果这样的理念得到有效落实，森林资源的危机还会延缓一些。后来，我们林场改叫“森林经营所”，以营林为主了。我经常广播的内容是改造次生林、营林什么的。
春天，没有什么菜，去年冬储的菜吃完了，今年的菜籽刚种下去，青黄不接。好在有大豆，上顿豆腐汤、下顿豆子汤，也能对付。年轻的厨师也不发豆芽，不知是不会，还是没耐心等着豆芽发出来。汤锅里，一点绿色也没有。
春天，山上的达紫香花开了，片片烂漫，让人眼前一亮。几个男知青从山上挖了一棵达紫香，栽到林场院子里，我们天天看着它，期待它能在身边烂漫，可是，它没能活下来，也许，它就喜欢山上林间，那是适宜它的清爽之地。
夏天的林子好美！乔木、灌木、草、花，一层一层，各有各的美。
然而走进林子，并不是看起来的那么美，林子里的蚊子小咬让人望而却步，经常有姑娘们被蚊子小咬折磨得叽叽歪歪，甚至掉眼泪。进林子干活儿，得全副武装，长衣长裤防蚊帽，捂得严严实实。
在密密的草丛里，潜藏着好多危险：草爬子，会传播森林脑炎；毛毛虫，让人不寒而栗；没准儿，还会遇到蛇。有一次，在女宿舍的大炕上，竟出现一条蛇，引来满屋一阵尖叫。一个男生进来，拎起蛇的尾巴，在又一阵尖叫声里，拎出去了。打那以后，我每次上炕，都仔细看看被子里边有没有藏着蛇。
在河东青年点，我们种菜、种黄豆，夏锄时，望着长长的垄沟发愁，什么时候到头啊！不管出多少汗，沾多少土，回到宿舍每人都只能分到大半盆热水，从头到脚，都是它了。谁要是洗头，得提前打招呼，多要点儿热水。
夏夜里，电影队来了，那就是节日。空场上挂起银幕，孩子大人早早地摆上小板凳。记得有一次，放映电影《春苗》，真好啊！那时，电影少，彩色的电影更少，它赏心悦目，给我们苍白的精神生活带来绚烂的色彩。银幕上，李秀明从竹林里走来，阳光照着她青春的身影，我好像看到另一个世界。男主角达式常不同于以往的银幕英雄，他不像王成，不像李向阳，不像杨子荣，他那温文尔雅的文人气质吸引着我。看完电影，大家都在谈李秀明，而我心里暗暗喜欢的其实是达式常，我不好意思对别人说，生怕别人看出来。看完电影回青年点的路上，河水波光粼粼，萤火虫在眼前飞来飞去，一闪一闪，我有些恍惚，半梦半醒，真不愿从电影里出来。此后的日子，再也没有这样诗意的夜晚。
在万物茂盛的夏天，我的心却有些荒凉，因为没有书读。在深山老林里，我常常怀念黑龙江省图书馆的书库。那是下乡之前的几个月，我和同学在书库帮忙整理图书，收工后，可以把那些“文革”后一直封存的书带回家去看。这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安娜·卡列尼娜》《简·爱》《红与黑》……那些“禁书”上落满灰尘，我们如获至宝。在书库里，我好像站在大海边，摸到了海的边缘。遗憾的是，不久，我下乡了，再也没有那书库，再也没有书读了。林场里，有一个老高中毕业生，他有一本很旧的《唐诗一百首》，我千恩万谢借来，一首一首抄，他催着：“看完了吧？还我吧！”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报纸在林区成了“抱”纸，积压好多天的报纸，集中送来，一抱一抱的。不管报纸怎样旧，对深山老林来说，也是新消息；不管内容是什么，那毕竟是文字。我每次看到报纸，都急不可耐想看。有时没电了，我就从青年点的柴油桶里“偷”一点油，放在玻璃瓶里，再用旧鞋带做一个灯捻儿，点起这样的油灯，如饥似渴扑到报纸上。那时的报纸，主题经常是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是在那种环境里我唯一能看到的文字。第二天清早，同宿舍的人都笑我。对镜一看，鼻孔都是黑的，那柴油的黑烟伴着报纸上的荒唐内容都被我吸进去了。
秋天的山，天天都在变。从一片浓绿，到渐渐出现浅黄、橙红。我想到的词是：色彩缤纷、绚丽多姿。而林区老人儿说：看，五花山！
我和伙伴们去五花山采榛子。榛棵儿在树林和草甸之间，我们拿着麻袋，采下一嘟噜一嘟噜榛子，包着榛子的那层厚厚的叶子，我也不知叫什么，拿在手里，微微有点扎手，但令人愉快，那里面藏着饱满的榛子。采榛子时，心里想的是家人，总想着多采点儿，晒干，干得哗啦啦响，过年时，把榛子带回家。一边采，一边感慨，大自然真慷慨，不管有没有人来采，年年都这样恩赐给我们这么多山货。在山里，我们停不下来，贪婪地摘下榛子，有时还遇到蘑菇、小果什么的。直到麻袋沉得快背不动了，我们才下山。
秋雨，让人想家。下雨的日子，不出工，我常常在雨中给家里写信。那时，写信是一种享受，一种寄托。外面的雨下着，我在枕头上铺上信纸，信给姐姐，那是知青间的交流，姐姐1968年去兵团，我是从她的知青生活里成为“准知青”的。她的地址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黑龙江密山铁字409信箱214分队。信写给父母时，我描述修路的艰难，爸爸回信：“保尔也修过路，在修路时还遇到冬妮娅。”我在信里告诉妈妈：“我试着独自住在广播站，早起广播方便。”妈妈立即回信：“不要独自住，要回到大的集体宿舍！”妈妈命令的口气不容置疑，她心里对女儿有深深的担忧，她还在信里发布两个禁令：不能喝酒、不能谈恋爱。
冬天，那个傍晚，小兴安岭脚下清河小镇的路上卷过一阵阵白毛风，风夹着雪没遮没拦，马路上几乎没什么人。我到这里当知青已经好几年，对这里的冷已经习惯了。我顶着风，睁不开眼睛，迈不开腿，走着走着，感觉有点儿木。这时，迎面来了一挂马车，那马身上结了白霜，车老板的帽子上也结了白霜。走近了，那车老板指着我，说着什么。我没听清，愣在那儿。车老板勒了勒缰绳，马慢了下来，几乎停住了，车老板指着我的脸说：“你的脸冻了！”我赶紧用手去摸，他又说：“别用热手摸。”说着，马车带着一团白雾在冰雪路上走了。我于是背着风，倒着走，终于到了屋子里，对着镜子一看，通红的脸颊上白了一块，过了一会儿那白变红了，好了，没事儿了。人家告诉我：如果你当时再冻下去，就冻伤了，一点儿知觉也没有，你这脸上就带花了。
我庆幸在那风雪路上，与那车老板相遇，就在要各奔东西、南辕北辙的瞬间，他对我说了句话。可是，我连那车老板的样子都没看清，只看见他脸上白花花一片，眼睛、眉毛、胡子全是白的。那会儿，俺山里人也不兴说“谢”。
那年11月，我从哈尔滨回清河。从佳木斯附近的香河搭上了车，解放卡车的驾驶室里没有地方了，我就站在货厢里，敞篷的车厢让我有点犹豫，可是，错过了这辆车，不知啥时再能搭上，豁出去了！好在车上还有别人，别人受得了，我也受得了吧。刚开始，觉得还能忍，车开起来，风无遮无拦，几下子就把人吹透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冷过，没了抵挡的能力，人凝固了，被冻住了。终于，车到了清河，我好像木了，不会走路了，也不会说话了。同车的几个人让我就近进了一户人家，慢慢地，终于缓过来了。从此我知道了，人真的会被冻死的。
林场里，职工家属和知青的关系很亲，冬天，有的人家杀猪了，会招呼我们去吃杀猪菜，我们都可高兴了，又解馋，又享受家庭的气氛。一进屋，女主人热乎乎迎上来：上炕，上炕！炕烧得很热，锅里炖着酸菜血肠，我们也搭把手，帮孙婶徐婶干点儿零活儿，扒蒜，捣蒜酱，气氛像过年似的。离开人家的时候，雪花飘来，我们很满足，嘻嘻哈哈回到宿舍，还在回味。寒冬里，这些老职工老家属的关照曾经给了我们那么多温暖。
那年，我在林区的广播站过年。值班的时候，透过结霜的玻璃，能看到秧歌队来了，打头的王敏也曾是广播员，她风华正茂，青春洋溢，腰系大红绸，率领着秧歌队载歌载舞，给人们带来难得的热闹。我的窗台上，堆放着一个个饭盒，里边有肘子肉、黏豆包、饺子、菜，那是广播站的郭站长和同事给我送来的年货，那个年，我是吃百家饭过来的，那么多好吃的，一个正月都吃不完，就放在窗外天然冰箱里。
特克斯草原惊魂 韩菊
新疆之大，不出门还真不知道。
1970年底，我接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通知，只有三天的准备时间，我们就踏上了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路。
我们在路上走了三天两夜，才到了要去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没想到，距离目的地还要走大半天的路，才能真正到达我们落户的地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红光牧场。远离家乡的我，第一次感觉到新疆如此之大。
到了红光牧场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远远地看到星星点点的光亮，走到跟前才发现，是牧民男女老少提着马灯来欢迎我们，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看汽车。
我们听着听不懂的语言，隐约看到了山坡上的马、牛、羊，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踩到了软乎乎的牛粪马粪，不时还听到女同学的尖叫声。
这对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既陌生，又新奇，还包含着些许的恐惧。
记得干农活半年之后，应该是割麦子的季节，队长交给我一个任务——送文化到哈萨克毡房，我特别高兴地接受了任务，终于不用再辛苦割麦子了。
谁承想更大的困难在等着我。
我原以为会有马车拉着我去，没想到队长拉着一匹马过来，用很生硬的汉话说：“这匹马嘛，是走路的马，不是跑路的马，你不会掉下来，很安全。”
我只得自己骑马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发。哈萨克毡房相隔都很远，走一天也只能跑三到四个帐篷。每到一个毡房，我就用小黑板写两个汉字教给牧民，比如“中国”“人民”，直到他们学会了，我再去下一个毡房。
一路还很顺利，饿了有自己带的馕饼，渴了就喝牧民家的奶茶。
有一次，就在我从第三个毡房出来准备再去下一个毡房的路上，突然，我骑的马惊了，两个前蹄子上扬，马头抬起很高，整个马的身体都竖了起来。
我当时就吓傻了，不知怎么办好，一下子蒙了。
就在我束手无策的时候，只见一把镰刀，“嗖”的一声旋风般地飞了过来。我清晰地看到，一条蛇的头“唰”地飞了起来
紧接着一个哈萨克大叔跑过来，先是拉住我马的缰绳，又快速地将吓傻了的我从马背上扶下来。
这时候，我的双腿已经抖得实在站不住。
哈萨克大叔用结结巴巴的汉语告诉我：今天算你命大，如果马被蛇咬了，很可能就会受惊跳到河里。
听大叔讲我才弄明白，草原上的蛇是旱地蛇，与黄土地的颜色很相近，我骑在马上不走近根本看不见。马过，惊蛇，这条蛇向我的马发起进攻，导致马惊。
旁边就是特克斯河，河水湍急，那我很可能真就没命了。
哈萨克大叔陪我坐了半个多小时，看我差不多缓过神儿来了，才把我又扶上马。他又赶着马车陪我走了很远的路，才让我自己继续往前走。
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可不管啥时想起来，哈萨克大叔的形象还是历历在目，那张朴实、憨厚的黑红脸庞，依然很清晰地浮现在我面前。
是他救了我，一辈子感谢他！
黑土地让我放歌 王福生
1973年一个冬日，我们的知青车出了哈尔滨直奔双城。到了五家公社解放大队，远远就听到唢呐锣鼓声，我看到全村的男女老少列队欢迎，欢天喜地地扭起了东北大秧歌，那场面对我们从未离开过家、从未到过农村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城里小青年来说，激动啊！虽然还有点儿想家，但很快被眼前的景象感染，我们就要融入村里的生活了。
接着我们就被热情的贫下中农大爷大妈兄弟姐妹们，纷纷接到了各自的家里，我打量着陌生的新家，我们的吃住都安排在农民家里，从此，我们就成了他们新的家庭成员了。
难忘在新家吃的第一顿团圆饭。东北的冬天本来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只能吃上土豆、大萝卜、大白菜，还有家家户户自己腌渍的酸菜，而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知识青年，特意杀了一口大肥猪，按家按户都分了猪肉，所以入户第一顿饭，我们吃上了地地道道的东北大菜——猪肉炖粉条子，还有通常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的黏豆包。当时好满足啊！
东北的冬天，天黑得早，又没有通电，所以到了天黑就只好睡觉，没有任何业余活动。我看到，生产队部里，几个守夜的老农民围着煤油灯，在吧唧吧唧地抽着大旱烟，东家长李家短地唠嗑。
东北的农村，农民家里的生活还是挺苦的，我们住的农户家只有一间房，我们只好分南北大炕来住，知青住一边，农户住一边，中间挂一大帘子，就这条件。每天呼风唤雨、雷鸣之声不绝于耳，几乎是夜夜不寐啊！我从懵懵懂懂中渐渐体味到了人生的艰辛，从多少个无知里慢慢地认识了乡村生活。
冬天，东北的农村就该猫冬了，但当年的农业生产大跃进被我们赶上了，当时的口号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夺取农业全面大丰收！”村子里那热火朝天的大会战场面真是太壮观了。当时生产队所有的大牲畜要休息，养精蓄锐。怎么往地里送粪呢？由人来拉马车往地里送粪，休牲口不休车，就是马牛可以休，人和车不能休，要大战一百天，夺取冬季大会战的全面胜利。分两个队，一个是知青队，一个是村民队，来展开竞赛。看看哪个队运送的粪肥最多，我们插队的男青年全部来驾辕，女青年在两边儿拉套，后边还有体弱的青年在推着。大家都在飞快地装车、卸车，不知疲倦地拉着大马车飞跑着，一边跑还一边高喊着口号：“多拉快跑，人定胜天……”就这样我们拼着命干了一个冬天，可到最后，我们连村民的妇女队都没比过，还有好多知青的小腰板儿为此留下了后遗症。
黑土地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喜欢唱歌，喜欢乐器，当时中阮弹得还不错，经常被县文工团借调去参加文艺演出，也逐渐在青年点小有名声。每当生产队里开大会，我就组织队里的青年先表演上几个小节目，我的歌声也总是飘在田间地头。让我兴奋的是去参加公社、县里组织的文艺汇演，我用自己创作的歌曲参演，知青战友写歌词，我来作曲：“金灿灿的稻穗，黄澄澄的玉米，火红的高粱，我们辛勤地劳作在田间，盼望着一年的大丰收，嘹亮欢快的歌声，在田间地头飘荡……”就是这稚嫩的初创，还受到多次奖励，我想，这是在鼓励我更多地唱出农民的心声。
从电台大院到梅均塆 柳小平
我的孩提时代是在电台大院度过的。当年，父亲是新华社记者，跟随刘邓大军南下，解放武汉后他留下来参加了广播电台的接管，随后他一生都在这里生活工作。
记忆中，武汉夏天的夜晚总是那样炎热。20世纪60年代初，没有空调电扇，大家都搬出竹床、靠椅，在电台院子里乘凉。
这时不知是哪户人家的半导体收音机，传出来的声音格外清晰。
——频道调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一个女播音员每晚半小时连续播送长篇小说《红岩》。
每每我都听得入了神。江姐、许云峰、双枪老太婆、华子良、小萝卜头……这些人物在她的声音里惟妙惟肖。
躺在竹床上，望着满天繁星，我想，男女老少，好人坏人，这个阿姨说谁，就像谁，真厉害！
她长的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时的电台保卫不严格，孩子可以在院子里随意溜达。一天，我无意中闯入了播音室，这里，一位女播音员正在录制《红岩》。
那一刻我惊呆了！原来是她——我的邻居胡阿姨，是她播的《红岩》！
我趴在播音室的玻璃窗外，久久凝望着胡阿姨，听着她圆润的声音，心中满是仰慕。
“我长大了就要像她这样当播音员！”
理想的种子也许就在这一刻种下！
虽然仰慕之情势不可挡，可惜我一口楚腔汉调，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当上播音员。
没人知道我的心思。
“文革”，学校停课了，收音机里除了新闻、社论，天天都是八个样板戏，戏里人物唱腔台词我全都听会了。
谁都不知道，我在一直偷偷学习普通话。
1968年底，上山下乡的浪潮把我卷到鄂南的广济县梅均公社梅均当了下乡知青。
当年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每年一季麦、双季稻的农活儿就不说了，光打理自己的生活都难。农民再穷有个家啊，我们的家呢？我们的衣食住行没有着落——喝的每一口水，都是自己从井里挑回来的；吃的每一口粮食，都是自己从地里收获的；烧的每一根柴火，都是自己从山上砍的；菜，是自己种的；衣被，是自己拿到池塘边的石板上洗的。
我们是冬天到农村的，生产队没有现成的房子，就让我们四个女孩住在原来的牛棚里。刚到的第一天，牛棚来不及整理，不能遮风避寒，晚上我们睡在铺着稻草的竹床上。雪花飘进了牛棚，飘落在我脸上、被子上，很快就融化了。飘落在桌子上的雪花，覆盖了我们放在上面的手套。第二天，生产队派人上了房梁重铺了瓦，窗户钉上了塑料薄膜。但我们的被子一个冬天都没干。
夏天的时候，烈日炎炎，大地像着了火。为了躲避太阳，队长就半夜一两点叫我们起床干活，天亮后热了，就回去睡觉。
农忙，我们在生产队劳动，插秧、割麦、双抢，整天“黑汗如水流”！南方的水稻田里好多蚂蟥，插完秧上田埂，小腿上能被蚂蟥爬满。
用两头尖的冲担挑谷子去稻场晾晒，途中是不能停歇的，因为谷穗头朝下，放下冲担就会散一地。一路挑起，累得耳朵嗡嗡叫，听什么声音都不真实了。
当时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信念鼓舞着，我不觉得苦，现在想起来，知青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比起当地的农民我们过得更苦！苦得没个头！
这时候我发现自己得了夜盲症，大地一片灰白，走夜路分辨不出高低来，深一脚浅一脚，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母亲一直不放心，有个夏天她从武汉到生产队来看我，她的人造革手提包里带来一斤我喜欢吃的奶油球水果糖。我兴致勃勃地要拿出来时，却发现奶油球全部化成了糖浆，和糖纸一起粘在包里，拿不出来了。当时我和母亲的眼圈都红了。
当地农民觉得知青们的日子过得不容易，经常有人给我们送上一把菜，挑上一担水。
有人跟我们唠叨，这些娇儿（方言姐儿，即女孩）在城里哪受过这罪啊，马上就有队里的干部警告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千万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要扎根农村一辈子。
我们拼命点头。
青春激荡六盘山 董传亮
1974年，在那个激情的年代，我高中毕业了。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七名同学从兰州向插队的目的地——甘肃庆阳地区合水县固城公社进发了。
那里是原陕甘宁边区，革命老区，我们怀揣一颗红心，激情万丈。
当时去庆阳要坐两天车，当汽车爬上著名的六盘山顶，突然映出七个石头铺成的大字——“不到长城非好汉”，在早晨的阳光下十分耀眼。
我们的心被震撼了，齐声喊：“停车！停车！”
站在六盘山顶，仰望着七个大字，我们心潮澎湃，激情万分。七个18岁的热血青年在这里宣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做出成绩誓不回城！
下午，我们到达了合水县城。没想到一进县城，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路两边站满了人，夹道欢迎我们。场面之壮观，气氛之热烈，让我们个个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发表以后，我们是合水县迎来的第一批插队知识青年，当地格外重视。
激情的岁月有许多激情的感动，只有用一些“大词”才能表达，我们这一代人经历得太多了，这才仅仅是个开始。
第二天，我们被簇拥着来到了目的地——固城公社董家寺大队，路边上、崖畔上、院子里都站满了社员，像过盛大节日一样。生产队专门为我们杀了一只羊做了羊肉泡馍，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香的饭。
生产队胡队长说，粮仓里的粮食你们随便吃，没有了就去拿，生产队有菜园子，想吃菜就去摘。
温暖啊！我们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我们插队的两年都是这样的待遇。
第一天的农活是收割庄稼，我们谁也没有用过镰刀，不到10分钟，一位女生就把手割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一位社员跑过来，把自己八成新的衣服撕掉一块，给那位女生包扎，一股暖流顿时涌上我们的心头，好像亲眼看到了战争年代老百姓给伤员包扎伤口！
我们住的小院充满欢乐和温暖，每天晚上都有社员来我们这里，聊天，唱歌，唱秦腔，讲故事，讲当年老区的故事，教我们做饭做菜，时常带些好吃的给我们。队长也几乎天天来看望大家，问我们有什么需要，生活习惯不，身体怎么样。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革命老区的老乡们是多么热情、质朴、厚道，他们的真心让我们这些知青感动不已。
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除了接受再教育以外，还应该为老乡们做点什么，这是发自内心的。
两年中我们为老乡做了三件事：
一是七个人全上阵办起了扫盲班，让不少人脱了盲。
二是办了百口猪场。当时本地的猪品种不好，长得小且育肥慢。我们采用每天喂猪吃八顿的新育肥法，生产队有几头养了两年的猪，我们三个月就给育肥销售了，这给了我们鼓舞。虽然每三小时喂一次猪很辛苦，但我们很兴奋，有了更大胆的想法——改变当地的猪种。
我找到了县商业局长，希望县种猪场能支持我们。商业局长欣然答应，马上给种猪场打电话，给了我们十几头乌克兰小种猪，当时那个高兴啊！
我们带着十几头小种猪回到了生产队，队长就像见到了宝贝，看啊看，摸啊摸，在广播喇叭里向全队社员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大家都赶到队部去看。
就这样，修建百口猪场的计划从第二天就开始实施了。不到一年，我们连讨带买带产，实现了百口猪场的目标，远近十几里的村民都赶着猪来配种，天天有人来买小猪。后来这个百口猪场存在了十几年，改变了当地的猪种。
三是给村民们讲故事。讲雷锋的故事，讲王杰的故事，讲战争年代的故事，讲历史故事。先是从田间地头开始讲，后来讲到了全公社，讲到了全合水县，甚至讲到了庆阳地区。
这下名出大了，我们被甘肃省评为“先进知识青年点”，全省开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大会，我作为“点长”去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省电台让我去台里录了一个讲话录音，介绍我们点的事迹。
不承想，就是这个讲话录音使我离开了农村。
开完会回到知青点只20天，我就接到了去省电台学习的通知。没想到这一学习就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我参加的是“工农兵通讯员学习班”，一个月学习结束了，又通知我去甘肃省电台播音组学习。
我不去，村里还有那么多伙伴等着我呢。
领导给我做思想工作：你讲革命故事，学学播音可以提高表达水平啊。
就这样，我到了省台播音组学习。
又过了一段时间，台领导拿着省委组织部的调令找到我说，调你到电台当播音员，这是调令，赶快回去办手续吧。
我一下慌了，说：“我不去，我不愿意到电台工作，我和同学们约定，扎根农村干革命。现在正是关键时期，我不能扔下同学不管，不能背叛他们，当逃兵。”
领导讲了很多劝说的话，后来实在没辙了，就说，你在农村扎根是你一个人的事，最多只能影响一个生产队，但如果你是一个播音员，你每天都在宣传毛主席的指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人民群众的先进事迹，有千百万人在听你广播，这个任务多重要啊！你要好好考虑，哪个更重要！
这才算是说服了我，我不情愿地带着调令回去办手续了。
回到知青点上，我什么都不敢说，总觉得自己背叛了同学。在点上整整住了一个月，拖着不去办调动。
后来在台里的一再催促下，这才去办了手续。走之前，我把所有东西都送给了社员，只剩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跟同学们匆匆告别，趁着晚上悄悄地离开了。
去县城要走二十多里山路，一路上，我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觉得自己对不起大家，是逃兵。
从走出董家寺大队那天起，到现在40年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也没敢再跟点上的同学联系，想想是不厚道啊！
董传亮在知青点
40年来，我每每回忆起插队的那一件件事，那一张张可亲的面容，心里总是不能平静。20世纪70年代的革命老区人民教会了我为别人做点什么，学会感恩！我感谢他们，在我十八九岁形成人生观的关键时期，给了我最好的教育。
这就是我的插队经历，这经历也许与很多人不同，我受到的是关心、关爱，感受到的是温暖、阳光，这温暖和阳光伴随了我一生！
我曾是兵团战士
从北京到北大荒 王征
北京，六九届全下乡，七〇届全留京。我本该是七〇届，小学四年级，由于太闹，学习又好，“被跳级”到六九届。
这一跳，跳进了知青的洪流。
那时候，一家只许留一个孩子，我是家里老大，必走。
那时我刚满15岁。我家和杨叔家都是独门独院，杨叔给了我家太多的帮助。要走了，杨叔问奶奶：“舍得孙子走吗？”奶奶说：“儿子媳妇都没留住，孙子去干革命，我不留他，让他去吧。”
我家离学校很近，不到300米，欢送会的高音喇叭听得清清楚楚。我没去开会，能陪奶奶一会儿是一会儿。
听到通知准备上车，我知道该走了。奶奶指着桌上叔叔阿姨们送的水果和点心说：“带上吧。”
我说：“不，留家吧。”
奶奶拿起一个最大的苹果放到我的手里，含笑送我走出家门。
哪想到我正在排队上车，杨叔跑来说：“你奶奶哭得不行。”
我又飞快跑回家，奶奶见我回来，忙止住哭：“孩子，我没事，快走吧，别误了车，记着给奶奶来信。”
我回到校门口，车正一辆一辆开出。看见我们班那辆车，我招手让停车，车上的同学也喊“快停，快停”，可司机竟然不停车。后来才知道，司机有命令，沿途绝不许停车开门。
杨叔推来自行车，驮上我直奔永定门火车站。
整个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家长们紧紧聚在车窗前，紧紧拉着孩子的手不放。我没人送，独自站在早已上锁的车门后。
列车开动了，顿时一片哭声。真的一辈子回不来了吗？脑海中一闪而过。不，绝不会，我一定会回来！
我没有流一滴眼泪，那时的感觉就像是又一次在学校去“学农”。
“抽支烟吧。”我回头一看，是班主任何老师，我最不喜欢的老师，学农时曾抓住我抽烟，没收了。
我接过烟点上，何老师说：“你们这么小，就要独立生活了，以后要互相帮助。”
说着，拿出两盒“大前门”烟放进我的口袋：“少抽，对身体不好。”
见我不说话，他沉默了一会说：“我只能送你们到丰台。”何老师转身离去，我看见，他的眼睛里含着泪花。
离开北京那一天是1969年9月25日。
27号傍晚，在黑龙江拉哈车站下车，步行十几里，坐船过江，到达团部。各营、连的马车、拖拉机、汽车来接，我们分到18连。那夜里到达连队，昏天黑地，晕头转向，进了知青宿舍，和衣就睡。
28号，先来的上海知青找我们用毛主席像章换面包和水果，我们也没闹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热情。
29号，一个上海知青抢别人吃的，我们三个北京知青与十几个上海知青打了第一架，这才明白，他们为什么用像章找我们换食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饿”。
10月1日，每人到仓库领了一把旧式镰刀，下田收水稻。不到中午，我们血淋淋的手和脚，就把连队卫生员的胶布全用完了。
连队每人每天都有劳动定额，我们刚来，累死也干不完。那些日子，女生想家，夜夜哭，经常是一人哭，几人劝，最后大家一起哭。
我和刘凡站在路边，遥望北京，别无选择，生存下去才有未来。刘凡出身书香世家，带着一箱数理化下乡，从此，我们一边劳动，一边自学，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活。
1972年春，父亲和一批干部被保护，总理批示，家属随迁。母亲拿着公函，从师到团——营——连为我办理了调令。
我那时还在山上，一日收工后，我被叫进了指挥部，满桌杯盘狼藉，那个被知青称为魔鬼的团首长冲我大吼：“千百万知青扎根边疆，防修反修，只有你是一个可耻的逃兵。”随后，破口大骂。
第二天，连长给我送来调令，并亲自送我到山下车站，只说了一句话：“走吧，回家吧，我这还有一百多知青呢。”
那次从山上下来，我在齐齐哈尔买了一箱酒，回到连里与大家告别。众人无话，只是喝酒。很多人醉了，我哭了，在心里一遍遍说，对不起，我必须走。
多年后他们说，我的回城，彻底摧毁了他们的信念，连里再也没有人提起过我，就像我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第二天，刘凡开着拖拉机把我送到拉哈车站，一句“北京见”，挥手道别。
博斯腾湖的记忆 周环
1969年1月初，我还不满17岁，就和一帮“老三届”学生，来到位于博斯腾湖附近的新疆兵团24团3连。
欢迎会后，给我们分进各个班排。每个人发了一把坎土曼，嘱咐我们，坎土曼以后就归自己管了。
我拎着坎土曼左看右看，样子像内地的锄头，但锄面有铲子那么宽。我想，维吾尔人咋这么聪明，发明的这坎土曼兼具了锄头和铲子的功能。脑子里突然跳出学马列著作的一个名词：“生产工具”。
哈，我们就是“生产者”啦。
兵团农场的职工都拿工资，称呼叫“农工”。我们第一年的工资是12块5毛钱，但发到手里的只有四五元，另外8元钱用粮菜票冲抵。因农场困难，这几块钱常常会延期发放。第二年以后，工资涨到17元。
周环在连队演样板戏《沙家浜》的《智斗》——“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
刚到的那天，为了欢迎我们这些学生，吃的是白面馍（馒头）。
后来才知道，连队里是每一两个星期吃一次白面馍，每个月吃一次大米饭，逢年过节杀一次猪羊，能吃顿肉。
那时候饿啊，我这个女娃每顿要吃两个苞谷馍，也就是8两啊！男生每顿吃三个四个的，不新鲜。
每天出工午饭时，很多人不带饭碗，就把坎土曼浸在渠水里洗一洗，那个凹度刚好像个盘子，舀进西葫芦菜汤，再撅几根树枝当筷子，稀里哗啦吃个精光。我们学生后来也学会用坎土曼当盘子吃饭了。
最高兴的是夏天分西瓜，我们挑个筐到西瓜地里，用地磅称，每个人能分一二百公斤西瓜。运回宿舍后，往床底下一滚一堆，床底下就成了储藏间。那是最甜美的日子。
我们的宿舍是3人一间。所谓宿舍，就是用土坯垒成的土屋，屋顶是木梁，上铺苇席油毡，抹上泥。墙壁也不刷白。屋里的地面，就是原本的土地。一到春天盐碱地返浆时，宿舍里又阴又潮，地面也变软，凹凸不平。
这，可是连队里最好的房子了。
很多农工住的是窑洞，用苇篾子捆扎而成。成家的人，可以每家分到一孔这样的窑洞。
还有一种“地窝子”，很像原始人的穴居，冬暖夏凉。第一代开发新疆的兵团人，住的都是地窝子。
我们的床，是用芦苇捆扎成两米长的苇把子，然后用坚硬的红柳枝条扦子，把十几个苇把子穿到一起（类似南方的竹排），这就是“床铺”。在地上打进两排树桩，就是床架。经常有人睡到半夜，苇把子床铺软乎乎地塌了下去。
有两次，我都是睡梦中忽然身体下沉。第一次给吓醒了，第二次迷迷糊糊中，我索性把整个苇把子铺拉到地上，继续睡。早晨起来，再换上新的苇子捆绑做床。
记忆中最可怕的，还不是塌床，而是臭虫和蚊子。
人说，新疆的蚊子能吃死人，一点不假。而那臭虫，真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每天睡觉前，我都要先检查墙壁，按死所有能看到的臭虫，才能躺下。每夜，必定被吸饱血的臭虫给咬醒两三次。就马上打亮手电筒，只见蚊帐上、墙壁上，几十上百只臭虫，见光后齐刷刷地往上爬。我手疾眼快地迅速去按圆鼓鼓的臭虫，一按一道紫红的血印，一般都能消灭几十只。
有时实在太困，我就由着臭虫咬，心想，吸饱了血，这一拨臭虫就不闹腾了。
农工们把蚊子臭虫戏称为天上的“飞机”，地上的“坦克”。因为臭虫猖獗成灾，影响睡眠，全连总动员，利用休息日来了个歼灭战，所有房子都用农药烟熏，总算暂时缓和了臭虫一害。
天上的“飞机”，当然还是照飞不误。
我们团是盐碱地，春天返浆时，地下的盐浆把表面的冻土拱得如波浪起伏，人踩在上面颤乎乎的，汽车拖拉机开上去，很容易陷住。
到了夏天，这些盐碱软土变成细细的盐碱粉尘，一脚过去，粉尘能没过脚脖子，喷得满裤脚都是土。拖拉机开过去，就是一路黄尘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每天出工，我们扛着坎土曼，都要走在这条暴土狼烟的大路上，不管冬夏，头上必须蒙上白纱布，既防蚊子，又防土。
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啥时候，我能睡在一张木板搭成的床上，能不挨臭虫咬啊？！
啥时候，我们连队能有条石子路，上工路上不暴灰？
最难忘的是第一次割麦子。
南疆的六七月，白天气温至少在三十五六摄氏度，所以割麦期间，每天早晨四点多就起床，走到地里五点钟，趁太阳没升高，赶快收割。
男生每人是1亩2分地的任务量，照顾女生，好像是1亩1分地。每人一垄，约半个条田长。
老农工都是左手一搂一大把麦子，右手持镰哗哗几下，割下来基本上就够一捆了。一会就跑我前面十几米。
我哪有那个手脚，只能几撮几撮地割。还不会打麦捆，一捆老散。
有经验的老农工到早上八九点钟，就完成任务回家了。慢点的人到十一点，也都割完走了。
望着前面近百米，只有我那垄麦子还高高地站在那。
我想站起身，腰却酸得怎么也直不起来。干脆，就半蹲半跪地割吧。
头上背上也不出汗了，就觉得胸闷口干，好像心里在往外“滋油”。后来我看书上描写说，人给晒得“冒油”，中医说“伤失津液”，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我趴在麦捆上，真恨不得死过去，死过去啥也不知道，就轻松了。
但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得鼓起革命的勇气，起码定额得干完啊！
后来的几十米，我几乎是趴着，爬着，一撮撮地割下来。
割完最后的几米，我摇摇晃晃走到大渠边，喝了几口渠水，就倒在大树下。
直到五点多钟，有位骑车的老农工经过，看我通红发烧的样子，用自行车把我驮回连队。我一直记着这位好心人。
第二天，我起不来了。第三天，我照样出工。
当农工的第二年，我们团里引进水稻，用水田来压盐碱。插秧、灌水、收割、晾晒、脱粒，我统统干过。
记忆最深的是稻谷脱粒，用当时最先进的机器“康拜因”。
男工负责把稻捆挑进来，女工的任务是用杈子把一捆捆的稻谷往康拜因的“大嘴巴”里送，还算个轻活。
只要机器一开动，谷壳稻灰扑面而来，呛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天再热，我们都得穿长衣长裤，把袖口裤管扎紧，戴上口罩，再用白纱布把头部紧紧包住，只露出一双眼睛。
上白班时，太阳晒得人浑身刺痒，也没有办法挠。工间休息时，晒场上没有树，我们就钻到牛车下面躲太阳。
晚班是从晚上十点到早八点，夜里两点吃一次夜班饭。饭后休息半小时，我们每个人在稻捆垛上刨个坑，钻进去。再用纱布在脸上支起一个“小蚊帐”，抓紧睡觉。
每天下班互相一看，那是真正的灰头土脸。再懒的人，也得从头洗到脚。
冬天，我们连近百人的队伍拉到博斯腾湖湖边去割苇子。
第一天，先割苇子，扎苇把子，各班给自己支起一个个三角形的窝棚，里面铺上很厚的芦苇当垫子，铺上被褥，就是宿舍。
第二天开始干活。男工到冰上割苇子，运苇子。女工则坐在露天地上，把芦苇破成苇篾子，打成捆。
怎么破呢？每人发一个有四孔的铁制破篾器，将苇子一点一点地送入，拉出来就成为四片苇篾子。
那时已顾不上什么好看难看，所有能取暖的衣物都套到身上头上。每个人手上都有多次被篾子划伤出血的痕迹。
最难受的，是早上起床。
夜间零下20摄氏度的湖畔，没有任何取暖设施，每个苇棚睡四五个人，整夜就靠被窝挤被窝“抱团取暖”。每个人都蒙头而睡，被面上是一层冰霜，早晨谁也不想钻出被窝。
刚开始大家还天天洗漱，后来冻得受不了，索性不洗了。
现在我想起那种冷，还会不寒而栗。“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当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还能再经受得住那样的“考验”吗？
整整一个月，我们班师回连。过年。
那时，我们就是一个念头——改造思想，“广阔天地练红心”。
40年后同学们在微信群里聊起周环在新疆兵团的经历，引起了曾在内蒙兵团的侯玉茹和新疆插队的韩菊强烈的共鸣——
兵团战士也是“兵”侯玉茹
从小就做着一个梦，梦想着有一天穿上军装，当上一名飒爽英姿的女兵。可是到了我毕业的那一年，没有征兵的任务，随之而来的是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学校招人。
当不了兵，我就报名参加了当时称为“解放军序列”的内蒙建设兵团，当上了一名兵团战士。
1969年我16岁，离开了北京，到了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我们早出操，晚点名，白天干农活，过上了亦军亦农的生活。
平平淡淡，快快乐乐的。然而到了1973年连队的现役干部纷纷转业离开了连队，连队的连长、指导员陆续换成当地农场的人担任。
我们也不像个兵了，我就动了离开兵团的念头。
我来自高原
青春与青海 刘凤英
对北京人来说，青海很远，对我来说，青海离我的青春很近。196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北京为部分省电台代招播音员，三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被录取，分配到了青海省电台工作，其中一个就是我。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远离家门坐火车的情景。
1964年9月24日，我们坐上了通往青海省会西宁的火车。整整两天两夜的行程，一路上我们丝毫没有睡意，不是不想睡，而是睡不着。无论白天还是夜晚，火车每到一站，我们仨都要下车在站台上看一看。
正像作家贺敬之的诗中所写的那样：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
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
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
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
………
就在这不成眠的夜晚，我们不知是激动，还是留恋家乡北京，带着这复杂的心情，我们听了很久，看了很久，也想了很久。
青海省会西宁海拔2300米，气候条件非常恶劣，常年雨水少，风沙满天。夏天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需要穿长衣、长裤，有时还需要穿两件衣服。
休息日从街上回家，鞋上裤脚上到处都是厚厚的一层黄土。遇上起风，漫天的黄沙刮得人睁不开眼，只能背对风沙暂时停下脚步。
那时我们住的宿舍离公共厕所很近，当年的厕所是旱厕，没有冲水马桶。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刚出门，突然看见有好几条白色的虫子，也许是蛆吧，在门口爬着，由于有门挡着，虫子爬不进屋。当时吓得我大声尖叫，将屋里的人都喊了出来。事后同志们还开玩笑说，是虫子们在给我们站岗呢！
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我们并不觉得苦，每天都跟着前辈播音员学习业务知识，并且很快都能适应本职工作。就这样，在青海一干就是25年。
去远方 李小梅
时下网络流行语：远方有多远?我要去看看。
1972年高中毕业，因为哥哥当兵，我属于家中唯一的孩子。按政策可以不下乡，但是我拿着户口本走了，为了去“广阔天地”。1974年，长春电视台（现吉林省电视台）从知青中挑选电视播音员，我被选中。
1975年，西藏电视台开始组建，全国各广播系统大力传达此消息，鼓励大家报名。没人动员我，我没有和任何人商议，在第一时间写了进藏申请——现在回想起来，那一瞬间或许是冲动。但我想，在当时不会有什么人可以改变我要去西藏的意愿，因为，西藏在我的想象中一直是个天高地远的神秘地方，我要去看看。
我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母亲知道后已经生米煮成熟饭——我的申请一交出，当时的广电总局就以飞一样的速度批准了。母亲哭了。现在回想，我可能真的是个“熊孩子”。
广电总局热情地支持我这样的自愿报名者，所以进藏的路比起出藏的路真是“一片坦途”。长春——北京——兰州——拉萨，大约用了一个月时间，抵达了拉萨，住进了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大院儿里的一间小宿舍，成了拉萨人。
藏装小梅
放下行囊，我立马就去了八廓街，东遛西看，然后就钻进了“甜茶馆”——那真是天大的笑话啊——当年，西藏的甜茶馆是没有女人进入的。或许那时的藏汉关系没有后来那么紧张，也或许因为我太年轻、太突兀，总而言之，满屋的藏族男人看着我，随之善意地笑了，我堂而皇之地喝完了茶。
当年的拉萨，不是现在旅游者要去“看看”并“安放灵魂”的拉萨。那是一个安静无比的地方，下午街头基本就不见行人了。老拉萨人都记得，当年只要来了新人，在街上你马上就会被认出是新面孔（汉族）。
除了在八廓街有一些买卖尼泊尔货品的小商铺，拉萨只有一家小小的国营百货商店，一个小小的书店，一个比现代人自家浴室大不了多少的公共浴堂。我们吃的青菜全部要靠自己种，冬季基本就看不到绿色了。有人从内地回来，送给你一只柑橘，都是稀罕珍贵的礼物。
电台就在布达拉宫山脚下，夜晚仰头，可见挂在布宫上空的明月，漫天的星星似乎触手可及。记得我还参观了布达拉宫——没有过卖门票历史的原始布达拉宫。
当年的西藏电视台无人，无设备。除了我们五名来自各省台的自愿报名者，还有就是中央台淘汰的一部电视转播车。当年建发射台，埋设电缆，都是我们自己抡大镐刨沟，在海拔三千多米的缺氧状态下完成的。
父母在 也远游 焦津胜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家庭，从小父母就教育我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上小学五年级时，因为写了篇《为革命而学》的作文，我被选为“贫下中农管学委员会”学生委员，后来又当上学校红卫小兵兵团“司令”，现在想起这些称谓，都会觉得可笑。
当年自己的嗓音不错，时常上台演唱样板戏、领唱革命歌曲，作为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每当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我都要上街宣传一番。
1974年，我在北京顺义城关中学上高一。一天，西藏广播电台来学校招播音员，老师推荐我去应考，考试内容是读报和唱歌，这对有过登台表演经历的我来说，不算难事。
果然，初试、复试顺利通过。我和县里其他学校的学生一共7人，被西藏人民广播电台选中录用。
“你真的要去西藏？那可是个高寒缺氧、生活艰苦的地方，其他六人都来自农村，只有你是城市户口，你可要想清楚啊！”
一些老师、同学好心地提醒、劝阻我。
在征求家人意见时，奶奶哭了，她虽然不识字，但知道北京最好，西藏太远。父母则沉默了几天，才对我说，尊重我自己的意见。
多年后，我才知道，他们其实并不那么“革命”，也有自己的“盘算”，觉得孩子去西藏工作，至少可以躲避上山下乡，不用去插队。
当时党号召“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因此，长期担任学生干部的我没有丝毫犹豫，就决定进藏。我想：既然自己被边疆广播电台选中，怎么能不响应党的号召呢？况且广播电台对自己来说，又是那么神秘。
临行前，我在学校的欢送会上还做了发言，批判了“孔老二”“父母在不远游”的腐朽思想，表示了服从组织需要、为边疆贡献青春的坚定决心。
出发前的那天晚上，父母把能了解到和想到的，都准备了，从高压锅、电炉子、棉衣、棉被、皮手套，到牙膏、牙刷、常用药品，塞满了我的旅行包和大箱子。
车站送别，无意间发现父亲的泪眼，那是我从未见过的。
此时，对自己的决定，我有过片刻犹疑，心头闪过一丝悲凉，但很快，就被一股“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豪情冲散。
那一年的10月，17岁的我作别家人和同学，踏上了进藏之路。
我来自田野
土生土长，高门大嗓 唐丽珍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农村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朗诵，只知道高门大嗓、声音洪亮就好，我就属于这种情况。
也许是这种原因，在学校“革命文艺宣传队”我是报幕员，运动会上我是广播员。
1972年中学毕业，我回村当上了一名大队广播员，我利用广播宣传中央文件精神，播报大批判稿，广播村里的好人好事，把村广播办得有声有色，也被当作经验推广到全公社各大队。在这一年我也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唐丽珍
扯块化肥袋我铺地就睡 肖泽红
1974年6月，我从湖南湘潭高中毕业后，再无书可读了。
心情非常压抑。郁闷地回到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从挖土、挑粪，到插秧、扮禾，真正体会了“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的滋味。
家里五姊妹，我是老三，姐姐和哥哥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回家务农，挣工分养家。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农村实行大集体生产，俗称吃“大锅饭”，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一年劳作到头，分配的口粮还不够吃。
最辛苦最难熬的是每年七月中旬到八月上旬，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的季节。南方的夏天酷暑难耐，水田里的水晒得烫脚，太阳晒在身上火辣辣的。
收稻子只有脚踏式打稻机，非常消耗体力，全天劳作，衣服全湿透了。中午收工回到家中，没有电，更没有电扇，吃了饭后扯一块化肥包装袋铺在地上就睡，以恢复体力，下午再干。
那时天天在想，这日子啥年月是个头啊。
我曾是工人
“大干100天，以实际行动支援世界革命”邱志军
大山，还是大山。
1969年3月，我坐在工厂接新学员的汽车上，心中充满了对工厂、对工作的好奇和憧憬。汽车出了延庆县城不久，就进入了重重大山中，一路盘山道曲折惊险。
工厂从外表看就是普通的山，其实每座山都被掏空，有十几个车间，分别建在各个山洞中。进去后里面灯火通明，机声隆隆，一派嘈杂繁忙景象。
960厂隶属国防科工委，是军工企业，生产7.62毫米口径的半自动步枪。工厂位于北京市延庆县与河北省交界处——后城。当时出于战备需要，这种大中型军工厂一般都建在深山中，建厂原则是“靠山、隐蔽、分散”，被称作“小三线”，“大三线”则指建在我国大西南地区的大型军工单位。
后来才知道，进这种单位工作，“政审”相当严格。
进厂后，我被分配到机修车间当学徒。当时工厂管理非常严格，每个车间的工人只能凭出入证进出自己的车间，绝不能进其他车间。而我这一工种负责修理全厂机械设备，给我提供了可以进出各个车间的机会。
当学徒对于刚走上社会的学生来说，是新奇的，也是辛苦的，什么重活、脏活都要抢着干。要想多学东西，就要多干、多问、多实践，要虚心，要用心，绝不能偷懒。
记得在我学徒的第三年，工厂提出大会战口号：
“大干100天，产量翻一番，以实际行动支援世界革命。”
于是全厂加班加点，三班倒，歇人不歇设备，因此设备故障率显著增加，维修工作量极大。这次大会战也给我提供了大量实践的机会，我的维修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当时学徒工的月工资第一年16元，第二年18元，第三年21元。现在听起来简直低得不可想象，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果不是太“奢侈”的话，养活自己一点都没问题。那时物价便宜，一个素菜5分钱，一个鸡蛋8分钱，一个熘肉片2毛5分钱，红烧肉3毛钱。
记得我第一次领到工资，除了换够当月用的饭票，就所剩无几了。那时整天都穿工厂发的工作服，除了买些学习用书和生活必需品外，基本上没什么花销，自给自足虽然没有问题，但也没有给家里的钱了。直到第二年涨工资了，才给家里买了一个当时的新潮物件——电子挂钟。
由于工厂离北京较远，不能每周休息，而是每月连续工作25天，集中休息4天，外加1天往返的路程假。
我们工厂休假也很有特点，几十辆进口的墨绿色斯柯达克拉莎超大型豪华轿车一路行来，威风凛凛浩浩荡荡，形成了一道令人羡慕的风景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国家代表团来了呢。
由于我的左眼视力超常，曾被借调到总装车间担任校枪员，这个工作也很有意思，每支枪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校对，对其精准度要求很高，光凭仪器还不行，需要人工实际校验。这一经历使我在广院“学军”时占了便宜，最后射击打靶时我的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
在工厂工作7年多的时间里，有苦，有累，有欢乐，有收获，可供回忆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前几年可能是出于怀旧心理吧，我去了一趟工厂旧址，曾经“为支援世界革命大干快上”，曾经热火朝天、机器轰鸣的昔日工厂，早已不见了，留下的是被拆掉的厂房，填充的山洞……工厂早已停产关闭。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社会的发展，这类军工企业由于生产产品、地理位置、生产运输成本等原因退出了历史舞台。
所以我在开头说的工厂位置、产品等，也就不算泄密啦！
机床边的三班倒 关蕾
1970年，已经从精神上、物质上都准备好上山下乡的我，忽然走了狗屎运。
由于“文革”开始5年来，一直没有招工，北京市各工厂人力告急！突然得到通知，七〇届初中毕业生全部进工厂。
耶！
本来呢，看着前几届毕业生，不是插队，就是兵团，我估计自己也是这个路数。此时，爸爸的老战友来招兵，老爸却对人家说：我家男孩儿可以当，女孩儿不当兵。
不让我去。哼！后来才知道，老爸心疼闺女，不想让我走远，要让我留在身边。
在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能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实在是太幸运了！我光荣地成为北京市机械局所属第二通用机械厂的小车工。
关蕾和机床
那年，我16岁。
我跟着像妈妈一样的高师傅，学会了操作C620、C616车床，经我的手车床出了许多漂亮精巧的零件，当时感到自豪又激动，特别有成就感。
同时，我也尝到了作为一名产业工人的艰辛。现在想起来，16岁的小孩儿，白班、中班、夜班三班倒，常年轮换。记得上大夜班，是夜里12点上班，下半夜2点吃顿饭，早晨8点下班。
每次到了凌晨三四点时，困得我呀！眼睛怎么也睁不开了。高师傅说，去，洗把脸，到车间门口吹吹风儿，清醒一下！
早晨下了班，赶快骑车回家，十几分钟到了家，倒头就睡。
一直睡到傍晚，昏天黑地的，一看表，6点？就蒙了：这是早上6点，还是晚上6点？妈妈问：“一直睡，你不饿呀？”
现在，60多岁了，有时间了，却总睡不着。
多么怀念小时候啊。
气缸·齿轮·我 金重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父母被揪斗，有段时间一听到敲锣打鼓声，我都会禁不住心颤。尤其是母亲被关地下室那段时间，我很孤独，曾一个人从电信大楼地下室的窗口走过，想看到母亲，却见不到面。
我父亲1940年参加革命，我母亲1939年15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母结识于新四军部队，在新四军电台从事的就是像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那种收发电报的保密工作。
那时，我不理解发生了什么。
由于父母的原因，我大哥失去了当海军航空兵的资格，我想参加红小兵的愿望就更甭提了。
1968年，我的三个哥哥先后去黑龙江支边。如今我读到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中“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时，想到当年走到铁轨前和江边码头送哥哥们离杭的情景，仍会泪水模糊双眼。
三个哥哥去了黑龙江支边，使我有机会中学毕业后留在杭州。
我和几个同学分配到工厂。那是交通部直属汽车第八分公司汽车保养场，据说当时是战备单位，场里有200辆解放牌卡车，打起仗来就要用到它们。
我去保养场报到后，一位师傅告诉我，我将被分到钣金车间去。现在看来，这个车间修理汽车外壳儿，比较轻松、干净，技术性也强。可我当时想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分在这个车间，心中很不情愿，就向师傅表示了我要与多数同学一起当修理工的愿望。
有位技术熟练的年轻师傅曾说：“躺下像是条狗，站起来才是个人”——这就是我当时做汽车修理工的生活写照。我成天要跟气缸、气门、齿轮、活塞、汽油、机油等打交道。
在那里，我第一次听说“回丝”这个词儿，起先还当成是经纬的“纬”字，后来才知道，就是指的棉线团儿，最能吸油垢的那种。
在那里，我懂得了拧螺丝的技巧：只有上下左右兼顾，才可避免拧偏、拧过头的现象发生。
那段时间，我还使用过钢锯在工作台上锯些金属材料。记得我大哥有一次来场里，看我穿一身工作服，吃力地锯着什么，心疼我，怕我干不了。我对哥哥说：无论老师傅教会我干什么，我都一定能干得好！
15岁进铁路司机学校 白学礼
我出生在郑州，在我幼年，父亲病故，母亲没有固定工作，家中经济非常困难。
初中毕业后，我没有继续念高中，而是考入了一所管吃管住的铁路技工学校，开始了我三年的学工生涯，在当时这对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来说，已经是很满足的事了。
学校是全日制住校学习，每月为每位学生提供十元零八角钱的伙食费，分成早、中、晚餐券发给学生。每天开饭时，在兼做学生食堂的礼堂中，同学们按小组围成个圈，席地而餐。伙食不能算很好，但对于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经常都吃不饱肚子的我，总算是有了不挨饿的基本保障。
通过入校和毕业时的体检表可见，三年时间，我整整长高了10厘米。
身材最高、年龄最小的我，由于在初中就是班干部，所以入校后被班上和老师推荐到校学生会，任文艺宣传部的副部长，主管学校三届学生和二十多个班的板报宣传、对外包场电影的联络及校园广播站工作，这些都锻炼了我多方面的工作能力。
我所在的铁路技工学校，有自己的校办实习工厂，车、钳、刨、铣设备设施一应俱全，还担负着为铁路列车生产一些零配件的任务。学生都发有工作服、手套等劳保用品，轮流在校办工厂实习劳动。这样，15岁的我，离家住校独立生活，基本上解决了自己的生计，减轻了家庭负担。
因学有专长，毕业时对口分配，我没有像读高中的学生那样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直接进入铁路系统，当了一名铁路工人。
国家培养了自己，自然就要听从国家分配，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母亲深明大义，她忍住爱子之情，在我毕业后，挥泪送我到离家千里之外的四川去工作。
“文革”中受全国“停产闹革命”的影响，国家普遍物资供应匮乏，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每人每月只定量供应半斤肉和二两菜油，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工人，每月的粮食定量也只有30来斤。
长期的营养不良和独立生活能力的欠缺，导致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就患上了急性黄疸性肝炎，住进了医院。
这场病后，我深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像运动员一样，每天用两个小时锻炼身体，一年四季，无论是酷热的三伏天或是严寒的三九天，都从未间断，整整坚持了六年。
